乔治克罗斯岛·第十一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二年一月间，德国空军和意大利空军联合加紧了对马耳他岛的轰炸。这时希特勒已把凯塞林元帅从俄国战线调来，负责消除马耳他岛对德军的威胁。他们用于对该岛进行空袭的空军大队也增加了不少，一个月来西西里岛的德军对马耳他岛的大规模空袭达五百多架次，这些大规模空袭预示着某些重大事件即将发生。但是马耳他岛仍在坚持反击。尽管岛上的飞机少得可怜，瓢泼大雨又使岛上机场一片泥泞，马耳他基地的飞机仍不断地对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一些港口和机场进行骚扰破坏。
由于我们掌握了德军的奥尔特拉密码情报，向非洲隆美尔部队输送供应的德国护航运输船队现已很少不为我们事先所知，因此我们必须精心保护我们的情报来源。我们在每次发起攻击前若不进行明显的侦察活动，敌人就可能会起疑心，我们宝贵的情报来源也就很难保得住。我们对德国航运输船队进行了不折不挠的跟踪，侦察机飞行员，诸如艾德里安·沃伯顿空军上尉等人冒着极大的危险，一次又一次临公海和港口搜索、观察目标，带回了详细而有价值的照相资料。
由于极度缺少汽油和飞机，马耳他岛空军司令休·皮尤·劳埃德空军少将(后来升为空军上将)无法为了及时对付德空军的来袭而在马耳他岛上空保持常备的战斗空中巡逻。他的信念在于进攻，他的主要目标是组织进攻。于是飞行小时不得不极度压缩，节约使用。轴心国部队咄咄逼人，西西里岛离此仅六十英里，形势令人焦虑不安。岛上的雷达虽很有用，但有弱点，空袭预警往往太短促，使塔卡里或哈尔法机场的飞机来不及升到有效截击高度。大量的敌机突破我防线并破坏我机场、炮兵阵地、海军设施，甚至摧毁我宝贵的飞机。因此，我们必须尽早获得有关敌军实力、作战意图和部队行动等情报。这也就是我们Y部队在监听、破译、埃尼格马码和一般性低密级情报方面能够扬长之处。
过去我们已向马耳他岛派驻了一支野战分队，部署在地中海的心脏部位，这极有利于监听意大利和德国在地中海中央盆地、南部法国、科西嘉岛、撒丁岛和亚得利亚海一带的无线电通信。一九四二年以前，该分队的工作主要是监听德国和意大利的无线电报和少量意大利无线电通话。德空军的通信大体分两大类：首先是地面场站之间的加密通信；其次是轰炸机、侦察机与其基地之间的战斗通信。后者大多也是密码。好在德国空军是一个组织得很完整的体系，他们战斗密码多数适用于各战区。布莱奇莱方面由于掌握了德军在西部战线的大量密码，早已能破译敌人大部分低密级电码。但在未能识别敌人特别密码之前，目前只能破获敌人少数情报。如能识别其特别密码，我们就可破译战斗中截获的大部分通信。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敌部队的呼号做到我们所说的“跟踪足迹”，以及靠测向仪进一步确定敌通信联络的发射源。
同时，后方苏伊士公路司令部随时不断地向野战分队通报各种变化和发展情况，它可向瓦莱塔 [ 译者注：马耳他首府 ] 作战司令部迅速提供经过整编的情报。这分队的监听计划还受埃利奥波利斯 [ 译者注：一古埃及城市名 ] 的指导，如应监听什么频率、什么新的通信等，并向分队提供该地区敌空军活动的详细情况和一切有助于识别敌部队，迅速准确破译敌军通信的细节。野战分队则反过来向苏伊士公路送交他们的日志，并根据敌日常活动的信号向上级单位提出看法，同时将所有通信电码直接送回布莱奇莱以便破译和分析。
被马耳他岛分队截获、破译和处理的通信是双方在战斗中所使用的典型的作战通信：侦察与气象机发现护航运输船队的观察报告；轰炸机接收基地指示和发回的轰炸效果报告；返航飞机得到的降落指示等。将司令部设在墨西拿的凯塞林元帅正在加紧对马耳他岛的进攻。这时德军除了战斗机和意大利的飞机，还有五个斯图卡式Ju．88俯冲轰炸机大队、一个Ju．87轰炸机大队和许多Me．110型战斗机大队。为了要截获一切可能侦听到的通信，侦听员们承受着很大压力。
除野战分队向马耳他岛司令部直接提供情报外，布莱奇莱当时也向该司令部分发从埃尼格马密码中分析出的任何有关的高级情报。这些情报先发到瓦莱塔特别联络分队，然后转到为数极其有限的军官手里。这些军官有权处理这些材料，而野战分队所处理的那些埃尼格马通信只限于有助于他们破译和校对所截获的低密级通信的材料。
一九四二年起，分队的负担增加了。有一次，在马耳他岛北部靠近圣保罗湾的考拉角工作的雷达员对雷达显示屏上的干扰感到困惑不解。经查证，这是德军甚高频无线电干扰的结果。侦听员还查实这是德空军的通信，很可能是驻西西里岛空军飞机发出的。马耳他岛野战分队对处理德军无线电通话没有经验，因而向苏伊士公路请求帮助。因我在英国曾致力于这类通信的破译工作，而且刚离英国不久，自然就派我去帮助他们。但当时马耳他岛上的妇女都在撤退，没有任何妇女被派驻在岛上。尽管在马塔法军事医院还有“亚历山大女皇帝国军事护理队”的军官，但岛上没有空军妇女辅助队、陆军运输勤务队或皇家海军妇女勤务队。作战室的计划人员主要都是男空军人员，由英国和马耳他官兵的妻女们为他们服务。
当这类新通信的详细情况第一次报回开罗时，罗利·斯科特－法尼正在出访我们驻勒旺岛的分队，但我决心去帮助马耳他岛分队。罗利不喜欢我的想法，他一回来，就建议由苏伊士公路派人去。我被他的决定激怒，因为这是我到中东以来可使我在金斯顿的经验付诸实践的第一个机会。这决定给我沉重打击，我开始预感到如果我当时不采取坚决的态度，以后会遇到多大阻力。如果我是男人，毫无疑问会让我去，但仅仅因为我是个女人就不让我从事此项工作，而在这方面我比他们建议派往马耳他岛的任何人都更有经验、更有资格。
“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你到底为什么偏偏要把我从金斯顿调来！”我问道，“我在那里正干得很得劲儿。你说你需要一个能处理无线电通话的合适人选，而现在当这个人第一次可在地中海真正实际运用她的经验时，你却说，‘我们不能让妇女上那里去！’”
“我很抱歉，但这是不能考虑的事。”罗利固执地回答说。
我继续与他争辩，但毫无用处。最后我愤怒和沮丧得哽噎住了。我拿起厚厚的德文字典向他掷去。可是没打中，我怒不可遏地冲出了办公室。如果我真的牺牲了，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单身女孩子，如果死了，不是比一个已婚的或已有子女的男人去死更好吗？最重要的是要去马耳他岛侦听德国人的无线电通话。那里的分队不会恰当地处理这些情报，而我会。因为我很熟悉这类通信，我知道该怎样处理。
我往达尔班加大楼的基督教女青年会走去，在古老的阿拉伯宫殿的后院选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太阳透过“穆斯阿拉比亚”花格屏在地板上映出各种图案。多么宁静啊！我的愤怒平息了。事后罗利打电话给我时，我对自己发脾气感到非常惭愧，我向他道了歉。
“我一直到处找你。”他说，“我到过特德那里征求他对此事的意见。”罗利解释说，地中海空军司令特德说，中东空军妇女辅助队最高行政官可能反对。“但是他说一切取决于你，”罗利补充说，“如果你准备去，他不反对。他为你祝福。”
对罗利，有一点是靠得住的，这就是一旦他下了决心做一件事，他真的会全力以赴。他说：“我想我们在空军妇女辅助队最高长官那里会遇到麻烦，但是特德说他会亲自安排，我到调度室去过了，他们想让你明夜启程，有一架水上飞机来接你。特德明晨来看你。”
在那时之前，我未曾见过司令阿瑟·特德空军中将。我知道自己是个低级军官，第二天我向他报告时心里总是有点胆怯。其实我当时不必因胆怯而不安。
“我听联队长斯科特－法尼说，你决心要去马耳他。他说，“他向我说明了德国无线电通信情况，我当然同意派你去是有益的。那里的雷达探测很不完整，他们希望得到任何有关早期空袭预警的情报。但眼下那里十分艰苦，我不能瞎说那里没有危险。德国佬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用来轰炸那个地方。”
“是的，长官。我明白。”我告诉他，“但在英国我们也是相当危险的，我确信我会对前线有所帮助。”
他的回答是一番鼓励：
“行，好姑娘。联队长目前有些不同意，但他以后会同意的，我已命令他们为你开一些证明，让你带着。你待会儿来取。一封给空军司令劳埃德空军少将、一封给梅布尔·斯特里克兰小姐，她是当地报纸的编辑，一位不屈不挠令人难忘的妇女。你会喜欢她的，我已要求她留心照顾你。”
我以一种我希望是恰当的方式谢了他。“他们那里现在很困难，”特德接着说，“所以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撤出部队的家属。我希望你明白你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这是我为阿瑟·特德效劳的开始。对于我是一个妇女这一事实他并没有什么评论，对于我能够完成以后的工作，他表示赞赏，谈话到此结束，他站起来伸出手，“自己多保重，麦克！他们叫你麦克，是不是了等你回来时给我一份全面的报告。”
“哦，对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他在后面叫我，“带上头盔，你会用得着它的。”
不久各方面都同意我去马耳他岛。我向苏伊士公路要了几份我在英国发的德国战斗机的编号资料，并经他们许可带走了关于在西西里岛德意战斗机部队的一切零星资料。他们也告诉空军部情报部四局在我去马耳他岛之后向我发报，告诉我任何新密码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们所知的轴心国敌军情况。
本来计划安排我当晚乘“克莱尔”号水上飞机离开开罗，但是由于临出发时天气不好，飞行计划取消了。第二天星期五、十三日晚上，肯·乔尔斯和罗利带我到罗德·埃尔·法拉格的停机场，在那里我得知达夫·库帕斯是我同行人之一。他们是从新加坡回国，而库柏斯在新加坡当公使、对内阁作远东事务的咨询。在此航班中唯一的另一女子是迪安娜。与她交谈中我知道她很怕乘飞机，但尽管如此，她表现出很好的自我控制力，而且她似乎更关心的是她丈夫的安全。
飞了几小时之后我们到了马特鲁港对面，副驾驶员走到后舱宣布我们正在折回开罗，因为他们得到通知说，有一架英国“桑德兰”式水上飞机正在直布罗陀至马耳他岛的途中，马耳他岛未作好在卡拉弗拉纳湾同时出现两个这么诱人的目标的准备。凌晨我们在尼罗河地区降落。第二天晚上我们第三次试图出发，迪安娜变得更加心神不宁。当我们最后接近马耳他岛时，马耳他正遭受敌人数小时的空袭。副驾驶员走到后舱告诫我“可能有麻烦”，要我在紧急时照顾迪安娜。敌机正在穿梭飞行，马耳他岛的两架战斗机来掩护我们进入马耳他。然后在岛的外围飞了约半小时降落在卡拉弗拉纳的马萨、锡罗科。达夫·库帕斯夫妇被悄悄地带到政府楼，分别前迪安娜热烈地拥抱了我。后来我在马耳他再也未见到他们。不过在到马耳他岛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妈妈来信，告诉我迪安娜好心地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有关我的消息。
由于特德空军中将建议把我派到马耳他，马耳他的空军司令休·皮尤·劳埃德空军少将已安排我在斯特拉达·里尔山顶的威斯敏斯特旅馆就餐。因为他们觉得我在司令部的全部是男人的食堂吃饭不大妥当。但我不得不在拉斯卡里斯隧道就寝，这是个地下养兔场似的一排排小房间的通直道，是马耳他岛作战神经中枢。我被安排到一间原先是给该岛总督威廉·多比中将阁下的小卧房。威廉·多比当时正住在该岛中心的圣安东宫。当我看见刷在门上的“阁下”二字时，不禁暗自好笑。
我到马耳他岛的当天，一百多架敌机袭击了卢卡机场，我们三架宝贵的“威灵顿”式飞机被毁，另外七架受损。瓦莱塔和格兰德港也遭到闪电式袭击。德国人的轰炸机编队由四、五架飞机组成，它们在一、二十架战斗机和负责高空掩护的Me．109型战斗机掩护之下，向马耳他岛进行袭击，看来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到达马耳他岛时，他们就在一万八千英尺或更大高度向下俯冲，对他们所选定的目标投掷炸弹。哈尔法、塔卡利和卢卡机场经常是他们的袭击目标，而且最先挨炸的总是卢卡机场，因为这是我们英国皇家空军的主要轰炸机机场。如无法袭击卢卡机场，他们就对瓦莱塔、格兰德港的港口和船坞狂轰滥炸。他们密集的战斗机掩护使皇家空军很难接近他们。
尽管当天的空袭警报持续到黄昏，我在马耳他的第一个下午是和通信主官布洛姆菲尔德空军中校在一起，他开着吉普车带我到锡吉维野战分队，马耳他岛最边远的地方离此约六英里。在那里我和他们讨论了对敌通信的侦听和处理问题。我详细地审阅了他们一直坚持记载的无线电通信日志，我很快认出了我在西部战线侦听敌部队时所熟悉的密码字。由于外语人员奇缺，这里的部队只能配一名操作员(马歇尔军士)监听锡吉维德军的甚高频通信，德、意部队的高频无线电话由丁格利皇家海军站的一位文职人员德马里埃尔先生(我想他是瑞士人)负责侦听，可惜他已将他全部日志送回英国海军部和驻埃及亚历山大的海军。
现有的这些资料完全表明，这类通信中具有相当大的战术价值。问题是怎样多截收一些以及怎样尽快把情报送到瓦莱塔作战室。按当时的通信体系是无法做到的，当丁格利截获了消息，通常是以电话报告驻瓦莱塔基地的无线电军官，他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派人跑步通过错综的坑道送到数百码以外的作战室里的指挥员。这样传递速度太慢，容易误事。在锡吉维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空军参谋主官和战斗机作战主官A．B．伍德哈尔空军上校(帝国勋章获得者)，在保卫英伦三岛战斗时指挥过达克斯福德皇家空军站的工作。这时他也和我一样十分盼望很快取得Y资料，因为他们在英格兰知道Y资料的重要价值。他们十分同意让我和瓦莱塔作战室的引导员坐在一起。这样我可处理侦听员传来的全部敌军通信，他们是多么迫切希望截获敌人无线电通话啊，为此通信主官曾建议架设一套侦听设施，将天线架设在作战室所在的悬崖上的圣约翰塔上。他的意见是要把一切信号都送到坐在作战室可俯视标图台的翻译那里，每当我们听到任何有用的消息，他可随时告诉引导员。但也有人建议就在作战室里架设两组监听设备。
然而这些建议都不实际。德国战斗机巡逻时使用的是频率分配体系，因此我们的侦听员监听时需自己操作。我的经验是要操纵一台接收机，记下无线电通信日志，并把消息传给引导员，同时还要注意标图台，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准确、有效。而且作战室的面积有限、噪声又大，要在那里做侦听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作战中心靠近“养兔场”顶头的一个大洞窟，高约八十英尺，光线暗淡，通气不良。室内放着一张标图台，在另一头有用木板隔开的几个办公室。
我们当时没有把握是否已监听到敌人全部通信。我请示布洛姆菲尔德空军中校是否可采取一个权宜之计：在考拉角雷达站组织一个昼夜值班，充分利用那里的一个约一百英尺高的桅杆，扩大我们的侦听范围。我打算自己去那儿监听几天，以便确定通信资料的价值。从日志看，这些通信似乎是敌轰炸机之间以及轰炸机与其地面引导台之间的通话。我们知道当时敌第54和第77轰炸机大队驻在西西里岛，在第53和第3战斗机联队保障战斗支援下，他们与“斯图卡”式俯冲轰炸联队和第26俯冲轰炸机联队第3大队一起对马耳他进行屠杀。
为活跃我在岛上的第二天生活，德国人决意连续空袭。我们整天处住“红色戒备” [ 译者注：最高战备等级 ] ，港口炮兵阵地炮声连天，“三城”——森格利、维托里奥扎和科斯皮库阿三城的统称——一直在进行坚定的炮火拦阻射击，甚至我在“兔洞”之下都能听得见，有时还伴随着Ju．88型机掠过本岛时的轰鸣声。白天我设法弄到交通工具到丁格利悬崖的海军部队去，我们穿过两旁为乳白色房屋的碎石路，沿着蜿蜒曲折两边砌有石墙的乡村小巷一路行去。
回首向瓦莱塔望去，只见片片田野交织相映。在格兰德港和卢卡上空的空袭正在进行，飞机在如同暴风雪般的高炮火力中飞来窜去。我没料到马耳他岛如此寒冷和潮湿，刺骨的寒风飕飕地刮着，想到当晚又将有多少马耳他人无家可归时，我感到一阵寒颤。看来敌人正在投掷高爆弹，未用燃烧弹。因为他们知道马耳他人简陋的家里没有多少可燃烧的东西，而高爆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造成相当大的震骇，使机场布满凹坑，把城市炸成一片废墟。
在建设得很好的丁格利海军通信站，侦听员正在努力工作，他们的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就像第一天在锡吉维得到的感受一样。不管岛上多么艰苦，上述两地的部队保持了极高的士气。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帮助马耳他人为生存而战。锡吉维皇家空军与丁格利海军之间的工作关系的确是很好。但是我想，管理我们设施的通信军官R．戴维斯、戴维森空军上尉和努力工作又热情的情报军官詹姆斯·罗伯逊空军中尉都希望上级派一个人来帮助改进无线电通信情报的传递工作。
马耳他总督威廉·多比中将的女儿西比尔·多比小姐回忆一九四二年最初几个月的敌机轰炸情况时写道：“这些轰炸肯定有可怕的规律和作战方式。他们在各个目标上空有条不紊地盘旋，进行高空瞄准轰炸或俯冲轰炸。通常一天三次，在每次之间有小批侦察机来调查破坏情况。大规模空袭通常在早晨八点半，第二次在午饭前不久，第三次在下午进茶点之后。如站在屋顶上，可看见一批批飞机首先袭击战斗机库，然后轰炸其它机库、港口、船坞和潜艇基地，最后随它任意对其它目标进行少量的袭击。有时我们可看清机翼上的黑十字标记，也可看见僚机怎样紧跟长机向同一点全体俯冲，在同一点上以令人生畏的精确度投掷炸弹。我们还可看见一枚枚或一串串的炸弹落下来时的情形，它们的速度似乎很慢。”
日日夜夜，无论周日和周末，轰炸机不断轰隆隆地飞过马耳他岛上空，有时我偶尔观察，便会看见敌机似乎成群而来，但也有时敌人单机袭击，可能从北方低空钻进来扔下水雷或炸弹，在我战斗机截击之前又逃之夭夭。
我认为，Y部队对这种低空进袭，打了就跑的战术没有多少办法对付。这些敌机除了空袭之后返回西西里机场时要求地面下达着陆指示外，在空袭之前和空袭之中都不必打破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通信的静默。大型飞机编队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他们在飞行员之间、飞机与基地之间、轰炸机与护航飞机攻击前编队时，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无线电联络。从无线电通话日志中我得知，其中有相当多的情况可补充到雷达标示的航迹图中去。但丁格利和锡吉维的侦听员必须善于鉴别有用的通信，作战室的引导员们也应懂得怎样将侦听来的通信情况与标图台上的其他情报相结合。
在此后三天，我坐在伍德哈尔空军上校旁边，处理这两个侦听分队用电话转来的信息。从开罗来的毫无暖气设备的水上飞机上像冰冻似的寒冷，而我是从炎热的埃及来到瓦莱塔这隧道中，更感到我的小卧房是那么潮湿和寒冷。我得了重感冒，多么渴望能洗个热水澡，可是岛上严重缺少取暖的油料，因此洗热水澡只是异想天开。我很感激空军司令善良的勤务兵强要我吃的阿司匹林和茶。
当劳埃德空军中将带我到里加古老的圣安东宫去拜见严厉的总督威廉·多比中将及夫人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欣喜。我有个印象，觉得空军司令和总督相处并不融洽。空军中将暗示，由于他和海军司令均首先要对在中东的上级司令官负责，因此这里的形势有些微妙。看来只有陆军司令是在总督直接管辖之下。我明白这种情况一定导致过某种摩擦。另外空军中将与海军司令威尔布拉汉姆·福特中间却有密切的合作与友好关系。
拜访了圣安东宫之后的第二天，我搭了顺路车到锡吉维去了一道。岛上风雨交加，幸好西西里岛的天气也是这样，德国空军被迫限制了它的活动。由于敌人停止活动，我们就有时间详细地讨论分队的问题。
几天之后，他们把我安排在圣保罗湾米拉玛旅馆住宿。从这里穿过田野小道到考拉角雷达站只需走一英里左右。考拉角野战分队架设了一台接收机，由班塔姆和凯利这两名外语人员从黎明至黄昏坚持值班。由于用了雷达站的高空天线，接收范围大大地扩大。这两名侦听员虽是侦听无线电话的新手，却也截获了不少通信。
完全可料到，米拉玛来了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的消息在塔吉利传开了，我被一群急不可耐而又不受约束的“飓风”式战斗机年青的飞行员所包围，他们吹着口哨，一直把我撵到了他们在古老首都马迪纳那儿的食堂。因为他们之中任何一人都有可能被打下来当了俘虏，所以，应该尽量不让他们了解我的工作。好在伍德哈尔空军中校在场，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伍迪”，他帮我消除了他们的好奇心。他漫不经心地说；“她在电台工作，从中东借调来的。”我用预先想好的遁词补充说：“当然，我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都靠镜子工作。”但是他们都很聪明，不再问我任何使自己尴尬的问题。
我在考拉角工作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与一名飞行员一起从雷达站回旅馆时，我们看见一架战斗机从水面低飞过来。
“它飞得很低。”我说，“我希望他未被打中过，如果他不拉起一点，我不相信他可到达塔吉利(在维多利亚山脊那边的机场)。”
突然响起了机枪声。
“上帝！”飞行员喊起来，“真是个德国蛮子。”我们敏捷地扑倒在这片开阔地边上的石墙后。那架Me．109型战斗机未打中我们，它继续向机场突袭。
“嘘！真悬。该死的畜牲！”飞行员喊道。“您没事吧，夫人。”
“没事，该死的！可是我……”我回答，“我的袜子弄破了，可是我一共只有两双。”
飞行员大声笑道，“你真伟大。”
我无言可答只好说：“嗯，人毕竟要懂得衣着整齐，你总不能让妇女辅助队的人衣着不整地到处乱走吧。”
我们笑着，但仍感到有点胆颤心惊。我们继续向圣保罗湾走去，可眼睛一直忧虑地注视这德国佬是否会在返航时再来袭击我们。
参加了几天实际的侦听工作之后，我又回到锡吉维野战分队。我深信如果我们要想截获全部有用的通信，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外语人员。作为权宜之计，我访问了当地的英国皇家空军人员，但只找到一个合格的和两个也许能合格的外语人员。罗利过去虽告诉过我两名侦听员正在来此途中——D．康期坦丁尼德斯上士和R．曼特尔上士。但我想，如果在丁格利听到的无线电通信中有海军的通信，譬如鱼雷艇的通信，英国海军也许会让德·马里埃尔只管海军自己工作。我知道有一些通话确属小斯克鲁引导的夜航战斗机通信，而德马里埃尔只以为是飞机着陆指示而放弃跟踪，对此我真有点吃惊。因为任何对驻马耳他岛的轰炸机不利的情报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我离开马耳他岛几天之间，布莱奇莱已证实西西里岛科米索出现了第2夜航战斗机部队。
由于敌人对马耳他岛的活动增多，部队急需更多的报务员。从晚上八时至早晨八时德国空军可安全通话，不必担心我野战分队的侦听。詹姆斯·罗伯逊很正确地判断我们失去了许多有用的无线电报，特别是中频的轰炸机通信。但由于岛上的粮食供应十分短缺，当局不愿增加岛上人员是很可理解的。尽管形势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工作，该分队直至我离开马耳他岛几周之后才进行二十四小时昼夜侦听，由詹姆斯和另一情报军官B．A．C．杨德尔空军中尉，在担任其他工作之余兼任报务员。
当野战分队与作战室的电话接通之后，我们马上感到我们真正在干番事业。由于坐在战斗机引导员身边的方便条件，我可根据敌机编队的呼号核对标图台上的标定并告诉引导员有关的活动情况。
我们所听到的典型通话是科米索主要引导台向德国飞行编队提出的警告，说他们已被我们发现。这种消息很显然来自于他们自己的Y部队。
“返回时注意向外观察。”我们常听到敌在通信中这么说，“英国战斗机已奉令飞到戈佐岛以北六千公尺上空。”
敌轰炸机领队发现他们的护卫战斗机施放雾化尾迹时会紧急命令他们注意，放慢飞行速度。我们可听到战斗机领队命令：“向Ju．88型轰炸机靠拢，英机正在截击我轰炸机，还有一架轰炸机无掩护。”
科米索引导台会插入一个命令：“保护轰炸机，英国飞机已决定发起攻击！”随后传出德机自己的雷达标定的消息：“英国飞机正在同一高度向你飞来。”
这时，我们比他们的飞机总数少得多的“飓风”式战斗机正在向敌机飞去，有人告诉他们有关敌Ju．88型轰炸机离队的情况：
“五弦琴(哈尔法引导台)，中红1号！戈佐岛以北有一架敌机，高度一万六千五百英尺。”当敌人听到这呼叫，会很快地喊：“红2号到红1号去。嘘，快！右舷2，一架敌机正向你俯冲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Ju．88型轰炸机不一定被击落，我们就可听见被击伤的德国轰炸机呼叫：
“立即派医生到机场，机上一人死亡。”科米索就警告其他飞机必须等到这架有伤亡的轰炸机着陆之后才允许降落。从这些通话中我知道至少有一架敌机被击伤。在激战时我们可能听到敌人说：“一架Me．109型战斗机在瓦莱塔以北被击中”过一会儿有人问：“它掉下去了没有？”“坠落了，这个家伙。”我们作战室就把这架敌机作为已证实的坠毁机而抹掉，或作为另一个“可能的”胜利。
如果我们的威灵顿式轰炸机袭击了西西里岛某一机场，我们就可听到敌机疏散到另一机场的通信消息。马耳他作战室就可充分利用此消息，对新转移的机场上的这些飞机再次袭击。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能提前发现敌机来袭击，就是最有用的情报。通常敌机只要一离开西西里岛，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可使我们作战室有十五至二十分钟时间指挥战斗机升空。敌人通话中诸如“到阿卡拉布里角取得高度。”“在灯塔上空二千英尺与轰炸机会合”等通话均具有战斗价值。当我们的轰炸机被敌人发现时，我们也会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我们知道德国人命令他们的战斗截击机编队在接近目标之前一直在云层之上飞行，就特别有用。但是我必须向作战部门指出，我们截获的德军引导台向其下属飞行部队发出的消息中，大部分又会被他们的Y部队听到，这就是说我们的无线电台的保密很差。
驻锡吉维的无线电报务员们勤勤恳恳地工作着，他们侦听到一些更有情报价值的加密电报。这些加密报中有地中海中部盆地、地中海西部和亚得里亚海等地区的侦察和气象报告，特别是当盟军计划对远离马耳他岛的目标进行轰炸和布雷时，这类情况更有价值。气象报告本身就很有用。即使截获的电报中没有透露护航队的确切位置，他们的观察报告也会详细地告诉我们关于我护航队的编成、航线和航速等情况。因为德国人发现这目标之后几乎肯定要对这支护航运输船队发起攻击，这时海军就可向其有关船队发出预警。护航船队在通过地中海时向它提供任何帮助都十分重要。
我们也会听到德国人指挥基地发给其轰炸机的指示或者轰炸机报回的战况。我们可能听到他们说：“商船起火了。”然后是该商船的位置。根据呼号我们可判明敌轰炸机攻击编队的规模，是德国人的还是意大利的。我们也可知道参战轰炸机的机型以及他们的出发基地。这些无线电报对马耳他战斗都有很大用处，有助于我们了解德国空军和意大利空军的全貌。这些情况在苏伊士公路和布莱奇莱汇编后又整编成完整的情况发回马耳他野战分队。
我的宿舍仍是隧道里的小卧室，我可穿过离剧场广场不远的一个洞进入“养兔场”。向下走一百五十步左右，就到了一个曲折的通道，最后可进入一条短的支道，支道尽头是一个东倒西歪的小阳台，这阳台在一座称“深渊”的悬崖上高达一百英尺，上面可鸟瞰格兰德港。我的小卧室隔壁是马耳他空军少将威尔勃拉汉姆·福特爵士。空军司令一直以总督的小卧室作为他自己的会客室，因为总督住在圣安东宫。我十分感谢他的周到安排，把它借给我，而他自己的宿舍却十分狭窄。此外，他还让他的勤务兵来照料我。
我初到此地时，作战室的工作人员对我半信半疑，现在他们终于接受我了。最初，我只能在威斯敏斯特旅馆神气地单独吃饭，现在他们允许我在拉斯卡里斯通道末端的军种联合食堂就餐。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看到我必须冒着枪林弹雨通过土墩越来越多的石子路回旅馆而感到内疚，还是由于我相当正派，才容忍我在男子食堂就餐。
有一天晚上他们邀请我从瓦莱塔过河到斯列马食堂参加舞会。舞会后为了免得我很晚在灯火管制的街上回家，他们劝我在那里过夜。德国佬恰恰选中那天晚上进行轰炸并且直接命中了邻近的房屋，我们都冲了出来看有什么可帮忙的。被炸毁的房子里有人痛苦地嘶叫——我听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会儿，这声音嘎然停止，就像收音机突然被关上了一样，除轰炸机隆隆声和高炮射击声外，一片寂静。一位妇女开始号啕大哭了，这奇怪而又原始的喊声逐渐变成尖声的惨叫。然后，像收音机又被打开似地，各种嘈杂和喧闹声骤然而起，人们在赤手扒砖石，并在恐惧之余愤怒地咒骂和喊叫。
当空军司令捎信来问我是否愿跟他到卢卡和哈尔法去的时候，我在岛上已住了约十天。他经常到炮兵和疏散场附近去视察。我想，他知道如有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去对部队的士气是有益的。在萨菲地带曾有过一场可怕的屠杀，那里是连接两个机场的临时疏散通道。过度疲劳、粮食不足、在恶劣气候下工作的困难、越来越多的伤亡(特别是马耳他团的伤亡)都已经开始影响岛上部队的士气。敌人毕竟是敌人，他们不会留情的，那天下午他们特别讨厌。我很高兴特德空军中将建议我带上头盔，但是“吹胡子瞪眼”(这是大家给空军司令亲切地起的外号)有股硬汉子般的决心，卑鄙的德国佬无法使他不安，他的信心壮了我的胆。他从炮兵阵地到装弹场，同士兵和飞行员不断地交谈着，称赞他们利用战斗间隙不知疲倦地填修弹坑，赞扬炮手们的不屈不挠精神，鼓励空军士兵冒着危险为飞机装弹和加油，完成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所作所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岛上还有一个人，她的勇气也使我难忘，她是《马耳他时报》的编辑、不屈不挠的梅布尔·斯蒂克兰德。大家都叫她梅布尔，她在她办公室下面的一个铃状的地下室办报纸。她父亲斯蒂克兰德阁下颇有远见，在岩石中开凿了这个地下室。整个战争期间，这份报纸每天早晨都出版。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她通过报纸向她的马耳他同胞们传输了她的大无畏精神。
英陆军部在二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警报中告诉中东司令部说：“我们认为马耳他岛极为重要，它既是一个空军补给站又是阻止敌人增援的障碍。无论采取多么大胆、果断的支援措施都不过分。即使轴心国继续保持对马耳他的进攻势头，降低马耳他的作用，但马耳他从全局来看，仍将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在最危急的几个月中可牵制敌人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又说：“我们无法从西面向马耳他岛提供补给，而你们从东面获得补给的机会又取决于我军在昔兰尼加的进展。在五月初之前，如无护航运输船队通过，形势将变得十分危险。”
空军部虽也评论说，他们“非常钦佩你们抗住了敌人不间断的进攻，”但这又有什么用。马耳他岛需要更多的和航速更大的战斗机——特别是喷火式战斗机。这会儿，特别是白天，要判明空袭什么时候停止、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等问题变得困难起来。各处的住宅和教堂都被敌人无情地炸成瓦砾。敌人如此连续不断地轰炸，我战斗机不得不冒着空袭加油和装弹。只有迅速建立空中优势才能守住这个堡垒。英国飞行员冒极大的危险，设法插入敌轰炸机编队。但是情况极为不利，正如特德在责骂空军部时所说的：“不管飞行员有多大的勇敢精神，要求他们去冒这么大的危险太过分了。”
现在组织战斗机巡逻是必不可少的。不仅为了防御敌人的袭击，也是为了掩护我们的轰炸机和侦察机，掩护去中东和远东的运输机进行途中加油，掩护我军实施空海搜救，当然还要掩护千方百计为我们输送极需的油料、粮食和弹药的护航运输船队。上级虽已答应给我们调拨喷火式战斗机，但至今一架未到。形势发展得如此之严重，劳埃德空军少将于三月五日发电给特德：“敌人白天对机场的攻击非常猛烈。由于连续不断的空袭警报，我们几乎无法工作。飞机虽无过大的损坏，但轻伤过多，无法夜战。运输机的问题也十分棘手，白天停在机场会被炸毁、停留时间越长损坏越多。我们有十七架威灵顿式运输机处于这种处境，其中包括在这里降落时受伤后又在敌空袭中进一步损坏的飞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威灵顿式运输机夜间到达后机组人员换班，飞机当晚飞走。由于空袭持续不断，这样做很困难，但我们能做得到。我们必须尽早得到更多的战斗机。喷火式战斗机迟迟不到令人恼火，望能尽快调拨一批。”
空军部曾计划由直布罗陀开出一艘航母，运载一个中队的喷火式战斗机，待航母驶达飞机航程可及本岛的水域，就让这些飞机起飞去马耳他岛。同时也计划从中东抽调一些飓风式战斗机。在我最后离开马耳他岛的前几天，盼望已久的第一批喷火式战斗机在一片欢呼声中抵达。最先知道他们向岛上飞来的是我们Y部队，他们听到一个德国飞行员深表疑虑地骂道：“注意！喷火式战斗机。”
我在圣保罗湾工作回来后，在瓦莱塔工作了几天。有些情况使我愕然吃惊，在30兆周波段听到好像是“曲腿”定向导航波束的电波。我从埃尼格马通信中也发现迹象，有一个定向发射专家到达了西西里岛。如果德国人要在马耳他岛建立定向信标区，形势将比现在更加严重。通信主官已向中东司令部和空军部说明了他的担忧。空军部知道我在这里，就建议他与我联系听听我的意见。我就立即赶到考拉角侦听这种信号。虽然我不是通信军官，我当时对这种波束也算比较熟悉。我想这可能不是当地的波束，肯定不是“曲腿”波束。从其衰减的情况看很象西部战线的跳越无线电波，盲目着陆导航信号。西西里这么近，我觉得德国人没有理由针对马耳他岛设立定向信标区，但为了防备非洲的不测事件，这倒是可能的。我将听到的这些信号的播发时间及频率记录下来，看看是否与我在英国监听的定向发射和信标信号一致。我们还用无线电测向仪测其方位，未发现有关的无线电报或无线电话等无线电通信。判断此事的最可靠办法是让驻中东第162中队派一架侦察机飞越等强信号区，测出定向发射的宽度。但是如不得不将这种飞机部署到马耳他岛的话，则意味着要以他们十分宝贵的飞机冒险。我将我的上述发现报告了罗利·斯科特－法尼。最后我们终于断定，这信号不是从地中海地区发出的，同时肯内斯·乔尔斯也发电报来要调查30兆周的无线电发射情况，这给野战分队增添了侦听量。
不久以后，罗利发电报来问我什么时候可回开罗。此时第8集团军已被推到远至加沙拉战线的沙漠地区，在前线可侦听到大量无线电通信，需要我早回埃及。我要求在马耳他岛多呆几天，他同意了。然后决定让我乘一架威灵顿式运输机回开罗。
在联合俱乐部举行了喧哗的告别会之后，他们把我带到卢卡，大约在午夜时光我登上了从直布罗陀刚到这里的两架飞机之中的一架。由于岛上形势危急，许多妇女儿童都乘这些飞机撤离到中东去。儿童们被分到其中的一架，两名妇女与我同乘另一架。卢卡当时已被炸得到处都是弹坑，空袭正在进行，卢卡机场与往常一样实行了灯火管制。当地的第37中队的轰炸机正要出发轰炸卡塔尼亚机场并对锡拉丘兹港进行布雷。其中有一架轰炸机为我们的驾驶员引路，通过有些危险的机场环形道通向跑道。我们这两架运输机为了便于跟上轰炸机尾灯，便一架跟一架地在跑道上滑行。
突然，响起了可怕的崩塌声。原来是一架正在跑道上起飞的飞机与我们的引导机猛烈相撞，两架飞机瞬间陷入一片火光。我们驾驶员极力回避才幸免了这场劫难。幸运得很，我们这架飞机的地板舱门未封死，驾驶员大声喊：“看在上帝面上，快走！那架飞机上有水雷。”
我们来不及放梯子就直接跳下去。我死命地抓住我那装满秘密文件的公文包。火光是那么灼热，一时我曾不知所措，我想：“啊！上帝！那是载有儿童的飞机！”事后使我感到实在可耻的是，我当时只想我可不能去那地狱般的出事地。好在载有儿童的那架威灵顿式运输机没有出事，而是那架装了炸弹准备去空袭的作战飞机。这时我们的机上观察员使我拿定了主意，他抓住了我的手喊道：“快走！”我开始在泥泞地里挣扎了出来，但是看来我未能远远地躲开那些弹药。弹药不断地爆炸，弹片飕飕地从我身边掠过。当我们发现一个好像是防空洞的地方，我们都钻了进去，可是刚过一会儿只听见那观察员又惊呼：
“啊呀，他妈的！我们在一辆漏油的油车底下。”
以后那架飞机上的水雷爆炸了，响起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的同伴赶紧把我推倒在地，我的公文包打在我的后脑勺，但我还是未松手。他推得我非常及时，一个弹片擦过公文包，把我的脸都挤到泥里，公文包外皮被弹片擦破、我的下巴也撞破了，不过当时我并未发觉。
德国飞机十分高兴有一架飞机起火，他们借助火光对卢卡机场进行了准确的夜间轰炸。整个形势已无法收拾，闹声惊人。最后我们终于回到地下调度室，我从头到脚沾满了泥，空军司令正好也在那里，他向我问好。
“感谢上帝，你总算太平。”他叫道，“如果你被除了名，特德会非常伤心。”
“嗨！一个姑娘竟是在这样的场合过生日！”我做了个苦脸说，“我真觉得我的生日应比这样好点。”这天是三月九日，正是我的二十四岁生日。
我们威灵顿式机的驾驶员出事时坐在他的操纵杆旁，他想尽了办法把飞机开到了安全地。但是那两架飞机在相撞时，机组人员中五人牺牲，八人受伤。几天以后其中一架飞机的机尾炮手告诉我，由于相撞，他那架飞机的机门被卡死，他被关在尾炮塔。他十分清楚当时在飞机里装载着什么东西。幸好水雷爆炸时机尾整段炸开他才免于一死。他虽在这次事件中得以死里逃生，却在不久之后的一次空袭中牺牲了。
在搭乘另一架飞机之前还有几天时间，所以我可在瓦莱塔作战室再做些工作。那个周末我终于平安地飞回运河区的沙卢法，然后到开罗。在那里我向特德空军中将作了汇报。他自己也在两星期后访问了马耳他岛。他从马耳他回来之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祝贺我在那里做出的成绩，并说那里的野战分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我欣然得知，他在空军参谋长的电报里概述该岛的危险处境时提到“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的Y部队的专家最近到那里去，大大改进了工作，使攻击警报时间提前不少。”
另一份官方报告还透露，到一九四二年底，我粉碎了敌人对马耳他岛的包围时，敌在马耳他岛和戈佐岛 [ 译者注：属马耳他岛的一小岛 ] 一百四十三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共投了一万四千多吨炸弹，平均每平方英里九十九吨。在船坞和机场的投弹密度最高。死伤一千四百六十名老百姓，平均每二百人中就有一人伤亡。二万四千幢建筑被毁或遭受破坏。敌人在进攻中共损失飞机一千一百二十架，英国皇家空军在马耳他保卫战中损失五百六十八架。他们每炸掉我们机场上一架飞机，我们的高射炮也打下他们一架飞机。他们炸死我们一个老百姓，他们也大约付出一个飞行员生命的代价。
我回到开罗以后的一个月是敌人对马耳他轰炸最残忍的一个月。乔治四世陛下作了如下讲话：
“为表示对女皇陛下英雄臣民的敬意，我授予马耳他岛屿要塞乔治十字勋章，作为马耳他岛人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的见证，永载史册，驰名天下。”
马耳他岛人民不愧于该岛的铭文：康斯坦丁的美德——最大的勇敢和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