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侦听范围·第八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到了一九四一年中期，我通过亲身经历渐渐体会到当年在档案局那位老准尉所说的：“吃饭时间算是特别优惠。”虽然金斯顿又派了几名通信军官，莉兹·斯特朗和巴之拉·彭伯顿也轮流代理情报军官，协助值班工作，我们，仍然难得有任何休息时间。我们承担了大量工作，不仅需要审阅金斯顿和各国土防御站截收电文的翻译和破译稿，还得确保把有价值的情报迅速地通报给各作战司令部。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需随时掌握英国各地Y部队截获的有关敌军各方面活动的最新情报：关于敌轰炸机、侦察机着陆命令，波束、雷达发展情况以及敌导航信标站的所有中频无线电报往来。在任何时间，我们都有可能从上述情况中找出有关敌无线电报、电话通讯新动向的线索。手头上总有看不完的工作记录，写不完的报告和大量其它来源的情报需要专心地研究。直到我调离金斯顿，空军部才又派一名中尉情报军官，他叫H．劳·罗伯逊，是Y部队中最杰出的德国问题学者。

　　 我们的指挥官和乔纳·琼斯常常要到外围站出差，吉米·麦兹敦和乔·佩恩等一些通信官也是如此。他们一去就是好几天，从而加重了其他人的工作负担。一天晚上，我到巴杰的办公室同他商讨当日的工作，我实在太疲倦了，精疲力竭地坐在一只水手用的箱子上，里面装着他最机密的文件。乔纳也来了，我们一起喝着咖啡。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连自己走回宿舍的力气都没有了。“小家伙，你支持不住了吧，”乔纳用大哥哥般的口吻对我说：“来，让我带你回去吧。”说着，他把我抱了起来，送到车上，然后开车把我送回了宿舍。我想，我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度过空袭战那漫长的几个月，就是因为乔纳和巴杰以那种格拉特维克人热情洋溢的好心肠在鼓励着我。

　　 遍布英国各地、地中海及中东地区的Y部队侦听站都在逐渐增加监听量，对作战和情报部门可能感兴趣的频道都要监听，我的工作压力因此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员被派到我们这些单位，他们包括无线技师、报务员和语言专家。X站也迅速扩大，但遗憾的是，他们同空军部和情报部都从我们当中抽调了不少优秀的语言专家。我们在金斯顿的第63无线电站早已搬出了那家玩具厂，迁入一幢叫作好莱坞庄园的维多利亚式大宅第中。这所房子坐落在肯特丘陵地带的最高处。春天一片片苹果和樱桃树鲜花怒放，点缀着肯特郡的果园，站在我们住宅上面，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色便可尽收眼底。

　　 随着我们站的不断扩大，过去那种“军纪”涣散的状况就此告终。空军妇女辅助队员的宿舍设在那所大房子里，我们的行政军官“比利”·卡农－多伊尔规定了各项纪律，这很快就在那些作为语言专家的中士们中引起不满。她规定，无论军衔高低，所有空军妇女辅助队员晚上十点钟都必须回宿舍。比利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她非常关心姑娘们的福利，我觉得她也许是我所接触过的妇女中最正直的人。但在那些早期岁月中，我认为她并没有完全体谅“我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们过度疲劳的状况。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作本身所致，另一方面，对那些因为战争而背井离乡的欧洲人来说，大量个人问题更使她们愁上加愁。然而，比利对这些年轻妇女们的难处颇感同情，加之她在行政工作方面的成绩，最终使她在战后晋升为皇家空军妇女局的局长。

　　 整个战争期间，行政干部与技术人员之间始终存在着潜在的不和，或者引用当时的说法就是妇女辅助队是“皇家空军附属”人员。在军官中间，这类磨擦尤为激烈，因为行政部门的人员晋升很快，她们被称为“优秀”人员，而在其它附属部门中，晋升限制严格。许多军官对此非常反感，这不仅造成她们经济上的困难，而且还要蒙受一些不公正的评议。亲属、朋友以及公众都难以理解，只有出现空缺时她们才有晋升的机会，许多军官自己也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晋升为何如此缓慢，她们对那些“优秀”的人因而也产生了一种下意识的对立情绪。

　　 据我的经验，这种对立情绪往往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尤其是很多从事技术工作的“附属军官”，她们实际上受过比那些空军妇女辅助队中“优秀”军官更好的教育，智力水平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空军部都承认，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一批早期行政军官“能力较差”。她们中间少数人显然给部队工作造成损害，最后不得不要求她们辞职。

　　 我听说休战后不久，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一名从事艰苦工作的技术军官因为一件小事冒犯了一名军衔高于她的“优秀”军官，被降了一级，虽然一年左右以后，她晋升为军官。她对此事公证的评论是：“真见鬼，这个女人从来没上过战场，没听到过一声枪响，可竟有勇气教训我！”

　　 更令人不平的是任何晋升的建议书总要经过某个部门或单位的空军妇女辅助队行政军官审议。一些非常有发展前边的技术军官被认为“不适于”提级而被淘汰，这仅仅是因为她们的头发可能拖到肩上，或是发现她们离开营地几分钟时大衣扣子没有扣好！

　　 这种完全是错误的，甚至是吹毛求疵的看法常常是因为空军妇女辅助队有关的“优秀”军官从未在外界工作或生活过，她们认识不到这些非正统派有时可成为一个集体中最有用的成员，在战争期间尤其如此。我向来都相信并理解纪律的价值，特别是在军队中，但象Y部队、雷达、气象、照片分析等等专业技术单位中应有所区别，这些人员必需具备专业特长，他们工作压力甚大，并且生活条件非常低劣。行政人员的工作时间可以说是正常工作日，相对来说比较舒适，按军队允许的方式保持干净整洁的发型对她们来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对那些每天都不得不艰难地走过一遍耕田，尔后蜷缩在一辆工作车中，手脚都冻得发紫的人来说，发型干净整齐谈何容易。有多少工作都得依靠于这批成绩优秀的侦听员啊！对敌人电文进行细致、准确地记录是最首要的任务，我们这些年轻的妇女一旦因为环境恶劣而出现任何疏忽，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金斯顿侦听网的工作成绩绝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支队伍旺盛的斗志，当然有时，某些人对此有争议，但同其它单位相比，我们的成绩尤为突出。

　　 随着德军轰炸机越来越多地使用甚高频无线电话通信，战斗机昼夜活动不断加剧，我们就需要装备更为先进的测向设备。一条示向不够理想，我们需要两条或三条示向交会，才能比较精确地测出敌机或地面站的方位。由于敌人的信号发射时间短暂，金斯顿急需同各国土防御站随时联系。我们还需要同第80联队保持经常联络，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各大司令部、战斗机大队以及海军都急于尽快了解与其有关的情况，当然我们还必需同空军部，布莱奇莱的破译员以及Y部队在契德尔的同行们保持联系。所有这些都表明，应以金斯顿为中心建立直通的电话网路，同各用户和我们在斯特雷、比奇岬、萨顿·威伦斯、戈莱斯顿、霍金奇、英格得麦尔斯以及斯卡巴勒等地的国土防御站之间架设直通保密电话线。随着我们组织不断扩大，我们还需要同其它沿海部队保持同样的联系。

　　 除去监听德国空军无线电话通信联络外，我们还接受了调查被我们你为“噪音”的任务。这些噪音包括敌人雷达波束，脉冲传递信号和诸如高速莫尔斯传递信号。在这方面，巴杰和琼斯对高频信号的动向尤感兴趣，他们同第80联队、远程通信研究所以及海军的无线电专家密切合作，由于这些频率较高的信号发射距离极为有限，我们在多佛附近的凯波尔开设了新站。一九四一年七月间，我们甚至还企图施放一个载人的侦听气球，旨在覆盖我们怀疑与导航波束有关的分米波段发射信号。这个气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用于观察的凯克廓特R型气球。一天夜间，在洛德·文垂少校和约翰·埃文森上尉熟练地指导下施放了气球。参加这次冒险行动的主要人员包括吉米·麦兹顿中尉和巴兹尔·萨得勒少尉。气球在多佛上空升至三千至四千英尺，他们在摇摇晃晃的吊舱中度过了令人头昏眼花的数小时。与此同时，脚下的空袭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出于巧合，萨得勒少尉正是英国早年气球专家萨得勒的重孙子(他后来在一次调查飞行中于西欧上空遇难)。这次冒险好景不长，因为空军却认为这种作法人力代价太大，他们发明了用遥控的方法操纵吊舱中的接收机。

　　 后来我们确信，德国空军肯定使用了更多的无线电话通信，我们收不到，仅仅是因为距离不够，巴杰因此在金斯顿架设了一座九十英尺高的天线塔，并且还在多塞特郡的夏夫兹伯力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土防御站以覆盖从英国南海岸比奇岬至斯特雷一线可能出现的任何空白区。在夏夫兹伯力的站设在靠内陆的地方，因为当时官方认为德军登陆入侵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就好像轰炸机和小螺丝钉巡逻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还不够多，德军战斗机在白天的活动也十分猖獗，搞得我们繁忙不堪。越是皇家空军集中搜索或有护航队的区域，无线电联络就越频繁。最初，敌人的巡逻区主要分为六个：弗里斯群岛、阿尔克马尔、弗拉辛、海峡、迪埃普和勒阿弗尔－瑟堡地区。由于我们使用了更好的测向设备，加之电文中偶尔提到的坐标位置、呼号和敌人各巡逻队无意中泄露出来的不同特性，我们对他们的识别一般不太费劲。到一九四一年四月，我们已经可以较顺利地监视他们了。比如，我们了解到他们在弗里斯群岛一带的巡逻机以杰弗尔为中心，机场位置在诺得尼、拉格隆和博尔库姆；阿尔克马地区巡逻机的侦察活动深至斯凯尔特河口，主要在登赫尔德至海牙之间，同时在鹿特丹还设有第二个指挥站。

　　 皇家空军使德军在弗拉辛地区的巡逻机队手忙脚乱，他们不断袭击轴心国的海上运输。为了报复，德军在海峡的巡逻机也不断地攻击通过多佛海峡的英国护航队。他们在海峡的巡逻区域后来分为两部分，监视着奥斯坦德至伯克的地区。他们对我们是个威胁，并且明显是从我们的对手、德军Y部队那得到不少帮助。我们从他们在圣奥梅尔－马迪克地面指挥站的通信中获悉，他们不断收到德军Y部队有关英国战斗机动向的通报，当我们的飞机在对海峡地区进行进攻性搜索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德军的观察部队却束手无策，比如，他们总是这样报告：“性质不明的机群正在接近格里斯耶兹角，”而该编队的长机又总是尖刻地告诉他们这是自己的飞机。迪埃普的巡逻机同勒阿弗尔－瑟堡地区的部队一样，更多的时间是执行防御性任务。但是，所有地区的德军巡逻机那怕仅有一半机会也要对在其区域内出现的任何英国护航队实施攻击。

　　 德军Y部队究竟如何对待机的英国战斗机向其有关单位发出通报的呢？战斗机司令部对此表现出极大兴趣。两军对阵，先知者为胜。我们对德军Y部队掌握我方情报的数量明显增多感到关切。一九四一年七月，我们在金斯顿设立监听台，专门监听100至120兆周波段上英国战斗机的无线电话通信联络。借此，我们可以向战斗机司令部通报我们截收的己方情况，其中包括英、德战斗机部队无线电通信保密纪律的比较。

　　 我们无法监听五百英里以外德国空军在2至6兆周波段上的无线电话通信，我们的覆盖范围包括从日德兰半岛至拉罗歇尔的西欧全部海岸线。如果德国人可对同样范围的地区进行监视，这也不足为奇，实际上，他们具备此能力。对英、德战斗机无线电保密纪律进行比较时，我们的结论是：德国由于过分相信他们的密语和地图，比英军粗心大意，不必要的闲谈更多地暴露了自己；而英国的飞行员和指挥员则恰恰相反。皇家空军的飞机引导系统非常严密，飞行员同地面指挥员之间需要经常保持联络，他们的通话量当然要超过德军的昼间战斗机。然而，德军既便是在使用那些象小螺丝钉之类、同我们颇为相似的飞机引导系统时，也更加注意限制空对地通信联络的数量和和时间，总的来说，他们比我们的飞行员更为“谨小慎微”。如果总有些傻瓜泄露秘密，再好的密语也无济于事，到不如干脆直接用明语通话。我总在想，德军Y部队用多少时间可破译我们那些诸如“大门”(减速)和“小家伙”(加速)之类的密语。当一名指挥员说：“知道你现在‘眼球突出’，增大你的‘天使’，看你能否回到结合部”时，究竟有多少用处？早在战争初期，“天使”(高度)的含意就被人们充分地掌握了。我们的指挥员会对飞行员说：“你立即返回，不然就超越了我们的控制区。”或者“匪徒(敌机)向北飞去，显示器上已经看不见了。”他们竟如此仁慈地告诉德军侦听站我们控制区的范围。

　　 德军Y部队也许曾有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密语“脉冲杂音”迷惑不解，但我们有些指挥员总爱这样说：“你的脉冲杂音说明你在X以南，X射线够不着。”飞行员同朋友交谈时透露：“回基地的好办法就是沿着河流上游飞行。”他这么说无疑对敌人掌握情况很有帮助。我们深知这类情况对敌人有多大帮助。我们甚至还听到一个指挥员对飞行员说：“你正在格雷夫森德西边河流上空，向西飞行十英里就可看见机场。”飞行员好像松了口气，告诉他的指挥员：“他几乎闯入基地以北的气球阵中。”如果他说出了气球高度，那对德国人就更有帮助了。

　　 我们常对各作战司令部强调的金玉良言是“严守密语”。先用密语通话，尔后用平语进行解说，是件极为荒唐的事。这样做不仅暴露了我们当前的作战行动，将来使用这些密语的作战行动也会受到危害。

　　 一旦预计到英国的护航队将会遭敌空军和法国沿岸炮部队夹击时，我们就会事先接到通知。南部沿海的国土防御站随即进入戒备状态，监视敌战斗机哪怕是最微小的活动迹象。遇有敌情，金斯顿当日的值班军官立即用电话通知斯特雷、比奇岬和后来在夏夫兹伯力的负责空军妇女辅助队语言专家的上士，并同他们商讨应该着重守控的频道。只要能做到，我们都尽量让他们知道我护航队可能进入敌人战斗巡逻机攻击区域的时间，以便他们对这些敌巡逻机队进行监视。

　　 有一次，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我护航队将于翌日凌晨进入海峡。比奇岬的空军妇女辅助队侦听员立即进入戒备，负责她们的上土第二天一早就从她在东伯尔恩的宿舍赶到值班室。我正在金斯顿值班，同时也意识到这件任务的必要性，应保证护航队平安通过海峡，我们截收的每份电报也应在尽可能短时间内通报出去。

　　 天刚亮，德军战斗机升空，轰炸机群随后出动。先是斯特雷、后是比奇岬源源不断地用电话通报截收的敌人电报，所有有关的司令部都能随时接到关于德国空军反应的情报。

　　 海岸司令部最后告诉我们可以解除戒备，护航队安然无恙，我迅速地吃了点饭，尔后又回到岗位上应付敌人的小螺丝钉夜航巡逻机和轰炸机了。刚回到办公室，又收到一份比奇岬上士发来的电文，我只好再次告诉她可以解除戒备回家轻松一下。

　　 “没关系，长官”她愉快地说：“其他人都喝茶去了，我一个人顶着呢。”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还在向我们报告情况。这时我有点恼火，建议她把工作交给另外一位上士，她的回答中似乎有点异常，这使我很着急。

　　 “发生了什么情况吗，上士？”我问道。“出事故了吗？”

　　 “没有，真的没有，长官，我一切正常，”她回答说，“别担心，我马上就走。”

        但我却放不下心，因为没有电话直通妇女辅助队员的宿舍，我们只好到东伯尔恩亲自查看一下。她们告诉我们，一架德军Ju．88飞机在离开海岸之前投下了机内所有的炸弹，比奇岬四处都散布着未爆炸的炸弹，她们认为其中一枚可能是延期炸弹。这位上士知道截收敌人通信的重要性，她不顾别人的劝说，独自坚守在岗位上。

　　 有两位邮电局的工人修复了通往附近雷达站的一条重要的电话线，他们的勇敢行为受到国王的嘉奖。几天之后，为了挑选懂德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我又到空军部参加挑选委员会的面试工作。我向空军妇女辅助局局长特里富西丝－福布斯准将讲述了这位上士的表现，并且建议给她嘉奖。

　　 “莫里斯，”她以自负的口吻对我说，“我想我手下的妇女辅助队员都会表现出忠尽其职的精神。”

　　 我真不知道她究竟有几次曾在一颗未爆炸的炸弹旁边坐上几小时？

　　 还有不少其它事情可以说明Y部队中空军妇女辅助队员所体现出的献身精神。其中一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当时大批德军轰炸机正在轰炸斯卡巴勒的约克郡市，这是战争期间最猛烈的一次轰炸。仅在几夜之前，敌人曾向该地倾泻了大批燃烧弹。那天早晨，第18联队推算出敌人的导航波束直指该城。在卡斯尔山顶上的Y侦听站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尽快地把截收的电报通报出去。

　　 夜幕降临，德军轰炸机的通信联络开始增多，卡斯尔山侦听站的多琳金中士不断地向我传递消息。她年轻时代多是在维也纳度过的，是一个快活而又不经心的姑娘，头发总是高高地盘在头顶，生着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看上去活像是一个穿着军服的洋娃娃。

　　 我向她们单位打了几次电话，但总是没人接。当我好不容易才打通时，我对她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集中点精力好不好，金，你给我随时随地守在电话机旁。”

　　 “是，长官，”金上士快活地回答说，“对不起。”

　　 过了一会儿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接着又出现了第三次。我现在惭愧地承认，当时我怒不可遏。当我又在电话中找到了金时，我警告她说：“如果你还不守着电话机，我就要指控你。不许再离开电话了！”

　　 “对不起，长官，真对不起，”她回答道，“但你知道吗？别人都在忙着截收电报，我不得不常常跑到外面，拍灭那些燃烧弹。”

　　 斯卡巴勒晚报有一篇关于这次空袭的记录：

　　 “在这天晚上(三月十八日)，在当地发出警报之前，敌人在此地明显的活动持续了近一小时。跨入我南部沿海，从南方入侵的敌机，以空前的规模向费利弗利克斯顿、福克顿和卡斯这一弧形地区倾泻了大批燃烧弹。空袭的范围逐渐集中于斯卡巴勒。大批炸弹落在海面上。有一段时间，观察员发现敌机向卡斯尔山(国土防御站的位置)至海洋公路地区当面俯冲投掷了大批炸弹，那边烈火熊熊……敌机在城市上空很低的高度飞行，从容不迫地搜索目标，尔后投下大量重磅炸弹。猛烈的袭击约持续了两个小时，它们还投下了三枚伞降水雷……据报告，一些重磅炸弹落入海里，同时还有数千枚燃烧弹也掉在海里，并且莫名其妙地燃烧了数分钟。”

　　 第80联队的对抗措施明显有一半是成功的。戈莱斯顿侦听站的妇女辅助队员在东部沿海截获德国鱼雷攻击艇通信联络的工作深受海军大臣们的赞扬，他们在罗克斯海姆河口特地安排了一艘驳船和部分小艇，供她们在工作之余游玩。这是海军的一种特殊的表示感激的方式，他们决不轻易向任何下级的部队做出这样的表示。

        Y部队中，许多空军妇女辅助队员懂数国语言，这常常是非常有用的。法国失陷使意大利人认为德国一定节节获胜，他们为此急于与纳粹德国同舟共济。英国本土和海外的Y部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积极地监听意军的无线电通信。许多这方面的材料直接送到X站破译，经处理后，用电报发往开罗、马耳他或东非战区，供那里的情报部门使用。

　　 一九四零年秋季，德国空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让他们的新盟国加入西欧战线的行动。当我们在金斯顿开始收听到意大利空军的无线电话通信时，并非大吃一惊。这些信号明显发自于部署在比利时的战斗机。后来经过短期训练，意大利空军开始对英国采取进攻性行动。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成绩。英国的战斗机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它们在十一月十一日一举粉碎了意空军的首次入侵，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批年轻妇女对敌人无线电话通信孜孜不息的监听。意军在西部战线仅是昙花一现，他们很快就转向地中海和非洲地区了。

　　 在金斯顿，监听意军观察部队如何报告英国对意大利北部目标空袭情况不失为一件小小的乐事。对此通信的截收无疑要受收到“跳越”的影响，这种现象使无线电波再次从电离层中“反射”到地面。你不能不为意大利人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在空袭中的确一筹莫展，特别是当他们靠近中心地区时。我们常听见他这样使用时钟编码：

　　 “Casa21至Casa22，发现8度有敌机的声音。请讲话，请讲话。”有一次我们还听到一个惊恐不堪的人报告已经飞临头顶的敌机：

　　 “Rosa10至RosaⅠ，发现飞机声音。天呵！我的圣母，0度！0度！”

　　 每当我们听到“Rosa”和“Casa”之类的呼语时，就略感一阵轻松。一个意大利报务员有着一副典型的那不勒斯歌喉，我们最喜欢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在工作间里一边徘徊着，一边低声地哼哼着：“Casa Ventiquattro a Casa Ventidue。Cappa。Cappa。Cappa。”。

　　 一九四一年肯特地区六月份的气候令人心旷神怡。姑娘们只要一有时间，就跑出去打网球，或在那所好莱坞宅第的花园里晒太阳，然后再回去值夜班；当德国飞机从英国上空席卷而过时，她们正在监听着小螺丝钉巡逻机和轰炸机的战术情况。这时，希特勒犯下了他的弥天大错：入侵俄国。

　　 因为欧洲的大气条件，我们又可以收到远程的无线电话通信，并且出乎预料地卷入了那场战争。我们空军妇女辅助队员中，有一位名叫露迪·艾森可兰的年轻波兰男爵夫人，大战爆发时，她刚好在剑桥大学攻读英文，因此就没能返回故乡，由于她直接参预了这次事件，我请她按自己的方式写下了这段与Y部队有关的“巴巴罗萨行动”——德军入侵俄国——初期的情况。她写到：

　　六月二十二日晚，我们象往常一样监听着德军夜航战斗机的动向，凌晨四、五点钟，我们最后一批轰炸机已开始返航，我们这些值班人员要在八点钟换班前整理出最新的工作日志，分析形势并向值班军官提交一份报告。我们是在午夜时分接的晚班，随后立即埋头工作了好多小时，琼斯上尉是当日的值班军官。像往常一样，随着战斗渐渐平息下去和夏日早晨的来临，我们挪开了那些为灯火管制而遮盖着工作间小窗子的木板，敞开窗子放进新鲜的空气，同时也可以散散数小时以来的香烟味。我当时级别比较低，就被派到厨房去取咖啡和三明治。我还记得当初我是多么喜欢穿过那一小片树丛，深深地呼吸着肯特地区那种充满香味的清鲜空气。回来后，发现室内出现了一派极度紧张的气氛。我们的领班利兹·拉特、维拉·埃尔肯、乔·汉丝垂吉正在监听，并且飞快地抄写着。碰巧，埃尔肯和汉丝垂吉的抄写速度比别人都快。她们一边工作一边叫奥利·辛普森去把值班军官请来。我马上放下餐盘，抓起我那副接在一台小型EK接收机上的耳机。2.9至40兆周波段上出现德军的通信联络，它们不同于我们往常听到的德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那种难懂的语言。整个情况都很反常。当我们清楚地分析出第一个地名时，我意识到这些通信联络来自于波兰东南部。我生长在这个地区，因此很熟悉那里的情况。普热梅希尔是波兰一个城镇的名字，这就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发射源来自于一架观察机，它所处的位置只能说明德军正在入侵俄国人占领的东部波兰。

　　值班室里唯一有坐标的详细地图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甚至意大利，但当然不包括波兰东部。然而，值班军官却像变魔术似的拿来一本学生用的小地图册。虽然普热梅希尔没有注在地图上，但我知道它在哪，并且还能借助图上注明的利沃夫市精确地指明它的具体位置。早班人员八点钟接班时，值班室和指挥室里挤满了人。我被要求继续值班，并作为早班人员的“活地图”。直到九点钟，才有人进来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收到德国入侵俄国的官方声明。据文职科学家们分析，我们之所以能收到当时的德军通信联络，完全是由于气候的反常现象，这使我们能够进行监听，并参加希特勒所下的这场最大的赌注。

　　我们按要求复制了工作日志，并把它送交陆军。实际上，在此后几天中，陆军向金斯顿派了一名情报军官，陆军急于了解德军的作战地区，而金斯顿截获的情况又是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使他们从中了解到有关前线战事的细节。

　　德军攻势进展神速，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德国人的工作效率既高又快。他们的飞机发现小村庄或城镇后，就用明语把该地的名字通知炮兵，随后便使用数字和时钟编码，为炮兵部队指示目标。大约三十分钟猛烈的炮击之后，飞机再次用明语与德军装甲部队指挥官通话，向他们描述前进道路的状况，其中包括像“一座小桥”这样的细节。有两次德军突击速度太快，以至中断了野战食品供应和救护车。这时飞机又返回后方，报告前面急需食品和医疗保障。步兵在坦克之后携带全部装备跟进。普热梅希尔位于利沃夫市以西，德军故沿公路直入该地，普热梅希尔几乎未加抵抗就落入德国人手中。他们继续东进，电报中又出现了喀罗米加这个名字。对此地我记忆犹新，因为我有个婶婶在那居住。当德国人用了五天时间夺取了塔那波之后，无线电信号开始减弱，我们只能偶尔收到一些向炮兵部队下达的指令，但再听不到装甲或步兵师人员的对话了。他们明显超出了我们的侦听范围。德军似乎在五天之内推进了一百二十英里。当我得到“三十三”小时的休息时间后，我回到了剑桥。在那，我曾享受到和平与宁静。我沿着后街走着，尚不知道前一周内所发生的事件会改变希特勒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个人生活的一切。希特勒的赌注没有成功，由于他入侵俄国，他输掉了这场战争，而我也失去了家庭和祖国。

　　 虽然露迪·艾森可兰的生活中发生了种种不幸，她仍是我们侦听员中最为兢兢业业的人之一。所有来自于欧洲国家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几乎无一例外地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她们诚恳正直的品格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