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炸机与波束·第四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德国空军这时已充分地认识到，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是他们Me．109型战斗机望而生畏的劲敌。Me．109飞机耗油量过高，飞行距离受到严重限制。从加来地区起飞，护航战斗机仅能飞至伦敦；从瑟堡半岛起飞，它们可飞越朴次茅斯，但在目标区上空只能停留几分钟，所以白昼轰炸机没有足够的战斗机护航，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战斗机司令部司令，杰出的空军上将休·道丁爵士(后来成为勋爵)注意到德军的这一弱点，他巧妙地使用自己的部队，不仅在海峡上空出击敌机，还在敌护航战斗机有效距离之外的空域打击敌人。德国人发现，尽管他们不断轰炸，英国空军的前进基地继续进行积极、活跃的抵抗，使他们蒙受很大损失，他们不得不改变远程奔袭的战术，被迫采取新的战术，改为不需要战斗机护航的夜间轰炸。

　　 与战斗机不同的是，德军轰炸机编队在飞往和飞抵英国上空时，除一些必不可少的通信联络外，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轰炸机驾驶员并不象战斗机飞行员那样唠唠叨叨。通常只是在他们返航时，我们才可听到他们为了确定自己位置要求定位。这部分通信常为莫尔斯式(无线电报)，一般在中或高频上使用三码电报。

　　 夜间轰炸开始后，主要负责监听无线电报联络的第61无线电站就更加繁忙了。他们位于英格兰中部，靠近斯塔福德的契德尔，由W．G．斯旺巴勒中校指挥。第61无线电站设有许多附属测向站，规模比我们单位大得多。他们有几十名监听员，装备了更多的接收机，可监听轰炸机、远程运输机和气象侦察机等的通信联络。由于德国空军当时使用的双引擎飞机同地面站的联络多用中频或高频，在一般条件下。它们的通信频率比战斗机的甚高频距离远得多，所以第61无线电站可设在离沿海较远的内地。

　　 德国空军“笨家伙”的无线电报一律使用三码一组的密码，契德尔的监听员们也就用不着懂德文。破译和整编工作由加勒特少校手下一组懂德文的情报人员负责。同我们一样，他们的工作日志也都送交布莱奇莱X站，在那经过仔细的审阅分析，并同其它材料结合起来编入综合索引。

　　 到一九四○年夏季，契德尔截获了敌人大量无线电报，在可能范围内，敌人所有的通信几乎无一遗漏，他们通过测向网还可精确地测出发射源的位置。他们监听空袭英国目标的轰炸机、在航道上的布雷机、飞往大西洋搜索盟国护航队和潜艇的巨型飞机(我们称它为“大恶狼”)以及气象侦察巡逻和运输机。他们甚至还监听敌人的训练飞行。所有听到的情况都被仔细地记录下来，其中很多具有长远价值，但从轰炸机或侦察机上得到的情况仍有不少时效性强并具有作战价值。破译工作不可避免地拖了整个工作的后腿。

　　 敌人真正开始夜袭攻势后，特别是德国人开始使用导航波束时，我们发现他们在空袭中总是喜欢把高频或中频换成甚高频，并且经常直接通话。契德尔的工作人员很少有人懂德语，而我们刚好更适于监听甚高频，我们采取了一种新办法。每当他们截获了一架轰炸机的通信后，或察觉到一次即将来临的空袭行动，就立即与我们联系，通知我们有关呼号的细节、可能参加的部队和有关频率，我们随即对这些已知的轰炸机、以及它们的本部或地面站使用的甚高频进行监听。我们随时准备接受契德尔的侦听任务。一旦我们首先发现空袭，我们也会通知他们。敌人轰炸机的高频或中频呼号中总是按音节取最后一个或数个字母，我们在监听工作互换情况就省事多了。德国空军总是在机身上涂写番号，这无意中帮助我们编写其战斗序列的细节。但后来他们的轰炸机改变了方式，用姑娘或鸟类的名字作为呼号，这为我们迅速地做出判断带来很大困难。

　　 第61无线电站建立了一个高效率的测向网(我们后来才建立)，如果敌人的通信距离较长，有利于交会的话，他们就可以迅速精确地断明敌人地面站和飞机的位置。我们这时已经掌握了敌人多数基地的位置，比如我们发现法国瓦恩的引导台同某些飞机的通信联络，即便没有飞机的呼号，我们基本上也可以肯定这些飞机的所属部队。

　　 德国空军飞机的标记通常由“6N+DH”的字样组成，每架飞机有自己特定的字组，但方式一致，全军统一。随着战争的推演，我们发现德国人日常工作方式一成不变，这既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之一，也是我们的幸事。通过检查德机残骸、审讯战俘以及Y部队等渠道，我们可识别他们的飞机标记。到一九四一年底，英国空军情报部掌握了德国空军所有较为重要单位的标记。

　　 德国空军与皇家空军极为不同，很难将双方的体制加以确切的比较。但总的来说，德国的航空队近似英国空军的各大司令部，其下属各指挥部被称为航空兵军，它们更多地叫做航空兵师。师下设大队，由两至四个联队组成，每个联队下设中队。大队一般拥有三个联队和一个指挥机小队，共约九十架飞机。如果出现第四个联队，那必定是训练部队。大队中，飞机都固定承担某项具体任务，如夜战或远程侦察等。从许多方面讲，航空队是自成一体的司令部，可独立完成各项作战任务。

　　 德国报务员在同其地面站的无线电话联络出现困难时，他们改用无线电报，并重复电报内容，这不足为奇，我们常常要准备对付这类情况。虽然在金斯顿，无线电报的截收主要是由少数勤奋的空军报务员负责，巴杰还是规定我们人人必须掌握莫尔斯编码。那些报务员对莫尔斯电报比我们更有经验，抄收电报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

　　 我抄收莫尔斯编码的速度公认很慢，在坚持了一定的速度和时间之后，字迹就变得混乱不堪。想到这项工作在情报上的意义，我就感到这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抄收莫尔斯编码近似速记，是一种机械的方式：你必需停止思想，追抄电码，否则你就会漏码。我们的教官约瑟夫·宾宁斯下士对我颇为失望，他尽了最大努力，我的抄收速度总超不出每分钟18码。幸而德国报务员并不比我强多少，他们拍发速度也很少超出这个标准。

　　 一九四○年初以来，德国轰炸机只是偶尔对英国各地进行远程奔袭。到了八月底，德国人加强了攻势，几乎全部是夜间轰炸，轰炸区从不列颠群岛的苏格兰边境至肯特，覆盖了整个英格兰中部、默西河沿岸和南威尔士。西南部的港口首先尝到了德国日后狂轰滥炸的滋味。九月初，德军开始全面轰炸伦敦。一直到十一月中旬，德国空军几乎每夜平均出动一百三十架轰炸机空袭伦敦。轰炸机排成一线，接连不断地飞来，约每四分钟就有一架。直到我们为安全起见从霍金奇迁到金斯顿之后，才发现我们过去位置恰恰处于柏林到伦敦的“班车线”之间。

　　 每天晚上，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尖啸，天空中立刻布满了一束束雪亮的探照灯光柱，纵横交错，直射云霄。光柱在空中不停地摇摆，直到最后集中在飞机银灰色的躯干上，其它的光柱也都跟上，紧紧地咬住入侵者，为地面炮火指示目标。高射炮随即开始吼叫，人们可看到炮弹在空中爆炸的团团红光。轰炸机继续飞行，遥遥高于密布于伦敦上空的阻塞气球网上。我们在地面上可见炮弹在敌机身后或底下团团炸开。我们从监听中获悉，防空炮火使德国轰炸机驾驶员颇感不安。

　　 灯火管制时四周一片漆黑，沿着肯特郡的乡间小路返回宿舍也要冒险。弹片从树丛里落下，发出哗哗的声响，即便头上戴着钢盔也壮不起胆来。奇怪的是我们从不害怕炸弹，一旦你被击中，你也就完了，若被弹片打中那可就讨厌了。我不愿一人单行，可事到临头，也就只好靠唱歌壮胆了。

　　 通过分析德军早些时候对英格兰各地的远程夜袭，空军情报部和布莱奇莱的破译人员断定，这些空袭是主要攻势之前的实战演练。迹象表明，部分参加空袭的飞机使用了一种无线电波束引导它们飞向目标。最初，许多专家对此看法多少有些怀疑，但著名教授林德曼优秀的学生，年轻的R．V．琼斯博士肯定地认为，德国人正在实验一种新式的轰炸辅助设备。林德曼教授是丘吉尔最密切的技术顾问，琼斯博士也是空军部科技情报事务的负责人。从一年前被击落的亨克尔式KG26型飞机上缴获的文件证明，出于某些作战方面的原因，德国人使用了一种名叫“曲腿”的波束。

　　 六月中旬，按照琼斯博士的指示成立了一个组织，专门负责调查德国人的这种定向发射技术，特别是在30兆周波长接收到的那些信号。没过多久，他们搜集了充足的证据，断定这是用于导航目的的无线电波束。当月被击落的一架亨克尔式111型飞机上获得的文件证明，在德国与荷兰边境的克利夫设有一台波长为31.5兆周的“曲腿”发射机。我们在契德尔的监听站也证实他们夜间在该频率上收到一个波束信号，这似乎与一次空袭有关。

　　 大约同时，从战俘口中获悉，“曲腿”是一种类似情报界已有所耳闻的X导航仪的波束。据认为，X导航仪是一种用于辅助着陆的洛伦兹波束，经改进后用于盲目投弹。还有的战俘证实，若使用这种波束，远程轰炸机飞行时需保持很大的高度以防止地面曲率的影响。

　　 各种线索都相互印证，但如何尽快获得更进一步的情报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波束确切的发射频率、特点和效率。虽然已向审讯战俘的人员仔细地介绍了需要了解的有关技术和使用方面的情况，但他们无论如何无法及时地找到答案，同时我们也无法肯定是否能从坠毁的飞机上或“埃尼格马”通信中发现什么线索。如果德国人停止目前这种投入少量飞机偶然进行几次远程轰炸的做法，开始大规模夜间攻势，这个问题立刻就会变得更为迫切。时间对我们不利。用导航波束引导轰炸机袭击战略目标，夜间能见度差的问题将不难克服，而英国战斗机的夜视距离却仍然无法解决。

　　 新的威胁迫在眉睫。白天，战斗机司令部可以成功地对付轰炸机编队，我们的雷达可引导战斗机在距敌很近的空域中进行防御，飞行员可靠目视直接攻击敌机。但夜间，特别是在多云或无月光的情况下，这种防御手段无奈极不充分。科学家们尚未完善地研制成空中截击雷达。那是一种安装在双引擎，双座舱战斗机上的雷达，飞行员通过观察员或雷达手攻击目标。夜战中，我们的飞行员主要还是依靠“猫眼”的原则，凭个人视觉在黑暗中搜索目标。

　　 若要采取对抗措施，就急需掌握有关该波束的每一细节，空军部同意派遣一架装有30兆周接收机的飞机进行调查。在亨廷登郡维顿的无线电情报发展分队接受了这次特别飞行任务。三架装有接收机的安森式教练机，配备了数名技术熟练的报务员，在R．S．布卢克少校的率领下出发了。这次技术调查是由奥尔韦上尉协调的，他是我们在霍金奇的首任指挥官。每架飞机仅出动了三次，H．E．巴夫顿上尉和他的报务员就侦察到一个正在通过英国斯波尔丁附近沿海地区的洛伦兹波束，在比斯顿附近也发现了同样的波束。这天是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无线电报务员兼观察员麦凯下士肯定，最先发现的波束在其南侧有莫尔斯电码的“点”，北侧有“划”，发射源在荷兰边境的克利夫地区，第二个波束特点相同，“点”在北侧，“划”在南侧，两股波束都是同步控制。巴夫顿提出了一份有关该波束特点的杰出、全面的报告。他的发现正是专家们所需的。

　　 同时，从另一架坠毁的飞机上又找到进一步线索，证实其发射台位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靠近克利夫。我们现在掌握了弄清全面情况的多数情报，当务之急就是尽快采取对抗措施，干扰敌人的新式导航设备。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轰炸他们的发射台——如果我们能通过照相侦察精确地判明其位置？发射台目标相对较小，这样做非常困难。派遣突击队袭击？太冒险，因为这会暴露我们的策略。总之，据认为，当时德军已建成数个“曲腿”站，仅摧毁其中一个也无济于事。第三个方案就是采取无线电对抗，干扰他们的波束。这显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琼斯博士指派罗伯特·科伯恩博士负责研究一种可抵消敌导航波束的无线电干扰设备。科伯恩博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他当时正在多塞特地区斯沃尼奇附近沃思·马特沃尔思的远程通信研究所工作。

　　 内阁做出决定，应立即成立专门对付敌人电子设备的组织，在空军部负责Y无线电情报部队的副局长O．G．W．O．莱伍德准将领导下设一个处，由E．B．艾迪生中校主管。六月十八日，在沃特福德附近卡斯顿的麦尔德梅学院正式成立了一个无线电对抗司令部。这是第80联队的核心，后来成为轰炸机司令下属的第100大队。实践证明，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的无线电对抗手段无论在防御或是进攻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价值。

　　 在金斯顿，我们除了监听和破译敌人的无线电话通信外，还承担了辨别和监听敌人导航信号的任务。我们分布在东南沿岸的国土防御站后来也接受了同样任务。我们当时已经开始在白天收到敌人的某些明显发自地面站的通信联络，这些信号往往与“曲腿”波束发射站有关。在30和70兆周的波段上，我们还收到具有导航波束所有特征的脉冲传递信号，它们通常是在早晨或刚到中午的时间内发出的，各方面情况表明，敌人正在对某种无线电设备进行实验和校准。这些通信联络中常常提到似乎是有关无线电频率和密语坐标网等内容，解密之后发现，它们往往涉及欧洲大陆的不同地区和英国的某些城镇。有一次，我们发现敌人的坐标方位是指英格兰中部的德比。在此地，我们的罗尔斯－罗伊斯工厂正在紧张地工作，他们生产航空发动机的速度远远胜过德国空军击落我方飞机的速度。

　　 “曲腿”波束被用来为轰炸机指示航向，当飞行员打开“曲腿”接收机，他的航向若无误差，就可收听到持续不断的音频信号。他若收到“点”或“划”信号，他就应该修正航向，直到重新收到持续不断的正常信号。遇有辅助波束同主波束的交会点，飞行员从耳机中就可听到不同的信号，这或是指示他飞临投弹区，或是告诉他与目标间的距离，他应按预定航线加速飞向目标。

　　 这一切极为简便，只须对机组稍加训练就可掌握。飞机上除了我们已从德机残骸上了解到的德军轰炸机制式洛伦兹盲目着陆接收机外，无须安装其它任何特殊的机载设备。到目前为止，所有落在我们手中洛伦兹设备，工作频率均为30、31.5或33.3兆周，所以我们自然就推断出敌人的“曲腿”波束就使用上述三个频率。

　　 快到八月底时，敌人开始对英国进行大规模夜间轰炸，九月初开始空袭伦敦之前，利物浦和英格兰中部一直是他们的轰炸重点。我们金斯顿监听站和契德尔的第61无线电站都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敌人在多数情况下使用了夜间导航波束。这时，布莱奇莱的破译员幸而破译了敌轰炸机同地面站联络中使用的所谓“LM”密码——他们当时共使用了六种密码，这足以使我们掌握他们多数通信联络。虽然“曲腿”波束控制的空袭精度为一平方英里，他们还是给英国关键设施造成极大损害，重创了许多城镇。如果他们的轰炸机全部进入目标区，就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但德国空军在最初演练性的空袭中就暴露了他们导航波束的秘密，因此变得极为被动，也使我们的第80联队旗开得胜。第80联队已经严阵以待。

　　 有一个时期，空军部、远程通信研究所、第80联队、第61无线电站和金斯顿之间来往频繁。当时被人们称为“RV”的琼斯博士、第80联队的艾迪生中校、契德尔监听站的斯旺巴勒中校、空军无线电情报部门的斯科特－法尼少校和来自马科尼的Y部队科学顾问T．L．埃克斯利先生以及许多其他人，接踵不断地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就波束信号的特点进行详细的讨论。

　　 我对无线电并无专长，很难理解各种导航波束的技术细节，但我至少可看出各种发射信号输入示波器后，图像显示有明显的不同。巴杰非常热心，向空军妇女辅助队员讲述了波束信号的工作原理，这对我们帮助很大。他和金斯顿其他一些通信军官，如乔纳·琼斯和四一年晚些时候调来的J．F．“吉米”马兹顿少尉，乔·佩恩少尉等人，都不厌其烦地为我们作了解释。

　　 每当我们接到导航波束的试播信号时，他们就立即用示波器核对信号的确切频率和特征，尔后可向第80联队证实以前发现的波束。第80联队司令部已迁至哈福德郡的莱德赖特，他们统管所有波束和信号监听及干扰网的工作。我们在金斯顿和外围站的任务是记录遥远地区一切有关导航波束台开设和工作的情况，遇有任何新动向，我们的副指挥官就向空军部和第80联队发出通报。

　　 到了八月份，第80联队开始了一项新计划，想借此抵消“曲腿”导航波束的作用。最初，他们在工作车内和沿海各警戒站安装了从医院里借来的电热疗机。这种机器可发出一种搅乱导航信号的杂音，使德国飞行员无法确定正确的航向。这些干扰站被恰如其分地称作“头疼”站，因为这些导航波束的确令我们颇为头疼。

　　 但电热疗机的发射距离有限，我们显然还需要另一种更有效的设备。九月七日德国人对伦敦首次大规模夜间空袭，科伯恩博士此时发现了一种可治疗“曲腿”波束的“阿斯匹林”，即一种新型的大功率干扰机，用医学名称为代号，他改装了一些洛伦兹发射机，可施放类似“曲腿”波束的信号，但却是“划”。这意味着德国轰炸机飞行员从接收机中听到“划”信号，他自然认为应向右修正航向。他收不到正确的持续不断的信号，反而继续按照“划’信号进行错误修正。如果他向左飞行，进入“点”信号区，他会同时听到“点”、“划”信号，这就完全把他搞糊涂了。

　　 人们把这项工作称为“波束弯曲”，虽然从技术角度讲这并不确切，但也没人愿意去更正。情报机关从特工人员那欣悉，德国飞行员中广泛流传着有关“波束弯曲”的谣言。在金斯顿，当我们听说德军俘虏描述他们的飞行员如何被搞得昏头转向时，大家高兴得捧腹大笑。有时，第80联队对敌人的主导航波束施放干扰，他们在敌人计划的交会点之前发射辅助波束进行引诱，这就造成了敌飞行员的错觉，使他们不是提前就是漫无边际地乱投炸弹。

　　 在《他们的最好时光》一书中，温斯顿·丘吉尔写到：“当德国轰炸伦敦时，我国防办公室工作的一个军官把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乡下。他们惊讶地看见在离城镇十哩之遥的田野中，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他们数了一下，共有一百多枚重磅炸弹。德国人究竟在轰炸什么呢？他们颇为不解，但同时又感谢上帝，炸弹没有落到自己头上。第二天，那位军官提及了此事，但由于内情之保密，范围之小，真相仅为少数人所知。虽然他身居要职，也没人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只有极少数知情人才会意地交换了神秘的微笑。”

　　 不难理解，第80联队施放的干扰对远离本土的来犯之敌尤为有效，这时德国人的信号比我们的要弱得多，很容易就被干扰信号代替。我觉得公众并不了解这项技术性甚强的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远程通信研究所、琼斯和科伯恩手下工作的科学家们。实际上，德国人后期对伦敦的轰炸中之所以无法集中力量，与其说归功于夜航战斗机和防空火炮，到不如说是归功于科学家们。

　　 第80联队的对抗手段削弱了德军轰炸机驾驶员的信心。戈林虽然曾向元首保证“曲腿”导航波束的准确度，德国空军上下还是对波束的有效性疑虑重重。十一月底，我们在金斯顿常常可听到德国飞行员的抱怨。有一次，我们听到第100轰炸机大队——领航部队——的一位飞行员正在对迪埃普和瑟堡的第三和第五导航波束发射站进行校准，它们的导航波束显然是伸向英国的伯明翰，但他却报告说两股波束的交会点在城市以东。实际上，我们心里部明白，这是由第80联队的干扰所致，真正的交会点在城市西南十二英里处。德军轰炸误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抗干扰，德国空军常常变换其导航波束的频率，但我们的监听站对此早有准备。每当他们变换频率时，第80联队也将立即改用新的频率。有一次空袭时，我们发现他们共换了七个频率，我们的干扰机也随之不断改变工作频率。德国人还拍发假电报，企图对我欺骗。

　　 为了给德国飞行员造成更大错觉，第80联队在中、长波上对敌信标站施放了“掩蔽信号”或“模拟干扰”。德国空军往北海及英吉利海峡沿岸建立了这些信标站，它们就象为舰只导航的灯标站，用来协助飞机返回基地。当然德国飞行员知道这些信标站的确切位置和工作频率并定时利用它们检查自己的方位。第80联队截获了德军信标站发射信号之后，利用一台邮电局使用的发射机，把截获的信号重新发射出去，这使德国飞行员无法校正自己的真实方位，从而也无法判明自己的位置。到一九四○年八月中，我们共建了九个“模拟干扰台”。一个月之后，我们的干扰变得非常成功，德国人被迫在不规则间隔上改变他们中频信号的频率和呼语，企图借此逃避第80联队的干扰。“模拟干扰”计划就是截收敌机要求校正方位的信号，尔后重新发射出去，这样敌人的地面控制站便无法计算出飞机的位置。

　　 我们在金斯顿和各国土防御站值班的人员常常听到敌人飞行员因为他们测向仪不灵，或因为收不到某个信标站的信号而对地面站发泄不满。有一个战俘沮丧地招认，他甚至听说曾有一个飞行员在空中不停地兜圈子，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位。

　　 到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德国人在欧洲大陆布莱兹台德、克利夫、迪埃普、瑟堡和莫尔莱等地建立了五个“曲腿”波束导航站，他们综合利用导航波束，本应可以致命般地接近目标，但第80联队也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干扰手段，可对德军所有导航设施施放强大的干扰。

　　 如果顺利的话，敌人轰炸机几乎没有必要打破他们相当严格的无线电保密措施。可是事与愿违，他们常常发现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有时我们还可听到他们的飞行员惊慌失措的状态。飞行员发现自己在敌国上空迷航，最直接的反应就是要求自己的基地为他确定方位，或对着导航波束接收机大发牢骚。我们每次截获了他们的通信后，通过测向就完全可以掌握他们的确切位置。他们违反安全保密措施的通信联络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这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大量情况。

　　 他们的呼援信号多采用莫尔斯通信，使用六组三字一码的其中一组电码。多亏了布莱奇莱的破译员，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看懂德军的密码。但有些时候，敌人的飞行员或报务员用明码电报或明语联络，他们事先通常把通话内容编为呼号。随着我们对德国空军战斗序列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可以确定通话者的归属单位，从而推断出他们基地的位置。这些情报对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司令部都非常重要。

　　 十一月五、六日夜间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架第26轰炸机联队的亨克尔式飞机企图在空袭中判明自己的位置，他按照圣马诺信标站的无线电方位返航，但由于我们的“模拟干扰”，他认为自己已进入布列塔尼南部地区，而实际上他已飞过了信标站。当他破云而出后才发现脚下仍是一片茫茫大海。他认为这一定是比斯开湾，故返回他认为是信标站的区域。这时油料已快用完，他便向地面控制站发出“口渴”的呼叫。他发现前方的海岸线，就决定在滩头迫降。降落时他的机组不幸死的死伤的伤。本以为是布列塔尼的海滩竟是英国多塞特海岸。被俘之后，他才恍然大悟。

　　 另一天夜里同时间内，一架来犯敌机在英格兰南部上空左右徘徊，无法断定自己的位置。最后不得不迫降在东英吉利海岸附近的北海海面上。此时此刻，飞行员还蒙在鼓里，仍然错误地认为自己在法国诺曼底一带。我们对德国飞行员毫无怜悯之心，他们的弱点之一就是过分依靠电子导航设备，不像我们的飞行员，他们似乎从未受过天文导航或推测领航的训练。一旦电子导航设备发生故障或受到干扰，他们就一筹莫展。

　　 使我们走运的是，德军机组不可能准确地记住各信标站的呼号、频率和位置，所以他们总是随身携带记有这些内容的表格。当然，遇有紧急情况，他们应立即销毁。有些表格比较简单，仅记录了飞行员执行某次特定任务时所需的信标站。但无论他们如何谨慎，还会常常出现漏洞。我们在缴获的飞机上仍可找到这类文件。这些文件对我们判明信标站的位置极有帮助，可是我们也多次发现，由于“模拟干扰”的成功，德国人被迫改变各信标站的频率和呼号。我们从监听和审讯战俘中了解到，德军轰炸驾驶员不仅对他们的“曲腿”导航波束越来越怀疑，对信标站的辅助导航设备也愈发不信任了。

　　 他们的飞行员推算道：“如果英国人知道了这些波束的位置，他们显然会在沿途随时对我们发起攻击。”

　　 实际上，我们的夜航战斗机虽然确实曾沿着导航波束的发射方向进行过搜索，但却很少发现敌机。然而，仅在心理上给敌人造成威慑也是有用的，因此有必要记录下每份第80联队对抗措施成功或不成功的电报以及德军飞行员士气低落的迹象。当时，德国空军飞行员正处在一个即使他们惊恐万分而又沮丧不已的时期，我们却有点幸灾乐祸。

　　 德国空军所有的密语表上，都用红字注记着一行警句：“敌人在监听”。这样的告诫合情合理，我们的确正在不分昼夜地全时守听。白天，或许在下午，我们听到德军正在为夜袭校准导航波束，巴杰就会说：“看来今晚一定很热。谁在值班，麦克？一共有多少人？记着给他们吹吹风。”

　　 夜班人员将得到通知，当晚可能出现敌人的轰炸行动。部分人员会接到具体指示，注意搜索那些我们至今已掌握了的敌轰炸机经常使用的波段。契德尔的报务员或是我们的某个外围监听站截收到第一份敌方通话，整个监听网随即进入戒备。如果可能，我们用测向设备判明敌机的大体方位，并立即通知战斗机司令部，适当的战斗机大队也将随时接到有关通知。

　　 一般截收敌人两、三份电报后，我们才能确定当晚敌人是使用六组编码中的哪一组。一旦掌握这个情况，后面的工作多少能顺利些。我们几乎对所有截获的“LM”编码，都不必花费很大力气就可破译。

　　 位于斯坦莫尔地区本特利修道院的战斗机司令部把我们送去的情报同雷达指挥室中显示的敌情目标信息结合起来，然后进行跟踪。同时，第80联队也将进入戒备状态，如果干扰机还关着，他们就马上起动适当的干扰机。

　　 在金斯顿进行了灯火管制的闷热的工作室里，在外围站电台车和小工作间内，Y部队的姑娘们同空军的报务员头上都紧扣着耳机，一排排地坐守在电台前，倾听着那些生死攸关的游戏。不管大气层中噪音干扰有多大，我们还是尽量不放过德国空军拍发的每份电报，因为这事关我们的荣誉。有时，我们得知某次空袭将是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我们就在可能的情况下派两名监听员同时监听同一频率，以防出现任何遗漏。

　　 当年的工作使我们许多人多年后仍对声音极度敏感。我们在最大程度上集中自己的听力，学会了如何在极为嘈杂的声音里分辨出微弱的信息。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仅收听部分信息的情况，值班军官就得绞尽脑汁去推断电报全文或其含意，那些碰巧没在监听的妇女辅助队员也帮着出主意。我们的工作实质上是依靠集体的努力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