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序幕·第一
作者：艾琳·克莱顿 ·英国
出自————《敌人在倾听》
出自————《战争通史》
生活往往象美国人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巧合”。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刚巧在学习德文，八个月之后，由于我当时所处的地点、时间，我完全出于偶然，开始在以后数年中从事一项对战间参军的妇女来说是最有趣的工作。
当时我之所以学习德文也纯粹是 一个极为偶然的机会。我离开学校后，就决心学习语言。我的第一志愿是学习自幼就熟悉的法语，第二志愿是学西班牙语。但那时西班牙正处于内战，我想去西班牙旅行的念头很快就被父母打消了。以后父母做出决定，我应当攻读德文。如果不亲临其境与当地人共同生活一段，就谈不上掌握真实的语感。因此，我母亲决定让我到德国生活一段，熟悉德文，为日后在德国大学中读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一九三七年，我第一次到了德国，住在迪塞尔多夫的一个家庭里。但他们的英文竟比我的德文流利得多，因此我在语言上并无所获。或许是年幼、怕羞的缘故，我重返家乡时，在语言上同最初开始学习时相比，几乎毫无长进。我母亲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妇女，她又做出了一个切合实际的决定。
“你再去德国，一定要找一个不懂英文的家庭”，她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这样会逼着你努力的”。
当英国首相纳维尔·张伯伦准备于一九三八年秋出访希特勒时，我父母顺利地把我安置在一个靠近莱比锡(现在东德)的哈雷安德赛尔的人家里，那儿是汉德尔的家乡。尽管当时我还很年轻，我也渐渐认识到纳粹理论凶残的本质，我特别不满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有一次我去莱比锡参观时，亲眼目睹了一些不幸的犹太人遭受的折磨。他们被押着游街，脖子上挂着涂抹了“犹太人”字样的大牌子。我还看见旅馆、饭店橱窗里悬挂着那些令人厌恶的“犹太人禁止入内”的招牌。眼前的这一切令人毛骨悚然。我在迪塞尔多夫的那户人家极为憎恨纳粹，他家的叔父因为敢于批评政府而被捕入狱。当我发现哈雷这户人家的母亲是亲纳粹分子时，我不仅大吃一惊，而且也颇感厌恶。这家人的父亲是一位化学医师，并拥有一座大型油墨企业，他甚为圆滑以至不会冒犯希特勒争获“生存空间” [ 译者注：指为满足民族生存和经济自治所需的领土，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纳粹德国为向外侵略、扩张所提出的一种反动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 的野心和他对苏台德、萨尔德语区领土的侵占。他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工业家，绝不会公开地批评政府。
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使我有机会在晚宴、打猎等社交场合结识一些显赫的纳粹人物。我听到的一些谈话使我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深信不疑。德国人对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战后停火协定中对他们规定的那些惩罚性条款仍然感到极为懊恼，看来对他们的态度不应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危机达白热化时，我父母急忙召我回家。我从哈雷抵汉堡后，就得知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会谈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所有德国船只都不许离开港口。美国航运公司汉堡办事处里挤满了急于离开德国的人群。我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知如何才年返回家园。最终，我在一列午夜开往荷兰湾的火车上找到了一席座位。这列火车被认为是最后一列离开德国的火车。我们进入荷兰境内，看到装备了重机枪的荷兰士兵把守着大桥两端，从荷兰湾至哈里奇的渡船上拥挤着大批不知所措的犹太人。背井离乡的惨状使他们心肠欲碎，今后的命运，尤其是国内亲人的命运更令他们忧心如焚。
然而，难道纳维尔·张伯伦不正是挥舞着他那份著名的和平文件回到英国，向人们保证“我们时代的和平”吗？惊慌一过，我又重返德国，住在哈雷那户人家中继续深造。但一九三九年夏天过后，形势日趋明朗，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德国人民的幸福，必须结束纳粹的统治。我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贬于绝境的德国人如何容忍了纳粹党的崛起。最初，纳粹的理论和原则足以博得人们的赞许，但权力逐渐集中于部分领导人、特别是希特勒的手中。当人民醒悟后，已无法阻止纳粹吞噬整个民族了。
我们学校放暑假后，我仍在哈雷那户人家里继续住了几周，尔后回家准备度个短假。我盼望秋天能够重返莱比锡大学，但父亲在空军部的朋友告诫他说，他们认为战争即将来临。他们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回到英国数周后，我加入了空军妇女辅助队伦敦第九郡分队。我耳闻目睹了希特勒政权的罪恶，如果出现一场反对纳粹的战争，我愿为此而尽力。我不想让我最亲爱的母亲担忧，故迟迟末向她吐露真情。但到九月份，我接到了署名空军妇女辅助队寄给“志愿兵A．B．莫里斯”的正式文件，通知我翌日报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把信交给我时问道。我不得不坦白说：“我已自愿入伍了。”
母亲非但没象我想象的那样大发雷霆，反倒露出骄傲的神情。“这才象你呢！”她说，“如果我在你的年纪，我也会这样做的。”
最初我被分配在米德尔塞克斯的赖斯利普皇家空军档案局，这与我在格拉兹·克罗斯的家同在一条铁路线上，仅隔数站之遥。当我初次踏入档案局伤亡统计处时，办公室的准尉军官对我这名编号为882602的新入伍的二等兵莫里斯说道：“你现在已经是空军士兵了，小姐。工作时间每日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每年五十二周。开饭时间是对你的优惠。”这就是当年颇为典型的开场白。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以前，我一直从事办事员的工作。赫伯特·桑德斯少校是我们处的负责人。他是一位愉快而又机敏的教授，具有传统的学者风度。他不拘形式地用拉丁和希腊语修饰着他秀丽的英文，阅读他的文件和备忘录不失为件乐事。表面上，我是他的秘书，但由于他发现我曾经是学习语言的，有时也派我去伦敦翻阅外国报刊，寻找有关皇家空军飞行员在敌方或中立国上空被击落的情况。
伤亡统计处常常向遇难者的父母或妻子发送那些千篇一律、但却令人恐惧的通知书：“我极为沉痛地通知您，您的儿子(或丈夫)、编号______、×××中士在作战行动中失踪(或我们认为是因死亡而失踪)……。”每份通知都要经过极为小心谨慎地打印，不得出现任何差误，因为收信者或许会永久地保存它们。有多少个夜晚，我留在办公室里迟迟不归，打印着那些令人辛酸的字句，每当我一想到它们将为全国各地许多家庭所带来的悲伤苦楚时，泪水便夺眶而出。
就这样，我度过了军队生涯严酷的开端。我在赖斯利普报到几天后，就接受了一项棘手的工作：当时，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在西部通道 [ 译者注：西部通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海军在大西洋的防区，包括爱尔兰以南、南爱尔兰海、圣乔治海峡一带的海域，防区司令部设在利物浦。 ] 被德国的袖珍型潜艇击沉，要我们通知遇难者家属，他们的儿子、丈夫或是失踪或是死亡。我们向遇难者最直系的亲属拍了近一百封电报，随后又发了信。我们征集了所有的打字员，在陈旧的打字机前一直工作到凌晨，悲哀的心情使大家沉默不语，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对更多的人将意味着什么。
由于我还年轻，对事物可能过于敏感，这份工作在我的感情上刻下了深深的悲哀。当那些年迈的老人亲自找上门来，或在电话中恳求我们提供更多情况时，我简直心痛欲碎。一位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老年妇女千里迢迢从诺森伯兰数次找上门来。“听我说，小姐，”她总是这样解释，“他是我唯一的儿子，我们很晚才生下了他。除了他，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她的面孔由于悲伤而显得消瘦苍白。我还记得，当时我想如果我的亲人一旦发生不幸，那么上帝呵，请你一定让这一切尽快结束，并给我一个准确的消息，千万别总是使用那些“失踪”或“认为死亡而失踪”之类含糊不清的词句。
在那些早期的岁月里，我们这些被称为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人员没有像样的军服，发下来的是一套“孤儿安妮”式的雨衣、黑色筒袜和一双系带皮靴。走运的话，还可领到一顶贝雷帽。我们总是自豪地在帽子上佩带一枚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徽章。我们单位的准尉把他那枚已被磨光了的旧帽徽慷慨地送给了我。那个帽徽干脆不用擦洗，只消轻轻吹掉尘土，就会闪闪发光，即便目光最锐利的上士也挑剔不出什么毛病。下半年，用比较确切的话说，我们的服装有所增加，发下来几条黑色的强力裤，如果全部展开，蹲下来时，上端可一直伸到腋下。自然，我们把它称为“无情裤”。此外，我们还领到一些粉红色的棉缎胸罩，无论三十二或四十英寸的胸围全都要靠背后的松紧带调整。若想往上提提，简直是妄想。运气好的人可从库房领到一件浅蓝色的衬衣，但可能没有领子或黑领结。军装总是零零碎碎地下发，有些人甚至还领到一顶为了使我们潇洒点而制作的大沿军帽。
一九四○年初，我们这批入伍较早的人听说在西德雷顿入伍的新兵领到像样的全套军服之后，都感到愤愤不平，威胁着要穿上领到的军服游行，单位里的男兵也都表示支持。空军部为了缓和气氛，每周给每人多发两个先令作为补偿。
军队过去是男人的世界，现在却混杂一群妇女。但空军妇女辅助队工作的男人对我们却体现了宽厚容忍。在我们单位的历史上，空军妇女辅助队主管部门总是在记录资料中写上这样一段话：“空军妇女辅助队的早期成员无不感激原单位的部分军官和军士……给予的热情帮助、忠告以及他们体现出的宽容。”这段话中蕴寓的美好感情我完全赞同，但同时也深知在那些早年岁月里我们对他们来说有多么头疼。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国内到处都发放了防毒面具，无论在哪儿，我们总是把它带在身边。民用面具是装在一个精巧的小纸盒里，军用的却十分笨重，放在卡叽布的背囊里。设计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服时，显然没人考虑过妇女的手提包中经常放置些什么物品，或按当年的规定，妇女被禁止带手提包时她们会怎么办。自然，名目繁多的女人用品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装有防毒面具的背囊中。现地检查或穿戴防毒面具的操练中，常常在姑娘们的背囊中发现成堆的妇女用品，从口红、粉盒到卫生纸，应有尽有，使人既惊讶又好笑。空军妇女辅助队中，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古怪的作法，宁愿假装昏倒在训练场上，也不愿让人查出背囊中的藏物。
刚到赖斯利普时，我们在一座机棚中极为难受的行军床上度过了最初的几夜。由于机棚的门无法关紧，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想干嘛要当兵呢。但很快我们就被分派到赖斯利普市内或周围的私家住宅中。运气好的分到一间舒适的宿舍，女主人的照顾无微不至。倒霉的居住条件自然就很差。我最初分到的一家，夫妇俩都是自然病理学家。他们出于对我正常饮食习惯的尊重，有时煎些火腿，而平常我只好大量地喝芹叶汤。记得那时我总是饥肠辘辘。
我分到的第二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的女主人在当地的一家工厂里上全班，她丈夫在附近的火车站上夜班。每天早晨我上班后，她才起床，所以我不得不自己准备早饭，烤面包和煮茶。晚上，她又总是迟迟不归，以至我下班时常常吃不上晚饭。他们常在厨房中给我留张纸条，写着“今晚吃沙丁鱼”或“罐装面条”，也有时仅写着“烤大豆和面包”。我的晚餐经常是罐头食品和面包。值得庆幸的是，我父母离此地并非太远，假日时可回家吃顿像样的饭。
我在档案局工作的以后几个月中，正逢战争的发展停滞不前、正处于被人们称为“胶着战”的阶段 [ 注：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在西部战线采取的消极进攻战术。 ] [ cdhyy注：也称“静坐战”或“假战争”。 ] ，皇家空军伤亡相对较少，故我们的伤亡统计工作也不繁重。但好景不长，到一九四零年五月，随着德军侵入法国和低地国家 [ 译者注：即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诸国的总称。 ] ，大量的伤亡报告接二连三地涌入我们的办公室。六月八日，另一艘英国航空母舰“辉煌号”在挪威沿海被德舰击沉，舰载飞行人员伤亡惨重。但当我正在为皇家空军人员的伤亡而难过，而通知遇难者亲属的工作又使我倍受折磨时，英国东南部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些事件，并且很快就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不稳定的和平岁月里，趋势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英国于本世纪内可能再次卷入欧洲大陆的劫难之中。日本出兵满洲里，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 [ 译者注：即埃塞俄比亚 ] ，德国占领莱茵和萨尔区，这一切都是轴心国更大野心的不祥之兆。英国政府采取了适当措施，以保证拥有足够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并有效地对付上述国家的无线电通信。
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危机之后，欧洲各国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戒备状态，英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当然也加强了对德军无线电通信的监视。同时，德国空军通信部长沃尔夫冈·马蒂尼上将正在扩编并改进其被称之为三局的无线电情报部队，德海、陆军的无线电情报部队也不断加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复杂的电子侦听的新纪元。
早在一九三九年五月，马蒂尼曾乘坐杰匹林型飞艇飞临英国东南部沿海，旨在窃听我无线电定向台网(后来被称为雷达站)的通信，以判明我方电台的波长、数量和位置，可能的话，还要判明电台的工作效率。然而，他此行并非成功。他们的全部活动始终处于我方雷达人员的监视之下。他们失策的是当飞临汉姆泊三角湾时，竟向国内报告了其位置。他们的联络被英国无线电情报部队截获。当时英军曾想让这位德国空军将领知道他的机组错判了方位。但他们很明智，没有暴露自己的手段。当然，这件事本身对英国来说具有极大的情报价值，使我们了解到德国人对英国的雷达网如此感兴趣。这时，我们的早期预警系统比德国人的先进，所以他们总是急于了解任何有关我方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胜过德军一筹。
一九四零年五月底，德国人事实上已经征服欧洲。荷兰、比利时沦陷，德军强攻亚尔丁 [ 编者注：亚尔丁绵亘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三国间之高原森林地区。 ] ，进入法国，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尽可能多地保存英国远征军，把他们撤回本土。六月九日，最后一批小型舰只组成的勇敢的舰队撤离了敦克尔克，近三十五万盟军士兵安然脱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以来，作为情报单位一部分的Y部队有了显著增加，其职责是监听敌方通信联络。他们全力以赴地监听德国空军的莫尔斯通信，并且有史以来当局第一次任命了合适的人选负责此项工作。许多被派到无线电情报部队中的军官都是无线电业余爱好者，收听有趣的通信、寻找信号微弱和远距电台本来就是她们平时的爱好。
最初，英国的监听仅限于无线电报(莫尔斯)通信，但一九四○年初，空军部在靠近肯特郡福克斯通的霍金奇皇家空军航空站组建了一个单位，旨在监听德国空军各种非莫尔斯电码和无线电话。直到五月以前，该单位对敌方通话的监听工作几乎毫无进展。后来，战线渐渐接近于海峡沿岸，他们在40兆周甚高频处首次截获了敌方通信。
没过多久，他们就判明这次通话明显发自前线上空的飞机。Y部队的成员对这一发现欣喜若狂，他们终于能够监听德国飞行员同地面站的无线电话联络了。高兴之余，却又发现了美中不足，所有人员中竟没人能听懂通话内容。现在看来，这也许是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疏忽，但当时确实如此。他们急急忙忙地在空军内寻找通晓德文的人员，碰巧发现一位名叫科波罗·R．马西森的年轻士兵。他曾在德国留学，当时正在机场守备部队中当炮手。他很快就开始在无线电情报部队中无休止地工作，记录德军飞机同指挥台的通话内容，并把它们翻译成文。马西森后来被调入皇家空军，一九四二年七月在一次特殊侦察飞行时殉职。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这些通话主要是德军战斗机或斯图卡式(Ju．87)俯冲轰炸机在攻击地面上溃退的陆军时同他们地面站的联络。这类情报的价值立即得到赏识，为了以最高速度尽可能多地监听德国空军的无线电话通信频道，空军部下达了扩编Y部队的指示。
统帅部做出决定，这项工作可由空军妇女辅助队承担。沿海各雷达站、战斗机司令部下属各指挥所的作战室和雷达指挥室中都有她们的人，并且工作的很出色。米德尔塞克斯郡赖斯利普的档案局接到了一项紧急命令，要求他们寻找懂德文的空军妇女辅助队员。六月十三日，上级派来了一位语言专家，对候选人进行面试。我很走运，可以说这时我已经踏上Y部队的台阶了。
我同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姑娘立即被送往霍金奇的试点站。她因为爱尔兰籍贯，经过了更长时间的安全审查。两天以后，我于六月十五日动身前往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地。我领到一个封着口的信封，大概是为了防止我告诉朋友们我的去向。我在赖斯利普车站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张去苏塞克斯南海岸黑斯廷斯的火车票。对这个地方我一无所知。当时，Y部队监听无线电话的部门已从霍金奇搬到费尔莱特，地点选在黑斯廷斯的悬崖峭壁之上，目的是利用地形的高度增大监听范围。我的命令之所以事先被封好是出于严格保密的需要。英国患上了间谍恐惧症，公共场所中四处可见漫画家弗格斯画的宣传广告，告诫人们谨防“希特勒正在偷听”。
若在和平环境中，象我这样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快活的姑娘，可能正在为如何举办下一次网球赛而绞尽脑汁，或许在筹划周末到海边野餐。当时正值一九四○年六月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我也是去海边，但我却忧心忡忡。别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保密单位，我也感到它一定是某种情报机构，明显与我懂德文有关。除此之外，我便一无所知了。那个精明的老准尉曾告诉过我，军队中传统的警句：“记着，姑娘！不管什么原因，永远别自愿报名。”但这次，也是按照部队的传统方式，我按照要求“自愿”报了名。若我还有选择的余地，若我听了他的劝告，那我就全都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