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战败者·第二十七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斯大林把占领柏林视为苏联理应得到的报偿，但是收获让人失望并且消耗惊人。德国国家银行是柏林的一个主要目标，希洛夫查实，银行有2389千克的黄金，12吨的银币，数百万来自曾是轴心国占领国家的钞票。但是纳粹的大批黄金储备已经转移到了西方。
然而，希洛夫后来被指责截留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做苏联秘密警察的活动经费。
苏联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拆除和搬走德国所有的实验室、车间以及工厂。在莫斯科的苏联秘密警察甚至列出了一个苏联警察法医实验室所需物品的选购清单。苏联的原子弹开发项目，波罗的诺行动在所有事情中具有最高的优先权，但是取得的可观成就也得益于V－2型火箭的科学家、西门子的工程师以及其他任何一个帮助苏联的军火工业赶上美国的具有高超技术的技师。只有少数人设法对抗苏联的压力，比如容教授和他的小组就拒绝帮助苏联发展神经性毒气，其他人中间有许多人享有相当多的特权和携带全家移居苏联的权力。
然而，事实证明德国的科学设备并不比设备的设计师容易控制，绝大多数运回莫斯科的设备一点也用不上，因为它们要求适于精密技术和最纯的原材料的环境。一位曾参与在柏林拆除设备的苏联科学家说：“社会主义不能造福自身，即使是它拿走了另一个国家所有的技术基础设施也是如此。”
多数拆除实验室和工厂的计划都带着混乱和灾难的痕迹。发现了甲醇的红军士兵不仅把它喝了，而且还分给自己的同志们。德国妇女工作班组把车间里的设备用利器划破，让它们放着在那里生锈。即使最终运回了苏联，后来也只有一小部分能很好地得到使用。斯大林的工业掠夺理论显示出了徒劳无功，而且红军士兵对德国人的财产普遍没有清晰的分辨好坏的意识。法国战俘对苏联人有计划地破坏维修状况良好并仍能使用的机器感到惊讶，这是对资源的巨大挥霍，对导致苏联占领的德国陷入了永不恢复的倒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个人的战利品一如在东普鲁士时那样延续着奢侈无度，尽管现在变得更异乎寻常。苏联将军的行为就像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瓦西里·格罗斯曼描述了崔可夫的一个军长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的情形。他在记事本里简略地记道，那位将军要求“带着两头德国种猎犬(漂亮的伙伴)、一只鹦鹉、一只孔雀、一只珍珠鸡一起行军。它们在他的指挥所里显得神气十足，生气勃勃。”
将军们多数的战利品是下级军官敬献的礼物，当他们占领一个城堡或是豪华的房子时，他们就为自己的上级快速地抢夺最好的东西。朱可夫就收到过一对荷兰猎枪，几乎肯定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它们后来成了阿巴库莫夫试图诽谤朱可夫的一部分借口。斯大林主义者在告发某人时免不了夸大事实，因此那两支枪变成了“二十支高兰德＆高兰德公司制造的珍奇猎枪。”
在指挥系统的最下层，流传着红军士兵一系列有趣的劫掠事件。年轻的女兵的兴趣集中在从“格雷琴”手里搜集嫁妆，希望在一个缺少男性的世界里还能找到丈夫。已婚的士兵则到处搜集衣服，然后寄给家里的妻子，但是他们也抢劫“格雷琴的衬裤”。这类礼物让家里人最坏的猜忌得到了证实，许多苏联妻子确信柏林的德国妇女正在诱惑她们的丈夫。
然而，多数士兵更留意抢劫重建家园需要的东西，尽管事实上那些东西的重量远超过他们五公斤的定量。一名军官告诉希洛夫，他的下属把窗格玻璃拆掉后，用木头把各边固定住，再用电线绑好寄回家里。他叙述了在红军邮递部门的一幕。
“快点，拿着！”那个士兵说，“快点，德国人毁掉了我的家。快点，拿着这个包裹。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不是邮递部门。”
许多人邮寄一麻袋的钉子，有个人拿的是一把已经弯成圆圈的锯。“你至少应该找个东西把它包起来。”邮递部门的一个士兵对他说。
“快点，拿着！我没有时间，我是从前线回来的！”
“地址在哪？”
“在锯上呢。瞧这儿，看见了吗？”他用擦不掉的铅笔把地址写在锯刃上了。
其他的士兵用面包贿赂德国妇女，让她们把战利品缝在被单里做成包裹。对苏联的士兵来说，能够给远方的家人和朋友分发诸如帽子和手表之类的礼物是件颇感自豪的事情，手表的魅力使它远比其他更有价值的东西珍贵。苏联的士兵总是戴着几块表，其中起码有一块表是莫斯科时间，还有一块表是柏林时间。正因如此，德国投降之后，他们还继续用手里的冲锋枪戳着平民的胃部，专横地要求，“乔治，乔治！”德国人就试图用苏联式的说法进行解释——手表已经被拿走的德国人——手表已经上缴了的人。
一些只有12岁的俄国男孩出现在柏林进行抢劫，他们当中被捕的两个人承认他们是从莫斯科北部的沃洛格达通过各种渠道过来的。处于狂欢气氛中的外国劳工对所有解放区发生的数量惊人的抢劫负有责任，这毫不令人惊讶。一份美军陆军的报告指出：“男人都涌向了酒窖，女人则冲向了服装店。而且他们在路上还尽其所能地搜集食物。”但是，“许多被认为是外国人实施的抢劫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干的。”
德国人对强迫劳动的厌恶和恐惧是发自内心的。当西方盟军坚持把他们先供养起来时，他们都非常惊骇。墨菲在5月1日给写给国务卿的一封信中说：“在谈及俄国人这样的下等人和要求盟军应该为德国人免受那些‘劣等民族’伤害提供保护时，就连明斯特的主教也被搬了出来。”然而，与德国人预想相反的是，当一个人考虑到劳工来到德国后遭受到何等的遭遇时，劳工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暴力活动，这一点是颇令人惊讶的。
在柏林，平民的情绪非常复杂。虽然抢劫和强奸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是他们对红军为供养他们付出的巨大努力感到吃惊和感激。纳粹的宣传让他们确信他们会集体挨饿。别尔扎林将军曾走出去与在红军野外食堂排队的德国人进行过交谈，不久他在柏林人心中几乎成了英雄，就像他在他的下属心目中一样。他死于一场酒后摩托车驾驶车祸，这件事不久激起大家普遍的哀悼，并在德国人中间传出了他是被苏联秘密警察暗杀的谣言。
德国人对几乎是无私的食物援助感到惊奇。苏联的士兵拿着大块的牛肉来到德国人家里，让家庭主妇下厨给他们做好，并分给他们一份牛肉作为报酬。像所有的士兵一样，他们都想在一个真正的家庭里，在一个真正的厨房里坐在桌边吃饭。苏联人还经常给他们带酒过来，饭后，每个人都会喝酒，庄严地庆祝和平，而且苏联士兵还会坚持向女士敬酒。
德国军事当局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拒绝毁坏红军前进道路上的储备酒，这个决定是出于醉酒的敌人就没有战斗力的考虑。然而，它正是红军士兵似乎需要从中得到勇气去强奸和庆祝这样一场可怕战争结束的元凶，这对于女性来说是个悲剧。
一系列的庆祝胜利活动并不意味着恐惧在柏林已经结束，许多德国的妇女遭到强奸成了扩大的庆祝活动。一位年轻的苏联科学家与一个15岁的德国女孩陷入爱河，他从她那里听说，5月1日的晚上，一个红军的军官在强奸她时，为了让她顺从就一直强行将手枪的枪口塞在她嘴里。
妇女不久就学会了在晚上的“狩猎时段”消失，年轻的女儿连续数天被藏在储藏室的阁楼里。母亲只在凌晨的时候才敢出现在街上去接水，这时候苏联的士兵由于前天晚上喝过酒还都在梦乡。有时，最大的危险来自一个母亲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儿在绝望中用泄露其他姑娘的藏身地点做交易。
德国妇女对被强奸的经历的反应不一。对许多受害者来说，特别是对自身遭受的一切一无所知的年轻姑娘，心理上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她们在以后的生活里与男人相处将变得极度的困难。母亲通常更关心她们的孩子，并且这个头等大事让她们克服了所承受的痛苦。还有一些妇女，其中有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只是试图让那些经历成为空白。一个妇女在拒绝谈及经历时承认：“我必须压制许多的念头，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那些不进行反抗并设法从发生过的事情中解脱出来的人看起来似乎受到的痛苦更少，一些人把它称为“脱离身体”的经历。一个人写道：“那种想法能够使痛苦的经历不再左右我以后的生活。”
柏林多种群体中粗俗的犬儒主义也似乎有些帮助。一个不具名的日记作者在5月4日写道：“总而言之，我们慢慢地开始以某种幽默的眼光来看待所有的强奸事件，虽然有些冷酷。”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士兵首先会去找较为肥胖的妇女，她们有些幸灾乐祸的感觉，没有减肥的妇女通常是纳粹官员和其他从特权职位捞好处的头面人物的妻子。
没有被俘虏或是从监狱里早早释放出来的男人返回家乡以后，在听到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在他们不在时被人强奸的事情后，他们的情绪犹如冰冻一般(许多长期关押在苏联军营的战俘由于饥饿而丧失了性能力)，他们发现很难接受他们的女人遭到强奸的念头。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名年轻的贵族在得知他的未婚妻被五个苏联士兵轮奸的消息后，立刻解除了婚约。这个不具名的日记作者向她以前的男友讲述了这座房子里的人们幸存下来的经历后，她男友反应却出乎她的意料。他暴跳如雷地吼道：“你们都已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婊子，你们每个人都是。我实在听不下你的这些故事了，你们已经丧失了所有的人格。你们所有人都是。”后来，她就把日记拿给他看。当他看到日记里有关她被强奸的记录后，他两眼怒视着她，好像她神经出了问题。几天后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说是要去寻找食物，以后她再也没有看到过他。
或许苏联人的宣传中最荒唐可笑的说法，就是宣扬德国的情报部门在柏林留下了大量的感染性病的妇女，目的就是要她们把性病传染给红军。在苏联秘密警察的另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是“狼人”组织所为，“一些狼人地下组织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女孩，她们从组织的领导那里接到任务去伤害苏联指挥官，并使他们丧失指挥作战的能力。”即使在从奥得河发起攻击之前，苏联军方把上升的性病发病率解释为“敌人准备使用各种方法来麻痹我们，使我们的士兵丧失战斗力”。
许多妇女不久发现她们不得不到医疗中心去排队候诊。看到这么多妇女身处相同的境遇，似乎让人感到一丝的安慰。一位女医生在一个空袭避难所开设了一间性病诊所，诊所外边挂了一块用西里尔字母写的“伤寒症”的牌子，以使那些俄国士兵不来骚扰。就像电影《第三者》里描述的那样，盘尼西林很快就成了黑市上最走俏的商品。堕胎率也急剧上升，许多把孩子生下来的妇女也把孩子丢到了医院，因为她们知道她们的丈夫或是未婚夫是肯定不会接受把孩子带回家的。
有时，人们很难弄清楚年轻的苏联军官是否在饱受着犬儒主义或是完全盲目的理想主义的折磨。一位资格较老的中尉对一个工兵军官宣称：“红军是世界上道德素质最高的部队。我们的士兵只攻击武装的敌人，无论我们在哪，我们总能为当地人树立一个人道的榜样，任何暴行和掠夺的事情全都与我们无关。”
许多前线的步兵师比其他的部队表现的更有纪律性，比如，坦克部队和后方部队。很多不同的轶闻事件表明，苏联军官中的犹太裔人却出人意料地去保护德国的妇女和姑娘。斯大林在4月20日通过大本营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部队“改变对德国人的态度……优待他们”，但绝大多数的军官和士兵对斯大林的命令视而不见。值得注意的是，命令下达的原因是由于“残忍的对待”敌人会激起敌人坚决的抵抗，并称“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是不利的”。
5月2日，一位被释放的法国战俘在街上找到瓦西里·格罗斯曼。他说：“先生，我喜欢你们的部队，这就是我在看到你们的部队侮辱德国的妇女和姑娘时会痛苦的原因，这会给你们的宣传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巴黎，深受红军爱戴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听了返回战俘讲述的那些丝毫算不上壮举的事情后，都感到十分震惊。但是，在这些消息在送达苏联政府之前还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
许多人认为，在军纪实施前，红军在柏林有两周的时间进行抢夺和强奸活动。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8月3日，也就是德国在柏林投降的三个月后，朱可夫才发布了较为严明的军规，以控制“抢掠”、“身体施暴”和“可耻的事件”。苏联人曾发起的“把你们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放出来”之类的宣传开始产生了负面效果，尤其是在德国共产党员的妻子和女儿也没能幸免于难之后。命令中指出，“这样的行径和未经批准的行为使我们在德国反法西斯者眼里的形象大打折扣，特别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这些行为能够极大地帮助法西斯主义者发起反对红军和苏联政府的运动。”指挥官因纵容下属受到了批评，“未经批准的行动”只好停止。中士和下士每天早晚都要点一次名，士兵每人领到一张身份证，部队在没有接到调遣命令时不准擅自离开柏林。事实上，这些命令都会包括一系列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在任何一支西方的军队看来都会认为正常的，即便是在本土的军营驻地。
整个夏天国际新闻媒体的文章都在讨论着这个主题：即使海外共产党扶植势力现在处于鼎盛，这一事件对他们的影响也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警觉。莫洛托夫的助手写道：“这些卑劣的宣传给红军极高的声望造成了损害，使被占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责任都转嫁到了苏联……我们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都需要信息和事实武装起来对抗反面宣传。”
道德的标准确实遭到了践踏，但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几乎没有选择。在返回柏林时，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看到了贫穷的人们交易的场景。她立刻想起了德国诗人布莱希特在《三分钱歌剧》里的诗句：“食物为先，后有道德”。
5月初的时候，勃兰登堡门已经变成了货品交易和黑市的主要场所，解放的战俘和武装的劳工在这里交易他们的战利品。乌尔苏拉·冯·卡多夫发现各种各样的妇女靠卖淫来换取食物或是香烟货币。“上海的维尔科曼”，一个玩世不恭者说道。她注意到30岁的年轻妇女看起来要老多了。
为生存之需而歪曲的不仅是道德。那个不具名的日记作者以前是位出版商，她曾碰到一位苏联水兵，他看上去很年轻以至于让人觉得他还是个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他让她为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具有良好品格的温柔端庄的好姑娘，他会给她食物，诸如通常定量配给的面包、鲱鱼和火腿。德国作家恩斯特·容格在德国占领巴黎时是位德国国防军军官，当时他就注意到了食物的力量。当然，正如许多的德国士兵在法国发现的那样，当一个妇女需要喂养孩子时，食物的力量会变得更大。在柏林，黑市交易比率是以“香烟货币”为基础的，所以在美国士兵带着几乎不限量的随意支配的香烟箱到来时，他们当然不需要去强奸。
强奸的定义已经模糊地变成了强制性交。当妇女面对饥饿时，枪或是武力就都成了多余。这可以称作是1945年德国发生的强奸事件演化的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一种奇怪的同居生活，许多苏联军官抛开了国内的“革命伴侣”和德国的“占领区妻子”住在一起，他们在苏联的合法妻子在听到关于“占领区妻子”的传闻时狂怒不已，但是她们的愤怒却根本没有什么约束力。苏联当局在了解到许多红军军官意图与他们的德国情妇住在一起，并打算在回国的时候叛逃的做法后，也深感震惊和愤怒。
那位日记作者和年轻的苏联水兵见过面后，就疑惑自己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一位有教养的苏联少校提供保护和施舍食物的娼妓。与多数苏联人一样，他尊重她受过教育，而她认识的德国男人不喜欢上过大学的妇女。然而，不管这种现象是强奸还是卖淫，这种获得食物和保护的协定已经使妇女倒退到原始时代，几乎可以说是太古时代。
乌尔苏拉·冯·卡多夫从另一角度预测，尽管德国的妇女已被迫变得比男人更达观，但是当男人们从监狱里回来后，她们还是会很快回复到原来的样子。她写道：“或许我们妇女现在正面临这场战争中最困难的事情——给予众多被完全击垮和绝望的男人以理解、安慰、支持和鼓励。”
德国人在战败后一直在长期痛苦地作着斗争，因为战败的想法产生了“一场信心的大灾难”。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会被完全征服，他们的士兵将在西伯利亚奴役般地度过他们的余生。然而，随着希特勒死后抵抗组织的瓦解，德国人态度的改变让在柏林的俄国人大感惊奇。德国“温顺听话的人民”让他们震惊，他们原本有些担心会发生苏联人民曾上演的残酷游击战。希洛夫告诉贝利亚，这里的居民举止中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崔可夫的一个参谋军官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尊重权力”的思想。同时，红军的军官们对许多德国人的做法感到惊奇，他们很自觉地把纳粹旗帜中央的纳粹党党徽去掉，改制成鲜红的共产党旗。柏林人视这种转变为“嗨！斯大林”！
然而，德国人的顺从并没有使锄奸团和苏联秘密警察停止把任何一个逃亡或是事故视为“狼人”所为。5月上旬，每个苏联秘密警察边境近卫团一天就要逮捕一百多名德国人。他们当中过半数的人被移交到锄奸团。一些向苏联政府揭发的最恶毒的告发者以前都是纳粹党徒，或许他们想在未暴露之前试图去揭发别人。锄奸团通过讹诈勒索前纳粹党成员来帮助苏联秘密警察的部队抓捕纳粹党徒和德国国防军军官。搜寻小分队经常带着警犬到公寓和出租的棚屋进行搜索，许多德国的逃兵不久前还在这里躲避纳粹党徒和德国宪兵分遣部队的追捕。
苏联人的阴谋破坏理论包括，“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妄图通过贩卖有毒的柠檬水和啤酒达到在柏林大面积投毒的目的”。孩子们发现，只要在玩耍时接触到反坦克手雷和废弃的武器就会被当作“狼人”组织的疑犯受到锄奸团的审讯，而且，锄奸团只对招供感兴趣。公然挑衅苏联的迹象出现在里希滕贝格，在那里发现了一些纳粹标语，标语上写着“纳粹万岁”！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德国人普遍顺从的例外事件。5月20日晚，“一群数目不详的匪徒”袭击了苏联秘密警察10号特别营地，并救走了466名囚犯。袭击发生时，营地指挥官正在参加一个宴会。贝利亚对此事十分恼怒，在苏联秘密警察对部队的高级军官缺乏警惕性提出了严厉批评之后，这件事让苏联人深感窘迫。
柏林的妇女只是想让生活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柏林最常见的景象变成了“捡瓦砾的女人”，她们排成长队用水桶在倒塌的建筑物前清理残砖烂瓦。许多远离这座城市的男人，要么去逃难，要么就承受不了战争造成的心理压力而崩溃。
起先，妇女像多数工作小组那样只能得到少许的马铃薯作为酬劳，但是柏林人并没有丧失幽默感。柏林的每个地区都重新命名：夏洛滕贝格更名为“卡拉默滕格”，在德语中意思为“垃圾堆”；施泰格利茨更名为斯坦赫特尼切特斯，在德语中意思为“没有直立的东西”；利希滕菲尔德更名为“特里希菲尔德”，在德语中意思为“布满弹坑的地方”。这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掩盖顺从和平息绝望的一种外在勇气，正如一个柏林年轻人所说，“人们听天由命。”
雇工和职员遵照别尔扎林将军的命令都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场所，锄奸团的官员借助于苏联秘密警察部队把建在马祖里“大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建筑物用警戒线隔离开。工厂所有的工人都要求站在各自的桌旁，他们彻底从故意消极怠工或是费尽心机的去破坏设备中解脱出来了。主管这里的是锄奸团的军官波波夫少校，另有一些德国共产党员给他做帮手。他对待这里的工人很好，他还保证军队会为众多年轻妇女提供保护，尽管当女人们几天后回家时，这些许诺并没能拯救她们。
以“莫斯科移民”身份返回国内的德国共产党员完全追随他们的苏联主子，他们也应算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失败感笼罩着他们，关键原因在于纳粹1941年侵略苏联时，德国的工人阶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他们的苏联同志们并没有让他们忘掉过去，一些德国人站出来声称1933年前就已是共产党员了，一些人对他们的严厉指责激起了苏联人的愤怒和猜疑心理，他们谴责几乎没有人武装起来对抗纳粹政权。只有“反动集团”对希特勒进行了知名的反抗活动，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的猜忌减少分毫。
5月27日是春季美丽的一天。这些德国共产党人飞越柏林的中心，降落在腾珀尔霍夫机场。眼前毁坏的场景让他们动容，这座城市毁坏的程度让人丧失了所有修缮念头。他们各自内心的感受也十分的复杂，这是一次在没有信心情况下的回国。那些在苏联长大的年轻成员觉得在街上听着人们讲德语感到有点陌生。两周前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庆典上，沃尔夫发现他当时的想法和“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应有想法一模一样。然而，在他到达柏林的几天内，他从德国共产党人那里听到的全都是红军如何对待德国人的事情。他在5月30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前线士兵经历了大浩劫，所有妇女都被强暴了，柏林人没有了手表。”戈培尔对红军的宣传已经在德国人心里形成了一种在极大的恐惧。“接着就感同身受，接着就耳濡目染，因而绝大多数的德国人特别是那些居住易北河东部地区的人对苏联都有极度的抵触情绪。”
他们的组织在柏林的领导者是备受大家厌恶和蔑视的瓦尔特·乌尔布赖希特。他是一位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者，以善于玩弄揭发对手的手段而闻名，贝利亚称他是个“可以杀死自己父母的无赖”。沃尔夫还能记起他满口的撒克逊口音和高亢的腔调。他自认为是一台“无情的”机器，是苏联政策的忠实信徒，斯大林做出的任何指示都是“绝对的命令”。乌尔布赖希特告诉沃尔夫，让他打消返回苏联继续完成飞机设计师学业的念头。他被委派到位于马祖里的广播中心——大德意志电台，现在已经更名为柏林人电台——负责宣传工作。在那里，沃尔夫发现他负责的项目称为“世界第六日”，主要吹捧苏联显赫的工业业绩。但是，苏联政府对电台宣传设置了重重障碍，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将军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负责监督电台对德国人愿意听到的三个话题进行宣传。这些忌讳的内容包括“强奸、德国战俘的命运以及奥德－纳斯线”——这条线意味着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
尽管苏联当时进行着有利于自己的宣传，但是苏联还是要求柏林的居民把家里的所有无线电设备上交到附近的军队哨卡。玛格达·威兰记得当时她带着无线电到当地司令部时的情形，当在她快到那里时，她看到几个在外闲逛的士兵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着她，于是她把无线电扔在马路中央，转身就跑了。
柏林人看着街上燃起的营火、毛发蓬松的哥萨克小马，甚至骆驼时，他们觉得自己的城市让“蒙古人”占领了。这很大程度上是戈培尔宣传造成的影响。在柏林能见到的数以百计的苏联部队照片中只有一少部分的部队是在来自中亚地区，但是，饱经风霜的皮肤散发出的因皮脂和污垢形成的棕色光泽，以及因长期暴露在风吹中形成的眯缝的双眼，让许多苏联士兵看起来具有东方人的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英国和法国士兵的照片中也能看到相似的情形。柏林街头古怪的景象仍在上演：面容憔悴的孩子在路旁烧毁的坦克里玩耍，那些坦克看上去就像搁浅的船。但是不久，非法张贴者就在它黑色的外壳上贴上了舞蹈课程培训的广告。这是柏林人首次在他们视为生命中最不可想象的最低谷阶段进行的经济复苏努力，柏林人把这个阶段视为“灭亡零时”。
别尔扎林将军优先考虑的事情主要是恢复基本的生活，特别是基本的公共设施，比如电力、供水以及煤气。医院里原有的3.3万个病床中，现在仅有8500个还能使用。另一些事情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5月11日，星期五，犹太教的第一个礼拜仪式在一家犹太医院的犹太教堂里举行，仪式由红军中的一名犹太教教士主持。对于那些结束躲藏生活或是在处死的最后关头被拯救的人来说，这一刻都会百感交集。
这座城市里有一百多万人没有安身之所，他们仍旧在地窖和避难所里度日。当有炊烟从一个看似垃圾堆的地方飘起时，一定就是住在废墟中的妇女想给她的孩子重新营造出家庭生活。
市内95％的电车系统都瘫痪了，大部分的地铁和城区铁路由于爆炸的原因仍泡在积水里。要是去拜访市内其他地方的朋友就要求身体强壮，而且不能携带东西。几乎每个人都饥肠辘辘、身体虚弱，他们不得不花费大半的精力去找粮食。只要有火车驶出车站，就有数千人攀上车顶或是扒着车厢去郊区寻找食物。他们被称为“仓鼠”，这个名字源自于1918年的接近饥荒时期，他们搭载的火车则被称为“仓鼠特快”。
然而，柏林人和那些留在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同胞比起来要幸运得多。苏联人加强了对东普鲁士的镇压，5月5日，贝利亚委派阿波洛诺夫中将到那里指挥苏联秘密警察的9个团和400名锄奸团的特务。他们的任务是“安全地消灭间谍、破坏分子和其他敌对势力”，自从苏联人1月份入侵该地区以来，他们已经清除了5万多人。这些地区的人口数量在1940年还保持在220万人，而到1945年5月末却减少到了19万人。
东普鲁士是俄国人最为憎恨之地，因而遭受了德国所有被占区中最悲惨的命运。土地荒芜了数年。有些房屋已被付之一炬，还有些房屋是毁坏不堪，无法住人。几乎所有的照明灯泡都让那些家乡还没通上电的乡下士兵拿走了。农场里死气沉沉，饲养的牲畜都让苏联人宰杀了或是运回了苏联。地势低的地方又成了沼泽。他们把妇女和姑娘带到苏联，强迫她们到森林、泥炭沼泽、运河去从事一天要工作15～16个小时的劳动。她们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在随后的两年内就死去了。根据那些幸存者所说，她们当中一半以上的人遭到过强暴。1947年4月，她们返回了德国的苏联占领区。那时，她们大多数人被立刻送到了医院，因为她们都染上了肺结核和性病。
另一方面，在波美拉尼亚，留在当地的德国人却与许多苏联占领者的关系十分友好。波美拉尼亚人忧心忡忡地等待着波兰人对他们报复的那一天的日益迫近。食物的供应十分短缺，但是几乎没有人真正的在挨饿。起码在初夏时节，酸模、荨麻、蒲公英都结了果实，尽管面粉供应非常少，人们得以在面粉里掺入由白桦树皮磨成的粉来食用。肥皂是极难获得的物资，所以人们洗衣服时就用山毛榉的灰来替代洗衣粉。
就在波兰的领土上，一旦波兰试图对东普鲁士采取报复行动，贝利亚就会集结最强大的武装镇压力量，这几乎肯定是遵照斯大林的命令。为占领德国苏占区，希洛夫将军配属了10个团的苏联秘密警察部队，而为了管理原计划于由盟国占领的波兰，谢利瓦诺夫斯基将军却配属了15个团的苏联秘密警察部队。贝利亚还命令“谢利瓦诺夫斯基同志兼任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秘密警察部队的代表和波兰公共安全部顾问”。斯大林曾在雅尔塔会议上声称，苏联有意建立一个“强大、自由、独立的波兰”，现在的情况或许是当时斯大林发表言论的真实意图的最好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