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第二十六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5月2日上午1时刚过，崔可夫将军再一次被叫醒了。苏军的信号部队收到了德军第56装甲军持续发来的要求停火的信号，使者将手持一面白旗走向波茨坦桥。冯·杜温上校在两名少校的陪同下出现了，他和崔可夫的一名指挥官进行了谈判，然后回到了魏德林将军那儿。
魏德林和参谋人员在上午6时投降了，并被带到了崔可夫的指挥部，在那儿他准备了一份要求德军守军投降的命令。
在那个寒冷的黎明，盖世太保留在普林茨－阿尔布切街指挥部的最后一批犯人仍然前途未卜，他们不知道是要被苏军解放还是会被杀死。帕斯托尔·赖内克是在一周前的大屠杀中唯一幸免于难的牧师。“在最后一个半星期内，”他在信中写道，“受虐待的经历是无法用言语描述的。”
幸存者成分复杂，和他关在同一个牢房的是共产主义者弗朗茨·朗格，这是朗格后来告诉他的。尽管朗格自从16岁起就同教堂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他永远无法忘记赖因克通过默默地祷告生存下来的情景。另一人是约瑟夫·瓦格纳，曾是西西里亚的一名省长，由于他信仰天主教因而同帝国一同遭受了厄运——盖世太保在“七月事变”后拘捕了他。
5月1日，随着一阵“冲出去！”“冲出去！”的呼喊声，他们的牢房门被打开了。他们在楼下受到了党卫军守卫的追捕，一名犯人——一名国防军军士在追捕过程中被杀了。其余的六个人随后被锁在了另一个牢房内，并给他们提供了食物和水。他们房间隔壁是党卫军守卫的住房。朗格听到负责军官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在向部下解释党卫军的独特逻辑：“我们放过这些人，以作为我们不枪杀任何犯人的证据。”在下午，六名幸存者听到守卫们准备撤退。在夜幕降临前，他们被留在了漆黑的建筑物内。柏林人认为，由于它如同中世纪的行刑室，里面的犯人们戴着手铐脚镣被沿地下室的对角线吊着，因而给它起了个外号“恐怖之屋”。
5月2日黎明后不久，他们听到了说话声。地下室的窗户封盖被打开了，有人用俄语向他们要打开门的钥匙。“我们没有钥匙，”共产主义者朗格回答道，他会一点俄语，“我们是犯人。”这名士兵走开了，几分钟后，他们听到斧子砍门的声音。不久门被打开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年轻红军士兵的笑脸。
这名苏军年轻士兵和战友们将这批犯人带到了党卫军的小卖部并给了他们食物。有一人的枪走火了——这是苏军经常发生的悲剧事件——帕斯托尔·赖内克旁边的前任省长约瑟夫·瓦格纳倒地毙命。
其他红军士兵立刻冲上楼。他们把希姆莱豪华会客室墙上的丝织饰物的边框用刀削去，胡乱塞进他们的包裹，准备打包成五公斤重的包裹寄回家里。
在元首地下避弹所，在那天早上刚开始的某个时候，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并排坐着，拔出了他们的鲁格尔手枪，开枪将自己的脑袋打穿了。罗胡斯·米施可能是党卫军警卫旗队中离开这幢楼的最后一个人，他看到了两人的尸体倒在了一起。幸运的是在喝了所有的白兰地酒后，他们在自杀时并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帝国总理府警卫旗队的指挥官舍德勒上校也自杀了，脚上的伤使得他不能同鲍曼的部队一同撤离。除了地下室里面还有医生、护士和伤员，当米施爬出去时，帝国总理府实际上已经被丢弃了。
苏联对那天早上攻占帝国总理府的夸大的描述要谨慎地对待，尤其是因为蒙克和克鲁肯贝格的大部分人员已参加了前天晚上的突围行动。苏军描述称，他们把榴弹炮部署在威廉广场去炮轰前门，并在楼梯间和走廊中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不过使这场战斗听起来更像帝国国会大厦攻击战的姊妹篇。别尔扎林将军指挥的第5突击集团军下辖的第9步兵军政治部的安娜·尼库林娜上校把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主楼的圆顶。此外，“戈尔巴乔夫中士和邦列达夫列兵在帝国总理府的主要入口处的上方也挂上了红旗”。
前一天晚上从元首避难所逃出去的人中，只有第一队人还在一起。这队人由蒙克旅长指挥，其中包括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汉斯·鲍、希特勒的卫队长汉斯·拉滕胡贝尔、秘书以及希特勒的营养专家康斯坦茨·曼齐亚利。在5月2日的凌晨，当苏军蜂拥冲进申豪森雷里时，他们被迫藏身在这个地区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他们一直躲藏在那里，直到当天下午红军部队最终发现了他们。抵抗已经毫无意义了，男人们被立刻逮捕，但是妇女们却被准许离开。
陶德尔·容格和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化装成了男人，但是引人注目的提洛尔人康斯坦茨·曼齐亚利几乎是马上与她们走失了。有一种说法称一个高个子俄罗斯步兵抓住了她然后和战友们轮奸了她。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服用了希特勒放在一个黄铜箱内并作为分别礼物送给每一位工作人员的氰化药物。不管怎么说，后来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尽管旅程惊心动魄，陶德尔·容格和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还是成功地到达了易北河的对岸。
许多德国士兵和军官都是将就着在酿酒厂内过了最后一个自由的夜晚。在离蒙克和他的小队躲藏的地方不远处，在普伦茨劳贝格的一个酿酒厂，芬克勒上校遇到了第9伞兵师的一个团级指挥官。作为告别仪式，由于没有酒杯，两人一口接一口地喝光了一瓶酒。
在普伦茨劳贝格酿酒厂，那天早上，一名年轻的空军高射炮新手听到枪声后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躺下吧，”一名战友告诉他，“党卫军又在自相残杀了。你慢慢瞧吧。”在那些党卫军中，许多人都是外国志愿者。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奥托·京斯谢就在那天早上在那里被苏军俘虏了。像蒙克、拉滕许贝尔和其他人一样，他立刻被交给了“锄奸团”组织进行审讯。斯大林希望确认希特勒的情况怎样以及是否还活着。
4月29日，苏联决定派第3突击集团军的“锄奸团”部门人员去帝国总理府，由于这明显属于第5突击集团军作战区内目标，因而这个决定只能是苏联政权最高层做出的。贝利亚和“锄奸团”组织负责人阿巴库莫夫看起来不只将朱可夫和军事当局蒙在鼓里，而且还将阿巴库莫夫的对手，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俄罗斯秘密警察部门负责人希洛夫将军也排除在外了。
“锄奸团”组织小队有自己的信号先遣队，可能一直在对第5突击集团军的波长信号进行监听，他们在第5突击集团军报告称目标已被攻击的几分钟后即到达了帝国总理府。别尔扎林将军已承诺，发现希特勒尸体的士兵将被授予“苏联英雄”金质奖章，因此对占领帝国总理府的部队来说，当“锄奸团”军官出现在这里并命令他们离开时，他们也很不高兴。只有别尔扎林设在这幢建筑周围的外部警戒部队还留在原地。更令第5突击集团军感到有侮辱意味的是，反情报小组从第3突击集团军带来了一个工兵先遣队，以检查帝国总理府内是否还有爆炸物和陷阱。
指挥这些工兵的绍塔·苏尔汉尼什维利上校发现同“锄奸团”人员在一块工作很不自在。“我和同志们尽量离他们远远的，”他说，“我们怕他们。”不过“锄奸团”人员却是害怕被炸死，因而他们完全按工兵们说的去做，直到全部地方都被检查完毕。实际上，只有一处地方发现有炸药，那就是反装甲手雷的储备仓库。反装甲手雷都是三枚三枚扎在一块并装好了导火索。使工兵们同样感到惊讶的是，仓库内满是香槟和“用玻璃纸包装起来的一块块的橙色的面包”。苏尔汉尼什维利曾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使他立即想到了那时他们甚至用斧子都无法打开的冰冻的面包。在花园内，他们看到了两具燃得很焦的尸体。尸体看起来“尺寸上缩小了，有些像玩偶”。工兵们完成任务后立即被打发走了，“锄奸团”军官根据苏联媒体上的漫画认出了那颗特大的脑袋，那双畸形的靴子也确定了它的主人。旁边是戴着金色香烟盒和希特勒送的党章的玛格达·戈培尔的尸体。
“锄奸团”先遣队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锄奸团”机构负责人亚历山大·安纳托利耶维奇·瓦迪斯中将的严密监控下，非常自然地更加专注于寻找希特勒的尸体。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很大，那天早上，《真理报》声称，德国宣布希特勒的死讯只是法西斯主义者玩弄的一个伎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声明是在斯大林的鼓动下发出的，至少也是经过了他的同意。在事实弄清楚之前，有关希特勒命运的问题开始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朱可夫元帅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斯大林对这件事有强烈的兴趣，因而当天就去参观了帝国总理府，那时城内的交火甚至还没有平息。“他们不让我下去，”朱可夫20年后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这样说道，“下面不安全。”他第一次去时，人们还告诉他：“德国人埋葬了所有的尸体，不过没有人知道是谁埋的并且埋在了什么地方。”戈培尔的尸体还没有掩埋，苏军很快就在地上发现了它。两天后，朱可夫显然也被挡在了帝国总理府的门外。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指挥部被告知了发现戈培尔尸体的消息，此外再也没其他情况了。政治部主任捷列金将军立即要求莫斯科大本营向柏林派遣法医专家。
“锄奸团”军官看上去对希特勒的最近的接触就是在他房间内仔细检查了他的外衣并且看了看他经常注视的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勒热夫斯卡娅已同时在检查帝国总理府的文件了。她发现了十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有戈培尔直到1941年7月所写的日记，(瓦迪斯称是他发现的笔记本)。她同时还看到，信号员拉娅试穿了爱娃·布劳恩的一件白色晚礼服，不过后来认为它领口开得太低不合礼节就把它扔了。这名年轻的女兵最后只挑了爱娃的一双蓝鞋子。
“锄奸团”组织军官们很快就开始筛选犯人了，那些被挑选进行审讯的犯人们被押解到了奥拉宁街的帝国盲人研究所。不过反情报调查者们拒绝相信他们听到的希特勒自杀的消息。瓦迪斯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进行一分钟的调查，不过在地下完成这个任务很不容易。发电机坏了，因而没有照明，只有蜡烛，由于没有通风系统，地下避弹所内的空气混浊潮湿。
调查无果促使斯大林命令贝利亚派遣另外一位“锄奸团”组织将军，这名将军理论上代表苏军大本营去监督调查并要经常汇报。“锄奸团”作战大队的军官们都不知道这位将军的名字，结果贝斯特罗夫少校和同僚们不得不在这位新将军面前重复每一次简单的审讯。每次审讯结束，这位将军会立即通过一个保密电话向贝利亚汇报结果。由于苏军对保密如此重视，以至勒热夫斯卡娅在签署每一份审讯记录手稿时都要明确，只要她泄露了听到的任何一个字，都是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
当动物园高射炮台内由350人组成的防御部队最后出现时，哈勒尔上校告诫一名苏军军官称，这群人中藏有两名试图溜出柏林的德军将军。其中一位当苏军在四楼发现发时已经自杀了，他们派遣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去看了看他。
西蒙诺夫于5月2日一大早才刚到达柏林的，他发现市内有零星的交火声，主要是苏军火炮在对躲在建筑物内仍然拒绝投降的党卫军进行攻击，他描述这些现象是“死后抽搐”。塔形高射炮台内没有灯光，他们只好凭借烛光前进。一名中尉把他带到了一个小型的水泥房间，“在床上躺着睁着眼睛死去的将军。这是一位大约有45岁的高个子男人，有着一头短头发和一张英俊镇定的面孔。他右手抓着一把手枪，放在了身体一侧。在他身旁有一具年轻漂亮女人的尸体。他左手揽着这名女人的肩膀，这个女人眼睛紧闭。我记得很清楚，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英式上衣和一件灰色制式裙子。将军穿着一件熨过的衬衣，脚穿一双高脚靴，高领夹克没有系扣子。将军的两腿中间放着一瓶酒，里面只有1／3了。”这就是西蒙诺夫所谓的“前法西斯帝国强盗荣耀”的一个俗气结局。他同时发现，由曾指挥斯大林格勒防御战的崔可夫将军接受帝国首都投降非常合适。“像是历史本身努力将这支集团军带到了柏林，从而使柏林的投降看起来特别有象征意义。”
德国平民此时根本没有心情关注象征主义，他们用报纸或是一件军装盖住死去的士兵的脸，然后在红军的野战食堂前进行排队。根据别尔扎林的命令，苏军的野战食堂开始为德国平民提供食物。当时苏联中亚地区发生了饥荒，许多家庭已发展到人吃人，这一事实并没有影响苏联试图争取德国人民支持的新政策的实施，政党路线的变化仍然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苏军士兵进入了临时搭建的野战医院。他们带着冲锋枪，恐吓地指着每个人的胸膛，“你是不是党卫军？”他们问道。当一名苏军士兵来到了隶属于“诺德兰”师的一名瑞典党卫军志愿者面前，用劲地指着他的心口，并问了同样的问题。这名瑞典人称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国防军士兵。“是的，是的，你是党卫军！”这名苏军士兵坚持道。这名瑞典人已销毁了包括护照在内的证件，而这些东西显示他和芬兰人一同抗击过苏联。他鬼使神差笑了一下，像是说这种情况多么可笑。苏军士兵让步了，没有注意到瑞典人在流冷汗。“锄奸团”组织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发现党卫军成员“左臂内侧的血型文身”。
在亚历山大广场和巴黎广场，伤员们都被包裹在毯子里放在了街道上，德国红十字会的护士和希特勒妇女协会的姑娘们继续照料他们。就在北部，注定要失败的德国党卫军小组仍在死守施普雷河畔的一个建筑物，苏军的炮火轰炸使得他们最后不得不投降。在各个方向，废墟升起的浓烟使天空变得模糊，苏军士兵彻底清洗国防军、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部队。德军从房屋、地下室和地铁隧道出来了，脸色几乎因灰尘和须茬一样黑，苏军士兵叫喊道：“举起手来！”战俘们就会扔掉武器，并尽可能高地举起手。一些德国平民慢慢走到了苏军军官一边，帮助谴责那些躲着不出来的德军士兵。
瓦西里·格罗斯曼陪同别尔扎林将军来到了市中心，他被周围城市的毁坏程度震惊了，心里想着美军和英军的轰炸机到底向这个城市倾泻了多少枚炸弹。一名犹太妇女和年老的丈夫来到他面前，她们询问被流放在外的犹太人命运如何。他向她们证实了最令她们恐惧的猜测，老人立刻号啕大哭。后来有一名穿着俄国羔皮袄的时髦的德国妇人显然想同格罗斯曼搭话，他们愉快地聊了起来。“不过你确实不是犹太籍政委？”她突然问道。
德军军官为所有的部下都签署了复员文件使其可以避免进入战俘集中营，他们自己却浪费了时间。穿制服的任何人，甚至是消防人员和铁道人员都被苏军集合起来了，作为东进的第一批队伍。
“德国人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一个可怕的群体受难的印象。”格罗斯曼记录道，“火，烟，烟，烟。一大群的战俘，他们脸上充满着悲剧的色彩，许多人脸上的悲伤不只体现了个人而且反映了一个被毁坏国家公民的苦难。”对那些将要东进的男人和男孩以及那些被留下来的妇女和姑娘们来说，个人的苦难和对未来的恐惧感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战俘们，”他草草记录道，“警察、职员、老人和几乎全都是孩子们的学生。许多男人都是同妻子一块走的。那是一些年轻漂亮的妇女们，她们一些人在笑着，努力给自己的丈夫打气。一名年轻的士兵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周围的人们对战俘们非常客气，脸上带着悲哀的神情，给他们食物和水。”在蒂尔花园区，格罗斯曼看到一名受伤的德国士兵紧抱着一名进行医疗工作的姑娘坐在一条长凳子上。“她们谁都不看，好像周围的世界已停止存在。一小时后当我走过她们身边时，她们仍然坐在原地。”
“滚滚的浓烟、燃烧的废墟、街道上丢弃的数百具尸体，对身处其中的德国人来说这样一个阴冷的雨天无疑成了他们崩溃的日子。”他写道，“一些尸体已经让坦克碾碎，就像管子被挤爆了”。他看到一个死去的老女人，“她的头斜靠着墙，坐在前门附近的一个床垫上，平静持久的悲痛在她的脸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然而，在不远处，俄国人却对周到的德国主妇感到惊奇：“在早已陷入沉寂的街道里，废墟正被收拾打扫干净。妇女们正拿着扫帚清扫道路，好像在打扫室内的房间一样。”
格罗斯曼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一定都是在来回走动，在“巨大和象征权力的”帝国国会大厦，他发现苏军士兵“在大厅的入口处燃起了火堆，他们把煮饭锅弄得嘎嘎作响，用刺刀撬开炼乳的罐子”。
当锄奸团人员在地下室和元首地下避难所进行自己的工作时，格罗斯曼和其他参观者一样被允许进入帝国总理府巨大的会客室。在一间屋子里，希特勒巨大的金属地球仪已经被挤压破碎。另一间屋子里，一个皮肤黝黑、宽颊骨的哈萨克族年轻人正在学骑自行车。格罗斯曼和几乎每一个参观者一样都收集了一些纪念品带回了莫斯科。
在动物园，在曾有过激烈战斗的巨大的高射炮塔附近，他发现了“许多毁坏的笼子，以及猴子、热带鸟类和熊的尸体。在饲养狒狒的小岛上，小狒狒瘦弱的小手紧抓着妈妈的腹部”。在一只死去的大猩猩的笼子前，他和一个年老的接待员谈了起来，那位接待员已经在动物园饲养猴子37年了。
“它凶残吗？”格罗斯曼问道。
“不，它只是大声的地吼叫，”这位灵长目动物的看守人答道，“人类更凶残。”
格罗斯曼那天遇到了许多人。释放的外国劳工唱着歌，并对德国的士兵大声咒骂。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当战斗最终停止时，“大规模的胜利庆典活动”开始了。自发的庆祝活动集中在蒂尔花园区的“高个子女人”——胜利女神纪念碑周围。“坦克上装点着鲜花和红旗，让人很难看到它们的真实面目。枪筒也插上了鲜花，看起来就像春天的绿树。每个人都在跳舞，歌唱，开怀大笑，数百颗彩色的信号弹射向了天空，大家各持冲锋枪、步枪以及手枪鸣枪庆祝胜利。”但是，格罗斯曼后来得知许多这样的庆祝都是“活人的葬礼”，由于没办法得到酒，苏军士兵就把他们在附近找到的一些金属桶内的工业溶剂喝掉了——他们至少受了三天的折磨才死。
在柏林的西南部，温克将军的士兵继续用卡车和货车把第9集团军的残兵败将运往易北河，第20集团军 [ cdhyy注：应为“第12集团军”或“第20军” ] 的士兵希望能和难民一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渡河到美国人那边。大约有10万名士兵和几乎同样数量的难民从勃兰登堡南部向易北河进发。苏军继续加强对北部地区的攻击，特别是哈弗尔伯格与拉滕瑙之间地区，这样使他们面临着被分割成两半的危险。
5月3日，有关柏林城内的情况的消息传到了温克将军的部队，温克将军立刻发布命令，恢复军礼来替代纳粹的礼节。“一切都结束了！”沙恩霍斯特师的一个营长彼得·雷蒂希写道：“希特勒已经死了，死在了帝国总理府。柏林被俄国人占领了，到处都是坍塌的景象。这些让人深感震惊，但是又爱莫能助。”他和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部属以最快的速度向易北河和美国人那儿赶去。当他们穿过根廷时，他看到运河里漂着许多杜松子酒的空瓶。很明显是前面的士兵抢夺了一些商店或是仓库。“瓦解的征兆！”雷蒂希在日记中写道。
温克将军的参谋发布命令，为了不得不防御苏军的四面进攻，第12集团军各师将退守河岸。温克还命令他的一个军长巴龙·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去和美国第9集团军谈判。埃德尔斯海姆和他的参谋于5月3日在唐格明德附近乘坐一艘两栖船只渡过易北河，并与当地的美军指挥官取得了联系，投降谈判于第二天在施滕达尔的市政厅举行。美军指挥官威廉·辛普森将军处在一个困难的境地，他不仅要考虑人道主义问题，还要兼顾美国对其苏联盟友承担的义务，还有解决如此巨大的人流的吃饭和其他实际的问题。他决定接收伤员和没有武装的士兵，但是他拒绝了埃德尔斯海姆提出的帮助建造和修理桥梁以完成德军撤退的问题，他同样拒绝解决接收平民难民问题。不管怎么说，战争结束后他们都是要返回家园的。
第二天5月5日的早上，德军在三个地点展开了紧急的易北河渡河行动：施滕达尔和申豪森 [ cdhyy注：俾斯麦的故乡 ] 之间严重毁坏的铁路桥、唐格明德附近的公路桥和南部几公里远的费切兰(FERCHLAND)渡口。第9集团军的幸存者首先渡河，留在东岸的每个人都在想着他们离去了多长时间。第12集团军的防御圈在苏军的攻击下已大为缩小，在河的正面，它长度不到25公里，而在中央，河水大约有18米深度。苏军的炮火开始给难民和士兵造成很大的伤亡。
第12集团军士兵此时真是百感交集：他们一方面为救援行动感到自豪，一方面对苏军有着刻骨的仇恨，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国人未能继续前进并将出卖自己人民的纳粹政权推翻感到怨恨。这看起来概括了他们在去往唐格明德的难民之路上的全部心情。路边上，仍然树立着纳粹党的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元首！”
美国集团军先遣队控制和检查渡桥的德国士兵队伍，搜查党卫军、外国志愿者和平民。一些人没收了德军士兵的手表、奖章和武器。许多德军士兵将他们的钢盔和大衣给了妇女们，希望能混过桥，但大多数人都被发现了，并被拖出了渡桥队伍。其他一些人员同样试图冒险偷偷溜过去，在苏联生长的仍然穿着国防军制服的“希维人”试图从过桥队伍中混过去，他们知道一旦落入苏军的手中将面临严重的惩罚。第9集团军4月初驻扎在奥得河畔时有9139名“希维人”，不过最后幸存下来到达易北河的只有5000人。
党卫军的士兵们听说美国人会将他们转交给苏军，因而他们销毁了证件并摘掉了徽章。一些党卫军外国志愿者假装是劳工。约斯特·冯·克特尔是党卫军“诺德兰”师的一名牙医，他在哈尔伯附近的森林时曾被苏军士兵拦住，并成功地躲过了拘捕。“我不是党卫军，”他说，“我是俄国人的朋友。”他出示了一个红色的蓝白条纹相间的证件并瞒过了苏军士兵。在南部的德绍附近，克特尔成功地对美军人员故伎重施，不过他的一名战友却是当场被发现了。
温克将军在申豪森公园——俾斯麦王子的府邸建立了指挥部。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该地地处平原，这是因为俾斯麦坚持认为德国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俄国发动战争。5月6日前，附近的桥头堡已被压缩至宽八公里长约两公里的地带，防御外部防御圈的营部队弹药已经告罄。苏军坦克、火炮和“喀秋莎”火箭攻击使得成千上万名仍在排队穿过单轨桥的人送掉了性命。你是否会死于最后一刻，这纯是个“战争运气问题”。苏军5月6日扩大的杀戮行动使得监督平民过桥的美军部队也处在了危险之中，美军第9集团军，担心美军士兵也会死于苏军炮火之下，所以将部队从河对岸撤回，并向易北河后面撤退了一些距离。这恰恰使难民们有了可乘之机，他们蜂拥着过了桥。
“有许多不能渡过易北河的人自杀了。”温克将军的参谋长赖希黑尔姆上校称。其他人试图使用小游艇，把木板或是油桶扎在一起做成的筏子渡过宽阔的水流湍急的易北河。作战军官冯·洪布洛特上校回忆道，他们使用了独木舟、小船和各种各样可想象到的能够用来渡河的小船。“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指出，“要由一个人将船送回来，在逃亡的人中，很少有人志愿这样做。”河对岸的美国先遣队还在努力将他们遣送回来，不过他们还会再做尝试。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宣称，美军部队曾接收到命令，可对载着平民的船进行射击，不过这一点并不确实。强壮的人用牙咬着信号电缆的一头游到对岸然后将它系在河对岸的一棵树或是树根上。体力较差的人、妇女和儿童拉着这些临时搭起的线过河，不过这些线通常会断。许多士兵和平民在过河时都淹死了，其数量有数百人之多。
在5月7日早晨，外层防御线开始崩溃。第12集团军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门火炮在发射完最后几发炮弹后，最后将火炮炸毁了。“对任何炮手来说，这都是最痛苦的一刻。”雷蒂希写道。他对一些部队的溃散感到很震惊，并对“沙恩霍斯特”师部队中军校党员所表现出的凝聚力引以为豪。这可能是“在德国北部仍能保持战斗秩序的最后一支战斗编队了”。在向河对岸撤退前，他们毁掉了最后一个仓库和车辆。他是这样处理他的忠实的“太脱拉”吉普的：他向车倒了一罐汽油，然后拉响了一个手榴弹。成百上千匹马四处惊慌奔逃。人们试图把它们赶进河里，以便它们能游过河，不过一切都是徒劳。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景象”。
雷蒂希将他的残部集合在了申豪森桥附近，就一起走过的艰难旅程作了一个告别演说。漠然而又痛苦地面对着失败，在离开德国前，“在永远地离开前”，他们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胜利万岁”的呼喊。当他们穿过铰钳桥时，他们把武器，双目望远镜和其他剩余的设备扔进了易北河黑色的河水中。
那天下午，温克将军穿过了申豪森指挥所附近的那条河。他和参谋人员是在最后一刻离开的，苏军对他的船只开了火，两名军士受伤了，其中一人受了致命的重伤。
与此同时，在柏林，苏军仍在继续搜寻希特勒的尸体，不过劳而无功。戈培尔六个孩子的尸体直到5月3日才被发现，发现地点是他们的三套双层床的毯子下。她们的脸因氰化物的作用而变得通红，这使得她们看起来像活着并正在熟睡。锄奸团人员把希特勒的德国海军联络官福斯中将带进来对尸体进行辨认，当福斯看到尸体时，显然他看起来像是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将军们参观帝国总理府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发现了一具男尸，那具男尸留着一小撮牙刷状的小胡子并且须边斜翘。这具尸体随后就从调查对象中排除了，因为尸体上穿的袜子是补过的，大家都知道元首是不会穿补过的袜子的。当斯大林听到一些普通士兵也见到了戈培尔的尸体时，他极为关注。对此事负责的军官都受到了惩罚。
口译员勒热夫斯卡娅揭开了苏联在确认希特勒尸体一事上的部分神秘面纱，她强调说：“斯大林体制需要树立国内和国外的敌人，他担心人们松弛下来。”他可能是用这种双重敌人手段作为一些反苏阴谋的证据，甚至当希特勒的尸体在第二天找到时，克里姆林宫也立刻下令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只言片语。斯大林的策略相当明显，就是通过伪称英国或是美国已经把他藏起来从而把西方与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谣言已经传播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了，称希特勒和汉娜·赖施在最后一刻从地道或是乘飞机逃走了，现正藏身在美国占领的巴伐利亚。几乎可以肯定是，黑色宣传不过是对斯大林疑虑的渲染，斯大林一直担心西方盟军会背着他暗中与纳粹做交易。
5月5日，在经过更多的审讯之后，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最终找到了。那天的天色阴沉而且还刮着风，苏军对帝国总理府花园重新进行了更彻底的搜查。一个士兵在一个弹坑底部的土里发现了一条灰色毯子的一角，两具烧焦的尸体被掘了出来。这个坑里还发现一只德国牧羊犬和一只幼犬的尸体。瓦迪斯将军立刻获悉了此事。
第二天黎明之前，杰里亚宾上尉和一个司机用床单把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尸体裹起来，经过别尔扎林的警戒线把两具尸体偷运了出去。他们开车把尸体送到了锄奸团人员设在布科的基地，一个位于柏林的东北边缘的地方。在那儿一小间砖造的诊所里，被召集起来检查戈培尔尸体的福斯特医生、卡拉耶夫斯基上校和其他病理学家开始对第三帝国最重要的遗留物展开工作了。据勒热夫斯卡娅所述，法医专家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希特勒尸体鉴定工作做到绝对和永久地保密，这使得他们心烦意乱。不能确定捷列金是否了解希特勒尸体被发现一事，不过，他后来被贝利亚以另一项罪名逮捕了。但是别尔扎林和朱可夫都不知道希特勒的尸体已经找到了。实际上，当朱可夫在二十年后最终发现真相时，他有一种深深地被背叛的感觉。
瓦迪斯在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报告之前，为了确保找到的绝对是希特勒的尸体，因此下令进一步的核实。他的下属找到了希特勒牙医的助手，她检查了从希特勒头骨上取下来的颌骨，并证实这确实是元首身上的。她认出了齿桥。这块颌骨为此特意取了下来，并存放在了一个红色缎纹的盒子里——“那种用来装廉价珠宝的盒子。”勒热夫斯卡娅说。5月7日，瓦迪斯对他的证据有了足够的信心后才去写报告。
尽管希特勒的死并没有直接结束欧洲的战争，但肯定加速了战争的终结。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南部的德国部队将近有100万人，于5月2日投降。丘吉尔想赶在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之前突进阜姆并占领的里雅斯特。在这场抢占波罗的海沿岸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比赛中，获胜者是英国的第2集团军，他们从易北河的北部突进到了吕克和特拉沃明德。盟军部队准备快速挺进去解放丹麦，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现在与丹麦这个战利品几乎无缘了。尽管那时他们已几乎占领了整个梅克伦堡，然而，他的部队却俘虏了数量较少的战俘。让苏联震怒的是，曼陀菲尔的第3装甲集团军令部和冯·蒂佩尔斯基希的第21集团军转而向西方投降了英军。德军这些向西方盟军的大规模投降行动减少了苏联的德国劳工数量，苏联曾想以德国劳工作为德国国防军入侵苏联对其所造成损害的补偿。就在德国最终投降后，艾森豪威尔仍旧不愿意与克里姆林宫翻脸，他告知苏联最高统帅部，所有的德国部队包括舍尔纳的部队都将被移交给红军。安东诺夫对此“极其满意地接受了”。
5月4日的下午，阿德米·冯·弗雷德堡将军和金希尔将军来到了蒙哥马利陆军元帅设在吕讷堡希思的指挥所(后者是海因里希的前参谋长)他们来这里代表驻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部队签署一个投降协议。
当布莱德利将军在5月5日与科涅夫元帅碰面时，他交给科涅夫元帅一幅标有美国陆军各个师部署位置的地图。但是，布拉德利将军除了得到美国人不能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警告外，从苏联人那一无所获。不客气地说，苏联人发出的信号有些厚颜无耻和敌对。在圣弗朗西斯科，莫洛托夫告诉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一个惊人的消息：16名派去和由苏联控制的临时政府进行磋商的波兰谈判代表被指控谋杀了200名红军士兵。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经接到了转向南去占领布拉格的命令。在那里，捷克抵抗组织在弗拉索夫将军 [ cdhyy注：原译“韦拉索夫”，低级翻译错误，后同 ] 部队的援助下，起兵反抗舍尔纳陆军元帅的部队。弗拉索夫将军的部队注定会背叛德国。丘吉尔在4月30日的时候就要求美国人派遣巴顿的第3集团军赶在红军到达之前占领那座城市，但是马歇尔将军拒绝了他的建议。维也纳、柏林以及布拉格相继落入了苏联人的手中，并且整个中欧都成了他们的天下。在奥地利，苏联占领当局在没有告知盟军的情况下就建立了临时政府。西里西亚的首都布雷斯劳经受了近三个月令人震惊的围攻后于5月6日投降。
弗拉索夫最初反对在12时背叛德国人，但是无论他都怎么做，他都无力回天。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汇报称：“1945年5月12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镇附近，第25坦克军的坦克兵抓获了背叛祖国的弗拉索夫将军。”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来自弗拉索夫部队的上尉找到第25坦克军的一名中校，他指着一辆沿着马路朝西驶去的汽车说，弗拉索夫将军就坐在那辆车里。第25坦克军的坦克兵立即组成了一个追捕分队，并抓获了这位叛国者。弗拉索夫显然是想躲藏进毯子下面把自己隐藏起来，据说他带着一本“写有他名字的美国护照(这本护照可能已经列为发起反西方宣传的原因之一了)、藏好的党员证以及一份他向所属部队下达命令的副本。他命令他的部队放下武器，向红军投降。苏军押着弗拉索夫从科涅夫的指挥部乘飞机返回了莫斯科，据传闻他在那里最终死于长期残酷的严刑拷打之下。5月13日至14日，他下辖的2万人的部队被围困在比尔森地区，后来他们被遣送到了特别营地去接受锄奸团的审讯。
此时在南部，美国人已经从慕尼黑向东方和东南方向推进，他们向南也推进到了蒂罗尔，但是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而停下来了。法国人在康斯坦茨湖上抓获了布雷根茨、冯·绍肯将军，以及还在东普鲁士边缘的维斯图拉河三角洲苦力支撑第2集团军余部。在库尔兰，有几个师仍在负隅顽抗，尽管他们遭受着周围红军猛烈的炮火。古德里安曾想把这几个师调回柏林进行防御。虽然油料短缺，德国海军还是继续从海尔半岛、库尔兰和维瓦斯河河口由海上撤退。但是，最激烈的战斗还在布拉格附近持续，舍尔纳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正全力抵挡苏联第3方面军的猛攻。5月7日早上的几个小时里，约德尔将军代表邓尼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在艾森豪威尔设在兰斯的指挥部签署了投降协议，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苏军首席联络官苏斯洛帕罗夫将军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在协议上签了字。斯大林听说这件事后大发雷霆，投降书必须在柏林签订，并且必须由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牺牲的红军来接受投降。让他更加怒不可遏的是，西方盟军打算第二天就在欧洲宣告胜利，原因是他们不能阻止报纸出版协议的细节。果不其然，斯大林则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尽管约德尔在兰斯已经签署了投降书，但是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在捷克斯洛伐克继续顽强抵抗，冯·绍肯将军和困在库尔兰的庞大部队也都没有投降。但是伦敦已经聚集了众多准备庆祝的人群，这促使丘吉尔坚持在5月8日星期二这天宣告胜利。尽管斯大林做出了一点妥协，他还是建议在5月8日的午夜以后再宣告胜利，这样也就是5月9日，在柏林将会有个完整的投降仪式。
然而，苏联政府没能制止他们的部队提前庆祝。5月8日这天，科尼·沃尔夫和第47集团军的第7部几乎一整天都忙于拨弄无线电调谐度盘。他一听到伦敦宣布胜利，马上大声地说给他的同志们，这个消息在柏林迅速传开了。年轻的妇女士兵马上就去洗衣服了，而红军士兵则疯狂地找酒来喝。“锄奸团”的军官对勒热夫斯卡娅大声说，要她做好准备去参加一个宴会。她被告知如果希特勒的颌骨丢失了，她就要“拿(她的)脑袋赔偿”。她度过了一个极忙碌的夜晚，她用一只手为其他人斟酒，另一只手紧紧抱着那个红色的特别的盒子。在那晚把这个证据交给一个女人保管是个明智的决定。
对于那些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人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的欣喜若狂。负责攻击第12集团军部署在易北河畔申豪森附近的先头部队的苏军已经是伤亡惨重，尤里·格里博夫的营攻击“沙恩霍斯特”师余部时，在5月5日几乎丧失了一半兵力。他们的团长是一位苏联英雄，他两天后在最后一场遭遇战中牺牲了。但是，到了5月8日傍晚时分，战斗停止了。“我们在森林里庆祝胜利。我们在一片广阔的空地里列队，我们没等师长结束令人激动的讲话就迫不及待地朝天鸣枪。我们都很激动，热泪沿着我们的面颊淌下。”情绪的释放总夹杂着一丝悲伤。“第一杯酒为胜利干杯，”红军战士说，“第二杯酒敬死去的战友”。
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见证了在柏林上演的最后一幕。5月8日清晨的晚些时候，他躺在腾珀尔霍夫机场的一片草地上，现在那里的德军飞机残骸已经清理干净了，一队足有三百人的苏联仪仗队正在一位矮胖的少校指挥下一遍又一遍地训练举枪敬礼。随后，朱可夫的副手索科洛夫斯基到了。过了一会，第一架飞机出现了。安德烈·维辛斯基是莫斯科市公审检察官 [ cdhyy注：应为大清洗时的检察长 ] ，现在他将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他带着一批苏联外交部随行人员抵达了，他的职责是对朱可夫进行政治监察。
一个半小时后，另一架“达科他”飞机降落了，乘飞机过来的是空军司令马歇尔·特德和美国驻欧洲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特德将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和代表。西蒙诺夫写道，特德身材较瘦，年轻且精力充沛。“他经常微笑，尽管有时显得有些勉强。”索科洛夫斯基急忙向他们致意，并引领他们一行走向仪仗队。
第三架飞机降落了，德国空军代表凯特尔、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 [ cdhyy注：Hans-Georg von Friedeburg，原译“阿在米尔·弗里德堡” ] 和施通普夫将军出现了。希洛夫将军急忙赶过去，陪同德国代表从仪仗队的另一边绕过去，以免让德国人以为这是在欢迎他们。凯特尔坚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穿全套制服，右手拿着元帅手杖，迈着大步朝前走，两眼故意直视着前方。
头戴贝雷帽，背挎冲锋枪的年轻的女兵做起了漂亮的交通管制员，她们拦住所有的车辆以便代表团的汽车畅通无阻地驶向朱可夫设在卡尔斯霍斯特的新指挥所。德国人从路旁和十字街口看到护送车队扬起了厚厚的尘土。西蒙诺夫猜想着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将军走在去往签署最终投降协议的路上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在午夜前，同盟国的代表走进了卡尔斯霍斯特的一座两层建筑物的大厅，这座建筑物以前是德国军事工程大学的餐厅。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波格丹诺夫将军和另一名苏联将军误坐在了为德国代表预留的位置上，一个参谋在他们耳边小声地做了提醒，他们立刻跳了起来，简直就像让蛇咬了一口。他们走到另一张桌子边坐了下来，在西方的记者和新闻片的摄影师表现出来的举动就像疯子似的。为了设法占据最佳的位置，他们把将军们挤到一边，试图挤到摆在悬挂着同盟国四国国旗下的第一张桌子后面。最后，朱可夫元帅坐下了，特德坐在他的右边，斯帕茨将军和德·塔西尼将军 [ cdhyy注：Jean Lattre de Tassigny，原译“德·拉特·德·塔尼亚”。 ] 坐在他的左边。
德国代表走进了大厅。弗雷德堡和施通普夫表情冷漠，凯特尔则强装傲慢，不时地用近乎轻蔑的眼光扫视朱可夫。西蒙诺夫推测他此时正满腔愤怒。投降的文件取来放在了那张最高的桌子上，朱可夫第一个签了字，随后是特德、斯帕茨、德·塔西尼将军将军。凯特尔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紧握着双拳。他尽力地向后扬着头，在他的身后，一个立正姿势站立的高个子德军参谋“表情僵硬地正默默流泪”。
朱可夫站起身，用俄语说道：“我们请德国代表在投降条约上签字。”口译人员做了翻译。但是凯特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表示他已经明白了并且示意把文件拿到他面前来。然而，朱可夫指着他桌子的一头对口译人员说：“告诉他到这里来签。”
凯特尔站起身，走了过去。在拿起钢笔之前，他故示炫耀地摘掉手套。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在他签字的时候有个苏联高级军官在留意他的举动，那个人就是贝利亚的代表希洛夫将军。凯特尔签完后又戴上了手套，回到自己的座位。接着，施通普夫、弗雷德堡分别也签了字。
朱可夫宣布：“德国的代表可以离开大厅了。”三个德国人站起了身，凯特尔像一只牛头犬似的耷拉着脸，举起手里的元帅手杖致了礼，转身走向了厅外。
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屋里的每一个人好像同时呼出了一口气，气氛立时缓和了。朱可夫开始微笑起来，特德也一样。人们开始热烈地交谈并互相握手，苏联的军官之间以俄罗斯人的方式紧紧拥抱在一起。人们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唱歌、跳舞，几乎到黎明时才结束。朱可夫在将军们大声的欢呼声中跳起了俄罗斯卡娅舞。在屋里，他们能清楚地听到市里到处都有鸣枪的声音，那是官兵们为了庆祝胜利把剩余的弹药都射向了夜空。
战争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