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鸡飞走·第十八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4月21日，星期六。这天早上，盟军对柏林进行了最后一次空袭。空袭后，雷曼将军设在霍恩措伦达姆的指挥部挤满了穿着棕色制服的人，希望离开柏林的纳粹党高官都来到了这儿以获得必要的批准证件。
“金鸡”再一次不得不获得军队的批准。戈培尔作为柏林防御的帝国使 者已发布命令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不能离开柏林。”只有柏林城防司令部可以签发通行证。
“树倒猢狲散”，这是雷曼将军的参谋长冯·雷费尔上校的必然反应。雷曼将军和参谋军官从这个现象获得了一丝快感。有两千多个通行证被签发给了那些以往总是谴责军队撤退的纳粹党“扶手椅勇士”。雷曼公开表示很高兴签发通行证，因为柏林城内清除了这些懦夫后在防御上会更有利。
他的这一说法两天后得到了戈培尔设在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的特别舆论机构“狼人发报机”的强烈回应。该机构通过无线电广播呼吁“柏林和勃兰登堡的狼人”起来抵抗苏军。该机构宣称，所有的懦夫和叛国者已离开柏林。“元首没有去德国南部，他留在了柏林城里。一些人也留在了元首身边，这是那些元首可以在这历史时刻并肩作战的人……现在，前线的官兵们，你们不只是在进行帝国最后和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你们同样是在完成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坚定的革命战士留了下来。”这显然忽略了占绝大部分的人民冲锋队成员和征募者，他们非常不情愿但不得不坚持作战，否则会被处以绞刑，或是受到死刑射击队的处罚。
在盟军实施最后一轮柏林空袭的两三个小时后，苏军于上午9时30分对柏林发动了大规模的炮火袭击。希特勒的党卫军副官奥托·京舍报告称，元首在被惊醒几分钟后，没有洗漱就冲出来了，站在作为前厅的掩体走廊内大发雷霆。“发生什么事了？”他对布格多夫将军、冯·贝洛上校和京舍咆哮道，“炮火是从哪儿来的？”
布格多夫回答道，柏林中心受到了苏军重型炮兵部队的火力攻击。“俄国人离得这么近了吗？”希特勒问道，显然他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卡扎科夫将军已经向前推动了突防炮兵师和其他所有装备152毫米和203毫米榴弹炮的重型火炮连。炮弹上被附带了更多的信息——“向戈培尔这个鼠辈开炮”，“为斯大林格勒开炮”，“向戈林的大腹便便的肚子开炮”，“为战争中的孤儿寡母开炮”！在政治军官的鼓舞下，苏军炮兵投入了一个紧张的炮火发射节奏。倍感自豪的高级炮兵军官会经常得意地谈到“血与火的战神”——一个几乎成为苏军炮兵机组人员通用的代名词。从那时起直到5月2日，他们向柏林城内倾泻了180万发炮弹。
为获得“危机配给”，妇女们仍然在毛毛雨中排队，这使得她们的伤亡比例尤其高。在柏林西南部的赫尔曼广场，人们在卡斯德特百货商店外排着队，周围都是横七竖八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他许多人是在抽水机前排队时被炸死的。要穿越街道，一个人需要快速地从一个不安全的防空棚冲向另一个。大多数人回到了地下室，根本不做这种冒险。不过，还有一些人似乎在抓住最后一个机会在公园或附近的菜地内埋下金银和其他贵重的物品。然而无情的轰炸和随处落下的炸弹不久使得大多数居民退回到地下室。
由于持续两年的严重空袭——白天是“美国人”，晚上是“英国人”，因而在地下室和防空棚内，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亚文化群体正在壮大。“地下室部落”，一个人在日记中是这样称呼这个社会缩影群体的。不论是在非常富有的地方或是贫民区，它都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物。每个部落似乎至少有一个讨厌鬼——通常是一个试图证明自己对元首绝对忠诚并且坚定相信德国最后会胜利的纳粹党徒。一些柏林市民由于某些原因突然开始称希特勒为“那个人”，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带有辱骂意味的称谓。
人们坚持佩带护身符或是驱魔符，一位母亲随时带着为困在布雷斯劳城内的儿子准备的一条备用假腿。许多地下室族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迷信或求生理论，比如，一些人相信如果在头上围一条围巾，他们即使被直接击中也可以得保不死。其他人认为，如果在听到第一声爆炸后向前卧倒，那么这样可以避免肺被撕裂。德国人因疑心病所表现出的各种各样的怪异行为似乎都能找到全面的解释。每当空袭过后警报解除，地下室和防空棚内就充满了神经质的笑声，人们不由自主地开一些玩笑。在一些更加喜欢喧闹的老年妇女中，流行着一个笑话：“宁愿肚子上压着一个俄国人也不愿头顶上有一个美国人。”
在那天，当溃败的德国部队和掉队者向后撤退时，希特勒仍然坚持要求巴塞守住两天来一直在瓦解的防线。巴塞的左翼残余部队第101军已被赶出了贝尔瑙地区。“大德意志”近卫团的沃尔夫拉姆·克兹在柏林东北部环城公路交汇点附近受伤了。近卫团原本大约有一千人，但只有四十人到达了柏林。这一切都要依靠“士兵的运气”。当俄国士兵发现克兹时，他正靠在一个教堂的墙上。他们看到了他脖子上挂着一枚骑士勋章。“你是一名将军吗？”他们问他。他们叫来了一辆马拉小农车，并用车把他带到了一个指挥所进行盘询。一名高级军官问他希特勒是不是还活着，他是否了解德美两国对苏的联合反击行动计划。
这无疑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疑心症。实际上，美国人仍在各处与德国人交战，包括柏林轴心地区。美国的地面部队和空军在德绍北部对德第12集团军的“沙恩霍斯特”师发动着持续的攻击。德国空军曾对横渡易北河和桥头堡的美军进行了出其不意攻击，美军因而采取了报复措施。“沙恩霍斯特”师内由彼得·雷蒂希所指挥的一个营在4月21日只剩下了五十人。
在第9集团军中心，魏德林的56装甲军同样也在后撤并正穿越柏林环城公路的东部地区。高速公路两边的水沟里，横七竖八丢弃着许多尸体，大多数都是苏军“空中坦克”低空轰炸的牺牲品。
主路和辅路上都挤满了平民，他们带着手推车和婴儿车并牵着一队队的农用马匹。平民围在士兵旁边急切打听敌军行进的消息，不过后者通常也一无所知。每个十字路口都有宪兵队的警哨人员，他们还再尽量抓捕那些掉队者以组建临时连队。也有一些人被吊死在路旁的树上，胸前挂着一张牌子，上面写着“我是懦夫”。被派遣防御路旁两边房屋的士兵是最幸运的，居民拿出了食物，并提供了刮脸和洗澡的热水，这是他们许多天来第一次获得这样的待遇。
在彼得斯哈根，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洛伦茨指挥着“诺德兰”师的一个营。正当这个营在几辆侦察车的战斗支援下准备阻挡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的进攻时，突然遭受到了一次大规模的“喀秋莎”火箭攻击。一份报告表明，苏军为弹头填充了凝固汽油。侦察车辆立即开始着火，有的甚至爆炸了。惊慌失措的幸存者跳进未受战斗损害的车辆，开车仓皇逃命，留下了受了严重灼伤在内的许多伤员听天由命。只有洛伦茨和他的无线电操作员留下来照顾伤员们，他们将那些最可能生还的伤员放进了唯一剩余的一辆半履带车辆，并把他们送到了救护站。救护站建在了山谷中的一个谷仓内，旁边有一个指挥所。洛伦茨有“一种不祥之兆”。果然一会儿，苏军近卫炮兵就对该救护站进行了另一次精确的“喀秋莎”火箭打击。所有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洛伦茨本人右肩也被一枚弹片击中。
旁边不远处，受训军官营的一名生还者格哈德·蒂勒里，在霍珀加滕的一个马厩外遇到了师里的一名上校。“看看，你们都安全地回来了，”上校对这名惊奇的士兵说，“再这样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不过，蒂勒里没有立即听从这名上校的意见。他属于一个新组建的临时营，指挥官是一名年轻炮兵军官，非常武断而且根本没有任何步兵经验。该营撤退到了马勒斯多夫，并在一个公墓旁边占据好了防御阵地。在新一轮战斗开始前，蒂勒里和其他两三个人被命令向当地平民寻求食物。他们是用几个搅乳器将食物带回来的。蒂勒里发现，右翼有一些人民冲锋队成员和一个警察营。他们都很清楚，俄国人马上就会出现，会小心翼翼地前进并对德军任何可能的防御阵地进行迫击炮火攻击。
在柏林的东部，德军第9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将要阻击苏军第5突击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不过此时，朱可夫突然命令第8近卫集团军继续纵深向南部的施普雷推进。他希望崔可夫部和卡图科夫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能够协同作战，从西南方向对柏林发起攻击，先于科涅夫部队进入柏林。4月21日，卡图科夫坦克旅的部分部队和第8近卫集团军的步兵一同向前推进并占领了吕德斯多夫南部的埃尔克纳。
为了从北部对柏林形成包围，朱可夫已派遣第47集团军和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分别前进到施潘达和奥拉宁堡。来自斯大林的压力使朱可夫的部队感觉到：“由于我们部队进展缓慢，因而盟军正接近柏林并会很快占领它。”预计于前天晚上前到达柏林的先头坦克旅在4月21日晚才只到达了郊区。朱可夫仍拒绝承认，在这样的环境下，坦克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路边的每一个房屋，每个菜地或是花园，几乎每个灌木丛都可能埋伏有一个装备“铁拳”这种反装甲手雷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或是人民冲锋队士兵。第3突击集团军和第5突击集团军的步兵团当天晚上也到达了柏林的东北部郊区马尔肖和霍恩申豪森。
在距离柏林南部20公里处措森的巨大的地下指挥所，每个人都有一种浓重的焦虑情绪。前一天，当南部的苏军坦克对柏林的威胁日益严重时，克莱勃斯将军已派遣陆军最高统帅部小型防御先遣队乘坐侦察车辆对苏军的进展进行了调查。在4月21日上午6时，克莱勃斯的第二副官，博尔特少校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防御先遣队的指挥官克拉克尔大尉刚刚发现40辆苏军坦克正沿着巴鲁特公路向措森行进，并称将对苏军进行攻击。博尔特知道克拉克尔的轻型装甲车辆根本不是T－34坦克的对手。他将这一情况通告了克莱勃斯将军，后者随即给帝国总理府打电话要求迁移指挥部。在上午11时临时会议即将开始前，人们已能够清晰地听到远处的坦克炮声。一名参谋军官称俄国人半小时内就可到达措森，克拉克尔传来了另一个信息。他的部队对苏军坦克发动的攻击已告失败，遭受了重大损失。德军已没有可以阻止苏军坦克前进的兵力了。
克莱勃斯将军从办公室里出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吧，先生们。”他说道，然后开始了德军参谋军官的最后一次临时会议。与会人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正向这儿全速前进并可能立即将他们逮捕的苏军坦克和正等待他们的俄国战俘营。最后，下午1时，布格多夫将军从元首总理府打来了电话。陆军部将把指挥部迁往波茨坦附近艾谢空军基地，位于附近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掩体系统内的部队将迁往附近的克兰尼茨坦克基地。这个决定做的正是时候。
一个更大规模的护卫车队和非机要人员离开措森，踏上了一个向德国西南方向撤退并前往巴伐利亚的危险旅程。他们根本不知道列柳申科的坦克旅正在穿越前面的道路，不过在途中上却遭到了德国空军最后一架次飞机的空袭。德国空军飞行员没有正确地识别出他们的车辆，与此同时，一个更小的团队正沿着与列柳申科坦克部队平行的路线前往波茨坦。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倍感惊奇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走进了措森的隐蔽兵营。有名的梅巴赫1号和梅巴赫2号两座综合体紧挨着，隐藏在树丛和伪装网下面。使他们感到惊奇的不是这两个低矮的锯齿形粉刷的水泥建筑物内有四处飘扬的大量文件，而是里面的常驻看守。他带领他们走进了一个有走廊的地下掩体迷宫，掩体内满是手榴弹、一堆堆的电话和电传打字机。更奇妙之处在于电话交换机。在第三帝国的国土从伏尔加河伸展到比利牛斯山脉，从北角伸展到撒哈拉沙漠的日子，是它将两大最高司令部同德国防军部队联系在了一起。除了看守，建筑物内唯一的防守力量是四名士兵。其中的三名立即向苏军投降了，另外一名却不能，因为他此时正烂醉如泥。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俄军的一名士兵接了电话，电话那头显然是德军一位高级军官，他询问发生了什么情况。“苏军在这儿。”这名士兵回答道，然后告诉这名军官见鬼去吧。
正当克莱勃斯的参谋军官似乎并不是很急于向柏林西部转移时，人们开始传说魏德林将军同样将指挥部迁往了波茨坦北部的多伯里茨。两天后，发生了另一场黑色喜剧。希特勒最初打算以叛国罪和怯懦罪处死魏德林，不过后来却又任命他为柏林城防司令。
希特勒把苏军对柏林的轰炸看作是对他个人的挑衅行为，他认为苏军之所以在炸弹上附上了口号，其本意正在于此。他的本能反应就是指责德国空军竟然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威胁要处死科勒将军，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事实上，德国空军所拥有的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已经很少，而且航油也所剩无几了。但他根本不管这些，他相信愤怒会带来灵感。苏军意图从北部包围柏林，这正暴露了苏军右翼部队的薄弱。他命令对苏军进行反击并把他们打得丢盔弃甲。他从局势图上想起了目前正部署在埃伯斯瓦尔德西北由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费利克斯·施泰纳指挥的党卫军第3“日耳曼”军。实际上，海因里希已将指挥的大部分师调遣去支援第9集团军了，希特勒根本无视这一现实。施泰纳的军，根据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指挥部的说法，现在只拥有“三个营和几辆坦克”了。
沉醉在幻想中的希特勒开始讨论如何使用“施泰纳集团军先遣队”。对这一名称连他自己都认为有些夸大其词，他辩解称，不管怎样，它可以得到已撤退到柏林北部的第101军所有部队的战斗增援。他甚至考虑过使用戈林在卡林豪的空军保镖，然而这些人早已离开了。每一名陆军、海军和空军人员都将集合到一起然后参加战斗，按兵不动的指挥官五小时内都将被处决。希特勒总是把腓特烈二世的话作为座右铭：“谁能够把最后的兵力都投入战斗，谁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它同样坚定了他的幻想，即不计后果拿别人的生命作赌注就是伟大的标志。
施泰纳接到了来自元首总理府地下室的电话，他被希特勒组织反攻的命令惊得目瞪口呆。在稍稍镇定后，他给克莱勃斯回拨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真正的形势，但克莱勃斯几乎和希特勒持同样的立场。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施泰纳收到了对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右翼部队组织反攻的正式命令。同样根据命令，如果他和军官拒绝执行命令，那么他们将被处死。海里因希片刻后获悉了这一消息，并立即打电话对这个神经质的行为进行抗议。克莱勃斯告诉他，元首已经做出了正式决定。他无法向元首反映这一情况，因为元首现在太忙没有时间和他通话。
希特勒，在那个疯狂的夜晚，同样解除了雷曼将军柏林城防司令的职务。布格多夫将军已说服希特勒相信雷曼将军不适合担当这一职务，并且自从他拒绝将指挥所移进戈培尔设在公园掩体内柏林城防区帝国特使指挥所旁边时，戈培尔也开始对他心怀芥蒂。雷曼随后被任命为部署在波茨坦的一个实力较小的弱小师的师长，该师名为“施普雷陆军集团军群”。有人提出了两个柏林城防司令的接替人选，都被希特勒否决了。希特勒最后选择了卡特，卡特能够实施这一任务的主要资格就在于碰巧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中的元首钦命军官，这个职务相当于苏联军代表。卡特先后被晋升为少将和中将，不过他的新职务任命第二天就取消了。当苏联红军进入柏林城时，柏林城防指挥官的职位是空缺的。
对朱可夫而言，部队前进的步伐仍然是太慢了。4月22日星期天是占领柏林的期限，不过他的先头师还在柏林城外围。那天早上，他对集团军司令们表示：“柏林的防御组织较差，不过我们的部队进展太慢了。”他命令部队“一天24小时发动全天候进攻”。这天是列宁的诞辰，政治部还向部队下发了一些更加有象征意义的红旗，以便苏军进入柏林时将它们插在城内的著名建筑上。
俄国人对施普雷河根本没什么深刻印象，一名军官描述它是“一条肮脏的、像沼泽似的小河流”。然而，朱可夫却恰恰低估了泽洛高地的德军，同样忽略了勃兰登堡这片丛林地区星罗棋布的河流、运河和湖泊。苏军之所以没有花费太长时间穿过这片地区，正是由于侦察连在过去两年来战争中培养了宝贵的渡河作战经验和架桥技术，苏军表现出了无比伦比的勇敢作战精神。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已准备在克珀尼克附近施普雷河地段架设一座浮桥，尽管他们离那儿还有一段路程。
第8近卫集团军的坦克将魏德林的56军逼进到柏林城中，但该集团军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右翼的第5突击集团军已推进到东部郊区。为了形成更大的包围圈，第3突击集团军被命令前出到柏林中北部郊区，然后向中心地区突击。在第3突击集团军的右翼，第2近卫坦克集团军将经过西门子施塔进入柏林城，然后向夏洛腾堡前进。最后，曾在奥拉宁堡使用骆驼牵引大车和油车而使法国战俘感到震撼的第47集团军将对柏林城半个北部地区形成包围。
星期天早晨刚开始，为讨论战争形势，魏德林召见了师级指挥官。所有人都希望向南部突破以同巴塞将军和第9集团军的两个军会合。只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党卫军“诺德兰”师的旅队长齐格勒。他公开表示希望同施泰纳会合，这使魏德林怒火冲天。没有人知道齐格勒此举是完全来源于对党卫军的忠诚，抑或是希望将斯堪的纳维亚志愿者撤退到丹麦边境附近的一个党卫军要塞。
“诺德兰”师仍死死防守在马勒斯多夫和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通往柏林的入口。在腓特烈斯菲尔德，该师的一个先遣队将法国战俘集合起来并且用枪口逼迫他们挖战壕。该师在那天中午与苏军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行动后，撤入了卡尔斯特。它的一个先遣队在赛马道旁边掘土，建立了迫击炮阵地。不过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沉重的炮火攻击，“苏联炮弹在沙子和马棚爆炸”。
从士兵领到最后一份军用干粮到现在已经几乎有一个星期了，军用干粮通常仅仅包括一罐融化干酪、过期面包或是一水壶咖啡或茶水。他们用刺刀戳开了一个废弃的房屋，发现在架子上放了一罐猪肉，这是他们现在最好的食物了。他们浑身又脏又破，胡子拉碴，眼睛充满血丝。
“诺德兰”师的东南部是第9集团军，这儿大部分官兵的条件更是恶劣。希特勒要求德军死守奥得河防线的命令现在已毫无意义，党卫军第101装甲军的残部、党卫军第5山地军和法兰克福卫戍部队开始从不同方向向施普雷瓦尔德撤退，基本上都是以单兵或是一小队的方式。现在正规部队已很少了，能执行巴塞司令部命令的部队更是屈指可数了。车辆在行进途中由于缺乏燃油都被丢弃了。
一些临时先遣队被留下作为掩护部队，不过他们的阻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赖因哈德·阿佩尔是一名曾在奥林匹克体育馆受训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所在的大队被命令接替距离穆尔鲁斯不远的党卫军“1月30日”师。一名在东线战场上久经考验的老军士救了阿佩尔的命。当苏军士兵向前推进时，他站起身来准备扔一颗手雷，急切地试图以一种高贵的方式献出生命。这名军士抓住了他的臂膀，并将手雷从他手中抢了过来。他对这名孩子喊道，在一个已失守的阵地中表现自己的勇敢和一个疯子无异，俄国人会消灭德军掩体内的每一个人。当苏军士兵端着冲锋枪出现时，他拿着一个系着白色的手帕的棍子，嘴里喊着“是战争造成了这一切”和“希特勒完蛋了”，举起手臂投降。俄国人冲上前来解除了这些年轻士兵的武装，将他们的武器仍在了一边，抢走了他们的手表。这些孩子和年老的军士被命令向奥得河前进。
在他们后方80公里处，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侦察先遣队已于前天晚上到达了柯尼希斯武斯特豪森。这表示他们在不到六天的时间里从尼斯河向前行进了174公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也已到达米格尔塞的北岸，两支部队中间隔着一个湖泊和水道网。两个集团军的到达，加上中间的有效天然屏障，意味着巴塞的第9集团军的残部已陷入了苏军的包围圈。
科涅夫元帅根据航空侦察发现其右侧的施普雷瓦尔德有大规模的敌军部队后，立刻用卡车加快了第28集团军的前进速度，意图填补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和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之间的作战空隙。戈尔多夫第3近卫集团军此时已将科特布斯附近的德军消灭，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也正向柏林迅速推进。科涅夫决定使用作为“一个重型尖刀部队”的一个火炮突破军和一个防空师来对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进行增援。
4月22日夜幕降临前，雷巴尔科的三个军已全部到达了柏林环形防御圈的南部边沿泰尔托运河，德军柏林防御者“十分惊奇地发现已同苏军坦克面对面了”。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在一份报告中使用了平常少见的诗意风格语言，描述他们部队的降临如“六月飞雪”一样出其不意。
德军通讯状况如此糟糕，以至于连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对苏军的到达也一无所知。德军“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运河南部的空军配给库的“供给”转移，相反，甚至当俄军第一辆坦克离柏林只有几百米远时，管理人员也拒绝将供给分发给运河北部的德空军部队，这是因为还没有填写一个“供给管理发行证明”。他后来将这个仓库放火烧了。
第9机械化军已突破了利希滕拉德，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已占领了泰尔托，而在南侧，第7近卫坦克集团军已攻占了施坦斯多夫。在西部纵深地区，列柳申科的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距离波茨坦已不足十公里。更外层，列柳申科的另外两个军正悄悄对柏林西侧形成包围，距离从北部向柏林推进的朱可夫的第47集团军已不到四十公里。
在接近泰尔托运河的施塔拉加Ⅲ，法国战俘冲到了带刺的铁丝网前时，享受到了一刻春天温馨的气息。“大约在下午5时，”一名法国战俘回忆道，“第一名俄军士兵出现了。他兴高采烈地走来，昂首挺胸，冲锋枪挎在腰间，随时准备开火。他沿着路旁的水沟前进，甚至都不屑于向我们的战俘营看上一眼。不过，苏军军官一会儿就来了，集合起俄国战俘，下发了步枪或是冲锋枪，让他们投入了战斗。”
在柏林城东南部地区的一名法国战俘碰巧看到了一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在一个散兵坑内，尽管戴着头盔，看上去大约也就十三四岁，脸上娃娃气还很浓。他紧张地拿着一个装甲掷弹手雷。”毫无疑问，地上挖的这个散兵坑第二天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科涅夫的坦克旅部队在向北急速前进的过程中，赶上了满载平民的手推车。经过仔细检查，他们发现其中一些人是藏起军装的德国军人。那些成功向西溜过列柳申科第4近卫坦克集团军后方区域的德军士兵传出了苏军行进的消息。除了苏军三个军已从西部对柏林形成包围外，第5近卫机械化军正向易北河前进，准备阻挡温克的第12集团军同巴塞的第9集团军会师。
在贝利茨－海尔斯塔滕附近兵营临时塔建起的医院综合体内，吕特·施瓦茨修女曾帮助将患病的儿童从波茨坦撤离到这儿。她于4月21日非常恐惧地听到俄国人早已到达了于特博格，距离此地已不足四十公里了。巧克力、干腊肠和薄脆饼干紧急供给食品分发到了不同的病房，一个房间内至少住了四个护士，希望俄国士兵到来时这样更安全一些。听到苏军前进的消息，她们“内心十分忐忑不安”。
在4月22日，她们听说苏联红军已到达了距离这儿只有十公里的舍讷弗尔德。修道院的伊丽莎白·冯·克莱韦院长是随同一部分工作人员和成年病人从波茨坦来到这儿的，她们建立起了一个祭坛，点起了蜡烛，为成百上千坐着轮椅的病人进行即兴礼拜仪式，给他们提供心灵上的慰藉。唱着“我神乃是大能堡垒”时，她们禁不住淆然泪下。她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贝利茨－海尔斯塔滕已被宣布为受瑞士监管的国际区。不过第二天早上，当她们听说苏军部队已到达贝利茨，并正在“抢劫、纵火和强奸”时，希望顿时化为了泡影。“我马上拿出修甲小剪刀以作最坏的打算。”吕特·施瓦茨修女回忆道。护士们仍继续手头上的工作。
苏联军事当局在作战后方区域也遇到了麻烦。在苏军绕道经过泽洛高地后，那儿的德军大队军官和士兵开始试图向西流窜。由于迫切需要食物，他们伏击了苏军的供给马车，甚至抢夺了单个苏联红军士兵的面包袋。
现在，在战争趋于最白热化的时刻，苏联秘密警察步兵团开始疑神疑鬼地活动起来，更加缺乏组织性。“在4月22日，”一个团报告道，“一个名为玛丽亚·马卓科维奇的苏军厨师遇到了她以前所在的一个师的军官，然后同他们一块乘车走了。这就意味着她当了逃兵，我们想尽了各种方法来抓她。”而在这个时候，苏军实际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官兵对德国人的强奸或抢劫，甚至是谋杀。
瓦西里·格罗斯曼从莫斯科回到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战区，并经过朱可夫设在兰茨贝格的后方指挥部来到了前线。“孩子们正在房顶上扮成士兵玩儿。”他在笔记本中写道，“此时正是柏林的德国帝国主义即将寿终正寝的时候，而在这儿，孩子们前额上留着金黄色的刘海，脑后留着短发，拿着木剑和棍棒，踩着高跷，叫着跳着互相刺来刺去……这是永恒的，这种现象永远不会从人类中消除。”周围的景象使他的悲观主义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勃兰登堡正沐浴在阳光中，柏林附近有一幢幢的别墅，这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他写道：“到处都充满着鲜花、丁香、郁金香、苹果树和李子树的气息。鸟儿在欢声歌唱，大自然对法西斯的最后时日没有流露出丝毫怜悯。”一队队获得解放的法国战俘在行进，有的坐在车上，有的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步行，推着婴儿车或手推车。有的手中拿着自制的国旗。“‘这些参加过一战的法国兵’还一直吹着口哨。”他观察道。
法西斯主义灭亡的另一个迹象就是德国宣传机构的迅速崩溃。在4月21日，《大洋彼岸新闻社》陷入了沉寂，柏林帝国电台也是如此。第二天，在爱尔兰－雷德克馨，亲纳粹的爱尔兰国家主义者指责英国和美国将欧洲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他们的倒数第二次播音，德国在瑙恩的电台第二天就被苏军占领了。
越来越多的柏林市民开始冒险收听英国BBC无线电广播，有人甚至公开讨论它播放的新闻。不过，供电中断后产生了一个更为有效的审查效果，这就是这个警察国家曾经一直努力在做却又未一直能做到的。伦敦对苏军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一无所知，不过它提到柏林北部的萨克森豪森——奥拉宁堡集中营已被解放，这清楚地暗示了苏军的战况和打算对柏林实施包围的意图。它同时宣称苏军在那儿实施了可怕的行为，对柏林市民来讲，这是柏林未来将成为苏军复仇对象的又一迹象。然而大部分柏林人仍试图说服自己，集中营事件一定是虚假的宣传。
除了电池供电的收音机里的新闻和海报上定量配给的消息，现在大部分新闻都是通过口头传播的。传闻和事实越来越难分清，在春光明媚和大雨滂沱的日子里，当柏林坐等它末日的时候，一种噩梦般的非现实感充斥着这个城市。人们不禁想到了柏林作为欧洲帝国首都的情形。曾几何时堂皇宏大的建筑物现在只剩下了门面，透过建筑物的天窗，天空清晰可见。德军士兵赶着由波兰小马拉着的干草马车，这一迹象更加显示了机械化军事强国的衰败。
卡扎科夫部队持续的炮火轰炸声使柏林市民的神经已趋于崩溃边缘，人们发现“炮火的雷鸣声”这一术语不再是一个有关战争的夸张的陈词滥调，而是一个完全精确的描述语。炮火声隆隆作响，并且发出回音，在建筑物后面的院子中情形更是如此。这听起来就像雷声，每个人都感到恐慌，女人们惧意更甚。一位不知名的人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妇女们在排队领取配给食品时讨论了敌军的每一个进展细节，不过她们之间好似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没有一个女人会谈起‘它’。”
“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时代，”这个不知名的人在用作日记本的一个大的销售账簿上继续写道，“一个人在经历历史的发展，这些事总有一天会化作历史，写进历史的篇章。不过在走过这段历史的时候，每件事都是一些琐碎的忧虑和恐惧。讨论历史是索然无味的，明天我还要去找荨麻和一些煤。”
希特勒，另一方面，现在已意识到所拥有的只有历史了，只不过他“与世不朽”的愿望更加强烈，这是历史观念的主导思想。和希姆莱不同，他不希望屈尊降低自己的形象。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他对流血和毁灭的嗜好增强了。他决定留在柏林，主要原因非常简单。就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伴随柏林陷落的是打碎的纪念碑和熊熊燃烧的建筑物，展现在眼前的是如此壮观的景象，贝希特斯加登被占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在4月21日整个晚上，在对施泰纳下达了进行反攻的命令后，希特勒整个人几乎崩溃了。他的私人医生马苏尔发现他陷入了一个如此低迷的状态，因此建议注射针剂来恢复他的情绪。希特勒勃然大怒，认为将军们是想给他注射吗啡然后用飞机把他送往萨尔茨堡。除参加临时会议外，白天和夜里的大部分时间，他看上去都是在掩体里度过的。他坐在房间里，冥思苦想，常常是注视着腓特烈大帝的画像——它已成了他的偶像。
在4月22日早上的大部分时间，希特勒都在热切地盼望施泰纳北部反攻的消息。他命令德国的空军参谋长科勒将军派遣飞机去查看施泰纳部队的消息。他与希姆莱通了话并就此事进行询问，但那位帝国党卫军首领根本不了解发生的情况。他此时正和那位反复多变又赫赫有名的党卫军地区总队长瓦尔特·舍伦贝格密谋，考虑着偷偷通过贝纳多特伯爵向西方盟国转达德国投降的提议。希姆莱只是谨慎地作了一个乐观的答复，希特勒信以为真。
在那天中午的临时会议上，希特勒在会上明确地获悉施泰纳根本没有采取行动，苏军还突破了柏林北部的环形防御圈。希特勒开始大喊大叫。陆军已背叛了他，现在党卫军亦是如此，他心中的怒火远远超出了与古德里安争吵时的情形。最后，他颓然倒在了扶手椅子上，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并开始抽泣起来。他第一次公开承认这场战争已经失败了，这使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和布格多夫都很震惊。希特勒接着说，由于他身体太虚弱不能死在战场上，所以为避免落入敌人手里，他只能开枪自杀。他们劝他到贝希特斯加登暂避一时，他却早已拿定了主意。他命令凯特尔、约德尔、克莱勃斯和布格多夫去德国南部，他们也都拒绝了。任何人想走就走，他对他们说，不过自己将留在柏林直到最后一刻。他希望对他们宣布他的这一决定。
戈培尔被通知到帝国总理府来一趟以帮助劝说希特勒离开，不过让戈培尔做这一工作是最坏的人选，因为他自己也早已决定留下来。他在希特勒的房间单独同希特勒谈了一会儿，试图使他平静下来。当从房间出来时，他告诉那些等在外面的人，希特勒已要求他把家人带到掩体来。戈培尔在谈话中似乎已告诉希特勒，他和妻子玛格达已决定先毒死六个孩子，然后自杀。
令那些此时备受困扰的随从惊讶的是，希特勒又很平静地从房间里出来了。约德尔建议，可以命令此时正在易北河与美军对峙的温克将军的第12集团军回师解救柏林。希特勒一下子又充满了热情。“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写道，“被命令负责协调第12集团军和已突出重围的第9集团军的行动。”凯特尔元帅提出立刻前往，不过希特勒坚持他先坐一会儿。佣人们送来了饭。他们还给他带上旅途食物，三明治以及一份野战口粮——半瓶白兰地和巧克力。凯特尔然后前往温克将军的指挥部，约德尔则去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设在波茨坦北部克兰尼茨的新基地。
希特勒心智是否健全，精神错乱到了何种程度，这个话题永远不会有定论。德迈奇埃上校4月22日星期日夜晚曾同希特勒在一起，并在许多临时会议中曾仔细观察过希特勒。他认为：“他的精神错乱是一种对德国民族逾常的自我认同感。”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他为什么觉得柏林市民应当陪他一起自杀的原因。不过，他同样似乎不仅从敌方部队而且也从自己一方部队的人员伤亡中获得了真实的快感。“伤亡永远不能说得太高！”当他于1942年被告知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遭受了重大伤亡的消息后，他对冯·赖歇瑙陆军元帅这样喊道，“他们埋下了未来胜利的种子！”
德军向贝希特斯加登撤离的“宫殿行动”开始升级，一小队人准备第二天早上离开。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海军上将已接到命令，他将销毁希特勒在伯格霍夫的所有政府文件。尤利乌斯·绍布是负责管理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和掩体中所有文件的私人副官，根据命令将销毁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信件。希特勒的四个秘书中的两名已被派往德国南部。一直因恐惧而战栗不安的马苏尔医生最后也如愿以偿加入了这个小队，他带上了一个德国陆军军用小型提箱，里面装满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疗记录。
盟军情报机构听到了有关纳粹党高级官员逃离柏林的更加夸张的消息。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得到了来自美国设在新德里大使馆的警告信息，信息称“纳粹党领导人计划取道挪威前往日本”。亨克尔177型机将载着他们飞向挪威，那儿可能早已有一架“北欧海盗”型飞机在等着他们，然后，他们将乘这架飞机直达日本。毫无疑问，这是西班牙的纳粹党人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些人甚至准备使用“U”型潜艇向德国运送食物然后将纳粹党领袖们运出来。“在瑞士的几家医院里，德国人以伤员或病号的名义住进了医院进行治疗，实际上这些人都是需要解救的重要人物。”然而，有人宣称“经过伪装的德国飞机继续向西班牙运送要员”，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事实。法国维希政府的前总理赖伐尔·拉韦尔就是那些乘坐没有标志的容克运输机从德国飞往巴塞罗那的乘客之一。佛朗哥认为必须把拉韦尔遣送回法国，不过一名纳粹党成员为其取得了避难所。
随着大批人的离去，掩体和总理府的房间空闲了很多房间。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是同克莱勃斯将军一同搬进掩体内的，他发现房间的通风系统良好，不过在小的会议室内，由于里面有15～20个人，因而气味几乎无法忍受。希特勒是唯一坐着的人，其他人几乎在站着时就睡着了。轰炸和炮击使得墙壁出现了裂缝，空气中夹杂着灰尘。由于严格禁止在掩体的下层房间内抽烟，因而那些急切希望抽烟的人不得不爬到上面一层的掩体房间。尽管存在这么多不便利条件，掩体和总理府地下室内“丰盛地储存”着食物和酒。酒的慷慨供应使许多人的头脑都无法保持清醒。“在掩体内，”德迈奇埃上校注意到，“蔓延着一种崩溃的气氛。你可以看到有人酩酊大醉，有人神色沮丧，各个级别的人行为都有些狂躁。纪律己不复存在。”此时，戈培尔夫人带着她的六个孩子进来了，里面的放荡行为与纳粹有关家庭的价值观念形成了惊人的对比，不过两者都确实包含着同样的感伤、自怜和残忍的意味。
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正在楼梯的最底层，他突然看到玛格达·戈培尔上了水泥楼梯，后面跟着六个孩子。她看上去“举止非常文雅”，后面的六个孩子年龄大的有12岁，小的只有5岁。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黑尔格、希尔德、赫尔穆特、霍尔德、黑达和海德，都是以相同的一个字母开始的，这不是根据一级战舰的名字选择的，而是为了纪念元首名字在字母表中所标记的一个位置。他们像一个学校的双列队伍一样登上了楼梯，苍白的脸色和黑色的外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龄最大的是黑尔格，她看上去非常悲伤，不过并没有哭出来。希特勒知道并同意了约瑟夫和玛格达·戈培尔先杀掉孩子然后再自杀的决定，这种用来证明对元首绝对忠诚的行为使得希特勒将自己经常别在短上衣的纳粹党金质党徽送给了玛格达。孩子的到来使掩体中人们的头脑突然清醒了一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会被父母作为对元首表示忠诚而遭谋杀。
希特勒在下午发了一通脾气后，就和爱娃·布劳恩在掩体小起居室内休息了。他召见了留下的两名秘书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和陶德尔·容格、奥地利营养学家康斯坦茨·曼齐亚利以及鲍曼的秘书埃尔莎·克鲁格。希特勒对这些女人们说，她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做好准备离开贝格霍夫。爱娃·布劳恩笑了笑，然后走到他身边。“你知道我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她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他捧起她的脸，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她深深的一吻。这使每个认识他的人都惊呆了。陶德尔·容格和格尔达·克里斯蒂安说，她们也会留下来。他怜爱地看着她们。“要是我的将军们像你们一样勇敢就好了。”他说。他送给她们每个人氰化物药片作为永别的礼物。
据猜测，这以后不久，爱娃·布劳恩给她最好的朋友赫塔用打字机打了最后一封信。随同信寄出去的还有她所有的珠宝，一个即将飞往南部的人正等着为她带去包裹。她在信中对赫塔说，珠宝要根据她的遗愿进行分发，它们将帮助朋友和家人在未来的日子“渡过难关”。“请原谅我有些语无伦次，”她写道，“不过，戈培尔的六个孩子在我旁边，她们片刻也不能安静下来。我还能说些什么？我不理解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一地步，再相信上帝也是无济于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