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洛高地和施普雷河·第十六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在4月16日午夜，在斯大林进行了两次电话通话后，朱可夫元帅和科涅夫元帅之间的竞争开始趋于白热化。科涅夫在斯大林的鼓动下，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尽管朱可夫对泽洛高地的受挫感到困扰，不过仍然相信柏林是他的囊中之物。
4月17日是星期二，多云和下着毛毛雨的天气开始放晴，苏军伊尔－2型“空中坦克”强击机因而能够更精确地对德军在泽洛高地上的残余阵地实施攻击。无论是在奥得布鲁赫还是在泽洛高地，小的市镇，村庄和个别农房仍在燃烧。苏军炮兵和航空兵攻击了德国的所有建筑物，以防它们驻有德军的指挥所。空气中充斥着肉体烧焦的气味，大部分都是来自村庄的人和农场里的牲畜。由于苏军把农场建筑物作为可能的军械库和指挥所实施了轰炸，因而对牲畜造成了可怕的屠杀。一些牲畜逃不出去，最后都被活活地烧死了。
在德军隐约可见的阵地后面，急救站内满是伤员，这远远超出了医生的救护能力。根据治疗类选法，腹部受伤就等于被宣判了死刑，因为它需要的手术时间太长。最先救治的对象是那些能够再次投入战斗的人。特遣军官对战地医院进行了详细检查，以寻找那些仍然能够行走和可以开火射击的伤员。
在临时搭起的关卡内，流动宪兵队还在积极寻找那些掉队者。不管是身体状况良好还是轻微受伤的，宪兵队总是强迫其进入临时营，一旦凑足了一定数量的人，就将他们送往前线。士兵们称呼流动宪兵队不仅是“带链子的猎犬”，而且是“敏锐的鹰犬”，因为他们虽然不参加实际作战行动，不过却总是能尽力搜寻撤退下来的人。
在残酷和近乎狂热的抓捕行动中，宪兵队连那些本来打算回到原来部队的人也不放过，后者随后发现同掉队者和十五六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有一些人还穿着短裤)混在了一起。德军专门为儿童士兵生产出了小号的铁盔，不过数量却远远不够。头盔垂到了儿童士兵的耳朵上，几乎完全遮住了他们紧张的表情和苍白的脸。苏军第三集团军的一组工兵奉命前往一个雷区去扫雷，在那儿，令他们吃惊的是，突然有十几个德军士兵从掩体中站起来向他们投降。这时，有一个孩子从掩体中跳了出来。“他穿着一件长长的堑壕服，戴着一顶帽子，”苏尔尼什维利上尉回忆道，“他用冲锋枪对我进行了一阵扫射。看到我没有倒下后，他扔掉了冲锋枪，开始哭了起来。他试图大喊‘希特勒万岁，斯大林灭亡’！我笑了笑，一枪就击中了他的脸部。可怜的孩子，我太同情他们了。”
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中，一些人的家园在德国东部已被苏军占领，家人也不知颠沛流离到了何方。对苏军来说，这些人通常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在战斗中死亡，并尽可能多地消灭所仇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德军集团军的战斗素质并没有完全垮掉，朱可夫和他的部队后来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炮兵和航空兵4月17日早上发动了另一轮轰炸，卡图科夫和波格丹诺夫坦克集团军随后也发动了新一轮攻击行动，不过这一切并没有使朱可夫实现向斯大林做出的保证，苏军仍然未能占领泽洛高地。德军的88毫米防空火炮，坦克狙击步兵的“铁拳”反坦克手雷使苏军的大量坦克陷入了瘫痪。到了中午，卡图科夫的坦克旅几乎是在刚攻入多尔盖林和弗里雷斯多夫后，就遭到了德军“库马”坦克师剩余“豹”式坦克的反击。
另一方面，尤舒达将军的第11坦克军跨越高速公路1号公路后成功地对泽洛高地实施了包围。高速公路1号公路是古老的普鲁士公路，用来使柏林全程通向现在已遭破坏的东普鲁士首都——柯大希山。不过，尤舒达的坦克部队很快就发现遭受到了来自邻近第五突击集团军的炮火攻击。这导致了尤舒达部队与巴扎林将军指挥部“显然非常不客气的争吵”。“根据步兵的说法，”一份很富有战术技巧的战斗报告这样写道，“炮兵不是在对精确的目标而是对全面的区域目标进行打击。”
在泽洛高地，战斗秩序仍然较为混乱。尤舒达部队的坦克不时受到德军近距离发射的“铁拳”反坦克手雷的攻击。苏军士兵想出了对策，他们从邻近的农舍中找来了铁丝弹簧床垫并把它绑在了火炮的炮塔和侧面。这个临时加装的“装甲”具有缓冲作用，能使“铁拳”空心弹药在击到炮塔的炮身前提前爆炸。
两个近卫坦克集团军的T－34和“斯大林”式坦克“踏平”了经过的每一个战壕，不过其中一些是德军早已经放弃的。在奥得布鲁赫的更北部地区，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在右翼第47集团军的支援下，已迫使德军第101军的前沿部队向后撤退。德军101军的部队几乎全部是由年轻的新兵和军官后补人员组成的。在新特雷宾重新集合起来的“波茨坦”团也不得不继续向旧奥得河沼泽河岸后撤。这条河在此处的河口有10米宽。只有34个孩子留在了那儿进行防守。
德军再一次听到了坦克发动机的隆隆声。“我们的步兵再次被耍了，我们被命令阻击俄国人的进攻，不过所有其他部队都已向后撤退了。”防守人员只有几辆自行攻击火炮来对抗苏军的坦克。师炮兵部队在发射完所剩无几的最后一轮弹药后，炸毁火炮然后就撤退了，许多步兵也随同那些撤退的人逃走了。这毫不奇怪，德军早已溃不成军，还有人盛传德国早已开始同西方盟军进行停火谈判，这使军纪更加涣散。
在中部地区，第九伞兵师已完全崩溃，为此蒙受屈辱的指挥官是布劳诺·布罗伊尔将军。布罗伊尔是一个使用烟斗的优雅绅士，曾在克里特指挥了对伊拉克利翁的空降攻击，后来担任驻克里特德军指挥官。尽管戈林荒谬地吹嘘伞兵个个是超人勇士，然而，这些人虽然配备了装备，戴着无边的帽子，不过只是看上去像伞兵而已。布罗伊尔将军实际上指挥的是空军地面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跳过伞，更不用说参加实际空降作战了。当苏军的轰炸和攻击行动开始后，尤其是当苏军使用“喀秋莎”火箭后，这些所谓的伞兵们开始惊慌失措，军官根本无法控制局面。
德军第27伞兵团的团长门克上校阵亡了，当时正值苏军T－34坦克从他的指挥部附近进行突破。只有在4月17日早晨晚些时候，在获得了“豹”式坦克、“马克－Ⅳ”型装甲车和半履带装甲车辆的战斗支援后，第九伞兵师的战斗力才有所恢复。不过该师很快又开始溃退了。第56军的炮兵指挥官沃勒曼碰到了布罗伊尔，发现已他“被部下的溃散弄得完全乱了方寸”。严重情绪化的布罗伊尔最后神经崩溃并被解除了指挥官的职务，战争后不久，他在雅典受到了审判，为在克里特接受另一名将军指挥时所犯下的暴行被判有罪，并于1947年被处以死刑。
在下午6时30分，里宾特洛甫在没有事先通报的情况下来到了魏德林的指挥所，并要求获得最新战况的汇报。沃勒曼那时碰巧来到了指挥所。“这是我的炮兵指挥官，他刚从前线回来。”魏德林说。外交部长简单地和沃勒曼握了一下手。“他可以向您汇报战况。”魏德林补充道。他指示下属可以毫无保留地汇报，然后就坐在了里宾特洛甫的旁边。沃勒曼的“报告对这名外交部长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里宾特洛甫以一种沙哑和几不可闻的声音问了一两个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含含糊糊地提到局势可能在以后的“第12小时”发生变化并且暗示德国正在同英国和美国进行谈判。可能正是这一点使得巴塞将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再坚持两天，然后一切都解决了。”实际上，暗示德可能同西方盟国达成协议不过是纳粹领导人彻头彻尾的谎言。
从奥得河冲积平原撤退下来的德军掉队者试图躲进位于泽洛高地陡峭斜坡的树林中，不过通常会发现苏军的步兵和坦克集群早已到达了他们前面。德军一群群紧张兮兮的士兵会向自己人开火，而苏军的炮兵和航空兵也继续攻击己方的部队，规模不亚于对德军的轰炸。德国空军那天也最大数量出动了“百舌鸟”战斗机来抵挡苏军的攻击。当天晚上，德军飞机攻击了苏军架设在奥得河的浮桥，不过徒劳而返。一位不知名的消息人士报告称：“德军飞行员经常自杀性地冲向苏军轰炸机，使得双方飞机同时着火向地面冲去。”如果这份报告情况属实的话，这可能标志着双方的角色和1941年时已发生了明显逆转。那时在“巴巴罗萨”行动的第一天，视死如归的苏军飞行员驾驶飞机猛烈地撞向了德空军攻击者。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有关德空军使用“卡米卡兹” [ cdhyy注：Kamikaze，“神风” ] 中队轰炸苏军在尼斯河上桥梁的报道。似乎正是德国空军创造了自己的术语——自杀式攻击任务。据传闻，驻德国于特博格基地由海纳·朗格中校指挥的“李奥尼达”中队飞行员集体签订了一份宣言书，直言书最后以下列文字结束：“我非常清楚这项任务将以我的死亡而结束。”在4月16日晚，基地为飞行员们举行了一场告别舞会，空军信号部队派来了一些年轻女兵。舞会最后以一首歌曲结束，基地指挥官富克斯少将“竭力忍住不让眼泪流出来”。
第二天早上，德军开始了第一波次所谓的“全面任务”，攻击目标是苏军工程兵维修或是建造的32座“水上”或“水下”桥梁。德国空军出动了不同机型，包括“百舌鸟”－190战机、“梅塞施米特”Bf－109、容克－88型机和所有能够投入作战使用的飞机。第二天，有一位名叫恩斯特·拜希特的“自杀式任务飞行员”，他驾驶一架装备重达500千克炸弹的“百舌鸟”战机，攻击了苏军建在采林附近的浮桥。后来的航空侦察报告表明这座桥被炸毁了。报告同时称德空军在三天的攻击中共炸毁了苏军的17座桥，这就有些夸大其词了。另外一座确实被炸毁的是屈斯特伦上的铁路桥。为获得如此有限和临时的战绩，牺牲35名飞行员，损失35架飞机，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富克斯少将“在元首即将来临的56岁生日之际”，将附有自杀任务飞行员名字的特别生日贺电发给了元首。这正是元首特别喜爱的那种生日礼物。
后来，整体行动不得不突然中止了，这是因为科涅夫元帅的坦克集团军突然出其不意地从东南方向冲向柏林，对德空军于特博格基地构成了威胁。
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突破尼斯河后，再一次受到战争幸运之神的垂青。第13集团军和第五近卫集团军已打开了德军的第二道防线。尽管两边侧翼部队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科涅夫还是派出了其先遣坦克旅从科特布斯和施普伦贝格之间向施普雷河快速穿插。苏军炮兵和“空中坦克”对地攻击飞机的新一轮轰炸使大片的松树林燃起了熊熊大火，这使在后面携带成桶储备油前进的坦克处在了危险中。尽管如此，保持速度仍然至关重要，因为此时，他们仍能在德军第四装甲师重新组织起新一道防线前突破施普雷河防线。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已经感觉到胜利在向他们招手，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有一种感觉：“如果德国人守不住尼斯河，那么他们现在对施普雷河也是无能为力。”指挥官在进攻前对武器进行了检查，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被检查出武器生锈了。“你是怎么用的？”军官对他大声训斥道，“你应当成为其他每个人的表率，但你却把自己的武器弄脏了。”
如果使用装甲部队对柏林进行突破，那么苏军的补给线将可能面临德军的穿插反击威胁。科涅夫因而对进攻部队进行了调整，转调扎诺夫的第五近卫集团军向左攻击施普伦贝格，并命令第三近卫集团军向右攻击，使沿途袭扰的德军退回到科特布斯。
当天晚上，第三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先头旅到达了施普雷河。一向为在前线坐镇指挥引以为豪的集团军司令雷巴尔科将军根本没有等架桥设备到来，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可能不会太深的河口，然后直接派遣一辆坦克下了河。河口大约有五十米宽，河水淹没了坦克的履带，没有再上涨。坦克旅排成一排，像骑兵一样涉水而过。不过和骑兵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忽略德军远处对岸的机枪火力扫射。两个坦克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在那天晚上都渡过了施普雷河。
科涅夫心里非常清楚，坦克很难通过劳西茨地区的湖泊、沼泽、水路和松树林，不过如果坦克行进速度快，那么德军在通往柏林沿途道路上的防御会很微弱。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早已将作战后备力量投入到了第二道防线的防守，德军在柏林的指挥官也会更多地关注于来自朱可夫元帅集团军的威胁。
科涅夫元帅和朱可夫元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提前在空阔地带要比以后在柏林城中消灭敌军更容易一些。不过那天晚上，在建在一个小山头上并可以越过周围的松树林顶进行敌情观察的前沿指挥所内，他通过电话向斯大林汇报时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在科涅夫元帅将要结束汇报时，斯大林突然打断了他：“朱可夫那边进展得并不顺利，他仍在想办法突破德军防线。”他进行了一段长时间的停顿，科涅夫也没有插话。“我们能不能，”斯大林继续说，“重新部署朱可夫的机动部队，让他们通过你的方面军打开的缺口来攻击柏林呢？”斯大林可能不是真的想这样做，不过是把它作为一个策略来激励科涅夫继续推行自己的作战计划而已。
“斯大林同志，”科涅夫回答道，“这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会导致局面混乱不堪……。我们方面军的战斗形势发展很有利。我们有足够的部队，可以将两个坦克集团军都用来攻击柏林。”科涅夫然后建议穿过措森对柏林发起攻击。他和斯大林都清楚那是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所在地。
“很好，”斯大林回答道，“我同意。调集你的坦克集团军部队去攻打柏林吧。”
4月17日一整天，在柏林市政府办公区，除了发布鼓舞性的宣言或是威胁处死退却的德国人的命令，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德国的每一个城镇都不能宣布为一个空城，”希姆莱在向德军所有军事指挥官签发的命令中称，“我们要使用一切方式逐村逐镇抵抗，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任何违反和逃避义务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并被剥夺公民的荣誉。”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德军炮兵部队的弹药已告罄，坦克由于缺乏燃料早已被丢弃，士兵也早已经没有了食物。
在德国即将面临毁灭的时刻，即使是最低层次的纳粹政府机构也没有发生丝毫变化。柏林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南部的沃尔斯特多夫小镇在4月17日涌入了大量难民，不过，当地政府机构只是允许“非雇佣居民和那些不适合承担人民冲锋队义务的”人离开。唯一的条件是，他们要持有“东道接收地为他们提供蔽护所的书面证明”。另外，每个人还必须获得纳粹地区行政长官的批准。不过，当地没有流露出丝毫的高涨的抵抗情绪，人民冲锋队应急营申请不再承担额外的作战任务。
德军在措森驻有陆军最高统帅部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指挥中心。现在，科涅夫部队距离指挥中心西南已不到八十公里了。苏军第三和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已强渡了施普雷河，德军已没有额外的后备力量来阻止苏军前进。然而德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舍尔纳陆军元帅指挥的德军集团军群中心都没有向最高统帅部汇报这一情况。德军驻措森参谋军官的注意力主要是放在了泽洛高地防御战上。
海因里希将军早已将集团军群大部分的后备力量——施泰纳指挥的党卫军第三“日耳曼”装甲军——派去支援巴塞将军被围困的第九集团军了。党卫军第11“诺德兰”师于4月17日中午接到了南下前往泽洛的命令。“诺德兰”装甲师大部分是丹麦人和挪威人，也有瑞士人、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一些人称该师甚至包括一小部英国士兵，不过这一点值得商榷。该师由党卫军旅队长约阿希姆·扎格勒指挥，配备约五十辆装甲车，主要装备了侦察营和“赫尔曼·冯·萨尔扎”装甲营。该师剩余的人员大部来自“丹麦”和“挪威”装甲掷弹兵团和一个工兵营。“诺德兰”师刚刚从库尔兰包围圈中撤退出来即投入了斯坦丁东部奥得河的激烈防御战中。该师自从今年开始以来伤亡已达1.5万人，其中4500人战斗死亡或者失踪。
海因里希将军甚至向更南方向派遣了另外一支党卫军外国志愿者编队党卫军第23“诺德兰”志愿装甲掷弹兵师，该师将到达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和穆尔鲁斯的西南部，并接受德党卫军第五山地军的指挥。党卫军和德国空军的关系非常紧张。对海因里希抽调施泰纳党卫军兵力最强大的师，希姆莱非常愤怒。“诺德兰”师本身也非常不情愿受陆军指挥，因而也并不急于加入新的编队。
4月18日星期三。这天拂晓，朝霞映红了东方地平线，那些仍在坚守泽洛高地的德军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不久，他们听到了坦克发动机和履带卷动所发出的深重和刺耳的声音。空中攻击紧接着也开始了，“空中坦克”再次俯冲轰炸了离前线仍有一段距离的“诺德兰”装车师，在开敞式卡车内的党卫军装甲掷弹兵被浇了一身的泥土。齐格勒已提前去了魏德林将军的指挥所并作了汇报，他称车辆燃油已用尽，这是他为什么迟迟不能到达的原因。魏德林很不高兴。
朱可夫那天也处于一种非常不安的情绪之中。他现在知道了科涅夫元帅的坦克集团军已被允许北向攻击柏林。斯大林同他进行的晚间谈话中同样提到，罗科索夫斯基的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向北渡过尼斯河后，可能会攻打柏林。最高统帅甚至代表大本营就如何指挥方面军向他提供了建议，这使他更受刺激。朱可夫那天早上对集团军指挥官下达了命令，并且表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炮兵部队要向前移动，要在开阔视野内对德军要塞进行攻击。进攻要加快，要全天进行。士兵们要再次用生命为一位自大的指挥官因为上级压力所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在另一轮炮火攻击和轰炸行动后，朱可夫筋疲力尽的集团军那天早上再次发起了攻击行动。在右翼，第47集团军攻击了弗里岑。第三突击集团军推进到了弗里岑－泽洛公路，不过在库讷斯多夫附近遇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第五集团军和第二近卫集团军成功地越过了新勃兰登堡北部的公路，不过同样被阻滞了。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同时继续对泽洛镇和弗里德斯多夫－多尔盖林地区进行了攻击。使崔可夫震怒的是，左翼的第69集团军几乎没有前进一步，使得他的侧翼部队暴露在了危险之中。不过非常幸运的是，巴塞所有的部队都已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中。
实际上，朱可夫元帅的最外围两翼部队的战绩都很小。在法兰克福南部，第33集团军仍在努力突破德党卫军第5山地军“1月30日”师的防线。在奥得布鲁赫的最右侧，第61集团军和第1波兰集团军在占领弗里岑前一直未能向前推进一步。
苏军突然在泽洛高地后面的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取得了突破。在4月18日的上午9时40分，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指挥部的艾斯曼上校接到了一封电文，称“敌军的先头装甲集群部队已突破了迪多施多夫” [ cdhyy注：“迪德村” ] ，正沿高速公路 [ cdhyy注：原译“赖希斯特拉瑟公路”，后同 ] 1号环城公路向明谢贝格前进。步兵四处奔逃。20分钟后，在海因里希的坚持下，艾斯曼给德国陆军最高统帅部的冯·迈齐赖上校打了电话，询问了第7装甲师的情况。他需要部队填补第9集团军左翼和第3装甲集团军右翼之间出现的缺口。
到了中午，巴塞给海因里希打来了电话。“今天形势危急，”他汇报道，“敌军正沿弗里岑西南和高速公路1号环城公路发起两大攻击行动。”巴塞看到，他的集团军已被分割开来。苏军第3突击集团军和第5突击集团军正突破弗里岑和泽洛高地间的防线。在离泽洛高地西部约6公里的旧罗森塔尔村庄附近，德军使用步兵和坦克发动了反击。第5集团军第248步兵师的安德烈耶夫少校留下了两个连来保持攻势，然后率领另外一个连从后方迂回攻击德军。“一个营消灭了敌军133名官兵，击毁了2辆坦克。”
这是一场残酷的战斗。在新哈登堡西南部的黑梅斯多夫，苏军步兵冲过一辆被德军反装甲手雷击中后仍在燃烧的T－34坦克，附近散兵坑的一名德军士兵大声呼喊着求救。一枚手榴弹落在了散兵坑内，炸掉了他的脚，他没有力气从散兵坑中爬出来。尽管他不停地叫喊，苏联红军士兵却是不予理睬，心里想着为被烧死的坦克手复仇。
下午4时20分，对第9伞兵师的溃败极为愤怒的戈林给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指挥部打了电话，命令立即解除布罗伊尔的指挥官职务。下午6时45分，巴塞给海因里希将军打了电话，报告称苏军将突破他的防线，防线出现缺口是不可避免的。他问道：“从指挥的角度来看，哪个地方更为重要？是北边还是南边？”
下午7时50分，德空军联络军官向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作战参谋报告称，他们的飞机已摧毁了苏军的53架飞机和43辆坦克，另外19辆也可能已被摧毁。作战参谋部有人用钢笔在战事日记中加了两个惊叹号，表明对这一战报的怀疑。战斗非常激烈，德军有意夸大了苏军的战斗伤亡。纳粹报纸《人民观察家》称，仅18日一天苏军就有“426辆坦克”被摧毁。苏军的战斗伤亡也确实超过了德军一方。朱可夫由于急于占领泽洛高地，使苏军的战斗死亡人数达到了3万人，而德军一方则为1.2万人。
苏军行进的坦克、自行火炮和履带式车辆的无尽长队令被押往后方的德军战俘深为震惊。“这就是苏联军队，”他们想，“这就是1941年时苟延残喘的那支部队。”从路另一边走过来的苏军步兵用“希特勒完蛋了”这样的口号向他表示欢迎，并同时向他们做着割喉的手势。
德军的一名战俘相信，路上发现的死尸有些是苏军士兵的，他们“被自己一方的坦克碾过了”。他还发现苏军士兵对着半毁坏房屋的墙开火来检验缴获的装甲手雷。一些人正在扒死去的战友身上的大衣，在另外一个村庄，他看到几个士兵向正在筑巢的鹳胡乱开枪。即使是在战后，射击练习也成了一种不由自主的行为。一些战俘被押解前往新哈登堡壮阔的城堡。令战俘们震惊的是，护卫人员看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装饰灯”后，竟拿起冲锋枪对着灯就是一阵扫射。一名高级军官批评他说：“那看起来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在古索镇，”第5突击集团军的分遣队汇报道，“我们解放了16名苏联妇女。士兵岑巴鲁科认出了他在家就认识的一名女孩，她的名字叫塔季扬娜·舍斯捷里科娃。这名女子向士兵讲述了她们服劳役期间的可怕遭遇。她同时提到，在逃跑前，前奴隶主菲施夫人曾说过：“对我们而言，俄国人比死亡更可怕。”政治部称，看到德国人在墙上留下的保护德国妇女免遭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蹂躏的“法西斯主义”宣传口号，苏联红军士兵更是怒不可遏。
在柏林南部，科涅夫于4月18日渡过了一个难熬的时刻。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舍尔纳陆军元帅在获悉苏军突破施普雷河后惊骇万分。他在格利茨附近对正向德雷斯顿前进的苏军第52集团军侧翼组织了一次反击。不过舍尔纳未能集中兵力，他只是匆忙派遣部队进行了零星的战斗，因而苏军第52集团军发现击退德军较为容易。第2波兰集团军起初可以一直不停他们的前进，不过接下来几天内德军的持续反击大大减慢了他们前进的步伐。
继两个坦克集团军后，科涅夫继续推进第13集团军并突破了施普雷河。此时，戈尔多夫的第3近卫集团军对科特布斯的德军保持着压力，扎多夫的第5近卫集团军继续对施普伦贝格发起攻击，使苏军打开的防线缺口保持通畅。科涅夫同时指示参谋尽可能集中所有的卡车。第28集团军作为增援部队已到达，先头编队已开始穿越尼斯河。科涅夫希望这支部队加快速度以支援向柏林挺进的坦克部队。当天，雷巴尔科的第3近卫集团军渡过施普雷河向后推进了35公里，列柳申科部队由于遭遇抵抗较少而推进了45公里。
下午，柏林城防区司令雷曼将军接收到了一项命令。根据命令，他需要把所有人民冲锋队部队派遣出城以支援第9集团军加固一个新的防线。雷曼对解除柏林城的城防力量感到很震惊。当戈培尔作为帝国的柏林城防特使向雷曼证实这项命令时，雷曼提醒他“现在已无法想象对帝国首都组织防御”。雷曼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是施佩尔和海因里希的意图，他们旨在拯救柏林。因而，不到十个营的部队和几辆反坦克火炮被向西调派，他们是在第二天早晨的前几个小时出城的。根据施佩尔的说法，有关这个命令的消息会使苏军普遍认为“柏林实际上已成为一座空城”。
令魏德林将军颇为震怒的是，他又接见了来自柏林的另一名狂妄的客人。这次的来访者是阿图尔·阿克斯曼——希特勒青年团的首脑。魏德林试图告诉他，将装备反坦克手雷的15和16岁的少年投入战斗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这是“牺牲儿童来挽救一场早已注定要灭亡的事业”。艾克斯曼只是承认“年轻成员还没有接受足够的训练”。尽管他向魏德林保证不会将他们投入战斗，然而他并没有将他们从战斗中撤出去。绝望的纳粹党那天一个令人更加齿冷的暴行是杀了普勒茨采恩塞监狱的30名政治犯。
在第9集团军的北翼，第101军在4月18日比它的邻近部队后退距离要少。不过这意味着它的许多团不久就发现苏联部队早已切断了他们的后路。只剩下一个先遣队的一个预备军官团那天晚上派遣两名人员返回指挥所以便检查一下他们的配给食物。这两人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身体颤抖不止。“俄国人正在吃我们的晚餐。”他们说。没有人知道敌军是从哪儿突破过来的，现在前线又在什么地方。他们拿起装备，绕过了一个燃烧的村庄，然后冲入了黑暗之中。村庄内明光闪闪的大火照亮了天际的乌云。
那天晚上，苏军一场大规模的“喀秋莎”火箭攻击行动摧毁了新哈登堡后面一个名为维尔科的村庄，使这个村庄燃烧了起来。这时村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堆满了因精疲力竭而熟睡的德军士兵。战争的幸存者被烧着后惊慌失措的情状是令人惨不忍睹的。“诺德兰”装甲师的侦察营同样遭受了苏军“喀秋莎”火箭的攻击，一会儿的工夫，部队伤亡人数就超过几星期前在斯德丁附近进行的所有激烈战斗。
在4月19日，正如巴塞将军所担心的那样，第9集团军开始在三个主要方向出现缺口。苏联红军占领了弗里岑，第3突击集团军继续向西推进到了新哈登堡后面的平原，这使得德军第101军不得不向埃伯斯瓦尔德和柏林北面的村庄撤退。中部，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开始向西撤进了柏林。在右边，党卫军第101装甲军开始向西南的菲尔斯腾瓦尔德撤退。“库马”师剩下的坦克已不到12辆。
那天，苏军第1坦克近卫集团军和崔可夫的第8近卫集团军开始从泽洛沿着高速公路1号公路向明谢贝格 [ cdhyy注：“米谢贝格” ] 重镇推进。前天刚得以重振旗鼓的第9伞兵团 [ cdhyy注：师？ ] 的残余部队，再次惊慌逃窜，口中叫喊着：“该死的苏军来了。”党卫军“诺德兰”装甲师的侦察营最终到达了前线。该营集合了一些伞兵部队，为他们提供了弹药并将他们重新投入战斗，暂时取得了反击成功。
德军沿着高速公路1号公路和两侧进行撤退，但不久就陷入了混乱和灾难。“你是不是最后一个人？”每个人都这样问。而答案几乎都是“俄国人就在我们后边。”配备各种武器来自各个军兵种的德军士兵都混在了一起，如空军和武装党卫军等。极为疲倦的一些人伸开两腿一屁股坐在了树下。听到德军在前线已经溃败的当地居民全部涌上了公路向柏林逃难，有些难民的车子因车轴或是轮子坏了因而停在路上，通常阻碍了军事交通。士兵们从这些难民的身旁绕过，而军官则站在大众甲壳虫车子内，大声叫嚷着让那些不幸的难民把车子推开或是命令休息的士兵们给他们帮忙。在撤退过程中，军官们为下达命令，不得不经常手枪相向。
流动宪兵队和党卫军大队继续搜寻那些开小差的人，但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德军在路旁处死逃兵的记录。不过流传下来一些轶事表明，在党卫军第101军战区，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在内的许多人，只是由于些许的一些证据就被吊死在树上。这简直可以说是谋杀。苏军消息人士称，在1945年，2.5万名德军士兵和军官由于胆小被草率处决。这个数字显然高了点，不过它也不可能低于1万人。
党卫军执行的死刑事例尤其不能原谅，尤其是党卫军编队中早已有被命令撤退的传言，“根据命令要在丹麦边境附近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进行重新集结”。这当然不是抵挡苏军的最好地点。德军似乎不知道英军第2集团军那天已经到达了易北河畔的劳恩堡，该地恰恰就在汉堡的东南部。
4月19日是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这给苏军航空兵提供了绝佳的能见度。每当“空中坦克”飞过来对地进行扫射和轰炸时，人们就会躲进壕沟里，这时路上就会空无一人。附近农村的妇女和小孩，由于对苏联红军存着深深的恐惧感，因而苦苦哀求德军士兵将她们带走：“带我们走吧，带我们走吧，求求你们了！”不过，居住区离前线非常近的一些人看起来却未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巨大危险。一个名为赫尔·扎尔博恩的德国居民4月19日写信给沃尔特斯多夫市长，想知道根据德国《安全法》(1939年9月1日版)的第15条款，他是否可以取回被人民冲锋队征募的自行车。
德军第101军残余的新兵和预备军官发现他们“逐村”向西退却至柏林北面的贝尔瑙，大多数人都已是力不从心，又累又饿，而且对前途完全迷惘。一旦停下来，每个人就会立即陷入熟睡中，当要继续前进时，军官们不得不踢他们好几次才能把他们弄醒。没有人知道两边战况如何，甚至不知道前边或后边的情形怎样。无线电和野战电话被丢弃了，同样也没有什么希望建立起有效的前线了，即使是对更有经验的军官而言也是如此。他们已做了最大的努力：抓住其他部队的任何一个掉队者，并将他们编入自己的小股部队。
对位于波罗的海海岸和奥得布鲁赫上游霍恩措伦运河之间的奥得河防线来说，海因里希将军现在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防线的北部了。冯·曼陀菲尔将军乘坐一架轻型侦察机对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前沿地区进行侦察飞行，并且毫不费力地侦察到了敌军的准备活动。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他们在施韦特的北部，正在沿着奥得河的两条河道前进，河道两边和中间都是沼泽地。4月19日晚，罗科索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称，他将在第二天早上出现第一道曙光时发动攻击，攻击前将先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和炮火准备。
罗科索夫斯基面临着所有方面军司令员所遇到的最大的困境——后勤问题。他需要将部队从但泽和维斯图拉河口重新部署。朱可夫曾于3月29日提醒了斯大林所有关参战部队的后勤问题。“好的，我们在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到来前开始行动吧，”他回答道，“如果他迟几天到达，不会有太大的麻烦。”显然，斯大林当时并没有很忧虑。不过现在，由于苏军可能要用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进攻柏林，因而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