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在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第十五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从设在屈斯特伦登陆场的小山头前沿观察指挥所，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指挥官崔可夫将军可以观察到奥得布鲁赫和泽洛高地的整个局势。
令他感到很不快的是，朱可夫元帅决定也来这个观察所，一块观察第一波轰炸和攻击行动。
崔可夫命令梅列日科上尉，一名自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就跟随他左右的参谋军官，穿过奥得河将方面军司令员和随行人员带到阵地来。
让崔可夫恼怒的是，朱可夫的车队开着前灯，从很远的距离就可以看到一行人在向这个方向接近。崔可夫自从1942年冬天起几乎就对朱可夫存了明显的偏见，他似乎感觉到，第62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发挥的英雄作用被低估了，过多的注意力和荣耀给了朱可夫。最近，朱可夫还训斥他占领波兹南堡垒用的时间太多，这令他深感愤愤不平。崔可夫也发牢骚埋怨苏军早就当在2月初就兵临柏林城下，朱可夫也是非常恼怒。
一名军官记得，他们下面是奥得布鲁赫，战壕内煮饭的锅在“吱吱啦啦”地响，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了。人们能够闻到汤散发出的香味。厨师将汤从锅中舀出，送给那些即将发起攻击的官兵们。在前线，在冰冷的湿漉漉的地面上挖下的战壕内，部队战士们在抿着配发下来的伏特加酒。在指挥所，战地电话铃声不时地响着，通讯兵忙碌地跑来跑去传递信息。
朱可夫到了，随从的人员包括他的炮兵司令卡扎科夫将军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捷列金将军。这行人沿着上山头周围的小路被领进了掩体。掩体是工兵们在观察所山崖的一边挖的。“表针从来没有这么慢，”朱可夫后来回忆道，“为了打发余下的时间，我们开始喝一些浓浓的热茶。这是掩体内的一名女兵准备的。不知什么原因，我仍然记得这名女兵有一个不像俄罗斯人的名字马戈。我们静静地喝着茶，每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
卡扎科夫将军的部队配备有8983门火炮，包括152毫米榴弹炮、重型迫击炮和大量的“喀秋莎”火箭发射器。突防区每公里都部署了270门野战炮，这意味着每四米就有一门野战炮。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装备了700百万发炮弹，攻击的第一天就发射了123.6万发。火炮的巨大杀伤威力和苏军的绝对优势使朱可夫低估了所面临的攻击障碍。
朱可夫通常都坚持在一场大的作战行动开始前亲自视察前线以研究地形，不过这次——主要是来自斯大林的持续压力，他大多是依赖照相侦察。泽洛高地对奥得布鲁赫桥头堡居高临下，形成的威胁要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平面图像并未能展示出这一点。朱可夫同样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令他兴奋不已。143盏探照灯被运到了前线，准备在攻击发起的那一刻使用强光使德军防御者眼花。
在炮火准备即要开始前的三分钟，元帅和将军们陆续走出了掩体，沿着崎岖的小路走向山顶上用伪装网遮盖起来的观察所。山下的奥得河畔在黎明的薄雾中隐约可见。朱可夫看了一下时间，正好是莫斯科时间早上5点整，柏林时间早上3点钟。
“整个战区顿时被成千上万的野战炮、迫击炮和有着传奇色彩的‘喀秋莎’火箭照得雪亮。”这是整个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火轰炸行动。卡扎科夫将军的炮兵陷入了疯狂中。“一阵可怕的轰隆声使周围的一切晃动起来。”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一名炮兵连长这样写道，“你或许会想，我们炮兵可以说是不会害怕这巨大的轰炸声吧。不过，这一次，我自己都想捂上耳朵，我感觉耳鼓要被震坏了。”炮手们要记着张开嘴，以平衡炮声对耳朵的压力。
第一波轰炸过后，战壕内德军的一些新兵被惊醒了，他们以为这是另一次“清晨音乐会”(MORGENKONZERT)——拂晓的炮火扰袭。不过有着东线实战经验的德军士兵知道这是一种“士兵本能”(LANDSERINSTINKT)——一次大的攻击行动。军士大声命令立刻坚守阵地：“警报！立即待命！”这次攻击行动中幸存下来的德军清晰地记得当时心里空空如也，而且嘴开始发干。他们低声喃喃自语：“现在终于要面对这一切了。”
德军人员极少数人被困在目标打击区战壕内，并在可怕的轰炸行动中幸存了下来，他们事后只能用“人间地狱”、“隔世”或是“地震”这样的词来描述当时的感觉。许多人丧失了全部听觉。“仅几秒钟的时间，”德军第27空降团的格尔德·瓦格纳回忆道，“我的十个战友就全部牺牲了。”当瓦格纳恢复知觉时，他发现自己受了伤，躺在一个冒烟的弹坑里。他勉强挣扎着回到了第二道防线。在这次轰炸行动中活下来的人很少，轰炸摧毁了掩体，掩体内的人，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死了的，全被埋在了里面。在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有一些尸体被挖掘出来。
后方区域的那些人可以感觉到地面的震动。有人慌忙拿起了双筒望远镜，有人则是通过战壕潜望镜观察前线。德军第22党卫军重型装甲营营长透过“虎”式坦克的潜望镜向前方了望，“在可以观察到的区域，东部广阔的天空一片火光。”另一名观察者注意到：“在视线可及范围，你可以看到农舍和村庄已经燃烧起来了，天空中漂浮着一片片浓烟。”司令部一名人员只能喃喃自语：“天啊，前线那帮可怜的人！”
激情高涨的德国勇士那种“战争就是一切”时代确实是一去不复返了，德军的幸存者通常不仅会完全迷惘，而且已身心俱疲。轰炸过后，党卫军宣传连的一名随军战地记者发现一名士兵茫然地在树林中徘徊，并把武器扔掉了。很显然，这名士兵是在经历了战争的大半部分后第一次参加东线战争——“巴黎的刮脸军官”。
尽管泽洛前德军阵地的每一寸上都经受了炮火的洗礼，不过德军的人员伤亡却没有苏军预料的那么高。海因里希将军，从屈斯特伦南部一名红军战俘中获得了消息，已将德国第九集团军的大部撤往了第二道战壕防线。
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南部地区，和苏军第33集团军对峙的德军则没有那么幸运了。人民冲锋队部队和匈牙利的分遣队被派遣固守德国党卫军“1月30日”掷弹兵师原来的阵地。党卫军二级突击队中队长赫尔穆特·施瓦茨后来回忆道：“为保存正规军，司令部把他们当作了炮灰。”人民冲锋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许多人都没有军装和武器。
德军没有抵抗，这使朱可夫深受鼓舞，他认为德国已经垮掉了。“30分钟的轰炸后，敌军那边看上去没有留下一个活物。”他后来回忆道。他下令发动总攻，“数千颗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冲向天空”，这是给那些年轻女兵的信号。她们负责控制143盏探照灯，每盏的间隔是200米。
“整个地平线顿时亮如白昼，”一名俄罗斯工兵上校当晚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德军阵地全都被浓烟雾笼罩住了，厚厚的土像瀑布一样被扬起。大群大群的鸟受惊飞向天空，到处都是持续的嗡嗡声、轰鸣声和爆炸声，我们不得不掩上耳朵，避免耳鼓破裂。坦克也开始怒吼，探照灯沿着整个前线打开了，试图照花德军的眼睛。到处都是人们的呼喊声——‘向柏林冲啊！’”一些德军士兵，毫无疑问受到了纳粹原子弹计划宣传的过度影响，认为探照灯光是使他们致盲的一种新型武器。在苏军一方，攻击先遣队有一刻甚至怀疑灯光是封锁先遣队用来阻止他们后退的另一种手段。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的苏尔汉尼什维利上尉发现：“灯光如此强烈，一个人不能撤退，只有前进！”尽管朱可夫对这一创意非常自豪，不过与其说是探照灯使敌军眼花，还不如说是迷惑了苏军进攻者，因为炮火轰炸扬起的烟雾和尘土将光束又反射回来。战地指挥官们传回命令，要求关闭探照灯，但是刚下令关闭，有人又命令打开，从而导致了部队更严重的混乱。另外朱可夫还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对德军第一道防线的密集轰炸大多只摧毁了德军放弃的战壕。他在回忆录中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也没有提到，当真正发起冲击的苏军在遇到德军强大的火力时曾令他感到任何的震惊和不快。他应当感到加倍的尴尬，因为在一个主要的简报会上，几名高级军官已向他建议应当将炮火集中于打击德军的第二道防线。
苏军从屈斯特伦桥头堡主桥头堡发起了冲击，左翼是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右翼是巴扎林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四天前，朱可夫改变了“大本营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集团军将用来支援崔可夫，两支部队将一路打到柏林的南部郊区。巴扎林的右侧是第二近卫集团军、第三突击集团军和第47集团军。
朱可夫的最右翼是第一波兰集团军和第61集团军。从桥头堡方向到对岸几乎没有什么屏障，他们不得不冒着敌人的火力穿越奥得河。先头营使用的是两栖车辆——由年轻女兵驾驶的美制水陆两用攻击车，不过大部分人员要使用普通的划船渡河。渡河过程中部队人员伤亡惨重，攻击艇漏了水，有几艘沉了，造成了“人员伤亡”。德军的抵抗也非常顽强。当第12近卫步枪师的一个营渡河时，“只有八个人到达了奥得河的西岸”。有人评论称，“一些政治军官在渡河时表现得犹豫不决”，暗含之意就是政治军官应当更多地使用手枪进行指挥。据此可以推断，苏军渡河时必然是一片混乱。
朱可夫部队的最左翼是位于法兰克福河畔南部桥头堡的第33集团军和北部的第69集团军，两个集团军部队的任务是前出切断该镇与堡垒守军的联系。
一旦看到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多云的天空中闪现，苏联步兵开始从地面爬起来发起冲锋。铁石心肠的朱可夫将军派遣步兵人员冲过雷区，而坦克集团军投入作战前，雷区本应当是先行清除干净的。“人踩上反坦地雷是一个十分可怕多么可怖的事情。”一名上尉回忆道。不过，第八近卫集团军的进攻最初很顺利。德军的缺乏抵抗使苏军部队士气大增。第16航空集团军“空中坦克”对地攻击型飞机低空呼啸着飞过地面部队的头顶，对德军的壕沟阵地进行了攻击，第18航空集团军的重型轰炸机团则瞄准了德军其他的纵深目标和通讯中心。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那天出动了了6500架次飞机，不过河面上浮起的薄雾、爆炸扬起的浓烟和尘土降低了能见度，并掩盖了飞机的攻击目标。因此，苏军航空兵的轰炸和对地扫射只对德军的防御阵地造成了相对较小的战斗损害。德军第九集团军的情况非常糟糕，该师的弹药装备本来就很差，现在它在莱布斯西部的艾特扎斯特多夫的一个大型弹药库又被苏军击中后炸毁了。
在空地上暴露的部队是最易受到攻击的。40岁的埃里克·施罗德是十天前才被征召进入现役的。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连早上7点钟才被用卡车火速运到了前线，空袭开始前，他们接到了“最高戒备”的命令，不过根本没有时间挖战壕。他记得有两枚炮弹几乎同时在身边爆炸了，一枚弹片炸掉了他的一个大脚趾，另一枚弹片穿入了左小腿，还有一枚弹片刺穿了腰背部。他试图爬着隐蔽起来，但他们刚刚乘坐的卡车着火了，车上的反坦克手雷开始爆炸。最后，一辆救护车将他送往了菲尔斯腾瓦尔德的一个急救站。那天晚上，苏军进行了一次重型轰炸，除他们躲避的地下室外，整个救护站都被摧毁了。
苏军的轰炸和探照灯将那些德军年轻的征募人员和新兵吓得惊慌失措，只有老练的德军士兵才准备开火还击，不过问题在于河面上的薄雾、炮火燃起的烟和空中漂浮的沙尘组成了一层实际上几乎不能穿透的强网，他们要透过这层强网来确认目标。德军防御者可以听到冲过来的苏军此起彼伏的叫喊声，不过却无法看到他们的人。他们同样可以听到远处苏军坦克发动机“吱吱喀喀”超负荷工作的声音。虽然有着宽广履带T－34坦克在穿越湿漉漉的洪泛区泥地时仍然是举步维艰。前沿阵地的幸存者扔掉了武器，逃回到第二道防线，口中大叫着：“苏军来了！”一名年轻士兵在向后跑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于是大声提醒他小心，等那个人转过身来，这名年轻士兵才发现那是一名苏军士兵。两个人几乎同时卧倒隐蔽，并向对方开了火。令这名德国男孩惊奇的是，他打死了那名苏军士兵。
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使路面毁坏严重，苏军反坦克炮和火炮很难跟上步兵的前进节奏，装备在卡车后面的“喀秋莎”火箭炮组更是如此。不过，面对这种令德国防军更感恐惧的武器——“喀秋莎”火箭，被遣送回后方的德军第一批战俘畏畏缩缩地不敢过去，装备该武器的近卫迫击炮团不禁感到一丝丝的得意。
呈现在这些战俘眼前的可能还有另一幅景象：苏军的车辆在泥泞路面上陷入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它们在等待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和巴扎林的第五突击集团军先行突破。不过，那天早上，苏军的突破行动进展缓慢。朱可夫在屈斯特伦登陆场小山头的观察所大发雷霆，大声地咒骂指挥官并且威胁把他们降职、送到“惩罚”连。他当着参谋军官的面更是狠狠斥责了崔可夫将军，因为第八近卫集团军在悬崖下的奥得布鲁赫停滞不前了。
在那天中午之前，担心下次同斯大林元帅通电话时无法交差，朱可夫决定孤注一掷，改变作战计划。根据原订计划，本来在步兵打开德军防线缺口和到达泽洛高地前，坦克集团军是不会向前推进的。不过，朱可夫元帅等不及了。崔可夫被朱可夫此举吓坏了，预感到将出现巨大的混乱。不过朱可夫决心已定。下午3点钟，朱可夫给大本营打电话要求找斯大林。斯大林仔细听了他的汇报。“结果是，你对柏林方向上的德军估计不足。”斯大林说，“我以为你已经逼近柏林了，而你却一直在泽洛高地上。科涅夫一开始进展得要顺利些。”他似乎对朱可夫改变计划充满信心，不过朱可夫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一切还要根据结果而定。
卡图科夫的第一近卫集团军下午接到了对泽洛发起攻击的命令，而波格丹诺夫的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则被命令攻击新哈登堡地区。坦克的提前行动意味着近距离火力支援炮兵部队会由于路面状况不能向前行动，而炮兵部队则是一直需要用他们来攻克堡垒的。实际上正如崔可夫所预料的那样，成千上万辆装甲车辆拥进了桥头堡，场面确实出现了混乱。对交通管理员来说，将不同的编队和小队指挥得井井有条简直就有如蜀道之难。
在右翼，波格丹诺夫的坦克损失惨重。德军在新哈登堡下面掩体内部署有88毫米火炮，小股部队则使用反坦克手雷进行猛烈地反击。在新哈登堡附近的奥得布鲁赫，德军第111训练旅一个由瓦赫特迈斯特·格纳特指挥的突击炮连突然从浓烟中冒了出来，摧毁了苏军的大量坦克。格纳特一人就摧毁了七辆，他的个人战果第二天上升到了44辆。海因里希将军在批准给他授予骑士勋章的命令中时写道：“他个人无与伦比的英勇行为和机智的战术指挥能力挽救了旅的侧翼部队。”不过在他于28日签署该命令时，这个旅，实际上还有第九集团军都已是一个无法辨认的编制序列了。
最后，坦克集团军的先头旅到达了泽洛高地的山脚，并开始向山顶冲锋。坦克发动机开始拼命地咆哮。在许多地方，山崖如此陡峭，坦克指挥官不得不寻找另外的路径，这常常使他们盲目遭遇到德军的要塞。
科涅夫的左翼先头旅在向泽洛东南的多尔吉林－弗里德斯多夫公路挺进时遇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他们发现是装备“虎”式坦克的党卫军第502重型装甲营在固守阵地，双方于是展开了一场近乎屠杀式的坦克交战。深深的沟渠阻碍了苏军坦克旅的行进速度，苏军遭受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同时，在泽洛高地和新哈登贝格之间的中部地区，被戈林吹得神乎其神的第九伞兵师在苏军的攻势下已开始退缩。当那天早上苏军开始轰炸时，德军第27伞兵团已将指挥部从山脊上的洛斯古索转移到了后面树林的掩体中。豪普特曼·芬克勒仍留在前沿指挥所内，通过战地电话与后方联系。他无法透过烟雾看到什么东西，因而没有什么向后方汇报的。不过年轻的空降兵们扔掉了武器，如潮水般从前线撤退下来，这是德军前线已开始溃败的迹象。最后，一名中尉来了，警告他苏军已开始向这个村头行进了。团长门克上校下令立即对苏军组织反攻，芬克勒于是集合了前沿指挥部的大约十名人员，下达了攻击命令，然后带着他们几乎直接冲向了敌军。这些伞兵几乎全部阵亡，门克和这名中尉发现了一个废弃的“追猎者”坦克歼击车并躲进了里面。在德军设在霍恩措伦的柏林防御指挥部内，当德军那天早上被“来自东面的一阵沉闷持续的雷鸣般的声音”惊醒时，雷曼将军的参谋长雷菲奥上校“一点也不感到惊奇”。轰炸的强度如此之大，因而在距离苏军轰炸目标区域60公里的柏林东郊，轰炸的效果有如一场小的地震。房屋开始震动，画从墙壁上掉下来，电话铃声自动地响个不停。“终于开始了！”人们在街上互相不安地低声说道。没人考虑到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在那个多云的早晨，“妇女和姑娘们四处围在一块儿，恐惧地听着从远处前线传来的声音。”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否会及时地赶来柏林拯救他们。
尽管当局坚定地宣称对奥得河的防线充满信心，不过在后方首都内，人们恐慌的行为、临时建起的封锁路障和人工防御据点却是信心丧失的见证。戈培尔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却缺乏说服力的演讲，称蒙古游牧民族是又一次以卵击石。而柏林市民的当务之急却是在城市被包围前将食品库装满，面包店和食品店外排的长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
尽管德国高层固执地拒绝承认现实，那天早上，幸运的是，有人却莫名其妙地命令波茨坦医院的儿童诊所转移到距离首都更远的地区。波茨坦医院在4月14日盟军的空袭行动中几乎完全被摧毁，不幸的是，停在车站内的一列弹药火车被击中，这使医院的情况更加糟糕。婴儿诊所的儿童病号被送上德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由两匹瘦弱的马拉着缓慢地沿遍布碎石的街道向切齐琳宫前进。那位年迈的普鲁士加冕王子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放弃它了，不过古老的普鲁士家庭的几位年高德劭的军官和妻子仍继续躲在地下室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波茨坦会成为苏占区的一部分。
在4月16日早上，护士们听说要将儿童向西南部转移，安置到贝利茨附近的海尔斯塔腾。柏林市内几乎所有的医院，包括大学医院、八月维克多利亚医院、罗伯特·科赫诊所，都转移到了那儿的一个经过伪装的石头兵营内。这个综合体在一战时也曾作为一个医院，希特勒1916年底受伤以后在那儿住过两个月。不过这些儿童病号并没有脱离危险，当他们从救护车上被运下时，马上有人喊道：“隐蔽！有飞机！”一架苏联PO－2型机(德国人称之为“咖啡研磨机”)飞过树梢并开了火。这是苏联用来喷洒农药的一种老旧的双翼机。
在德军驻措森的地下指挥所，电话铃声一直持续地响着。疲惫不堪的克莱勃斯将军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存放在办公室冷藏柜中的苦艾酒。在苏军炮兵和航空兵摧毁了德军的指挥所并切断了他们的电话线后不久，就很少有指挥所再向此处汇报情况了。不过，来自帝国总理府地下避弹所的部长们和布格多夫将军的电话却与日俱增。柏林政府办公大楼的每个人都要求了解最新战况，参谋军官此时却是更多考虑着德军前线人员，猜测着他们的战况。
在上午11时的会议上，军官们都希望了解撤退计划。他们清楚，一旦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破尼斯河，柏林南部的措森就岌岌可危了。希特勒曾预言“苏军对柏林的攻击只是一个幌子，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布拉格。”有一两个人甚至在会上对此发了一两句牢骚。让海因里希震惊的是，希特勒已将三个德军装甲师划归最近刚刚获得提升的舍尔纳陆军元帅指挥。
第九集团军司令巴塞将军迫切需要这三个装甲师作为对苏军反攻的后备力量。他的三个军，即左翼的第101军、中部的海默斯·魏德林将军的第56装甲军和右翼的第11党卫军装甲军，坦克数量已明显不足。三个军在最后被突破前只能进行消极防守了。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南部的德军第五党卫军山地军尽管处于苏军两大方面军的攻击空隙，却受到了苏军第69集团军的进攻，不过他们成功地坚守住了阵地。
在奥得布鲁赫和泽洛高地，战斗还在继续，不过秩序依然混乱。由于能见度较低，因而人员伤亡多是在近距离发生的。“大德意志”近卫团的一名士兵后来写道：沼泽地不是一个“厮杀的战场，而变成了一个屠宰场”。
“我们沿着被炮火轰炸的坑坑洼洼的路面前进，”苏军一个名为彼得·谢别列夫的工兵军官在那天晚上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到处遍布着被摧毁的德军火炮、车辆、燃烧的坦克和大量尸体。我们的士兵拖着德军的尸体找地方掩埋。天气多云，下着毛毛雨。我们的对地攻击飞机不时地飞过德军所有的前线阵地。许多德军士兵都投降了，他们不想打仗，也不想给希特勒卖命。”
其他的苏军军官更是欣喜若狂。苏军第三突击集团军卡洛克夫上校描述说：“地面遍布着希特勒勇士们的尸体，他们在过去是如此不可一世。”他然后补充道：“让我们的士兵吃惊的是，许多德军‘尸体’会举起双手从战壕底部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不过这种描述低估了苏军自身一方的伤亡，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阵亡人员的数量几乎是德军的三倍。
苏军后来对那天战斗进行的调查反映出自己一方犯了许多错误。第五突击集团军明显“组织不力”，人员不遵守无线电纪律，通讯状况差，“指挥官不了解战况，并发布了错误的信息”。更糟糕的是，密码信号过多，集团军指挥部无法解密，许多紧急的信号就这样被耽误了。指挥官还虚报战绩，这很难说是由于混乱或是来自上级指挥部的可怕压力造成的。首先是因为朱可夫，他通过战地电话大声斥责集团军指挥官，集团指挥官然后依照俄罗斯标准的阿尔法男子汉的风格通过电话将怨气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军或师指挥官身上。指挥苏军第26近卫步兵军的将军被抓个正着，他向巴扎林将军报告部队已经占领了一个村庄并向前推进了两公里，“而实际上这一切当时还没有发生”。
苏军第248步兵师有一个团全军覆没，另一个师的一个营被派往了一个错误方向，因而整个团的进攻都迟于原定时间。进攻开始后，各团在烟雾中彼此失去了联系，他们同样也未能发现德军的火炮炮台。德军火炮在“苏军步兵前进时持续开火，给苏军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指挥官同样失责于作战心态，心里只想着前进，实际上更应该集中于研究消灭敌军的最佳方式。这个问题主要出在缺乏觉悟较高的党员，而不是来自上级指挥机关的无情压力。
在这次战斗中，苏军同样有伤亡来自己方的支援炮兵，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一方面，问题归咎于“多数情况下指挥官都不能操作不同的技术装备”，可能包括一个三棱镜罗盘仪和一个无线电设备。在第一天，即4月16日，第266步兵师到达森林边缘后受到了己方炮兵部队的沉重打击。第二天，第248和第301步兵师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第五突击集团军宣称俘虏了德军3.3万人，却没有公布自身的人员伤亡数量。
同时，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遭受到了“重大失利”，这是一种指挥官指挥不利使部队导致近乎灾难后果的标准委婉语。不过失误出在朱可夫身上，而不能归咎于崔可夫。“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前线作战效果较好，使得步兵能够通过德军的第一道防线，不过炮兵并未能摧毁敌军的火力阵地，对泽洛高地上的德军更是如此。我们即使运用了航空兵也没有弥补这一缺憾。”同样也有苏军飞机轰炸和攻击己方地面人员的情况发生，部分原因是由于先头步兵营“不会使用正确的信号弹来指示前沿阵地”。由于信号弹分白色和黄色两种，而配发的黄色信号弹数量极少，因而出现这样的失误基本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告同时提到炮兵未能前置支援前线作战步兵，这是战斗计划人员的失误，他们未能预见到苏军的大规模轰炸使得火炮几乎无法在湿透的路面上通行。医疗任务明显加重，“一些团的伤员战场撤离任务组织非常差”。一个机枪手在地上躺了12个小时没有得到医疗救护，第27近卫步兵师的伤员“四五个小时内得不到医疗救助”，伤员医疗站也只有四个手术台。
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南部，第33集团军要想突破德党卫军第五山地军的防线也并非易事。集团军的伤员看上去也同样缺乏医疗援助，军官最后不得不用枪指着德军战俘，命令他们将伤员运向后方并为前线带回弹药。苏军政治部为此大为震惊，后来还批评了政治军官。他们应当亲自做德军战俘的工作，对他们进行“洗脑”然后送回到德军一方以“降低德军的士气”。红军当局实际上并不是很关注己方伤员的情况。无论战地医院多么紧张，锄奸团人员为了检查伤者自伤的可疑病例，总是毫不迟疑地将一名医生从手术台上拉下来，因为战斗开始后，“自伤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医疗人员的遭遇如此痛苦，因此当战争结束后，一大部分人都改了行)。
泽洛高地之战显然不是朱可夫元帅战争生涯的最辉煌时刻。不过尽管此役的作战计划和指挥都不完善，大多数苏军士兵和高级军官的勇敢、毅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却是丝毫不容怀疑的。这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和苏联空洞宣传的那种是截然不同的，后者只不过是为了激励未来几代人的道德说教。然而可悲的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并未能软化苏联军队高级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的冷酷本质。有人透露了苏军在电话通话中对士兵的模糊语言代称——当估计伤员人员数量时，指挥官通常说，“划掉了多少根火柴”或是“断了多少根铅笔”。
在德军一方，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海因里希将军以及巴塞将军此时的处境比苏军指挥官也好不了多少。德军在苏军炮火准备前将主力部队从前沿阵地上撤了下来，这样避免了大量人员伤亡，这一点仍使德军战斗幸存者庆幸不已。不过一些高级指挥军官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4月16日夜幕降临后，德军第56装甲军炮兵指挥官汉斯·奥斯卡·沃勒曼上校来到明谢贝格西北的瓦尔德锡沃斯多夫并会见了军长魏德林将军。第56军的指挥部设在了柏林市民的周末度假公寓里，第一层房间只点了一支蜡烛。本来对希特勒发动战争就不抱什么幻想的魏德林将军这时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以致带着单片眼镜的沃勒曼受到了很大震动。“我很失望，”他后来写道，“即使我们最忠心和最勇敢的战士，我们过去一直津津乐道的‘硬骨头’，现在也已经对德国的最高领导层失去了信心。”
他们的谈话突然被苏军的一阵炮火攻击中断了。有人进来报告，他们部队和右翼的第11党卫装甲军之间的防线出现了缺口，左翼也出现了另一个缺口，并正在扩大，这可能会进一步切断第56军与贝尔林将军第101军的联系。戈培尔一度幻想对蒙古游牧民族构筑的铜墙铁壁正迅速土崩瓦解。
那天晚上可能是朱可夫元帅生命中最难熬的一段时光。集团军人员，尤其是克里姆林宫都在注视着泽洛高地。朱可夫元帅未能按照计划占领泽洛高地，方面军现在根本无法完成“在作战行动的第六天攻占柏林”的任务。崔可夫将军的一支步兵团已经到达了泽洛镇外围，卡图科夫的一些坦克也冲到了高地的最高点，不过斯大林仍然不满意。
这位苏联领导人在那天下午好像还相当轻松。不过当朱可夫在即将进入午夜时通过无线电话汇报称还没有占领泽洛高地时，他顿时勃然大怒。他批评朱可夫没有按最高统帅部的作战计划去做。“你确信能在明天攻克泽洛高地吗？”他问道。
“明天，4月17号结束前，”朱可夫尽量保持冷静地回答，“我们一定能突破泽洛高地防御。我认为，敌人为抵抗我军在这儿投入的兵力越多，我们占领柏林也会更快，因为在开阔地会比在有防御工事的城市里更容易消灭敌军。”
斯大林听起来一点也不为所动，他也许正在考虑如何应付可能会从西南方向赶过来的美军而不是柏林东部的德军。“我们打算，”斯大林说，“命令科涅夫让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两个集团军从南面突击柏林。至于罗科索夫斯基，则打算命令他加速渡河，并从北面突击柏林。”斯大林相当冷淡地说了句“再见”，未等来回答就将电话挂了。朱可夫元帅的参谋长马利宁将军不久就发现，斯大林实际上已经给科涅夫下达了指令，命令他派遣坦克集团军从南面向柏林突击。
俄国士兵在1945年正如在1918年一样，看不起西欧的河流。和祖国的伟大河流相比，这些河流简直不值一提。不过他们渡过的每一条河流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这标志着他们在无情反击入侵者的战斗行动中又前进了一步。“当我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伏尔加河受伤时，”马斯洛夫大尉说，“我甚至都相信，我会回到前线，并最终会目睹应当受到诅咒的施普雷河。”
位于福斯特和穆斯考之间的尼斯河宽度只有奥得河的一半，不过由于对岸德军已占据了有利地形，渡河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科涅夫元帅决定，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最好的战术就是先集中火力对敌军进行打击，使他们完全处于苏军的火力压制之下，然而由尖兵部队抢渡尼斯河。
莫斯科时间早上6时，也就是柏林时间早上4时，火炮攻击开始了。苏军号称每公里部署了249门火炮，这是战争中苏军最大的火力集结。苏军第二航空集团军的重型地毯式轰炸又加强了火炮攻击力度。“飞机的嗡嗡飞行声、大炮的隆隆轰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如此巨大，如果一个人在一米以外吼叫，你甚至都听不到他的声音。”一名苏军军官这样回忆道。弹幕拦阻网的持续时间共有145分钟，比朱可夫炮火准备的时间还要长。“战神今天发怒了”，苏军一名炮兵连长在炮火攻击间歇说，“向法西斯主义老巢——开炮！向恶魔希特勒——开炮！为我们人民所流的鲜血和所经受的苦难——开炮！”指挥官的命令带动了炮手的情绪，使他们带着复仇的快感忘我地投入了作战。
科涅夫元帅的前沿指挥部设在了波兰布雷斯劳附近。在那里，苏军仍在对西里西亚地区波兰的首都进行着艰苦的包围战。为了观察战斗，科涅夫元帅特意从前沿指挥部来到了普霍夫将军第13集团军的观察所。这个观察哨设在了悬崖上，位于一个松树林的边缘，由一个防空洞和一个战壕组成，俯瞰着尼斯河。由于观察哨处在敌军尼斯河西岸阵地的小型武器射程以内，科涅夫元帅等人也只能通过堑壕望远镜进行观察。在第二轮轰炸行动开始后，从这里对战斗的全方位观察就中止了。克拉索夫斯基将军第二航空集团军的飞行员低空快速飞过尼斯河西岸，并投掷了发烟炸弹。烟幕覆盖范围向前达390公里，这使得德军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无法迅速确认苏军的主攻点。科涅夫元帅非常幸运，一阵微风吹来了，烟幕缓缓地向前移动，却没有迅速散去。
先头部队开始向前猛冲，他们将强击艇放下水，奋力向前划去。“炮火还没有停息前，强击艇已放入了水中，”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报告道，“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员争先恐后登上强击艇，向战友们高喊着鼓舞性的口号，‘为祖国而战！为斯大林而战！’”第一批在尼斯河西岸成功登陆的渡河部队插起了小红旗，以鼓励下一批渡河部队。一些营部队开始向对岸游去，其中一些老兵此前在穿越乌克兰时已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其他部队利用先前侦察到的浅滩，将武器举过头顶涉水而过。负责准备第一批渡船和搭建浮桥的工兵跳入水中，奋力向远处的河岸游去。苏军的85毫米反坦火炮继第一批步兵营部队之后随即到达对岸，并迅速建立了小型桥头堡。
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使得前沿阵地的德军很少有人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许多人被炮击吓坏了。“我们无处可藏，”奥伯格赖特·卡尔·帕夫里克对俘虏他的苏军人员称，“空中充满着呼啸声和爆炸声，我们遭受了无法想象的损失。那些没被炮火炸死的人像疯子一样在战壕和掩体中四处奔逃，试图保住自己的性命。我们恐惧得说不出话来。”许多人利用烟雾和混乱局面向苏军投降。德军第500惩罚团至少有25个人集体向苏军投降——相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讲，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成为战争逃兵。单个或成群的德军士兵举着双手，用不标准的俄语叫喊着：“伊万，不要开枪，我们投降。”第500惩罚连的一名逃兵对苏军盘问者说出了柏林人经常传诵的一句话：“希特勒唯一兑现的一句诺言是在上台前说的——给我十年的时间，你们就再也认不出德国了。”其他德军前线士兵抱怨有一种被军官欺骗了的感觉。军官们曾向他们承诺使用V－3和V－4型火箭。
一旦在桥上架设了缆索，渡船开始将第一批T－34坦克运抵对岸以给步兵提供战斗支援。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工兵编队在主攻方向至少计划安排了133个渡河点，他们全权负责尼斯河的渡河行动。根据命令，苏军第三和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的工兵要做好准备抢渡第二条河——施普雷河。中午不久，随着第一座60吨重的桥梁在第五近卫集团军的攻击地段内架设完毕，列柳申科第四近卫坦克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开始渡河。战斗部队余下的主力部队用了整个下午渡河完毕并继续前进。根据命令全速向前推进的坦克旅将迎接以第21装甲师为先头部队的德军第4坦克装甲集团军的反击。在南部地区，第二波兰集团军和第52集团军同样成功地穿过尼斯河并向前推进，他们的使命是前出到德思沃顿。
科涅夫元帅有充分的理由对第一天的进攻成果感到满意，先头部队离施普雷河已只有一半的距离了。后来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伤员向医院撤运的速度“慢得令人无法忍受”。不过，像其他指挥官一样，科涅夫元帅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过度的不安情绪。在午夜，他通过无线电话向斯大林报告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进攻非常成功。“朱可夫的进展并不顺利，”刚刚与朱可夫通过电话的斯大林说，“命令雷巴尔科(第三近卫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第四近卫集团军)转向采伦多夫(柏林的最西南部郊区)前进。你知道，这是我们在最高统帅部已安排好的。”对科涅夫来说，那次会议太难忘了，尤其是斯大林将手指停在吕本的那一刻，指出吕本就是他和朱可夫的进攻分界线，这样就给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留下了从南部向柏林发动进攻的机会。
斯大林选择采伦多夫作为参考点是非常有趣的。有一点非常清楚，他希望激励科涅夫尽快地向柏林的西南部地区推进，因为这显然是美军从釆尔布斯特桥头堡接近柏林的一条路线。同样不无偶然的是，达勒姆位于釆伦多夫内，那儿有凯泽·威廉研究所的核研究设施。
三个小时前，在苏军大本营于下午9时召开的会议上，当美国人提到德国有关苏军对柏林发动全面进攻的报道时，安东诺夫将军毫无疑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再次故意对美国人放了烟幕弹。安东诺夫向美国驻华盛顿特区的国务院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实际上苏军是在对柏林的中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侦察行动，目的是查明德军柏林城防御的详细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