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冬季进攻·第四
作者：安东尼·比弗·英国
出自————《攻克柏林》
出自————《战争通史》
当德国军官用亲切的语气提到士兵的时候，他们称他们为“孩子”。这起初来源于普鲁士的家长作风，但很快它传遍了整个国家。布卢门特里特将军在战争后期曾经说过：“士兵是人民的孩子。”但在当时，任何想要在军队和平民间建立家庭式关系的想法都太过理想化。
无谓的牺牲让人民的愤怒在不断上升，人们已经开始准备保护逃兵。一个波兰农民曾在1月24日在柏林见到一名妇女冲着带队行进的军官和军士们大叫：“让我们的丈夫回家！让那些‘金鸡’(高级纳粹军官)们去战斗吧！”越来越多的人把那些裤子上有一道红边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称为“吸血鬼”。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国内将要开始革命，就像1918年一样，当时纳粹就曾深受困扰。瑞典武官预言，在食物耗尽以前不会有起义发生。这一点从一句在柏林广为流传的俗语中显露无遗：“在戈林能够穿上戈培尔的裤子之前战争不会结束。”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柏林卫生部要求医院为平民和军人各增加一万个床位以应付“灾难”的发生。这一法令体现了典型的纳粹官僚主义作风：因为政府没有拨款对轰炸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救，没有增加紧缺的医疗设施和药品，也没有培训更多的医护人员。政府所作的只是提供更多的床位，而医生和护士本来就已经少得可怜，如果医院在夜晚受到空袭他们连转移病人的人手都不够。这时，医院的管理者们不得不再花时间奔走于纳粹党的各个部门之间，以期能够获得召集人民冲锋队民兵的权力。
人民冲锋队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内部权力斗争的产物，它成立于一年前的秋天。由于希特勒怀疑军队的领导层中有许多叛逆者和失败主义者，他决定不能让他们掌控民兵这一强大力量。通过“七月密谋”而成为党卫军头目和预备役军队总指挥的希姆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候选人之一，而野心勃勃的马丁·鲍曼则希望民兵部队的管理权能够掌握在由他管辖的纳粹党各省省长手中。由于所有17～45岁之间的男性都要参加民兵团体，所以它成为了一个青年人与中年人的混合体。
戈培尔现在成了柏林的帝国防卫代表，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人们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元首的号召就是我们神圣的命令！”“信任！战斗！胜利！”电影院也在放映记述民兵战士们的影片，他们无论老幼都并肩作战，民兵小队也有了自己的榴弹炮，他们列队宣誓永远效忠元首。镜头在聆听戈培尔演讲的战士们的面前来回移动，许多对战况一无所知的平民相信了影片里那些坚定的表情。“全世界的民族都在酝酿一个击溃我们的阴谋，但我们将告诉他们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一位妻子在给他当兵的丈夫的信中这样写道，“昨天，人们从各地赶来，聚集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宣誓。你真应该来亲眼看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力量和骄傲给我带来的巨大震撼。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何时将奔赴前线。”
然而前线的士兵却不为所动。许多士兵在得知他们的父亲、祖父、兄弟每个星期天都接受训练时感到十分震惊。实际上，大多数德国人的专业化精神让他们对纳粹的这种做法表示怀疑。汉斯·基塞尔将军在被俘以后这样说：“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纳粹国防军对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那么人民冲锋队也不会有更多的办法。”
人民冲锋队的大多数民兵都认为他们只是被无情的纳粹象征性地投入战争，他们对苏军的进攻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从西里西亚征募的40个营的民兵部队被派去守卫东部和东北部前线。他们修筑了一些掩体，但由于几乎没有反坦克武器，苏联坦克顺利地通过了这道防线。
在工厂密集的上西里西亚地区，也就是斯大林所谓的“金子”的中心，德国的工厂主们变得越来越焦急。他们担心那里的三十万外国工人(大多来自苏联和波兰)发动起义，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工厂主们“加强了对工人采取的安全措施”。但科涅夫的坦克比他们想象的来得还要快。
苏军的进攻还加快了纳粹撤走战俘营的脚步。看守和战俘们在冰天雪地中艰苦地跋涉，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到哪去。一天下午，一队英国战俘遇到了一批脚裹破布的苏联战俘。一个名叫罗伯特·基的人这样描述他们：“由于饥饿而显得苍白的脸色与许久没有刮过的黑色胡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只有他们的眼睛还能闪烁一点人类的光芒，痛苦而鬼祟，但却不失人性，那是他们最后一丝求救的希望。”英国人掏出口袋里的东西，不管是肥皂还是香烟，丢给对面的苏联人。有一包烟没有丢到，当一个苏联人弯腰去捡的时候，一个人民冲锋队看守跑过去踩在他的手上，然后他开始踢这个人并用枪托打他。这激起了英国战俘队伍中的“一阵怒吼”。“看守停了下来，惊讶地看着英国人。他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残暴，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人们还有反抗的权力。”他开始大吼，并举枪威吓，但这只让英国人的喊声变得更大。英国人的看守走过来维持秩序，并把那名看守推回他自己的队伍中去。“噢，天哪！”一个罗伯特的伙伴说道，“我会原谅苏联人在这儿所作的一切——不论他们做什么。”
由于戈林已经完全不受信任，纳粹高层的权力争夺已经完全成了鲍曼和希姆莱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七月密谋”之后，希姆莱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掌握了德军仅有的两个可以控制整个军队的组织——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由于希特勒在这次事件之后身心俱疲，所以希姆莱现在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任者，但他是否能像斯大林一样成为一个合格的继任者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希姆莱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的面部特征十分明显，后挫的下颚、深陷的双颊、戴着眼镜的双眼透出凌厉的目光。对于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人来说，纳粹的精锐部队简直就是小儿科。希姆莱相信他就是下一个“王位”继承人，但他却低估了鲍曼的实力，这个脸圆脖粗的人已经取得了希特勒的信任。鲍曼暗地里十分鄙视希姆莱，并且讽刺他为“海因里希大叔”。
鲍曼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怀疑希姆莱，这个不可思议的党卫军缔造者，暗地里早就对司令的职位垂涎三尺。满足他的欲望是让他离开柏林并远离权力中心的最好方法。12月初，在鲍曼的建议下，希特勒任命希姆莱为莱茵河上游一个小集团军的总司令。希姆莱拒绝承认西线总指挥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是他的上司。但希姆莱并未意识到，当他在德国西南的黑森林里自鸣得意的时候，他正在迅速地丧失他在柏林的权力。帝国安全最高办公室首席长官卡尔滕布伦纳是海德里希在布拉格被暗杀后得到提升的，他已经被鲍曼收买，鲍曼给了他可以直接与希特勒见面并得到他亲自指示的权力。希姆莱也没有注意到他在元首司令部的联络官党卫军地区总指挥赫尔曼·费格莱恩也秘密加入了鲍曼的阵营。
在纳粹将领们钩心斗角的时候，维斯图拉河前线已经像古德里安预测的那样全线崩溃了。苏联坦克一刻不停地前进，它们即使在夜晚也不曾停止前进。一位指挥官这样解释，因为“它们在黑夜里弱点更少也更令人畏惧”。
苏联的先头部队有时在一天里可以推进六七十公里。古萨科夫斯基上校称：“一个德国将军在检查过敌人在地图上的位置后可能会安心地脱掉裤子上床睡觉，但我们可以在那天午夜就打到他的老窝。”虽然这样说有一些夸张，但苏军的推进速度无疑让德国人心神不宁。前一天晚上对敌军位置的报告通过层层传递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到达集团军司令部，然后陆军最高司令部必须尽快将报告汇总和形势图整理完毕，并在希特勒的正午会议上提交。这会花费不少时间。古德里安的军事助理弗赖塔格·冯·勒林霍芬记得他们有一次花了7个小时时间整理这些资料。所以当希特勒的命令到达前线的时候已经过去了24小时时间。
在这个强权政治的舞台上，外部人员对行动计划所提出的建议很少是有建设性的。这些提出建议的人通常是自私的，他们只是想在这种争论中为自己赢得利益。戈林现在似乎完全不会玩弄权术，他对军事战略一无所知，只是把他的资料看也不看地发给每一个人，接着他就到旁边的椅子上休息去了。忍耐了很久的希特勒也并不当众斥责他，只是任由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呼呼大睡。有一次，弗赖塔格仔细观察了睡在椅子上的戈林，他把剩下地图盖在脸上，那样子就像战争没有开始以前在火车里打盹的商人。
苏联的坦克兵们都太疲倦了，他们经常会在坦克里睡着，但T－34和“斯大林”坦克明显要比普通的车辆结实得多，而在这些摇摇晃晃的怪物里，皮革或帆布制成的头盔就显得十分必要。士兵们在追逐敌人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巨大的快感，看到德国人丢弃的装备让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绝不会有喘息的机会。”他们信誓旦旦地说。最让他们高兴的是他们正在追着德国人的屁股。
即使是遇到最轻微的反抗，苏联指挥官们也会拿出他们的大炮。格罗斯曼看到“纪律严明的德国犯人”向部队的后方进发，一些人还没有从炮轰造成的眩晕中完全恢复。“其中一个人整了整上衣，向每一辆经过他的车辆敬礼。”
1月的第三个星期，朱可夫的部队仍然势不可挡，他们一直在向西北方向推进。他的右翼是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五突击集团军，在他左翼是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和第八近卫集团军。他们的推进速度就连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都无法想象，经常是在司令部下达夺取某一目标的时候他们已经占领了那个地方。当瓦西里·崔可夫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提前五天在1月18日到达罗兹这个工业城的时候，他决定不向司令部请示直接发动进攻。但当他的步兵师摆好阵势准备进攻时却差点被红军空军的轰炸误伤。他们在当天晚上控制了这座城市。街道上遍布着德国士兵的尸体，他们大部分都是被波兰的爱国者们杀死的。
1月24日，崔可夫这位由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被认为是巷战高手的将军接到了攻占波兹南的命令。接到命令时，崔可夫怀疑朱可夫的司令部到底是否了解这座巨大的西里西亚要塞的具体情况。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向南推进的速度要缓慢得多。首先，他们试图突袭克拉科夫，在没有破坏的情况下解放该城。但是快速的推进也给苏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朱可夫和科涅夫的部队超过了许多德军部队，而这些部队许多已经逃离了苏军的追捕，他们不顾一切地向西逃窜，白天则在森林里躲避红军。一些人伏击路过的红军部队，只是为了抢走他们身上的干粮。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中的俄罗斯秘密警察人民委员梅什克向贝利亚报告称，他负责断后的步兵团与二百多名掉队的德国士兵发生了战斗。
大批的机械化部队也在向德国本土撤退，他们试图从苏军的大部队中间突围。他们总是从一个包围圈冲入另一个包围圈，把车辆拆了又装以便能够继续使用，毫不犹豫地毁掉不能再用的枪支和装备。在这些部队中最强的也是最著名的要数内林将军带领的装甲集团军。他们接收所有掉队的士兵和部队，毁坏所有损坏或者没油的车辆。他们甚至为了渡河而牺牲了两辆坦克来搭桥，那些轻型车辆在这座桥倒塌前顺利地渡过了河流。内林无意间选中了一条介于朱可夫和科涅夫部队之间的道路，他尽量避免与大部队发生正面冲突。内林在一封电台简报中得知冯·绍克尔的“大德意志”集团军 [ cdhyy注：从未见过该集团军的番号，为“大德意志师”之误？ ] 正在尽力与他们会合。1月21日晨，两支部队终于在大雾中完成了会师。他们最终在1月27日到达了比较安全的奥得河对岸。
在内林横渡奥得河的当天，红军终于看到了罪恶的纳粹集中营。科涅夫的第60军发现了奥斯维辛周围大片的集中营。来自第107步兵师的侦察部队从冰雪覆盖的森林中发现了这一现代历史最严酷的象征。
苏联军官们意识到他们发现了什么，调来了所有可以召集的医疗队为这里的三千名囚犯进行治疗，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九天以前，党卫军就开始对这些集中营进行转移，但这些人实在太虚弱了，他们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苏联军官们也开始向这些人提出一些问题。前波兰铁路工会主席亚当·库里洛维奇从1941年6月起就一直待在这个集中营里，他讲述了1941年9月15日纳粹是怎样为他们的毒气室进行第一次实验的。那一次一共有80名苏联红军和600名波兰犯人被迫参加。曼斯菲尔德教授，一位匈牙利科学家讲述了“化学试验”的情景，其中包括向人体注射碳酸，纳粹用这种方法杀死了140名波兰男孩。红军估计有四百多万人在集中营中被害，而后来证实实际人数要比这少得多。一位战地摄影师被允许拍摄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大雪覆盖下挂着“劳动让你获得自由”标语的大门、腹部肿胀的死去的婴儿、一束束的头发、张着嘴巴的尸体和在那些行尸走肉般的囚犯身上大片的文身。这些照片都被送回了莫斯科，并被交给了红军的宣传部长亚历山德罗夫。但除了2月9日在红军报刊《斯大林旗帜》上发表的一篇报道以外，苏联在5月8日战争结束以前封锁了一切有关奥斯维辛的消息。
一位苏联军官还发现了一份希姆莱的命令——同意延缓对那些适宜参加碎石工作的苏联战俘执行死刑。那年冬天，许多只穿着衬衫或背心没有戴帽子的苏联战俘在棍棒和皮鞭的驱赶下到零下35度的野外劳动，极少数活下来的人都因严重的冻伤而痛苦不堪。他们必须依靠药物才能存活下去，但不幸的是那里根本没有药品。德国国防军将战俘(他们的责任)交给党卫军屠戮的做法只会让红军更坚定他们复仇的信念。他们甚至还从一位德国翻译官那里得知，至少在一个苏军的战俘营里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所有新到的战俘都被命令脱光衣服，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俘虏当场被杀死。”苏联政府再一次变得只对纳粹在苏联平民和士兵身上犯下的罪行感兴趣。对于红军士兵来说，他们的所见所闻让他们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他们不会接受任何战俘。
如果1月的那些日子对德国国防军来说是一场灾难的话，那么对于数百万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逃亡的平民来说那就是一场浩劫。在最寒冷的冬季生存了几个世纪的农户们现在才惊恐地发现他们是多么的弱小。他们的家园被烧毁，食物被劫掠，而且面临着无情的大自然的考验。很少有人意识到，不久以前，那些落在他们的兄弟、儿子、父亲手中的波兰、苏联、乌克兰人民的命运也是如此。
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东西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逃亡的牛车都在向奥得河和柏林方向前进，从更远的南部地区——西里西亚和沃特兰——逃亡的人们则奔向奈斯和柏林南部。大部分难民都是妇女和儿童，因为几乎所有成年的男丁都加入了人民冲锋队。逃亡的人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车辆，有手推车、婴儿车、各种农用车辆、轻型马车，甚至还有从那些城堡里找来的四轮马车。但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机动车辆，因为它们都被国防军和纳粹党征用了，同时被征用的还有所有的燃油。逃亡进展缓慢，不仅因为冰雪的阻碍，还因为他的车上过重的负荷常常使车轴不堪重负。原本用来装干草的推车被当作四轮马车来用，上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家用物品、火腿和一桶桶食物。车上的床垫多少减轻了那些临产的妇女和看护她们的母亲的负担。在冰冻的土地上，饥饿的马匹举步维艰。一些车辆不得不用没有打掌的牛来拖动，被地面擦伤的牛蹄在雪地里留下一串串血迹。人们没有时间从经常死去的牲畜身上割肉，对敌人的恐惧让难民们一刻不停地逃亡。
到了晚上，逃难的人们就在路边的农庄里过夜，那里的主人通常都会允许他们在谷仓和马厩里过夜。农场主们会把来自东普鲁士的贵族当作贵宾来招待，就好像他们是来参加狩猎宴会一样。在东波美拉尼亚的斯道夫附近的农庄里，耶斯科·冯·普特卡默男爵宰杀了一头生猪让牛车里的难民们充饥。很快，当地的一个矮胖的纳粹官员就来警告他说未经允许屠宰牲畜是“严重违法”的行为。男爵让他立刻滚蛋，否则他也会被一起屠宰。
那些乘火车逃离东普鲁士的难民也好不到哪去。1月20日，一辆满载难民的货车缓慢地驶进了斯道夫车站。“蜷缩在一起的人们已经快被冻僵了，他们无法站起来爬出车厢；他们都只穿着用薄薄的碎布拼凑而成的衣服，肩上披着破旧的毯子；他们脸色铁青双颊深陷。”没有人说话。冻僵的小尸体被抬出车厢放在月台上，他们都是被冻死的孩子。一位亲眼目睹这种景象的妇女回忆说：“寂静中突然传出一位母亲的哭声，她不想为她失去的一切而低头。我的心中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悲惨的情景。而在它背后，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恐怖的景象慢慢浮现：我们就是这些人，这就是我们的结局。”
一个星期以后天气可能会变得更糟，夜里的温度会从现在的零下10度降到零下30度。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积雪还会再增加半米，有些雪堆即使是坦克也无法通过。但疯狂逃亡的难民的数量却有增无减。希特勒已经把西里西亚首都布雷斯劳指定为一座要塞，即使只剩下一个人一发子弹也要坚守下去。但随着苏军的一天天逼近，装上扩音器的卡车不断地命令所有平民尽快离开这座城市。许多难民在拥挤的火车站里被践踏而死。这里没有疏散伤员或病人的问题。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枚手雷，并会用它和苏联人同归于尽。火车也不总是最可靠的交通工具。一份关于难民的报告说，平时只需要3个小时的旅程现在却要花费整整21个小时。
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伊尔塞是乘火车从布雷斯劳逃亡的难民之一，一辆公车在1月21日早上把她从柏林的石勒雷斯赫车站接到了爱娃居住的阿德隆宾馆。她们当天晚上在德国首相图书馆中共进晚餐，爱娃并不知道东部发生了多大的灾难，她愉快地和她的妹妹闲聊着，好像妹妹只是来柏林度假而已。伊尔塞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向爱娃描述了惶恐的难民们不顾冰天雪地争相逃亡的情景。她不能抑制自己的愤怒，她告诉爱娃希特勒正在把整个国家推进无底深渊。爱娃为她的话感到震怒，她怎么能这样说伟大的元首，他是如此的慷慨，是他把她送进了伯格霍夫学院。伊尔塞简直应该被送去枪毙。
到1月29日为止，根据纳粹政府的统计，大约有四百万名难民正在向柏林逃亡。显然，他们过低估计了这一数字。早在两星期以前，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七百万，而到了1月19日，它已经达到了八百三十五万。到1月末，每天大约有四五万名难民到达柏林，绝大多数是乘火车到达。帝国首都显然并不欢迎它的受害者们，一位亲眼目睹过这种情景的人这样写道：“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成了德国命运的转折点。”每列火车都会在月台上卸下大批各种各样的难民。痛苦的人们可能并未注意到那些写着“狗和犹太人不许使用自动扶梯”的告示牌。德国红十字会很快采取了有效措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将难民从安哈尔特车站转移，或者命令列车绕过柏林。政府担心柏林会暴发伤寒、痢疾、白喉、猩红热这样的传染病。
但泽发生的一切很好地证明了当时德国的混乱状况。2月8日，根据纳粹的估计，但泽的难民数量为3.5万～4万人，但其实应该为40万人。两天后，纳粹才确定难民数量已经达到了40万人。由于希特勒对此毫不理会，政府也对此缺乏准备，但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地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空军虽然向在雪地中受困的难民投下了食物，但却私下抱怨油料紧缺。
但泽附近建起了食物发放处，但口粮短缺的德国士兵们很快就把这些地方洗劫一空。其实，最需要援助的地方仍然是东普鲁士。在这里，第一艘运送救援物资的船只直到1月27日才到达，而这时距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发动进攻已有14天之久。而其他船只直到2月初还没有出发。当然这里的混乱情况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少，一架携带2000罐浓缩牛奶的飞机第一次起飞就被击落。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两大集团军群让守卫东普鲁士的德国部队陷入了包围，而他们的身后只有茫茫大海。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集团军已经攻占了维斯图拉河东岸的“日耳曼骑士要塞”和诺加特河的玛丽恩堡。这使得德国第二集团军不得不退回维斯图拉河入海口，但同时这也保留了弗里斯奇尼赫鲁格沙洲。这使得难民们仍然可以步行穿过弗里斯切斯哈夫湖上1／3米厚的冰层逃往但泽。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右翼集团军也要立即重新部署以防止德军从西面突围。
希特勒对于是否要继续坚守马祖里湖区的防线举棋不定。当听说第四集团军司令霍斯巴赫将军已经在1月24日放弃了勒岑要塞时，他变得怒不可遏。古德里安也对此感到震惊。但霍斯巴赫和他的上司莱因哈特都决心冲破罗科索夫斯基的包围，他们不想让斯大林格勒那一幕重演。如果成功，平民们就能获得逃亡的机会。他们的进攻在1月26日那个寒冷的夜晚展开。突袭击溃了苏军第48集团军，他们几乎到达了埃尔宾，德军第二集团军曾在经过第一轮坦克交火之后试图占领这里。但经过三天冰天雪地里的苦战，罗科索夫斯基最终阻止了这次反扑。希特勒解除了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的职务，他们的部队也被逼回了海利根贝尔－凯瑟尔，他们陷入了绝境，背后就是弗里斯切斯哈夫湖。与他们一同陷入绝境的还有六十万平民。
与此同时，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也从陆地上完全包围了柯尼斯堡，同时还切断了第三装甲集团军从萨姆兰半岛对它的增援。大约二十万平民也被困在城中，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食物。这使得每天都有二千多名妇女和孩子不得不冒险穿过冰面，到本来已经人满为患的皮劳求生。甚至每天还有几百人走向苏联军营去乞求连他们自己都怀疑的怜悯和食物。地方长官科赫曾经咒骂过莱因哈特和霍斯巴赫在东普鲁士的突围，他也曾命令过柯尼斯堡的守军一定要战斗到最后一刻，然而他却在情况危急的时候逃到了柏林。经过短暂的逗留之后，他回到了更加安全的皮劳。在这里，他在再次逃亡之前利用海军电台通讯表演了一次海上撤退。
皮劳没有能力容纳很大的船只，因此格丁尼亚就成了从波罗的海沿岸撤退的主要港口，它就在但泽北部。海军上将邓尼茨直到1月21日才下令开始“汉尼拔行动”，这是一次使用大型船只进行的大规模难民撤离行动。1月30日，原本只能容纳2000人的德国最大的客轮“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载着6600名难民离开了港口。第二天晚上，这艘只有一艘鱼雷艇护航的大船就受到了一艘来自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潜艇的跟踪。这艘潜艇向“威廉古斯特洛夫”号发射了三颗鱼雷，它们全部命中目标。疲倦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疯狂地冲向救生艇，许多人被冰冷的海水淹没在了下层的船舱里。外面的温度是零下18度。放到水中的救生艇被从船上不顾一切地跳下的难民们弄翻。不到一个小时，整条大船就沉入海底。至少5300人丧生。剩下的1300名幸存者最终被“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的舰队救起。这是至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海难之一，但悲惨的还在后面。
俄罗斯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然坚持苏联官方的说法，他们说那艘船上的乘客有“6000多名纳粹分子，其中3700名是潜艇兵”。俄国人似乎对遇难者的命运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在乎那位潜艇指挥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但要求将他作为战斗英雄的提议却遭到了俄罗斯秘密警察的否决，因为他曾经与一个外国女人有染，而他也侥幸逃脱了审判，还逃脱了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的命运。直到1990年，他才在“庆祝胜利40周年纪念日前夕”被追认为苏联战斗英雄。
大规模迁移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导致了德国的燃料和交通危机。由于运送难民通过波美拉尼亚需要大批的马车，煤炭供给不得不被迫中断。一些地方的面包师甚至无法制作面包。形势已十分危急，“为了拯救帝国”，所有的货车都不再用于运送难民，它们被国防军用于恢复国内的燃料配给。这一决定是在1月30日纳粹执政12周年纪念日里做出的。
许多将军并未将难民们视为苏军报复的牺牲品，他们也没有为此而感到内疚，而只是把他们当作累赘对待。舍尔纳 [ cdhyy注：“许尔纳”，或“埃舒纳尔” ] ，希特勒最为器重的将军之一，下令把奥得河上游东岸的一块方圆30公里的区域作为军事行动地区。他还公开抱怨说难民阻碍了军事行动，并且要求陆军元帅凯特尔下令“停止难民撤退”。这可能意味着他准备对逃亡的难民采取惩罚措施。
纳粹政府对待德国难民的做法有时和他们对待集中营里的囚犯们没有什么两样。各地的官员们不愿对难民们负责，特别是那些生病的难民们。三列满载难民的货车正在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 cdhyy注：原译“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 前进，其中一辆车就乘载了3500人，他们大多是妇女和儿童。纳粹的一份报告中称：“这些人都非常可怕，他们身上满是虱子和疥疮，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疾病。经过长途旅行之后，许多人都死在车厢里。这些人最终都被送到了一个小村庄里而不是他们希望的目的地。远离秩序井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希特勒也认为把德国难民都运往纳粹占领的“保护国”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不错的主意。一位官员解释道：“他经常会这样认为，如果捷克人看到了德国人的痛苦，他们就不会再试图反抗。”但事实证明，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不到三个星期以后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看到德国即将失败的捷克人已经在贝内什的领导下筹备建立自己的政府。
纳粹的危机也同样对军队产生了影响。希特勒努力让自己相信，如果他任命一个足够残忍的指挥官去领导德国东线的防御作战，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当听说希特勒在1月24日任命希姆莱为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总司令，并指挥它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作战时，古德里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希特勒的这一举动无疑也是想给古德里安一个下马威，因为他曾在几天前说要撤销“总参谋部系统”，同时这也是对那些“敢于把自己观点强加给他们上司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报复。
当天下午，总参谋部的汉斯·格奥尔格·艾斯曼上校被调往施奈德米尔，他被任命为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最高行动长官。艾斯曼以前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支部队。负责管理参谋人事调动的将军告诉他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当听说希姆莱是这支部队的总司令时，艾斯曼的吃惊程度绝不亚于古德里安。
艾斯曼别无选择，只好在当天晚上乘上东去的吉普车。当他们在寒冷的夜晚驾车沿着帝国一号公路行驶的时候，他才真正看到了“混乱和痛苦的全景”。公路上有数不尽的来自东部的难民，他们疲惫不堪，并且显得毫无目标。
艾斯曼希望能够在到达时绘出一幅清晰的形势图，但他很快发现，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不同于他所见过的任何指挥部。在施奈德米尔，他向一位军事交通管理员询问司令部的位置，但显然它的位置是一个被严格保守的秘密。幸好他遇到了一位熟识的军官冯·哈泽少校，并最终知道了怎样到达他的目的地。
司令部就是希姆莱的专列“桑得祖格·斯坦马克”号，它由一排整洁的黑色卧车和几节防空车厢组成。月台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纳粹哨兵。在一节“布置考究的餐车”里艾斯曼遇到了一名年轻的党卫军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在他的带领下，艾斯曼终于见到了这支部队的总司令。
希姆莱坐在会客室的写字台前。当艾斯曼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发现希姆莱的手“软得像女人”。艾斯曼只在照片上或隔着比较远的距离看过这个人，他仔细地审视着他。这位戴眼镜的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并没有穿着他平时常穿的那套黑色的党卫军装，他穿着灰色的陆军军服，大概是为了强调他现在的地位。他的上身过长，显得有点软弱。他后缩的下巴和一双眯成一条缝的眼睛让他看起来“有点像蒙古人”。他把艾斯曼带到了一张更大的桌子前，和他一起研究军事地图。艾斯曼看到那张地图至少已经是24小时以前的了。
“我们堵上这个缺口并建立一条新的战线有什么意义？”艾斯曼问道。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元首司令部加深危机了。早在1942年12月，他就曾接到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的命令，进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与保卢斯讨论战事情况。
希姆莱不假思索地引用他主子的话作了回答：“快速反攻，从他们的侧翼消灭他们。”等等。他的回答根本没有一点基本的军事常识，艾斯曼感觉就像是“在听一个瞎子在谈论色彩”。他又询问了他们是否按照总参谋部的建议组建了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但希姆莱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似乎并不知道第九集团军就只剩下一个番号而已。只有一件事十分明显，这位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对这种总参谋部式的提问方式感到十分不快。
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既缺乏训练有素的参谋人员，也没有任何负责供给、运输的机构，更没有通讯信号部队。唯一的联络方式就是总参谋长的电话。而且除了艾斯曼从柏林带来的公路地图以外，司令部中的地图不超过一幅。即使是那些经历过巨大失败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也无法弄清，“希特勒的政治集团”究竟无能和不负责任到了何种程度。
希姆莱仍然决定进行反攻，并想把所有的零散部队全部丢到战场上去。艾斯曼建议为反攻部队任命一名师长，并至少应为其配备一名参谋和通讯设备，以便组织部队，但希姆莱坚持认为应该任命一名“集团军群司令”，因为这样听起来更加有震撼力。他最终选中了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德梅尔许贝尔(军官们给德梅尔许贝尔起了一个绰号“托斯卡”，因为大家都怀疑他使用那个牌子的香水。)。希姆莱还随意安排了一个集团军群参谋，德梅尔许贝尔在第二天正式上任。德梅尔许贝尔比希姆莱有更多的经验，他并未因为这个职务而过分高兴。这次行动，如果它可以被称作一次行动的话，被证明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而德梅尔许贝尔也是纳粹历史上少数几个被撤职的将军之一。
另一位武装党卫军军官来接受了集团军群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个人就是武装党卫军旅长拉默丁，他以前曾是党卫军“帝国”(Das Reich)装甲师师长。虽然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但他没有任何参谋经验，也没有尝过妥协是什么滋味。同时，苏军在施奈德米尔的进攻也迫使维斯图拉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向北撤退到法尔肯贝格。施奈德米尔这座和波兹南一样被希特勒定为要塞的城池，就这样被丢在那里，一同被丢弃的还有八个人民冲锋队营、几个机械师和几门大炮。希特勒的教义，“德国士兵永远不会撤退”，已经成了空洞的口号。
一列驶往施奈德米尔的列车经过了希姆莱的“斯泰尔马克”号专列，车上载着一个来自斯道夫的波美拉尼亚人民冲锋队营。这个所谓的“营”的指挥官是耶斯科·冯·普特卡默，他是当地的地主。他和他的军官们穿着一战时遗留下来的军装，带着旧式的手枪。而他的“士兵”们大多数都是农夫和小商贩，根本没有任何武器，只有人民冲锋队的臂章可能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本应在施奈德米尔领到他们的武器，但列车突然受到了苏联坦克的袭击，司机立刻停车并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倒车。
他们刚从危险中逃脱，普特卡默就命令他的人下车。他们步行穿过没膝的积雪返回了斯道夫，最强壮的人被安排在队伍的前部为后面的人踩出一条道路。他不许任何一个人平白无故地死去。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村民在村公所外的广场把他当作英雄一样来迎接。而冯·普特卡默却径直回到了家中，他的胸口很痛，他脱去了那套旧军装，因为和希特勒、希姆莱的军装相比它要逊色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