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战的严峻考验·第五
作者：伦纳德·莫斯利·英国
出自————《不列颠战役》
出自————《战争通史》
有关不列颠战役，还有一个传说，它和皇家空军寡不敌众的神话一样，流传甚广。这第二个神话是说英国人在恐怖威胁和艰难困苦之中一直团结如一、坚定不移。他们向空中挥舞着拳头，从来没有动摇过决战到底的决心。温斯顿·丘吉尔带着他那种可以理解的骄傲，以他惯用的笔法，使人们对他的同胞产生了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他在自己最优美的几篇文章中描述了英国人在炮火中的英勇事迹。战后他说，那时是“英国人、尤其是地灵人杰的伦敦人最为光彩的时候。无论是不苟言笑还是快活开朗的人，也无论是固执呆板还是善于变通的人，他们都以一种不屈的民族骨气，适应了那种陌生的充满恐怖、充满动荡的新生活。”
而实际上，英国人民在炮火下的表现要比这更复杂，更多样，更具有人情味。他们有许多人的确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而其他人则被吓倒了；不断的轰炸使一些人义愤填膺，也使——些人沮丧不已。毫不奇怪，他们的情绪和斗志往往随着空战的凶吉成败时起时落。战局摇摆不定，与此同时，英国人的态度也在不断地波动，这是因为战争负担分担不公、不均所引起的阶级差异感和怨恨感造成了英国人的分裂。有一次，这种怨恨情绪差一点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反叛。
伦敦东区的伦敦佬是最桀骜不驯、最不满政府的，他们在传统上也是英国最快活的人。对于纳粹的炸弹，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认了；使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所感受到的英国官僚的那种铁石心肠，这些官僚在为德国空军的大举进攻作准备时，表现出了一种残忍的高效率。例如，伦敦郡议会在仓库、市公共浴室和其它的储藏室里存放了成千只混凝纸板做的棺材；在这个城市的郊区，已挖好了一个个的大坑，附近还堆着石灰，准备集体掩埋那些将在德国人如雨的轰炸中丧生的无数牺牲者。
东区的人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更关心如何求生，而不是死后能否安葬。当他们看到他们的政府现在能为死人准备大量的最终安息处，而一贯未能向活人提供足够的栖身之地时，他们愤怒了。
给他们造成困境的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因素。他们在斯特普尼、韦平、坎宁镇、韦斯特汉姆和东区其它地方的破烂房屋紧挨着英国的一些重要目标，要使伦敦瘫痪，德国空军就必须摧毁这些地方。比如说，伦敦的码头都在东区，它们接纳的船只比英国任何港口的都要多。在那里还有兵工厂、炼铁厂、汽车坦克和卡车装配厂，还有装满了食品和武器弹药的一英里一英里长的仓库以及磨粉厂和纺织厂。
许多工厂都是19世纪早期修建的。在这些诗人威廉·布莱克称之为“黑暗丑陋的工厂”周围，修了一些摇摇欲坠、狭窄漏水的住房，里面住的是操作那些机器的半技术(半奴隶)的劳工。原来那批劳动力的后代仍旧住在那里，有的仍在同样的机器旁干活，条件只是稍微有了一点改善。
当炸弹落到韦平的滨河区和坎宁镇肮脏的工厂时，附近的房子马上像火柴一样着起了火。许多居民被困在里面活活烧死了。街上的掩蔽处修得太少，而且不堪一击，炸弹爆炸的气浪可以把它们夷平。那里也没有较深的地下防空洞——政府正式修建的一个也没有。受破坏最大的一个河边贫民区是西尔弗镇，一家叫S·U·西尔弗的公司在这个区开了一个橡胶制品厂。化肥和肥皂也是西尔弗镇的产品。当炸弹落下来时，这里出现了一个噩梦般的可怕情景，成千上万透不过气来的人们在呛人的浓烟、烈火和废墟中摸索着，拼命想找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
有一些受害者躲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里，结果炸弹直接落在学校，炸死了450人。西尔弗镇是在韦斯特汉姆区议会的管辖之下的，议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社会党人和绥靖派，他们拒绝修建任何防空设施。因此，随着空袭的继续，一场自发的撤离开始了。一家一家的人，拉着手推车或推着自行车驮着所剩的那点家当，去寻找一个躲避之处。
这些人和其他的一些东区人最后在一段废弃的铁路隧道里安顿下来了，这个隧道是斯特拉特福德大街地铁站沿伸出来的。据该地区的警察局长雷金纳德·史密斯说，这个地方很快就成了一个垃圾坑；是警长手下的一名警官把他带到那里的。史密斯说：“我首先听到的是一阵巨大而沉闷的吵闹声，一种呼呼的刮风声，好像有什么动物在那下面哀号。后来，当我们走进去时，一股恶臭扑面而来。热烘烘的，又浓又烈，比死尸还难闻，熏得我直作呕，后来吐了出来。往里走了大约50码时，我站住了。在我前面，借着蜡烛和手提灯的光，我能看见一张张朝我这边张望的脸。简直就像一幅地狱里的图画。”
那位警宫补充说：“那里边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各种肤色的人，但是他们都脏得让你分不出来。许多老人快要死了，而另一些已经死掉了，但在我们把这些尸体抬出来之前，我们不知有多少。他们在里边无所不为。我跟你说，他们不讲卫生，也不怕羞耻。”
每天晚上，警报器的哀鸣声都会响起，但是就目前而言，挨炸的只有东区。在条件较好的城区，如彻尔西·奈茨布里奇·梅费尔和威斯敏斯特，人们可以站在实行灯火管制的街道上，看天上的红光，听城那边的爆炸声。但这一切好像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
伦敦人甚至看不到这个城市有些部分遭难的消息。政府在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有关炸弹落在何处，有多少人丧生，哪些建筑被毁的一切报道，不仅从地方报纸上删去了，而且也从外国记者的电报中删掉了。自然，谣言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传到了军队里。部队驻守在外地的伦敦战士开始担心他们家园、妻子、儿女和父母的命运。
“我们在空闲时不断地排队等着给伦敦打电话，结果却让我们无限期地等待。”贝思纳尔格林来的一位战士后来回忆说，“几乎没有信来，大家士气很低，我们听说伦敦港已没有浮着的船了，桥梁都被炸塌。每天都没有消息，有消息也就是一封电报，不是张三的母亲死了，就是李四的妻子没了；要么就是王五的房子被炸得粉碎，或者谁的妻子连人带小孩被炸死。”
这个士兵所在部队的指挥官心地善良——而且有主见——他派遣一名助手和一名军士前往伦敦去搜集一些准确的情报并回来报告。但是，在其他的部队里，许多战士变得不听指挥，开小差的人数增长惊人。
在东区，绝大多数的人一反常态，他们满腹怨恨，怒气冲冲。他们觉得自己被抛弃、被隔绝起来了。他们逢人便说，只要他们在挨打，那些住在西区梅费尔和奈茨布里奇的人就可以不必担心。
“我们觉得自己被关进了魔窟。”一位码头工人怒不可遏地说。
这样一来，那些煽动者便有了用武之地，其中两个最得力的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菲尔·皮拉廷是斯特普尼议会的成员。乔治·塔比·罗森是斯特普尼民防团的主席。遵照党的现行路线——当时俄国还没有和希特勒打仗——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老板们的战争”，而他们的选民则是资本家的阴谋的受害者。当1940年9月轰炸加强时，塔比·罗森在商业街的一次大型集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斯特普尼，我们的人像这里的老鼠一样正在死去。”他喊道，“这是为什么？因为保守党的老板们不给钱，我们无法去修建保护我们用的深掩蔽处。所以我们只能爬进他们称之为街道掩蔽所的多余的鸡棚里去，这些破棚子给鸡挡雨都挡不住；而在西区，在他们私人的深防空洞里，那些政府的富人朋友们却和他们的女朋友躺在舒适温暖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占一间房。同志们，现在到了我们将那些防空洞夺过来的时候了！”
伦敦西区的许多旅馆饭店已将它们的地下室改成了舒适温暖的防空洞，这里有床铺，来吃饭和跳舞的客人们如果警报响了他们必须留下，就可以在此过夜。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家饭店是萨沃伊饭店，这里是政府的部长们、国会议员、舰队街的记者们和美国记者爱去的聚会处。肯特公爵和公爵夫人以及像玛戈特·阿斯奎思和黛安娜·库帕夫人这些领导时尚潮流的人，在那里都留有铺位，以防他们在那里时碰巧遇上警报。
就是这家萨沃伊饭店成了菲尔·皮拉廷和塔比·罗森的目标，他们领着一支气势汹汹的队伍从伦敦东部向这里走来，用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你们这些混蛋看看另外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由三四个怀孕的妇女和其他一些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领头，这队人马拥进了典雅的饭店过道，在前面推搡着领班的行李搬运员汉森。饭店的餐厅马上关闭封锁起来了；虽然有些妇女冲进去要吃的，但餐厅却拒绝为她们服务。其他的抗议者抱着柱子不走。还有一些人在塔比·罗森的带领下跑到了防空洞里，他们喊着：“当场捉住坎特伯雷大主教和他的女朋友，吓他们一大跳！”
饭店里一位惊慌失措的雇员把警察叫来了。请他们把这些示威者赶回去。警察拒绝了。一位警官和颜悦色地说：“先生您瞧，你们是一家饭店，应该按《旅店店主法》办事。如果一个真诚的旅行者进来要吃饭，那么他就有权得到服务。而这些人在我眼里就像真诚的旅行者。如果他们现在闹事、砸东西或者捣乱，我们将很愿意把他们送出去。否则，他们便是饭店的客人，理应受到客人们应得到的礼遇。”
休·旺特纳，萨沃伊饭店的总经理，马上心领神会，下令以茶点款待东区人。但是，茶杯还没有端出来，罗森就命令撤退；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他们在白天冲进这家饭店，而这时地下的防空洞却无人使用。示威的人撤走了，但他们没有忘记高呼反政府的口号。
第二天，报纸根据审查部门的命令对萨沃伊事件作了低调处理。但是就在同一周，另一件审查部门想压下来的事情却上了头版头条。这一次，是丘吉尔首相亲自驳回了那些不知姓名的决定公众应该知道什么、不应该知道什么的独断者。
由于航向错误，一批和平常一样来袭击码头区的轰炸机偏离了航线，把炸弹扔在了伦敦上流地区的彻尔西和维多利亚火车站。有一颗炸弹击中了白金汉宫。国王乔治六世、王后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公主当时正住在那里；那颗炸弹在场院里爆炸了，皇家成员死里逃生。审查机构立即删掉了这个新闻。后来，丘吉尔听说了这件事，他十分恼火。
“笨蛋、傻瓜、白痴！”他吼道，“立刻把这条消息传出去！让伦敦的穷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国王和王后正在和他们一起共患难！”
对于一个与平民有矛盾的政府来说，轰炸白金汉宫简直就是一个天赐良机。丘吉尔已被告知，如果不采取行动关心贫民窟里那些闪电战的受害者，他就马上会看到一场叛乱——而且问题还不止伦敦这一个。在利物浦，全市的防御已在德国最近的进攻下完全崩溃了，市码头区的居民发生了骚乱，他们抢劫食品商店，砸烂了政府的办公室。其实，在所有被作为重要目标的城市里，市民们都分成了“他们”和“我们”两个部分：那些有钱、舒适、吃得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在战争的边上活得很自在，而那些贫困、饥饿、无家可归的人则生活在不堪一击的地区。
皇家成员的痛苦经历可以提醒人们清楚地看到，这场灾难危及着所有的人——颇有心计的丘吉尔主张将这件事公诸于众。但是，人民的斗志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得到提高；当这个辛辛苦苦的官僚机构努力去满足修建坚固的防空洞、建立食物分发中心、计划居民撤离等要求时，动荡仍在继续。但是，已有迹象表明，全国范围内不分阶级的一种新的团结开始出现了，随着德国人进攻规模的扩大，这种团结得到了加强。
当一位驻伦敦的美国播音员，爱德华·R·穆罗在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站在一个屋顶上放眼望去时，他感到了某种新的精神。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感受报告给了大西洋那边的收音机听众。他说：“我看见旗杆上有许多旗帜在飘扬。没有谁让这些人挂旗。他们只是想让米字旗飘扬在自己的屋顶上。”他又说，“那里没有一面白旗。”
使英国人士气高涨的另一个因素是皇家空军的不凡表现，他已开始在空中占上风了。在白金汉宫被炸后两天，德国空军在9月15日的大规模袭击中大败而归，损失惨重。紧接着，德国人又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使帝国元帅戈林惊恐万状。
9月27日，戈林怀着一半决心和一半恐惧，下令对伦敦进行一次最大规模的袭击。在他等着听战斗结果时，他来到了他在东普鲁士的那个面积为10,000英亩的森林猎场打猎。他请来了阿道夫·加兰陪他打猎。德国空军这位年轻的飞行英雄在上个星期英吉利海峡上的战斗中已击落了第40架敌机，戈林想给他一种特殊的奖赏。
当两人行走在林中时，他们看见了一只在空地上的漂亮的牡鹿王。戈林没有举起猎枪，他把这个猎物让给了加兰，加兰一枪命中。牡鹿王一般都是留给戈林来打的，让加兰打这只鹿是帝国元帅奖励他的方式。
对戈林来说，和加兰在林子里度过这一天是一次很好的休息，他可以从空战日益增重的压力下解脱出来，喘一口气。希特勒已开始向他提出了一些难堪的问题。虽然元首推迟了对英国的海上入侵，但却给戈林开了绿灯，让他从空中打败英国。而现在希特勒想知道，为什么德国空军看起来仍在磨磨蹭蹭，而没有完成任务。
元首十分生气，但是戈林还得对付德国空军里新出现的士兵不听指挥的情况，轰炸机的飞行员在大喊英国人是不是有通灵的本事，皇家空军在拦截飞往目标的德国轰炸机时准确得让人不可思议。虽然德国人知道敌人的雷达网，但他们并不知道英国人已截获了他们的密码，而这一点使皇家空军对德国空军的战斗命令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德国的战斗机飞行员也近乎绝望。戈林心血来潮的一个最新的主意就是让坚固的“梅—109”飞机装上500磅炸弹，对英国实行炸了就跑的空袭。在最初的几次出奇制胜之后，这些“梅—109”在飞越海峡时被严阵以待的喷火式飞机击落的架数越来越多。由于载有炸弹，所以它们速度太慢，而且不够灵活，躲不开英国的战斗机。
当戈林和加兰那天下午回到那幢狩猎别墅时，又有更多的坏消息在等着戈林了。德国空军总部发来的一份当天空袭伦敦的战况的报告，使戈林大吃一惊，十分失望。两个大队的“梅—109”到达伦敦上空之后奉命与“多尼尔—17”和“容克—88”组成的大部队汇合，掩护它们在这个首都上空轰炸。那些战斗机在目标上空一直等到燃料警告灯开始闪红光，轰炸机仍未出现。原来，轰炸机在海峡和英国南部上空中了皇家空军战斗机的埋伏，受到了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的沉重打击，最后被迫逃回基地。
那些在伦敦上空等待时就用掉了大部分燃料的“梅—109”无法与敌人战斗。它们只好匆匆飞回它们在法国的基地，一路上每一英里都遇到了皇家空军战斗机的纠缠。许多“109”落到了海里。还有一些油箱已空，只能滑翔下来，在法国的海滩上坠落。总共加起来，德国空军损失了55架飞机——其中轰炸机21架——而皇家空军只损失了28架战斗机。
“戈林被打垮了”，加兰后来说。这位一贯春风得意的德国空军总司令就是搞不懂为什么那天会突然惨败，而加兰仍和平时一样直言不讳，他要给戈林指点迷津：“我当时肯定地告诉他，虽然我们重创敌人的战斗机，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飞机数量和战斗力有什么决定性的下降。”
显然，德国空军必须对它的战略进行反思。自从不列颠战役开始以来，德军大约损失了1,600架飞机——戈林知道，这已超过了德国人的承受能力。甚至就在他对着这个惊人的数字苦思冥想时，损失还在猛增。9月30日，在伦敦上空另一场大规模的白天空袭中，德国又损失了47架飞机，而皇家空军只损失了20架。令人痛苦的事实不断地证明了加兰如实评价的正确性。不论猛烈的轰炸给英国人在地面上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但是他们在空中的实力仍未受到削弱。
10月份，戈林作出了一项彻底改变空战方针的决定，从此以后，他的航空队指挥官将放弃全天24小时的进攻，而代之以夜袭轰炸为主。白天空袭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夜晚飞行，德国空军肯定能减少损失，同时又能继续对英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夜间轰炸所造成的那种特别的恐惧无疑将使英国人坚如磐石的斗志出现一道新的裂缝。这种战略的转变的确给皇家空军和英国人民带来了新的沉重负担。确实，谁也没有料到当德国人把进攻的全部压力从白天移到晚上时，出现的种种问题竟会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
首先，夜间空战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新式的战术。当德国空军这个阶段的进攻刚开始时，皇家空军只有8个战斗机中队是主要用于在晚上截击飞过海峡的敌方轰炸机的——其中有两个挑战式中队和六个“布伦海姆”式中队。让挑战式和“布伦海姆”飞机执行夜间任务的原因很奇怪——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搪塞的做法，因为这两种飞机白天对敌作战都不得力。英国根本没有专门的夜间战斗机，除了少量的几架“勇士”型战斗机之外——这是一种比“布伦海姆”和挑战式更新式、更迅速的飞机。但是，当德国空军改变战术时，勇士型飞机才刚从流水线上装配出来。
迄今一直在帮大忙的雷达网也出现了一些棘手的新问题。那些雷达站的监视范围只包括沿海地区，可是德国空军的夜袭轰炸机却深入到内陆，超出了雷达监测员的监视范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设计了一种可以安装在飞机上的雷达装置，但是它的监视范围还不到两三英里，相形之下，地面雷达的最大视野能达到150英里。而且不管怎么说，这种空中的装置直到那年年底才开始广泛地得到使用。尽管有的战斗机在前几个月里就带上了这种装置，但是，被派上天对付夜击的绝大多数飞行员却只能盲目飞行。
英国的地面防御由于缺乏内陆雷达站也受到了打击。为了报告即将到来的袭击，那些地面站只能依靠听音器。这种设施的准确程度依赖于天气状况的好坏，而且也跟不上许多敌机的速度。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如果一架飞机在20,000英尺的高空以每小时300英里的速度飞行，那么当它的声音传到地面的听音器时，它已又飞了一英里半的距离，而炮弹爆炸时，它又向前飞出了五六英里。”
探照灯和防空武器的威力也受到了严重的制约。一盏探照灯的光顶多只能照到12,000英尺的高度，重型高射炮只能打到25,000英尺，而轻型炮只能打6,000英尺，德国人当然很快就学会了利用这些局限性。
由于英国的地面和空中防御在对付夜袭方面存在着这些不足，因此德国空军的新攻势立刻就使不列颠战役的局势重新转为对德国有利了。至少就目前而言，一到晚上伦敦和其它大城市就在敌人的进攻下暴露无遗，而德国最初的袭击猛烈而又不断，极其有效。
为了帮助飞行员把炮火集中在目标上，德国空军给他们的战斗机装上了一种名叫“罗圈腿”的巧妙的无线电系统。从法国沿岸的无线电发射塔，飞行员可以从耳机里收到不断发出嗡嗡声的电波，这种声音是给飞行员导航的。如果他偏离了航线，他就会听到一系列的短音和长音。当他即将到达预定的目标时，另外一种频率不同的电波就会与第一种电波混在一起，飞行员听到的声音就不同了。然后他就计算电波声音改变后他的飞行时间，在预定的一段时间过去后，他便投下炸弹。这种罗圈腿系统的准确度在一平方英里之内。
早在1940年初夏英国人就知道了德国的罗圈腿系统，而且已召集自己的科学专家研究对策。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名叫皇家空军第80号大队，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些人是一个电子发明库，各种发明的神力将对这场战争产生很大的影响。
一架架的飞机被派上天空去跟踪测定德国空军的电波系统，技术专家爬上了英国南部沿岸350英尺高的雷达塔上。他们在上面装上了临时的无线电接收器，监听罗圈腿系统的信号，以确定电波的发射来源和频率。针锋相对的措施就此开始了。
首先使用的是能够发射高频电波的医用透热器。这些透热器安装在目标地区各处的警察局和流动车里，当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部报告说有敌机飞来时，这些透热器就全部打开。它们所发出的信号声音压过了敌人的信号，使德国飞行员无法听到罗圈腿系统的电波声。
不久，英国人又找到了更成熟的办法去干扰罗圈腿电波。他们利用自己的某些无线电指向台，可以在电波频率中加进长长短短的摩尔斯密码，“冒充”罗圈腿信号，从而骗过飞行员，使他打偏原定的目标。
英国人的电子把戏还搅乱了德国空军导航用的另一种辅助系统。为了确保飞机不偏离航线，德国人在法国沿海建立了两个中频定向电台，飞行员可以接收这两个电台发出的信号，从而算出自己的位置。而这时英国人却找到了这两个电台的频率，他们重复发射的电波很强，压过或改变了原来的声音，使飞行员完全无法判断自己的位置。
然而，在所有这些变化多端的计谋中，至少有一种是和战争一样古老的：即利用伪装，尤其是修建伪装一些地方，使它们看上去像德国人最爱打的一种目标——皇家空军的地面设施。英国的伪装专家们知道敌人的第二第三批轰炸机利用第一批飞机放的火作为飞往目的地的向导，因此，他们修建了70个有照明跑道和灯光的假机场，敌人一到，他们就将灯打开。许多德国空军的飞行员飞回基地时还不知道他们的炸弹已浪费在毫无价值的目标上了。
这些技术上的成果不仅减少了德国空军所造成的破坏，而且还大大鼓舞了士气。由于英国人在破坏德国空军的准确性方面越来越熟练，夜袭轰炸的炸弹分散在伦敦各处，有的命中，有的却打偏了。因此，帕克街的交际花和伯门西的码头工人一样有危险——当然，交际花仍有条件有更好的防空洞可钻，空袭过后还有更好的饭菜可吃。但是即便如此，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组织和安排。他们设立了流动餐车，这些餐车被派往每个受轰炸的地区。地方议会奉命开始加强本地区防空洞的安全与卫生。不服从命令的地方官员被革职，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加入了政府。
既然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那么大家都感到好受了一些。一直在计划再搞一次游行的塔比·罗森——这一次准备直接进军白金汉宫——也承认：“既然乔治和他的奴才们也在受罪，我心里没有那么不舒服了。”在漂亮的汉普斯特德区，一位丈夫在战争中丧生的年轻的富孀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所有伦敦人都会表示赞同的话。这位名叫罗斯玛丽·布莱克的寡妇透过被炸弹震碎的窗户望着外面，她写道：“报纸上现在说伦敦正在遭受着战争史上最猛烈的轰炸，甚至比鹿特丹的轰炸还厉害。我们听说此事后都很高兴。”
现在，伦敦周围有成百门高射炮，根据丘吉尔的命令，有几门炮开进了海德公园，用丘吉尔的话来说，那里可以使人们听到放炮声。炮弹射向天空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可怕的轰击声给地上的人们带来了某种安慰。有些人情愿留在街上也不愿钻防空洞，当他们看见炮弹爆炸和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在探照灯的光亮中打击敌人的轰炸机时，他们就欢呼雀跃。
这种患难与共的稳定感似乎在鼓舞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更友好了。在首都的外国人说，他们以前从未发现那些各自为政的英国人有过现在这样的和睦和融洽。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伦敦出现了。一些民意调查记录了这种变化。1940年10月，一个研究机构作了一次调查，问的是伦敦人头一天睡了多长时间的觉——那天夜里的轰炸尤为猛烈。在被调查的人当中，只有15%的人睡觉时间超过了6个小时，22%睡了4到6个小时，32%不到4个小时，31%的人根本投睡。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那些家园刚刚被毁或亲属被打死的人外，绝大多数有工作的人第二天早上都去工厂或办公室上班了。旷工人数的确降到了最低记录。
另一项调查表明，在夜间的空袭中，44%的伦敦人呆在家里或者躲在自家花园的临时防空洞里，44%的人去公共防空洞，而剩下的12%的人则和朋友呆在一起、在街上逛或作其它安排。对使用公共防空洞的绝大多数伦敦人来说，所谓防空洞就是地铁，因为地铁在城市和泰晤士河下面很深的地方。
由于政府还没有修建所需要的大型深防空洞，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决定占领地铁，政府本想阻止，但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占领地铁的行动是从伦敦东区开始的，结果很快就波及整个首都。每天晚上，只要天一黑而且有空袭警报，人们就会带着食品、饮料、毯子和小孩来到地铁站，乘电梯或自动楼梯下到站台上去过夜。火车在午夜之前仍在运营，而坐车的人必须费劲地穿过坐卧在整个站台上的人。尽管地铁里的情况比起初那些临时防空洞里的要好得多，但是有些更敏感的人看到这些站台上的夜生活仍不免感到震惊。
罗斯玛丽·布莱克有一天晚上乘地铁回汉普斯特德，回家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地铁里的可怕景象真吓人。一路上每一站的走道和站台上都挤满了踡缩在那里的人，看见这一切我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么多悲惨的人像锡盒里的虫子一样睡在一起——那种闷热、气味和尘土，还有可怜的婴儿不停的哭声，脸色苍白憔悴的女人哄孩子的声音以及睡觉的儿童被挤压时的抽搐……唉，如果我想折磨我的仇敌，最好的办法我看莫过于使用暴力使其就范。”
有些英国人一直是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地铁防空洞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防空洞了。雕塑家亨利·莫尔头一次在汉普斯特德站遇上站台上大批躲难的人时兴奋而又激动，这个地铁站是伦敦最深的站，因此也最受青睐。“那里到处都是从那以后被称之为‘亨利·莫尔倒下者的形象’的人们，”莫尔说道。他立即动手为他的一系列画作草图，那些画后来成了这位艺术家最著名的作品。
即使是那些当初怨气满腹的伦敦人也开始喜欢地铁防空洞里那种友好和善的气氛了。政府起初是反对使用地铁藏身的，但是那些官员们逐渐认识到，即使把人们挡在地铁站外面，他们终究也能冲进去。这样，使用地铁便得到了官方的承认，于是增设的厕所、急救站和食品供应站都搬进去了。医疗卫生单位也搬进了地铁，他们要对付的一个特别讨厌的问题就是蚊子成灾，那些蚊虫在地铁里过冬，堆挤在站台上的人为它们创造了暖和的环境并为它们提供了饱餐的丰富食品。
地铁站里的许多居民自己组织娱乐活动。有时大家一齐唱歌，而且那里总是有许多街头艺人——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在街上给那些在剧院和影院门前排队买票的人表演。在地铁里，他们以同样新颖活泼的风格为那些新观众们演出。在剧院区中心的奥德威奇，像劳伦斯·奥利维尔、费雯丽、艾弗·诺韦洛这样的大明星在晚上的演出结束后也会到地铁下面来即兴表演歌曲和小品。
不久，有些家庭便深深地喜欢上了站台上的那一小块地方，警报解除之后也不愿重新回到街上去。还有些人坚持要使用那些离地面较近的地铁站，尽管政府当局警告过那些车站容易被敌机直接击中。巴尔汉就是这样的车站，它离街面只有36英尺，顶上是煤气和自来水管道以及主干下水道和电缆。10月14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了这个车站附近，炸断了水管、煤气管和下水道。当时下面有600人在站台上躲避空袭。突然间灯灭了，水管和下水道的水倾盆而下，煤气也扑鼻而来。在乱作一团的黑暗中，一片恐慌。最后，车站上的人用手电带领350人蹚过齐肩高的水走到了街面上。但是另外250人则被淹死在里面。
巴尔汉只是发生地铁灾难的其中一个车站。在贝思纳尔格林车站，一位妇女在一次空袭中绊了一跤，摔在楼梯上。紧跟在她后面的那些人被她绊倒，而其他的人仍在往下拥。那天晚上将近有200人不是被踩死就是被憋死。
但是灾难并没有减少地铁的吸引力。那些比较容易击中的车站渐渐关闭了，其它的进行了加固，以防下水道和泰晤士河的水涌入地铁。在大规模的空袭停止了很长时间之后，伦敦人每天晚上仍在继续使用地铁，有的人一直躲到战争结束。
当1940年的秋季过去时，戈林依然相信轰炸可以使英国屈服，因此夜间的空袭加强了，不仅仅是在伦敦，而是整个英国。一大批大城市被毁坏，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都有轮番轰炸留下的弹坑和焦痕。
11月4日晚上，轮到了考文垂。考文垂是一个中世纪的城市，那些古老的木构建筑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的传奇人物戈蒂瓦夫人的那个时代，而市里那个漂亮的大教堂则是十四世纪修建的。然而，考文垂也是英国最大的兵工厂中心之一。
关于丘吉尔政府是否事先就知道德国人要进攻考文垂，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英国的密码破译和窃听系统莫名其妙地失灵了。另一种说法更具有戏剧性，说破译监听系统十分正常——但是有人故意置之不理。按这种说法，在袭击之前的至少头三天里，就有人警告丘吉尔，希特勒已下令让戈林发动一次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大规模进攻，而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考文垂。
据说，丘吉尔决定不采取别的特别措施，他只是警告该市的民防指挥部，准备对付随后几天几夜的更多的空袭。不撤离这个城市的理由是采取紧急行动会使德国人看出敌人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因此丘吉尔在这种说法里便决定保护他的“超级”密码破译机的安全，而冒险让25万人遭受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威胁。然而事实上，英国人并没有得到可靠的情报证实考文垂将是那天夜里空袭的目标。人们后来才知道实际上丘吉尔估计这次进攻是对伦敦的。
11月14日的夜晚月光皎洁明亮。第一批开路的飞机用燃烧弹覆盖了整个考文垂市，使这个不幸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把，这样就能指引随后而来的轰炸机投下炸弹。那些轰炸机——437架“海因克尔—111”——扔下了450吨烈性炸弹和燃烧弹，到清晨，考文垂市中心已全部被摧毁了。那个大教堂被破坏掉了，还有所有的医院。那些木构建筑像干草一样被化为了灰烬。有50,000多幢建筑被摧毁或破坏，865名市民受重伤。在空袭中共有380人丧生，其中165名被炸或被烧得不成样子，只得埋在一座公共墓穴中。
437架敌军轰炸机只有一架被击落——当时夜间防御的可悲状况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皇家空军出动了165架次尚未安装好雷达的夜航战斗机，但它们只拦截了7架敌机——而且全都没有成功，德国人损失的那架飞机还是由地面炮火打下来的。
而且，德国空军在轰炸考文垂时还加了一种新的恐怖手段；一种叫降落伞雷的可怕武器。这种降落伞雷脱胎于德国海军在战争初期用来对付盟军船只的磁性雷，它有8英尺长，直径为两英尺。它装满了烈性炸药，重达两吨半，由一个降落伞从高高的天上静悄悄地慢慢送下来。即使是那些距离较近——而且有幸——能看到那个飘落下来的黑色圆筒的人，也很少能躲过它落地时震天动地的爆炸。当它爆炸时，方圆半英里之内的整个地区都能感到它的威力。
就在考文垂之后，伦敦也领教到了这种雷的破坏力。在伦敦西区的波特兰，一只降落伞雷炸掉了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整个一边侧翼，摧毁了一家旅店，并使周围的地区受到了破坏。这种雷还炸毁了英国首都其它的广大地区——彻尔西、哈默史密斯以及伦敦的老区，现在是金融区，传统上称市中心区。
其中有一些雷没有爆炸，这样英国人就要面对将它们的雷管拆除的这种技术上的可怕挑战。起初只有少数海军方面的人进行这项工作，他们都是在海上对付磁性雷的专家，但是不久一个迅速受过训练的小型专家团组成了，由他们负责排雷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
这些技术专家两个人一组地工作，他们唯一的器材就是卸雷管的螺丝刀、一团从安全距离拉掉雷管的线和一双沉着细心的手。当一个人笨手笨脚地拆雷时，另一个人则把耳朵贴在雷上。有一个排雷专家说：“对付这种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如果你在取出雷管之前必须将它滚过来，那么你一定要一直听仔细了。如果你听到了嗤嗤的声音，就要拼命跑开，你顶多只有15秒钟的时间躲开。”
使这项工作雪上加霜的一个情况是，那些未爆炸的炸弹并没有全部落到地上或废墟里。有一颗被一顶可怕的降落伞挂在了伦敦东区最大的煤气储存罐上，在拆除这只雷时它还在风中晃来晃去。还有一颗落在了横跨泰晤士河的亨格福德大桥的电气火车线路上；虽然电气火车铁路把它吸到了铁轨上，但它仍未爆炸。而且，似乎这一切还不够，德国人还在这些雷里装上了饵雷，即在主雷管下面放上了一只连锁雷管，如果排主雷管的人不是最熟练最懂行的人，那根连锁雷管就会引爆。
英国各个城市一夜连一夜遭受不停的如雨般的轰炸，再加上那些新式的致命武器，使绝大多数市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感情色彩。一个叫做“大众研究”的研究机构专门收集公众舆论，它让它的成员每周交一份有关他们自己以及邻居的感受、对话和活动的报告。绝大多数人老老实实地汇报说他们害怕那些噪音，害怕被炸弹炸死。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又说他们不怕死，只要是一下子直接被打死，许多人还说他们觉得闪电战引起的兴奋很刺激，尤其是在性方面。
还有一些喜欢在空袭时逛大街的人，爆炸声、高射炮的轰击声、榴霰弹砰砰落到周围的屋顶和街道上的声音能使他们感到刺激。用亨利·莫尔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大火和炸弹在建筑物上炸出裂口，还有变形的电车轨道和头顶上乱作一团的电线。我觉得这些让人兴奋不已，而我则在不知疲倦地画草图。”
温斯顿·丘吉尔是另一位爱在炸弹开始落下来时走出白厅的地下防空洞到大街上来的人。有人试图阻止他这样做，因为这样有被榴霰弹炸掉脑袋或手足的危险。丘吉尔的侍从是一位叫艾夫斯的皇家海军的水兵，他把丘吉尔的鞋子藏起来，想以此阻止他外出。但是丘吉尔总是生气地命令他把鞋交出来。“我要让你知道，”丘吉尔喊声如雷，“从我小时候起，当我想去格林公园散步时，我的保姆就从来没能阻止过我。而现在是大人，阿道夫·希特勒也别想阻止我。”
相比之下，有些人真的被空袭吓住了，但他们更害怕自己会吓得逃离这座城市——以及他们的责任。他们留在那里工作着、忍受着。物理学家兼作家的C·P·斯诺后来承认：“当炸弹开始落在伦敦时，我发现自己没有一般人那么勇敢。这个发现使我感到羞愧。我只能表面上装装样子，但我害怕夜晚的到来。”
斯诺很羡慕那么多勇敢的市民。“例如我的房东太太，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美德的邋遢女人，但她却勇如雄狮。办公室的同事们也是如此，还有我在小酒馆里遇到的那些人以及我的绝大部分朋友。这使我更难受了。”
在闪电战开始之前，英国的专家预计伤亡人数将达到600,000，结果炸弹造成的伤亡大大低于这个数字，尽管如此，伦敦和英国的其它大城市已不是生活和工作的好地方了，如果你还想活命、还想肢体健全的话。任何一次大规模的空袭都有可能炸死上千或更多的伦敦人，而受伤的人将是这个数字的五六倍，同时在这次空袭中失去家园的人将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在满目疮痍的城市里，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刺鼻的焦糊味。人们最害怕的就是被埋在废墟下面。为了抢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一种新的人材出现了：即“嗅人者”，他们能够通过气味判断某座建筑下面是否埋着受害者以及此人是死还是活。
一旦德国空军炸毁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救援队就马上开始挖废墟里被埋的幸存者，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听听下面有什么声音、动静或呻吟声。但是如果听不到什么，“嗅人者”就来帮忙，他们像狗一样在瓦砾中闻着气味，全然不顾煤气、废水和烟雾的呛人味道，直到他们说：“这里有血。”这时他们就会更加使劲地闻，然后说：“别费劲了，血不流了，是死的。”或者说：“下面的血是新鲜的，还在流。”这时救援人员就会接着挖下去，希望能及时挖到受害者。
12月29日，德国空军似乎要强调一下他们在新年里也不会放松对英国的压力，于是他们对伦敦发动了一次最猛烈最成功的袭击。轰炸机集中在市中心，这个首都古老的心脏地区，这里有许多古代教堂，还有英国银行这种著名景点。进攻时正好是防守空虚的时候。这是一个安静的周日夜晚，又是在圣诞节期间。因此这个地区平时监视火情和负责操作灭火泵及消防水龙头的救火人员大多利用这个机会回家与家人团聚去了。而就在这时，总共有244架德国轰炸机扔下了如雨般的燃烧炸弹，木质结构的屋顶顿时着了火，熊熊燃烧的残梁断柱东倒西歪地垮在了那些狭窄弯曲的街道上。
救火车很快就开过来了，但是火势增大蔓延的速度太快了，要扑灭它需要大量的水。而那年秋季本来就干旱少雨，泰晤士河的水位太低，救火车很快就抽干了岸边的河水，流出来的只是一些稀稀拉拉的泥汤。成百幢易遭破坏的建筑和教堂被化为灰烬。
在市中心所有的礼拜堂中，只有圣保罗教堂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从对伦敦的空袭开始时起，这个大教堂就安排了一个全天24小时的防火哨，与此同时，每位僧侣、唱诗班队员、教堂司事以及志愿人员都各司其职。即使如此，教堂的大穹顶还是很快就着了火。战地记者们都围拢来观看，其中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爱德·穆罗，他都准备好了晚上对美国的广播稿，上面写道：“今晚德意志帝国的轰炸机击中了伦敦最痛的心脏部分——圣保罗大教堂，它是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修建的；当我现在向你们播音时，它那俯瞰大英帝国首都的大圆顶正在化为灰烬。”
幸运的是，他再也不需要播送这段话了。一支志愿军终于控制住了火势，大教堂得救了。
但是，古老的市中心本身却没有那么幸运。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被一场大火烧毁——第一次是在1666年。12月30日星期一，丘吉尔召集了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气冲冲地喊道：这种事决不能重演！首都最受人喜欢的部分被毁也使英国人民怒火满腔。一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这太可怕了，只是由于人们对明摆在眼前的危险疏忽大意，就造成了上千万英镑的重大损失，使成百上千名勇敢的人们去冒险，直至牺牲……难道我们是一个白痴的国度吗？”
因此，英国人是带着伦敦市中心仍在燃烧的废墟迎接新年的。但是现在他们更多是感到愤怒，而不是惊恐和怨恨——他们恨自己疏忽大意，更恨德国侵略者。在战争结束之前，还会有更多的炸弹，还会有更多的对勇气和韧性的考验。然而，在1940年年终的几个月里，英国人民已万众一心，虽然这种团结也许还没有达到丘吉尔所理想化的程度，但它足以经受戈林和德国空军为他们准备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