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序

出自————《孙武兵法八十二篇》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二十多年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大批汉简。尤其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的出上，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从而把中国古代兵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银雀山汉简发现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国民间又发现了一部可以与银雀山汉墓竹简相媲美而抄录于“周书汉简”的大型古怯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经初步考证，基本可以认定这部兵书就是《汉书·艺文志》里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这部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兵书，在失传两千多年之后重新面世，必将再次在国内外引起反响。它的发现、认定和刊行将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及其他古史问题提供一部珍贵文献，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1．《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简介

        收藏者称，《孙武兵法》共有十册，前九册，每册九篇，第十册，仅“终语”一篇，篇名《预示》，总计八十二篇。约六万字。收藏者送笔者鉴定的是第五册和第十册，另 有《九天》一篇。其第五册用八开宣纸抄写，线装咱右竖订成册。封面正中以汉隶竖书“孙武兵法”四个大字，其下书“第五册”是略小的三个隶字。在左侧，从“第”字起往下竖书“孙武定简于景林”七个与“第五册”大小相当的隶字，记有书理者的署名并加三方印记。每册首页为目录，目录竖写为十行，一行标识“篇名”、“字数”、“图名”等字样；右侧依次书写“第X篇”、篇名、该篇字数；图名栏内无图者空白，有图者标以图名。正文每页竖书十行。篇题占一行，其字大小与内文相当，内文每行二十二字。全书均以暗格书写，横竖成行。每册开头一篇在篇名上印有姓氏印记；各篇之间紧密接排，每篇末尾空一格书该篇字数；在最后一篇末尾另起行书有：“书理周书汉简”字样，并记有时间、地点及署名；又加盖二方印记，一方为时间，一方为名字。整篇布局规矩严格，编排考究，序次井然。全书均以隶书抄写，笔笔入法，特别是长撇和长横两笔风格独特，交相呼应。每一长撇皆写成斜钩，而每一长横又多写成大捺，从字顶直落字底，飘逸洒脱，绵里藏刚，而且不避雷同，每行字通看上去，左收右放，特别是长横与大捺一顺排开。如峰起瀑落，韵味十足，似在刻意临摹汉简。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洋洋洒洒，是名符其实的兵学圣典。这样一部宏篇巨制，居然在失传了两千多年后赫然出世，不能不令人惊愕。“真乎？”“伪乎？”这样一些疑问必然会首先出现在人们面前。因此，无论对于发现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都需要首先解除这个疑问。

　　2．《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史籍记载正相吻合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秦拔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柜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兵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汉书·艺文志》亦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新发现的手抄本《孙武兵法》是一部大型兵书，其思想是春秋至战国之间“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的时代产物。频繁的战争创造了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兵书。这些兵书是当时的军事统帅们所十分珍重的，他们为了在理论上胜人一筹，在实践中稳操胜券，必然会注意收集、整理、研究和运用这些兵书。《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了张良遇黄石公事，黄石公“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史记·淮阴侯列传》也记载：在韩信取得了“背水作战”胜利之后，”诸将因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眼，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史记·淮阴侯列传》还记载了韩信对“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的评论，又记叙了其“陈船临晋，渡军夏阳”的作战经过。这些都说明韩信手中存有“孙子兵书”，并能熟读活用。但是在战争时期，这些兵书可能是驳杂散乱的。战争结束，天下一统，整理兵书，当是时代的必然，它与战争年代搜集兵书，熟读兵书一样，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确系经过“序次”的，其篇题整齐协调，各篇之间关联呼应，浑然一体。特别是最后一篇的末尾，还留有一段四十二字、署名韩信的跋语，其文称：“虽称‘终语，，实言兵理，□□□，多多益善矣。故定而入《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这里所载篇数与《汉书·艺文志》兵权谋下“吴孙子八十二篇”的记载相同。《孙武兵法》跋语的落款是：“汉楚王韩信，于汉五年二月。”这里所记时间也与史籍记载不悖，《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四年二月，韩信被封为齐王，汉五年正月又被迁为楚王。自汉四年二月至汉五年二月之间，韩信没有大的军事行为，仅接待了武涉、蒯通的游说。这正是他梳理过去、选择将来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他将以往收藏的孙子兵法整理、序次完毕、并于汉五年二月作跋语，从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汉书·艺文志》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这段记载说明，汉初序次的兵书曾为诸吕盗用。孙子兵法为兵学之首，如当时已经成书，必在诸吕盗用之列，致使孙子兵法从皇室流失。到汉武帝时已“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命“军正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结果是“犹未能备”，杨仆于元封二年被免为庶人，他搜集兵书，纪奏兵录当在此之前。而司马迁在元封三年才继父业，任太史令，得以博览皇室藏书。司马迁没有提到八十二篇，可知他未见过此书，甚至连书目也未见过八十二篇。从司马迁记述孙武的事迹看，当时他缺少关于孙武的史料。如写韩信时涉及到许多孙子兵法内容，写孙武时却很少叙述兵法，而着重写了一个演兵故事。司马迁虽然提到了“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但并不能以此说明司马迁肯定了《孙武兵法》只十三篇，这条史料不足以作为《孙武兵法》仅有十三篇的佐证。许多迹象表明，在汉武帝时代，是皇室中关于孙武的史料最少的时期。

　　在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要以备篇籍。”（《汉韦·艺文志》）从这段史料中可知：班固所著录的书目来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七略》来源于刘向、任宏的校订，即“条其篇目撮其指要”，而所校之书有的属皇室旧藏，有的则是陈农等从民间所求得的遗书。班固在《艺文志》中也分兵书为四种，并指出“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他还在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中，首列：“吴《孙子》八十二篇”。

　　从以上史料分析，陈农当找回了孙子兵法的许多篇籍，任宏亲自校订，刘向条陈撮要，刘歆将其写入《兵书略》，班固则“删其要以备篇籍”，将其著录于《汉书·艺文志》。

　　总之，我们可以说《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汉代确实存在过。而且曾藏于皇室，并著之兵录。这一事实当是无可置疑的。在历史上，兵书是最为统治者珍重的，同时也是乱世奸雄们所刻意盗用的目标。因此，在历史的分合交替中，像《孙武兵法》这样的兵书，被盗用、被居奇、被秘传，以至几度沉浮，当是意料之中的事。

　　《孙武兵法·预示》中还提到：“天机不可泄漏，泄漏者，阳寿减。阴气不可里复，里复者，身有残杀。……吾于口口天机阴杀而去。步□而□，大则缩立成简。一曰计，二曰谋，三曰形，四曰势，五曰争，六曰战，七曰变，八曰实虚，九曰处军，十曰地形，十一曰九地，十二曰火攻，十三曰用间。此为十有三篇。定名《孙子兵法》”。并将八十二篇定为“家传简”，十三篇定为“世传简”。《预示》中又说：“周敬王五年春，伍员荐吾于吴，吾以《孙子兵法》晋见吴王阖闾。……吴王阖闾曰：‘汝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这一说法与《史记》等典籍的记载也相吻合。这里称十三篇是八十二篇“百句取精”的简本，是八十二篇内容的一部分。

　　《预示》中所述孙武事与《史记》所述一致，但详略有别。如吴宫教战，《史记》用了三百多字，而《预示》仅用了九个字：“吾即勒兵，杀目，姬以服。”《预示》记伐楚用了一百八十余字；而《史记》仅用了六个字：“西破强楚入鄂”，尽管详略不同，但事迹相合。

　　《孙武兵法》这一书名，在典籍中也曾多次出现。孔颖达注《左传》时所引的就是《孙武兵法》，李善注《文选》时也引过《孙武子兵法》，这说明在唐代还有此书名。唐代的杜牧在《孙子序》中称：“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唐张守节在为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五卷”所加的按语中说：“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从这些记载看，曹操有可能见过八十二篇本或残本。孔颖达、李善、张守节、杜牧所言，似有所本。他们或许也见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残卷。

　　总之，《孙武兵法》从内容上分析与史籍记载是相合的。这是确认这部书真伪问题所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

　　3．《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孙子兵法》十三篇一脉相通

　　 新发现的抄本“周书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在思想体系上一脉相通，在谋篇布局上浑然一体，在内容上相互关联。

　　首先从各篇篇题来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属同一系统。《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终语篇《预示》中提到的传世本十三篇，其篇题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篇题大体相同。此外，八十二篇的篇题皆为一字或二字，多用九、十两个数词，风格一致，体例协调。一个字的有：《计》、《谋》、《势》、《争》、《官》、《气》、《战》等，两个字的有：《将义》、《将败》、《麟凤》、《方面》、《南北》、《明暗》、《虚实》、《己彼》、《恭名》、《正衡》、《奇正》、《略甲》、《延气》、《行篡》、《军击》。其中九字头的有：《九天》、《九地》、《九变》、《九处》、《九夺》，十字头的有：《十间》、《十中》、《十发》、《十官》、《十阵》等等。从篇题看，俨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十三篇也相应的有《计》、《谋》、《势》、《实虚》（虚实）、《九地》、《九变》等，如在《孙子兵法·军形》中提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与八十二篇中《九地》、《九天》篇相呼应。十三篇的《行军》篇讲的是“处军相敌”，当是《九处》的变写，与八十二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相比之下，则十三篇倒显得不够完整和不成体系。因此，我们不排除《孙武兵法》有“家传”和“世传”两种简本的可能性，即《孙子兵法）十三篇可能是八十二篇的世传简本。

　　其次从内容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思想一脉相通。如《十发》中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动于九天，藏于九地”，《军击》中的“出其无意，攻击无备”，《行空》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明暗》中的“兵者，诡道也”，《六胜》中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等等，都是今本十三篇中的名言。

　　又如八十二篇《九天》中有“风天者，太阴在箕、壁、翼、轸也”，今本《火攻》中有“日者，箕、壁、翼、轸也”。八十二篇《十发》中有“利用天堑、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隐击敌也”，今本《行军》中有：“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八十二篇《军击》有“勿击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今本《军争》有“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

　　特别精采的是《预示》篇对“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阐释。今本《谋攻》有：“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八十二篇《预示》中，借孙武与吴王的问答将这一名言条陈缕析：“吴王阖闾悦曰：‘寡人素闻古之善用兵者，一战而屈人之兵，未闻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孰善用者？孰善之善用者？’吾曰：‘百战百胜，百战而屈人之兵也，此才大、贼大、盗大也；南北夹击，一战而屈人之兵也，此火大、水大、杀大，不得已而为之也；夫以空而取天地夹击，不战而屈人之兵，此空大、天大、地大也，兵小也。能力小、兵小而利全者，谋也。’”这是迄今为止所有阐发“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最为精采的一段诠释，与《孙子兵法》十三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相辅相成、一脉相通的。

　　第三，从篇章结构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在内容上相互关联。目前，所能见到的孙武书多是问答体和注释体。两种文体并不互相排斥，有时交叉运用。银雀山汉简中有些孙子怯篇及《通典》中的“九地”均是问答体，而新发现的抄本最后一篇“终语”也包含两段问答。抄本与今本不同的是，今本《孙子兵法》每篇均有“孙子曰”。这与银雀山简本《孙子兵法》及其他孙子佚文是一致的。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开头的写法相类似。十三篇的开头有：“凡用兵之法”，“昔之善战者”，“地形有通者”，“兵者，国之大事”，等等。抄本《孙武兵法》各篇的开头也无非是这样几种。如《九天》篇的开头为“天之经者”，《十发》篇的开头为：“察而算，算而备”，《军击》篇的开头为“昔之善战者”，《南北》篇的开头为：“天地之理”。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文体都以注释体为主，而且多以数字为序层层排列。八十二篇中有：九天、九地、九夺、九取、九处、九变、十中、十发、五德、五度、六胜、六明六暗、六不可攻七可击等等。《孙子兵法》十三篇在阐述一个道理时，也是条陈缕析，层层深入，多运用数字铺陈排列，如：九地、九变、五德、五事、五法、五危、五火、五间、五胜、五色、五声、五味、五利、六形等等。《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结尾多是以一二句结论语结束全篇，如：“南北夹击，善之善者也，用之者名也”（《孙武兵法·南北》），“敌难服矣，民难用矣”（孙武兵法·奇正）。也有用一句强调语做结的，如“不可不明察也”（《孙武兵法·十中》），“将军必知也”（《孙武兵法·军击》）。今本《孙子兵法》的篇尾结语也多是这两类，如：“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子·谋攻》），“日有短长，月有生死”（《孙子·虚实》），又如“不可不察也”（《孙子·九变》）。

　　抄本《孙武兵法》各篇中常举列历史人物。如《九天》篇讲盘古氏善观天象；《十发》篇讲姜尚屈商之兵；《南北》篇讲伊尹巧布南北夹击阵于鸣条；《行空》篇讲文命治水，成汤亡夏，等等。在今本《孙子》十三篇中，这方面内容相对较少，这或许与简本的长短有关。但是在十三篇中也可以找到与《孙武兵法》类同的篇章，如：“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孙子·用间》），“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孙子·行军》）。

　　第四，抄本《孙武兵法》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引书引文相近。抄本《孙武兵法·十发》中有：“本朝发祥之时，昌发《军政》，生发《军志》，尚发《六韬》。”《南北》篇有：“《军志》命曰：‘南北夹击。’”《军击》篇引：“《三坟》曰：天皇十修，日击其天，修天道，开九天；地皇十修，日击其地，修地道，开九地；人皇十修，日击其人，修人道，开九人；故神农十修，日击其理，修理道，开九理；黄帝八修，日击其才，修才道，开九才；风后八修，日击其击，握奇经开九击。”《十中》篇提到《中商》、《中平》，又提到《五典》、《兵典》。《方面》篇引：“《兵典》命曰：‘起圆。’”《陆胜》篇有：“《中平·兵典》九法：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度，五曰量，六曰奇，七曰数，八曰称，九曰势。”《九夺》篇有：“《兵》曰：‘积弗如，勿与持久；众弗如，勿与接和；径弗如，勿与救战，佚弗如，勿与战长，习弗如，勿当其所长。’”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所援引的这些古书都是古老的典籍，多为佚书。这些引书引文与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引书引文也有相同之处。《孙子·形》：“《兵法》曰：‘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孙子·军争》：“《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在引书引文上的雷同也说明这两个版本一脉相通。

　　4．《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与银雀山汉简可以相互印证

　　最新发现的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封面上明确标识出著者为孙武。抄录者落款中也明确指出是书理“周书汉简”。那么这个抄本是否真的抄自汉简呢？也就是说这个抄本的内容是否真是在汉代就已著之竹书了呢？我们不妨借助银雀山汉简加以比较研究。

　　银雀山汉墓是1972年发掘的，“银雀山一号及二号汉墓是汉武帝初年的墓葬，……所出竹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估计是文、景至武帝初年这段时间内抄写而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5页）。对这个时代的确认学术界已没有多大异议。

　　在银雀山出土的竹简中，除《孙子兵法》十三篇外，还有其他一些佚兵书。这些兵书有的被暂时归入《孙膑兵法》，有的被归入《佚书丛残》，还有一部分存于散简。现在我们将这些资料与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加以比较，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相合。现在依据抄本《孙武兵法》基本可以认定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孙膑兵法》的部分内容属于孙武兵法的佚篇。这一看法早在十年前就有人提出过。

　　张震泽先生在1984年出版的《孙膑兵法校理》的例言中提出：“文物出版社本《孙膑兵法》，共三十篇，分上下面编。上编十五篇。各记‘孙子曰’或‘威王曰’，可称为‘孙膑兵法’，下编十五篇，无此等字样，似非孙膑之书，而应别题书名，作为附编。”

　　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的编辑说明中也提出：“本书所收《孙膑兵法》的前四篇记孙子与威王问答，肯定是孙膑书。第十六《强兵》篇也记孙膑与威王问答，但可能不是孙膑书本文，故暂附在书末。第五至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这些篇既有可能是《孙膑兵法》，也有可能是《孙子》佚篇。……我们认为这些篇中所谓‘孙子’以指孙膑的可能为较大，因此暂时把它们定为孙膑书，但我们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篇是孙子佚篇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为学者们十年前的预见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现在我们完全有必要对银雀山汉墓竹筒中有关篇章进行重新认识，为那些本来属于“孙武兵法”的内容正名。

　　银雀山出上的“《孙膑兵法》”中仅有五篇是关于孙膑事迹的文字，如果其中大部分篇章中的“孙子曰”都是指孙武的话，那么“孙膑兵法”是否存在就需重新论定了。

　　在此我们仅就其中的六篇加以比较分析。

　　1．《雄牝城》与《军击》

　　银雀山汉墓竹简中的三三一至三三五号，五枚残简，当时被归入《孙膑兵法》，后又移入《佚书丛残》。因无篇题，拟定为《雄牝城》。这部分简文与《孙武兵法》第三十六篇《军击》的部分文字完全相合，只是银雀山汉简残缺又联缀有误，银雀山这部分汉简仅存175字，而《军击》篇为1006个字。该篇主讲“出其无意，攻其无备”，“攻人于无形之中，杀人于无影之中。”主要阐发“军击”的原则方法。提出不可攻有六，可击有七。不仅讲了雄城和牝城，还讲了雄山、雄林，生水、死水。结论是：“故善战者，避其甲兵利阵，击其粮□□队，勿击雄城雄军，勿击雄山雄军，勿击雄林雄军，勿击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依据《军击》可以调顺乱简，补足缺字。

　　2．《五度九夺》与《九夺》

　　银雀山汉简的第三三六至四三０号，五枚断简，曾被拟名为《五度九夺》列入《孙膑兵法》，后又移入《佚书丛残》。这部分简文与抄本《孙武兵法》第五十九篇《九夺》中的部分文字相合。这五枚简的上部均残断，仅有104字。在篇未标示“四百二字”银雀山简本中所拟的篇名，按抄本《孙武兵法》当为《九夺》，银雀山汉简的残文均可据《九夺》补足。该篇未标识：“二百四十”，这当是准确字数，银雀山汉简所标字数“四百二”恐为抄简人笔误。

　　3．《积疏》与《六胜》

　　银雀山汉简的三四一至三四六号，六枚断简，曾被拟名为《积疏》归入《孙膑兵法》，后又移入《佚书丛残》。由于竹简断损严重，原简下无字数，现仅有148字。这篇简文与抄本《孙武兵法》第四十篇《六胜》的内容相合，银雀山汉简整理时，将此篇篇名拟为“积疏”不确，当从抄本《孙武兵法》走为“六胜”。依《六胜》可将该篇汉简的缺文全部补齐。全文三百九十字。

　　4．关于《奇正》

　　银雀山汉简三四七至三六四号，共十八枚简，“奇正”二字单独一简应为篇题，篇末字数标“四百八十六”，实际存497字。此篇曾被归入《孙膑兵法》，后又移入《佚书丛残》。抄本《孙武兵法》的第四十五篇亦为《奇正》，字数为528字，文字与银雀山汉简中的《奇正》篇几乎完全相同。

　　5．关于《将败》

　　银雀山汉简释文《将败》篇后的一段文字，一直被作为单独一篇内容对待，并拟“将失”为篇题。此篇也曾归入《孙膑兵法》，后移入《佚书丛残》。抄本《孙武兵法》中此段文字在《将败》篇之中，而且在该篇前部。这段文字的结尾是：“战而有忧可败也”，接下去正是原“将败”篇的开头，即：“将败：一曰，不能而自能；二曰，骄；三曰，贪于位；四曰，贪于财。”以抄本《孙武兵法》为据，当无“将失”一篇独立存在。这一点也可得到银雀山出土木牍的佐证。银雀山出上的木牍上有“将败”这一篇题，在“将败”之后紧接着是“兵之恒失”。在这两个篇题之间不可能再有“将失”存在。这片木牍有力地印证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真实性和珍贵价值。同时也证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书不止十三篇。

　　6。关于《篡卒》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三二二至三二九号，九枚竹简的内容一直被归于《孙膑兵法》，而在抄本《孙武兵法》中亦有此篇。两者内容相合。《孙膑兵法》的第三二七号简的下半残断，仅存“孙子曰：‘不得主弗将也，……令，一曰位，二曰忠，三曰敢。’”中间缺一段文字。而抄本《孙武兵法》此段文字齐全，其文为“孙子曰‘不得主弗将也，不得道弗用也，不得其民弗强也，不得其命弗令也。其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这个印证说明，《孙武兵法》确是一部古书抄本，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同时也证明，《篡卒》不是《孙膑兵法》的内容，而是《孙武兵法》的一篇，说明该篇中的“孙子”不是孙膑而是孙武。

　　7．关于《起道》和《止道》

　　在《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中，有《启道》和《止道》两篇。关于这两篇的内容，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但是在银雀山汉简的《佚书丛残》及散简中却见到了数枚属于此篇的残简。在《佚书从残》的《君臣问答》中有这样两枚与“起道”有关的残简（起、启相通）：

　　“……起道也，行……

　　……文王问太公曰：“何为止道、起道，大……”

　　在散简中又有“天之道”、“官之道也”等字样，似亦与“起道”或“止道”有关。《君臣问答》里还有几枚与“止道”有关的残简：

　　“……止道者，天地弗能兴也，行起道者，天地……”

　　“……弗能居止道也。（贪）而廉，龙而敬，弱而强，柔而〔刚〕。……”

　　在散简中见到：“道不悟”、“论止”字样，或许与《止道》篇有关。在残简中还有几枚提到“兑道”、“霸道”的残简，可能也是单独成篇，“兑道”、“霸道”也像篇题。

　　以上关于“起道”和“止道”两篇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有渊源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今人依照银雀山汉简伪托八十二篇的可能性。因为连整理者也未发现银雀山汉简中有“起道”和“止道”两篇存在，他人更谈不上照此伪托了。

　　8．关于《吴问》、《见吴王》和《预示》

　　在目前所以能见到的孙子兵法的各篇中，“终语”篇《预示》似乎成书较晚。但也不会是汉以后的伪作。因为不计此篇《孙武兵法》仅八十一篇。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十二篇。故当包括此篇，也就是说在任宏校兵书时已有此篇。这一点也可以从《预示》篇的内容得到佐证。八十二篇抄本中提到了吴王与孙武谈论如何用兵。吴王曰：“汝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并让孙武“小试勒兵”、“试妇人”，孙武“即勒兵、杀目，姬以服”。记叙至简至明，春秋笔法。司马迁的《史记》和银雀山汉简的《见吴王》均与此相合，说明八十二篇的《预示》篇有所本。但是这还不能排除后人依《史记》之言伪作的可能性。《预示》篇中又记载了吴王与孙武谈论如何治国。吴王间：“孰有道，孰无道？孰善治，孰无治？孰固成，孰先亡？”这段对话不见于史籍，但银雀山汉简《吴问》及散简中的一些内容与此相合。其文曰：“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武举了范、中行、智氏及韩、魏、赵的例子，回答了孰先亡，孰次之，孰固国。说明了亩税大小及国民谁先富的关系。《君臣问答》中也见到“所以先亡后亡”。散简中又有：“明于国之所以亡”，“亡国之恒者也，故有国者必明之”等内容。如果说，《预示》中其他内容可能是伪托者杜撰或依据《史记》等典籍记载伪托的话，那么银雀山汉简已于地下埋藏两千多年，在这期间是不可能被转抄被依托的。那么两个文献内容如此相合，就说明，新发现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一定抄自一部与银雀山汉简地位相当的重要文献。否则就无法解释八十二篇抄本与银雀山汉简内容、语言相吻合这一现象，如此说来，八十二篇抄本中，成书最晚的一篇——《预示》的成书年代也与银雀山汉简不相上下，甚至不能排除由韩信或其门客拟作的可能，其价值相当珍贵。

　　此外，通过将抄本《孙武兵法》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相比较，我而从其它几个方面也发现它们属于同一系统的两个版本。

　　1．两个版本大量使用古字。在抄本《孙武兵法》中，天作“* ”，出作“* ”，在银淮山汉墓竹简孙子书中，动作“* ”，与作“* ”等等。两个版本对许多古字的写法相近。《孙武兵法》中，野作“* ”，断作“* ”，夺作“* ”，其作“丌”；而银雀山简本孙子书中，野作“* ”，断作“* ”，夺作“* ”，其作“亓”。两个版本中有些古字的写法相同。如：争均作“* ”，聚均作“* ”，敌均作“* ”，等等。两个版本对古字的用法说明，他们不但内容相合，而且抄写时间也相近。

　　2．两版本的文体与风格一致。抄本《孙武兵法》中兼有问答体和注释体，而银雀山汉简本孙子兵法也是两种文体并存。在写作风格上两版本均用归纳推理，并多运用数字，分条阐释。如“不可攻有六，可击有七”（《孙武兵法·军击》）；“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孙膑兵法·篡卒》）。又如：“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孙膑兵法·势备》）；“凡两国相* ，始者皆空相争也，一曰争正大，二曰争地，三曰争民”（（孙武兵法·行空》）。从文章写法上看，两个版本也属于同一体系，是一脉相通的。

　　3．两版本都大量引用古人事迹。《孙武兵法》和银雀山汉简孙子书都引用尧、舜、禹、汤、文王等古先王事迹、都提及许由、凤后、伊尹、大公等贤人的言行。而且用法相近。如《孙武兵法·九天》载：“昔盘古氏，□□善观天象，察校十载，而略九天。”《孙膑兵法·势备》也载：“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两版本在援引古代人物方面都显示出古朴、庄重的风格和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

　　4．两版本都包含孙子十篇，又不止十三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中提到十三篇是“百句取精”的世传本。其篇题为：计、谋、形、势、争、战、度、实虚、处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银雀山汉简本十三篇为：计、作战、谋攻、形、势、实虚、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两版本的篇题虽顺序不同德题也略有差异，但明显属于同一体系。《孙武兵法》中提到十三篇，但全书为八十二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中也提到了十三篇，并有木牍记载十三篇篇题。但是一号木牍最后还有“七势”二字，按逻辑推理这也应是篇题。此外，三号木犊上可识读的篇题有《将败》、《兵之恒失》、《王道》、《效贤》、《为国之过》等，五号木牍有：《分士》、《兴理》、《三乱》、《三危》、《亡里》等。这些也应是孙子兵法的篇题。在出土的五枚木牍中，一、三、五号木牍长度相同，而二、四号木牍则与这三枚长度不同，这一点也说明一、三、五号木牍可能是一部书的篇题。从竹简标出的篇题分析推定，孙子兵法的篇题还应有：五义、务过、观卑、持盈、地典、主客人分、善者、恭名、起师、奇正、将义、观法、程兵、十官、六举、四伐、十阵、十问、略甲、万乘等等。再加上已经认定的孙子佚篇《吴问》、《黄帝伐赤帝》、《四变》等篇目，以及无法辨识的一些篇目，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总篇数已远远超过十三篇，甚至可以说己接近八十二篇。尽管这些篇目内容详略不同，文体风格不一，但其中许多篇的内容都与手抄本《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相吻合。我们可以视其为与《孙武兵法》的原始本八十二篇并行的一个抄本，这是中国古代的“孙武子全韦”，它在起初只能是一部有关孙武的各种文体及不同风格的资料汇辑。其祖本经过韩信至任宏几代人的整理，形成班固所记的“吴《孙子》八十二篇”。新发现的八十二篇本，在篇题的规范和协调方面远胜于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如：《兵情》在《孙武兵法》中为《正衡》，《主客人分》为《己彼》，《五名五恭》为《恭名》，《兵失》为《麟凤》等等。银雀山汉简“兵失”篇的“见敌难服，兵尚淫天地”下脱一简。抄本《孙武兵法》在“见敌难服，兵尚淫天地”下为“而动水火”。两文完全相合。在《孙武兵法》中许多篇目都分为一、二、三，如“宫一”、“官二”、“官三”、“地形一”、“地形二”、“地形三”。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孙子兵法中也发现了“地形二”，在“孙膑兵法”中又发现了“官一”，可以推定银雀山汉简全本中还应有“地形一”、“地形三”及“官二”、“官三”。这一点也可与抄本《孙武兵法》相互印证。说明银雀山发现的不是《孙子兵法》十三篇，而是《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并行本。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及其他孙子佚篇与手抄本《孙武兵法》如此相合，可以肯定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渊源关系。他们可能共同来源于一个更原始的简本，那么这个原始的《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要更早。又由于《孙武兵法》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的差异不大，因此《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成书年代也不会太晚。其形成的时间大致在汉初至西汉末年。

　　当然，我们还必须排除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孙武兵法》是不是后人伪托。八十二篇洋洋洒洒六万多字，即是乾嘉诸老也难以伪作，再者，如此高深幽玄的哲理和博大精深的兵法绝非一般学者所能臆造。它只能是春秋至战国间社会斗争的反映，是和平时期所不可能出现的，是时代的产物。就事实而言，《孙武兵法》的部分内容与银雀山出土的汉初简书相同，这也排除了在银雀山汉简出土以前伪造的可能性。

　　第二，《孙武兵法》是不是在银雀山汉简的基础上编造的。银雀山汉简1972年4月出土，1974年初在《文物》杂志上刊出部分内容，1975年2月出版了第一个通俗本——《孙膑兵法》，1976年12月出版了《孙子兵法》。1985年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迄今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还不具备伪造这样大规模古籍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另据收藏者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抄本确系出自生于清末、民国两位人士之手，而这两位抄录者分别卒于1927年和1972年。他们在世时不可能见到银雀山简本的任何资料。如果此说得以证实，则完全可以排除在银雀山竹书基础上编造《孙武兵法》的可能性。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

　　1．最新发现的“周书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是抄自汉简（或同类珍贵文物）的一部古兵书。这部古兵书与银雀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佚书丛残”及散简的部分内容属同一系统，源于同一部原始的版本。

　　2．《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内容与世传本《孙子兵法》十三篇思想哲理一脉相通，文体风格浑然一体，内容上相互关联，互为注释。应是今本《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母本。

　　3．这部兵法是在孙武及其他古兵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战国时期丰富深邃的兵学成果并在大量托名孙武的兵书基础上，经张良、韩信、杨朴、任宏、刘向、刘歆等人先后“序次”、“捃摭”、“校理”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八十二篇”就是指这部简本。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是我国目前版本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兵法，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一部兵学圣典。具有极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