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是警告还是决定？·第三十八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罗斯福总统深知，他拒绝参加同日本首相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在没有东京事先让步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使谈判破裂。那天他把他的关切打电报告诉了丘吉尔，他总是称丘吉尔为“那位前海军人员”。电报说：“日本的局势当然是恶化了，我相信他们即将北上——可是尽管如此，你我在远东还有两个月的间隙。”他的预言反映了华盛顿和伦敦两地的军事情报普遍一致的看法，认为“一旦苏联的解体看来迫在眉睫，日本人将进占海参崴和沿海各州”。当德国的进军在十二月份的某个时刻威胁到莫斯科之前，预料俄国的局势不会变得严重起来，陆军部收到伦敦十月份的估计是：“日本不会向南进军，除了有可能去泰国，因为南进有同美国和英国发生纠葛的危险，特别是鉴于美国所采取的第一个立场。”
那个立场是建立在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稳步增长的信念上的。陆军的一些计划人员已经把这些岛屿看作决不仅仅只是阻挡日本的一个基地，或者仅仅是可以阻止任何南下进军的强大防线上的一个“关键性基地”。十月八日，陆军部长听到忠告，应该赶快派更多的B－17轰炸机、战斗机、俯冲轰炸机越过太平洋，形成“强大的空军攻势”。以空中封锁和战略轰炸的威胁来阻拦日本人的这个最终目的，看来是重要的。而史汀生热情地抓住了这个报告的结论，“现有的、或计划要派往菲律宾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已经使亚洲地区的全部景象改观。”大型轰炸机不仅给陆军提供了守卫这些岛屿的手段，而且提供了可以用来威胁日本的武器，如果可以说服俄国人出借海参崴的基地的话。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白色大舰队”以来，美国还不曾有过机会挥舞这样有力的“大棒”——或者在陆军部长看来是这样。他作了充分的准备，即使冒把“前沿”设在敌人的疆界上可能招致对方进攻的风险，亦在所不惜。
陆军部十月份的“战略估计“指出，“采取强硬立场可能促成日本投降”。即使发生了冲突，美国陆军也深信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这样还会保证得到某些其他的利益：“如果我们的立场真的导致敌对行动，美国人民的支持将会表现为大大加快工业生产，这种增产不但会保证使我们的太平洋问题得以解决，而且可能还会有利于美国在欧洲战区对英国和俄国的援助。”这个设想清楚地表明，美国军事情报对于潜在的敌人估计过低到了危险的程度，甚至有这种极端傲慢的提法，说容易被打败的日本的六百万吨商船“可以在欧洲战区大加利用。”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海军人员并不十分为陆军计划人员的说法所打动，陆军说什么驻在菲律宾的轰炸机队能在入侵的部队登陆之前就把它击溃，或者说什么俄国人会同意让B－17飞机从海参崴起飞，使日本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实际上，派出数量充足的飞机和部队，使战略威慑力量能守能攻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海军的担心是非常实际的，日本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接着十月十六日传来了消息，近卫政府已经倒台。当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的紧急会议促使斯塔克海军上将发出战争戒备令。所有的海军司令部都接到警报：“局势严重”，而且“日本进攻俄国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日本认为美英两国“应对它目前所处的危急状况负责，还存在日本袭击这两个国家的可能性”。
东条将军受命为首相的消息在华盛顿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设想，作为一个军国主义者，他的内阁必然是亲德的和好战的。格鲁大使报告说，东京打算继续谈判，东条十月十九日又发表了表示和解的讲话，提出愿意“与友好国家促进亲善关系”，在这之后，危机开始缓解了。于是随着为又一轮外交角逐作准备之际，英美两国都加紧努力赶派援军到远东。
不完善的威胁
经过十月二十日战时内阁会议的激烈争论，丘吉尔终于说服了海军部放弃它较为正确的判断，命令“威尔士亲王号”在一艘新的航空母舰的伴随下驶入印度洋，这支舰队将在那里与前往新加坡的战斗巡洋舰“反击号”会合。第二天，史汀生以极其热情的辞句向总统汇报了陆军的轰炸机计划，他称之为“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战略机会……。我们过去二十年间的全部战略可能性（原文如此）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本来无力影响这个地区发生的事，现在突然发现自己有身怀巨大实力的可能性。确实，我们几乎还未曾认识到我们的机会。”他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备忘录指出，正在试探的一个可能性是取得苏联的合作，可以利用海参崴作为“显示美国影响和力量的北方钳形运动的基地”，可以再从这里把B－17轰炸机送往远东，还可以轰炸日本。“以此打开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就决不会不形成巨大的力量，成为对日本的警告又使俄国感到有信心。”史汀生预计，单是轰炸的威胁“就很可能使日本脱离轴心国家”。
陆军部计划局十一月三日劝告史汀生，“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使日本不参战”。有更多的时间增兵菲律宾，使威慑战略升级为进攻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陆军部长已经知道，麦克阿瑟要到四月份才能招募和训练出他所需要的不下十万名菲律宾人（另外还有一万七千陆军部队在等待船只送他们去会合已经在菲律宾的一万八千美国士兵）。截至那时为止，吕宋各机场上只有九架那种大吹大擂的重型轰炸机，另外的二十六架要到十一月份才能送去。但是即使已经计划使B－17飞机的生产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从每月十二架增加到四十架，史汀生自己的笔记透露，他很赞同这样的说法，即使只是建立一支只有一百二十八架飞行堡垒这样的小股力量，也要等到四月份。他向罗斯福保证：“可是即使是这种并不完善的威胁，如果不必立即去与日本作战，也足以制止日本向南进军，保证新加坡的安全，还能得到这种行动的一切彻底改革的后果。”
日本人重开外交谈判（帝国统帅部规定了期限，要在几周之内取得进展），美国政府却决心不妥协，而是尽量拖延会谈的时间。十月六日，史汀生抱着盲目的乐观心情告知国务卿：“我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巩固我们的阵地。”但是由于增兵菲律宾计划的要求又扩大了，陆军部准备同意麦克阿瑟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再完成部署。
所以，看来华盛顿和东京的外交行动时间表是怎么也无法步调一致了。这是在十一月五日就很明显的，也就是在野村大使提出日本的“A”项建议重开谈判的前两天，这时马歇尔和斯塔克提出的联合备忘录告诫总统说，德国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警告说，在菲律宾建立起轰炸力量和充分的后备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可是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决定拖延会谈，碰碰运气——而同时东条首相已经定下了以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实现某种和解的最后期限，使石油供应得以恢复，并且导致与中国国民党人求得解决，东京的不耐烦可以从格鲁大使送交华盛顿的报告和东京给野村大使的指示表现出来。“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里经常出现紧急的说法：“我国人民越来越不耐烦了”（十一月二日）；“局势不允许再拖延了”（十一月四日）；“为签署这项协议（在敌对行动爆发之前，日本最后提出的两次外交建议，称做“A”项和“B”项建议）的一切安排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是绝对必要的”（十一月五日）；“我们已经到了这些谈判的最后阶段”（十一月六日）；“不要再拖延了”（十一月十一日）；“危机已经迅速临近了”（十一月十五日）；“把部队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调到北部是我们冒险作出的重要让步，是为了加快达成协议”（十一月十九日）；以及“由于情况极端严重，（我们）只能最迫切地希望能迅速取得解决办法”（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距东京规定的十一月二十五日这个“绝对不能更改”的期限只有几个小时的时候，总统和国务卿当然知道他们已经没有时间了。“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中提到，日本准备从海路和空中撤出他们的驻外大使馆官员，还有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的指示。十一月七日，野村大使递交了东条内阁的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魔术”小组的报告已经把建议的内容告知了赫尔和总统，虽然总统也认为这项建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国务卿却奉命“调动每一根神经去满足对方，并且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政府已知道“B”项建议是作为短期解决的办法提出的，也知道来栖特使已从东京启程前来，协助在一周后提出这项建议。
“颇为可观的让步”
日本大使十一月十日来到白宫时声称，最新的建议是作出了“颇为可观的让步”，他强调他的政府希望能迅速得到答复。罗斯隔耐心地解释说：“各个国家都应该朝前考虑一百年。”第二天，沃尔什主教来到国务院，说他主张再提出一个和解备忘录。斯坦利·霍恩贝克笑他是“过于天真”。东京十一月十七日告诫野村说，“帝国的命运系于一线”，同时还对他说，“务请加劲战斗”。那天，总统还推迟了去温泉疗养之行，以便参加同野村和刚刚到达华盛顿的特使举行的另一次会议，来栖表示了他的关切，认为太平洋“就象一只火药桶”，但是罗斯福和赫尔似乎更关心使日本放弃它与三国条约的关系，总统提醒他们说：“朋友之间不把话说绝。”
可是，在讨论的过程中，两位日本使节认为，他们发现美国的立场有新的和解味道，并且克尽厥职地报告了东京：“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他们的心思是，在摸准了我们的和平意图之后再作出妥协。”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容易接受要求是由于“注意力问题……美国最近比过去越来越面向大西洋了。”他们说得对。十月底，美国的两艘驱逐舰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先后遭到鱼雷袭击一事促使总统责难孤立主义者，并且竭力主张通过三条重要的修正案，以放宽中立法的限制。修改法律使美国商船得以武装驶往英国港口一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而且还是在总统在电台上揭露了他称之为纳粹占领南美的秘密计划之后。一个英国代表团曾在十一月九日到达华盛顿，洽谈购买正在运往远东的一些重型轰炸机。
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美国要在当时参与太平洋冲突的准备是多么不足。斯塔克海军上将十一月十五日在回复金梅尔海军上将的信中写道：“我们拼死拼活努力出兵，使我们能有足够的兵力在两洋作战。”金梅尔坚持“要多考虑太平洋舰队的需要”。两天前，多诺万的代表约翰·海·惠特尼曾经把丘吉尔关于需要美国干涉的意见摘要用电报从伦敦发来：
（1）我们参战每早一个星期就可以使战争缩短一个月。
（2）选择的顺序：
（a）有美国而无日本
（b）美国和日本都参战
（c）两国都不参战
（d）有日本而无美国（这种可能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所以，事情很清楚，就在日本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期限的前一周，美国的外交活动和军事战略被相互冲突的力量瓦解了。总统不顾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已使美国更向英国靠拢，濒临同德国公开敌对的边缘，因而避免在太平洋摊牌已经是势在必行了。菲律宾的威慑力量尚未形成，战略轰炸机的恐吓在几个月内还不会生效。可是由于有三国条约，美国先发制人，袭击德军或日军，就会点燃两洋战争的战火。这倒不是丘吉尔想象得出的最坏情况，但是对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首脑们却是最坏的情况，正是这些压力迫使美国的对日政策二十年来第一次软化到和解的地步。
十一月十七日在白宫讨论的时候（在东京提出“B”项建议之前），来栖主动建议，总统可以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使他的政府获得较多的时间：“如果日本人现在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美国能否缓和他们的经济压力，达到输送少量的大米和石油的地步……？”当晚，赫尔告知英国驻华盛顿的公使，这个主张“很有吸引力，至少值得一试”。总统和国务院将竭尽一切力量避免卷入太平洋战争，其理由已在财政部长摩根索同一天提出的备忘录中阐明，备忘录的题目是《消除对日紧张关系并确保击败德国问题的探讨》。由他的主要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备忘录提出了获得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条件，使美国可以把它的舰队调到大西洋。备忘录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撤出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分阶段撤出中国，换取美国取消石油和贸易禁运。
总统也重新提出了他早些时候的主张，建议给日本六个月的停战期——“现在提供一些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多”——如果他们不再派更多的军队去印度支那；开始同中国国民党人举行和谈，还有，也许意义最重大的是，“日本将同意不借助三国条约，即使美国参与欧洲的战争”。东京拒绝了来栖有关实行独立政策的建议，担心这样只会造成拖延或破裂。他奉命在十一月二十日提出“B”项建议。尽管如此，赫尔和罗斯福都希望抓住机会，“作不顾一切的努力，期望总能取得一些结果”。国务院的官员们起草了一份临时协议，这不能看作是迁就，但是很接近日本“B”项建议提出的条件，“B”项建议表示愿意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印度支那北部，并且不作进一步的“武装进军”。作为回报，美国将恢复商业关系，并且“按要求的数量供给石油”，还要暂停给中国国民党人的援助，使和谈得以进行。
“公平的建议”
美国临时协议的最后草案规定，在暂时和解的三个月期间，日本可以留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军队限制为两万五千人，关于是否停止给国民党人援助的事却有意含糊其词。但是草案的确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议：菲律宾将作为和谈的地点，美国将不再冻结日本的财产，并且恢复有限制的贸易，就是说，有足够的石油供给民用，但是航空燃料就不够用了。
“临时协议”的这两项主张决不是互不相干的。意义重大的是，看来美国是准备以有限度的放宽禁运和给中国人一些鼓励去同日本谈判，赢得在太平洋再有三个月的和平。如果两国政府希望继续从事外交交涉的话，至少是已经有了这种可能性。东京看来肯定是作了赞同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野村得到通知，最后期限延长四天，改为二十九日；“过了期限事情将任其自行发生”。
正是这项宣告使罗斯福在两天之后产生了悲观语调的起因，这时他电告丘吉尔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公平的建议，但是，是接受还是拒绝自然是日本的内政。我不抱很大的希望，我们都必须准备应付麻烦，可能为时不久了。”同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赫尔同英国、荷兰、中国、澳大利亚各国大使讨论了这项建议。美国临时协议的最后草案用电报发往蒋介石政府，还附上一项十点建议，其中采纳了摩根索的备忘录，明确重申任何长期解决办法所必须符合的严格条件。其中包括，日本承认国民党政权，从中国撤出一切军队，还要退出三国条约。
六个月毫先结果的谈判，以及这位年长的国务卿喜欢一再提到的许多日本背信弃义的事实，使他感到惶惑，即使是取得临时性的和解又是否明智，或者有无可能呢。但是他知道，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时间，以巩固美国的军事地位和战略。对于国务院的强硬路线者，特别是对斯坦利·霍恩贝克来说，这件事的压力并不大，他们担心的是，同东京作任何交易都会削弱蒋介石。霍恩贝克可以抱怨说，海军“在二月份曾要求有六个月的时间，国务卿通过他的谈判使他们得到了六个月时间，现在他们还要再有三个月时间。”拖延时间意味着在一定的程度上迁就日本——以及美国有卷入远东慕尼黑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日本遵守临时协议的任何和解要求，其可靠程度从东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野村的电报看来是大有问题的。电报坚持“B”项建议的条件：“我们要求停止援助蒋介石（还有得到荷属东印度供应的货物，同时得到美国向日本提供的石油）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国务卿对那天的谈判达成的脆弱论点感到担心，在他会见海军作战部长时流露出来。会后斯塔克通电太平洋所有的司令部，发出了又一项警报，“与日本取得有利成果的可能性十分值得怀疑。这种局面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声明和日本海军与军事部队的行动，在我们看来表明，向任何方向发动意外的侵略行动都是可能的，包括袭击菲律宾或关岛。参谋总长看到了这份电报，表示同意，并且要求发出行动指示，通知他们地区的陆军高级军官。需要绝对保密，以免使已经紧张的局势更为复杂，或者是加速日本的行动。”
就是在这种形势紧张和情况不明的背景下，总统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举行了国防委员会每周的例会。会前，赫尔特地把美国临时协议的文本送给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过目。他们也都表示同意。史汀生的记载说：“协议充分保护了我们的一切利益”；虽然他对日本是否肯于接受不抱很大希望，他很看重可以用协议换来的三个月时间，使陆军能完成在菲律宾的部署。这次的讨论持续的时间特别长久，一直谈到吃午饭的时刻。总统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通常的主要话题：欧洲和大西洋战争，他一心关注的是太平洋。他显然非常担心那个五天之后将会到来的期限，以及再过两天之后就有发生突然袭击的可能性——这是从台湾向菲律宾出动袭击需要的时间。根据史汀生的日记，罗斯福说过：“日本人一向有不宣而战的恶名，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么设法使他们陷入先开第一枪的境地，而又不会给我们自己造成太大的危险。”正如陆军部长在记载中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如果美国首先开枪，日本就可以援引三国条约的条款，使美国陷入两线作战，那是美国十分急于避免的。
那天上午的会议可以得出的重大结论之一是，美国的各位领导人现在已经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根据最新的情报证明，日本不是北进，而是准备向南出击。从斯塔克的信看来，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这封信在那天下午紧急送交金梅尔，告诫这位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总统、赫尔和他本人一致认为，“对于日本的突然袭击”，他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从很多角度来说，袭击菲律宾将是我们可能遇到的最为难堪的事……。”这次国防委员会会议最重要的结果，一是美国将继续谈判，二是那个临时协议的安排有多出几个月时间的可能，足以完成一些措施，可以保证，如果菲律宾遭到袭击，也不会使人“感到为难”了。
总统和国务卿都在等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反应，然后向日本使者提出他们的三个月临时和解建议。丘吉尔的回答显然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完全可以预料，蒋介石将反对与他的敌人协商的任何企图。首相表示赞同——而且是极为赞同，在他给安东尼·艾登的十一月二十三日备忘录里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重大利益是：不要再发生进一步的侵犯行动，不要战争，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战争了……，我必须说，我会感到很高兴，如果我得知美日协议已经达成，这样一来今后三个月内，我们在远东的处境决不会比我们目前的处境更糟。”丘吉尔最关心的事，同罗斯福一样，就是加强兵力以威慑日本，他无疑是想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驶过印度洋前往新加坡而没有答应过会有的空中掩护。本该随同两舰前往的那艘航空母舰已在西印度群岛搁浅，现在已经在拟定计划，派出接替的航空母舰，以及更多的战舰，以便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底以前能有一支相当可观的舰队准备就绪，可以保卫马来亚。
可是，首相只给总统送去一个小心谨慎的答复。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就寝之前把信发出——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细心指出的那样，虽然信件是第二天凌晨送出的，但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早餐时间才到达华盛顿——信中写道：“当然，这件事应该由你来料理，我们肯定不希望再增加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样了？他是不是已不思饮食了呢？”
丘吉尔倒是有意对美国努力与日本取得和解表示赞同，但是蒋介石却通过所有可以利用的渠道高声表示强烈的抗议。赫尔深感不快，他听说有“无数封歇斯底里的电报打给各位内阁官员和政府的高级官员，而不是给国务院，有的时候甚至不去理会总统，这是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便闯进了一种微妙的局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坚持他的要求，定要“美国宣布，如果日本军队撤出中国的事不解决，就不能考虑禁运或冻结的问题”。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他曾接见中国大使辟谣，据说蒋介石的美国朋友向报界散布谣言，说是“姑息”的事即将出现。胡适得到坚定的通知：“我们的建议将解除日本在印度支那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威胁，其中包括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外加菲律宾和橡胶与锡的贸易航线。”国务卿的生硬态度并不暗示他将接受劝阻，至少不会因为蒋介石誓死反对而设法妥协，而这些反对并没有考虑到关系更大的问题。赫尔强调那九十天的期限，他还坚持认为，“我们可能在那个期间让日本得到的一定数量的较为低级的石油产品，并不会使日本的战争准备和海军力量有多少可观的增长。”赫尔警告说：“我们可以取消这项建议，但是必须有个谅解，万一日本向南进军，不能指责我们未能派遣舰队进入印度支那附近地区和日本领海。”这种怨言反映出他在昨天的会议之后感到的愤懑，会上那些人使们显然指望美国“愿意采取军事行动，率先保卫整个地区”。一九三一年日本人把军队派往满洲时，他的前任曾经拒绝过这种做法，赫尔本人在中国的战事扩大时也曾多次反对直接卷入。到了一九四一年最后的一个月，美国已经濒临对德作战的边缘，促成太平洋冲突既不是他的政策，也不是总统的政策。
因此，赫尔、显然还有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已经完全下定决心，着手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设法赢得时间。亨利·摩根索表示反对，他为蒋介石的姻兄宋子文的一些刺耳的话所激怒。内政部长伊克斯也会始终反对使“钢铁般的坚定”有任何松动，他认为这是唯一能得到日本尊重的政策。重要的是，一直到后来他才得知有这个临时协议，当时记录上写着，他接下去说，他本来会辞职，然后指控总统的绥靖行动。以令人生畏的霍恩贝克为首的国务院持强硬路线的官员并不讳言他们对此不同意。显然有这样的危险性，美国被迫改变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不妥协政策去作一笔交易，最后将证明是同一九一七年的蓝辛－石井协定一样的调和退让。罗斯福和赫尔当然很清楚东京的强硬语调，因为他们从“魔术”小组截获的材料中窃听到了一切。
“对美国政策的一个相当全面的谴责”
尽管华盛顿表现出悲观情绪——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中都细心加以强调——认为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同日本取得暂时和解是不可能的，但却是美国单方面决定放弃寻求临时协议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秘密报告说：“总统和赫尔先生……都充分意识到他们所干的事。”他们曾多次受到约瑟夫·格鲁大使的告诫，日本已被推进外交绝境，战争是它唯一的出路。这肯定是英王陛下当时驻东京的大使罗伯特·克雷吉爵士的看法，他的报告（是他离任回国后才归档的）使得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认为，这是“对美国政策相当全面的谴责”。卡多根在他那份引起争议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若是当初能够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同日本取得妥协，包括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南部，对日战争本来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看法重申了美国驻东京大使的电报和报告，但是丘吉尔认为这些意见很逆耳，当克雷吉的报告终于在一九四三年九月流传开来后，他曾设法加以压制。首相指出，“这是一份非常古怪的文件，也是一份应该认真保密的文件”，显然他是担心，由于提出罗斯福或许在某个方面对加速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一事，对英美关系可能造成损害。“对所发生的事情比这个文件更加片面、更加亲日的说法，我以往简直未曾见过……。”他还把同日本的决裂写成好象是十足的灾难。“……（其实），日本袭击美国，因而使美国全力投入战争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这种和解是否实际可行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决定放弃临时协议的是美国——从而使太平洋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更引人入胜的正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间到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当晚科德尔·赫尔（从一切可以得到的证据来判断）显然打算在上午十时向日本人提出美国的临时协议文本。后来，在二十六日，他在电话中同陆军部长交谈时宣布，他“差不多已经决定”不提出休战建议，“而是把事情全部推翻——去对他们说，他根本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了。”
从后来发生的事件来看，证明这项决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相信那些有关的人批准留给后代人的文本，那么看起来应该认为，这件事是发现了日本人口是心非之后的愤怒反应。究竟是哪一件证据促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猛然彻底改变了主意，决定切实做到断绝外交交涉，从而危及美国的全部军事战略，还始终是人们猜测的问题。
新的证据出现了，国务卿和陆军部长作的解释原来已经为人们所接受，现在又投上了疑云，在作出决定使袭击珍珠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上，他们两人都是工具。
十分有趣的是，他们两人的说法在侧重点上也有重大的不同。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出，促使他重新考虑的是丘吉尔夜里来的电报：“首相想知道，蒋委员长在临时协议中是否只得到‘极少的一份’。他说，中国是使他担忧的原因，中国一旦溃败必将大大增加我们的共同危险。在同国务院商讨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得出了结论，我们应该取消临时协议。而是应该只向日本人提出十点建议作为总的解决办法，临时协议本来就是这个解决办法的先导。”至于构成赫尔作出决定的其他因素，他举出美国的舆论；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要么是不赞成，要么是懒洋洋的”反应，以及“日本同意临时协议的希望不大”。
丘吉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竭力设法缩小他对影响这项决定可能起的作用。他在一九五○年写道：“我知道这种想法具有的危险性，说是‘英国人设法把我们拖进了战争’。因此，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它应该归属的地方，也就是交到总统手里。”他还坚持：“我们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十点照会’，这个照会不仅满足了我们的愿望和有关政府的愿望，而且的确还超过了我们敢于要求的一切。”使人感兴趣的还有，他声称英国政府必须依靠美国人送来的“魔术”小组截获文件，这些文件“是向我们转述的，但是必然要延误时间——有的时候要迟两三天——我们才能收到。所以我们并不是随时都知道总统或赫尔先生知道的全部情况。我倒不是埋怨这件事。”
十一月二十六日早晨亨利·摩根索来到总统的卧室时，总统究竟知道多少情况则是一件大可猜测的事。罗斯福显然刚刚收到了某些使他大为震惊的消息，因为“他不曾动过他的咖啡。当科德尔·赫尔来到时，他面前放着腌鲱鱼，正要开始吃鱼。他同赫尔说着话，一面试着用餐，不过等到他讲完了话，饭菜已经凉了，他并没有吃。”罗斯福显然答应过赫尔，他将会见中国大使和宋子文，“使他们冷静下来”。
亨利·史汀生的日记表明，是他那天上午打的电话使总统感到极为惊愕。陆军部长说到前一天的下午他怎样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开完后回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军事情报局（G－2）负责人的一份文件已经送到。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有五个师从山东和山西来到上海，从上海登船——有三、四十艘或五十艘船——有人在台湾以南看到这些船。我立即找到赫尔，告诉他这件事，并且把G－2文件的抄本送去给他和总统。”
总统据说是没有收到他送的抄本。但是史汀生第二天早晨打电话问他“是否已经收到我头一天晚上送去的文件，是关于日本人从上海南下去印度支那开始新的远征时，他怒不可遏——可以说是跳到半空中去了——他说，他没有见到文件，又说这件事改变了整个局面，因为这是日本人没有诚意的证据，他们一面谈判全面休战——全面撤军——一面却又派这支远征军南下到印度支那。我对他说，这件事实是G－2和海军机密情报局送到我这里的，我立即把昨夜送去的文件又备了抄件，并且派遣专差给他送去。”
这种说法（把日本人言行不一的证据说得这么具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没有送到白宫呢。头一天下午信使在去白宫途中出了什么事？难道总统府的工作人员竟把应该属于急件的信件弄丢了？如果这件文件是象史汀生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包含着这么惊人的消息，那他为什么没有立即同总统通电话呢？答案也许可以从赫尔对他那天下午打的电话的反应中找到。史汀生并没有记载说国务卿“怒不可遏”——而赫尔的田纳西州人的炮筒子脾气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对日本人的不耐烦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相反，他对那天晚上发生事情的记载并未提到收到日本人言行不一的惊人消息，这个消息本来会使他对中国大使的请求更表同情。
把事情全部推翻
罗斯福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曾经收到过某种惊人的情报，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有关临时协议的政策而论，能促使赫尔“把事情全部推翻”，情况当然是糟透了——如果没有总统的同意，他显然决不会作出这个决定，不论他内心对丘吉尔看重蒋介石的抗议感到多么刺痛。
现在可以颇有几分把握地断定，的确重要的并不是史汀生的报告。那份“失踪”的文件已经在最近解除保密规定的陆军部长机密档案中发现了。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五日，《致总统备忘录》，题目是《日本船队驶向印度支那》，谈到有一支“十艘到三十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结集在“上海以南的扬子江口附近”。船队载有一支估计为五万人的日本部队。史汀生说得十分清楚：“军事情报局有关的军官们认为，除非我们收到其他的消息，这种事多少要算是正常的调动，也就是说，是他们事先通知过维希政府的合理后续行动。”
报告一次“多少要算正常的调动”，又是已经从六周前“魔术”小组截获给维希的电报中预料到的行动，不会是那种日本言行不一的大暴露，使得哪怕是道貌岸然的赫尔也跳了起来——当然更不必说很是深沉持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了。史汀生的日记说得好象是炸弹般的东西，经过检查证明只不过是一枚受了潮的炮竹而已。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的综合估计显然已随信件送到白宫，其中也没有什么惊人的透露。其实，这是英国密码无线电报的正式文本，在四天前从伦敦发出时被陆军情报局截获。破译（截获的英国秘密信件！）的副本在二十四小时之前已送交国务卿，用的标题是：“为了保护情报来源，不要向英国人透露你收到过下列材料。”这是一个事例，陆军部的先生们可以事先看到“别的先生的信件”而感到心安理得。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英国情报机构对东京意图的一致看法是：“日本将作最后的努力求得同美国达成协议。有关是否采取动用主要力量的侵略行动的决定，要在会谈失败之后作出。”他们的结论是：“如果作出这种决定，泰国可能将是第一个目标，是在重大的冲突中招致危险性最小的……。对俄国采取行动很可能要推迟到俄国在远东的地位遭到严重削弱之后……。中国的战事在与美国没有总协议的情况下将继续下去……。早日向缅甸公路发动袭击是不大可能的……。”
陆军部长看到这些材料一定感到十分放心，也会使国务卿解除忧虑，他担心继续谈判将威胁到中国人。至于总统有什么反应就只能推测了——因为这两个文件在送到罗斯福的办公室之前肯定并未遗失。总统的心腹助手、机要秘书埃德温·沃森少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把这些文件退回陆军部，前面附有他的措词极为隐晦的短函：
亲爱的部长先生，
随函送上英国人的估计和您星期二下午送呈总统的报告原件。
我们是在一位极其显赫的先生衣服内层的口袋里及时发现这份文件的。
我是您十分忠诚的
“老爹”·沃森（签字）
人们很难相信史汀生的说法，他说他那封谈到警卫森严的“魔术”小组材料和内中有截获的英国情报的绝密信件并没有送到收信人手中——特别是由于信件是总统最信任的助手、主管他在白宫的私人办公室的人退回的。因此可以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这位“极为显赫的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自己。
这种猜疑还有进一步的道理，因为原件以及那封奇怪的短函并没有归入史汀生的白宫公函档案。不知是事出偶然，还是由于另有考虑，这两份文件都埋藏在有关菲律宾的数量庞大的一般信件中间。可是，陆军部长与总统的往来信件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档案里却有第二封信用复写纸打印的副本。信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信中告诉罗斯福，他随信附上“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向南推进的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英国方面的估计。史汀生很细心地为文件加了注释，“这份文件己把原来的口头材料大加压缩。”把这两个备忘录作个比较，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他试图加上这一行字来增强第二个备忘录原有的紧迫性。“后来收到的报告表明，这项行动已经付诸实行，有人在台湾以南见到了这些船只。”可是陆军部长显然是在那天上午与军事情报机构通过电话之后匆匆写下的记录中，他明确地写道：“自从这五条船的船长上次从上海发来报告后，未收到过各位出海船长新的直接报告。”
而且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信已经加盖印章归档，原件是奎克中士的手笔（填写的），还细心地加上收信的时间是十二时二十分。在这份文件的上端有铅笔写的附注，“要看全份材料（？）请看白宫档案”。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非要说总统未曾收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件呢？其中透露的只不过是日本人在执行预定的行动计划这种并不十分惊人的消息。史汀生传递同一情报的电话和副本在送到后的当天就被退回了——这些消息促使人们放弃为同日本人达成协议而作的任何进一步的企图应该是很惊人的——说明这么做很可能起了方便的伪装作用。显然，假如陆军部长有关那一天的事情说法能够成立，就不会有这封信的两个副本仍然留在总统的档案里了。史汀生认为这些文件特别重大，从这些文件被深藏在他的最机密的档案菲律宾文件的卷宗里而得到证实。可是他的“公务”日记里关于罗斯福如何“勃然大怒”的事是在一九四六年国会提出珍珠港事件报告时才公之于众的。
于是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统和陆军部长编造了一个似乎有道理的故事，用来隐瞒那天早上送到总统早餐托盘上的那份情报的真正性质和来源。既然史汀生的说法特别与据说是一份未曾投递的某个报告的情况密切相关，就说明对从陆军和海军渠道得到的、可能说明日本意图的其他情报就更不受重视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入侵泰国的行动在即；同一天有消息说，看来是运送部队的船只在台湾南部集结，而前一天荷兰的一艘潜艇发现一支远征部队乘船向帕劳群岛驶去。
看来史汀生的信件，或者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的情报总览，都不大可能竟会成为足以促使总统作出惊人反应的有效推动因素。几个小时之前，袭击珍珠港的部队已从他们在千岛群岛的秘密会合点驶出，但是由于他们严格遵守不得使用无线电台的规定，他们这次的日本作战计划的开头行动不可能——也的确没有——被美国的监听站发现。已经得到的证据表明，日本部队继续南移，但是前进的速度可以预料是不会过分惊动美国的军事分析家的。荷兰的潜艇经由伦敦提出的报告作的解释说明了这一点：“有关这种行动的方向或实力尚无明显的迹象，情况必须加以监视。”
的确，这两项临则建议的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制止日本有任何进一步的南进。所以，凡是能说服总统和他的国务卿“把事情全部推翻”的事，必定严重到足以使他们相信，避免冲突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他们那天上午得出的结论是，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而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就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决定放弃为取得三个月的和解而作的任何谈判努力了，这种和解肯定会被人们指责为姑息，而且在日本发动攻击时削弱美国政府，甚至使政府丧失信誉。
因此，如果推断，不论总统那天上午得到了什么消息，都必然是某种正面的战争警告，这是合乎逻辑的。再者，消息一定十分明确，绝对可信，来源可靠，而且是通过完全秘密的渠道传给他的。关于也许能指出消息可能的来源和渠道的线索，可以从威廉·斯蒂芬森的叙述中找到，他是英国当时在美国的秘密情报网的负责人。总统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上校把已经放弃试图达成临时协议的消息告诉了他。斯蒂芬森便在第二天电告丘吉尔：“对日谈判己经停止。”还说：“各军预计在两周之内即有行动。”
罗斯福委托自己的儿子作他与斯蒂芬森之间的中人，丘吉尔称斯蒂芬森为“无畏者”。他是首相和总统之间交换绝密情报的沟通渠道，那些情报是不能用通常的渠道传递的。看来他经斯蒂芬森的手转来了答复，据说是因为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到弗吉尼亚州去了，这说明总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收到的不论何种战争警告，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丘吉尔的。
“明确的证据”
从已经公布的记述，或者是迄今可以看到的首相文件中都没有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提出警告的来源。只有丘吉尔自己的一个叙述，看来他在其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说明，甚至否认他前一晚发出的电报曾打算影响美国的决定。他还离开主题，否认英国人能及时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最新情报，甚至就在他们用自己的“魔术”情报机器破译日本的外交信件的时候这样说，而且从英国的官方历史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在窃听日本帝国海军的作战密码方面，也比美国人更有成就。
十分有趣的是，丘吉尔费尽心机试图使自己远离美国作出的决定。当人们考虑到，这两个国家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何等密切相关，特别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举行了大西洋宪章会议以后，好奇心导致了怀疑。而且如果你查阅了在公共档案局内的首相文件，疑心就会更重了。在卷宗PREM3（里面是丘吉尔最机密的战时情报简报）的第二五二册关于一九四一年日本局势的材料已经公开了，其中有一个使人好奇的短缺部分，有关十一月份全月发生的事件的第五分册都不在内，上面标有官方的最后定论，“保密七十五年”。
仍然封存在伦敦的这批文件是否隐瞒了首相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两周转给总统的有关战争警告的详细情况呢？根据这个新的证据，有关史汀生和官方对美国为什么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如此突然引人注目地改变了对日政策的说法必然会引起疑问，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确有隐瞒。那天白宫的确收到了某种战争警告，这是金梅尔海军上将所深信不疑的。是否有人告诉过他这件事却不大清楚；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国海军举行调查会议期间，他的确曾设法肯定有过这种警告。七月二十九日那天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证词纪录表明，这位前太平洋舰队司令作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查明人家不让他知道的具体情况”。
金梅尔在调查时问斯塔克：“你是否记得，在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或者是在这天的前后，你曾收到过海军情报局的情报，说他们有明确的证据，日本打算向英美两国发动进攻战？”斯塔克拒绝回答，声称这是国家机密，军法官也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直接调查的范围。法庭判定，此事系不得公开的情报，而意义重大的是，这件事既未得到证实，也不曾加以否认。
金梅尔海军上将第一个公开提出，十一月二十六日曾经收到过明确的战争警告，这是极为重要的。那个战争警告究竟是什么，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史汀生“丢失了”的备忘录必然对一直为人们所接受的说法提出极大的怀疑，这种说法是以上海的调兵报告、赫尔因无视蒋介石的反对而于心不安，以及丘吉尔对临时协议的反应冷淡作为解释的，可是，在新的证据支持下，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论警告采取什么形式，都一定被看作是进攻在即的无可辩驳的证明。除非情报是由接近日本内阁、宫廷或军事指挥部的可靠人士透露的——可以作这种设想，但是却不大有此可能，因为能作出开始敌对行动决定的御前会议是十二月一日才召开的——足以使伦敦和华盛顿的军事分析家们相信的唯一其他情况来源只能是作战计划本身的确切细节。
的确，看来这也是最有可能的来源，因为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的作战命令是十一月份第一周下达的。从使馆武官的信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些计划散发的范围很广，主要的大使馆如驻曼谷使馆都收到了副本。因此，到了十一月份的第三周，知道日本的全部或部分巨大军事机密的人数增加了几千倍：海军第一号作战命令散发了七百份。究竟是心怀不满的日本人走漏了消息，还是外国间谍获得了全部或部分作战计划，仍然是任人猜测的事。这个重要的情报又是经由什么途径到达伦敦的，也靠猜测。荷兰人也跟英国人一样，在远东保持着四通八达的情报网，中心目的在于他们广泛的商业利益。荷兰皇家海军的潜艇一直监视着日本的航运。苏联的谍报人员参与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左尔格的间谍网暴露了还不到一个月，这个情报网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情报，证实日本决定向南推进。这个情报使他得以在德国发动最后的攻势之前撤出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几个师的兵力，调去保卫莫斯科。
据文件记载，袭击珍珠港的详细计划——“Z号行动”——由于战争结束时日本实行的销毁计划，没有一份得以保存。可是十分有趣的是，在最近取消保密的文件里，有一份山本的第一道作战命令几乎是全文的译本，其标题是：
联合舰队第一号绝密作战命令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五日佐伯湾“长门”旗舰上
第一四五号文件
联合舰队总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共发七百份
联合舰队对美国、英国与荷兰的作战行动将遵照附册的规定行事。
这份五十四页的文件从附注上看，显然是从十一月十七日修订过的原件翻译过来的，规定了夺取东南亚的目标、行军和通讯联络办法：
帝国预期对美、英、荷的战争将爆发。当作出决定完成全面作战准备时，将发布命令确定作战行动开始的大致日期（Y日），并宣布“战争的首次准备”……。
其中还有同一天颁发的联合舰队第二号绝密作战命令，说明“Y日将是十二月八日”。日本海军的作战计划提出简明的主要目标如下：
1．在东面，美国的舰队将遭到摧毁，美国的作战路线和到东方的补给线被切断。
2．在西面，英国马来亚将被占领，英国到东方和到缅甸公路的补给线被切断。
3．在东方的敌军将被歼灭，作战基地被攻占，富有自然资源的地区被占领。
4．战略地区将被攻占和扩大；防御工事将加强，以便建立长期性的作战基地。
这份文件接着列出了准备参战的部队，以及攻克和占领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和缅甸，并且夺取美国在关岛和威克岛的前哨等各项作战计划。最说明问题的是，唯一提到夏威夷的地方是一张组织系统的图表，表上详细列出称做“出击力量”的一些目标，这支力量将在驶出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后，“根据敌人的形势准备采取适当的行动对付美国舰队”。在这一项下，隶属第六舰队的这支“远征军先头部队”的目标有明确的规定。潜艇部署的位置显然是使它们“能够观测和袭击在夏威夷地区的美国舰队。能够对通往珍珠港的水道发动突然袭击……。在出击力量（X加3）对夏威夷的突然袭击结束之前 [ 注：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 ，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将听从出击力量司令的指挥。”
除了潜艇的作战行动外，可以看到并没有提到对珍珠港的全面出击——只是泛泛提到出击力量将对付美国舰队。所以如果山本的第一号秘密作战命令的全部或一部曾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落入英国或美国手中，就必然会提供毫不含糊的证据，说明日本准备象预计的那样，袭击马来亚和菲律宾。但是文件没有明确提到，以袭击珍珠港作为联合舰队作战计划的基础到何等程度。迄今尚未在纪录中找到这份文件的日文原件，也没有找到任何标记，说明这份作战命令的译文（第一四五号文件）是在哪一天到达美国人手里的。虽然并不能证明实际上这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收到的战争警告，但是确有这样一份文件，其中对夏威夷受到的威胁程度又未作明确的阐述，却很符合这样的假设：文件的内容非常可能就是日本变卦的证明，使得总统在那天上午感到如此震惊。
英国人知道些什么，以及他们究竟知道多少，在发现更多的证据之前，就只能全靠猜测了，但是看来丘吉尔肯定能够把日本的袭击已经定在十二月第一周末尾的事转告罗斯福。从“魔术”小组所揭示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个最后期限，以及出击力量从印度支那和台湾出发到达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所需的时间来看，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证实的。作一次战略推断就可以看出，在征服荷属东印度以前，这些地方将是要攻占的第一批目标。推断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白宫的秘密证据是否表明珍珠港也包括在日本的宏伟战略之内，要比推断罗斯福至少一定知道战争计划开始执行的日期需要大胆得多。
就象下棋的人突然意识到他离败局只差一步棋了那样，总统发现英美两国用以对付日本的威慑战略已经瓦解时，一定大吃一惊。能够逃避战争的唯一道路就只有听命于外交讹诈了。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日本准备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出击，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即使人员和装备已经早有准备，也不能把援军赶送到太平洋彼岸了。能够在菲律宾有足够的轰炸机威胁日本本土还需要再有三个月时间。使用舰队发动任何先发制人的袭击要冒的风险过大，有可能使国家分裂，因为孤立主义者会指责罗斯福有意策划这个行动，使国家参加对德作战。
战争警告
一定要让日本人先开第一枪；总统和他的军事首脑们能做的事只有准备应战，并且在剩下的不论多少时间里，动用每一架可用的轰炸机加强菲律宾。这就是占用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参谋长会议时间的两件紧急的要事。马歇尔在会上报告说，日本人“不久就要放手大干了”，还有虽然他不十分有把握，但是“总统和赫尔先生预料菲律宾可能受到袭击”。他们现在必须作出决定，在料到谈判将破裂，而“不一定意味着宣战”之时，应该作些什么指示。在这次应付危机会议的逐字逐句记录里还有另一个暗示，马歇尔对总统只让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知道的秘密战争警告必然是知情的，他说：“我们知道的很多事情，日本人并不晓得我们已经知道了，而且我们熟悉他们的计划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程度已显然表明，菲律宾即将受到威胁，因为马歇尔坚持，麦克阿瑟将军应在“出现战争状态之前”就得到公函的“指示”（而不仅是“希望”他）“从事这种侦察和采取你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这些事情均由你定夺”。记录上还写着，这是为了给麦克阿瑟决断权，可以“袭击有威胁的船队”，以及开始穿越日本领空的飞行，即使他的飞机遭到了射击。马歇尔在得知B－24轰炸机二十四小时在西岸待命起飞，经由中途岛和威克岛去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侦察时，他对阿诺德将军说：“我会说，去吧。”
他们最迫切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为外加的四十八架B－17飞机准备横渡太平洋的长距离飞行提供直接保护。作出的决定是要求海军运送战斗机中队到威克岛和中途岛，因为由海路运送陆军飞机中队需要的时间太长了。马歇尔准备同意，“在换防的部队到达之前，夏威夷将不剩下什么兵力”，这件事本身看来就表明，他得到的有关日本作战计划的情报并不包括袭击珍珠港。这位参谋长得出的结论是，这四十八架飞行堡垒一旦到达菲律宾，“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就过去了”。他的信心不仅建立在这些轰炸机上，而且还建立在载有更多战斗机和部队的船队上，这支船队此时已经驶过关岛在前往马尼拉的途中了。
那天下午国务卿会晤了日本的使节，他只提出了十点建议，没有提到临时协议。来栖看罢这个严厉地重申美国原则的文件，断定“他的政府多半会感到绝望”。总统预计到东京的反应，他向美国驻菲律宾的高级专员发出警告，说明他预料“不日将发生某种性质的侵略行动”，这些岛屿会受到威胁；而且他认为，“日本的下一步侵略会引起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敌对行动”是有可能的。
第二天，总统要会见东京的两位大使，他们希望为达成临时协议作一次最后的努力。那天早上，国务卿十分坦率地对史汀生表示，不会有希望了：“我对此事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事情由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经手了。”霍恩贝克显然不曾得知有战争警告的事，他那天还向赫尔提出一份备忘录，预料日本不会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开战的可能性为五比一，到一月十五日则是三比一，到一九四二年三月是一比一——后来他很后悔自己的“想入非非和没来由的预料”。军事情报局那天报告说：“很显然，日本人已经完成了在东南亚采取进一步侵略行动的计划”，但是尚未决定是否首先向泰国发动任何进攻，还是先向马来亚、菲律宾或荷属东印度出击。
认为日本也许还在犹豫的念头促使马歇尔和斯塔克联名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备忘录中劝告总统：“只要符合国家政策，我方应该避免贸然采取军事行动。”他们指出，从上海撤走海军陆战队的船只正在驶向马尼拉，另一支陆军船队已在关岛附近，另外还有二万一千名部队定于十二月第一周从美国启航。他们强调麦克阿瑟的部队在阻止日本人前进方面可以起的重要作用。他们还强调，“这支增援部队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到达菲律宾”是多么重要。由于他们认为日本最可能采取的下一个行动是入侵泰国，他们敦促总统在采取军事对策之前取得英国和荷兰的同意，向东京提出警告。
那天早上在电话里同罗斯福讨论局势，足以使斯塔克相信，金梅尔海军上将在珍珠港的戒备应该加强。“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是他也同意的，就是我们应该向他（金梅尔）发出最后戒备令；就是说，他应该准备应付任何袭击。”发出的电报开头就说：“本电应视为战争警告，就稳定太平洋局势与日本举行的谈判已经停止……。”但是金梅尔认为夏威夷并未受到直接威胁，因为海军作战部长曾附加了最新的情报估计，认为“菲律宾、泰国或者是克拉半岛，也可能是婆罗洲”大概是日本人的目标。
最后用无线电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结尾的一段话是马歇尔在前一天同意了的侦察指示。谈判已经破裂了，他得到的指示是：“随时都会发生难以预料的，但是却必然是敌对的行动。”准许日本人首先采取行动，但是这“决不应该，重复一遍，决不应该看作是限制对菲律宾的保卫取得成功”。麦克阿瑟的反应是命令B－17飞机分四批飞往棉兰老。到了那个地方，这些飞机就处在以台湾为基地的轰炸机航程之外了。由于B－17飞机的航程最长，可以遵照麦克阿瑟作战计划的命令回击，去袭击“在可利用的基地战术行动半径之内的日本部队和设施”。他的空军司令布里尔顿将军最终将会把重型轰炸机的一半力量派往南方，因为他显然关心下一批四十八架飞行堡垒的到来将会过于加重仅有的两个可以使用的机场设施的负担。
陆军部已经遵照麦克阿瑟的要求，把对日本采取战略轰炸攻势的目标图送出，但是还没有就使用海参崴基地的问题同俄国人达成协议。六天前，马歇尔主张对“人口稠密的日本城市实行普遍的纵火式的袭击，焚毁木屋纸窗结构”，被劳伦斯·库特将军的一纸报告打消了。他是陆军航空兵部队最杰出的人员之一，经他指出，即便有了可望在四月份到达菲律宾的一百六十架到一百七十架重型轰炸机，用来摧毁六百个工业目标简直算不上是“强大的空军”。他提醒参谋长：“在‘胜利计划’中曾经规定，保证摧毁一百五十四个工业目标，大约需要八千架轰炸机。”
“在麦克阿瑟的心目中，对于需要做的事情有极为明确的看法。可是，事实仍然是，要想立即执行这项计划，既无设备，也无资金，又无已经组织起来可以利用的人。”这是布里尔顿在十一月第三周关于菲律宾防务的不足状态作的现场估计。华盛顿各位将军的黄粱美梦（对日本发动空中攻势）在布里尔顿刚一到达马尼拉时就显而易见了，他看到机场不敷应用，“没有P－40飞机的备件，至于说到飞行堡垒，就连一个备用的螺丝帽或垫圈都没有”。麦克阿瑟与亚洲舰队司令哈特海军上将长期不和，哈特担心陆军方面的行动“大大超出它的作战计划”。哈特要求控制对于自海上来袭的日本舰队发动任何空中作战。麦克阿瑟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同意的”，他否认轰炸机的行动是对海军的支持，因为他在十一月七日的回答里尖刻地谈到，“‘舰队’一词不能用来称呼构成你指挥下的水面舰只的那两艘巡洋舰和一支驱逐舰队。”
当日本进攻的威胁增加后，斯塔克不得不同马歇尔一起直接过问，以求恢复两个司令部之间的合作。从陆军部长十一月二十二日决心取得总统的批准自夏威夷运出芥子气炮弹一事来看，陆军部对菲律宾防务处于毫无准备的无望状态已经是清楚的。海军作战部长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向金梅尔海军上将说到下面这番话时，他对情况并未掉以轻心，他说：“从许多角度看来，向菲律宾发动进攻将是我们所能遇到的最难办的事情。”
在丘吉尔十一月三十日的电报里，日本部队即将出击的事在他的心目中占最重要的地位，电报建议总统致函天皇指出：“日本的任何进一步侵略必将迫使你向国会提出最重大的问题。”罗斯福拒绝了这个呼吁——那是暂时的——但是赫尔和国务院却在努力工作，在三天之内为总统起草了讲稿。稿内不时把日本比作纳粹德国，并且许诺要在“欧洲和亚洲的自由国家为保护自身反对希特勒主义”而作的努力中尽一份力量。总统将告诉国会：“我有充分的信心，由于我们奉行这种方针，任何人可能向我们发动的任何袭击，我们确有应战的能力。作为总司令，我已向我国在远东的部队下达了相应的命令。”
总统已经知道他再也不需要发表这篇讲话了。“魔术”小组截获材料的内容显示得十分明白，日本正在加快步伐走向战争。柏林和东京之间的往来函件提出了最明确的警告。十一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对日本的两位使节说：“我们准备继续保持耐心”；可是第二天，他们驻德国的大使就得到东京的通知：“谈判实际上将在两三天内中断。”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又得到这样的通知，并且奉命向希特勒提出警告：“现在有极大的危险，战争将通过某种武装冲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日本之间突然爆发，而且这次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的设想都要到来得更快。”在华盛顿的使节一再得到通知，不要放弃谈判，但是日本的部队显然已经在向南推进，而且正在竭尽全力以求确保德国人会履行他们在三国条约中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即使是日本先动手。东京正向各有关驻外使馆发出指示，要他们销毁密码本，并安排人员撤退。美国和加拿大全境的日本官员得到通知，要他们定购将在十二月第一周从西海岸启航的航船船票。
罗斯福的绊索
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魔术”截获的材料已经使国务卿有充分的理由警觉起来，使他劝告总统中断他感恩节去温泉的旅行。罗斯福在十二月一日中午回到白宫后，与国防委员会举行了紧急会议。这时消息已经传来，日本人在曼谷与泰国政府专心地进行谈判，谋求为他们进军马来亚扫清道路。从史汀生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华盛顿关心的事显然仍旧是如何设法使日本先开第一枪。总统担心的是，如果日本人进攻马来亚而不同时袭击菲律宾，将使他对丘吉尔的秘密诺言难以实现。因此他指示斯塔克海军上将，要使海军做到，实际上是设置一条横贯中国南海的绊索。
那天下午，海军作战部长向在马尼拉的哈特海军上将发出无线电报：“总统指示，下列的事要尽快办到，如果有可能，最好在收到电报后两日之内办到。”哈特奉命“派三条小船去作‘防务情报巡逻’。为表明是美国的战船，最低的要求是，由一名海军军官担任指挥，配备一挺小型机枪。可以雇用菲律宾船员，加上尽可能最少量的海军士兵。去完成的任务是，观察并用无线电报告日本人在中国海西部和暹逻湾的行动……。”
侦察行动根本不是这次古怪使命的目的，因为哈特海军上将在收到十一月三十日的命令批准他的行动之前五天，就主动派出海军的PBY巡逻飞机到集结在金兰湾的日本侵略舰队的上空侦察了。这项行动是总统特别批准的。斯塔克对哈特说，海军的飞机“在接近该处时一定不要看上去象是在进攻，但是如果遭到袭击，必须自卫”。而且罗斯福还对放在瞭望线上准备牺牲的船只所在的位置做了具体规定。据他建议，其中的一条船将是亚洲舰队的官方游艇。十二月三日，哈特海军上将伤心地看着古老的“伊莎贝尔号”向马尼拉湾驶去，预料他此后再也见不到他的“假日旗舰”了。两天以后，当日本的巡逻飞机在离印度支那海岸不到二十二英里的地方看到这条船后，哈特决定把“伊莎贝尔号”召回，因为帝国海军显然已经不会上钩了。在后方的甲美地海军基地的两艘纵帆船“兰尼凯号”和“莫利·穆尔号”已经在为执行准备牺牲的使命作好准备。船上配备了一门加农炮和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机枪，还有一台不能发报的电台，以及菲律宾船员，他们很高兴能有机会穿上美国海军军装。该船船长肯普·托利上尉那天早上正要出海，消息传来，日本人已经袭击了珍珠港。
虽然实际上那条绊索并未建成，但是罗斯福在十二月一日发出命令后却信心十足，如果再发生一次牵涉到悬挂星条旗海军舰只的“帕奈号”事件，就会授他以战争的口实了。那天他劝说英国大使，如果日本人采取行动，越过中国海入侵马来亚，“我们就一起参加进去”。两天后，他又向哈利法克斯证实，这句话其实就意味着“武装支持”。
四十八小时后，事情看来好象是真的要求总统履行诺言了，比预料的时间提前了，而且是在绊索能起作用之前。十二月五日，驻爪哇的荷兰最高司令部对于日本空军大胆侵入他们岛屿的上空十分惊恐，因而要求实行“彩虹五号作战计划”第A2部分，就是要求美国人从菲律宾出发，参加空中攻势的作战行动。澳大利亚的作战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作为响应，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也警惕起来，而且这种惊慌还使哈利法克斯夤夜拜会赫尔，对他说：“立即在荷属东印度实行合作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将所得到的一切保证都用急电发回伦敦，第二天再用无线电报发往新加坡，使菲利普斯海军上将在乘飞机去马尼拉与麦克阿瑟开会之后，可以及时转告一切。美国秘密承担义务援助英国人与荷兰人的事使哈特海军上将感到意外，“自新加坡获悉，我们已向英国保证，在三、四种不测的情况下给予武力支持。”他向华盛顿发出电报抱怨说：“不曾从你们那里得到相应的指示。”
东风有雨
美国对它在远东的未来盟国承担的义务，从华盛顿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周集中注意菲律宾和马来亚的程度可以证明。不论收到的战争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什么，看来都没有表明夏威夷处在危险境地。已经破译的“魔术”小组电讯也不曾有任何特别的迹象表明珍珠港是日本人特别感兴趣的目标——也就是说，不比自马尼拉、运河区和西海岸来的定期报告更有兴趣，太平洋舰队的海军情报机构没有破译紫色密码的机器，所以金海尔手下的人不可能随时了解外交电报。从七月份对“魔术”小组的材料加强安全措施起到十二月第一周，唯一能得知这种重要情报来源的途径只有斯塔克在给太平洋舰队司令信件中谈到的点滴情况。可是，斯塔克后来作证时却说，他曾“在两三次适当的场合下问过，金梅尔是否能看到我们翻译的收听到的某些电文。……人们对我说，他能看到”。 [ 注：重点是作者加的 ]
在华盛顿，谁能收到哪些“魔术”小组情报存在着明显混乱状态，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因为日本特别注意珍珠港的船只行动的重要线索就在喜多领事从檀香山发出的电报里。一直到发动攻击的前几天，这些电报都是用J19密码播发的而不是用紫色密电码。虽然破译J19密码对于美国的密码工作者来说不是什么大难题，但是这些密码只能在华盛顿破译，那里的工作人员有更重要的密码要破译，工作很多。因此，译电工作一般都要拖延，往往要推迟几周。九月二十四日从东京发往檀香山的指示要求把珍珠港分成五个区，用字母依次标明，并且在每周的报告里使用。这条电报在十月九日破译，克雷默中校在上面标了一个星号，表示值得注意，但是没有转告太平洋舰队。类似的情况还有十一月十五日东京发出电报，要求每周要送两次报告，并且强调需要“绝对保密”，当这份电报终于在十二月三日译出后，也未转告珍珠港。两天之后，十一月十八日东京提出要求得到指定地区的报告，电文一直留在华盛顿的档案里，因为看起来并不重要。
假如这三封电报曾经转给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官员莱顿中校，对于一位身在当地的人可能会造成大不一样的印象。要是莱顿和罗彻斯特中校的密码破译员当时知道东京要求了解的详细情况异常之多，而且檀香山领事送出的报告增加了一倍，他们本来很有可能会优先破译当地的谍报人员在十二月二日以后发出的电报。那一天喜多遵照他得到的指示，除了最低一级的密码外，销毁了全部密码，此后他的报告都是用PAK－2密码发报了，罗彻斯特的一伙人辨认这种密码并不费力。东京（在十二月四日和五日）连续要求得到留港船只的详细报告，几乎可以肯定会引起他们的疑心——尤其是喜多十二月六日的长篇报告更会引起怀疑，他的报告特别提到缺少防范飞机的阻塞气球，没有保护战舰的鱼雷防护网，并且预测，“这为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造成了大好机会”。这个情报本来还可能使他们更多地注意到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关于可疑的海外电话交谈报告（当地的一位牙医和日本的一个人的谈话），谈话内容有时是气象报告和领馆人员在烧毁文件。
这些最后时刻发出的电报却无人注意，尽管在十二月第一周向珍珠港送过三次截获的材料——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人员本来可能会认为这是很不寻常的。第一份材料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截获的日本驻曼谷领事馆发的电报，所以要先送这份电报是因为文内谈到一项入侵策略，目的在诱使英军越过边界，使帝国陆军的进攻有正当理由。看来这个文件证实了金梅尔的看法，他认为，敌人作战的主要地区在太平洋彼岸。他预料，最多不过是可能有些破坏行动，因为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收到海军作战部长的战争戒备令的第二天，斯塔克转达了陆军的警戒信号是命令进入破坏活动戒备状态。十二月三日金梅尔收到了他在斯塔克信号之后得到的最重要的警告，战争迫在眉睫：“已经收到极为可靠的情报，昨天已向日本的各领事馆发出必须绝对服从的紧急指示……焚毁和销毁密码。”第二天，这件事得到另一份“魔术”小组截获材料的证实——所以三天以后，海军从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听到日本领事和他手下的人在拼命烧毁大量文件时，显然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准备送交金梅尔的唯一的另一份“魔术”小组报告后来由于国会举行听证会而具有重大意义。就是那个“风向”信息，是十一月十九日用J19密码播发的。由于这种电码在译电顺序中不占优先地位，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同“魔术”小组截获材料一同送出。其中规定了广播密码用语，“以便在紧急时刻（有断绝我们的外交关系和切断国际通讯的危险时）使用”。实际上有两套密码用语，但是第一组谈到气候，准备在东京电台短波广播里连播两次，这些密码引起人们极大的兴奋。东风有雨是指日美关系处于危险状态；北风多云是指俄日关系受到威胁；西风晴朗是指英日关系处于危险状态。
“风向”指示的译文在美国情报机关引起很大的兴奋，因为人们认为，收到三种天气预报中的任何一种都将表明战争近在眼前。把这种天气预报印制成卡片分发，并且对日本的广播实行昼夜监听。从各监听站到海军各情报中心的电传电讯不断传来报告，都说听到了这种或那种预报。所谓“风向”信息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作为战争警报的内在价值——在日本发动袭击前的最后一周，“魔术”小组破译的许多其他截获材料里也有这种信息——而在于在随后的调查期间，东风有雨成为有争论的问题。关于是否曾经收到过真的信息，以及为什么没有送往太平洋的各司令部之争暴露了华盛顿海军人员之间有深刻的分歧，由于特纳海军少将的作战计划局把威尔金森上校的海军情报局的职能限制为单纯收集情报的做法使分歧加深了。站在两派之间的是利·诺伊斯海军上将，他作为通讯联络主任声称他应该公正，应该同两种观点合作。“蛮横的”特纳在斯塔克的默许下始终坚持他有权审查和控制情报传递。
诺伊斯海军上将对未能把陆军十月九日译出的电文转交金梅尔海军上将一事负有责任，这封电报透露日本人已命令他们驻檀香山的领事馆在作详细报告时要把基地分成区。军事情报局把所谓的“炸弹阴谋信息”看作是准备作破坏活动的证明。但是十二月三日，经斯塔克批准坚持要修改海军远东问题专家A·H·麦科勒姆上校要求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的两页半简短备忘录的人正是特纳。这份备忘录将使金梅尔完全了解谈判进行的情况和所能指望的情况，但是正如麦科勒姆作证时说的那样，作战计划局“把电文作了修改，使之毫无价值”，因此未将电文送出。但是同一天，威尔金森却接受了劝告送去“魔术”小组得到的证据，据说日本各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得到命令，销毁他们的密码。接着收到萨福德提出的第二个警告，其中有意提到“华盛顿也指示要销毁紫色密码”，使金梅尔惊讶地问道：“什么是紫色密码？”
事情使人痛苦然而却明摆着，随着对日危机达到顶峰，华盛顿海军上层的分裂也加深了。后来成为参院听证会上著名案件——关于“东风有雨”信息的争论——目前仍然是激烈争论的中心。从最近开放的文件看来，有趣的是看到，这个问题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在第一次全面调查开始之前就已经提出了。
处在争论中心的人物是萨福德中校，他开始了长期活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给当时在珍珠港的阿尔文·克雷默上校一封密信，证明的确收到过“风向”警报。他谨慎地指出，他“细心推敲我提问题的措词，以防万一我的信可能落到不应落入的人手里”。萨福德要求他在OP20G过去的下属回答一大串问题，关于他记得曾经看到过什么信件和在日本进攻前夕他把信件给谁看过。从“克雷默君”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后，他接着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又写了一封信，规定了在他们之间将来通信使用的密码。他写信祝贺克雷默最近被派到哈尔西海军上将手下工作，他说：“我看到了天意。”他建议在有了适当的机会时，“把哈尔西海军上将引为（你的）知己”，接着是一段很有意义的话：
要谨慎和耐心。我刚刚开始使事情安排 [ 注：原文如此 ] 成这个局面。海军作战部里没有可以信任的人。轻举妄动只会使诬陷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的人察觉，而且还会使萨福德和克雷默遇到极大的麻烦。可是我们必须有哈尔西海军上将的支持、职位和名望。请告诉哈尔西，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金梅尔海军上将是替罪羊，但是一直到大约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都没有怀疑过他是一次阴谋的受害者，一直到大约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日，事情还得不到证实，到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为止都没有得到绝对的证明。萨福德上校手中有关于海军作战部和作战部长罪行的充分证明，再加上一张十五名可靠证人的名单。
但是那个“充分证明”究竟是什么，他将永远也不能利用了，因为萨福德始终未能获得有权势的海军将官们的支持，使他能据理力争，闯过各种质询，在这些质询中，下级军官要受到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保护自己的名誉而施加的很大压力。但是事情是明摆着的，他确信，马里兰州监听站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上午东部时间四时三十分收到过用摩尔斯电码发出的，后来据说是“假的”天气预报，几分钟后用电传机发往OP20G的报告包括“风向”“东风有雨”信息。这个信息表示同美国交战近在眼前，他写信给克雷默说，虽然这次不是“用预先规定的那种方式送出的”，后来为值班的军官造成混乱，但是他那天早上到达他的办公室时，迎接他的一句话却是：“信息收到了”。
是事实还是阴谋？
克雷默在一九四一年曾确信，他见到过一种“日英，日美”信号，但是到了一九四六年参议院举行听证会时，他又改正了他的记忆，只承认是在十二月七日早晨听到珍珠港的新闻之后才收到信号的。尽管如此，萨福德认为，他曾在四日或五日上午亲自把东风有雨的警报带给诺伊斯海军上将的信念毫不动摇。威廉·弗里德曼上校向W·克拉克准将作的证词支持了他，一九四五年陆军的官方调查由克拉克准将主持。虽然弗里德曼相信萨福德对他说的话，但是他深信，“播发风向信息的事在他的心目中是决不可能的。”那天早上某条电讯在军事情报局引起了一阵骚动，这件事有弗里德曼的证词为证，他说，他二十年的密友萨德勒上校曾对他说，他正在军事情报局负责人谢尔曼·迈尔斯将军的办公室里，听到诺伊斯海军上将打来电话告知消息说“信息来了”。
据弗里德曼和其他的人说，当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希望证实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时，诺伊斯海军上将却闪烁其词，加深了事情的神秘性。因此，象这样的警告：“日本和美国的关系预料可能将在二十四小时或四十八小时内断绝。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旅顺港事件不会重演”，布拉顿就不曾给在奥阿胡岛的肖特将军送去过。虽然克拉克的调查发现的不是这种情况，证词却说，那天上午收到有关风向信息的全部文本——不论真伪——都已遵照马歇尔将军的加急电令销毁了。
关于是否曾在十二月四日左右收到过真的“东风有雨”信号的争论却成了这次听证会上的主要焦点。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作的证词都表示，若是他们收到过“风向”信息，他们本来会加强戒备的。他们显然都曾错误地认为，那是日本的战争警告。其实，连东京的外务省也从来没有打算把“风向”密码当作超出初步戒备的信号，而且不管怎样，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来说，已经有十二月三日“魔术”小组截获的消息可以代替，那条消息是指示日本驻北美和英国的各大使馆销毁密码和紫色机器的。
尽管如此，“风向”信息具有重要性，不仅因为金梅尔声称，假如他收到过这个信息，他本来会提高戒备的标准，而且还因为海军情报局内部为是否真的收听到这种信号发生争论。这是珍珠港的整个故事中又一个增加其神秘性的因素——而且由于有新的证词，最近使故事又多了一个曲折。那是以退伍的海军军曹拉尔夫·布里格斯一九七七年向国家安全局作证的形式出现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那天，他在马里兰州切尔特南的无线电监听站值班。他声称，他就是实际收到东风有雨天气报告的人，并且是知道其重要性的，他曾“立即”用电传机把报告发往华盛顿的OP20G。他用复写纸打了两份副本，还登记在工作日志上。
一九四六年，在国会调查珍珠港事件时，据布里格斯说，萨福德在查阅了缩微胶片纪录后曾同他联系过，因为他没有找到有关原电报的记录。布里格斯听说，萨福德声称，OP20G的值班员曾立即把信息送交克雷默，然后两人又一起把它交给诺伊斯海军上将，由诺伊斯把内容用电话通知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特纳和陆军情报局的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他还肯定海军参谋长看到过这个信息。此后，这个信息的所有文本显然都立即神秘地失踪了。使这次事件更有意义的是，不仅布里格斯奉命不要在听证会上支持萨福德，而且一九六○年，他在海军档案部门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通信情报的官员时，他虽曾找遍了电报卷宗，都未能找到东风有雨的电文或任何副本。可是一九六○年五月他找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原来的那张工作日志，日期比他一直说的日子早两天，并且还有附注：“在上述日期内，从05：60到13：00时，我所截获的全部电文，这些档案里都没有，而且……截获的这些电文里就包括‘风向，信息’。”
因此还是没有确实的证明，说明的确曾经收到过这样的信息，但是还是有其他人的证词——那位报务员就深信，他收到过这条电讯——可以表明，珍珠港事件的复杂图形还缺少一部分没有找到。即使“风向”信息曾经转给了金梅尔，也不见得就能防止这场灾祸。如果的确收到过这个信息，如果东风有雨的电文“不见了”，这件事表明华盛顿的一些最高海军军官可能有所准备，为掩盖由于未能转递重大情报而被指责为严重失职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狼来了
如果说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灾难应该归罪于在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未能转递重大情报，那么当地的司令官未能实行有效的戒备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从他们的防务中可以看出，他们采取对策的标准是以自一九四○年六月以来他们连续得到有关日本将发动进攻的警告为依据的。所有的戒备令，包括十一月二十七日那次紧急戒备令，没有一次曾以任何方式表明夏威夷受到威胁——事实是，由于列举了敌人可能在太平洋彼岸发动的袭击，反而造成了虚假的安全感。不仅上一次的戒备令又是一次过于经常的“空喊狼来了”，而且还告诉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狼已经扑向泰国、马来亚、关岛和菲律宾。
当时没有理由要怀疑华盛顿发来的情报。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以来，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已经向西移动了五千英里，这个决定完全改变了二十年的战略计划：美国要保卫菲律宾。援军源源不断越过太平洋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而且为保护通向吕宋的航线，连瓦胡岛的空防也放弃了。十一月二十八日，“企业号”航空母舰驶往威克岛，接着十二月五日“列克星敦号”还要去中途岛，这两条船都是去执行渡运任务的，去加强这些作为踏脚石的岛屿的战斗机力量，使等候在西海岸的四十八架B－17飞机得以安全飞往菲律宾。甚至是在“魔术”小组截获材料说明日本人注意轰炸机的航线而使马歇尔担心B－17飞机可能遭到袭击之前，金梅尔海军上将就已经决定派出更多的P－40飞机了。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二月七日早上，第一批B－17飞机即将到达的事竟使谢夫特堡的陆军总部不去理会两名激动的雷达兵报告有大批飞机向奥阿胡岛飞来的事。这是表明珍珠港是敌人袭击的大好目标的多次警告都得不到理会的最后一次。
当日本舰队使用的密码在十二月一日第二次变动时，罗彻福特的情报报告曾警告说：“军用呼号只使用了一个月这件事表明，为准备采取大规律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为“规模”。 ] 的积极行动又前进了一步。”这件事很可能表明，即将来临的攻势可能会超出西太平洋地区。但是莱顿中校无法识破帝国海军的密码，不得不单纯依靠航行情况分析，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离得最近的日本航空母舰是在马绍尔群岛。他对于没有任何电讯往来一事的设想是，由于联合舰队大部分停泊在本国海面，使用低功率电台通讯，或者是它们抛锚的地点有陆上线路可与海军总部联系。他作证时说，假如这个航空母舰舰群收到过东京发去的电讯，它的电台仍保持沉默，就会立即引起他的怀疑，认为这些舰只已经出海——“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向它们呼叫过，连一次也没有，这使我相信，它们与一九四一年七月航空母舰舰队的处境相同，那时日本人曾有一支特遣部队带着最后通碟南下去法属印度支那。”
还有一件导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事件的具有讽刺性的事，前往袭击珍珠港的出击力量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驶过没有美国航船的海面，因为十月的危机已经使北太平洋的航道不见行船；往来菲律宾和关岛的航线已经改道南移，作为安全措施。没有派飞机去巡逻从北面通往夏威夷的路途，这是最大的失策，使大祸终于不可避免。太平洋舰队的两次作战演习已经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证明，要对美国的那些据说是坚不可摧的太平洋要塞发动成功的袭击，办法是通过它不曾设防的后门。仅仅九个月前日本又举行了一次实战演习。美国海军空中巡逻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海军中将和指挥夏威夷陆军航空兵的F·L·马丁将军一九四一年三月的报告透露，这条道路仍然畅通无阻。他们的估计强调了敌人的航空母舰清晨来袭的危险，并且建议深入太平洋四出巡逻。他们的这番描述读来就象山本海军大将袭击珍珠港计划的副本。一九四一年八月夏威夷一伙空军军官的报告重申了这个说法。肖特将军把这个报告转给了在华盛顿的阿诺德将军。报告指出，当时在夏威夷岛上的三十五架B－17飞机是“根本不够用的”，至少需要一百八十架重型轰炸机。他们的报告说：“陆军航空兵目前并不担负保卫奥阿胡岛所需的侦察任务。”报告还强调有六艘航空母舰的日本进击力量已经进入三百海里的距离内，并且预料：“因此，凌晨出击是敌人可能采取的最佳行动方案。”
海军根据它与陆军的联合协议，负责远距离空中侦察。但是曾经作出过决定，由于飞机缺乏，以及留下的六架B－17飞机是训练菲律宾空军人员所需要的，所以只有在如果看来袭击即将临近时才会派出远距离的空中巡逻。这就说明十二月七日早晨瓦胡岛的戒备状态是较低水平的。贝林格海军中将从他掌握的材料得出结论，不需要去作远距离侦察，即使他派出侦察飞机，可能发生的事情多半是：飞行堡垒数量太少，不能实行有效的四出巡逻，得以及时发现日本人，从而制止这场袭击。
麦克阿瑟之谜
夏威夷陆军航空兵指挥部所有的飞机除了五、六架外已全部调走。这也是说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国的太平洋防务仰仗菲律宾到了什么程度的又一个事例。战后，麦克阿瑟回忆起他与日本的兵力冲突之前的最后时日时坚信，这种战略有多么不恰当。他说：“我以我的那点微薄的力量作好准备，尽我的所能去应付那次的袭击。我知道袭击即将从北方到来，迅速、猛烈，而且事先不会得到警告。
他的这番话与他给陆军部的夸大其词地说他的联军军队拥有极大的潜力的那份报告，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支军队早在一九四一年曾是使美国改变不为菲律宾的防务派出增援力量这个二十年战略政策的主要因素之一。到了十一月中，麦克阿瑟手里已经拥有美国重型轰炸机总数的一半和战斗机力量的六分之一。他催促华盛顿加紧准备，对日本本土诸岛发动战略轰炸，甚至考虑利用他的“自我炫耀”去引诱英国人。他在十二月五日会见海军上将汤姆·菲利普斯时，他的自信心是无限的。汤姆爵士乘飞机从新加坡到马尼拉，商讨在日本即将发动进攻时面临的共同战略问题。
麦克阿瑟坚信，“如果他们能给我三个月时间，然后再进攻这里，那么没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更高兴的了。”同时他扼要列举了援军、飞机、坦克加快步伐从美国到来。在此之前，他的计划是“临时性的”，但是他“信心十足，认为我们能以他所说的十二万五千人保卫这个地方”。有趣的是看到麦克阿瑟本人评论华盛顿“突然改变有关武装菲律宾的政策”。现在他以第二个丘吉尔自居——他说：“我有三大防线，第一条在海边，第二条在海边，第三条还是在海边”——以此来强调他的战略。“我们定将在海边战斗到最后。”他相信，他那一百一十二辆坦克要把日本侵略军推下海去，他是“丝毫不必畏惧的”，因为日本的那些将军使用装甲部队“在他们留在中国的那四年里，想取得任何显著的胜利”都已经“彻底失败了”。
麦克阿瑟还声称，他的宣传迷惑了日本人，他们会以劣势兵力来犯。他要英国人放心，“我相信他（们）不知道我们已经这么彻底地加强了力量。”同时他还驳斥报纸上关于他的军队士气低落的一些报道。其实，将军和日本人都知道，这些报道再确实也不过了。麦克阿瑟本来应该能从“魔术”小组截获材料中知道，在轰炸机和美国军队登陆时，当地的领事馆曾经准确地汇报过，增强的力量多么有限的详细情况。当然，麦克阿瑟竭力吹嘘他的B－17飞机，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飞机”。这些飞机是他的“王牌部队”，是“在需要时可用来作战的完美产品”。
菲利普斯海军上将显然被打动了。他报告说，英国的处境同美国十分相似，他说，预料在新年年初可以得到四艘战舰，说不定还能有一艘航空母舰，日本的进攻能推迟得越久就越好。这位海军上将说：“这很清楚，在你没有舰队时，你除了防守外不能做很多的事，尤其十分清楚的是，以绝对劣势的兵力在有敌人的地方伸出头去，那是愚蠢的。”只过了四天，就看出他的话是确实的。菲利普斯不是一位采取守势的人，从这次会议的记录来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他在会上主要关心的是，为这支预期的舰队（他希望这支舰队最后将由他指挥）安排的基地不在新加坡——“当你想到采取进攻措施时，这里不是很好的基地”——而是在马尼拉。这件事得到哈特和麦克阿瑟两人的赞许。人们一致认为，菲律宾的战斗机防御用来保护一支英国舰队是绰绰有余的。菲利普斯热情地宣布：“我们应该把这里当作基地。”他还把马尼拉描绘成远东的斯卡帕弗洛 [ 译者注：斯卡帕弗洛是苏格兰北部的海湾。 ] 。英国皇家海军的战舰将从那里驶出，去进攻在中国海的日本舰队。这种想入非非在第二天的下午就突然中断了，皇家空军关于暹罗湾发现日本舰队的报告把菲利普斯海军上将送回了新加坡，以便“在战争开始时他能在那里”。
从麦克阿瑟那么强调他的重型轰炸机是“王牌部队”来说，他曾允许不去侦察聚集在台湾的日本军队就很奇怪了。这是他所收到的华盛顿的那道措词谨慎的战争戒备令的意图所在；而且日本一直派飞机到美国的各机场上空窥探，十二月一日以前，美国的重型轰炸机有一半停放在这些机场。两天之后，海岸线又遭到一次大胆的侵犯。菲律宾空军截击机中队指挥哈罗德·乔治上校曾奉命不得先开第一枪，他说：“现在他们已经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下一次他们就不会只是闹着玩了。他们会不敲门就进来的！”
“我们在菲律宾的空军拥有很多老式飞机，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力量，设备不足，机场尚未完工，维修力量不够。数量相差悬殊是毫无办法的，从来没有过取胜的可能。他们完全被敌人的优势兵力所压倒”——麦克阿瑟在战后总是这样说，为他那不体面的失败辩解。可是当时的记录却表明，他自己以第二个丘吉尔自居——在应付日本的空袭方面，他当然比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更有取胜的可能。敌人的空军力量的一半（陆军航空兵的八十一架轰炸机和七十二架短程战斗机）以台湾为基地，连到碧瑶以南作战都不可能，碧瑶是菲律宾的夏都，位于美国主要的基地克拉克机场以北一百多英里。而且准备为海军第十一航空队的一百零八架轰炸机护航的那八十六架“零式”战斗机只有减低了引擎的转数才能到达马尼拉；它们也没有为空中鏖战而贮备汽油。
菲律宾空军在机场上停着一百零七架P－40“战鹰”战斗机，虽然这些飞机的性能不及“零式”飞机，却象皇家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一样，肯定有能够在自己的各基地上空作战的便利。这些飞机也有足够的续航力，可以飞到台湾再飞回来，以掩护三十五架重型轰炸机出动袭击作战。此外，麦克阿瑟还有六十八架较老的战斗机和三十九架旧式轰炸机作为后盾。就象德国人在一九四○年那样，日本人知道，他们必须取得空中优势，然后发动入侵才能成功。据记录记载，第十一航空队的一名军官说，他们最担心的是，“美国飞机到南部一些地区躲避，会使战役变得异常困难。”
假如麦克阿瑟将军和陆军部都深信，空军将是菲律宾防御力量的主力，看到日本人这样轻而易举地在第一次袭击中就击毁了美国停在地面上的飞机的一半还多，就更会感到非常意外了。珍珠港遭到袭击后曾有九个多小时的报警时间，这些时间却被浪费了，显然是因为麦克阿瑟陷入震惊状态，他的指挥暂时瘫痪了。有证据表明，布里尔顿将军多次要求批准派遣B－17飞机去袭击在台湾南部的敌方机场——好象命中注定了似的，那里的日本飞机由于有雾不能起飞，可以任人袭击。麦克阿瑟的那位神气十足的参谋长萨瑟兰将军当时提出的借口是缺乏侦察行动，据说在那个重要的早晨，他连首先派出摄影飞机都拒绝了。麦克阿瑟为那天早上他不愿派出轰炸机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没有经过侦察的目标。可是这是说不过去的，马歇尔十一月二十七日指示过要开始到日本领土上空飞行，“魔术”小组截获十二月三日东京给华盛顿的电报，抗议“上个月二十日有一架美国飞机在台湾南部加拉斯皮（Garaspi）上空侦察”。布里尔顿若是能早些与他的总司令取得联系，他也许能够说服麦克阿瑟改变让日本先动手的主意——他毕竟曾得到过马歇尔的明确命令，说采取这种态度一定不能有损菲律宾的防务。不管怎么说，这些意见经过研究后能够做到的事至少是会把留下的重型轰炸机撤到棉兰老去。
可是就象希腊悲剧的所有那些不可避免的命运一样，菲律宾司令部的瘫痪状态和犹豫不决造成不仅是轰炸机，而且连战斗机都在地面上被击毁，成为日本在大白天袭击的牺牲品。战后，美国的一位级别很高的将军说：“若是我遭到袭击时我的飞机还在地面上，我就再也没有脸正眼看我同伙的那些军官了。”菲律宾空军的一位领航员埃德加·惠特科姆中尉说得更坦率：“我们的将军们和领导人犯了军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让自己在未曾料到的情况下挨了打。”
未曾回答的问题
十二月七日晚上，爱德华·默罗如约到总统那里吃晚饭。疲倦不堪的罗斯福在第二天凌晨表情神秘地说：“也许你以为这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吧？”广播员会记得，罗斯福是多么怒不可遏，那么多美国飞机被击毁了，“就在地面上，老天啊，在地面上！”他预感到，菲律宾空军受到这么大的损失预示着会失去这些岛屿。美国的威慑力量已经暴露出来不过是虚张声势，日本刚一动手就被打垮了。菲律宾失陷将证明是比珍珠港事件大得无法估计的灾祸——是对远东战略防御的致命打击。可是从来没有人作过任何调查，断定菲律宾战役为什么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天就实实在在地输掉了。
如果说菲律宾遭到的飞来横祸既是由于当地的指挥失误，也是由于华盛顿的战略估计错误，那么太平洋舰队损失了战舰是由于司令部过份自满，司令部得到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不够充分，而且收到戒备令的次数也过多。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以后，美国军方的注意力和增援的重点已移到菲律宾。于是夏威夷的空中防御受到削弱，但是，由于命运的捉弄，却挽救了美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后来在保卫美国在太平洋的防线方面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日本人所以能够在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是由于华盛顿的各军事组织之间的联络中断，以及美国未能把全部情报形势转告夏威夷司令部。十一月二十八日，斯塔克海军上将电告太平洋舰队“作好准备”，在发生敌对行动时便对马绍尔群岛发动进攻后，他认为金梅尔海军上将会从“魔术”小组截获材料里看到战争变得如何不可避免，并且会主动采取行动。“海军情报局、G－2局都没有人知道，十二月七日星期日的上午，这支舰队的任何主力舰停在珍珠港。我们都以为他们出海去了……因为这是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已经接到了战争警告。”这番话是美国陆军情报局的鲁弗斯·布拉顿上校在华盛顿就各军事部门的普遍看法作证时说的。海军情报局的负责人T·S·威尔金森上校认为，即使他曾知道舰队仍然留在珍珠港内，“一支部队在进入进攻的射程之内以前总是可以发现的”。
如果说各军参谋长犯了不幸的错误，认为太平洋舰队处于有高度准备状态，能够在发现日本的出击力量接近瓦胡岛时立即出动；那么可以认为，总统一定也有这种看法。即使象有的证据表明的那样，罗斯福在十二天前就预先得到警告，知道日本将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看法：他是蓄意阴谋损失二千三百五十三条美国人命，十九艘舰只和一百五十架飞机来保证使全国士气大振团结参战。更难以想象马歇尔和斯塔克竟然会赞同这种牺牲。而且仍然把飞机从夏威夷防线撤往菲律宾，这又是一个迹象，说明不论原先的警告是什么，都没有包括袭击珍珠港的详细情况。
以太平洋舰队为日本公开进攻的目标最明显的迹象隐藏在“魔术”小组截获的与驻檀香山领事馆的往来电报里——也是命该如此，这些材料一直等到十二月七日下午才译出来。若是华盛顿有确实的证据说明珍珠港即将遭到袭击，可以设想本来是会立即向夏威夷的指挥官们发出警告的。从马歇尔和其他的人对于规定下午一时为日方向国务院递交最后答复的期限一事的反应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答复是在那个重要的日子清晨五时过后不久收到和译出的；但是由于参谋长出去骑马的时间比通常星期日去骑马的时间长，在他十一时三十分左右来到办公室之前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曾向太平洋的各司令部发出了最后警告，但是命运再次从中作梗，使警报未能及时送到珍珠港，因为马歇尔偶然拒绝了海军作战部长提出要去发电报的建议；马歇尔不曾得到通知，因而不知道陆军与谢夫特堡之间的联络临时中断了。
这一系列不幸的偶然事件，还有这位将军在那个关系重大的早晨长时间不在办公室，总是成为争论中的重要问题，有关珍珠港祸事究竟是怎么酿成的争论目前仍然很激烈。更为引人入胜有待回答的问题有：联邦调查局对一九四一年八月的波波夫报告为什么没有多加注意呢？朝鲜一个间谍小组的公开出面人物韩吉秀从住在洛杉矶一家旅馆里的日本海军军官们那里窃取的那份军事计划密件后来的结果如何呢？是谁把暗示十二月七日的警告登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期的《纽约人》杂志上的？杂志上有一张画的横幅标题是：“注意、警告、戒备！”画着几个人在一个地下掩体里玩一种叫做“可怕的加倍”的骰子游戏，画的上端还画着德国的双头鹰徽。在这本奇怪的杂志的第八十六页上有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你们永远不必在防空洞里度过漫长的冬夜，但是我们刚才还在想……作好准备总是合乎常识的。”可是更奇怪的是第一百页上的一方广告，画着两只骰子，显出×× [ 译者注：双十字有骗局之意。 ] 字样，连同骰子的另外几面的数字安排看起来可以读做：一个骗局的行动时刻是在第十二个月的第七天，二十四小时中的第五个小时。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联邦调查局调查了这个奇怪的巧合。他们发现，为这场并不存在的赌局登可疑的广告的人是君主贸易公司（用的是假名），来办事的是一位白人男子，他拿来了排好的印刷版，付了现金。更奇怪的事情是，他们认定的嫌疑犯几周之后显然是突然死亡，从现场情况看来是英国密探除掉在纽约的纳粹特务的典型作法。难道《纽约人》杂志上的警告是真的吗，难道是德国人在设法提出警告？珍珠港的故事使人着迷之处正是这些至今仍无答案的问题。
海军情报局战时工作班于中的一名军官乔治·林上校在三十九年后作的证词又给这个难解的谜增加了曲折，这段证词提到在日本飞机袭击后几小时向OP20G人员提出的一个最奇怪的要求：
午后不久，GZ来到监听处把我叫到一旁。他问我们是否能够把一份电报译成紫色密码发出，使我很为难。这种要求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我）不得不作一番飞快的考虑然后才说我们能办到，不过这件工作做起来非常之慢。我记得我接着说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大概是并不必要的）：“我希望，不论这份电报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都必须是头等重要的。最后，日本人终于会发现我们的计谋，肯定会重新评价他们所有的密码系统，包括军用密码。多年的工作成果就会付之东流，我们也许会有几个月或者几年看不懂日本的电文。”GZ点点头就走了，他说他会通知我的。虽然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是他后来一定回来过，表示事情不办了。我感到这不是GZ的主意；是来自上级的。我当时和后来都没有问过GZ。我不相信他会告诉我——我没有必要知道。
听到萨福德中校的那些“来自上级”的奇怪要求，如今仍然令人感到惊奇，就象当时一定使林上校感到惊奇一样。在战争已经爆发之后还向日本人发出信号，其目的何在——难道是企图瞒过情报记录？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因为提出要求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倘若试行了这个计谋，而敌人也发现了美国人已经识破他们最机密的通讯渠道到了何等程度，他们又及时修改了他们的密码，说不定美国海军就得不到使中途岛的胜利有了可能的那些情报——则整个太平洋战争的过程就有可能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