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之后的报告·第三十七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从历史观点的理性规律看来，一九三一年从满洲开始的日本军事行动怎样会引起一系列事件，后来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很显然的。美国卷入帮助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不宣之战”的程度越深，希特勒要日本在远东发动一个牵制性袭击的压力就越大。

        日本领导人，尤其是海军方面十分担心，如此行事将会迫使他们同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工业潜力发生大卫与哥利亚斯式的冲突 [ 译者注：圣经故事：巨人哥利亚斯被年轻的小伙子大卫用弹弓打出的小石子杀死。 ] 。山本海军大将在一九四一年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日本胜不了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同美国作战。”

　　 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打一场太平洋战争，但是由于一九四一部夏季德国入侵苏联，这场战争的爆发几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俄国人有迅速失败的明显可能性，而使希特勒主宰欧亚大陆，这是日本所期待的，他们打算在一九四二年投入这场冲突——除非美国和英国采取步骤，从军事上限制日本。这时英国暂时摆脱了遭到入侵的威胁，英美战略在一九四一年作了调整，采取了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立场。供应日本的石油已因美国实行禁运而断绝，同时，为了防止荷属东印度供应的石油被劫持，向菲律宾紧急调拨了飞机、坦克和部队。战略轰炸的威胁，加上活跃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之间的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构成了阻止日本将会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采取行动的威慑力量的主力。

　　 后来证明，在时间和实际情况方面的战略估计都是错误的。日本原希望建立它的亚洲新秩序，并且同美国谈判两件事，一是恢复石油供应，二是以“门户开放”原则为妥协条件，求得中日战争之解决。美国并不准备妥协，而是希望拖延外交谈判，一直拖到足以在菲律宾建成威慑力量。东京的时间和耐心都不及华盛顿，而首先消耗殆尽。当妥协已经无望，日本人决定，他们必须冒战争的危险，否则就任凭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受到实际的摧残，正如东条首相说过的那样，“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元神社跳下山涧”。

　　 如果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的“自杀行为”，战争结束的方式也是如此。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准确无误的情报向美国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证据，日本已经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可是，已知日本的民族性格倔强，又决心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错误而使德国随即迅速复兴，各个盟国态度至为坚决——它们决不接受任何低于波茨坦宣言规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

　　 决不能只让日本人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人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个现实。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以及曼哈顿计划已经形成的无法制止的势头，还有杜鲁门总统在他为欧洲的前途与苏联抗衡的时刻需要显示美国军事优势的有力论点，使得投掷原子弹成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惨痛结局。

　　 如果说有关这次最后行动的辩论至今还在试图弄清楚，一九四五年，在日本夏日的晴空引爆的核装置为什么不是只有一枚，而是二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当初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里，美国怎么竟会措手不及的争论，自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炸弹落到了珍珠港以来，就一直都很热烈。战争期间作过七次调查——总统作了一次，陆军和海军各作了三次——试图确定发生这场灾祸的责任。他们那几千页的调查材料纳入了国会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吓人的三十九卷证词里。调查委员会艰苦工作了九个月（部队的调查向来如此），力图发现和确定个人的罪责。在调查小组的成员中，有人怀疑已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很可能证明对策划珍珠港事件犯有共谋罪，或者是耍两面派手法，目的在于制服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参加战争。在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上，对于直通白宫的军事指挥与行政指挥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严格的检查。当时健在的参加者都作了证。虽然对主要的证人作的严格盘问表明，是人为的错误和失职如何促成了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悲剧，看起来这是无所作为造成的罪过，而不是授意的阴谋。在一万五千页的证词中没有找到“现场的真凭实据”。委员会说法不一的报告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责任的重担应由集体承担，由于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人竟会对珍珠港发动从战略上说“不合逻辑”的袭击。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已经有十多本书重新提出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使公众感到兴趣的一个方面。有几本书曾谋求为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开脱罪责，他们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他们在军中的上级解除了职务，而这些上级也许反而应负有更大的罪责。五十年代初期的修正派史学家——主要人物有查尔斯·卡伦·坦西尔，著有《通向战争的后门：罗斯福的对外政策，1933－1941年》和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著有《珍珠港的最终秘密：华盛顿对日本袭击作出的贡献》——提出了（他们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如下论点：罗斯福蓄意挑动，或者是他隐瞒了即将发动袭击的警报，为的是使美国有个“作战的理由”参加英国的反希特勒斗争。另外一些人从既成的事实来分析认定他有罪。这种“星期一早上发号施令”的危险性，罗伯塔·沃尔斯泰特曾强调过多次，她的著作《珍珠港：警告和决定》为美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怎样大吃一惊的事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解释和最详尽的叙述。她对国会联合委员会一九四六年得到的证据作的精辟解释得出了以下的重要结论：“事件发生之后如此清晰可闻的有关信号，在事件发生之前会有一部分被周围的喧嚣声所淹没……。”

　　 沃尔斯泰特教授的理论已经为人们普遍接受，认为是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的确定说法。但是这些说法距第一次公布以来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年了，其中的大部分重要的情报资料都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公布的、经过审查的“魔术”小组文件，当时仍然在位的某些非常显赫的美国高级司令官和政治家特别急于维护自己的声望。现在，战时的主要人物除了极少数的人外都已去世，这件事与国家安全局最近几年来作出决定，开始公布已经堆积如山的截获情报、综合材料和分析材料恐怕并非无关。存放在国家档案局十三层楼上库房里，成排未加标签的灰色纸箱内，那些捆得很紧的原始缩微胶卷的静电复制本是秘密情报战胜负的逐日记录，那是美国的密码破译工作者和特工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射出第一颗子弹，或投下第一枚炸弹以前若干年就已经开始了的。

　　 别人的信件

　　 考虑到史汀生国务卿在不到十年前还坚持认为“君子不互看信件”，那么美国的无线电情报专家们早在一九四○年就避免了这种道义上的指责，其精明干练实在令人惊异。这份材料由二十五万页至今仍然列为机密的材料组成，从“黑室”的报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和德国的电讯译文和情报摘要都有。这就是一九八一年夏季供公开查阅的新证据的范围所及。等待撤销保密规定的材料还有很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项工作需要的时间几乎与当初密码破译小组的工作花费的时间相同。每一份文件都必须经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们审查，他们把仍然认为是高度机密的材料抽去。

　　 翻阅“魔术”小组每天截获的日本与驻国外大使馆和领事馆往来的外交信件，就不难理解海军OP20G克雷默少校手下七名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和陆军通信情报处威廉·弗里德曼上校手下同等人数的小组所面临的问题了。他们不得不查看截至一九四一年年底所截获的一万零五百二十八页信件。平均每周略超过二百页，而实际上在发生珍珠港事件的前几周，外交活动频繁，数量当然还要更多。与此同时，其他单位还将破译出的德国和俄国的外国信件加进萨福德中校为海军情报局，奥蒂斯·萨德勒上校为陆军情报局查看的材料中去。除此之外，还有迹象表明——虽然在国家安全局迄今已公布的材料里仍然很少见到——美国人也在译读英国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熟练程度不亚于他们监听轴心国的通讯，更不必说他们对此的兴趣了。

　　 现在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军事情报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何以会是由于工作量过大，无法从事充分的评价工作了。吸取了这些教训，这两个军种的密码分析、译电和评价人员的队伍在一九四二年迅速扩大，人员训练虽然需要时间，但是海军部队达到了这样的高效率，使他们在六个月之内就为中途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陆军也在次年春天做到破译了日本陆军密码。海军和陆军部帮助建立了一些单位，使用英国提供的密码机，监听德国埃格马密码通讯，盟国在战场上的胜利由密码破译者取得的部分，伦敦公共档案局和华盛顿国家档案局的架子上现在堆积的大批材料就是衡量的尺度，“尤尔特拉”——英国和美国都这样称呼他们的最机密的情报——在战时起的主要作用现在已经清楚了，其中也许要以不列颠之战、中途岛、大西洋之战、阿拉曼、进攻欧陆日和新几内亚为最辉煌的成就了，但是历史学家还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耐心筛选这些现在可供使用的记录，才能揭开情报工作在大西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总前景中到底起了多么重大作用的令人神往的细节——迄今一直归功于最有成就的军事指挥官们的功劳，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应该属于“尤尔特拉”情报小组。

　　 这些情报材料数量极大，内容广泛，虽然是最近才公布的，还经过仔细的审查，在必要的地方又作了删节，却足以说明必然会给珍珠港这样的“热门”话题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内幕，这个话题已经被冷落了四十年！的确，引人入胜的是在新的材料中发现了一份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备忘录，题目是：《为制止未经授权擅自透露通讯情报活动需要制定新的立法》。其中回想起赫伯特·亚德利一九三一年泄露了他在陆军的“黑室”从事的密码工作造成的损失，提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五月日本人曾怀疑他们的外交密码被人破译了，指出了报界透露所以能在中途岛取得胜利是由于太平洋舰队发现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一事可能造成的后果。这个文件建议要有立法，提出对非法走露消息要严加处分和确保战时情报工作永远不会撤销保密的步骤。假如不是为了需要保护美国著名的军事领导人不受国会调查委员会的指控，“魔术”情报小组本来肯定是不会在一九四五年就透露出来的。尽管显然一定会存入曾经诱使某些英国人士暴露他们战时密码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信守诺言和公事秘密法使密码工作的真情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前得以杜绝泄露。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都能使走露情报而不致为人发觉，其有力的论据之一是，在充满了紧张气氛的冷战岁月中，那些主要的外交和军事渠道多年来都是使用密码机器，据认为应该是安全通讯。英美两国对于他们的情报机关破译密码的高超技巧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都不愿意使俄国人过于知情。虽然后来的电子学革命，为密码工作者提供了计算机和卫星这样厉害的新工具从事密码工作和传递通讯，同时也为破译密码工作者提供了同样的方便，可以收集和窃听无线电通讯。

　　 偷阅别人的信件——按字面意义解释——加上间谍活动，新闻分析和外交人员的报告成为政府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多种情报网的又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无线电情报的无上作用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之确立的。不论破译窃听到的情报用的是当时那种搭搭作响的紫色密码机，还是如今这种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里一声不响的集成电路板，重大情报的最终形式是相同的：一份打印的“书面材料”，送交作为决策者的人去评价和采取行动。消息灵通和精明的分析是非常需要的，用来对照其他证据，衡量所获情报的意义，并且断定作出怎样的对策（如果要采取对策的话）才是适当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以前的最后几周，美国所缺的正是这部分工作——尽管这时传递和搜集情报的办法越来越先进了，分析资料的这个关键过程却仍然是老样子。以前决策者可以有好几天的时间来思考和采取对策；如今，洲际弹道导弹的行动比航空母舰的出击力量要快好几千倍，把作出反应的时间减少到几分钟，如果还不是几秒钟的话。正是这种由人作出反应的时间受到极大的压缩，使得一次“珍珠港核袭击”场面的前景如此令人惊恐。

　　 情报估计是情报系统的全部工作中最关重要的部分，所以在送到档案局之前，被删得最多的材料就是“魔术”小组每天的简报，这是并不奇怪的。只是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这些逐日的报告才开始表明陆军和海军的情报官员是怎样分析情报的，因为这时才有可能把他们作的估计与这些估计所根据的原截获材料相对比，对这些原材料也作过仔细的审查，档案库中现存的文件上，所有提到传递这些材料用的日文原电密码都作了仔细删节，只留下空白。部队的指挥部、舰只的名号、两个字母的地名代号往往部被删去——虽然这么苛求的理由是难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AF就是中途岛。

　　 读完这十三万零四百零一页日本海军电报的译文，你就能跟踪太平洋战争每天的进展，就象从那些作出战略决定取得胜利的军官眼中看到的一样。从这个材料来源，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事实的一些新的详细情况，揭穿围绕着中途岛战役的美好传说，从袭击珍珠港时被击落的一架敌机上缴获的文件，为刺探日本海军的作战密码提供了第一批线索；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截获索取澳大利亚地图的消息，曾是发现进攻珊瑚海的重大线索；五月五日向联合舰队索取加油管的命令是把作战行动转向中太平洋的表示；五月二十二日自中途岛发出著名的“供水信号”提到被认为是缺乏饮水的动物。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的海军情报局被日本五月二十八日改换密码蒙蔽到了什么程度，那时正好是在美国海军采取那次决定性的行动发动攻势之前；以及新的作战密码迟迟不能破译又怎样促成三个月之后萨沃岛战役的败北；还有日本人如何在无线电报上欺诈变得更加狡猾了。当看到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截获电文的原件时，那是山本大将的死亡证书；以及发现美国的计划在时间上必须多么准确，因为山本的大部分视察将是乘坐扫雷艇；这些可并不仅仅是使人产生一些敬畏之感而已。

　　 所以，对截获的几千页日本陆军材料细加研究，同样会对缅甸战役的后几个阶段有新的了解，还会说明麦克阿瑟将军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时，对敌人的部署为什么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军事领导人都更要消息灵通。一九四五年夏季截获的一些日本外交电报——把这些电报排列起来，再把其中使人感兴趣的空缺仔细用恢复原样的办法填补出来——就会看出，为什么那些本来有希望改变历史过程的和平努力后来却一事无成的全部经过，有关战争的其他引人入胜的枝节问题也要加以探讨，如美国陆军情报局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秋季把“魔术”情报小组有关轴心国在印度从事颠覆活动的报告看作是“英国在‘搞鬼’的产物”。

　　 审查与颠覆

　　 这些无线电情报资料提供的许多新的内情是由于材料来源是直接的，以及密码员用铅笔在空白处写的注解（有许多注解后来被删去），这些注解和日期与时间的标记表明，消息是何时收到的，何时由何人译出的。这些情况对于正确评价情报材料的重要性，以及某个信息怎样对事态的进程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这一点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因为看来国家安全局审查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尽量隐瞒作出这种估计的过程。这一点对“魔术”的简报特别明显。但是难以理解的是，例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海军情报关于日本航空母舰在何处的估计报告中，有关敌人主要打击力量的（c）段为什么全部删去了。

　　 严格的审查（有的时候整页整页地被删去，只留下一个页码）使人猜测，如今看不到的材料在一九四一年时必定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在四十年后还被认为是如此机密，必须在复制的过程中用纸条遮贴的话。正如莱顿中校对珍珠港事件调查团说明的那样，如果日本航空母舰在出动袭击的前几周曾经有人用任何信号同它们联系过的话，这些航空母舰的无线电台始终保持沉默，他当初一定会立即大起疑心，所以“魔术”记录中引人注目的空缺，向历史学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由于向总统、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情报的材料数量极大、渠道众多，作侦察性的研究往往可以发现经审查人员的手放过而失去的证据的一些线索。

　　 “魔木”小组截获的一九四一年日本外交信件现在第一次可以按顺序从头到尾查阅了——尽管有大量删节——使人极为诧异地看到，从官方立场说来是守中立的美国，尤其是华盛顿，原来已经变成了阴谋诡计和间谍活动的中心，看来罗斯福政府最内层的圈子里，有那么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东京和柏林当作是珍贵的情报来源。谁是那位神秘的“J某和W某”呢？据日本大使报告说，他们都是可靠报信人，因为他们“同总统和总统夫人有来往”。谁是那五十万美元的获得者呢？这笔钱是驻华盛顿大使馆的特务头子寺崎五月份“为开展情报工作”领取的。同样引人入胜的可能性是，在寺崎查明他的布朗大学同学国务院欧洲司的W某和参议员G某是五月十九日截获情报的来源后，他们就被用来向驻美国的日本间谍头子“输送”情报了。寺崎给东京的电报还透露，他如何培养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黑人领袖”，希望能引导种族不满情绪去“挫败美国为国防和经济制订的计划，也是为了从事破坏活动”。可以推测，罗斯福决定把“二世” [ 译者注：二世指在美国出生和受美国教育的日本移民的子女。 ] 居民拘禁在中西部的营房里，就是根据“魔术”小组截获的外交信件提供的证据，说明寺崎在“我们飞机工厂的第二代工人”中有广泛的情报人员网。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截获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们从华盛顿和柏林提出的大量报告。一九八一年春季才第一次可供公开查阅的这些电报提供了从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观点看待情报方面的令人着迷的详细记录。虽然很清楚这些电讯在一九四三年以前不是当天破译的，但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截获的那些材料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到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才最后破译出来。所以其中的消息是美国情报机关在珍珠港事变以前那段重要的时期所不曾知道的。这些材料提供的证据为重新作出历史估计开辟了新的视野。

　　 武官的报告很清楚地表明，关于希特勒将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进攻俄国的计划，东京先期得到证据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此外，日本人得到德国人的通知——由丘吉尔内阁内部人士走漏的消息——说是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决定最后终将放弃远东。这些电讯透露了柏林强迫东京参加反对俄国和英国的战争达到了何等程度；德国人透露了红军沿西伯利亚前线布防的详细情况，还根据文件说明美国并不情愿为保卫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领土而参加战争。东京在整个一九四一年多么不愿意考虑同美国作战也是很清楚的。日本人怀疑德国的动机。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帝国参谋本部副统帅要求他的驻华盛顿武官“对德国武官的真正意见作一次认真细致的调查”，事先柏林有一份报告给东京，声称“美国政府大概无意为俄国火中取栗”，以及罗斯福将采取“恐吓加威胁”的手段，“大肆炫耀海空军实力”，当时美国的舰队还很虚弱，不能在远东作战。其他武官从马尼拉和曼谷提出的报告表明，日本人在一九四一年秋季对英国和美国的军事建设是何等密切注视的；马来亚的防务是如何遭到反对印度陆军的宣传运动所破坏（由苏帕斯·昌德拉·鲍斯在东京筹划的），以及英国皇家海军和空军的无线电通讯被别人窃读到了何等程度。

　　 在迄今已经公开的武官报告中最惊人的文件之一是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二日截获的一件。这是日本驻柏林的海军武官发给东京海军参谋部第三处处长的，译文（这份文件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才译出）如下：“我已收到德国海军送来的英国战时内阁今年八月十五日举行会议的记录，会议是讨论对日作战的。”文件记述了那天英国战时内阁所作决定的要点：如果日本袭击法属印度支那或者是暹罗，英国将“无力参战”；“香港将被放弃”，因为“当时的局势不允许英国将舰队派赴远东”。

　　 从下一年，就是导致珍珠港事件那一年的外交和军事发展来看，现在是很清楚的，日本人采取行动时竟然完全知道英国政府已经承认他们在远东处于一筹莫展的地位。

　　 可是这份文件的出现必然引起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当不列颠战役正酣之际，英国战时内阁的机密决定怎么会走露到柏林去呢——而且这份文件还使人想到，这可能不是仅有的一次泄密。这件事必然使人怀疑白厅中某些人在幕后的活动，他们不仅是在帮助希特勒，更可能是在为一个新的政府铺平道路，如果德国人来犯，新政府就会出面谈判投降。

　　 日本收华盛顿大使馆的信件还为同反罗斯福的孤立主义集团保持的种种联系提供了某些惊人的内幕。林德伯格 [ 中译本编者注：旧译为“林白”。 ] 的名字在截获的文件中一再出现（很奇怪，没有象他在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同事们的名字那样被删去）。七月八日，把他的话作为可靠人士的话来引用，他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谈将在七月份发芽，到秋季开花”。四个月后，据说他同孤立主义派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的老板麦考密克上校准备弹劾总统。他们显然是在策划一场轰动一时的揭露，说“罗斯福策划了张伯伦下台和丘吉尔内阁上台”。他们的“证据”显然是轴心国人士提供的，因为其中有的情报应该是从弗吉尔·肯特那里得到的，他过去曾是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职员。在一九四零年他的间谍活动被发现之前，他一直把温斯顿·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报内容告知德国人。

　　 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准备参与轴心国的那些计谋到什么程度，是衡量他们同罗斯福政府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激烈程度的标尺。英国的密探在白宫的非正式庇护下，与联邦调查局共同行动，揭露他们这些阴谋，甚至甘冒违反美国宪法权利的风险，双方的阴谋活动把本来就是是非之地的华盛顿搅得如拜占庭式 [ 译者注：意指光怪陆离，如迷宫一般。 ] 的疯狂，这是一种有害的气候，不利于举行谈判，特别是当日本在作最后的努力同美国和解期间所需要的冷静而有节制的讨论那样的谈判。因此，更加令人吃惊的是，竟然发现十一月十日“魔术”小组截获的给东京外务省的一些报告中提到，“某位内阁阁员”曾经私下告诫说：“美国政府得到非常可靠的报告，日本即将采取行动”，而且日本人已经决定，安排在来栖三郎到达时提出的新建议“对这种局势不会有任何影响”。正如日本大使源源本本地叙述他与提供信息的人会见的情景时强调的：“噢，我们的老板，也就是总统先生相信这些报告，国务卿也很相信。”

　　 各种迹象表明，在袭击珍珠港的前一个月，是美国决定使会谈中断，并且打算为最坏的情况作好准备。现在有证据可以相信，罗斯福总统不但预料到会有战争，而且可能确实知道战争爆发的时间，最近在大西洋两岸公开的档案文件中露出了端倪，说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三周以后，英美两国政府不仅断定对日作战已经不可避免——而且他们知道这场袭击将波及马来亚和新加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