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式的投弹·第三十五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为了夺取小小的冲绳岛而付出了可怕的代价，这迫使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法寻求使日本投降而又不必进行计划中的秋季攻势的途径，秋季攻势要美军付出的生命代价，已经加码到超过一百万大关了。阿诺德将军所领导的战略轰炸的拥护者们，仍然希望大屠杀性的空袭会强迫东京政府接受无条件投降。然而这种希望日益黯淡了；对方不再通过中立渠道进行和平试探了。唯一使得日本人吓得投降的办法是使用原子弹，但是还得进行一次试验，才能使美国军事领袖们相信，他们可以进行这样一次赌博。如果在日本投下的新武器失败了，那可能拖延战争。

　　 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长于五月二十九日会晤，考虑了把原子弹投到“诸如大海军基地”或“制造业区”这样的军事目标上。当时陆军部长主张做出安排进行示威，即警告日本人，要在美国选中一个地区以前，撤离所有这种目标地区。马歇尔强调，需要“把我们的警告记录下来”以便“用这样的警告来抵销责备，这种责备会在误用这种武器之后接踵而来。”他还透露，陆军作战计划制订人正在研究另外的方法去对付日本的“狂热但并无希望”的防御，这种防御已在冲绳岛上造成巨大伤亡，还将抵挡对日本本土的进攻。他建议使各个地区饱尝芥子气，而使美国部队“站在一旁”。然而他承认不得不考虑公众舆论，虽然他本人相信，“这种武器的性质并不比喷射器和火焰喷射器更不人道，不应该用来对付人口稠密的老百姓居住区。”但后来，警告和另一种化学战都被放弃了，因为认为都不足以使日本最后投降。这是在六月份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

　　 格罗夫斯将军向总统的临时委员会报告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相信，他们正在制造的武器将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这个原子弹即使爆炸了，也不足以结束战争。于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们设计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个更加奇妙的武器，正在距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一百九十英里远的新墨西哥偏僻的沙漠地阿拉莫戈多装配，准备试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以奋勇前进的劲头要赶在一九四五年七月的限期之前完成任务。

　　 如果“三位一体”试验成功，那么到八月就有两颗原子弹可以用来对付日本。这两颗原子弹将由保罗·蒂贝茨上校的第五百零九特种部队的B－29去投掷。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正当冲绳岛上的战斗达到高潮，美国总统会晤了他的顾问们，要作出主宰战争前途的重大战略决策。他已经答应国会，美国促成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需要“大规模集中可使用的舰只、飞机、装甲、大炮以及其他一切物资。我们有人力、物力、技术、领导、坚忍不拔的精神，得以取得全面胜利。”六月一日，即杜鲁门将文件送到国会山的同一天，他接到临时委员会的报告，该会一致提出，尽快使用原子弹，加速结束太平洋战争。

　　 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特别委员会在作出这个极为重要的决定以前，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安全的勘测。参谋长联席会议判定，虽然轰炸和封锁可能最后使日本人饿得只好无条件投降，可是敌人在太平洋战争的每一个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拼命到底的顽固狂热性，将使投降过程拖得很长而且艰难。

　　 美国除了进攻以外没有选择余地，即使冲绳岛现在已使一百万伤亡的严峻景象成为事实。马歇尔认为“原子弹将是保护和准备胜利登陆的了不起的武器”的意见甚占上风。和曼哈顿计划有关的一些原子科学家已经开始对从他们的工作瓶塞中逃出的技术魔鬼的破坏产生怀疑。丹麦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尼尔斯·伯尔曾经想警告丘吉尔；另外一名移民詹姆斯·弗兰克，原子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委员会主席，已经草拟了一份论证严谨的报告，也己于六月十一日送达陆军部长。报告强调指出原子武器的无限破坏力以及国际控制的问题，报告告诫说“早日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是否适当日益可疑——倒不是从人道角度来考虑”，因为正如委员会所说的，它将“促进武器竞赛，损害达成今后控制这种武器的国际协议。”

　　 安排一次表演以显示原子弹的可怕威力，以便吓吓日本人，会上讨论了这一点，作为一种抉择。这种意见被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临时委员会所否定，他们的报告说：“我们认为除了在军事上直接使用原子武器，别无抉择。我们提不出，足以结束战争的什么技术上的示威。”他们向总统提出的成熟意见是，“只要做得到，马上用原子弹来对付敌人。”

　　 总统的顾问们要求使用原子弹的这个全体一致的意见，是总统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八日在白宫举行的那个重要战略会议上难以不顾的。“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杜鲁门总结说，“参谋长联席会议，衡量了形势的各种前途并考虑了所有方案后，仍然一致认为，进攻九州是目前情况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史汀生赞助道，进攻是使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办法，除非，用他的话说，能够“采取某种行动去影响他们。”只有李海海军上将提出这个某种“行动”也许就是降低无条件投降这个要求。“为什么不肯扔原子弹呢？”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问道，他说那个预计将招致惊人伤亡的进攻方案“纯属狂热”。

　　 由于尚未确定原子弹是否确实可用，杜鲁门意识到无条件投降的政策现在已成为国会和全国人民的信念，因此默然地支持了进攻九州的计划，希望陆军和海军的首领们找得到避免“在日本从一头到另一头”又被拖入另一个冲绳岛的“某种办法”。因而虽然并未曾有过关于使用原子武器的正式决定，由于总统决定了不去干扰事态的进展，他已为投掷原了弹扫清了道路。“他是独立自主的，”他后来说，达到跟临时委员会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这个办法使美国能够实现他觉得确实必要的“惊人之举”，以便“逼得天皇及其顾问们真正投降”。

　　 如果说道义问题在总统、首相和陆军部长的脑海里只占不重要的地位，他们现在“深思熟虑”的是投掷原子弹的势头至此已不可逆转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应该从这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在这次战争中，被公认为犯有前所未有的屠杀和凶暴之罪。面临迅速结束战斗这个压倒一切的愿望，杜鲁门就把他的决定立足于简单的血淋淋的算术上，他算计着原子弹“所能挽救的美、日两国的生命，将会超过它将杀死的。”

　　 波茨坦会议上的“王牌”

　　 他的算计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这是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他的，陆军部长称为核武器在即将到来的同盟国最高会议上美国可以打出的“王牌”。杜鲁门的外交顾问兼他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代表詹姆斯·贝尔纳斯清楚地看到，拥有这样一种有威力的武器，将大大抬高美国同俄国人讨价还价时的实力。这时候即将上任的国务卿看到了，对于红军占领大块东欧土地，原子弹却是一个筹码。他对总统说，原子弹“会使我们在战争结束时专断我们的条件。”苏联人已经不顾雅尔塔协议，迅速采取行动，以确保共产党制度将在波兰以及他们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其他国家建立。

　　 丘吉尔看出了俄国领土野心的危险性。他于五月六日发电报要求举行最高级紧急会议，以便“在我们致命地削弱军队或缩小占领区以前，同俄国达成谅解，至少要搞清楚我们在俄国面前处何劣势”。美国开始把军队撤到太平洋，让精疲力竭、在军事上战线过长的英国人面对在欧洲的坚如磐石的苏联时，斯大林只会更加强硬。

　　 疾病缠身的哈里·霍普金斯飞到莫斯科去完成最后一次使命，去说服斯大林同意在七月再举行一次三大国首脑会议。他报告说，俄国人仍然愿意遵守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有关波兰选举和联合国的保证，并将在八月参加对日战争。斯大林还赞扬美国准备对战后的中国恢复“门户开放”政策，他答应帮助说服北方的共产党人，在南方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与之统一。这使得美国国务院松了一口气，因为它一直接到报警报告说，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开始朝南向海岸推进，那么中国大陆将爆发内战。如果这样的话，事情就难办了，因为总统还需要取得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的秘密议定书，这个秘密议定书要把满洲铁路和旅顺港的控制权让与俄国人。

　　 但是，华盛顿对苏联意图的信心很快在六月份又消失了，当时同盟国的军队正撤退到他们被指定的欧洲边界。这时候美国对于即将到来的最高级会议，手中的牌又少了一些。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三大国应该在波茨坦举行俏皮地称为终端会议高峰的会议，而杜鲁门和他的顾问们却处心积虑想把会议拖延到试验原子弹以后，这样他们就可以坐在会议桌旁，打出“王牌”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当总统登上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横渡大西洋前往安特卫普时，格罗夫斯将军向他保证，经过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小组昼夜不息的努力，当杜鲁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使用钚元素的“大块头”原子弹将会已经爆炸。当七月十六日，总统的专机载着杜鲁门从比利时飞进柏林的坦帕霍夫机场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准备工作的递减计数已经在进行了。当杜鲁门会晤了丘吉尔，查看了柏林的废墟之后，回到皇帝路二号的时候，他接到一份绝密电报：“确诊尚未完成，但结果满意且超出预计。”

　　 这正是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在等着收到的好消息。格罗夫斯将军打来的暗语告诉他们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了。那天早晨准五时四十三分，阿拉莫戈多山上的日出已被人类抢了先。这位将军的正式报告如实描述道：“刹那间，周围二十英里内出现一道亮光，犹如正午出来了几个太阳；一个大圆球喷散成蘑菇状，升到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然后逐渐散去。”

　　 美国现在掌握了如此巨大的实力的消息，使得杜鲁门在第二天的私人午餐会上第一次走近斯大林时，信心百倍，那天下午将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当他在波茨坦华丽的赛西林宫就座的时候，丘吉尔立刻注意到总统的变化，他“简直要指挥整个会议”关于在由苏联解放的欧洲需要建立民主政府这一点上，他对斯大林采取了强硬的方针。会议以后，英国首相得悉美国总统所以会这样的原因。

　　 这原因在于格罗夫斯将军关于前一天他亲眼看到了原子弹爆炸的报告。当丘吉尔读到美国陆军部长递给他的绝密备忘录的副本时，他立刻抓住了它的无比的重要性：“史汀生，火药算什么？小事一件。电又是什么？毫无意义。这颗原子弹是第二次罪有应得！”正如他后来写的，他意识到，美国现在有了可以结束太平洋上的屠杀的工具了；它看来会是“在历尽千辛万苦，冒死牺牲以后的一个可以得到挽救的奇迹。”

　　 来自阿拉莫戈多的消息，也改变了美国认为需要俄国来帮助赢得对日本战争的想法。虽然正如马歇尔所说的，斯大林前去进攻满洲本来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但这已不再是总统外交上主要担心的问题了，因此会议长时间地争论德国赔款和控制东欧的问题。

　　 杜鲁门不慌不忙地一直不向斯大林暗示美国有了原子弹，直到七月二十四日当会议结束时。他故意装得漫不经心地走到苏联翻译帕夫洛夫跟前。“请你告诉大元帅，我们已经完善地制造出了威力很大的爆炸物，准备用来打日本，我们想它将使战争结束。”他注意保守美国的秘密，谨慎地避免谈到那是一个原子弹；他也不寻求俄国的合作来建立对原子武器的国际管理制度，以免战后再进行武器竞赛。

　　 即使他坦率地说了出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到了现在，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已经公开表示怀疑。斯大林粗略地回答，他希望总统“会很好地利用它来对付日本。”这个回答掩盖着他已经知道有关原子弹的事情了。苏联情报机构早已招募到曼哈顿计划的主要科学家给他们提供一切资料，以发展苏联自己的原子弹，并且打听美国的进展程度。

　　 俄国人也极不坦率，他们并没有说出来当时日本为了磋商和平所作的努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无法忍受的局面

　　 天皇对和平谈判进行得曲曲折折很不耐烦，同时日本的城市还在被燃烧，他又建议，应该把近卫亲王作为他的特别代表立刻派到莫斯科去。

　　 七月十一日，佐藤从一份要求“试探出利用俄国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的“极为紧急”的指示中得到这个消息。外务大臣东乡对近卫的使命有多大成功的希望抱悲观态度，他对御前会议说：“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条约一事不可能赢得苏联的支持。”佐藤在当天立刻作出的答复证实了东乡的看法，佐藤说：“我坚信，目前当我们的战争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要想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是要失败的，也会令人失望的。”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苏联外交部不接待近卫，因为天皇提出的和平建议条款“无法弄清”。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注意力集中在莫斯科的幕后紧张活动，斯大林只暗示了一下。而英美通过窃听时刻注意着苏联的推托拖延，日本外交人员却变得越来越发狂似地急躁。七月二十一日，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向东京的外务相提醒日本所处的“无法忍受的局面”，提出立刻进行和平谈判；可是通过以瑞典为中间人所进行的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七月二十二日，英国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佐藤的一份出人意料的有力预测，说是美国要用B－29轰炸机在十一月份一俟日本的收获节到来，就去燃烧成熟了的水稻。“如果我们失去今年的秋收，我们将遭到绝对的饥荒，仗就打不下去了，”他这样报告说，敦促内阁“放下武器，拯救国家和人民”。外务相直截了当地附和这个报告，他的回答在形成事态的高潮上也同样重要：“即使战争拖下去，并且肯定要付出更多鲜血，如果敌人要求无条件投降，那么整个国家，也会象一个人那样，遵照天皇的愿望奋勇对敌。”

　　 当提到无条件投降的问题时，在波茨坦开会的各盟国认为，现在连日本的外交官们，也不肯动摇。佐藤奉命必须把保留皇位作为先决条件，其含意是，低于这个条件就等于东京一再告诉他的绝对“不能接受的”投降。从这些窃听来的内容，总统顾问中以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为首的强硬派当然就从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来往电报，认为这意味着东京内阁的主和派在对投降条款进行的妥协上其距离要比实情远些。

　　 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在杜鲁门动身前往波茨坦以前，曾经向杜鲁门提出意见说，关于天皇今后的地位的某种保证，将大大加强日本内阁中赞成赶快结束战争的成员的决心。目前国会中出现一股强烈的情绪，美国报界和公众也有这么一股情绪，那就是“裕仁必须下台”。许多战时宣传品都强调过，裕仁作为天皇对作出的暴行该如何如何地负有责任。情报方面人士也说，日本在莫斯科的和平活动，也许是在同盟国之间散布离间的阴谋的一部分。

　　 参谋长联席会议自己认为，对无条件投降要求的任何让步，都可能被看成是一个标记，表明美国的决心由于他们的士兵在冲绳岛受到折磨而削弱了。也有人害怕，这事将使美国在关键的波茨坦讨价还价的会议上同俄国人打交道时大失面子。到七月的第三个星期，总统和他的最亲密的顾问们逐渐取得一致意见：扔原子弹势在必行。正如格罗夫斯将军所认为的，“他的决定是属于那种不干预性决定——基本上是一个并不打乱已有计划的决定。”

　　 七月二十四日，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卡尔·斯帕茨将军下的命令。斯帕茨将军已从欧洲飞回华盛顿，担任即将对日发动进攻的战略空军的指挥。命令的开头说：“第二十空军大队约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三日以后，一俟气候看得清进行轰炸，就要把第一枚特殊炸弹扔到以下目标之一：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建立了一个军人和科学家委员会，来选择进攻的目标，他们仔细地选择那些尚未遭到燃烧弹袭击的城市，因此原子武器的效果甚至将更惊人。将军们力争把有着许多古代圣祠的历史城京都作为主要目标；毁掉这个城市的古圣祠，看来对日本人的打击最富于象征性。但是史汀生两次否决掉，因为他不想让同盟国的良心上又出现一个德累斯顿。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斯帕茨带着总统的命运攸关的命令，出发飞行四天去关岛。同一天，重型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快速冲过太平洋后，从提尼安出发，去送装有珍贵的铀235的铅桶以及装着“小男孩”炸弹需用的放火枪和盒子的十五英尺的箱子。前第五舰队旗舰被选中担任这个使命，因为它在冲绳岛附近遭受神风队袭击后，刚好回到旧金山修理。它的新舰长巴特勒·麦克维奉到严格命令，所运的神秘货物要日夜戒备。没有告诉他运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从他接到的指示，他知道这是极为重要的。指示说：“如果船下沉，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货物，必要时用救生船。你的航程每节省一天，就是在缩短战争一天。”

　　 任务安全完成之后，麦克维放下心来，于是从塞班启航前往莱特湾。“印第安纳波利斯号”永远没有再次入港。她在七月三十日凌晨遭到日本的潜水艇I－58的鱼雷袭击。帝国海军击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损失的最后一艘大战舰，这个报复事实虽小，意义却大。该舰很快下沉，连求救信号都没发出，而且由于疏忽，过了三天都还没有得到巡洋舰失踪的报告。这个悲剧本来是可以防止的，而麦克维的一千多名船员只活下了三百一十六名，这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

　　 正当工程师们在提尼安开始进行安装“小男孩”铀原子弹这项精致的工作时，英国大选给波茨坦会议桌上带来一名新的同盟国领袖。投票箱拒绝给他“塑造未来的权力”，丘吉尔被工党以压倒的胜利从首相职位上撵下，这个党是由联合内阁中的丘吉尔的副手克里门·艾德礼所领导。

　　 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最后做的事情之一，是签署后来被称为“波茨坦宣言”的文件。这个宣言由英国、中国和美国起草签署，但没有俄国，宣言提出用以结束战争的十三点呼吁，并立即向东京广播了。“没有其他选择。刻不容缓，”寄给天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文件上这样写着。它紧跟开罗宣言，把日本的主权限于她的本土诸岛，并答应对她的军事领导层中的所谓战犯将给予严峻的公正待遇。“我们呼吁日本政府现在宣布一切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在此行动中提供恰当的保证以示诚意。”关于原子弹，文件预兆不祥地但并不明确提到，文件的结语说：“日本的另一选择就是立即和彻底的毁灭。”

　　 由于文件没有提到天皇的未来命运，而只是重申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项宣言对东京的和谈派没有起到什么增强作用。“我认为这个宣告只是重复了开罗宣言，因此政府不必予以重视，”铃木首相说，他打算“默杀”这个呼吁，这个日语动词按字面是“安静地杀死”之意，即英语“没有评论”的日语对应词。然而年长的侯爵的并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却被看成是全盘拒绝。

　　 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日早晨，《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日本正式拒绝同盟国提出的投降条款最后通牒。”这当然是参加波茨坦会议的同盟国领袖们的印象，此时英国新当选的首相到达波茨坦，他支持美国总统反对俄国要求那笔在雅尔塔已经许给了他的二十亿美元德国赔偿。

　　 “现在没有选择余地，”杜鲁门这样说，因为，虽然处在半个世界那么远，他也知道，事态即将在太平洋上达到可怖的结局。斯帕茨将军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关岛，向李梅和蒂贝茨简单下达命令，去投掷安装中的炸弹。“大块头”原子弹所需的钚和爆炸药物，正从美国用另外的飞机运送。格罗夫斯将军的计划，要求在八月初准备好两枚可以扔出的核武器，两个星期后，还要有两枚钚原子弹安装好备用。就在那一天，蒂贝茨的小组完成了把一万磅重、上面涂着桔红颜色的巨型炸弹扔到日本目标地的最后阶段的训练。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哈尔西海军中将的作业队任意出没于敌人海岸附近，对日本城市、港口设施、和帝国海军尚飘浮海面、被封锁在港口的幸存战舰发起一系列大规模的空袭。“第三舰队的任务，就是经常、狠狠地打击帝国，”这位海军中将最近曾在战局广播中这样说，他大声嚷嚷说，他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舰只没有轮子，否则我们从海岸撵日本人时，就能一直把他们驱向内陆。”七月二十四日，美国的炸弹、火箭和鱼雷管从第三舰队的飞机上下雨般地投在吴市海军基地上，那地方，根据哈尔西说，“日本的敌舰都奔去送死。”到了四天后太阳下山时，他可以满意地报告说，帝国海军已经“不复存在”。五艘还在水上飘着的航空母舰，都被击毁得不能动弹了，战舰中只有一艘歪歪斜斜的“长门号”还浮在水面之上；几乎所有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被击沉。他津津有味地谈论：“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还可以到达他在旗舰轻型巡洋舰‘大淀号’上的小舱，但是要穿潜水服。”

　　 当美国航空母舰特遣组在打击吴市港时，哈尔西指派皇家海军第三十七特遣队去袭击大阪的另外一个并没有大战舰的目标，“以便先发制人，使英国在战后可以提出，在摧毁日本舰队的战斗中，英国至少也出了一份力量。”英国是不会被否定的。七月三十一日，曾经击伤“蒂尔皮茨号”的皇家海军X－小船型的袖珍潜艇溜进新加坡港放下了炸药，爆炸后毁坏了日本重型巡洋舰“高雄号”。

　　 这是蒙巴顿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因为东南亚司令部已经准备好把战役向南扩展，从缅甸进展到马来亚。在菲律宾，美国第六集团军已经把山下部队的残余部分撵进该岛东部的西埃·马德雷山脉，同时第八军在棉兰老的战役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七月十二日的登陆，将是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次登陆，当时美军登岸攻击占领这个岛的南端的敌人。在婆罗洲，澳大利亚军队在六月十日占领文莱，七月一日登陆去占领东海岸的巴厘巴板。

　　 当同盟国的部队继续稳扎稳打地一块一块砍掉日本的海外帝国时，美国的战略轰炸机摧毁着日本本土的城市。到七月底，李梅将军的超级堡垒机群有将近一千架，在日本城市的一百平方英里上留下了一片火海的痕迹，在摧毁了军事设施、商店和工厂的同时也毁了多少住家。十万以上的老百姓死亡了，随着他们的死亡，幸存者的狂热情绪越来越甚。“一天天地，日本变成了一个大火炉，”前外务相重光写道：“大家听从响亮的号角声。只要天皇下命令，他们就会跳进火里去。”

　　 铃木首相拒绝波茨坦宣言后，仍然指望斯大林的帮助，来作出某种和平创议，足以停止来自天空的可怕的毁灭性袭击。他似乎忘记了由关东陆军司令部送达帝国总部的情报，情报说，俄国部队和坦克正在集结，准备进攻满洲边境，外务相东乡怀着希望但没有多少信心地打电报给在莫斯科的佐藤说：“再努把力促使苏联热情对待特使，”最后以绝望的口吻提醒道：“关于此事，损失一天可能铸成千年之恨。”

　　 日本的因循拖沓，俄国的装聋作哑和美国的不耐其烦，形成了这种局势，于是美国决心使用原子弹，史汀生于七月三十日回到华盛顿，他打电报给总统（当时正是波茨坦最高级会议的最后阶段），要求最后批准第一批投弹目标以及原子弹爆炸后美国对此发表宣言的措词。杜鲁门亲手拟定回电：“来件批准。准备就绪后发出，但不得早于八月二日。”总统坐机预定在这一天载他从柏林飞往英国的普利茅斯，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共进午餐，然后乘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回国。

　　 扔原子弹

　　 在提尼安基地，蒂贝茨上校和他的以母亲名字命名的伊诺拉·盖伊号B－29的机组人员正等待着去执行他们的重要任务，同他们一起去的有另外两架B－29的全体人员，那两架飞机运载陆军部的观察人员和摄影人员，以便为后代记下人为的威力最大的一击。为了在高空准确地把原子弹扔在目标上，就需要完善的条件。气候预报说八月二日以及以后的三天气候恶劣。八月五日，气象台预报黎明时目标城市上空晴朗，B－29的气象侦察机飞到每个目标城市的上空报告气候情况。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二时四十五分，当巨大的轰炸机隆隆地沿着提尼安机场的跑道吼叫，升向夜空时，蒂贝茨上校把空中堡垒的手柄慢慢向后移。B－29的银色、香肠形的机体，亮光闪闪，机上载着“小男孩”原子弹，他的蓝色的铁皮上，涂着给天皇的粗鲁的字句以及驰名的女电影明星丽塔·海沃思的大美人照片。这架B－29已远远超过安全起飞重量，起飞时炸弹没有装炸药，恐怕万一失事，就会把整个岛屿以及岛上的几百架飞机从太平洋上炸没了。安装炸药雷管的棘手任务是美国海军上校威廉·帕森斯在空中进行的。

　　 “第十三特殊轰炸使团”在两架B－29的护航下，朝北沿着裕仁公路向在本州岛上还没有最后确定的目标城市飞去。飞机座舱里的红灯表明原子弹现在已可使用，当B－29的自动驾驶仪使飞机悄悄飞越下面发亮的黑色海洋中的硫黄岛时，飞机座舱里的红灯已经亮了两个多小时了。

　　 七时四十二分，来自广岛的气候侦察机的电报说：“一切高度被云遮盖处不到十分之一。建议：先在这里投弹。”选中这个城市来倒霉，只因为它的自然力量多变。“这是广岛，”蒂贝茨用他们的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机上的十二个人，伊诺拉·盖伊号这时候在二万六千英尺上空，正在往上爬升，减速到每小时不到二百英里。蒂贝茨这才第一次告诉他的空勤人员，他们将要扔下一枚具有惊人破坏力量的、完全是新式的炸弹。

　　 八时零五分，伊诺拉·盖伊号飞到三万零八百英尺高，后面跟随着观察机，离广岛不到五十英里，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少校到有机玻璃机头座位就座，把他的视线十字标线对准城市里的T字形相生桥。

　　 下面，在这拥挤的城市里，一百万人中的三分之一开始又一天的工作，为祖国困难的战争出一份力。甚至没有什么人听见或注意到从东方飞来的这么高的飞机。美国在两天以前就撒了传单。警告他们要在即将到来的大进攻前撤出城市。进行气候侦察的超级堡垒使空袭警报在黎明时响了起来，但是三刻钟以前就“解除警报”了。有些人抬起头来，看见只有三架飞机，没有引起注意。

　　 “戴上眼镜”，蒂贝茨在八时十四分下令，于是机上的十二个人除三人以外部戴上沉重的偏振片护目镜。通过微微闪光的烟雾。费雷比辨认出相生桥，把轰炸瞄准器的十字标线固定性。扔原子弹前的最后十五秒钟是自动计时的，八时十五分十六秒，炸弹舱的门开了，“小男孩”立即落下，稍稍晃动了一下，就加快了速度。

　　 它所发出来的超声速呼啸，到不了地面上的人的耳朵里。准确地在一千八百英尺上空，大气压装置触发了导爆机构，在千分之一秒的刹间，一道闪光爆发成了强光和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

　　 “我的上帝！”蒂贝茨从耳机里听到伊诺拉·盖伊号上小组的一员大吃一惊地喊了起来，这时候蒂贝茨以强力俯冲，把轰炸机从扔弹区向右转去。

　　 “突然一道刺眼的带白色的粉红色光出现在天空，伴随着一种奇异的震动，几乎立刻出现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和风，把一切都卷走了，”这是一个观察者所记录下来的爆炸时刻的情景。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它融化了花岗石，把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也没有几座建筑物在核反应的强光和雷鸣的冲击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间就夷平了广岛的中心。

　　 “几秒钟之内，数以千计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园都被乾热的浪潮烧焦了。许多人立刻被烧死，还有许多人在地上翻滚，被烧得痛苦地叫喊着。一切东西：墙、房屋、工厂以及其他建筑物，只要遇到爆炸气浪，都被毁灭，残片被旋风卷到空中。”

　　 伊诺拉·盖伊号从爆炸气浪中上升后，“一朵蘑菇状烟云逐渐形成，我们看着它开放，”蒂贝茨写道。“在蘑菇状烟云下面的情景，使我想起一壶正在沸滚的沥青，我再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譬喻来形容它。下面是一片黑色沸滚的东西，上面带着一层蒸汽烟雾。”

　　 一位日本记者的报道记载了那朵丑恶的烟雾下面的浩劫惨状。“在不留下任何生机的绝对死亡地区以外，房屋在砖瓦、屋梁飞舞中倒坍。离爆炸中心约三英里的地方，轻型房屋都被夷平，仿佛都是纸板所造。在房子里的那些人不是死亡，或者由于某种奇迹得以幸免，但也被火焰包围，少数挣扎着到达平安之地的，由于后来的厉害的伽马射线的作用，一般都在约二十天以后死亡。”

　　 原子弹爆炸之后半小时，一种神奇的蒙蒙小雨，从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开始落在残存者的头上。那些没有死或者因可怕的烧伤在极度痛苦中的人，开始害怕这些黑色的雨点里含有更加致命的毒物，在那漫无止境的几分钟的浩劫中，十平方英里的广岛被消灭了，十三万以上的人民暴死，同时，被关押在广岛城堡的美国战俘也都牺牲了。

　　 蒂贝茨上校在被炸毁的城市高空转了三圈，这时候伊诺拉·盖伊号的无线电报务员向提尼安发回电报说：“清清楚楚。各方面都成功。看得见的效果已超过阿拉莫戈多。扔弹后飞机中情况正常。正朝基地返航。”

　　 在斯帕茨的关岛总部，大家得意洋洋地迎接这个新闻。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的人们互拍脊背。“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情，”杜鲁门接到“广岛被炸”的电文时喊道，当时他正在大西洋中部“奥古斯塔号”上同水手们一起午餐。

　　 “这是一枚原子弹，”白宫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宣称，“它驾驭的是宇宙间的基本力量。太阳从之获得能量的那种力量，我们把它释放出来对付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日本人受到了美国力量的一次惊人教训，这次爆炸估计等于二万吨TNT，而且受到事先的一次警告：“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就可以期待一阵毁灭之雨从天而降，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为了避免惊慌，没有让日本人民知道关于核武器的事，即使是首相，最初也不相信报告说的一枚炸弹就导致了如此巨大的毁灭。

　　 当初东京对美国总统的警告没有答复。但是在莫斯科，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又向苏联外交部长提出采取行动的要求，同时电告东京“形势严重起来了”。第二天下午，他终于被召到克里姆林宫。但是他得到的答复大与愿违。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冷冰冰地向他朗读了俄国对日宣战书。

　　 那天夜间，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名为“博克之车”的空中堡垒从提尼安出发，他跟着这架飞机本来的驾驶员弗雷德里克·博克少校后面，博克为了此次使命，同他互换了飞机，这架B－29的机舱里吊着美国的第二枚核武器，“大块头”钚弹，科学家们希望它会发挥出比三天前扔下的铀弹更大的威力。他的任务进行得不很顺利。在装置这枚武器时，技术上发生障碍，还有那天夜间当“博克之车”雷鸣般向着它的主要目标小仓的巨大军火库飞行时，气候报告又不佳。黎明时小仓城上空复盖着厚厚的云层，于是斯威尼决定到另一个预备扔炸弹的地区长崎试试。当他的飞机在上午十一时前不久到达这个城市时，他的储备油箱坏了，他决定不顾命令，使用雷达进行轰炸。但爆炸手在云层中看到一个窟窿。

　　 “大块头”钚弹的爆炸，产主一个毁灭性的火球，消灭了三万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但是它的破坏程度不广，因为城市周围都是山，局限了炸弹威力的影响。

　　 在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本土晴天霹雳似地爆炸以前的几个小时，守在满洲边境的天皇的士兵遭到大规模的炮火轰击，此事引来红军的数百辆坦克和飞机发动拂晓攻势，象潮水一般冲入日军阵地。然而，即使俄国的进攻势不可当，也仍然打不开日本内阁中军国主义者同和谈派之间的僵局。他们一直争论到黄昏，无所作为和恐惧使他们瘫痪。午夜时分，他们休会去参加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外务省的方案是：他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别无选择。这个方案遭到陆军大臣阿南的反对，他决不能接受皇军还有投降一说，他声称他们只有战斗到底，以求“死里求生”。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多少小时还是没有结论，”铃木海军大将最后疲乏地宣称，他自始至终保持着貌似中立的态度。“形势确实严重，但是我们也没有徒然消磨时间。我们没有先例可援——我也觉得十分为难——但现在我将以最崇高的敬意请求天皇陛下发表意旨。”

　　 八月夜晚的闷热，使皇家图书馆下面的皇家防空洞里的气氛至为窒息，但是首相提出的令人吃惊的要求，却使御前会议的成员们不寒而栗。陆军大臣立刻抗议这种没有先例的违宪做法。天皇的职责在于批准，不是忠告大臣们。裕仁抓住他被提供的这个机会。他的几乎毫无表情的、尖细的声音谴责了“旷日持久的流血和暴行”的无济于事，他同意，波茨坦宣言要求解除军队，惩罚战争领导人，确属“不能容忍”。“但是时间已到，我们不得不容忍不可容忍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