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守势·第十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的那一个星期，使人心灰意冷的失败的消息象潮水般地涌往白宫，约瑟夫·斯大林却出人意料地发出了节日欢呼。当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同他们的军事顾问们坐在一起，反复推敲进行全球战争的共同战略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从下面的喜讯中得到安慰：德国的装甲部队终于在覆盖着雪的克里姆林宫圆屋顶前不到二十英里的地方被阻挡住了。和当年的拿破仑一样，希特勒征服俄国的美梦在莫斯科城前破灭了，冰雪严寒迫使德国人走向最后的失败，俄国人却一直保持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所有反纳粹的国家，不论大小，都为德国闪电战的第一次失败感到高兴，”丘吉尔指出“只要德国军队陷入东方的拼死搏斗，我们岛国遭受入侵的威胁就可解除。”
第三帝国的元首认为，进攻莫斯科遭到的失败，是在他掌握了这个战役的全部指挥权之后就可扭转的挫折。东京正在举城庆祝珍珠港的胜利，纳粹失败的含义几乎没有引起这个轴心国的最新伙伴的注意。然而，在俄国发生的事件，终于招致日本在它的军事领导层将这个国家投入战争之后不几天就遭到失败。帝国参谋本部是根据这样的设想来制订战略的：德国将迅速战胜苏联，迫使英国退出战争，美国也不得不牺牲太平洋而致力于保护它在大西洋的利益。日本新英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意识到事情的结果可能与预期的刚好相反，他不满意有些人“盲目高兴”，“讲起话来好象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似的。”他为东京顶头上司的“能力和见识”感到担忧。“英国和美国可能低估了日本，但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就好象自己喂养的狗咬了自己的手一样，”他提醒支那地区舰队司令。“看来美国尤其下了决心要在不久的将来投入全面作战。”
美国人确实叫喊要进行一场报复日本的全面战争；但美国战略家根据“彩虹5号”作战计划，已让陆军和海军集中力量打败德国，同时守住太平洋中部防线。英国眼前可能不会遭到入侵；但它仍然有可能被迫投降，因为使用“群狼战术”的德国潜艇正在咬断大西洋供应线。
十二月二十三日，当亨利·波纳尔爵士将军飞到新加坡，从空军中将布鲁克·波帕姆手里接过指挥权的时候，他得知在暹罗边界以南的霹雳河沿线阻止敌人入侵马来亚的防守计划正在破产。山下将军周密计划的协同进击势如破竹，四百英里长的马来半岛，他的军队几乎征服了三分之一，占领了许多锡矿和橡胶种植园。在北面一千六百英里的香港，总督号召驻军英勇抵抗，“为英王和英帝国坚守这座城市，”可是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敌人已经突破这座岛屿的防线，分割英军的阵地。
在南中国海彼岸的菲律宾，本间将军的另外一万名士兵在拉蒙湾登陆，准备在南部钳形运动的背后增添一支打击力量，这场攻势现在离马尼拉还不到六十英里。麦克阿瑟宣布菲律宾首都为开放城市，日本人不予理睬，出动飞机轰炸美军司令部所在地火星人大厦。撤退到巴丹的最后步骤已经作出。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撤退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已经撤退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遭到轰炸的甲米地军港的弹药和供应品，不能运抵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岛，被用炸药炸掉了。吕宋岛上仅有的四架战斗机，在布里尔顿将军乘上最后一架美国运输机之后，于圣诞夜飞走了。麦克阿瑟向他告别时恳求说：“我希望你能把我们所作的努力告诉外面的人，以便维护我作为一个战士的声誉。”
几小时之后，麦克阿瑟将军本人最后一个登上“唐埃斯塔班号”轮船，渡过三十英里宽的海峡，来到蝌蚪形的小岛科雷吉多尔岛，这座岛屿扼守着马尼拉湾的门户。菲律宾总统曼努埃尔·奎松和他的高级政府官员，也同麦克阿瑟的其余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一起挤在这条船上。轮船的底层舱里堆着菲律宾政府的金条和银条。乘客的绝望心情和马尼拉湾一片银色月光的美景形成尖锐对比；一个美国军官独自唱起“安静的夜”，没有人随声附和。
在遥远的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几乎没有人还有心情欢度圣诞节。海军上将尼米兹在前一天乘坐泛美航空公司快速班机飞来就任新职。他发现瓦胡岛上在遭到袭击后己很低落的士气，在援救威克岛失败后就更加低落了。这个不吉祥的圣诞夜，扑灭了沉在海底的“西弗吉尼亚号”战舰船体内的最后一线生机。五个月以后，打捞队发现困在A－111水密舱里的六名水手的尸体——舱壁上用粉笔划的十六个X，默默地证明六位水手靠军用干粮苦熬了两个多星期，最后由于生命必需的氧气用完了而在圣诞节的前一天死去。
海军上将金到达华盛顿，驱散了笼罩着海军部的忧闷气氛，他是来接管海军作战指挥大权的。这位美国舰队总司令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人主义者，他很快就定下了强硬的新调子，一定要别人称他“美国舰队总司令”，他的第一次正式讲话铿锵有力，确立了他的新的领导作风。“通往胜利的道路是漫长的。斗争是艰苦的。我们将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立刻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军舰。然后该轮到我们进攻。我们将取得胜利——总有一天！”
欧洲第一
海军上将金也怀着同样坚决的精神，和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了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军事首脑第一次作为正式的盟友和英国军事首脑坐在一起。白宫的这次会议是由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联合主持的，任务是讨论大战中最重要的一次作战计划会议的议程。丘吉尔选择“阿卡迪亚”作为这次会议的恰当的代号，希望这个词所比喻的古希腊田园牧歌式的静谧，将能成为他们联合指挥协调一致的象征。可是事与愿违，虽然总统和首相非常一致，共谋同盟国的利益，他们的军事指挥官却不是这样。海军上将金同“欧洲第一”战略——“彩虹5号”计划——的制订者斯塔克不一样，金不是一个亲英派。他对这个新盟国傲慢而过分聪明的外交手腕怀有成见，这个成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当时他担任大西洋舰队司令亨利·梅奥的参谋长，有机会亲自观察英国如何施展外交手腕，梅奥本人也是极其不喜欢和不信任英国人的。金既然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对美国海军的控制，他就决心不让英国发号施令，以免降低太平洋战区的地位。这位海军上将认为，打赢日本主要依靠海军作战。陆军同样抱有偏见，觉得打败希特勒最终需要一场地面战役，自然而然地赞成重视大西洋战区。虽然陆、海军双方都感觉到，它们的新盟国希望美国扶持摇摇欲坠的英帝国，海军对于部署力量支持英帝国受到威胁的海外殖民地却比陆军反感得多。马歇尔将军后来也承认，“我们方面的反英情绪太强烈了，实在有些过分。我们的人民总是在提防着英国佬背信弃义。”
当丘吉尔在白宫二楼挂上旅行地图，开辟一间通讯室，建立起英帝国的临时司令部的时候，美国的参谋长们最初的这种敌对情绪并没有缓和下来。
丘吉尔住在东北角的一套房间，隔壁就是总统和他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的住房。当讨论重大的问题来制订同盟国的战略时，首相可以就近同总统亲密往来。丘吉尔享有一种独特的有利条件，他喜好交际，把他的战时内阁团结得象一家人，而金和马歇尔的性格冷若冰霜，不喜欢白宫的交际，他们同总统当然就有隔阂。
这样的安排非常适合英国人。丘吉尔来华盛顿的时候，带来了一份精心准备的情况介绍，他在介绍中支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要求美国恢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中断了的、根据租借法提供的武器援助。首相相信，他同总统面对面的会谈，能使他奠定“进行战争的主要战略基础”，让双方参谋长另行开会解决具体问题。英国议事日程上的第一道议题是，丘吉尔决心说服罗斯福同意同盟国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将德国军队赶出北非，从侧面答复斯大林提出的出兵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
在阿卡迪亚会议开幕式上，丘吉尔首相就象前一天晚上在宴会上雄辩地介绍了英国的雄伟战略，从而说服总统同意他的观点那样，试图争取美国的军事首脑们也支持他的观点，他们在倾听的时候难以掩盖内心的不悦。在充满欢乐气氛的深夜讨论中，首相和总统一致同意打败德国应比对日作战更重要。现在丘吉尔回顾了在北非向隆美尔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所谓“体育家计划”，只要美国军队在北爱尔兰驻防，腾出那里的英国部队，这项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美国轰炸机将参加对第三帝国工业腹地的袭击，同盟国剩余的人力物力将可用来保卫远东，因为同盟国在远东“处于守势”。他解释说，这意味着新加坡要坚守六个月，以便控制马来屏障，不让日本得到荷属东印度的石油资源，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使增援部队到达马来亚和缅甸，保卫中国国民党人的陆上供应线。
美国总统显然已经接受了英国的战略方案，这使他的军事顾问们感到沮丧。美国的参谋长们不象英国的战时内阁那样团结，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反驳这位首相的有力陈述，但是他的地中海战略显露着“帝国主义的”锋芒，迫使马歇尔将军提出保留意见。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立即要求约瑟夫·史迪威少将准备好“说明我们不应执行‘体育家计划’的六十五条理由”，他同艾伯特·魏德迈将军一样，认为这位英国人对他们的总司令的影响太大了。“英国佬有头，我们只有小尾巴，”史迪威发牢骚了，担心“事态正迫使我们执行建议不善、考虑不周的计划”。
英国的地中海战略是替换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马歇尔将军决心不让美国承担执行这项战略计划的义务。而英国人担心，美国军事领导人将会屈服于舆论界要求集中力量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强大压力，然而，这种担心在圣诞夜一扫而光。当天，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首次会议上，英国人欣慰地听取斯塔克海军上将重申美国的立场：“我们的观点不变：德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打败它是胜利的关键。一旦德国被打败，意大利就会跟着垮台，日本势必被打败。”在保证继续执行“欧洲第一”战略问题上达成的笼统协议，为确定各种应优先考虑的军事行动这个更容易引起争论的讨论开辟了道路。这个讨论果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辩论又持续了三个星期。
自从八月大西洋宪章会议以来，马歇尔将军和约翰·迪尔爵士陆军元帅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有助于达成上述协议。丘吉尔免去了迪尔帝国总参谋长的职务，派他去华盛顿领导出席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代表团。迪尔和马歇尔之间的友谊和互相谅解，将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主要依靠，虽然经常发生激烈的意见分歧。
正是首相本人，在圣诞夜的深夜里同总统举行了私下会议之后，引起了一场最大的意见风暴。他认为他已说服罗斯福同意将原来派往菲律宾，现在改变方向开往澳大利亚的增援部队调去保卫马来亚。美国将军们愤怒抗议让麦克阿瑟赤膊上阵保卫英帝国，大发雷霆的陆军部长威胁要辞职，哈里·霍普金斯被派去平息将军们的怒气，他圆滑地否认了丘吉尔有这样的想法。这起事件使习惯于在丘吉尔战时内阁的严格领导下工作的英国军事领导人相信：美国的指挥系统已经一盘散沙。“整个体制还是乔治·华盛顿时代的那一套，华盛顿被推选为所有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他也就担任了。”迪尔在致艾伦·布鲁克爵士将军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批评，“这个国家连战争是怎么回事的最起码的概念也没有，他们武装部队的战备状况糟糕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在这次圣诞节会议上，马歇尔宣布了建立统一作战指挥的计划，英国的参谋长们听了不觉大吃一惊。马歇尔说，“我们的麻烦十之八九”是由于“人类的弱点”造成的，他强烈要求“由一人指挥整个战区——包括空中、地面和舰艇。单凭合作，我们是无法应付的。”他建议任命盟军最高司令，这些司令官不仅可以克服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可以任命陆军将领指挥舰队，海军将领替陆军官兵负最后负责，英国的参谋长们对这个建议不表态，他们故意拖延，声称这样重大的决定应由首相来作。
丘吉尔在圣诞节还要埋头处理其他问题。除了在卫理公会教堂作早礼拜，有机会和总统一起起劲地唱了一会儿颂歌之外，他在那一天几乎再也没有值得高兴的事情了。从被围困的香港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叫人寒心。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发电站，最后的淡水供应也在前一天被切断了，驻军已被逼到岛屿的尽头。在圣诞节，敌人的轰炸机加倍地猖狂。莫尔特比将军的部队已经溃散，“觉得一切都完了，”他无可奈何地告诉总督：“不可能再进行军事抵抗了。”
下午三时三十分飘起了白色停战旗。当天晚上，在富丽堂皇的九龙半岛饭店里，身着英国殖民总督插有羽毛镶有金边的华丽服饰的马克·扬爵士，向日本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佐木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一千二百多名英国人死亡，这个死亡率比他们的征服者高一倍。这是日本人首次占领一个欧洲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这次占领还树立了残暴的模式，醉醺醺的日本士兵肄无忌惮地奸污妇女，劫掠民财。
虽然香港的陷落在所难免，丘吉尔对这件事还是戚戚于怀。当天晚上，白宫举行欢度圣诞宴会，丘吉尔一反常态，沉默不语，而且提前告辞了。不仅当天的消息使他心情沉重，第二天上午他要向国会特别联席会议发表的讲话也使他感到不安。许多奉行孤立主义的政治家如果听到他鼓吹对德作战比在太平洋上报复日本更加重要，将会毫不客气地反对他。
第二天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在众议院的前厅踱着脚步，等着叫他进去发表讲演，他的紧张心情是非常明显的。“你知道，查尔斯，我们正在写历史，”他对他的私人医生查尔斯·威尔逊爵士说。查尔斯对这位六十七岁高龄的老人在阔步走进众议院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前明显加剧的神经紧张感到不安。
“我不禁回想起来，”首相在几句打趣的开场白之后说道，“假如我的父亲是美国人，我的母亲是英国人，而不是刚好相反，那么我可能会自动到这里来。”一阵畅快的笑声和喝采赢得了满座政治家的心。接着，他开始发表讲演来争取国会的支持，一位观察家说，他的这次讲演是为英美联姻“作预告”，首相纵观全球战局，当他不再强调必须打败德国，而是猛烈谴责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台下的反应最热烈。“……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什么人？”他咆哮着说。当他预言“英美人民为了他们的安全和全人类的利益，为了尊严、正义与和平而携手前进”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大厅里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在走下讲台之前，全场最后一次热烈鼓掌，他眼泪盈眶，伸出两个手指，同最高法院法官斯通交换了胜利的手势。
本来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就可以宣读结婚预告。但是英美婚约条件，却需要两国军事领导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才能订出来。他们在联邦储备大楼召开的会议常常拖到深夜。在城区对过的“五月花”饭店，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供应部的官员一起，正同罗斯福的“生产大王”优先分配供应局局长唐纳德·纳尔逊进行讨论，竭力争取美国将它的工业和军火产量翻一番。
与此同时，总统和首相正在集中精力起草一项合适的声明，这项声明将按照他们赋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笼统地规定出同盟国的作战目标。丘吉尔让罗斯福起草“协约国”声明，他自己匆匆忙忙跑到渥太华进行两天的访问，他在加拿大议会发表讲话，号召加拿大人与英美团结起来。他在元旦返回白宫的时候，总统已经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主意”：用“联合国”一词来代替“协约国”。联合国声明重申了大西洋宪章规定的四大自由，第二天，二十六个国家的代表庄严地在这项声明上签了字，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他经过说服方才同意“宗教自由”也意味着有不信教的自由。“声明本身并不能赢得战斗的胜利，”丘吉尔说。碍于莫斯科的情面，声明没有提到日本，“但它阐明了我们是谁和我们为什么而战斗。”
“联合国”——这是声明中悦耳的称呼——现在理应使用共同的武器来“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但是，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在如何进行战争和应在哪里集中有限兵力的问题上发生了深刻的分歧。同盟国中的这两个老伙伴也不允许澳大利亚人、荷兰人和中国人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这些讨论会上，英国人象“踢人的小公牛一样地攻击”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任命盟军最高司令的计划。霍普金斯为达成协议开辟了道路，他把丘吉尔拉到一边，向他保证将由一位英国将领指挥远东战区。马歇尔将军已经赢得了海军上将金的支持，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在丘吉尔的卧室里同这位首相发生的一场对抗中，确保了这个组织安排上的胜利。坦克手能不能开军舰，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后，丘吉尔笑容满面地从浴室走出来，赞成由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领导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四国最高司令部。
为了建立丘吉尔所期望的同盟国联合军事阵线，已经作出了初步的努力，但要消除惶惶不安的澳大利亚政府的担心，还要费一些周折。澳大利亚政府本来忧担心它的北部港口城市会遭到轰炸。堪培拉致电丘吉尔首相，担心新加坡将会陷落，首相回电说：“我们决心奋力保卫的”不仅是这座海上堡垒，而且是“从仰光到达尔文港的整条战线”。丘吉尔告诉约翰·柯廷总理，前往埃及的护航运兵船队已改变航向驶往远东；由于澳大利亚四个最精说的师有三个在北非作战，第四个在马来亚战斗，他的内阁理所当然地担心菲律宾和新加坡失守后澳大利亚就会面临入侵的威胁。澳大利亚军事领导人没有应邀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柯廷感到不安，他还担心英国不会履行义务，因此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示他的忧虑。他在这篇文章中不仅驳斥了“太平洋战争只能看作是全面战争的一个从属部分的说法，”而且提出了使丘吉尔大为恼火的建议：澳大利亚将不得不请求俄国提供援助，并同美国一起制订它自已的太平洋防务政策。
因此，英国首相希望韦维尔将军指挥远东战区是有强烈的政治动机的。但是他的军事顾问们意识到，保卫这么大的一个防御区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认为美国人恐怕故意要他当替罪羊。迪尔争辩说，让他们的一个将领承担“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责任是非常危险的。韦维尔本人对自己被任命的消息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热情。由于丘吉尔首相的急躁，韦维尔已经卸掉他在中东司令部的职务；现在他致电迪尔：“我知道人是要抱孩子的，可这是个四胞胎！”
韦维尔将军是一位不好激动的军人，喜欢冷静地思考问题。对他来说，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以四个盟国分散的兵力守卫两千英里的抗日防线，任务已经够艰巨了，再要防守缅甸，实在太复杂了。另一个负担是必须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担任中国、暹罗和印度支那的最高司令。两位将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重庆会议上就战略问题发生了冲突，英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军队只能保卫他们的帝国，拒绝了中国要求英国派遣八万部队到中缅边界守卫滇缅公路的建议。罗斯福和马歇尔将军坚定地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使那条不可或缺的供应线保持畅通，以便使中国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蒋介石一再要求美国派遣军队，供给飞机，美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总统答应提供五亿美元贷款，并派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担任这位大元帅的参谋长，但他的名义上的头衔是驻华美军总司令。“这样的安排，”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保证，“将使阁下的影响能够在制订各战区进行战争的总战略时发挥出来。”
总统这样迎合国民党人，激怒了丘吉尔，他抗议“过高估计中国对全面战争所能作出的贡献”。不过，首相终于不得不迁就罗斯福和历史原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对美国人的思想有着特殊的影响。”最近的一次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十分之八的人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天然民主盟友——恰好是把英国看作是他们的长期伙伴的人数的一倍！
自行车闪电战
日本人已经在泰国边境集结军队，威胁着缅甸和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蒋介石要求对日本展开联合作战。当韦维尔将军试图为他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机构的时候，满足蒋介石的这个要求只是摆在他面前的许多棘手问题之一。他正在集中精力处理最紧迫的任务：调集所有的人力物力来避免马来亚面临的军事灾难，可是，遥远的距离和不方便的交通妨碍了同盟国。他的参谋长亨利·波纳尔将军在视察前线的则候，对印度军队士气低落的状况大吃一惊，这些军队正在挖壕固守，再次试图将日军阻止在仕林河，这条河是保卫通往吉隆坡的公路的天然防线，也是守住南方的机场的关键，运送增援部队的护航船队要想免遭猛烈的轰炸袭击，就必须守住这些机场。在马来亚东海岸，另一个日本步兵旅增援了帝国禁卫军，禁卫军正在南进以占领关丹简易机场，而且离新加坡不远了。
要想守住新加坡，必须制止仓皇撤退。但是象斯潘塞·查普曼那样的野战指挥官已经怀疑他们的士气低落的印度士兵是否拥有在森林战斗中打败日本人的能力。“我们前线部队的士兵现在装备得象圣诞树，笨重的靴子、布制子弹袋、背包、干粮袋、水壶、毯子、防潮铺布，甚至还有厚大衣和防毒面具，他们走路已很艰难，打仗就更不用说了。”辻大佐很有远见，帝国士兵一身轻巧的夏装，他们受过严格的丛林战训练，丛林现在反而帮了他们的忙。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日军优势再次显示出来。那一天，他们遇到印度第十二师。该师奉命构筑阵地，守卫仕林河前面的一个公路铁路交叉口。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但在第二天晚上，前来刺探的敌军坦克沿着一条废道从后面包围了阵地，“钩住了””印度军队。黎明时分，印度军队又一次仓皇奔逃，日本步兵骑着自行车紧追不舍。斯潘塞·查普曼躲在路边浓密的树丛里，注视着敌军向马来亚首都的方向突破。“多数人骑着自行车，三人一排，共有四、五十排，他们又说又笑，好象去看足球比赛。山下将军的步兵一天可前进二十英里，烈日当空，骄阳似火，车胎都要爆裂了，他的士兵照样蹬车。数以百计的轮辋卡嗒作响，汇成一般嘈杂的声音，溃逃的印度军队惊恐万分，以为是坦克在追赶他们。枪支弹药和其他装备又一次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增添了这些装备，马上加快了进军的速度。山下现在可以很有把握地命令手下的指挥官，依靠敌人的给养。
盟军在仕林河遭到失败的那一天，韦维尔将军在前往爪哇建立美英荷澳四国最高司令部的途中到达新加坡。他在视察了前方地域以后，意识到日军在开阔地带将会加快进攻速度，使希思将军没有机会集中溃散的印度师来进行另一次抵抗，除非他们后撤一百英里退到柔佛州。珀西瓦尔将军说，他的下级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是因为“部队极度疲劳”。为了使他们有时间恢复疲劳，重新集结部队，新加坡司令部命令他们一直撤退到柔佛州境内二十英里远的双溪麻坡河防线。这是越过海峡撤退到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戈登·贝内特将军奉命以澳大利亚第八师的一个旅增援前线，剩下的部队准备整好队伍，守卫从丰盛港至南面联接新加坡岛的海峡堤道的公路。
撤退到巴丹
在南中国海波岸的菲律宾，美国和菲律宾的部队也在全面撤退。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司令部里踱着步子，好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新司令部设在直插科雷吉多尔岛岩石心脏的马林塔坑道深处。一个多星期以来，他日夜研究报告，向战地指挥官发布命令，力图把吕宋岛上的两个集团军从本间将军向马尼拉合拢的钳形攻势的利爪下解救出来，从而弥补早些时候的失败。麦克阿瑟巧妙地安排了两个阶段的撤退，成功地实现了“远东敦刻尔克”撤退计划。成功的关键是温赖特将军激发士气的指挥和作战经验丰富的美国正规军的援助。他们把北吕宋岛上溃散的部队集合在一起，守住五条临时防线，炸毁了一百八十四座桥梁，及时地阻止了日军的主攻。本间将军的进攻速度减慢了，恰好使帕克将军有足够的时间将他在南吕宋岛部队中的一万五千名士兵从日军手里解救出来，并使他们在温赖特的防线象一座大型水闸卡住巴丹半岛的脖子之前平安撤退到马尼拉的西面。
日本参谋本部后来称这个行动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行动”。这个行动无疑阻止了本间将军运用钳形攻势包围分割麦克阿瑟的部队，也使他不能加强山下将军正在马来亚节节取胜的翼侧进攻。本间以为美军正在全面溃退，错误地直逼马尼拉，忽视了运用空中优势摧毁该市北面十英里处的两座重要桥梁，这两座桥梁座落在卡隆比特河上，是正在溃退的菲律宾军队的必经之路，这些军队与成群的老百姓夺路而逃，接连几天，老白姓的牛车阻塞了这两座桥梁，军队的车辆堵在后面老远的地方。
日军企图切断卡隆比特河上的这两座重要桥梁，可是为时已晚，美军剩下的坦克阻止了日军的这个企图，直到一月一日凌晨，最后一批菲律宾步兵平安到达河的对岸，温赖特将军才下命令“炸掉它”。凌晨六时十五分，两座桥梁堕入下面的激流之中。向巴丹撤退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麦克阿瑟还算是走运的。就象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德国人的做法那样，日本人没有运用巨大的空中优势来加强进攻，没有袭击在唯一的两条公路上互相拥挤的车辆和士兵，也没有摧毁座落在莱亚克的那座桥梁，本间将军比较感兴趣的似乎是在一月二日胜利进入马尼拉，不明智地认为这将标志着菲律宾人的投降。他将会发现，要想迫使麦克阿瑟将军投降，仅仅奏日本国歌“君之代”，或者在美国高级专员的旧宅举行仪式升起太阳旗是不够的。
一九四二年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大约三万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在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后面挖壕固守，这道横贯巴丹半岛的阿布凯防线，穿过沼泽地和纳蒂布山上的两座火山峰。在这道防线之后约二十英里，荒凉的马里韦莱斯山坡上的退却阵地正在进行战备。这是“桔色”作战计划设计的防御，由于有一万五千美国部队和六万五千菲律宾部队可供调遣，麦克阿瑟预料能够在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阻止住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麦克阿瑟现在必须为他的灾难性的海滩防御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军需官的报告透露了可怕的实情：弹药虽然充足，食品可不多了。撤退时带的大米还不够吃二十天，面粉只够吃三十天，鱼肉罐头够吃五十天。这些食品供给八万部队和两万六千涌向巴丹的平民，还不够吃一个月。各种医疗供应，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缺乏，这一切使他们更困难了。日军开始包围的时候，麦克阿瑟下令每人食品配给减半。每天的食物还不够产生两千卡的热量，简直是在挨饿，要知道，丛林战的消耗是惊人的，疟疾和许多热带病造成的死伤，比日本人的子弹打死打伤的还要多。
在马尼拉湾的对岸，设在被攻克的菲律宾首部的日本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也有自己的麻烦问题。本间将军的时间表安排得很紧，他奉命在五十天内完全征服菲律宾。现在，他虽然对他面临的军事行动的规模表示欣赏，他的最精锐的部队却已丧失了。西贡的南方战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将军断定，向新加坡进军的速度很快，可以使他提前进入下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作战阶段——占领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第四十八步兵师的精锐部队将担任进攻婆罗洲和爪哇的先锋部队，迫使本间将第六十五步兵师——刚从福摩萨调来的“夏旅”——的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在进攻巴丹岛上数量占优势的美国和菲律宾军队时打头阵。
奈良中将过分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在一月九日派遣“夏旅”进攻阿布凯防线。他下达的“追击公路上的敌人纵队”的命令，由于对方的炮火反击而未能奏效。与此同时，奉他的命令越过纳蒂布山山梁、从翼侧包围美军防线的那一个团，陷在森林里达一个星期之久。这次挫折是日本首次进攻威克岛以来遭受的第一次军事挫折。它使麦克阿瑟将军希望，华盛顿最终会满足他反复提出的一个要求，即“美国海军来一次突击”，从澳大利亚运来增援部队。
美国亚洲舰队的舰只现在是美英荷澳联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联军已经放弃了菲律宾，集中守卫马来屏障防线。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告诉总统，没有足够的战舰保护一支运输船队通过日本的封锁线。然而，罗斯福还是向奎松总统发出了新年贺电：“我可以向您保证，每一艘可以利用的船只都具有……最终将打垮敌人，解放您的祖国的力量。”马歇尔来电说，运抵布里斯班的一批轰炸机正在开箱取货，另外五十五架战斗机正在运送途中，他们将尽最大努力提供紧急空中支援；他还说，总统“看了您的全部来函，现在指示海军尽可能向您提供各种支援。”
华盛顿反复保证，援助正在途中。到了一月份的第二个星期，这个保证完全落空，军舰和飞机没有到达，日本的飞机却在加紧轰炸科雷吉多尔岛。用词粗野、语句不通的英文传单，雨点般地从天空降落到守卫阿布凯防线的士兵头上，传单要他们赶快投降，因为他们的后路已被切断，他们成了瓮中之鳖。就在“东京玫瑰”广播电台嘲笑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时候，麦克阿瑟还在苦苦哀求陆军部派遣一批飞机飞越菲律宾上空，以便压下“敌人宣传的气焰”，消除巴丹岛上散兵坑里饥肠辘辘的士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担心：华盛顿已经决定抛弃他们，让他们听天由命。
实际上，华盛顿的这个决定已经作出来了。虽然马歇尔在元旦来电说：“我们满怀希望，在马来屏障迅速部署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将会切断婆罗洲以南的日本交通线，并使盟军能够在菲律宾南部发起进攻，”但是，无论美国还是它的新盟国，都没有船舶、兵员和飞机来实现这个计划。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军事计划委员会终于打消了向远东派遣救援运输舰队的各种设想，他在报告中说，那样做是“完全不合理的”。史汀生沮丧地写道：“人总是有死的时候。”
没有人把这个决定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这个决定实际上宣判了他的司令部和他手下许多官兵的死刑。相反，他得到了越来越含糊的保证：将尽一切努力运来增援部队。这是巴丹岛收听到的西海岸广播电台广播的消息。“援军肯定正在途中。我们必须坚持到援军的到未，”麦克阿瑟在一月十日视察阿布凯防线的时候很有把握地向一群军官作了保证。他回到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非常乐观地告诉奎松总统，他“可以将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岛守住几个月”。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前线。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许诺的援军未见到达，他渐渐害怕同手下的官兵见面，觉得是他自己辜负了他们的希望。
胜利规划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们可能已经作出了使人不快的决定：菲律宾现在不可挽救了。但报刊电台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念，即公众预料盟军将向日本发动大规模反攻，麦克阿瑟将军和巴丹岛上的勇敢的战士将会得到增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公布了他为“胜利规划”制订的庞大的生产指标，这使公众更有了盼头。总统实际上已经决定将下一年的飞机、弹药和坦克的产量翻一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比弗布鲁克勋爵和他的一批专家的努力结果。总统挥笔开列了一大堆数字，很有把握地对身边疑虑重重的助手们说：“哦，只要搞生产的人真正卖劲，这些产量是可以达到的。”一月六日，他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决定让美国的工业部门进行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军火生产，他要求第一年生产四万五千架飞机，四万五千辆坦克，二万门高射炮和八百万吨新船舶。“这些数字和一大批其他武器的产量数字，将使日本人和纳粹分子好好想一想他们的成就有多大，”罗斯福对满座愕然的政治家们说。这些数字象征着美国在一场“无时不在渗入我们生活”的总体战争中，对打败敌人和在生产上超过敌人所作的全面贡献。
温斯顿·丘吉尔深信英美会谈已经成功地使美国战时生产进入高潮，他在佛罗里达度假一个星期，一月十一日返回华盛顿，继续进行阿卡迪亚会议。马歇尔提议，在华盛顿成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军事指挥，这个建议迅速得到批准。这个机构中的英国方面将由陆军元帅迪尔率领，他将与新成立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系。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除了一致同意派遣美国部队守卫冰岛和爱尔兰以外，在调和双方互相冲突的行动计划要求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限制因素是船舶运输力量不足。计划人员警告说，这个限制因素“排除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中的一项或者同时最多不过两项的可能性。”丘吉尔说，“船舶不足是一个要命的因素，”由于面临这个因素，丘吉尔提出的九万人的英美部队在北非大规模登陆的“体育家”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保障大西洋上护航运输船队的航行反而成了当务之急，这些护航运输船队运送的是英国和俄国继续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供应品，它们随时要同德国潜艇作战。首相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在太平洋上“处于守势”的时期。他估计“海上堡垒新加坡守得住”，希望将人力物力集中用于美英荷澳联军防卫马来屏障和荷属东印度。为了安抚澳大利亚政府——当隆美尔正通过昔兰尼加向开罗发动新的攻势的时候，这个政府扬言要撤回在埃及的三个师——丘吉尔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向太平洋彼岸派遣两万名美国士兵，并且答应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另外五万名可随时驶离西海岸。
船舶是英美战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认识了这一点，于是努力提高美国造船厂的造船能力。这将是这场伟大的生产战争中最关键的战斗，罗斯福在宣布进行这场战争的时候，建立了以唐纳德·纳尔逊为首的战时生产局。这位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前副董事长是一位活跃的密苏里人，他凭着在供应生产局的经验，很快将战时生产局建成为效率卓著的机构。他就职后仅仅几个星期，战时生产局就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它颁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禁止生产三百种消费品，从烘蛋奶饼用的铁模到牙膏、听装啤酒和汽车。从那以后，金属品的供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美国各地的工厂，都从制造玩具和烘面包器转为制造枪炮和子弹。
当美国的工业部门按照“胜利规划”轰轰烈烈地开展生产的时候，美国人明显地有了信心，他们知道，尽管日本在最初的猛烈进攻中赢得了多么大的胜利，最终它将被打败，美国的工业力量将比日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一月十四日晚上，当丘吉尔在白宫参加了最后一次工作晚餐，与罗斯福总统告别的时候，他能够意识到“美国人民的实力和意志力”。阿卡迪亚会议成功地实现了通过“广泛民主”的手段增加生产，并且统一了同盟国的指挥。最重要的是，同盟国决心实现打败希特勒的“大西洋第一”战略目标，放弃临时制订的迎击日本在远东继续进攻的战略。
当丘吉尔决定从百慕大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水上飞机横渡大西洋回国的时候，大西洋战役的潜艇战已经扩展到美国东海岸的海上通道。他刚开完阿卡迪亚会议，心情舒畅，急于赶回国内，因为他已得到消息：国内就他指挥战争的问题，正在酝酿一场政治风暴。阿卡迪亚会议还标志着“平等的伙伴关系”有了显著的变化。美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将不支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帝国主义目标，并对印度在独立问题上发生的内乱表示关注。香港的陷落和日本轻而易举地并吞马来亚，使大西洋两岸都怀疑英帝国经过战争是否还能幸存。这种恐慌的焦点现在集中在新加坡面临的威胁上，因为新加坡已经成为英国是否有能力保卫其帝国不受日本侵犯的象征和考验的场所。
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
远东的直布罗陀容易受到攻击，这使美英荷澳盟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的司令部设在距离新加坡六百英里的荷属岛屿爪哇的腹地。即使在和平时期，协调四个国家的陆、海、空军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何况韦维尔，他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以及担任四国盟军副总司令的美国空军中将乔治·布雷特将军必须在敌人进攻的火力下，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名义上的联军。四国之间的互相竞争，他们奉命保卫的环形防线的广阔范围，以及日军进攻速度的加快，使他们的最大努力遭到挫折。空军中将理查德·皮尔斯爵士担任名义上的空军司令，海因·特普尔坦中将指挥地面部队，哈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但是，他们全都受到四国盟军司令部指令的掣肘，指令要求四个国家的部队尽量独自作战，这样，使他们的部队分散得很广，缺乏联合作战的经验。正当极其需要集中力量对付日本人的时候，四国联军却缺乏必不可少的共同作战原则。
交通运输问题很快就成为四国首次试图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时暴露的主要缺陷之一。四国盟军司令部中没有哪一部分比海军司令部所受的损失更大，海军司令部设在爪哇东端的泗水港，离韦维尔的司令部有四百多英里。由于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战舰分散在从新加坡至主要供应基地达尔文港的辽阔海面上，哈特海军上将处于不堪设想的境地。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日本终于向荷兰皇家政府宣战，向婆罗洲东海岸的石油城塔拉坎发动进攻，二十四小时之后，日本伞兵和海军向西里伯斯发动联合进攻。荷兰士兵尽力反击，在少数飞机和奉四国盟军空军司令部的命令飞来的美国B－17轰炸机的偶尔支援下，摧毁了极其重要的设施。在一个星期之中，哈特千方百计地试图集中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同样由于交通运输困难以及荷兰海军司令康拉德·埃米尔·赫尔弗里希海军上将的原因而归于失败，后者正以海军部长的身份独立指挥他的潜艇部队。
日本的扩张势力正向南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同时向北方的泰国和缅甸伸出触角。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头几天，据报告有两师敌军在泰缅边界集结，预示着对仰光将有一场进攻。缅甸总理吴苏访问伦敦后在回国途中被英国人拘留，这是在“魔术”截取了日本驻里斯本的大使馆的电报之后的事，电报透露，他正策划向日本侵略者出卖祖国。
一月的头一个星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情报机关报告有两师敌军正在边界集结，准备进攻仰光，目标是要夺取这个战略港口，断绝中国的供应线。韦维尔开始后悔他勿匆忙忙拒绝了蒋介石的军队，现在他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仅以印度第十七师和缅甸第一师的兵力组织对一个面积比法国和比利时加起来还要大的国家的防御。总司令派遣约翰·史密斯中将去缅甸，命令他“为我看守好缅甸”。史密斯受到两方面的掣肘。他发现印度第十七师是以沙漠战训练和装备起来的，这个师原来准备开往中东。本地的缅甸师只不过是一批未经训练的新兵。史密斯更加感到棘手的是，韦维尔任命赫顿中将担任他的顶头上司。赫顿是新德里的一位能干的参谋长，但他的主要野战指挥官很快发现他并“不是缅甸即将发生的战事所真正需要的那种精悍的战斗指挥官”。
赫顿在迎击日军进攻时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令在仰光以南二百英里习惯在公路作战的部队去防守四百英里的丛林战线。他的军队缺乏治疗疟疾的药品，这就更加复杂了。赫顿知道，他的士兵将成为敌人在马来亚成功运用的“钩心”战术的打击对象。
“日本人高速行驶；英国人挂二挡，没有人来调整或控制这部机器，”这是史密斯对他在边界丘陵地带指挥的“一场糟糕透顶的战役”所作的评价，他们迎击的是日本第十五军的两个师。到了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史密斯显然不能守住前沿阵地的时候，他建议部队后撤，集中防守仰光的大门口锡当河桥头堡。一月二十四日，韦维尔飞到缅甸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他记取了马来亚撤退的教训，赞同赫顿所持的看法，即这样的撤退时机还不成熟。相反，他们要求进行一系列的阻滞战斗。史密斯认为这样将削弱他的部队。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后来的两个星期中，日军撵了一百英里，把他们赶回到从毛淡棉港至锡当河的公路上。
韦维尔的目光短浅的战略最终将葬送仰光，正当他在缅甸执意实行这项战略的时候，哈特海军上将正在进行四国盟军的第一次海上作战，阻截据他的潜艇报告正在驶向婆罗洲石油港口巴厘巴板的敌人护航运输船队。这次作战同样厄运难逃。他的副手W·A·格拉斯福德海军少将奉命率领两艘轻型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从帝汶岛出发袭击已经占领巴厘巴板的日本入侵部队。刚开始就遭到不幸，“博伊斯号”巡洋舰撞到地图上没有标明的一个暗礁上，被迫退出战斗。格拉斯福德乘坐的“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迫使他派遣四艘旧的驱逐舰北上望加锡海峡，在没有大炮的支援下发动进攻。
巴厘巴板战斗
一月二十四日夜晚，没有月亮，“约翰·福德号“驱逐舰率领“波普号”、“鹦鹉号”和“保罗·琼斯号”驱逐舰，以每小时二十七海里的航速，劈浪进入敌人的锚地。十二艘日本运兵船毫无防卫地停泊在锚地里，早些时候出现的一艘荷兰潜艇，把西村祥治海军少将的驱逐舰都吸引过去了，驱遂舰到处搜寻潜艇，却不见踪影。美国驱逐舰赶到锚地，在凌晨三时之后不久开始发动攻击，这次运兵船正停泊在那里，在岸上油库熊熊火光的映衬下，呈现出黑呼呼的影子。驱逐舰发射鱼雷和炮火，水兵们因为打得准而高兴起来，可是敌船并未受损。塔尔博特舰长重新组织驱逐舰，抓住机会进行第二次攻击，这一次，它们的鱼雷发射完了，击沉三艘运兵船和一艘巡逻艇。巴厘巴板战斗是自从杜威在一八九八年率领美国亚洲舰队进入马尼拉以来，美国海军进行的首次水面战斗，四艘驱逐舰和“马布尔黑德号”巡洋舰一起返回爪哇的时候，舰上的水兵志高气昂。然而，消灭敌人的一支入侵舰队的好机会却丧失掉了：由于只有三艘运兵船被击沉，日军在婆罗洲发动的战役一天也未被推迟。
美英荷澳盟军司令部里洋溢着的胜利气氛，很快被第二天传来的消息一扫而光：珀西瓦尔将军已经下令向新加坡岛作最后撤退。保卫柔佛州的战斗仅仅十天就失败了。山下将军第一次进攻的目标是澳大利亚第二十七旅，这个旅在离柔佛海峡不到一百五十英里的公路旁挖壕固守。四十八小时之前，载送英国增援部队的第二批护航运兵船在新加坡靠岸；可是来不及将英国第十八师的部队运往前线。同时到达的五十架“飓风式”战斗机迅速起飞，但飞行员缺乏训练，而且飞机上的装备和涂抹的颜色只适于沙漠作战，因此很快就被日本“零式”战斗机击落。一月二十四日，当运兵船抵达新加坡，将二千人的澳大利亚部队——其中多数是从未放过一枪的新兵——送上岸的时候，作最后撒退的盟军已经象潮水一样地涌到柔佛州。
在伦敦，丘吉尔对马来亚战役的失败现在感到异常震惊了。一月十五日，他打电报给韦维尔：“请告诉我，一旦你们被迫撤退到新加坡，将会怎样，”当他得知柔佛州方面“几乎没有”采取措施去保卫这座堡垒岛屿的时候，他大吃一惊，韦维尔透露的情况使首相震惊，他写道，“在我看来，新加坡可以没有陆地防御，等于一艘没有底的战舰可以航行。”首相预料“这将是极大的耻辱”，于是向三军参谋长会议——该会自从一九三七年演习以来就知道这座海上堡垒容易遭到攻击——发出了连珠炮般的“即日行动”命令，要求他们赶快修建陆地防御工事，“一直到工事里准备好镐和铲……新加坡必须成为堡垒，誓死保卫。”尽管首相在打气：“绝不考虑投降，”但他还是询问韦维尔，是否不该考虑将刚刚抵达的部队刻不容缓地调到仰光的计划付诸实行。“我认为保持滇缅公路畅通无阻比保住新加坡更重要。”
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发来的一封告急电报很快改变了丘吉尔的主意。电报说：“我们得到过种种保证，我们认为从新加坡撤退是不可原谅的。”毫无疑问，堪培拉政府准备在关键时刻从中东撤走它的军队。首相担心，从新加坡撤退将被看作是“英国佬在美国人坚守科雷吉多尔岛的时候临阵溃逃”，丘吉尔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华盛顿对丘吉尔的想法的反应自然也是消极的。
在新加坡，日本进攻部队离柔佛浅海峡不到一百英里的消息，使数以百计的欧洲人携家跑到碎石铺地的码头，希望乘搭几艘还敢冲破敌人海空封锁的船只逃出去。
一月二十五日，珀西瓦尔没有其他办法，只好下令作最后撤退。两天以后，韦维尔的司令部接到报告：“我们一路战斗，但我们可能在一星期之内被赶回到这个岛上。”这时候，装满老百姓的火车和满载军队的卡车塞满了柔佛海峡的堤道。戈登·贝内特将军随他的澳大利亚师一起撤走的时候，忧郁地写道：“此地此刻彻底撤退。”许多厌战的英国和帝国部队艰难地跨过一千码长的海峡堤道，来到新加坡稍作喘息。二月一日拂晓，来自英国阿盖尔和萨瑟兰地区的苏格兰高地联队第二营残余部队带来了落伍的士兵，一支横笛吹奏着悲凉的曲子“高地男儿”。上午八时，工兵奉命炸毁堤道。
爆炸的烟尘落定之后，新加坡看起来又象是一座真正的岛屿了，从炸开的大缺口流泻过去的柔佛海峡的混浊海水，将这座岛屿割裂开来。然而，这也同这座“堡垒”岛屿本身一样，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炸药的重量计算错了。缺口处的水深不到四英尺——退潮的时候浅得连最矮的日本士兵也能蹚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