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一·第四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许多美国人，虽然没有发现一个公开支持孤立主义事业的总统候选人，但从罗斯福明显的“不要战争”的保证中得到安慰。五天以后，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以五百万票之差被击败。不过罗斯福总统后来还得承认，他之所以作了波士顿讲话，是出于在战争问题上给整个国家一个总的保证的需要，而这时，他还是希望他的海军援助和供应能使英国打败德国。在他史无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宫之后不到两个星期，放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桌子上的海军作战计划局的备忘录的冷酷现实使他的这个希望破灭了。

　　 这份由海军作战部长签名的长达二十四页的报告，对美国的战略作了异乎寻常的坦率的重新估计。“我相信，美国除了给英国以海军援助之外，也需要将其空军和陆军派注欧洲、非洲或者同时派往这两个洲，并参加地面攻势，”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得出结论说。纳粹控制了从挪成到西班牙的西大西洋地区，加上轴心国势力从地中海向非洲沿海扩张的威胁，这些现实使总统所作的没有战争的所有保证成为战略上的无稽之谈。

　　 如果要最终打败纳粹德国，美国就必须准备参加“彩虹5号”战略规定的战斗，这就需要在大西洋上集中力量，而在远东尽最小的义务。斯塔克的亲英立场深受海军作战部副部长罗伯特·戈姆利海军上将的报告的影响。戈姆利当时作为一个半常驻观察家驻在伦敦。在皇家空军击败了德国空军以后到达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得出结论说，英国现在能生存下来继续进行抗击德国的斗争——只要美国提供丘吉尔所要求的大力支援。与此同时，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强调，他们没有帮助去抵抗日本的进攻，是因为他们从地中海或大西洋抽调不出战舰派往新加坡。他们告诉美国代表团：“美国战斗舰队的支援显然将改变远东的战略形势。”但是斯塔克集中力量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计划，意味着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义务必然是有限的。

　　 “D计划”——海军作战部长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个计划的称呼——很快就得到陆军的同意，作为“彩虹”战略的合乎逻辑的基础。尽管乔治·马歇尔将军起初因担心美国在制订战略时可能过分强调英国的需要而感到不安，但是到一九四○年圣诞节，他已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个计划当作将来发展的基础。马歇尔正面临一个艰巨的任务：要将不到二十万人的和平时期的衰弱的军队变成一支不得不到海外作战的一百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任务因最近实行的选征兵役法的期限只有一年而变得复杂化了。

　　 总统支持“D计划”所承担的“欧洲第一”的义务，并批准与英国进行三军参谋长级会谈以为迅速实施这个义务作好准备工作。他深信德国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构成的威胁大很多，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德国物理学家正在研制原子弹。产生这些忧虑是由于希特勒说第三帝国的科学家正在研制一种新式武器。爱因斯坦三月写的第二封信提供了令人不安的证据。当巴黎失陷，著名的法国核物理实验室被德军占领，该实验室主任皮埃尔·约里奥·居里也被德军俘虏时，人们更加忧心忡忡。来自英国的报告以及罗斯福自己的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都证实了制造一种裂变武器是切实可行的。一九四○年六月，这个绝密的专家小组被并入总统新近设立的“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科学家万尼瓦尔·布什领导。委员会现在可以得到建立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实验项目所需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美国特工人员秘密出动，在世界各地购买铀矿石。幸好这些铀矿石在比利时遭受法西斯蹂躏之前已被比利时国家矿务局运送到美国。

　　 德国人可能正在研制有巨大杀伤力的武器，这种可能性是总统及其军事顾问在他们的长远打算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威胁因素。而到一九四○年年底，他们当前的紧要问题是丘吉尔发出的警告，英国财库已“空空如也”，连军火都买不起，仗打不下去了。

　　 为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想出了“租借”的主意，即向英国人借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武器和供应品而无须支付现金，以“摆脱那愚蠢的、可笑的美元标记”，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炉边谈话”中告诫这个国家；这个政策不过是一个邻居的谨慎行动——在他隔壁房子上的火还未烧到他自家之前，他借出花园的水管子将火扑灭。孤立主义者不同意这个过分简单的见解，连续两个月强烈反对总统的租借法案。如果那些政治家知道总统打算使美国卷进欧洲战争到何等程度，租借法案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国会通过。

　　 一九四一年，国会山就租借问题展开的辩论从二月进行列三月。在这期间，表面看来是“英国采购委员会”部分成员的英国和加拿大高级代表团的军事官员，穿着便服，经常来往于华盛顿石溪公园上面的华丽的沃德曼公园饭店和邻近的宪法大道上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大楼之间。总统签署租借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之后十六天，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参谋级会谈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结束。代表们都同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宣言：“既然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那么大西洋和欧洲战争就应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战区。”“不愿卷入任何对日战争”的决定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会代表作出了这个决定，尽管英国代表认为美国应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和四艘重型巡洋舰加强新加坡基地，因为英国承认它守不住这个基地。“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并维护它为战争所作的努力，就必须确保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政策备忘录中说：“新加坡是保护上述利益的关键，必须牢牢保住它。”美国陆军计划人员听说这个堡垒易遭陆上攻击后，指责这一举动是一个特大的战略错误。马歇尔和斯塔克把这个基地看作是英国决心维持它的远东帝国的政治象征。他们准备承认，新加坡、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失陷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在战略上有必要来“承受却又不致于导致最后的灾难”。他们认为，美国的“主要军事活动必须集中在大西洋或海军活动集中在地中海”，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并补充说，虽然它赞成“保住新加坡是合乎需要的……但它也认为，为了确保新加坡而将大量的部队转到亚洲这个非决定性的战场，有可能使联合的列强的主要活动不能获得成功。”于是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美国海军应再派一些舰只前往大西洋，这样反过来将使皇家海军能够派遣它所能派遣的大型战舰前往新加坡，以便使西太平洋上的英美海军力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上。

　　 “草动知风向”

　　 “彩虹5号”计划扩大为未来计划的基础。然而在下一个月中，为了能向远东提供更充足的力量，英国人又耍了一个花招。“许多迹象似乎表明，在今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日本人企图和我们交战，或者制造事件迫使我们同他们交战，”丘吉尔在二月十五日打了这样一个电报给罗斯福总统。他描绘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澳大利亚遭到日本战争机器的入侵，这部机器的燃料是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四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英、荷参谋长会议重新呼吁美国海军派遣军舰前往这个基地以威慑日本。马歇尔和斯塔克以这个举动不符合美国总的战略为由而再次予以拒绝。

　　 英国截收的日本驻柏林大使致东京的无线电报提供了上述“迹象”，最近运到的美国“紫色”译码器帮助破译了这些电报。华盛顿的情报机关也在密切注视着希特勒为了敦促日本履行三国条约的义务而对她施加的压力。“消灭英国在远东的关键基地，”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敦促大岛浩大使，并且向他保证，德国的潜艇将要赢得大西洋战斗的胜利，立即进攻新加坡“是使美国不介入战争的最好办法”。

　　 丘吉尔要总统阻止日本“冒险尝试”，办法是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如果进攻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殖民地，都将使美国参战。罗斯福知道，在政治上，他的双手被孤立主义分子捆住了，而且民意测验表明，虽有十分之六的美国人准备对日本人采取坚决行动，但只有十分之四准备冒战争的风险。他认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他将租借的范围扩大到中国国民党人，并批准克莱尔·陈纳德上校吸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参加他的“第一志愿队”。驾驶着机头被涂得象鲨鱼鼻子似的“战鹰式”战斗机，“飞虎队”——以此著称——开始在中国领空击落日本飞机，每击落一架得奖金五百美元。

　　 一九四一年春，华盛顿通过破译柏林和东京之间的电报，得以了解松冈外相推行“闪电外交”的快速。而美国只对日本发出严厉的警告：在中国制造进一步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还是老问题，我们在远东应该怎样来牵制日本佬，”陆军部长史汀生记录说。赫尔建议向太平洋彼岸派遣战舰，“我们到处露面，让日本佬猜去吧。”英国继续呼吁美国舰队到新加坡去。

　　 斯塔克海军上将拒绝了这两个计划，因为它们分散了兵力，容易招致进攻。只有四艘老巡洋舰终于涉过太平洋，在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和悉尼作短暂停留，象征性地表明山姆人叔没有忘记澳大利亚人。美国海军现在受到巨大压力，甚至要它在两大洋保持可观的力量。年初，金海军上将被任命为大西洋舰队总司令的时候，海军的意图是抽调太平洋舰队的四分之一，回击希特勒为了报复租借行动而向西派遣潜艇的活动，斯塔克向刚刚接替理查森海军上将担任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解释说，“我们参战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是否参加的问题。”

　　 总统已初步批准海军上将金在四月初开始替英国船队护航。后来截收的情报透露，日本外相正首途赴柏林。罗斯福担心这预示着日本将在太平洋采取行动，认为削弱金梅尔舰队的力量是不明智的，于是把抽调战舰和护航的计划推迟到五月。

　　 这对皇家海军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一九四一年头几个月里，为了配合德国空军猛烈空袭英国港口，德国加紧进行潜艇战，企图一举切断大西洋两端的生命线。德国人还开始向巴尔干地区和北非出击，以支持意大利盟友为把地中海变成轴心国的湖泊而发动的并不坚决的攻势。“如果我们在大西洋输了，那么我们处处都输了，”马歇尔将军告诫总统，表达了他这位参谋总长的忧虑：英国船只的巨大损失已经威胁着新的“欧洲第一”战略。后来在利比亚的英国部队被埃尔温·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击退的同时，英国还被迫从克里特岛作另一次军事撤退。美国陆军情报头目对英国生存的可能性所作的预测过分悲观，以致马歇尔觉得必须撤掉他们，换上一批“眼光比较远大”的军官。四月底，罗斯福决定减轻皇家海军的压力，将美国海军的半球防务巡逻扩大到大西洋另一边的格陵兰和非洲的末端，这一决定引起了孤立主义分子的愤怒抗议。查尔斯·林德伯格在“美国第一主义者”在曼哈顿举行的集会上说：“不管我们提供多少援助，我们也不能为英国打赢这场战争。”

　　 总统和他的军事顾问已在私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陆海军都需要国家工业资源来完成各自的千架轰炸机计划和两洋舰队计划，由于双方正在争夺这些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因此差不多需要两年，美国才能由于实施“胜利计划”而具备同时与德国和日本较量所需的实力。到了春末，显然已经可以看出，仅仅支撑英国人所需的飞机、坦克和大炮就比上一年十二月所估计的还要多。现在看来更有必要防止太平洋紧张局势升级。

　　 然而，美国人发现，当要制订对付日本的外交政策时，他们陷入了不堪设想的境地。国务院提出在中国问题上不要作出妥协的建议时，重新搬出了西奥多·罗斯福的“甜言蜜语”的外交，“同时我们要在太平洋采取行动，再次挥舞外交、经济和海军‘大棒’。”但到一九四一年，这些大棒的威力还不足以降服决心实现亚洲“新秩序”的军事强国日本。美国同样坚持国际条约在道义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坚持严格遵守不会为中日冲突带来任何解决办法的门户开放政策。两国都不希望战争，双方在年初都做好了进行一轮谈判的准备以解决这场危机。但它们的不灵活的姿态将使外交遭到失败，最终使双方都不可能避开在太平洋发生冲突。

　　 一月，科德尔·赫尔再次向众院外委会发表讲话，谴责日本以武力推行“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狂妄计划”。就在国务卿暗示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必将遇到更厉害的经济报复的时候，两名美国神父正在归国途中，他们携带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华盛顿和东京举行谈判充当中间人。

　　 詹姆斯·沃尔什主教以总部设在纽约马里诺尔的“美国天主教传教协会”会长的身份，在他的代理主教詹姆斯·德劳特神父的陪同下，于十一月抵达日本。表面上他们横渡太平洋是为了巡视在日本的传教团，但这次访问却有另一个重要目的。这次访问得到罗斯福内阁中最著名的天主教阁员、邮政总长弗兰克·沃克的支持。它也得到寺崎太郎的协助。寺崎是外务省美国课的间谍头子，他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指挥日本在西半球的整个间谍网。马里诺尔的神父应当采取这个非同寻常的外交的而不是宗教的主动行动，这个主意是反复无常的德劳特想出来的。他的孤立主义的、反罗斯福的信念早在他为温德尔·威尔基的不成功的竞选活动起草的一篇讲演稿中公开表现出来了，他在讲演稿中写道：“难道我们必须就着外国的鼓点跳舞吗？”

　　 两名神父刚刚抵达东京，就同银行家和陆军省军事课的一位高级成员举行了紧张的磋商，后者还安排他们与松冈外相——赫尔认为他歪得象鱼钩——举行了会晤。日本人希望同美国进行秘密外交，以避免公开承认日本可能谋求解决中国事件的妥协办法，美国神父的活动看来正中日本人的下怀。这样，他们希望利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日益扩大的分歧，按照如下的条件促成一项解决办法，这个条件将使日本在牺牲英国的利益但又不至于堵塞美国石油的进口的情况下，实现她在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计划。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同罗斯福有交情的公认的亲美派、前外相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于二月被派往华盛顿，监督和促进微妙的谈判进程。他抵达美国时，马里诺尔的神父刚好访日归来，通过邮政总长的安排，两位神父会晤了总统。他们有理由认为，总统对他们提出的将同东京谈判的问题会作出有利的反应，倒不是因为罗斯福和赫尔打算遵守他们的非正式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日本人会在进行外交活动的时候收敛在中国的活动。经商定，国务卿将会晤野村大使，私下坦率地交换意见。松冈的中间人要求对谈判绝对保密，因此，在一系列“秘密会谈”开始的时候，这位礼貌得无以复加的海军大将从仆佣入口处进入卡尔顿饭店，然后上楼到赫尔的私人套间。

　　 赫尔和野村的外交谈判刚刚踉跄起步，沃尔什和德劳特就在四月初提交了“谅解草案”。由于“谅解”是同日本的代理人磋商起草的，难怪它转达了东京的最低限度的谈判条件。这个条件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大片中国地区行使的权力，还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并迫使他求和。赫尔受到了侮辱。他当即拒绝了这个文件，说它“远不如你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迁就，只有最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才会这样做。”

　　 国务卿坚决要求谈判必须满足美国的四点要求。日本必须尊重别国的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支持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维持太平洋的现状（以和平方式改变了现状的那些地方除外）。野村由于急着要谈判，因而过分强调了美国在“谅解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谈判的意愿，他也没有意识到三国条约将成为一块多么巨大的绊脚石，因为美国已开始要求日本同希特勒分道杨镳。几个星期以来，在卡尔顿饭店举行的紧张的晚间谈判没有取得进展，野村的彬彬有礼在磨炼着赫尔的耐性，野村的越来越聋影响了他进行困难谈判的能力。谈判的特殊环境妨碍取得实际进展，并掩盖了双方的分歧究竟有多深。赫尔和野村遵照罗斯福和近卫对各自的指示，仍然在努力进行谈判，双方看到拖延时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日本人准备在不到九个月之后开战，那么美国的军事机器则需要一年半才能积聚足够的力量，在大西洋上对付德国人的同时开展一场太平洋战争。

　　 开始叫牌

　　 一九四一年春的头几个星期，华盛顿和东京的樱花树盛开，近卫首相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他根据三国条约制订的宏伟计划正在解体。德国放弃入侵英国，美国的立场更强硬，加紧向英国和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更多的武器，并逐渐拉紧向日本出口战略物资的经济套索。

　　 四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本外相访问莫斯科，试图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证明松冈从柏林归国途中，正被迫打他的俄国外交牌和德国外交牌，以便迅速在华盛顿赢得让步。“现在日本和俄国解决了争端，日本可以整顿远东，德国将处置欧洲，”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莫斯科中心车站同这位身材矮小的使节互相告别拥抱时对他说。“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对付美国，”斯大林作出保证。然而，他已经知道这个保证是何等的虚假，因为他在东京的间谍大王理查德·佐尔格已发出警报：德国正准备入侵苏联。

　　 日本的军事计划人员也在制订进攻美国的计划，如果野村大使的华盛顿之行失败的话。帝国海军的高级战术家正在准备一项消灭太平洋美国海军力量的冒险计划。它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脑力劳动的产物。一九三五年，山本率领日本代表团出席了伦敦海军会议，后来担任副海相。他公开提倡发展海军航空兵，竭力阻止同美国发生冲突，因为在他作为一名年轻军官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工业实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次敲警钟，说日本缺乏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资源，这使他成为极端民族主义者进攻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九年七月，他的朋友和同事米内光政首相派他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作为拯救他的生命的唯一办法。”他被任命之后两个星期，欧战爆发，他制订了一项严格的计划，要求他的士兵“具有非凡的战斗力和作战本领”——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在训练中丧生死得英雄”。

　　 联合舰队正在进行训练以便达到新的战备高度，与此同时，舰队司令长官继续率领帝国海军的一批高级将领抵制同轴心国结盟，但没有成功。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年军官，认为英国在一九二一年抛弃了日本，而他们在德国海军服役或在驻柏林大使馆工作期间，纳粹国家的纪律和意志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们转而对德国效忠。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山本在华盛顿工作了两年，在此之前，当他在哈佛大学就读时游历了美国，这些经历使他相信，有人认为美国人“意志薄弱贪图享受”，这种受德国影响的看法与实际相距甚远，因而是十分危险的。他提醒那些瞧不起美国海军的战斗力的人，不要忘了法拉格特和杜威这两个海军将领的业绩。但首先是美国的资源实力，这使日本要冒险与美国交战变得愚蠢可笑。“只要看了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和得克萨斯的油田的人，”他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说，“都会知道日本缺乏同美国海军较量的国力。”

　　 近卫亲王支持松冈的亲轴心国外交，要日本加入三国条约，人们认为德国很快就要征服英国，内阁又以辞职相威胁，这使海军里最后的反对意见迅速归顺。“在这个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压力表示震惊或愤怒，不是幼稚急躁，就是对事态极端漠不关心，”山本在写给一位同事军官的信中说道。他相信经济套索将慢慢拉紧，直至日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诉诸战争。九月，山本被召到东京，他认为近卫的政策不可免地导致同美国交战，他并不掩饰这个看法。“如果我们奉命这样做，”他当面对首相说，“那么我可保证在头六个月顽强拼搏，但是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绝对没有把握了。现在对三国条约已来不及采取什么行动，但我希望你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

　　 山本相信亚洲新“秩序”必然导致同美国发生公开冲突，由于近卫决心奉行这个计划，山本只好尽自己的职责，开始准备打一场他早就反对的战争。海军参谋本部早已准备了对付美国“桔色”战略的计划，这一战略的梗概早为东京知晓。“截击行动”是这一计划的关键，一九三三年在制订这一计划时，把华盛顿条约系统强加给日本海军的百分之六十的劣势考虑进去。一支远程潜艇建立起来了，任务是进攻前去援救菲律宾的美国战舰。然后是一支太平洋舰队，它将在日本在领海内占优势时进行“决战”，幸好这支舰队的力量只被削弱百分之三十。

　　 这个战略与其说是向前看，将舰载机可能变革海战的方式考虑进去，不如说是向后看，缅怀一九○五年东乡海军大将对俄国无畏战舰的庞大舰队所取得的胜利。在整个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向东朝着他们打算进行决战的太平洋地区连续推进——到一九四○年在马绍尔群岛附近摆下决战战场——但日本计划人员意识到，引诱美国人到日本领海决战是困难的。这些是引起山本不安的“截击行动”战略的固有弱点。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日本必须在太平洋迅速打赢一场战争。如果推迟一年左右进行这场“日德兰式”海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就会变得过分强大而难以战胜，而且可能耗尽联合舰队继续航行所需的燃料。

　　 在一九四零年作战演习期间，山本赞许地注意到舰载机如何能够轻易地击沉舰队的战列舰。“我不禁在想它们能否到达珍珠港，”他对他的参谋长福留繁说，脑子里又闪过那项大胆的计划，海军参谋本部始终认为这项计划太冒险。但山本是一个精明的赌棍，他以自己下象棋打扑克的高超本领而自豪，他在下棋、打扑克的时候，依靠的是审时度势的绝妙本能。一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晚，当皇家海军“卓越号”航空母舰出动“旗鱼式”双翼轰炸机，袭击意大利海军在塔兰托基地的战舰的时候，形势看来有可能变得对联合舰队有利。山本向海相提出有可能对夏威夷发起类似的袭击。一月七日，他提交了题为《对战争准备的看法》的长达九页的汇报提纲。“胜利是不会轻易取得的，”提纲对袭击珍珠港作出了估计；“但是，如果有关的全体官兵真正无私果敢，团结一心，那么有老天爷保佑，胜利是有可能的。”

　　 在这样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中摧毁美国海军力量，就有可能为日本赢得夺取荷属东印度的油田、马来亚和菲律宾所需的时间。面对西太平洋的“既成事实”，山本推测美国很有可能接受早停火，他补充说：“第一天必须定局。”与此同时，他将此计划交给第十一航空战队，叮嘱不要交给处事谨慎的南云忠一海军中将，而要交给他的参谋长大西泷次郎。大西少将立即责成源田实中佐研究这一计划。三十六岁的源田是一位足智多谋的飞行战术专家，在中国出了名。头年秋天他在担任驻伦敦海军武官期间，仔细研究了袭击塔兰托的报告。他很快得出结论：提出来的计划是冒险的，但有取得成功的很大希望。这足以证实山本为何本能地感觉到这场赌博可能成功。一九四一年春，他命令制订“Z作战计划”——这个名称是根据对马海峡海战中东乡海军大将旗舰上飘扬的Z形信号旗而起的。山本私下对他的参谋渡边安次说：“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最好放弃这场战争。”

　　 绝对保密和准确的情报是Z作战计划取胜的关键。美国如果事先知道日本舰队正前来偷袭珍珠港，就会出动军舰和陆基轰炸机发动反攻。自从一九三二年的战术演习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意识到它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有遭到空袭的危险。仅仅三年以前，金海军上将再次指出了这个危险。陆海军的飞机因此加强了巡逻。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华盛顿根据东京的外交行动发出一系列警报，巡逻的飞机便深入到太平洋更远的地方。

　　 英国袭击塔兰托基地后，陆军部长史汀生赶快下达命令：为了保护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截击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十二月，他还向金梅尔海军上将建议，应当在港内“舰列”周围布置防鱼雷网；但新上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反对这个意见，理由是它“将使航道变窄，限制舰船的出入”。一九四一年二月，秘鲁大使 [ cdhyy注：原文如此，似乎应为“格鲁大使”。 ] 转达了鸡尾酒会上听到的一则传闻：日本正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甚至当格鲁大使报告了这个传闻以后，夏威夷也没有采取更多的防范措施。这个警告不明确。在后来的十一个月中，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部门收到的类似的传闻，都没有十分明确地断定夏威夷是日本作战计划的焦点。根据美国的合乎逻辑的军事见解，菲律宾、马来半岛或者荷属东印度，同五千五百英里外的夏威夷群岛相比，都是日本的更明显的目标。

　　 在珍珠港事件上，日本成功和美国失败的关键是情报。山本海军大将开始执行计划和协调这场大规模海空作战的艰巨任务，以实现他控制西太平洋的战略冒险计划。在“长门号”战列舰上，他的办公桌上方挂着夏威夷海军基地的详图，锚地、防御工事和油库都在地图上标了记号。在他的抽屉里，他保存着厚厚的一本材料——《夏威夷地区美国舰队的习性、力量和防御工事》，这本资料记载了舰船的活动、水深、海空巡逻的方式（夏威夷的间谍的报告使这方面的情报不断更新）、潜艇监视、截收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报纸上透露的总的背景情报。

　　 在撒得很远的间谍网中，有一个主要间谍，他二十八岁，名叫吉川猛夫。这位前海军少尉被吸收进来，在日本驻火奴鲁鲁领事喜多长雄的监督下，以低级外交官的身份在那里进行间谍活动。领事馆的这位友好官员，化名森村正，经常携带漂亮姑娘，在夏威夷观光游览，在珍珠港上空飞行，在瓦胡岛上许许多多的美籍日本人中，他并不惹人注意。在一九四一年的整个春季，喜多源源不断地向东京提供情报，山本的参谋部将所需的细节集中起来，制订Z作战计划。由于需要绝对保密，只有少数心腹军官才知道珍珠港的意义。为防止在夏威夷群岛增加间谍活动而引起美国的怀疑，除了在整个远东的英国和荷兰的主要基地报告敌人舰船动向的那些间谍以外，在西海岸港口、运河地带和马尼拉活动的日本间谍也都加强了监视。然而，德国谍报局要求日本提供援助的举动几乎使整个计划破产。南斯拉夫的双重间谍杜斯科·波波夫透露给同他接触的英国人：德国海军驻东京武官访问过塔兰托，他本人奉命前往美国访问珍珠港，而且携带了一份关于太平洋舰队基地的需要弄清楚的情报清单。一九四一年八月，波波夫被派往纽约，当面向联邦调查局交待他打算访问珍珠港的明显目的。但他前往迈阿密途中发生的桃色事件，使爱挑剔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不相信他，以致他的情报的重要性显然被埋没掉了。

　　 开始“魔术”活动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实施的保密制度究竟何等重要，实际上始终无人知晓。无论是他，还是帝国统帅部，都没有怀疑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绝密外交电报。这使伦敦和华盛顿及时了解到松冈外相为了谋求柏林和莫斯科帮助实现日本在远东的目标所作的努力。美国拥有这个无法估计的情报优势，是因为美军坚持进行密码破译活动，在一九二一年极其成功地促成了华盛顿海军条约。亨利·史汀生在一九二九年担任国务卿时解散了“黑室”，他的道德上的理由是：“有教养的人不看别人的信件。”一九四一年他担任陆军部长时，使他感到很大宽慰的，是在聪明的年轻密码专家威廉·弗里德曼上校的领导下，陆军在一九三五年重建了密码破译队伍。当年对日本驻华盛顿海军武官的办公室组织了一次巧妙的盗窃，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得以仿制了初期型号的德国设计的埃尼格马密码机。这是根据打字机的原理制造的电动机械装置，通过可变换插头板电键和转子的接触通电，发出电子脉冲，变换出字母。

　　 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一直在判读所谓的“红色密码”，但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人采用了更加先进的“九七式字母打字机”。由于不能得到这种新的把守很严的机器，弗里德曼的一班人三年来一直试图制造出自己的装置来破译“紫色密码”。一名队员突然灵机一动，觉得日本人有可能用埃尼格马密码机的转子来代替电话局所使用的选号步进开关，他们根据这个想法成功地制造了紫色密码译码器。海军密码专家的熟练探测工作揭开了一个秘密：十分重要的插头板电键每十天一个周期调整一次。因此，到了一九四一年春，弗里德曼的特别情报处的密码破译组，以及阿尔文·克雷默中校领导下的、隔天轮流处理截收密电的海军情报处OP20G组，能够破译“除了百分之二、三以外的所有紫色密码外交电报”。但是，这种外交电报的数量太大，学过日文的美国密码专家的人手太少，以致无论陆军情报处还是海军情报处都不能够恰当地核对和评价大量的破译电报。

　　 陆海军密码专家不仅破译紫色密码，而且破译其他日本密码，为了保护他们提供的秘密情报的来源和发行，取了一个“魔术行动”的代号。最重要的情报放入袋中，由特别信使送交总统、陆海军部长、陆海军情报主任、作战计划局局长和国务卿。因此地位特殊的少数人看到的只是经过挑选的截收密电，然后由信使全部销毁，这样，尽管实际破译工作干得很出色，却没有一位高级美国领导人了解“魔术”提供的全部情报。后来的事态表明，这是整个行动中的重大缺点，陆海军情报专家都没有从小小线索中发现夏威夷有可能成为日本的重要目标。

　　 导致失败的一个因素是担心泄密，在一九四一年春夏期间，这种担心几乎到了无法摆脱的地步。截收的密电透露：柏林的“可靠人士”正在提醒日本人，美国人正在判读他们的密电。泄露这个情况的，几乎肯定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该使馆一时疏忽，用低级密码向伦敦发出“魔术”的绝密情报，被德国人破译了。虽然日本人仍然坚信他们的最机密的密码是安全的，但华盛顿却发生了恐慌。“魔术”情报的保密规则紧到这种地步，以致陆军拒绝承担继续向总统送交密电的责任，因为在此之前发现有人乱扔这些截收的密电，有一份被揉皱后扔进了白宫的一个废纸篓里。

　　 最严重的后果是，向夏威夷陆海军部队送“魔术”情报简报的次数急剧减少了。七月以后，只有接到海军作战部部长的直接命令方才送出。这使太平洋舰队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枯竭了。太平洋舰队没有得到它自己的“紫色密码”译码器。一九四一年年底组装了六台这种复杂装置，华盛顿的陆海军情报中心各分得一台（各自还保留一台），一台送给菲律宾的甲米地海军基地。原来计划送给珍珠港的那一台，在一九四○年秋同英国人交换工艺保密产品时，连同备用的一台送给了伦敦。这个一揽子交易是亨利·蒂泽德爵士交涉议妥的，作为整个交易的一部分，英国人向美国人提供最新式的厘米波雷达装置和英国密码专家研制的破译德国密码的埃尼格马译码器，美国人则向英国人提供破译日本密码的线索和答案。英国人出于安全考虑的表面理由，迟迟不向美国人提供破译德国军队密电的线索和答案，实在叫人痛心，因为后来声称，珍珠港缺一台“紫色密码”译码器，是导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灾难的一个因素。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特别感到愤懑。金梅尔是美国的明星海军将官之一，一九四一年二月他被派去“改组”太平洋舰队。

　　 自从上年十一月，帝国海军大幅度修改作战密码和密码系统以来，美国人就一直不知道联合舰队活动的具体情报。对遍布太平洋各地的监听站收听到的无线电情报进行分析，是他们现在了解日本军舰动向的主要来源。在阐明总的形势时，“魔术”对外交密电以及对日本各领事馆向东京提供的间谍报告的洞悉，能对金梅尔的情报人员提供许多重要线索。

　　 到一九四一年五月，破译联合舰队的新密码成了当务之急，在约瑟夫·罗彻福特上尉的领导下，一个战斗情报小组在夏威夷成立起来了。罗彻福特当过兵，懂日文，而且具有破译密码的天才，现在运用这些才能来解开联合舰队重要密码的奥秘。这些密码包含了大部分的作战命令和海军将官的密电。几个月之后，罗彻福特的小组只成功地破译了日本海军用来通报有关气候、燃料供应情况和人员调动的例行情报的密码。这些情报需要和来往密电以及无线电方位报告的总的背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依靠明智的猜测，才能对帝国舰队的可能动向有一个总的了解。正如罗彻福特和金梅尔所知道的那样，这个方法极容易上敌人欺骗活动的当，敌人常常将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的呼叫信号转移到驱逐舰和潜艇上采用，以便掩饰高级指挥官及其突击部队的下落。

　　 一九四一年五月中，对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来说，需要准确的无线电情报来补充对密电所作的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了。当时，罗斯福总统重新命令从夏威夷派遣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队巡洋舰增援大西洋舰队，以解救英国的危急军事形势。德国空降部队重创英军之后，英军正撤出克里特岛，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则加速通过利比亚以威胁苏伊士运河。

　　 德国人利用在希腊取得的军事胜利敦促他们的远东轴心国伙伴回顾她对三国条约承担的义务。“日本有必要进攻新加坡，”赫尔曼·戈林元帅对东京驻柏林大使大岛郑重地说道。此后不久，日本外相于三月底抵达柏林，松冈同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的会晤使人毫不怀疑：日本人不对英国人采取行动使德国大为不满，日本人正在同美国人秘密谈判的消息使德国更加不安。三国条约的一个意图是一定要把美国海军牵制在太平洋上，使它不能增援皇家海军，帮助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上抗击德国潜艇。因此，松冈返回东京后，他决心对美国奉行一条将能重新得到希特勒的信任的方针。五月十二日，近卫向赫尔提交了对美国建议所作的正式答复，日本是根据一系列并不明确的原则作出答复的，这些原则显然将导致日本控制远东。此外，答复还要求美国立即恢复正常贸易关系。

　　 国务卿受到莫大的侮辱，当即拒绝了日本的建议。德国人对日本人也愤愤不满，因为日本仍然不愿满足他们提出的进攻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的要求。一个星期以后，大岛从柏林致电东京，说德国强烈反对“美国在大西洋上进行反轴心国的猛烈扩张”，还说希特勒强烈认为“日本正在逃避参战的责任”。“魔术”截收的情报使罗斯福能够随时了解日本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在恶化。因此他决定再向三国条约塞进一个楔子。五月二十二日，往东增援大西洋舰队的太平洋舰队分遣队进入巴拿马运河的那一天，他命令派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换下驻守冰岛的英国部队。同一天传来的消息说，希特勒的海军引以为荣的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正在冲出北极区的雾，加入大西洋上袭击同盟国船队的战斗。在六天的时间里，皇家海军穷追不舍，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击沉了这艘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战舰之一。美国人全都目瞪口呆。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罗斯福总统趁着两艘美国商船被击沉之后群情激愤的时机，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为了制止希特勒“控制海洋”的企图，罗斯福在全国广播讲话中说，他将把美国海军巡逻的范围扩大到东大西洋，“以保证向英国提供所需的供应品。”

　　 这是同轴心国的没有宣布的战争的重大升级。但是希特勒没有上钩，他不在西线加强战事，因为他很快就要在东线发动大规模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