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战争·第三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在我们的下面是宁静富饶的长江流域，只是丢在南京城里的炸弹腾起的烟柱打破了沉寂”，——奥山上尉就这样开始了一个下午，在这个下午，他几乎使日本同美国骤然交战。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的飞机率领一个中队的帝国海军轰炸机追踪着一些船只，这些船只    溯江而上载着逃出被围的南京城的中国军队。当天上午，当“珀内号”载着美国使馆的最后一批人员和一群西方记者，拖着美孚石油公司的三艘驳船，离开这座四周筑有城墙的古城的时候，蒋介石军队的主力已经朝北向重庆撤退。“珀内号”的一对浅黄色烟囱和装有天篷的上部建筑，使人一看就知道它是那种往返于中国的江河、保卫着西方商业利益的吃水很浅的炮艇。然而，不管是它的外表也好，还是首尾旗杆上飘扬的特大的旗子也好，都未能使它免遭日本大炮的轰击。

　　 至此，英国炮艇“瓢虫号”遭到炮轰，比较幸运的“珀内号”算是安然逃出了火网，且逆流疾驶了三十英里。这时，詹姆斯·休斯少校用无线电向上海报告了其方位后，断定可以安全抛锚。水手们聚集在一起悠闲地吃着午餐，下午一时三十分，突然又发现了飞机，午餐未完而散。奥山上尉发现了中国船只后，欣喜若狂，正率机攻击。

　　 “他们在丢炸弹，隐蔽！”主舵手朗喊道。舰长进入操舵室，几秒钟后，操舵室就被炸弹“轰”的一声掀开。甲板上，新闻记者诺曼·艾利本能地抓起摄影机拍摄电影。他不难看清飞行员的面孔，但使他吃惊的是，他们明明看得见美国旗，还是不停地轰炸。二十分钟后，两条驳船中弹起火，“珀内号”正在长江的浊流中下沉。这时，副舰长阿瑟·安德斯代替受伤的舰长指挥。安德斯由于喉部受伤而不能讲话，只得在一片被血染红了的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上“弃舰”二字。当舰上的最后一批人在江边芦苇区隐藏起来时，一艘日本汽艇正溯江而上，用机枪向那艘正在下沉的军舰和两边江岸猛烈扫射。两名美国水手和一名意大利记者丧生。幸存者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还得在日本人追赶的情况下坚持两天才能到达中国军队前线。

　　 “珀内号”被击沉的消息激怒了美国人，也使东京担心它可能导致战争。日本外相急忙照会美国大使馆“深表歉意”。想起美国“梅因号”是怎样被西班牙击沉因而引起两国交战的，格鲁大使准备卷起行李要走了。不过他的担心未免为时过早。事后，美国正式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日本政府同意了，从而把日本从战争边缘拖了回来。华盛顿和东京都急于要使危机冷却下来。日本曾经解释说，日机弄错了“珀内号”的国籍，罗斯福总统看了诺曼·艾利拍的影片后，命令在各地影院上映之前，将电影中日机飞行员的特写镜头删掉，使人们相信日本的解释。到了圣诞节，日本向美国交了一张二百二十一万四千零七美元三十六美分的赔款支票，整个事件就算了结。

　　 “珀内号”被击沉的第二天，松井石根将军——一个骑在一匹象征性的白色战马上的矮胖军人——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他保证“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但就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日军对南京城进行了野蛮的血洗，日军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使国民党人惊惶失措而投降。估计有二十五万中国人——男人、妇女和儿童——在血洗南京中惨遭杀戮；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蒋介石的决心远远没有因此而有所削弱，国民党决意进行抵抗。愤怒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对这场野蛮屠杀的第一手报道激发了美国对中国的同情和对丧尽天良的日军的谴责。国务卿赫尔在“珀内号”被击沉时，就谴责这是“一群野蛮的半疯狂的陆海军军官”干的，此时他满腔义愤，主张干涉，被持谨慎态度的国务院其它官员制止。但总统并不如此。海军作战部长威廉·李海曾向总统递交了亚洲舰队的方案，建议同英国皇家海军联合进行一场用该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的话来说是“绞死日本的海战”。总统接到方案后恢复了封锁计划。但是，由于众议院当时正在激烈辩论议员路易斯·勒德洛提出的应将宣战权交给国会而不是交给总统的议案，罗斯福在采取必要的步骤试探英国是否支持他恢复大棒外交以遏制日本时，行动是极其谨慎的。

　　 采取联合行动的想法是罗斯福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白宫秘密会见英国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时提出来的。林赛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报告时，将这个建议说成是“轻率的政治家的意见”，首相也同意这个看法。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张伯伦曾对他的内阁说，他“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外交大臣（国务秘书）安东尼·艾登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他致电华盛顿，说他有兴趣支持“以压倒之势显示海军力量”，皇家海军可派多至九艘的战舰参加。李海海军上将派他的作战计划局局长前往伦敦，为联合行动作准备。尽管罗亚尔·英格索尔上校拿不准总统是否执意实施封锁计划，但他与持同情态度的英国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汤姆·菲利普斯上校商谈后，制订了一个联合封锁计划。英国将派出一个舰队前往新加坡海军基地，切断通往太平洋的东方航道，美国海军则封锁太平洋的西半部分。

　　 勒德洛修正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促使罗斯福更希望英美海军联合显示力量将能威慑住日本。一九三八年一月初，他写信给英国首相，要求他支持召集一次讨论中国问题的国际会议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美国海军和皇家海军草签“会谈纪要”。当天，唐宁街致电白宫要求总统“暂时不要动手”，使会谈纪要变得毫无意义。张伯伦正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从而开始他的灾难性的绥靖政策。这就需要一支强大的皇家海军舰队驻守地中海，以“促使”墨索里尼作出反应，也就没有多余的舰只派往远东。在此之前，参谋总长曾在二月份报告：“不管被迫在东方还是西方作战，都严重困住我们的手脚。”这就使英国政府没有选择余地，只好在中国问题上对日本姑息迁就。严格说来，英美联合封锁计划是不可能实施的，因为新加坡基地还要两年才能容纳一支大舰队。但海军部现已将派出战舰的时间改为两个多月——如果能有这么一支舰队的话。不过，同年召开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会议保证将派一支“力量足够雄厚的舰队”前往东方以保卫英国的自治领。他们的最现实的估计是到一九四二年才只能有一艘战舰进港，尽管澳大利亚高级专员们听说将有七艘。委员会还认为，“新加坡的安全将是英联邦国家赖以生存的冠石。”但是，现实将注定使他们大失所望，因为远东的危机正在激化。

　　 “我们时代的和平”

　　 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道义力量不足以遏制正在中国蔓延的战争。美国未能与英国达成统一战略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整个太平洋防御战略“总的来说是不周密的”，因为“桔色作战计划”的前提是，只有海军舰队夺路越过太平洋，陆军守卫部队才能守住菲律宾群岛。而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是“完全不适宜的”。战略家们开始从根本上对他们的计划作出重新估价，总统也批准了一项十亿美元的海军扩军议案，这将使海军实力打破原有条约规定而提高百分之二十。国会通过该议案后，美国海军就开始向其目标进发——第一次具有在两大洋作战的能力，虽然美国海军的最近目标是同日本在太平洋上步伐正加快的角逐中较量。两艘快速战列舰和一艘四万吨级航空母舰的建造已获批准，另拨款使海军飞机增至将近三千架，航空母舰除正在服役的三艘和正在建造中的三艘外，实际上即将交货的只有一艘。日本人已经有六艘航空母舰在服役，建造之中的则更多。不管罗斯福多么着急，造船局仍然在改进一批新的快速航空母舰的设计，而且，第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的设计要两年以后才能批准。

　　 总统和越来越多的高级海军将领都对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潜力表示欣赏。那一年的舰队演习的结果，将使它们的重要性再次显示出来，这次演习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这是向日本发出的又一个含蓄的警告。三月，“舰队疑难问题十九”的释疑使海军里提倡海空作战的主要代表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对仍持怀疑态度的“枪炮俱乐部”显示一下航空母舰战斗群怎样在没有战列舰的护卫下进行活动。在夏威夷西北雾霭笼罩的海面上，他的“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避开舰队的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过来，出动飞机对珍珠港进行了一次出其不意的模拟空袭。

　　 美国在太平洋中部的基地容易受航空母舰的袭击，这一点在一九三二年进行的一次类似演习中得到证实。然而，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使美国战略家们在算计时忽视了夏威夷面临的危险。美国人曾安然设想，可望皇家海军保卫大西洋，使美国海军集中兵力于太平洋上。可是，德国人越来越好战并不断加强战列舰和潜艇力量使这种设想破产了。

　　 “我们的美洲再也不是一个海外争端的利弊不会波及的遥远的大陆了，”八月，当欧洲危机可能发生时，罗斯福发出了警告。他已要求国会再拨款三亿美元，用来制造一万架飞机以加强“国防”。现在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用总统对拉丁美洲的“睦邻”政策来保卫大西洋半球。德国对美洲的商业和政治渗透的惊人消息传到华盛顿，意味着“门罗主义”正受到威胁。于是，下年的海军演习就定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参加演习的部队将组成长驻“大西洋舰队”。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西洋舰队”只是断断续续地活动过。

　　 一九三八年秋，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骚动将欧洲带到了战争边缘。罗斯福总统只能呼吁希特勒“为了人类”而就他对苏台德区提出的要求达成和平解决办法。当张伯伦在慕尼黑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一起进行了灾难性的外交活动后飞回伦敦，挥舞着他那等于一张废纸的条约时，美国和欧洲一样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个诺言对德国元首希特勒来说算不了什么，对日本近卫首相来说也毫无意义。十一月，军方成立帝国统帅部以指挥日本在大陆上未经宣布的战争，之后，近卫政府决心使对华战争升级。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特劳特曼为使中日停止冲突而进行的斡旋活动没有取得进展。尽管蒋介石的军队正向长江撤退，但他坚决拒绝接受东京所要求的“帝国方式”的任何部分。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当日本派更多的军队到中国，日本领导人开始准备建立另一个附庸政权时，谈判即告破裂。又有十万军队动员起来了，准备派往中国大陆，和八个师的“中国派遣军”会合。这八个师正在进行的一场战争仍被官方描绘为“一起事件”。

　　 实际上，中日冲突已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一九三八年夏，日本成为第一个动员国。对工业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在对汽油实行配给的同时，内务省派出的冷酷无情的秘密警察对书报进行了严格的检查。军训成了学校必修课程的一部分。稻米奇缺，鼓励崇拜天皇。有轨电车驶过皇宫时，乘客要脱帽致敬。后来，司机要停车让每个人庄严地鞠躬致敬。政府的印刷品鼓动全国为即将到来的旨在“将亚洲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远征进行“精神动员”和作出“自我牺牲”。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领导人已成功地利用“中国事件”来扼杀民主，从而将日本变成一个远东型的法西斯国家，他们颁布命令，“任何与民族利益相违背的行为必须杜绝。”虽然陆军和海军一致同意迅速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扩张国土的战争，但他们在应该“解放”亚洲哪部分地区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日本海军认为，只有南下夺取英国、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富饶的殖民地，日本帝国的使命才能完成。陆军最高指挥部则主张北击西伯利亚的夙敌俄国，以便摆脱代价越来越大的为结束“中国事件”的战争。

　　 现在轮到驻朝鲜的日本军队的军官了。他们自告奋勇促进实施“北击”战略。七月二十九日，他们不顾东京的命令，窜犯了西伯利亚与满洲和朝鲜交界的卡山湖畔的苏联边防哨所。由于担心离这里不到六十英里的太平洋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的安全，红军不惜出动坦克和飞机，以武力反击。由于缺少装甲车辆和飞机，日军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撤回边界。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签订了边界停战协定，战事方告结束。

　　 驻朝日军的可耻失败在远征中国军队的胜利中得到了补偿。后者在秋季占领了武汉和广东，控制了所有的港口和五大城市。英国试图重开谈判以结束中日战争，保护它自己受到威胁的利益。东京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并承认“满洲国”，否则战争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美国坚决拒绝同意诸如此类的践踏门户开放政策和九国公约的做法，和平行动又告失败。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叛变，为日本人准备在南京另立中国政府提供了所需要的领导人。但是，东京的帝国统帅部意识到，只要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苏联向毛泽东的游击部队提供武器，日本势必要么接受一个胜利的相持局面，要么派遣更多的军队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剩下的国土。为了另觅途径摆脱这种困境，近卫亲王首相于十一月十一日宣布建立“东亚新秩序”，以便将中国从“西方列强帝国主义野心的牺牲品”的传统命运中拯救出来。

　　 亚洲新秩序

　　 近卫内阁使日本走上“解放”亚洲的讨伐道路之后，于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让平沼骐一郎首相的新政府来解决陆海军之间就日本应否加入轴心国的三国条约、从而与德国共命运的问题上发生的争执。海相及其副手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强烈反对结盟，认为这将导致与美国发生公开冲突，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石油禁运和贸易制裁。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效地阻止了日本与德国联盟，希特勒在对波兰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毫无顾忌地将德国推向战争的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个联盟。

　　 东京申明它的政府“不怀任何领土野心”，这是人们听惯了的调子。无须这种声明，人们就可以看出，日本的“亚洲新秩序”的蓝图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计划毫无二致。蒋介石和华盛顿都不接受这个“新秩序”，美国拒绝考虑任何违反九国公约原则的行为。罗斯福当即宣布给重庆政府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来进行战争。类似在南京的暴行的报道仍然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亨利·卢斯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支持国民党人的事业的文章，鼓动了已经受到赛珍珠文章的影响的公众。

　　 一九三九年春笼罩在大西洋上的战争乌云使总统颇感不安，他设法避免冒在太平洋上发生冲突的风险。除了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之外，拥有很大势力的商业集团也反对这种冒险，尽管他们口头上叫得不是那么凶。他们正向日本出口填喂日本战争机器的石油、纺织品、机械和战略物资，以此获得巨额利润。只是到了一月，平沼首相领导下的军人新内阁上台，帝国军队在海南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 [ 译者注：即我南沙群岛。 ] 登陆以后，人们才开始怀疑袖手旁观的做法是否明智。占领了这些近海岛屿，日本人就有了进攻菲律宾群岛、香港和印度支那的跳板。

　　 欧洲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排除了英国与日本对抗的任何可能性，英国政府希望美国作出反应，派遣舰队进入太平洋。同时伦敦的领导人试图向澳大利亚人作出保证，他们“将不会放弃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并且英国外交部认为，“日本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任何威胁，不管是直接进攻还是以远征新加坡的形式间接进行威胁，美国都不会长期无动于衷。”究竟怎样无动于衷，又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澳大利亚总理急切关注的问题。“英国所说的远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近北，”罗伯特·孟席斯五月对堪培拉议会说，他宣布已派代表前往华盛顿，试探“特别是在英国眼下因与德国和意大利纠缠而不能派遣必要的海军部队前往太平洋以遏制日本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侵略行径究竟持什么态度。”

　　 理查德·凯西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安地发现，英国外交部相信可以指望美国保卫西太平洋是过于乐观了。孤立主义浪潮强烈反对抵抗日本的侵略，国务院也担心实施制裁可能挑起的危险。一月份罗斯福对日益恶化的中国局势所作的有限反应是，号召自愿向日本禁止出口飞机零件，二月份呼吁停止提供信用外贷。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军队攻入捷克斯洛伐克，彻底践踏了签订才六个月的慕尼黑协定，戏剧性地证明了靠这些道义上的行动来制止侵略是注定要失败的。英国和法国政府惊惶失措，加紧向美国订购军火，为与希特勒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作准备。

　　 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认为，英国是否派遣舰队去新加坡，“必须取决于我们的人力、物力和欧洲的战况”，这等于已经发出他们实际上要放弃远东的信号。没有美国的坚决支持，英、法两国的弱点很快就被日本人利用了。他们在天津和上海制造“事端”，要求将租界的控制权交给皇军，并承认南京的傀儡政府。外交谈判导致了“远东慕尼黑”。性格暴躁的亚洲舰队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看到这种绥靖政策如何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地位，他自上海报告：“英国雄狮被人拳打脚踢，达到惊人地步，它还在忍受。”

　　 海军部计划人员陷入困境。同德国及其轴心国伙伴意大利交战的危险日益逼近；没有多余的战列舰可派往新加坡去保卫马来亚，来信守保护澳大利亚的庄严诺言。他们于是紧急呼吁华盛顿，要美国海军派遣战列巡洋舰前往西太平洋。总统认为这一举动含有太大的挑战性，尽管他真的取消了原定该舰队参加五月纽约世界博览会的计划，转而让它通过巴拿马运河前往西海岸进行军事演习。但是他“讲话太软”，他的大棒压不住日本人。两个月后，远征中国的军队的士兵封锁了英国天津租界，无耻地企图让人们默认他们对占领区的控制权。这一次罗斯福的反应比较坚定。七月二十六日，他宣布美国将废除一九一一年通商航海条约，这等于提前六个月通知日本，下一步可能要实行贸易和石油禁运。而东京敏锐地想到，华盛顿采取会导致太平洋战争的重大步骤，肯定是要三思而后行的。

　　 宏伟战略

　　 面对欧洲和远东不断恶化的国际形势，美国军方不得不考虑怎样用最好的办法来对付由来已久的两洋战争的可怕战略局面。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在进行了六个月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关岛和马尼拉军事基地的不足，加上新加坡没有一支强大的英国舰队，决定了必须放弃过时的“桔色作战计划”——随之放弃菲律宾。甚至为保卫西海岸、巴拿马和阿拉斯加而进行的战略撤退也受到了威胁，因为日本的航空母舰占压倒优势。他们的报告断定，这一点将使珍珠港易遭空袭，这种空袭“可能不发警告就炸掉舰队的主力……”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军事战略从来没有经历过象一九三九年夏季所作的重大修改。这年夏季，美国陆海军参谋长不得不作出抉择：实行大西洋防御计划还是实行太平洋防御计划。他们的建议是，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日本，而是来自轴心国。英国和法国面临同德国交战；佛朗哥由于德国空军的援助，在西班牙成功地建立了法西斯政权，轴心国为保护德国在南美日益增长的利益而沿西大西洋南下的危险迫在眉睫。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一致要求总统将海军力量集中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这就有必要在太平洋上作出某种防御态势以守住夏威夷——在一定程度上以放弃菲律宾为代价，如果日本人进攻该群岛的话。备忘录特别提醒总统，不要受政治诱惑而保护那个群岛，因为那样做“违背对美国利益所作的明智估价”。

　　 这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结论彻底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宏伟战略。总统毫不犹豫地批准了，他已得出结论：纳粹德国对美国在欧洲和南美的利益构成的威胁比日本所构成的威胁要大得多。战略目标的这种戏剧性的转移反映在新订的一套“彩虹作战计划”中，所以这样取名，是因为同现在不现实的、传统的单色指令不同，它们旨在对付联合起来的敌人和潜在的同盟。一九三九年六月底新制订的“陆海军联合基本作战计划”包括五个意外事变的应付方案。“彩虹1号”限于“半球防御”，防止“违背门罗主义的字面和精神实质的行为”蔓延到大西洋中部和远至夏威夷、威克岛和萨摩亚等太平洋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并不保卫菲律宾群岛和关岛。其余四个只是这个目标的延伸。“彩虹2号”设想英国和法国与轴心国交战，届时美国“不在欧洲作最大限度的参战”，但承担“维护太平洋上民主国家的利益……并消灭敌人力量的责任”。“彩虹3号”预告了实施原来的“桔色作战计划”——派遣舰队收复菲律宾——时“牢牢控制西太平洋”的必要性。“彩虹4号”设想美国武装部队不得不集中力量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及其必然结果；而“彩虹5号”则设想他们与英、法联合并在“打败德国的决战中”起主要作用。

　　 一九三九年夏当欧洲危机正在酝酿的时候，华盛顿的军事计划人员正忙于详细制订“彩虹2号”。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一旦英、法为制止德国吞并波兰而卷入战争，美国可能卷进去，供应英、法——如果不是支持的话。这就需要在太平洋上采取防御态势，由美国海军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由美国陆军来肩负这个重担。与皇家海军军官的参谋会议又在秘密地进行，重新商讨英格索尔－菲利普斯关于如何有效地遏制和威慑日本的“会谈纪要”。双方承认，不可能采取很多行动阻止日本入侵并占领香港和菲律宾，但美国海军仍然不愿保证派遣一支舰队前往新加坡，尽管它是为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建立一条防线的关键所在。华盛顿还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计划在太平洋联合作战的现实将使美国不得不去保卫欧洲的帝国属地。

　　 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如何最有效地避免太平洋战争进行辩论的时候，欧洲的外交官们正在商讨如何抵制希特勒对波兰的急切要求。罗斯福得知德国到了九月就“无须再作准备”而能发动进攻，就竭力恳求莫斯科，要苏联人不要站在纳粹一边。斯大林东面面临日本的挑战，西面担心德国的入侵，他早在极力寻求结成防御联盟；他的特使已同时前往伦敦、巴黎和柏林。

　　 虽然希特勒极力反共，但他需要提防俄国，确保德国的东翼的安全，以掩护德军意图入侵波兰的闪电战。他原指望日本会起这个作用，与德国签订一个牵制莫斯科的军事盟约。帝国陆军要想北击俄国，但无论海军还是文职大臣都不愿意为欧洲人卷入一场战争。尽管德国向日本长期献殷勤，东京还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初拒绝同轴心国联姻。希特勒指责日本“冷漠而不可靠”，转而派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去追求斯大林。

　　 当德苏可能签订协定的消息透露出来后，在东京引起了很大恐慌。在日本看来，这样一个协定势必打乱反共产国际条约，这个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集结在西伯利亚边境的俄国军队发动进攻。面对这样的威胁，关东军将领们决定破坏谈判。自五月下旬以来，日军在沿哈拉哈河与“满洲国”交界的边境地区制造了一系列“事件”以刺探苏联的防御。日军入侵当风的蒙古草原使斯大林吃惊，他派出格奥尔吉·朱可夫中将。这位提倡坦克战的红军主要将领得到保证，他可以拥有保护外蒙古免被日本的亚洲新秩序并吞所需要的全部坦克和飞机。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帝国陆军的三个敢死师大举进攻诺门坎。前一年日军吃过败仗，疯狂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们向俄军前线猛扑过去，朱可夫则坚守纵深防线，等待后备坦克和飞机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运到前线。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签订了苏德条约。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布置了进攻波兰的计划。他骂英国人和法国人是“小爬虫”，日本人是“表面光洁的猴子”；天皇“和以前的沙皇是一丘之貉”。就在同一天，朱可夫在诺门坎发起反攻。红军集中喷火器、坦克和大量的飞机对日本占领的哈拉哈河沿岸长二十英里、宽四十英里的地带发起毁灭性的进攻，这次进攻是即将在波兰进行的闪电战的先兆。

　　 由于缺乏重型坦克和空中支援，日军遭到严惩，十天内死亡两万人，后来被迫撤回“满洲国”，再次乞求停火。俄军的胜利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丢了面子。它终于扼杀了他们的“北击”战略。惨败的冲击波冲垮了平沼内阁，这个内阁已经看到它的外交政策因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约而破产了。平沼首相正式向天皇提出辞职，并申述了“欧洲最近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局势”。据格鲁大使报告，阿部信行将军八月底组成的新内阁提供了东京和华盛顿改善关系的机会。野村吉三郎外相下令开始谈判以签订新的商业条约，但陆军和海军都赞成《外交政策纲要》中制定的目标，即向英国施加压力使之对日本作出让步，不再允许使用滇缅公路向中国国民党人提供援助，用这种方法在英美之间塞进一个楔子，“英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但不能保护它们，”纲要指出。“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微乎其微，但拥有最大的力量来遏制日本。”国务院强硬派的怀疑态度，帝国海军又呼吁日本向南扩张，以及在欧洲发生的一系列极端事件，使日本与美国和解的希望落空了。

　　 希特勒动的战争

　　 德国军队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侵入波兰。希特勒不顾英国和法国的最后通牒，全面战争在四十八小时内在大西洋爆发。九月三日，星期日夜间，载满难民的“阿特尼亚号”客轮正开过大西洋时被一艘潜艇击沉。由于有二十二个美国人丧生，令人想起当年“路西塔尼亚号”的惨状。但是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时再次保证，美国海军将部署在大西洋以“使我们的家园免遭战争”。

　　 不过总统提醒那些孤立主义者“即使保持中立也不能不闻不问，丧失良心”，这暗示他已经要采取实际步骤，确保在民主国家现在面临的与法西斯专政的生死搏斗中，美国不当旁观者。英同和法国正在指望修改中立法，以便能得到数百万美元的美国武器订货——作为交战国，它们目前自然不能得到这些武器。罗斯福走得更远，暗中向皇家海军提供援助。英王乔治六世在七月访问华盛顿时，总统就已向他保证，美国海军将在西半球进行“中立巡逻”，以履行那年春天英美海军参谋会议上达成的秘密协议——“美国必须保证控制太平洋、西大西洋和南大西洋。”九月二十三日，南美洲国家在巴拿马召开“泛美会议”，重申门罗主义，并宣布将中立区扩至几百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由美国大西洋舰队来实施。不过，总统和他的海军参谋人员仍然抵制英国施加的要美国派战舰前往新加坡的压力。他们知道，虽然美国舆论反日，但并不主张派遣美国海军去保卫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假战“期间，英国商船被水雷和潜艇击沉的速度之快，有助于总统说服国会在十月二十六日放松中立法案中的严格规定，通过了“现购自运”修正案——这个修正案有利于民主国家。英、法两国只要用现金购买而且不用美国船只运输，即可继续得到武器供应。同时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将对战争进程有深远影响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九月十一日写信给温斯顿·丘吉尔（战争爆发后重进内阁担任海军大臣），请他“同我保持私人联系”。这是重大合作的开端。第二步：刚好一个月后，准备成立一个绝密的“原子能顾问委员会”，考虑由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签名、移居美国的一些高级物理学家所写的令人震惊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警告：德国科学家们正在加紧研制一种有巨大杀伤力的原子弹。

　　 当日本领导人等待欧洲战局的发展的时候，远东也出现了表面的平静。同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日本老百姓冬天也第一次忍受着食品短缺，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使阿部信行将军的内阁渐渐失去了陆军的支持。一九四○年一月，米内光政海军大将组成新政府。歉收使新政府实行了更严格的食品配给，米内光政是个胖子，人们讽刺新内阁是“无米内阁”。日本依靠美国的价值三亿五千万美元的进口、其中大部分是重要战略物资和石油，而日本领导人及报纸却以反常的逻辑抱怨罗斯福总统继续支持蒋介石。前首相近卫正在纠集国会支持他的“神圣战争同盟”，以便最后解决中国事件。既然英美都不准备协助在中国大陆实现和平，他敦促同德意结盟以实现亚洲“新秩序”。

　　 一九四○年一月底，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商业条约期满而不再延长。正如强硬派人士所指出的那佯，总统现在对日本实行强制性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制裁的路是敞开的。“目前的趋势是健康的；如果山姆大叔保持强硬而中国人仍然不合作的话，这样的趋势将保持下去”，芝加哥《每日新闻》发行人、有影响的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克诺克斯说：“维持这种趋势是远东恢复和平的唯一希望。”这只是一种迹象，表明在中国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美国的对日政策变得强硬起来了。此外，俄国人正在芬兰作战，德国潜艇正在大西洋上击沉英国商船，它就成为报刊上提醒人们一场战争确实在进行的唯一消息。罗斯福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说，有必要提醒全国，美国正面临着危险的现实。在谨慎重申他打算不介入欧洲的冲突后，他宣布：“不介入战争同假装战争与我们无关，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白宫开始反击那些孤立主义者，强调现在必须把英国和法国看作是美国大西洋防御的前线。一九四○年春，德国军队对挪威，后来又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闪电入侵，证明了那些防线薄弱到了多么惊人的地步。在溃败的浪潮中，丘吉尔就任首相。他保证要用“鲜血、劳苦、眼泪和汗水”重振破碎的河山。英国远征军被切断，正从敦刻尔克撤退，德国装甲部队正直逼法国首都。罗斯福利用美国人与日俱增的惊恐，要求国会议员们投票通过给美国陆军十一亿美元的拨款，“重新考虑国防问题。”意大利参战，从背后给法国捅了一刀，德国就可能控制大西洋沿岸地区，为了应付这种威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开始着手进行“彩虹5号”战略的详细准备工作。

　　 丘吉尔每天给罗斯福发电报，要求提供更多的飞机和物资供应以使英国能实现他的“我们决不投降”的誓言。他请求美国借出五十艘老驱逐舰以加强英国的反潜能力，并再一次试图说服美国派一支强大的舰队前往新加坡，“使日本犬安静下来。”总统知道，向英国提供这些援助将引起强烈的批评。美国海军战舰奇缺，无论大西洋还是太平洋都穷于应付。直到七月十八日巴黎沦陷，总统极度震惊，他才敢要求国会投票通过猛增拨款的法案，使美国的海军力量增强百分之七十。包括建造十一艘新型快速战列舰，同十一艘“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约五十艘巡洋舰和一百多艘驱逐舰一起活动。美国现在决心建立两洋海军，其实力将远远超过日本一九三九年“第四建造计划”——这个计划决定再造八十艘战舰，并将海军航空兵力量增强一倍，不过美国海军将领们心里太清楚了，要将这个蓝图变成太平洋上占压倒优势的海军力量，差不多需要四年的时间。

　　 “积极的安排”

　　 希特勒横扫西欧的春季闪电战所取得的令人瞠目的军事胜利，促使日本陆军领导人敦促米内光政内阁加入轴心国条约，并利用英国在远东的虚弱地位。他们向法国维希政府提出要求，要在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同时向英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封锁滇缅公路，准备对中国国民党进行一次最后的大规模进攻。料到这将引起美国对日实行石油禁运，东京就加快步伐与荷兰谈判，要求荷兰放弃她在东印度的大片属地，使之成为战略原料的另一来源。对伦敦的英国政府和荷兰流亡政府来说，抵制日本无止境的要求的唯一希望，看来在于美国派遣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前往新加坡。

　　 罗斯福总统充其量只打算在春季演习结束后将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甚至这样也遭到总司令詹姆斯·里查森海军上将的强烈反对。他认为，他的六艘战列舰和三艘航空母舰从西海岸基地可以更有效更安全地显示它们的存在。他的接二连三的警告终于使他失去指挥权，尽管斯塔克已解释说，舰队仍将留在珍珠港，“因为人们认为你们的存在对日本入侵东印度可能有威慑作用”。把美国海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中太平洋，虽然对日本是一个警告，但屡屡引起华盛顿的极度紧张和不安，因为它可能成为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的诱人目标。发出了许多警报，第一次是在六月二十一日，即德国和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前一天：全部防御机构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以防可能来自太平洋那边的袭击。许多警报是虚惊，不由得使人们对夏威夷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安全感。

　　 一九四○年的整个七月份，当丘吉尔重振不列颠以顽强抵抗德国的时候，美国孤立主义者举行集会和游行，就象一个标语牌上所写的那样宣布：“美国人是不会来的！”在太平洋的另一边的日本，在希特勒取得了“西线的胜利”之后，控制了日本命运的军事官僚们声称他们也“不想误了这班车”。他们重新扶持近卫亲王上台，以实现他“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诺言。一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近卫亲王宣布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计划——《应付变幻之中的世界局势的基本原则》，军政界领导人“联络会议”热烈通过了这一计划。这次通过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设想：德国将很快打败英国，从而使英美停止干涉远东。日本的首要任务是切断蒋介石的供应线，使他处于孤立境地，然后一举结束“中国事件”；日本认为美国将接受现实局势而不加干涉。日本还将谋求与苏联达成一个中立协议，并希望和德国结盟将有助于这个协议的达成。作为轴心国的一员，近卫信心十足地预言：“日本将作出积极的安排，把英国、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东方岛屿囊括在‘新秩序’的范围内。”

　　 “积极的安排”首先意味着要进行外交方面的尝试。一旦这样的安排还显得不够“积极”，近卫就通知陆军和海军在十二个月之内准备向英国和美国开战。为了进行这次全民征战，他将两个主要的军国主义分子带进他的新内阁：中将东条英机，一个绰号叫“剃刀”的精力旺盛的军国主义分子，前关东军参谋长，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松冈洋右是以“讲话机器”著称、在美国受过教育、极富煽动性的民族主义政治家，担任外相。正当新内阁制订实现亚洲“新秩序”的时间表的时候，德高望重的最后一个明治“政治家”西园寺亲王告诫天皇：请近卫重新上台，“就好象邀请强盗来调查他的罪行，因为没有别人知道得这样清楚。”

　　 在近卫首相东山再起的时候，格鲁大使从东京发出警告，要警惕日本新的侵略活动。正巧这时国会在通过向日本出口需要特许证的法案，格鲁大使的警告加强了罗斯福内阁的一些阁员，如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地位，他们既要求美国对日本实行更强硬的政策，还要求对英国承担更大的义务。七月二十六日，罗斯福总统宣布限制出口飞机燃料、润滑油和废铁废钢。这一步他迈得很有信心，因为得到两个共和党人的坚定支持。罗斯福已邀请这两人参加政府，以便在秋季总统竞选活动之前给人一种全国团结的印象。

　　 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新闻记者、美西战争时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弗兰克·诺克斯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亨利·史汀生担任陆军部长。七十二岁的老资格的史汀生在美日事务问题上有独特的见识。谈起这些，他可回溯到他与西奥多·罗斯福的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的交情。他担任过陆军部长、菲律宾总督，在满洲危机期间还任过赫伯特·胡佛的国务卿，他从这些经历中取得了经验。哈罗德·伊克斯再三要求“采取直接行动以使日本人懂得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压根儿不怕它”，史汀生对此表示支持。然而，国务院主张不要对石油和废钢废铁的出口实行全面禁运，因为据赫尔的审慎估计，“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将日本逼得太甚，那样我们就有可能迫使它夺取荷属东印度。”

　　 总统不顾国务卿的规劝，于十月份对所有的废钢废铁实行全面禁运。这是美国悄悄地在日本脖子上套上经济绳索的第一个迹象，它使近卫内阁坚定了决心，加紧对亚洲强加“新秩序”的活动。日本要求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以断绝蒋介石的供应线，英国屈服了；日本又向印度支那的维希总督提出了实质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允许日本建立军事基地，以便向北对国民党人远征。一九四○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正当德国空军开始猛烈夜袭以迫使英国投降时，松冈外相正与德国驻东京大使就打算签订的三国条约的条件进行深入的商谈。希特勒的意图是，这个条约将鼓动日本人进攻新加坡，有助于实施他进攻英国的计划。还能为他进攻俄国的长远计划打掩护，松冈在商谈中想争取德国支持日本南进以控制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矿藏——不过他已得到严格指示不得将日本卷进德国的战争。

　　 经过两个星期的讨价还价，松冈洋洋得意地在天皇在场的御前会议上汇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支持日本为实现亚洲“新秩序”所作的努力，而且“运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条件是日本得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活动中的领导地位”。松冈还高兴地指出：“将逼使美国更加谨慎地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在使墨索里尼确信：“这是使美国全然不介入战争，或者使它介入战争后毫不起作用的最好办法。”当三国条约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时，东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预言：“看来冲突将不可避免，冲突的一方将是决意要在东亚包括西南太平洋建立势力范围的日本，另一方将是决心在大洋的另一边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方式来干涉亚洲事务的美国。”

　　 三国条约的签定使东京公众欣喜，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条约为日本征服东南亚扫清了道路。不出希特勒所料，这个条约使伦敦和华盛顿大吃一惊，因为现在太平洋已不可摆脱地与欧洲的战争连在一起了。在华盛顿，法国如此迅速的失陷使美国军事计划人员认为，入侵和降服英国已经“属于可能的范围了。”他们估计英国在六个月之内就可能遭到打击而退出战争，所以，他们开始准备实施“彩虹4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美国将单枪匹马打一场大西洋战争。当开始征兵的“选征兵役法案”被送到国会的时候，他们就建议把军火转运去建立美国的地面和空中力量。但是，总统在听到丘吉尔对抗性的“我们绝不投降”的讲话后，相信丘吉尔能把他的国家团结在一起。罗斯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人员的建议不予理睬，枪炮、飞机和弹药继续越过大西洋被送往不列颠群岛。

　　 在太平洋问题上，罗斯福答应为澳大利亚政府承担后者所要求的防御义务时的态度却比较审慎。“如果我们决定不为美国在远东作战，那么它也没有理由抱怨”，孟席斯首相在七月这样说过。这时，他对华盛顿的访问已告失败，没有得到美国对维持现状——甚至涉及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荷属东印度的现状——作出任何具体保证。不过，总统对三国公约作出了反应，答应给蒋介石提供五十架驱逐机和一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同时他向英国保证，他们愿意不怕冒得罪日本的风险重开滇缅公路。这就标志着丘吉尔远东绥靖政策的结束。他的合作有了保证，是因为罗斯福终于同意让出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与潜艇作战时急需的五十艘改装的驱逐舰。一向谨慎的总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诺克斯和史汀生一再施加压力，而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保证“以战舰换取基地”的交易将得到他的支持。

　　 这激怒了孤立主义分子。“这是战争行动，”《圣路易邮报》提出强烈的批评，谴责它是“历史上最卑鄙的不动产交易”。民意测验表明，总统的声望有所降低，可能削弱他在竞选的最后几周中的领导地位，面对这个问题，罗斯福不得不参加竞选辩论，以回答人们对他的如下指责：他正准备使美国在大西洋上同德国交战。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一九四○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波士顿对听众说，听众中有很多爱尔兰籍孤立主义分子，“我以前这样说过，我还要反复说，你们的儿子不会被派去打任何外部战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