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使命·第一
作者：约翰·科斯特洛·英国
出自————《太平洋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二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
——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九零三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星期天。下午，美国总统在白宫办公室悠闲地吃着午餐。他一边吃着，一边和助手哈里·霍普金斯谈论着与当前的战争毫不沾边的问题，尽管这场战争有把美国人拉进英国同德国潜艇进行的战斗的危险。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正在吃着苹果，他那宽大的写字台上的电话响起来了。接线员说对不起，打搅了，海军部打来了紧急电话。霍普金斯看了看表，是下午一时四十分。他注意到总统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弗兰克·诺克斯报告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海军部刚刚收到夏威夷发来的信号：“珍珠港遭空袭，这不是演习。”
总统简直不敢相信，询问消息是否准确，海军部长说肯定没错。海军部长也和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一样地感到惊讶，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是一口咬定：“这不会是真的，这一定是指的菲律宾。”在美国人看来，一个不比加利福尼亚州大的国家，竟想同美国开战，在战略上简直是发疯。可是，自从为制止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动而进行的历时数月的谈判失败，是年夏天美国又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切断了它的重要的石油供应线以来，就一直隐隐呈现着美日交战的危险。美国驻东京大使告诫说，美国对日本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会激起军人把持的日本政府干出“举国玉碎”的事情来。为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执行了二十年的美国战略计划作了修改，决定向太平洋彼岸派遣增援部队，保卫菲律宾免遭入侵。军事集结正在进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深信，他不仅能够确保远东美国领土的安全，而且他的战略轰炸机群能够阻止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收到了惊人的情报：日本准备一俟它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在十天之内发动战争。当时美国正在作最后的努力来同日本谈判，以达成解决危机的临时办法。警报接连不断地从太平洋彼岸发给美国指挥官。但是，袭击夏威夷被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预料日本的主攻矛头是针对着五千英里以东的菲律宾的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 ] 。罗斯福也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他在头天晚上亲自向天皇发出的辩解，可能制止日本发动战争。当天下午，国务卿将会见东京的特使。但是现在，总统根据自己的观察，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拿起电话，要陆、海军首脑发布美国断然参战的命令。
就在同一小时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无线电台，中断了足球赛、音乐会和杂耍演出的实况转播，向美国人报告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令人震惊的消息。最初，人们不敢相信；后来，随着不断传来的简短新闻报道，证实了太平洋舰队被日本轰炸机摧毁的消息，举国震惊变成了同仇敌忾。甚至最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也要求进行报复。
珍珠港遭到的袭击是美国最惨痛的失败；然而同时，它却使美国人异乎寻常地表现出民族团结。全国各地正在休假的陆、海、空军人员迅速返回各自的基地，小伙子成群结队地涌住征兵站，老百姓在作防空准备。在决心昭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的奇耻大辱的时候，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还有闲暇想得起三十四年前——几乎是在同一个星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堂兄，也就是白宫的前任总统，使美国走上了同日本对抗的道路。
大棒
一九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汉普顿锚地检阅了集结在那里的美国海军，这支海军即将启航，去执行他所制订的“使美国成为太平洋上的统治力量”的扩张主义政策。那一天，切萨皮克湾狂风巨浪，当总统乘坐的“五月花号”游艇，在排成两列的十六艘大型白色舰体的战列舰及其护卫舰之间缓缓而行时，旗帜噼啪作响，礼炮隆隆，白色军舰在冬日的阳光下闪射着银光。军乐队奏出的进行曲，在滔滔的水面上回荡，礼炮的硝烟和军舰上林立的米黄色烟筒里滚冒出来的黑烟交织在一起。
“你们曾经在这样的日子里观看过这样的一支舰队吗？”罗斯福骄傲地说道。总统的一只手一动不动地行着军礼，另一只手紧扣着他那顶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刮走的大礼帽。“确实，难道还不壮观！”他不由得高声赞美起来。在二十世纪狂风骤雨的头十年，有这么一支雄伟的舰队，不仅大大激励了民族自豪感，而且显示了这个国家工业和军事上的显赫。一支庞大的海军，是任何企图登上帝国行列的国家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美国的海军力量，虽然暂时屈居于大不列颠和德国之下，却在稳步增长。那天上午，当美国的舰队拔锚起航，威风凛凛地驶出詹姆斯河的时候，总统相信这支舰队在全球的游弋，定将显示出美国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地位。他所形容的“甜言蜜语，手持‘大棒’”的外交，是需要这样显示力量的。这是为了在整个太平洋炫耀星条旗，也是着重表明美国决心遏制日本，因为罗斯福担心日本可能“冲昏头脑，目空一切地发动侵略战争”。他担心日本的野心可能不符合他要扶持摇摇欲坠的中华帝国的计划。日本的海军对美国在不到十年前在一次决战中打败了西班牙之后夺到手的菲律宾的安全也构成了威胁。
当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同日本争夺商业和领土利益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坚强有力的领导已使美国同英国结成了心照不宣的联盟，以便确保远东的力量均势。在十三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才不过一百二十年之后，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扩张主义者，以开国元勋们黄泉之下为之惊叹的磅礴热情，把他们的前敌大英帝国的既得利益搂抱在自己的怀中。乔治·华盛顿本人曾经告诫过不要“与外国结盟”。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他的继承人却正在奉行“显示使命”的信条，推行一条海外扩张的政策。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海外扩张只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全球的天赐神授的使命。
大西洋两岸所形容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于主张扩张的美国人和认为自己国家的实力的高峰已过的英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英帝国的根基是由十八世纪进行的战争奠定的，在这些战争中，英国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确保了英国对北美的大部分领土和印度次大陆的控制。在后来的一百年中，英国人利用他们无敌的海上优势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所拥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把它的米字旗随着贸易送到世界各地。到了十九世纪末，与其说是靠谋划，不如说是靠机遇，米字旗几乎在地球三分之一的地方飘扬。一八九七年，在庆祝自己登基六十周年大典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的臣民几乎多达五亿。
维多利亚建立英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意图，在苏丹、南非和印度的西北边境受到了考验，在俄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与英国以及美国的利益发生冲突的远东，则受到的考验最为严峻。在亚洲大陆上和太平洋地区处于危险状态的就是本来已在中国打开了的那些商业机会。西方投资者在中国修铁路、开矿山，他们想在几亿中国人民之间为欧洲和美国的产品开辟新的巨大市场。
美国参加了争夺经济利益的竞争，在欧洲列强争夺西太平洋和亚洲大陆的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支持一方，必然是受到了传统的东方吸引力的诱惑。西班牙在十六世纪称雄于世，靠的是它趁着英国和法国准备争夺对北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控制权的时候，掠夺了哥伦布所发现的美洲大陆的财富。蔗糖贸易的衰落，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丢失，使英国更加重视对印度的开发。到了十八世纪末，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商人，也注视着太平洋彼岸的东方。他们寻求一个可以代替大西洋贸易的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在大西洋贸易中，他们没有什么赚头，他们出口咸鳕和桶板，赚的钱不够用来支付进口英国工厂生产的纺织品和机床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美国独立之前的十年，詹姆斯·库克船长指挥的皇家海军远征队，对北美大陆多半不为人所知的太平洋海岸以西的那个浩瀚的海洋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绘制了航海图。这些考察航行把杳无人烟的澳大利亚并入了皇家版图。并把三明治群岛——最初给夏威夷群岛取的名字——辟为太平洋中途提供淡水和补给品的必不可少的停靠港。这次旷日持久的航行，对于这个大洋的实际通航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航行的经验告诉人们，酸橙和柠檬汁可以预防坏血病，在此之前，这种病一直使如此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成为十分冒险的活动。
在“发现号”上伴随库克作第三次远洋考察的是一位船警，一个喜欢冒险的美国佬，名叫约翰·莱迪亚德。到广州购买从俄国换来的海獭皮的中国商人所付出的极高的价格，给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美国后，胸中燃起了要到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冒险的欲望。莱迪亚德对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进行游说，争取他支持开辟东方贸易。莱迪亚德正在酝酿一个想法，那就是，“如果可能的话，东方的商业应当对所有列强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不久就成了要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基础。美国商人意识到，价格昂贵的海豹皮和海獭皮——连同在夏威夷森林中俯拾即是的檀香木和在热带环礁湖中处处可寻而又为中国达官显贵啧啧称道的海参——将成为兴隆的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莱迪亚德只不过起了鼓动作用，真正资助绕过好望角远航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船只的却是纽约的银行家。一七八四年初，“中国皇后号”抵达黄埔码头。混浊的珠江两岸，货栈“工厂”鳞次栉比，中国商人在那里做茶叶、丝绸和瓷器生意，这些东西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异国奢侈品。长期以来，满清统治者只让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帝国在广州这一个出海口同外国“蛮子”接触。现在，美国人已经取得了参与这个一直为欧洲人独占的繁荣贸易的权利。“中国皇后号”在纽约装载的货物所赚得的巨额利润，对于巴尔的摩、费城和波士顿的商人与金融家来说，无疑是强大的刺激，他们也想分享这条东西方之间的新的贸易渠道所带来的好处。
英国——她的皇家海军在海上称王称霸——认为要确保对印度的统治，与其去控制太平洋，还不如使拿破仑的尼罗河战役遭到失败，因为拿破仑的这个战役的最终目的是要进军东方。年轻的美利坚共和国的领袖们，预见到了同英国贸易进行竞争的危险。“我们在大西洋和其他国家的商业……必须付出频繁战争的代价，”托马斯·杰斐逊在英国皇家海军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去制止北非沿岸的海盗袭击地中海的美国船只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悲叹。这位美国第三届总统认为，大西洋将永远是“战争温床”，因此，他发起了向西部太平洋沿岸进军的运动，在一八○三年从拿破仑手里买下了路易斯安那的大片领土。杰斐逊更担心庞大的军事机构对共和国的自由构成的威胁；因此，他一直限制刚刚建立的美国海军只能制造小批的武装快速帆船。这支海军力量用来消灭海盗是足够的，若要依靠它，使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历次战争中维护自己同法国进行贸易的权利，却是不够的。美国海军终于在一八一二年同英国发生了冲突，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使它看清了海上实力的严酷现实。初期，美国的“一小批用冷杉木制造的武装快速帆船”，虽然在斯蒂芬·德凯特和奥利弗·H·佩里的指挥下赢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最终还是敌不过强大得多的英国皇家海军。
当美国正在集中精力征服西部领土的时候，拿破仑在一八一五年的最后失败，使英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牢牢掌握了海上优势和商业优势。由于相信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同时又拥有无与伦比的工业生产能力，英国逐渐实行自由贸易，从而消除了同美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虽然美国在经济上仍然依赖英国，当英国的商业重心从大西洋贸易，转移到在印度和远东这两个有希望成为更大的制造品市场的地区扩大贸易往来的时候，美国还是得到了好处。日益增加的出口所赚得的利润，使五大洲的原料源源不断地运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和谢菲尔德的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工厂，在这些工厂里，男工、女工和童工操作的机器和熔炉，将这些原料制成纺织品、机床和蒸汽机。美国南部各州的棉花在英国的贸易体系中发挥了作用。詹姆斯·门罗总统相信他可以依靠英国皇家海军来维持大西洋上的安全，排除法国和西班牙的干扰，因而在一八二一年宣布了其他欧洲国家“不得干涉”南北美洲事务的主义。
“门罗主义”很快就成为美国奉行它的地区帝国主义的独特方式，而且是美国国策中一个根基十分深固的组成部分，到了一八四五年，它就变成了《纽约晨报》主编所说的“履行显示我们征服整个大陆的使命”了。“显示使命”的响亮号召，将不仅仅是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墨西哥进行战争，以便把共和国的自由扩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广阔地域的一个方便的道义借口。一旦一八四六年的战争迫使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英国政府在同一年经劝说后同意放弃俄勒冈的大部分领土，美国人就有了“窥探东方的窗户”，向西扩张的精神惯性就指向整个太平洋了。对华贸易的巨额利润是一个刺激，德比、德拉诺和阿斯特时代的许多商人在这一贸易中成了百万富翁，制造了一家报纸所说的靠“亚洲田野里成熟的作物”致富的神话。
给美国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英国的商业以印度为基地逐步向东发展，似乎注定也要垄断中国市场的时候，讲英语的不列颠商业冒险家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作物中获取巨利。英帝国的势力之所以横跨全球，多半是因为保护英国商人的米字旗随着商船而至，或者象在好望角那样，守卫着通往印度海路途中的战略港口。除了加拿大以外，南亚次大陆是正在兴起的帝国大厦唯一特别奠定的地基。奠定这个地基的原因是经济，而它的建筑师是扮演英国贸易开拓者的半自治的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一个典型的开拓者是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他在一八一九年从柔佛苏丹手里买下了一个岛，在靠近马来亚最南端的这个海岛上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眼光不那么远大的英国政府不愿意收下新加坡。只有当英国同荷属东印度通商之后，它的重要性才体现出来。到了十九世纪末，新加坡是英帝国最繁荣的商业中心之一，而且继香港之后，是皇家海军在东方的另一座堡垒。
假如英国有一张帝国蓝图，那么新加坡扼守印度至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海上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早在帝国防务委员会于一九二一年决定将它变成“远东的直布罗陀”之前，就会得到适当的承认。虽然库克船长为英国打通了太平洋和进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伦敦的历届政府却觉得它太遥远、太浩瀚，缺乏商业开拓的机会。澳大利亚被选作发配囚犯的地方，因为再也不能把他们送往美洲殖民地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外来的美利奴绵羊在澳大利亚繁殖起来了，而且在那儿发现了金矿之后，它在经济上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才得到承认，这块殖民地才开始被认真地开拓起来。甚至到了这时候，英国还不给予澳大利亚人自治的地位，直到一九○一年，加拿大成为英联邦自治领三十四年之后，澳大利亚人才享有自治地位。库克也曾访问过新西兰，但是在那儿定居的只有独立公司和传教士，当他们为了占领这块土地而与当地居民作战斗的时候，不得不进行长时间的斗争去赢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毛利人，就象在北边的斐济和汤加居住的波利尼西亚人一样，甚至在祈求英国君主予以暂时保护的时候，被劝告去投入耶稣基督的精神王国的怀抱。直到德国军舰在那儿出现，预示着一场争夺太平洋岛屿领土的新的斗争即将发生的时候，英国才对新西兰进行暂时保护。
炮舰外交
印度一直被认为是维多利亚女王帝国王冠上的一颗最贵重的宝石，甚至这个国家，在一八五八年终于被置于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反英起义，证明东印度公司没有能力治理它从莫卧儿的统治之下逐步夺取过来的领土。这个无处不在的公司致力于建立英帝国势力，它使穆斯林国家马来亚依附于英国，它在北婆罗洲的沙捞越建立了白人统治，有一个时期，似乎连中国本身也要被置于不列颠王国的统治之下。这个公司驻广州的生财有道的代理商，在扩大荷兰人通过澳门开拓的鸦片贸易中起了很大作用。当中国的瘾君子越来越多时，对这种毒品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英国人乐于大量提供从印度种植的罂粟中提制的这种毒品。清朝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这门生意只好通过中间人进行，贪污腐化的广州官吏对此并不追究。鸦片生意大大加强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奢侈时髦的英国摄政王朝进口中国艺术品的要求就可得到满足。到了一八三五年，鸦片禁品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无法控制鸦片生意，而且不上税，清朝皇帝被迫采取行动惩治无视天子威严的外国人，防止大清帝国财富外流。
清廷向维多利亚女王发了一道气势汹汹的最后通牒，威胁说她的臣民如不立即停止对“堂堂帝国的污辱”，英国必将遭到入侵，“你的人民定被剁成肉泥。”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被这个荒唐的威吓所激怒，而且他非常清楚，如果鸦片商人被迫放弃做生意，英国的贸易将遭受损失，于是，他决心使用英国在地中海吓唬土耳其的“炮舰外交”迫使中国人安分守己。帕默斯顿勋爵以惯有的冲动，命令十六艘皇家海军战舰护卫着二十六艘运兵船开往中国。只经数月，西方的坚兵利器打败了清朝皇帝的军队，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入侵以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个条约给予英国在中国扩大商业的权利和在香港、上海以及其他三个港口的治外法权。英国臣民向清朝官吏叩头的礼节被废除，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仍在进行。帕默斯顿的实力外交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迫使中国向西方的渗透敞开门户，并且为急于赢得类似让步的其他国家开创了一个不幸的先例。
在这场战争中一直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美国人，迅速扬帆过海开抵南京条约开辟的新港口。他们原来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鸦片进口国，不久就后来居上，成为中国贸易的最大伙伴，这是因为，漂亮的扬基式黑色快速帆船的航速超过英国的帆船，它们满载贵重货物，绕过合恩角运到美国东海岸，继而越过大西洋运到欧洲市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当亨利·R·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所描述的太平洋探险航行，使美国公众了解到在西边的那座大洋里，大自然的优厚馈赠正在等候着他们的时候，楠塔基特的捕鲸船已经遍布这个辽阔的海洋，捕捞巨头鲸，提炼贵重的鲸油。这幅良图美景，外加一八四九年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金矿所具有的更大的诱惑，引来了第一批众多的移民在太平洋沿岸定居。对华贸易在扩大，给开辟横贯美国的“西北陆上通道”增添了强大的刺激，因为横贯大陆铁路的投资者可望得到巨大利润。数以千计的中国苦力，廉价的契约劳工，穿过落矶山脉自西向东铺设铁道。一八六九年在犹他州钉下了象征性的金色道钉，把太平洋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的铁路联结在一起。这条铁路使西海岸成为达纳在二十年前所想象的“通住亚洲的桥梁”，那时他预言旧金山将发展成为“已被唤醒的太平洋沿岸这片新大地的唯一商业中心”。这个梦想并没有完全实现。同一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提供了一条欧洲至远东的更短的路途，从而加快了美国快速帆船贸易的结束，这种快速帆船在同英国的汽船的竞争中已经损失惨重了。
囊括天下的财富，并不是英帝国东进或美国扩张主义者宣布他们的国家要在太平洋显示使命的唯一诱惑。英国和内战之后的美国都处在工业时代，为它们的社会带来了日盛一日的民族繁荣。鼓励投资、鼓励运用技术以便将自然资源变成可在世界市场上倾销的产品的社会制度，显然保障了这个繁荣。英美在这个巨大的努力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使人们相信英语国家注定要将它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强加给不那么幸运的国家。慈善和传教运动的日益扩大的影响增添了这个信念的意义，这两个运动为英国人向奴役开战提供了道义推动力量。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普遍认为英国的使命是要把基督教、秩序和文明带给“还没有建立法律的次等民族”。就象帕默斯顿勋爵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职——不是去奴役，而是去解放。我们站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最前面。我们的任务是领路，指引其他国家前进。”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帝国主义被赋予道义使命。“为慈善事业再贡献百分之五的税金”，这就是心地宽广的英国纳税人对慈善事业的态度，他们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海军提供资金，期望这支海军能输出基督教和促进贸易。这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宗教的复兴，人们狂热地兴建大大小小的教堂，传教士纷纷前往非洲，和利文斯通展开竞赛；前往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屿，苦口婆心地劝说那里的异教徒皈依上帝和西方的道德。
宣扬裸体是有罪的，这就要求当地人穿上衣服，英国的大宗出口产品纺织品就有了更多的买主了。在大西洋彼岸，新英格兰传道会同样派遣品格高尚的基督徒横渡太平洋，前往夏威夷。一八二一年，第一批“自我流放的上帝使者”来到了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中间。二十年后，梅尔维尔描述了他们如何同移居的殖民者一起将这个群岛拓为美国的一块“从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的殖民地。为了拯救“坠入黑暗深渊的芸芸众生”而传教布道，强烈地激励着美国在英国撬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向中国捐赠和派遣传教士。国会受到敦促，要它支持出口烟草以代替输出鸦片，这个庞大的计划助长了这样一个神话：在中国有一个经商和传教的巨大的潜在市场，追求世俗利益的美国商人和追求精神利益的美国传教士将分享这个市场。
商业和基督教对中国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在这个国家，败于英国所蒙受的耻辱已经损害了满清的威严。来华经商的西方人日益增多，再加上传教士，加剧了由于饥荒和满清官吏贪污腐化而引起的内乱。造反终于爆发了，在广州，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者造反了，他们向北进军，控制了长江流域数省。在十多年中，他们抗击清朝军队。这场战争夺走了两千五百万农民的性命，这是人类自相残杀的巨大灾难之一。
英国人照着他们在印度的章程办事，最初鼓励削弱清朝中央统治者的权威。当满清在一八五四年企图再次取缔鸦片贸易的时候，发誓要教训一下“无礼的野蛮人”的帕默斯顿勋爵首相，先发制人地又派来了炮舰。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和天津；两年以后，中国人被迫签订了新的条约，俄国人和美国也是签约者。这个条约首次确立了列强在另外九个开放贸易港口享受平等商业机会的原则，允许基督教传教团在中国传教，并且允许列强在北京开设公使馆。第二年，当清朝皇帝变了卦，企图阻止外交官进入北京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焚烧了清庭的夏宫。满清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英国政府意识到这样的结果将会破坏贸易，而且它也无意象统治印度那样地去统治中国，因此在一八六○年接受了清朝皇帝提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和其他让步的媾和条件。查尔斯·戈登将军被派去协助恢复秩序。他接过了“常胜军”的指挥权，这支军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沃德建立起来的，沃德是个有运气的美国人。他接受雇佣，指挥镇压造反的太平军，在戈登的协助下，他终于在一八六四年打败了太平军。
鸦片战争为英国赢得了香港殖民地和富饶的长江流域贸易的控制权。随着英国的汽船开始在太平洋上取代扬基式快速帆船，英国在中国的垄断贸易地位使美国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贸易机构越来越感到不安。一个传教士出身的外交官要求美国吞并福摩萨，以便抵销英国从香港对大陆的商业剥削中所获得的利益。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辉格党政府正忙于处理有可能使联邦发生分裂的奴隶制问题，因而希望避免卷入远东的纠纷。不过，它终于屈服于对中美贸易日益下降感到担心的银行界和商业界的压力。政府派遣一个远征队前往日本，同一直避免与西方接触的这个国家建立关系。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纪首先试图打开日本的门户，但他们的努力在一六四一年遭到了失败，那一年，德川家族上台，认定外国的影响对他们的统治是有害的。他们的世袭首领——幕府时代的将军——禁止使用火器，禁止同西方进行接触，只允许一艘荷兰商船每年到日本最南端的长崎港访问一次。武士阶级行使威严的封建权力，这个权力奉献给了以捧为半神却无实权的天皇的名义来进行统治的幕府将军。在两个世纪中，勤劳的耕作和捕鱼使日本得以在自我孤立的处境中维持他们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西方人对中国造成不良影响的消息，以及俄国不时地试图以武力夺取千岛群岛，加剧了日本的排外情绪。日本拒绝沙皇在日本开设大使馆之后，这种排外情绪更加强烈了。英国人也认为“斯拉夫的威胁”是对他们在东方的地位的最严重的威胁，因而试图同日本签订条约，但没有成功。美国在派出海军营救在海上遇难但被幕府将军管制起来的捕鲸者之后，也未能同日本签订条约。
友好调停
一八五二年，马修·佩里海军准将——一八一二年战争英雄佩里的弟弟——由于性格刚毅而被挑选派去指挥美国海军的东印度舰队。他肩负了同日本建立关系的棘手任务。一八五三年七月六日早晨，站在江户湾海滨的日本人，看到四艘黑呼呼的战舰进入视线，不由得大吃一惊。不一会儿，惊讶变成了恐惧，他们看见滚滚黑烟从两艘明轮船的烟囱里冒了出来，每一艘后面跟着一个小炮舰，炮筒已伸出来准备射击。十三声礼炮，宣告佩里准将来到了这个“弱小的半野蛮国家”，他在江户的视野之内，目空一切地抛了锚。江户是一个正在向外延伸的城市，座落在后来被称为东京湾的顶端。菲尔莫尔总统指示佩里要获得“友谊、商业、煤炭供应和我们的遇难船员应该得到的必需品和保护”。这位身着华丽的军礼服的海军准将，敏锐地估价到了日本人的性格，拒绝同对方的下属打交道，提出了要觐见天皇的闻所未闻的要求。当幕府将军的船只命令他开往长崎的时候，他扬言要从水下炸掉这些船只。
佩里是一个主张“显示使命”的人，他把他的使命看作是“上帝的意志”，他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这个孤零零的种族拉到民族大家庭中来”。他的女儿嫁到了对远东贸易有大量投资的贝尔蒙特银行家族，因此，他非常了解赶在“我们的海上夙敌英国”之前开辟对日贸易的重大商业意义。他表现出来的勇敢给幕府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祈求“神风”的神道教徒，未能象一二八一年招来大风暴使日本免遭蒙古入侵那样地招来“神风”以驱散外国船只的时候，幕府将军同意举行一个接盒仪式，这个盒子里装着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一封信。佩里这才返航，还说日后一定要带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重返日本，日本人只好默默地回味着炮舰外交给他们留下的第一次教训。
“老熊先生” [ 中译本编者注：“Old Bruin”，佩里的绰号。 ] 返回日本的时候，带来了一个更加令人肃然起敬的船队，一共有二十四条船，满载着各种礼品，包括枪炮、一百加仑威士忌、时钟、农具、一台电报机，还有一辆小型蒸汽机车。幕府将军的代表们迷于美国的技术，慑于这位海军准将的威严和“哥萨克与萨克逊”的威胁的警告，同意开放两个港口和在下田接纳一位领事。当这位海军准将没有造成流血，就把“一个强大的帝国拉到民族大家庭里来”而胜利返航的时候，美日贸易条约还有待于谈判。两年以后，日本同意了商业协定的条款，华盛顿则答应“在日本政府和其他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分歧的问题上充当友好的调停人”，进行斡旋。
谈判又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五年，然后才签订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权通过五个日本港口经商和在江户设立大使馆。参议员威廉·西沃德告诉美国人，这个条约不仅开创了商业良机，还使美国注定要开化并改革“这个日出之国的宪法、法律和风俗习惯”。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执行这项任务，就陷入了内战的混乱。以后英国捷足先登，同日本发展了丝绸贸易；一八五八年，英国在江户签订了条约。为了阻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而发动的克里米亚战争刚刚过去两年，英国的政策主要是阻止俄国南下印度和中国。岌岌可危的幕府将军，不愿提供这项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全部权利，直到一八六四年，法国和皇家海军一起轰炸鹿儿岛港和对马海峡的军事要塞时才履行条约规定。幕府统治集团因此丢尽了脸。随着国内的反叛行动爆发成为内战，这件事加速了反动统治的垮台。
英国人不言而喻地支持一批日本的年轻武士贵族，这批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的工业和军事技术，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才能避免中国所遭受的那种动乱。这批人在一八六七年的内战中取得最后胜利，形成了在少年天皇明治的领导下全国重新统一的局面。他们继续通过“元老院”实施有远见的领导，恢复了皇室的统治，着手改造封建社会，其速度之快，立刻使世界对它的成功感到吃惊。为了吸引西方的投资，建立了银行系统，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奠定了日本经济的基础。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建立起来了，使用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请来的顾问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官。帝国陆军分得了第一批现代化的武器，并由法国人训练——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后迅速由俄国军官取而代之。美国的传教士和教师获准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加以改革，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以其学习西方方式的迫切愿望和异常专注，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国人从内战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发现英国顾问正在帮助明治政府制订政策，英国的银行家和商人控制着日本的出口贸易。日本和英帝国的贸易额只占后者贸易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此，奉行扩张主义政策的国务卿威廉·西沃德为美国重新开展的太平洋外交，对英国政府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威胁。西沃德以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手里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愤怒地批评他的这个行动“很愚蠢”。接着，他着手并吞中途岛，把它当作美国海军亚洲舰队的加煤站。亚洲舰队在一八六七年被派往福摩萨去“保护美国的利益”。
美国国会不愿在内战之后的重建时期维持一支庞大的海军，限制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整个太平洋推行炮舰外交政策的企图。随后，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九八年那一段经济繁荣、财阀开始影响政治的时期，奉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历届政府，也不大理睬这些扩张主义者，因为他们提倡根据双边条约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国内市场加速了工业的发展，铁路的修建使全国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美国的工厂吸引了大量的欧洲移民所形成的劳动大军，制造出大批的产品，这些产品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同英国竞争，而英国现在也面临着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它们正在争夺曾经被英国独霸的世界市场。日本也在尽力为它的产品寻求出口市场。一八七六年，它采用西方帝国主义拿手的外交手腕，把它的战舰开到中国海，要求独立的朝鲜国作出让步。
满脑子扩张主义思想的美国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人，惴惴不安地注视着日本在大陆上谋求市场和影响的行动。他们自己的海军太弱，不能进行干预：内战之后，这支海军任其缩小到只有五十艘铁壳舰的海岸防务力量，同法国和英国的安装着大炮的钢体战舰相比，这些军舰就显得破旧过时了。欧洲的造船厂正在为日本建造类似的钢体战舰，这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来说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上校 [ 中译本编者注：Alfred Mahan（1840－1914），美国军事理论家，大海军主义者，对美国和西方列强军事理论与实践有重大影响。 ] 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他在亚洲舰队服役，掌握了美国海军“令人难以置信”的破损和被忽视的状况的第一手证据。到一八八○年，正是欧洲列强争夺领土和商业利益的斗争集中在太平洋的时候，美国却既缺乏现代化的战舰，也缺乏足够的加煤站来保护它的利益。
马汉与其说以航海技术见长，不如说以聪明才智著称。一八八四年，他被任命为新建的海军军官学校校长。他的苦行僧式的外表和宏亮的“海军军官嗓门”，适合于他自封的美国海上力量的倡导者的角色。“战争不是打仗，而是买卖，”他对年轻的海军军官们说，告诫他们要从英国成功地利用海上力量和世界贸易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马汉从历史中引伸出一条原则：一个国家，要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强大，就必须有一支可观的海上力量。他经常劝告精打细算的华盛顿政府，强大的海军是不可缺少的“商业的助产士”。
马汉关于这个英语民族如何一跃而为全球霸主的理论鼓舞了美国的扩张主义者。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维多利亚女王庆祝登基六十周年之际，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帝国可以说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在大典的壮观的排场背后，帝国力量的经济基础正在消逝，英国的政界领袖们正为他们的帝国的前途辩论得不可开交。
“我们尽管可以守住我们所拥有的全部地盘，或者相当的地盘，或者更多的地盘；然而美国有可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大国，”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在一八七八年说道。两年之后，他重新执政，组织了四届自由党政府中的第二届政府。他觉察到了英国难以维持帝国雄姿的根由。英国政党和政界领袖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自由党人要求通过“非正式帝国”的不加控制的贸易形式继续扩张，保守党人和分裂的自由党人则认为必须实施领土原则以确保贸易。虽然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英国同其他欧洲列强“瓜分世界”的争夺中，这个“正式帝国”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正如格莱斯顿所预见的那样，她在世界总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却大大减少了，从一八七五年所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减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不足百分之十八，她己落在工业生产和出口迅猛发展的美国和德国的后头。
尽管如此，皇家海军称霸全球的优势仍然维持着帝国的实力强大的外表。英国战舰的火炮仍然在保卫着帝国的领土，这片领土遍布全球，由海上航道和海底电缆连结在一起。这是一个脆弱的交通网，数千名殖民地官员在这个网络上对全球三分之一的人民行使着总的说来还算开明的统治。
这个联系如此脆弱的帝国，却要同美国和妒忌的欧洲列强竞争“爪分世界”，不禁使约瑟夫·张伯伦那样的英国帝国主义者心忧如焚。张伯伦是一个由成功的伯明翰商人起家的激进政客，他率领格莱斯顿政府中的一批自由党人造反。格莱斯顿主张爱尔兰自治，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认为这将是帝国崩溃的开始，他们联合保守党人，为更加紧密的一统帝国奔走呼号。张伯伦认为美国在确保帝国的命运方面可起特殊的作用，在到一九零一年他担任殖民大臣的六年期间，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尽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一八八七年张伯伦在多伦多说道，这是在他同美国就长期悬而未决的美国加拿大边界纠纷商妥了一项解决办法之后。他提出英美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即所谓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题，因为英帝国意识到自己无力应付既来自欧洲列强同时还来自美国的挑战，放弃了“光荣的孤立”。伦敦对华盛顿越来越毕恭毕敬；在南美就未来的巴拿马运河，在阿拉斯加渔业纠纷上，英国都作出了让步。皇家海军还撤出了西大西洋，以此表示英国真诚地希望美国海军日后能和英国一道在全球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下的和平”。
盎格鲁撒克逊人共同统治世界的意图遭到美国反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反对，他们试图提醒国人不要忘了共和党的理想，谴责马汉是“美帝国主义的先遣人员”。但是象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那样的奉行扩张主义的政治家却真诚地接受了马汉著作的观点。贝弗里奇认为应当竭尽全力显示使命，使美国成为“世界文明的托管国”。福音派教徒到处宣讲扩张主义，叫喊最凶的是乔赛亚·斯特朗牧师，这位辛辛那提公理会的牧师，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宗教小册子《我们的国家》中宣称：美国注定成为“强大的世界工场，我们的民族成为命运的支配者。”斯特朗的这本畅销书激起了公众的热情，这本书为美国人的特殊使命找到了合理依据，因为他们的国家“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的文明”。
马汉的比较现实的理论对商业界具有同样的鼓舞力量。“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他们必将开始放眼外部世界。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生产要求他们这么做，”他在五年后这么写道，这番话反映了流行的看法：美国的国民经济必须扩大海外市场，否则就会面临停滞。这非常符合查尔斯·亚当斯和布鲁克斯·亚当斯传播的地缘政治学说，在反映人民党日益高涨的情绪的新一代立法者中，亚当斯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其中有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和纽约的官运亨通的西奥多·罗斯福。他们认为各国的命运是由赞成适者生存的时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决定的，这个看法使他们关于美国的新的明确使命的概念增添了一层色彩。他们担心，经过一个世纪的向美国大陆西部的扩张，除非锐意开拓海外边疆以恢复元气，否则美国就会面临国家能源资源逐渐减少的危险。
太平洋上的挑战
共和党扩张主义者的“新边疆”位于西面的那座大洋中。在那儿，地处战略要冲却未被吞并的夏威夷和西班牙帝国的残余菲律宾，可为美国力量向亚洲大陆扩张提供基地。马汉曾经提出过美国如何才能在太平洋上建立优势地位，但是刺激美国建立这个优势地位的却是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它们似乎企图瓜分“中国这个腐烂的西瓜”，建立各自的经济利益范围。
清朝的统治由于遭到英法的入侵以及连年不断的造反而极度虚弱，它没有垮台只是因为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假如中国陷于混乱，则英国和法国的损失将多于获得的利益。自从一八六一年以来，统治满清帝国的是一位七十多岁高龄的皇太后，这位前妃子利用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畏惧和憎恨来平息国内的不满，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皇位。阴谋、贿赂和屠杀是她威严统治的工具。她非但不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反而利用向她的臣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修饰宫廷。一九○○年，这个脸上搽胭脂的小个子太后名义上仍然统治着天朝，尽管天朝的经济由于向欧洲列强提供了铁路、采矿和经商的特许权而一天天地受到削弱。
英国占了最大的份额，它通过殖民地香港和上海港控制了四分之三的中国贸易。英国炮舰管辖扬子江，它的代理人管理中国的海关。皇家海军的战列舰以山东半岛顶端的威海卫港为基地，妒忌地注视着黄海对岸大连港的俄国人和已进入青岛的德国人。南面是法国控制的交趾支那所在地，即前附属国柬埔寨、老挝和安南，分别于一八八七年、一八九三年和一八九九年合并成印度支那联邦，现在成为远东法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欧洲列强在亚洲大陆争夺“势力范围”，使主张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那些人甚为不安，他们担心奉行排斥性商业政策的法国和德国正在关闭对华贸易的大门。后来这种焦虑变成了恐惧，因为德国军舰以武力吞并了俾斯麦、新几内亚、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等群岛——所有这些地方都在一八九○年被宣布为霍亨索伦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德皇威廉是靠锐意奉行马汉的理论，采取侵略行动来获得“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一块地盘”的。无论是德皇还是实力日增的德国海军之父阿尔弗雷德·冯·蒂皮茨将军，都是马汉的最忠实的崇拜者；当马汉的新作《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于一八九○年出版后，它成了德意志帝国海军军官的必读书籍。
一八八八年，因争夺萨摩亚这座战略岛屿而发生的纠纷，几乎爆发成为派往那里的美国海军和德国战舰之间的一场射击竞赛。当一场台风沉掉了停泊在阿皮亚港的美国军舰时，战争才得以避免。皇家海军唯一的一艘巡洋舰躲过了这场灾难，因为该舰舰长把该舰的安全摆在国家荣誉之上。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海上力量的弱点。“大海军”的提倡者现在恳求国会拨款建造二十艘现代化的战列舰，以便在德皇占领夏威夷以前，把它并吞而建成为太平洋上的一个基地。控制着夏威夷群岛的美国种植者推翻了当地女皇。女皇名叫莉洛卡兰尼，是一位坚定、激烈的波利尼西亚民族主义分子。一八九三年，自封的夏威夷“总统”桑福德·多尔请求华盛顿合并这个群岛，但继任的民主党人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声称反对帝国主义，在国会断然否决了这一议案。
第二年，日本同中国交战，试图将中国的附属国朝鲜并入日本在大陆的势力范围，美国根据一八八二年同朝鲜签订的贸易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受到威胁，默默支持“非正式贸易帝国主义”的克利夫兰政府也没有进行干预。受到普鲁士式训练的日本军队打败了中国军队，但俄国对媾和谈判进行了干预，使日本没有能吞并朝鲜，但让日本控制了福摩萨。
日本加入列强的争夺，博得了美国报刊的赞许，但使马汉感到惊恐。他告诫说，日本以一个实力强大野心勃勃的国家的面目出现之后，美国必须立即加强它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力量。这个建议在一八九六年威廉·麦金莱总统使共和党重新执政并让马汉的追随者入阁之前一直没有被重视。海约翰担任国务卿，西奥多·罗斯福就任海军部次长。注重实效的扩张成为麦金莱政府的政策。总统虽然软弱，但他手下的这些领导人一直在伺机夺取西班牙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虽然易受攻击，却具有战略地位。马汉已说服罗斯福，使他相信美国必须打击德国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夺取菲律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使之成为军事和商业基地，在对华贸易中获得大的份额。
一八九八年，时机成熟了。那一年的二月十八日，“缅因号“战列舰在哈瓦那港被炸沉，美国有同西班牙交战的可能。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鼓吹侵略主义的“黄色报刊”煽动着美国人的好战情绪。两个星期之后，罗斯福的机会到了。海军部长被这场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休息了一天。他的副手电令亚洲舰队在香港集结，准备“进攻菲律宾”。罗斯福预料要等整整一个月才会正式向西班牙宣战，他担保他的宠将乔治·杜威准将以五艘轻型巡洋舰和炮艇那样一支并不惊人的力量，就能将德国人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乎应为西班牙人。 ] 赶进马尼拉湾。
“你准备好了就可以开火，格里德利先生，”五月一日拂晓之后，当杜威率领亚洲舰队向停泊的敌舰出击的时候，他对旗舰“奥林匹亚号”舰长说道。两小时之后，没有一艘西班牙军舰还漂浮在水面上。对美国来说，菲律宾就要到手了。当麦金莱勉强发布了使美国成为公开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命令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派出了在波多黎各的美国第一义勇骑兵团的骑兵，为这场“漂亮的小小战争”作出了个人贡献。“老杜威在击败西班牙舰队之后率领亚洲舰队离开就好了，”当麦金莱听说菲律宾游击队领导人埃米利奥·阿基纳尔多盼望美国人解放他们的时候抱怨说，“那他就避免了许多麻烦。”后来半个世纪的继任总统常常想到这番话所含的带苦味的道理，因为一支德军开进马尼拉的消息，克服了麦金莱主张菲律宾独立的共和党人的情绪。美国派遣军队占领了那座城市，人们要求国会并吞这个群岛“以履行我们的国家使命。”
在美西战争中，英国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在实际上皇家海军支持了美国。这场战争在一八九八年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条约确认星条旗将继续在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飘扬。并吞夏威夷标志着这个极其重要的一年的光辉的顶点，在这一年中，扩张主义者的政策获得了胜利，美国看来已经放弃“非正式势力范围”政策而加入帝国主义的阵营。夺取殖民地使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极为惊恐，却使英国人感到高兴。约瑟夫·张伯伦（当时担任殖民大臣）认为，美国的这个新作用对英帝国有很大的意义，并宣称这个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在写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请求美国“肩负起白人的担子”。“诗写得很糟糕，但很形象地表达了扩张主义的观点，”罗斯福赞许地说道。然而，从菲律宾的美军伤亡数字可以看出这副担子的份量。镇压阿基纳尔多的游击队是履行帝国主义责任的残酷的第一步，美军死了四万人。
美国宣称中国必须仍然是一个对自由贸易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平定菲律宾多少损害了这一要求的合理性。美国人终于听从了马汉的建议，开始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这个舰队可以在夏威夷和菲律宾部署，从而控制着美国西面的那个大洋。太平洋成了“我们的内海”，布鲁克斯·亚当斯写道；“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开发东亚并把它并入我们的经济领域。”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严重的衰退打击了美国的经济，物价和利润制度崩溃，劳工骚乱发展到令人惊恐的程度，金融界受到一八九三年恐慌的沉重打击，涉过太平洋去敲开潜在的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宏伟设想看来可以满足力图摆脱衰退的美国商人的要求。美国把经济衰退的很大一部分责任归于欧洲国家为排斥美国过剩的工农业产品而实行的高关税。“美国工厂生产的产品，超过美国人民的需求；美国土地种出的粮食，超过美国人民的消耗量，”参议员贝弗里奇在一八九七年告诫说，他提出了解决办法：“命运为我们制定了政策；世界贸易将属于我们。”
银行家和实业家已经开始从事海外经济扩张。在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领导下，美中开发公司于一八九五年成立，提供那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管理，修筑铁路，挖掘煤井，兴办钢厂。这是执行一项虚幻的经济使命的开始，这个使命在半个世纪的美国远东外交政策中占了主导地位，它很少考虑到欧洲列强和俄国在远东的既得利益，这些国家已在中国投资开发矿山兴修铁路，以便把中国变成一块块独占的经济殖民地。中国的行政制度已经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国家投资就会面临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美国的使命似乎也很少考虑这一点。究竟如何把处于饥饿边缘的四亿中国农民变成美国制造品的丰衣足食的消费者，这一点在美中开发公司的计划书中也考虑得不多。
美国政府和工商界都没有注意这个疏忽，它们正面临一场明显的经济危机，美国银行家协会在一八九八年总结了这场危机的规模：“我们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费能力。国内市场再也不能使高炉继续出铁，使织布机继续织布。那些资本可以增值，劳动可以雇佣，企业必须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以便销售我们的剩余产品。”第二年，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他的有影响的分析著作《美国的经济优势》中提醒他们说，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就是中国。“东亚是所有富有生气的国家抓住不放的俘获物，”他写道，指出英帝国已经“筋疲力尽”了，在一场在他看来将是俄国和美国争夺亚洲大陆的资源的摊牌中，美国必须继承英国的角色，充当敞开中国贸易门户的保证人。
随着与欧洲列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国政府确实感觉到它在远东的责任是沉重的负担。同年，德国海军开始挑战。由于英国正在南非同荷兰人后裔布尔人交战，阿瑟·鲍尔弗首相的保守党内阁在一八九九年确认英国“还没有准备好去承担统治三分之一的中国的责任”。由于美国对于它同这些扬子江流域省份保持自由贸易关系也很感兴趣，于是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如何使有着“特殊关系”的英美两国在远东结成更正式的联盟。然而，即使亲英的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也意识到：鉴于美国政策的现实，任何超越公开承认的“友好谅解”的事情都将是“一场空梦”。
海约翰国务卿于是提出一项外交倡议，通过这项倡议，他希望美国能够说服世界上竞争的列强同意不分“势力范围”继续奉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门户开放原则。一八九九年春华盛顿发出照会，要求承认在中国自由经商的权利。反对扩张的民主党人立即指责这个政策是“理想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美国为了建立与其说是政治霸权倒不如说是经济霸权而故意披上的一层伪装。但是，正如伦敦的《泰晤士报》一语道破的那样，反对意见销声匿迹了，因为“即使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也欢迎不是征服领土而是发展商业的帝国政策”。这正是俄国人所担忧的。第一次“开放门户”的照会在圣彼得堡受到冷遇，因为它被认为是英美破坏满洲铁路计划的卑鄙阴谋的一部分，沙皇希望依靠这个计划来控制这个矿产丰富的省份。英国政府对美国的倡议所表示的热烈欢迎，证实了俄国的这个看法。约瑟夫·张伯伦称海约翰的计划是“最崇高的事业”，并且提议现在应该让星条旗和米字旗在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上空一起飘扬。
尽管这个英美统治下的和平将仍然是非正式的，不会得到承认的，但在海约翰开展外交攻势的时候，这个和平的默默的存在却帮了他的大忙。美国大使费了一番口舌，总算使法国和德国作出了多少是有利的反应，然后美国可以把它们的反应夸大，以便胁迫俄国人就范。一九○○年三月，海约翰成功地发动外交攻势，第二次发出照会说，所有的大国现在都承认建议提出的原则以及中国的领土完整是“确定的不可更改的”。没有人揭穿这个照会的虚张声势。美国接着发出第三次照会，确定了门户开放主义，没有哪个国家提出异议，因为它是在一九○○年七月发出的，在此之前爆发的义和团起义威胁着在华的所有外国利益。
当时的形势和美国耍弄的外交手腕使美国能够确立重要的国际政策原则，美国扩张主义者相信，只要能够坚持门户开放，这个原则就能确保美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经济优势。布鲁克斯·亚当斯高度赞许海约翰国务卿卓有成效地“使门罗主义工业化”的原则在一九○一年被普遍接受，那一年，英、法、俄、德、日和美国的军队一起参加了一次联合军事远征。在慈禧太后的秘密唆使下，义和团造反分子包围了它们在北京的使馆，在此之前，他们捣毁传教机构，拆除铁路，私刑处死西方人，突然爆发的反对“洋鬼子”的暴力行动席卷了中国北方。外国列强迅速采取行动保护它们的共同利益，空前团结一致地支持美国的政策。但是，在六月份造反被镇压后，列强又热衷于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提出要求，并派兵占领了近海岛屿厦门；俄国人进一步侵占满洲；德国人加强了对山东半岛的控制，并开始向扬子江进逼。
英国政府意识到，若要坚持门户开放并保护英美的共同利益，仅仅同美国结成非正式联盟是不够的。从印度向上海增调了军队。但到一九○一年九月，德国海军日益加剧的挑战迫使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提出报告：“有充分理由认为我们必须在中国水域保持一支可以保卫帝国的安全的海军力量。”为了确保远东的均势，英国在一九○二年终于放弃了“光荣的孤立”，同日本结成海军联盟。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互相保证：一旦俄国及其盟国法国或者德国发动进攻，英日海军就要互相支持。英国政府相信这个条约恢复了皇家海军对其他列强的海上优势，于是开始从中国基地撤出战舰。两年之后，在远东水域再也没有飘扬着英国皇家海军旗的军舰了，尽管新的澳大利亚自治领政府由于准备采取行动排除东方移民，对于英国把西太平洋防务的主要担子交给日本海军表示极为不安。
一九零一年，威廉·麦金莱被暗杀之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他和阿瑟·鲍尔弗首相觉察到，他们的共同利益的主要威胁是俄国和德国，而不是日本。新总统很快断定美国必须以军事力量进行干预来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可是，由于没有杜威将军的一九○三年计划所设想的由四十八艘战列舰组成的一支舰队，他几乎什么也干不成，只好借助外交来试图保持远东的均势。他象父亲一样地规劝日本大使，希望太平洋彼岸的这个前盟国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的这个殷切希望很快就破产了。日本正急不可待地在大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憎恨俄国延长西伯利亚大铁路，一直伸到满洲。当铁路线伸到大连半岛的时候，东京认为这直接威胁着朝鲜，于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一九○四年二月八日，日本舰队突然袭击了停泊在大连港的俄国远东舰队。登陆的日军占领了港口，并沿着大连半岛北上占领了奉天，从而迅速建立了对沙皇军队的优势。这是一次漂亮的战役，赢得了美国总统和为日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华尔街银行家们的赞赏。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行动符合美国的切身利益，这个看法助长了美国人的反斯拉夫情绪。英国首相阿瑟·鲍尔弗也庆幸俄国人蒙受了耻辱：“日本永远不会拥有一支足以同基督教世界的海军媲美的海军力量，因此后者随时可以切断日本同亚洲大陆的自由交往。”
然而，第二年五月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对俄国人取得的胜利，使罗斯福相信美国的这个盟国在破坏远东均势方面有可能走得很远。东乡平八郎摧毁了绕过半个地球前来报大连港失败之仇的沙皇波罗的海舰队一事，戏剧性地宣告了日本已跻身于世界强国行列。总统立即扮演调解人的不平常角色，但未能使英国人说服他们的盟国走到谈判桌边来，尽管罗斯福同东京的秘密联系已透露日本在财政和军事上快要耗尽元气了。
直至八月，交战国的代表方才启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此前，德皇担心沙皇可能被革命推翻，劝说他同意媾和，沙皇被说服了。罗斯福也使日本人相信他将不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东道主。虽然他没有出席会议，却在幕后对谈判起作用，让日本控制所占的领土，但得不到它所要求的大量赔款。美国要求日本一定要作出这个最后的让步，但却引起了东京的骚乱，示威群众在街头高呼反罗斯福的口号。
尽管如此，欧洲列强还是赞扬美国总统通过惊人的私人外交结束了日俄战争。不过，罗斯福是在牺牲了门户开放政策方才取得这一成就的。美国承认日本对大连港的要求和对朝鲜的宗主权，促使日本对中国北方奉行门罗主义。罗斯福之所以作出这个牺牲，只是因为他急于想遏制俄国对英美在富饶的扬子江贸易区的利益所构成的潜在威胁。
黄祸
尽管舆论抗议罗斯福“爱上了日本和日本人”，他还是象马汉那样地担心：太平洋上出现一个新的大国势必使美国要在那座大洋上建立海军优势——鉴于皇家海军同日本帝国海军的关系，就尤其应该如此。耐人寻味的是，朴次茅斯条约签订之后，罗斯福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要求国会拨款，加速建造二十八艘战列舰，确保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能够保持二比一的优势。俄国海军的威胁已经排除，英国松了一口气，不顾澳大利亚提出新的抗议，趁机延长了同日本签订的条约的期限，并把大部分巡洋舰撤回本国海域。
虽然英美在远东的利益冲突变得明显了，但两国领导人仍然认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两国的主要利益是一致的，”罗斯福总统在写给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满怀信心他说，尽管美国海军的战略家们公开宣称：“在东方的所有强国中，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大概不是别国，而是日本。”
第二年出现了冲突的第一个迹象：“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的白痴们”（罗斯福私下对他们的称呼）对越来越增长的“黄祸”歇斯底里作出了反应。早些时候，日本人作为廉价的种植者在夏威夷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从那里涌入西海岸，引起西海岸对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憎恨。在一九○六年地震之后情绪紧张的气氛中，在报纸上出现“日本人调戏美国妇女”的大字标题之后，旧金山市政会要求停止让移民入境，还要求将东方人儿童和白人儿童隔离起来。堪培拉政府通过的”白人澳大利亚政策”已使日本人蒙受了耻辱，当他们听说美国企图排斥移民之后，群情激愤，再次走上东京街头，抗议蒙受的“国耻”。东京向华盛顿发出愤怒的外交抗议照会，强烈要求“制止这种罪恶行动”。总统设法平息了怒气，他同日本达成了“君子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政府将“自动”限制移民。
美日之间的第一场危机结束了，但它使总统对那个国家的“爱恋”不那么热烈了。罗斯福听从马汉的多次告诫，要求国会拨出更多的资金，使战列舰的建造速度加快一倍。为了争取公众支持增拨数百万美元，他下令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海军检阅活动，并命令美国海军的所有十六艘战列舰作一次环球航行。
“你这次航行是一次和平航行，”在一九○七年十二月的那个微风拂煦的一天，坐在总统游艇上的罗斯福对罗布利·埃文斯海军上将说。“但是，”他立刻笑容满面地补了一句，“假如这次访问竟变了样，你明白你的责任。”患有痛风病的埃文斯热诚希望他的火炮只用来鸣放礼炮。报刊称这次航行是“山姆大叔在地球上最蔚为壮观的一次表演”，并且满意地注意到，除了弹药库装满了炮弹以外，“白色大舰队”还装载了一万五千磅巧克力夹心糖，六十架大钢琴，六十把理发椅，还有充足的白色油漆，以便把舰体涂得漂漂亮亮，“既为了好看、欢乐，也为了打仗。”
《纽约时报》透露，这些老战列舰是用木头和粗帆布“装甲”装配起来的。美国这支价值一亿美元的舰队是民族的骄傲，它绕着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航行，速度在所难免地缓慢，有人要破坏这支舰队的耸人听闻的消息不断传来，德国特务漏出风声，说日本将派出装扮成墨西哥苦工的军队前往亚利桑那州。德皇电贺白宫的这次“海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并且慷慨答应，一旦美日发生冲突引起一场战争，如果英国被卷了进去，德国的公海舰队就在东海岸为美国的这支舰队护航。
事实证明，在十一个月的航行中，主要担忧的倒不是德皇的阴谋诡计，也不是东京故意拖延不向“白色大舰队”发出邀请，而是对这些战列舰的煤炭消耗量估计不足。舰队绕过南美洲，北上旧金山，然后横渡太平洋，经夏威夷抵达澳大利亚。悉尼市民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标语横幅上写着：太平洋需要白人澳大利亚和门罗主义。英国报纸对于这个新自治领宁可寻求美国海军而不是皇家海军的保护这一点，表示懊恼。
为把满洲瓜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而正同俄国缔结秘密协定的日本政府，对于欢迎美国军舰自然持冷淡态度。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和高平大使在华盛顿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日本发出正式邀请。一九零八年十月十八日，美国的这支战列舰队在安然渡过一场台凤之后，在东京湾抛锚。舰队到达时浓雾弥漫，因此不象六十五年前佩里到达时那么引人注目。
“香槟酒庆祝会——其实就是‘蝴蝶夫人’的爱情插曲——变成了现实，”报纸上一则热情洋溢的报道这样来形容欢迎宴会、舞会和以一万名儿童高唱“扬基进行曲”宣告结束的冰淇淋招待会。甚至明治天皇也破格露面了。对马海峡大海战的英雄东乡海军大将，和美国士兵一起出席了抛毯子仪式。在场的一位年轻少尉后来写道：“假如我们料到后来的事情，我们就不会第三次接住他！”
日本人有充分的理由庆祝一番。就在东京宴请佳宾之际，鲁特一高平协定在华盛顿签字，不过直到舰队访问过厦门之后方才公布。虽然协定承认“中国的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原则”，但同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美国陆军部长曾担保这次航行将是“敲开中国大门的一股强大力量”，但他失望地看到结果恰好相反。
“他们今后再也不敢嘲笑山姆大叔了，”罗斯福在欢迎这支舰队第二年春天平安返回的时候说道。然而德国报纸却说，美国的“大捧”的威力如同一根“棕桐树枝条”。舰队归来，罗斯福总统也卸任了。这是一次具有实际政治意义的航行，暂时成功地阻止了日本向菲律宾扩张。航行的目的是要赢得建立一支强大的美国海军所需的时间，总统和马汉都认为，要想履行美国在太平洋的使命，必须有这样一支海军。
同年，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被选作美国舰队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不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一个折衷办法，既可满足在太平洋中部修建一个港口的要求（从这个港口出动军舰可以保卫菲律宾），又可保卫美国正在巴拿马修建的运河。大连港的教训在海军将领们的考虑中占了很重的份量；他们相信吕宋岛苏比克湾的战舰容易遭到一支日本战斗舰队的伏击。
罗斯福总统批准了美国海军不在西太平洋部署战列舰的决定，因为他认为“白色大舰队”的航行已经证明，一旦发生危机，可以迅速在马尼拉部署一支舰队。但是，德国的挑战迫使英国将它的忧虑和它的军舰从不冻的中国海转移到寒冷的英吉利海峡，英美在远东的海军力量马上就显得太弱，不能维护对华政策。马汉曾经提醒过，罗斯福现在也预见到：归根结蒂，只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持开放门户。他们的继任者们将会发现，一旦碰到矿山和铁路问题，压根儿就没有开放门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