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跳舞！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第二十三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2月2日中午，一架纳粹德国空军的侦察机出现在斯大林格勒的上空，在短暂的盘旋侦察之后，飞机驾驶员向陆军元帅米尔奇发去了无线电报：“没有在斯大林格勒发现任何战斗的印象。”
在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与保卢斯进行第一次会谈之后，佳特连科上尉转而对其他被俘的德国将军进行审问。然而将军们不同的反应，却让他大失所望。已经从胡贝处接任第14装甲军指挥权的施勒默尔将军，穿着一件红军的填衬夹克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来，但是这位将军却将整个审讯室变成了自己谈论“军队中下士们的无知”和“随行人员愚蠢的野心”的地方。与此相反的是瓦尔特·冯·塞德利茨将军——后来“被NKVD认为是在包围圈中不服从元首命令的精力最旺盛的防御者”——却“以一种沉默寡言”来对待审问。
对斯大林来说，9.1万名俘虏(其中包括22名德国将军)是比国旗或者枪炮更好的战利品。惊魂未定的保卢斯，仍旧拒绝在莫斯科派来的新闻记者面前露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行事准则，”顿河前线指挥部的亚基莫维奇上校反驳道，“你必须按照被告知的那样去做。”在听完别济缅斯基中尉的翻译后，保卢斯知道，折中办法是可以行得通的。他并不需要必须回答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他只需要露露面，以表明自己并未采取自杀行为。
在看到德国将军们的样子的时候，国外的通讯记者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起来是健康的，或者至少并不是营养不良。”亚历山大·沃思写道，“显然，相对于还在斯大林格勒饱受饥饿折磨的部下们来说，这些德国将军们的一日三餐是完全得到保障的。唯一看起来有些憔悴的是保卢斯本人，他面色苍白，脸部的抽搐更加明显。”
任何向德国将军们提问的尝试，都没有成功。“我们就像是在参观动物园，”沃思写道，“一些动物非常乐意被观看，而另外一些则表示出明显的反感情绪。”多博伊将军立刻向在场的新闻记者们表明——“仿佛是要告诉我们不必惊慌”——自己是奥地利人。其中最放松的要数施勒默尔将军了，他甚至转向刚被斯大林提升的一位俄罗斯官员，轻拍他的肩膀，以一种滑稽的神态惊叫道：“什么——你是新上任的？”而一旁的冯·阿尼姆将军，则全神贯注于被红军战士们破坏的旅行箱。“这些官员们的表现非常的得体。”沃思说，但是一旁的红军战士们，却被他描述成了“无礼的强盗”！
在扎维瑞克诺的两所民房中，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战败方与战胜方之间的冲突是永远无法避免的。一天早晨，亚当故意用纳粹党人的方式，向年长的苏联中尉博戈莫洛夫问候，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嗨，希特勒”。然而，让俄罗斯官员们最不喜欢的要数施密特，博戈莫洛夫甚至强迫他给一位女服务员道歉，原因是在午餐时候，因为施密特的粗暴态度，使得这位女服务员伤心地哭了。几天之后，矛盾终于在那些关押着其他德国军官的俄罗斯人的小木屋里爆发了。第2警卫队的斯佩克托尔中尉急忙打电话，请求博戈莫洛夫能够立即过来。一场争斗在德国军官之间展开了。“当我推开房门的时候，”博戈莫洛夫写道，“我看到一位德国将军正抓着一位罗马尼亚将军的手腕。当德国军官看到我之后，他松开了手，可是罗马尼亚军官却乘机狠狠地给了德国军官一拳。而争斗的起因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因为罗马尼亚军官认为德国军官拿去了他就餐用的刀子、叉子和汤勺。”博戈莫洛夫带着轻视的神情看了看眼前的两位德国将军，转而对斯佩克托尔中尉说：“如果因为你的失职，而导致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那么你的汤勺也将会被没收。”
原本还在德国将军们中间潜伏的敌对和不满意情绪此时也公开化了。在塞德利茨允许他的下属军官们自由选择是否投降之后，海茨与他之间的互相厌恶之情就更加重了。海茨一方面要求他的士兵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却向苏联投降了，因此他得到了第64集团军的舒米洛夫将军的盛情款待。那天晚上，他也是在第64集团军的指挥部度过的。当他最后回到扎维瑞克诺的俄罗斯民房与其他被捕的将军见面的时候，引发了一场争吵。当被质问自己关于让士兵们坚持战斗到底的命令时，海茨的回答却是，自己原本早应该自杀的，但是却被他的下属参谋长及时劝阻了。
对于纳粹德国国防军来说，此时是该计算自己损失的时候了。根据陆军元帅米尔奇的参谋机构统计，在空运期间，德国大约损失了488架运输飞机和1000名飞行员。第9高射炮师的全体部队都被摧毁了，据说只有第4飞行纵队在整个战役期间没有损失任何的轰炸机、歼击机和斯图卡飞机。
德国军队的确切损失是无法统计的，但是无疑，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性结局，是迄今为止德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军团已经被彻底消灭了。自从天王星行动开始以来，在合围圈中，已经有6万名德国士兵死亡，另外还有大约13万名德国士兵被俘(在首次统计中，因为相当数量穿着德国制服的俄罗斯人混杂其中，所以统计数字并不十分准确)。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8～11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损失，在实施小土星计划的时候被消灭的四支盟国军队，以及曼施泰因采取救援行动中的损失也都没有被统计在内。总而言之，轴心国已经损失了超过50万士兵。
尽管戈培尔极尽自己所有的才能无耻地歪曲着事实，但是向德国人民讲述这样一个灾难性的结局，仍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1月16日的时候，当他提起“在过去的数周中，我们的军队英勇地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展开战斗”的时候，戈培尔还强调道，德国当局还在努力地采取一切措施，以避免第6集团军被困在包围圈中。而现在他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只是淡淡地说根本没有一名第6集团军的士兵活了下来。
戈培尔下令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尽力将军队抗争的艰难性展现给德国人民，他还明令新闻报纸该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目前的战况，因为此时的每个词语都将被载入史册。他明令报刊必须始终使用布尔什维克，而不是俄罗斯。“整个德国宣传机构都必须团结一致地制造一个关于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主义神话，而这个神话将成为德国历史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公报，必须使用特殊的措词方式来“调动德国人民投入这场世纪战争中”。因此，戈培尔不得不向他的军队重复恺撒的演说，并借助腓特烈大公的号召力和拿破仑的精神来鼓舞士气。
在斯特雷克投降后的24小时，无线电广播播出了一则特别公告：“来自元首指挥部的特殊指令，1943年2月3日。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接近尾声。尽管一直效忠于自己的誓言，但是以陆军元帅保卢斯为首的第6集团军还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彻底歼灭了……第6集团军的牺牲绝对不是徒劳的。作为在德国历史上肩负保卫整个欧洲安全使命的第6集团军，在过去的战斗中已经成功地打垮了六支苏维埃军队……他们的死亡，换来的是德意志帝国的永生。”
德国统治集团的谎言，尤其是其中宣布第6集团军无一人生还的部分，不久就被苏联政府攻破了。因为苏联政府早已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无线电波告诉全世界，他们逮捕了9.1万名德军俘虏。于是，远远多于平时的人将收音机调到了外国电台的广播之上。
德国统治集团下令进行三天的全国性哀悼，所有娱乐场所都被关闭，无线电台无一例外地播放着庄严的音乐。然而，报纸却被禁止使用黑色的边框，也不准任何机构降半旗以示哀悼。
党卫队的秘密服务机构根本不敢低估德国战败的消息给老百姓们带来的影响。来自苏联合围圈的信件不断地向人们展示着前方战场的恐怖场景，也不断地向人们揭示着纳粹党谎言的欺骗性。“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战士们所写的悼词，”一个连载报道这样写道，“不仅让这些士兵们的家属深感悲痛，更让整个德国感到悲痛。这样的文件，在人们中间迅速地传播着。那些关于最后几周战争场景的描述，那些关于德国士兵们所遭受的痛苦的描述，日夜萦绕在德国人民的脑海中。”戈培尔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下令扣留来自德国被俘士兵的所有明信片。在12月17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必须制止卡片的互相传递，因为这恰恰给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机构提供了进入德国的可乘之机。”
但是，苏联政府却想方设法地要继续扩大自己的胜利成果。德国政府禁止NKVD战俘营中的明信片进入德国，于是这些信件的内容，便被俄罗斯人集中印刷在一张纸上，作为传单空投到德国边界上。尽管德国士兵们捡起这些宣传单会有受到严厉军法制裁的危险，但是士兵们还是冒着危险以匿名的方式将这些传单内容按照地址寄了出去，为的是告诉这些被俘士兵们的家属，他们的亲人还活着。而在这些信件末尾的签名，通常是“一个同胞”或者干脆就是“×××”。而对纳粹当局来说，更为可怕的事情是，那些接到这些传单信件的老百姓，会按照地址再去联络更多的人，将这些传单信件送给那些与自己境况相同的人们。
在投降之前，保卢斯就有种预感，德国纳粹党将会歪曲事实，将斯大林格勒的彻底失败说成是背后插刀(遭人暗算)式的神话故事(是否这样的预感是导致他在1月9日拒绝投降的原因，已经无从考证)。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一次再无法按照老百姓的常理像1918年一样将失败归结为共产主义和犹太人作祟，而是将参谋部和贵族分子作为了替罪羊。其实，那些贵族们已经非常明显地预感到，不久的将来，德国将会有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
驻在罗马的德国公使冯·俾斯麦早在1月末的时候就与自己的妻子离开罗马去度假了，为的是避开纳粹分子们十周年统治纪念日的庆典。像大多数离开柏林的外交官一样，他对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性场景根本没有一个彻底而深刻的了解。1月31日晚上，当来自伯尔尼的德国公使的紧急电话打来的时候，罗马的公使们正在圣莫里茨的王府大饭店聚会。“停止跳舞！”这位公使警告说，“斯大林格勒已经失守。”沉默笼罩了圣莫里茨——年长的党卫队官员们最喜欢的旅游胜地——此时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
德国宣传部长原本持有的关于将军和精锐部队的士兵们肩并肩共同作战的政党方针不久就改变了。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运动场召开了动员大会，他将大会的主题定为“全民战争——短暂的战争”！一面巨大的燕尾旗让人们想起了1812年的战斗口号——“我们的战斗口号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打赢这场战争。”但是在这个特殊历史背景的映衬下，这个耀眼的场景显然与当权的统治集团格格不入。
“你所想象的全民战争是什么样的？”戈培尔在讲台上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台下的追随者们则高声地回答道：“坚定地追随着元首的指挥打赢这场战争，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忠实的纳粹党拥护者们再次高声呼喊。
在对斯大林格勒的战况充分了解后，戈培尔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动全民参与到战争中来。为了支持战争工业，勃兰登堡大门的铜层也被剥下，利用到武器制造中去。职业体育运动项目被禁止，奢华的商店，包括珠宝店，都被关闭了，所有流行杂志都停止出版发售。戈培尔甚至发起了一场反对流行的运动，向人们灌输妇女根本不需要修饰自己的观念，因为“胜利归来的士兵们满眼只是裹伤布”。甚至有谣言说，烫发也在被禁止之列。然而，一直认为修饰自己是妇女的天职的希特勒却不赞成这场反对流行的运动，于是戈培尔不得不宣布“妇女们不需要让自己以不好看的状态出现在他人的面前”。为了节约开支支援战争，物物交换的行为不久便迅速地传播开来，一把硬毛刷可以交换到一张富特文格勒的音乐会的入场券。
夜总会和奢华的餐馆，如像霍尔克尔和拉丁区，涅瓦·格瑞尔、佩尔策画室和库达姆大街的图库拉姆都被关闭。当他们被允许重新开业后，前来就餐的顾客被鼓励采取军用食堂的方式——使用“野外烹调餐具”——当做一种体会远在俄罗斯前线的德国士兵们生活的方式，这很可能是蔡茨勒颁布的指令。但是戈林却仍旧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布置霍尔克尔——他最喜爱的餐馆——重新开张，以作为纳粹德国空军官员们的俱乐部。
封锁消息无法掩饰腐败堕落的统治集团的本来面目，高级将领们背叛纳粹主义的行动，被以各种方式传播开来。不久后，所有正在武装部队服役的德国王室成员都被强令退职。他们甚至被禁止在蒂尔加腾公园骑马行走。
纳粹主义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墙壁上，但是愤世嫉俗的柏林人们则更愿意在墙上涂写：“加入战争，和平将会离我们更远。”“坚持不退让”成了宣传资料中的专门词汇。关于未来的种种恐惧之感开始滋长，其中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将会以极其凶残的方式，对德国人实施报复。一位来自德国西南部山林地区的小旅馆老板，在离开德国国防军的时候告诉克里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以我们在俄罗斯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即便他们只是向我们回报四分之一，博士夫人，我们都该承受这些我们应受的灾难。”
那些不是纳粹党忠实信徒的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认识得非常清楚。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入侵，已经迫使俄罗斯人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捍卫斯大林主义。而现在，战争的失利，却又要迫使德国人民去挽救希特勒的统治集团和他可怕的失败。所不同的是，俄罗斯拥有广袤的领土可以后退躲避，而德国则要面对在两个阵线上同时作战——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轰炸袭击行动和采取一次封锁行动——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在卡萨布兰卡宣布，他们加入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坚持战斗到轴心国无条件地投降。这个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增强了戈培尔的号召力。
纳粹党反对派们所采取的挽救措施，已经无法改变偏离的航向，一切都为时已晚。可以民主地取代纳粹党统治集团的话语，已经无法说服人们，发动宫廷政变可能存在的失败几率也让许多将军们望而却步。虽然那些想要发动宫廷政变的将军们，希望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能够成为点燃反抗纳粹党导火线的起爆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位军队指挥官准备放弃对苏联的抵抗。少数年长的官员，和更多的年轻官员们，已经准备好采取冒险攻击行动，即便是在行动中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抵抗到底。始终对危险十分敏感的希特勒，在这最后关头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以求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斯大林格勒濒临失守的关头，唯一敢于公开表示不满的是来自慕尼黑的一个学生团体——白色玫瑰。他们的思想远播到了汉堡、柏林、斯图加特和维也纳的学生中。2月18日，在学生们举行了一次反纳粹主义的竞选活动之后，铺天盖地的反纳粹党的传单和标语出现在了慕尼黑的街头。在这次活动中，索菲·舍尔和她的弟弟汉斯则因为在路德维格－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发散传单而被纳粹当局逮捕。之后被盖世太保拷打，最后在慕尼黑人民法庭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被罗兰·弗赖斯勒宣布判处死刑。于是，这对姐弟被斩首了。而曾经与这对姐弟共事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哲学教授库尔特·许贝尔，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在宣布斯大林格勒战役彻底失败之后不久，希特勒前往探望了资历最深的陆军元帅冯·曼施泰因。曼施泰因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在俄罗斯南部所面临的，不得不依靠后退来挽救彻底崩溃的处境，但希特勒希望说服他坚持不后退，而曼施泰因明白，在这样的境况中，自己已经没有可以选择后退与否的余地了。在会晤期间，希特勒表明自己将对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负全责，虽然他已经确定帝国元帅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却不准备将斯大林格勒失败的责任留给他。但是，随后他又极力解脱自己，而将责任推给了戈林。希特勒根本不认为战争的失败是因为自己战略部署上的混乱，和缺乏对遥远地域的控制力所造成的，他把失败全都归咎于保卢斯失败的指挥上。他告诉戈培尔，在战争结束后，他将把保卢斯和他的将军们送上军事法庭，以惩罚他们没有执行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命令的行为。
虽然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了说教的习惯，但是现在，希特勒却很少在进餐的时候高谈阔论了。他宁愿选择自己独自进餐。古德里安注意到了元首的这些巨大的变化：“他的左手开始发抖，他的后背开始弯曲，他的目光变得呆滞，他的眼睛向前突出，但却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他的面颊上点缀着些微红色斑点。”然而，当希特勒会见米尔奇的时候，他却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浪费生命的行为没有丝毫懊悔之感。他能想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再次投注这场赌博，即便牺牲多少生命都要投注这场赌博。“我们将结束这场战争，”他告诉米尔奇，“我已经决定动员德国全体民众的力量来投入这场战争。”
在俄罗斯，专门安排的庆祝活动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兴奋的情绪，更多自发的庆祝活动频繁地举行着。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欢乐地迎接着保卢斯投降的消息，振奋人心的军队进行曲在无线电台中播放着，来自前线的胜利消息占满了每张报纸。人们极力称赞着在这场坎尼战役式的现代战争中，红军战士们在自己的“汉尼拔”的指挥下将“德国参谋部的冒险家们”完全控制在手的行为，是“接受住了严峻历史考验的典范”。斯大林则被冠以英明的领导人和战争胜利的伟大设计师的称号。
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军队的士气大为高涨。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相互询问着在伏尔加河上的战役的最新情况。当胜利出现在这场可怕的战役之后时，人们彼此奔走相告着：“任何一支军队，都无法抗拒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决心。”人们甚至开起了战败的德军的玩笑，“我不知道那些被关押在地窖中的德军元帅们会有怎样的感受”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话题。“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根本没有一位士兵对战争的结果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受伤的一位官员这样说道。从前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随后就被调遣到不同的军队和前线，去进一步地提高苏军的士气。
红军将领们得到了极大的奖赏。政治委员们则得到了双重的奖赏，不仅恢复了原有的军衔，更被冠以“军官”的称号。原有的委婉说法(“指挥官”)被省略掉了，正如德国将军施勒默尔开玩笑指出的那样，肩章——1917年布尔什维克镇压处死下层人民后，将这个特殊的象征物品钉在了他们的沙皇式的制服上——也恢复了自己的权利(在苏联高级官员们的惊讶与反对声中，金制的绶带也被秘密地在英国制造完毕)。一位近卫军师的战士，从火车站正在擦亮靴子的年长官员口中听说了关于肩章的消息。“他们正在重新启用这些金色的肩章，”他愤怒地说道，“就像在白军中使用过的那样。”当这位战士在回到火车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战友们的时候，他的战友们惊讶地问：“为什么要在红军部队中使用肩章？”然而这样的抱怨却被苏联领导人置之不理。为这场伟大爱国战争专门定做的新勋章——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勋章——被分发给了战争中的那些资深的指挥官们。
无论如何，苏联宣传攻势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在于突破了苏联边界。红军战士牺牲自我保卫祖国的行为影响着全世界，尤其在那些欧洲的被占领国中影响更是非常的大，对抵抗运动和战后欧洲格局的影响也不容低估。红军战士的巨大成功，提高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地位，并且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甚至保守派也大肆赞扬着红军战士的这些英雄行为。在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为斯大林格勒锻造了一把剑，作为赠给这座城市的礼物。新闻片中那些对胜利的赞美言词，还有颤抖的保卢斯和正在大雪中蜿蜒前行的德军俘虏队伍的镜头，使得苏联老百姓和红军战士的士气一样的高涨。每个人都知道俄罗斯正在对入侵的德国军队发起猛烈的还击，而且东方战线正在渐渐地打垮纳粹德国国防军，这是任何西方战线所无法比拟的。苏联红军正在势不可挡地向前行进着，就像俄罗斯军官们对战俘呼喊的那样，让柏林也尝尝斯大林格勒所承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