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元帅不会用一副指甲钳自杀！”·第二十二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每当纳粹德国空军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的时候，士兵们都会满怀期望地抬头望向飞机，并且会一直看着飞机飞远，变成一个小点，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伴随沉重的心情，一名士兵这样写道：“我们久久凝视着德国飞机，心想要是能坐上他们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将我们团团围住的地域，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1月22日早晨，当古姆拉克机场被占领之后，只有少数飞机设法降落在了斯大林格勒斯基机场的狭小跑道上。“空中运输线”——逃生的最后希望——也被阻断了。
现在，对部队的补给完全依靠空投补给罐来实现，战士们把它们叫做“补给炸弹”。但是，不顾第6集团军要求使用红色罐体的要求，德国空军仍旧使用白色的补给罐。整个空投系统进入了混乱之中，因为只有少数部队有空投标识板，而第8空军在1月24日也失去了与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络。胡贝空投了一份指示，告诉斯大林格勒废墟中的德军士兵们，只要听到飞机的发动机的声音，就立刻卧倒在雪地上，组成一个十字图形，以此来告诉空军飞行员们，“德军士兵在这里”。在光线和能见度低的情况下，他们还得向空中释放信号弹，以此指引飞机的航向。但是附近的俄国人会马上释放同样颜色的信号弹，以此来迷惑飞行员。强风也常常将空投物资吹过不断变化的前线阵地，结果落入了敌人的手中。一些勇敢的士兵尝试进入开阔地带去搜寻补给罐，俄国狙击手就会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杀死。在斯大林格勒废墟中，饥饿的德军士兵试图袭击苏联战士，为的只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粮袋。
古姆拉克的陷落对伤员来说，意味着另外一场可怕旅程的开始。他们中的很多都是从皮托姆尼克机场过来的，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不能搭乘飞机离开合围圈。“精疲力竭的伤员们费力地往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移动着，”一名幸存者报告说，“就像野兽一样地爬行着，希望能得到一些帮助。”
斯大林格勒临时医院里的条件比古姆拉克更加糟糕，大约2万名伤员挤在城市废墟下面的地下室中，如果算上病号，那么这里足足有4万人。斯大林格勒影剧院的地下室中安排着600名重伤员，没有照明设备，也没有通风设施。“呻吟声、求救声和祈祷声与炸弹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医生这样写道，“烟火、血腥和伤口散发出的恶臭味道充斥着整个房间。”这里已经没有更多的绷带，没有药品和干净的水了。
许多来自一线部队的医生们都奉命前去察里津河谷隧道帮忙，这个设在矿井隧道里的医疗场所，现在容纳着大约3000名重伤员和重病号。奉命前来的赫尔曼·阿赫莱特纳医生立刻想起了一句名言：“只要进入此门，就别想活着出去。”隧道外成堆冻僵的尸体深深地刺激着他们，隧道内，唯一的油灯忽明忽暗，更增添了几分地狱的气氛。恶臭的空气让人无法呼吸。迎接医生到来的，居然是几声悲惨的哀嚎：“给我们点儿吃的吧！”伤员们每天的食物只有薄薄的一片干面包，医生们将面包泡入一种热汤中，好让面包变得大一点。绷带的匮乏更加重了冻伤者的病情，阿赫莱特纳医生说：“当我们去换绷带的时候，脚趾和手指往往会随着肮脏的绷带一同被剥落下来。”去除虱子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卫生兵换绷带的时候，大片的灰色虱子就会从伤员的身上爬到他们自己的手腕和胳膊上来。当一个人死去，他身上的虱子就会成群地离开，寻找新鲜的血肉寄居。医生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将那些得了伤寒的病人隔离开来，然而他们明白，根本别想指望依靠这种办法来阻止传染病的扩散。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环视着周围的惨景，喃喃自语道：“家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随着合围圈被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越收越紧，被迫从草原上撤入斯大林格勒废墟的德军超过了10万人。许多人(就算不是绝大多数人)都在遭受着痢疾、黄疸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们的脸色已经变成了黄绿色。
就像第297步兵师的伤员们发现的那样，斯大林格勒的市民们并非都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两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为我搓双腿，为的是不让冻伤的态势继续恶化下去。”一名军官这样写道，“一次又一次，她们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年轻的小伙子呵，要不是这样，恐怕早就死了！’”士兵们还惊讶地发现，在一所破房子里，有几个俄国妇女正在烤面包，并且同意与德国人的冻马肉交换。
师和团的编制已经毫无意义。第14装甲师只有不到八十个能够战斗的人员了，几乎没有一辆坦克或者是重型武器还有弹药。在这样一个无助绝望的情况下，纪律开始土崩瓦解。继续抵抗不仅因为保卢斯拒绝投降的命令，更因为对俄国人复仇心的恐惧感。
由于没有反坦克炮的威胁，苏军T－34大炮径直冲向德军的火力点和枪手，将一切全都碾压在了自己的履带之下，在直射射程的范围内的掩体和加固的建筑物，则被苏军野战跑击毁。现在，德军士兵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无助感觉的折磨，不仅对他们受伤的战友无能为力，而且也挽救不了自己的生命。这与去年夏天他们无情的进军生活相比，简直就是截然相反的两个世界。1月25日，保卢斯和他的一名高级参谋军官威廉·亚当因为炮弹爆炸而头部受了轻伤。莫里茨·冯·德莱伯将军与297步兵师一部，也在察里津河口西南三英里左右的地方投降了。据说，前来接受投降的苏军大校问道：“你的部队呢？”根据两天后在苏联电台广播的，由另外一名“莫斯科移民”、德国共产党员小说家西奥多·普里耶维尔所写的稿件，当时莫里茨·冯·德莱伯环视了一下周围手无寸铁、被疲劳和寒冷击溃的人们回答道：“大校，你还需要我解释给你听，究竟我的部队在哪里吗？”
第6集团军的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将军是首先放弃抵抗的将军之一(红军情报机构正是从对他的审讯中，第一听到了关于保卢斯已经完全陷入崩溃状态的消息)，但还是有一些将军不愿意坐以待毙。胡贝的继任者施勒默尔中将大腿中弹，而第71步兵师的冯·哈特曼中将则被穿头而过的子弹当场击毙。第371步兵师师长施滕佩尔中将自杀了，当敌人占领了察里津河南岸斯大林格勒城区后，他和其他一些军官一起自杀了。
1月26日早晨，第21集团军的坦克与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在马马耶夫岗以北靠近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的地方会师。场景非常感人，特别是对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来说，因为他们已经在这里单独战斗了将近五个月。“这些坚强的战士们的眼睛在相遇的瞬间充满了喜悦的泪水。，”崔可夫这样写道。酒瓶在战士们之间互相传递着，胜利的心情也随着酒瓶传遍了整个部队。斯大林格勒合围圈被分成了两半，保卢斯和大多数高级军官被围困在狭小的南部口袋里，驻守在北部的斯特雷克将军指挥的第6军则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附近的地域里，他们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第24装甲师的无线电发报装置。
在随后的两天中，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散兵、伤员和那些虽然患有炮弹休克症却仍旧在抵抗的战斗部队全都潮水般地涌入了日渐缩小的南部口袋中。在那里，保卢斯和施密特建立起了自己的新司令部，设在红色广场一家百货商店地下室里。德军占领的最后标志是一面卍字旗，它被固定在商店大门上方的阳台上的一根临时旗杆上。罗斯克上校的第194装甲掷弹兵团残部负责商店的守卫任务，他本人则被晋升为将军，成了不复存在的第71步兵师的新师长。
越来越多的德军高级军官的投降，使得顿河方面军第7部的“作战宣传”工作力度前所未有的繁重。从发起总攻开始，等待审讯的战俘数量就在猛增，这使得官员们在挑选“更感兴趣”的审讯对象的时候眼花缭乱。
佳特连科大尉接到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刻回到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报到，因为又有一名被俘虏的德军将军被带来审讯。佳特连科知道，这名叫做埃德勒·冯·丹尼尔斯的德军中将，值得他花更多的时间来审讯。在月初那架坠毁的德军运输机的邮件包内，苏军找到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写给妻子的日记体的家信。如同其他刚被俘虏的德国人一样，丹尼尔斯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佳特连科知道，抓住对方的致命弱点是最好的战术。于是，他开始含糊地询问起丹尼尔斯“合围圈宝宝”的情况，突然间拿出了那些丹尼尔斯原本以为已经安全抵达德国的信件，这让丹尼尔斯一下子失去了抵抗的信心。
“将军先生，”佳特连科的笔录这样记述道，“请把您的信件拿回去吧。这是你的财产，你可以在战争结束回家之后，把这些信件放到您的家庭文档之中。”显然，丹尼尔斯对此举深表感激。他接受了我们提供的茶水、饼干和俄国香烟，然后开始“回答我们的问题”。佳特连科一直把他留到了晚上。在吃过晚饭之后，继续将审讯进行到了半夜。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文雅的方式没有必要。心理上的混乱和对战败的愤怒，使得那些不仅感到自己被出卖，而且为自己对部下承诺“元首一定会来营救他们”感到愧疚的将军们，就算是不肯合作，至少也非常顺从。在审讯过程中，他们常常对希特勒和现政权大肆批判。他们把戈培尔叫做“瘸腿鸭子”，并且讽刺超重的戈培尔应该试试“斯大林格勒食谱”。但在俄国审讯员看来，只有当这些将军们亲身经历过元首对他们和第6集团军的背叛行为，才对希特勒的真实人格有了清楚的认识。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入侵俄国的事情上，希特勒以及他的政策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德军士兵在前线的那些战争暴行，或许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肯定都有所了解。
从对这些被俘的军官的审讯中，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已经非常肯定地认定，保卢斯“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且扮演着一个强加给他的角色”。他们越来越相信，保卢斯已经成为自己司令部中的一个囚犯，并且受到他的参谋长的严密看守。佳特连科丝毫不怀疑，施密特一定是第6集团军中的“纳粹党耳目”，因为被俘的军官们报告说，“施密特指挥着第6集团军甚至是保卢斯本人”。
亚当上校在后来接受佳特连科的审讯时告诉他，施密特就是那个下令将停战军使送回去的人(佳特连科没有告诉他自己是其中之一)。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一定对那个油皮公文包中的文件内容非常清楚。1月9日早晨，当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在掩体中等待回音的时候，他们肯定在早餐时间里已经将俄国飞机空投的最后通牒读了一遍。也就是在那天早晨，胡贝将军结束了他与希特勒的会面，并且飞回了合围圈。他已经将绝对不能投降的命令带了回来。根据亚当所说，这个命令大大加强了施密特将军在第6集团军的绝对统率地位。
1月29日，也就是在希特勒执政十周年纪念日前夕，设在废墟地下室中的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贺电：“致元首！第6集团军向元首执政纪念日表示祝贺。卍字旗仍旧在斯大林格勒市上空飘扬着。或许我们的斗争会是现在和将来世代德国人绝不屈服于困境，直至德国最后胜利的典范。嗨！我的元首！保卢斯。”
这封与当时的时局格格不入的电报，看起来更像是由施密特将军起草和发出的，当然，电文的措词，没有他的批准也是根本发不出去的。这段时间，保卢斯得了痢疾，被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搅得情绪低落，因此并不难想象，在他看到电文的时候，会点头同意。而此前不久，根据格罗斯库特的一封报告信显示：“保卢斯处在一种身心都已崩溃的状态之中。”
1月30日，就是在纪念日当天，戈林在空军部通过广播发表了自己的演说，将第6集团军比作是在温泉关的斯巴达人。在斯大林格勒，人们通过无线电收听广播，因此效果并不好。其实，戈林这篇“我们自己的葬礼悼词”对所有听的人来说，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形容演说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在斯大林格勒影剧院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伤员，戈林的声音立刻就被伤员们辨认出来了。“开大声点儿！”有人这样喊道。“关掉它！”另外一个人叫喊着，并且破口大骂。广播在布吕克纳的第五交响曲中结束了。一些军官讽刺说，马萨达山顶“自杀的犹太人”比温泉关(Thermopylae)的比喻更恰当。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比喻是多么的恰当，希特勒确实在暗示让他们来个集体自杀，尤其是那些高级军官。
由于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在纪念日那天晚些时候，希特勒的演讲由戈培尔代为播出。这是一篇充满挑衅的演说，但是其中自我辩解的部分显然没有做过任何的掩饰。他只给了斯大林格勒一句评语，尽管斯大林格勒的灾难给这个庆祝日留下了不可忽视的阴影，但“战斗在伏尔加河的德军士兵们，给我们每个人为德国的自由、民族的未来，广而言之，为保护整个欧洲做出了全力以赴的榜样”。讲话还首次表示，德国国防军将会继续战斗下去，扭转失败的局面。
第二天，就像是为了摆脱一切灾难降临的感觉，希特勒晋升了不少于四位新元帅，其中包括保卢斯。这是自从法国胜利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高级将领的晋升。当被授予元帅军衔的电报到来的时候，保卢斯立刻猜到了，自己被赐予的是一杯毒酒。在最后一次将军会议上，他愤怒地对费弗中将喊道：“我根本不想为了这个波希米亚下士打死我自己。”另外一名将军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保卢斯曾经说过：“这封电报就像是我自杀的邀请函，但是我绝对不会帮他这个忙的。”保卢斯对自杀有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当他听说一些部下选择了“士兵的自杀方式”——站在他们的战壕边等待被敌人打死——他立刻下令禁止这样做。
当然，希特勒根本不会费心去救人，他只对制造有影响力的神话感兴趣。他非常强烈地希望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能够效仿俾斯麦号的海军上将吕特廷斯，而这无疑是受到了冯·哈特曼中将和施滕佩尔中将死亡消息的鼓舞。
南部口袋的缩小速度还在加快。到1月30日，苏联军队已经深入城市中心的右翼。在地下室中躲避严寒和炮火的大批德军，此时只剩下了绝望和对未来的恐惧。在从前的NKVD司令部中，穿过破烂的天花板，冬季的天空清晰可见。石头地面上布满了碎石和掉下来的建筑物石头，栅栏状的楼梯扶手和围栏早已东倒西歪了。挂在入口处的红卍字旗激怒了一名德军步兵军官，他把这面旗当成了投降的标志。他走进地下室，一名医生正在野战医院微弱的油灯下为轻伤员们做手术，他们同时也在等待着俄国人的到来。这名面容憔悴、两眼发直的军官用冲锋枪指着伤员们威胁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绝对不能投降！战争还要继续下去！”许多人都因为战争压力和营养不良而神志不清，地下室里到处都是胡言乱语的人。但泽人马克斯坦医生只是冷漠地说道：“这里是包扎所。”那名发狂的战士没有枪毙他们，只是像幽灵一样地消失在阴暗之中，一句话也没有再说。
在同一栋建筑物中的冯·塞德利茨将军1月25日下令由士兵们自行决定投降与否的问题，于是保卢斯解除了他的指挥官的职务。他将所有塞德利茨的军队都配属给了由韦尔特·海茨将军指挥的第8军。接着，海茨发布了一道命令，任何企图投降的人都会被立刻处死。当塞德利茨和其他一些军官一起投降——其中包括费弗、柯尔菲斯和桑内将军——当苏军将他们带离阵线的时候，德军阵地打来了一串子弹。塞德利茨后来声称，因为海茨的这个“天杀的命令”，两名德国军官被打死了。
虽然海茨发布了“我们要战斗到只剩最后一颗子弹”的命令，但是却没有把自己和他的司令部算在这个夸大其词的命令之中。一名他手下的军官说，他的参谋部已经准备好了投降用的白旗，这肯定是在他的授意之下制作的。
德国空军第104高炮团团长罗森菲尔德上校唱起了纳粹政权非常期望的高调。“卍字旗在我们的头顶高高飘扬，”1月30日晚上他发电报这样说，“我们将把最高司令官的命令执行到底。元首万岁。”那天晚上，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个别指挥官正在准备投降，因为他们的部队已经没有弹药，但是同时也采用了与罗森菲尔德相似的措辞：他们已经“最后一次聆听国歌，并且举臂行纳粹礼”。然而，整个电文看来更像是施密特的另一个杰作，而非保卢斯。无论真相是什么，很少有士兵有心情和精力去分享这样的感情。“在1月30日那天晚上，”一名军士这样记录道，“每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想着自己的心事，伴随着捉摸不定的痛苦，忍受着伤口带来的疼痛和寒冷的侵袭，饱受着思乡的痛苦，担忧着我们的命运。”军官们特别期待着死期的到来，许多人都摘下了他们的军衔标志。
在当天午夜时分，沃罗诺夫将军在设在农家小屋中的司令部中被从睡梦中惊醒了。他突然间想到，保卢斯或许会乘坐一架降落在伏尔加河冰面上的飞机逃走。跑掉这样一个人物，斯大林的反应可想而知。他立刻跳下床，通过电话命令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东岸的炮兵要时刻瞄准冰冻的河面，以防万一。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43年1月31日，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所有地方，就连废墟和地下室，也已经被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清理了一遍。在俄国战士进攻敌军司令部所在的百货商店之前，红色广场已经遭到了迫击炮和重炮的轮番轰炸。驻守在保卢斯司令部的罗斯克残部的掷弹兵，最后也放下了他们的武器投降了。上午7点35分，米尔奇参谋部的贝尔上尉收到一封电报：“俄国人已经在入口处了，我们准备投降。”十分钟后，当费奥多尔·伊尔申科上尉走入拥挤不堪、臭气熏天的地下室时，另外一封电报也来了：“我们正在投降。”贝尔立刻将这封电报送交了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的曼施泰因。在德国国内，官方公报宣称：“在斯大林格勒，局势一如既往。守卫者们的精神坚不可摧。”
来自舒米洛夫将军司令部的参谋官们前往地下室与施密特将军讨论投降事宜。保卢斯就待在隔壁的房间里，亚当把谈判的每个细节都向他做了汇报。这样做，是否是为了让保卢斯远离投降，或者是因为保卢斯已经精神崩溃而由施密特代为掌管军权，已经无从考证了。最后，在伊尔申科上尉进入地下室两小时后，拉斯金将军进入这里，接受保卢斯的正式投降。在此之前，估计是在罗斯克将军的坚持下，保卢斯、施密特和亚当三人紧接着就被参谋部的汽车送到了舒米洛夫的司令部。就像他们的部下一样，这三名暴露在阳光下的军官同样是满脸胡子，虽然他们的脸色不像普通士兵那样的苍白。瓦西里·格罗斯曼注意到，亚当上校戴着的俄式皮帽的帽子耳朵耷拉着，“就像刚从水中爬出来的落水狗一样”。新闻电影摄制组已经在外面，等候着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那些仍然躲在市中心地下室的士兵们，安静地等待着红军的到来。挥舞着冲锋枪的红军战士们命令德国人把他们的武器扔到一个角落，然后排成一行。士兵们从破旧的军装上扯下一些破布条，将自己的双脚包裹好，早已做好了被俘的准备。一些德国士兵高喊着“希特勒彻底完蛋了”的口号，作为投降的标志，俄军战士会回答“同志们，战争完了，保卢斯完蛋了”，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喊的是“法西斯分子”或者是“弗里茨出来！出来！”
当苏军进入地下室后，他们发出命令：“所有能走路的人都到外面去集合，前往战俘集中营。”离开地下室的德军士兵们以为，留在地下室的那些不能行走的伤员会得到苏军的照顾。但他们不久后就发现，红军的原则是，就地处决那些不能走路的战俘。
有那么一两次，盛怒和绝望引发了不可收拾的事件。在NKVD总部的大楼里，一名藏着一支手枪的军官出其不意地在近距离射杀了一名俄军少校，紧接着自杀了。所有德国人都以为自己会被充满复仇心理的苏军枪毙，但是当俄军部队的怒火平息之后，这些战俘们得到了宽恕。
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德军士兵们的命运，从此后变得坎坷不平、难以预测。苏军战士们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对这机场附近工兵营地里满是伤员的临时医院开枪扫射。两名德国空军炮兵军官，因为制服上标志高军衔的红色臂章，而被俄军战士关押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后来两人通过一扇破窗子逃跑。他们跳落在一个厕所的旁边，当红军战士要开枪的时候，一位年轻中尉的敏捷反应救了他们的命。他告诉同伴赶紧脱裤子，俄国人大笑起来，并且饶了他们的性命。俄国人不愿意枪毙一个没有穿裤子的人。
NKVD特别小组开始寻找希维人和“法西斯走狗”，也就是那些“党卫军、盖世太保、装甲部队官兵和德国宪兵”。一大批德军士兵被误当党卫军，因为他们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俄国人的提问，结果他们被集中到一边，俄国人用冲锋枪将他们全都打死了。来自西伯利亚师的红军战士们对这一场景心生厌恶，于是转身离开。这件事情在六个月后，战地秘密警察对一名苏联女情报官的审讯记录中有所记载，同时记录的还有关于处决23名希维人的事件。
NKVD对希维人的搜寻永无休止。第297步兵师某营长发现，任何身上没有完整德军制服的俘虏，都会被就地枪决：“苏军战士突然间把我们喊住，因为我没有穿军装，也没有戴军帽，想要把我当做‘希维人’来处死，幸亏一名懂俄语的医生救了我的命。”
直到最后一刻，相当数量的希维人都对德国人非常忠诚。在斯大林格勒投降前夕，第305步兵师的几名士兵正在挨饿。跟随他们的希维人不见了，大家都以为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但是这些俄国人却带着食物回来了。德国人没有问他们在哪里找到这些食物的。然而，俄国人的这种忠诚并不总能得到善意的回报。就在投降的前一刻，一名军士长问他的上级：“我们该拿这八名希维人怎么办？我们该杀死他们吗？”中尉被这种毫无人性的建议吓住了，拒绝采纳这个建议。他告诉希维人，尽量藏起来或者是逃跑，是死是活，只有靠自己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期被捕的这些希维人的命运仍旧是个谜，部分因为NKVD第10师的秘密档案还没有被公开过。在最后十周的被围困期间和在最后三周的激烈战斗期间，究竟有多少希维人死亡，已经是无从考证的事情。一些人在被俘后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被用做翻译和情报员，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是难逃一死，大多数人都被NKVD带走了。甚至红军情报机构的人都不知道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或许已经被屠杀——有资料记载这些俘虏后来被活活打死，而不是被枪毙，为的是节约弹药——但是在1943年的早期，苏联当局需要这些战俘去充当劳工，为此甚至将古拉格的犯人改编成了惩戒连。那种让希维人劳动直到死亡的方法，是一种延长他们的痛苦的更恶毒的报复方式。另一方面，斯大林和贝利亚始终对叛国行为念念不忘，似乎只有立刻处死这些人才能解他们的心头之恨。
在战役的最后几天中，苏联军队当局迫不及待地要把企图从他们的天罗地网中逃跑的德国小股军事力量收入网中。三名穿着苏联制服的德国军官企图蒙混逃生，但是在1月27日，其中一名中校就被捕了。而一名俄罗斯坦克兵中尉，在围捕另外两名军官的时候受了伤。只剩十来个人的德国残余部队，试图突出苏联的合围圈，但是他们没有成功。而在此时，顿河集团军群已经被迫后退到了远离顿涅茨河的地方，此地距离苏联合围圈大约200英里。这里也发生了很多无从考证的事情，据说，一名德军士兵在野战医院接受冻伤治疗的时候被飞落的苏联炸弹炸死了。又据说，部分驻守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士兵，向南逃入了卡尔梅克大草原，但是这一举动不久便被贝利亚的NKVD发现，于是，成了复仇心极重的NKVD的活靶子。
俄罗斯的前线部队，尤其是禁卫军师，据说比第二战线的人对待德国战俘要宽容得多。但是一些醉酒的战士们，为了庆祝自己的胜利，有时候甚至违背命令以射杀德国俘虏取乐。精锐部队的一些战士们，则将德国俘虏们的手表、戒指、照相机，以及代表纳粹德国国防军最高荣誉的铝制勋章也夺去了，将这些东西都当成了交换伏特加的本钱。那些穿在德国俘虏脚上，看起来还比较像样的长筒靴会被苏联战士扒下，而作为回报的物品常常是俄罗斯人丢弃的垃圾。一位德国医生十分珍爱的《浮士德》手稿也被苏联战士抢走了，因为这位战土想要用它来卷自己的莫合烟卷。那些围在德国俘虏身上的毛毯也屡遭抢夺，有时候苏联战士的这种行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心理，因为德国人曾经同样残忍地夺走了许多俄罗斯老百姓身上温暖的衣服。
当憔悴不堪的德国俘虏们蹒跚着从地下室和掩体中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双手以投降姿势高举在头上，而他们的眼睛则四处搜寻着，希望能找到一根可以充当拐杖的棍子。许多人因为冻伤而无法走路。几乎每个人的脚都因为寒冷的天气而麻木得根本感觉不到脚指头的存在。苏联军官注意到，相对德国士兵来说，罗马尼亚士兵们的状况更糟糕，他们的部分日需给养，早被德国人扣下，以供维持自己的部队。
俘虏们的眼睛始终向下看着，他们根本不敢正视守卫他们的苏联战士，以及从废墟中出来围观他们的憔悴的俄罗斯老百姓。偶尔传来枪声，稍稍打破此刻的寂静场面。那些从掩体中传出的枪声，听起来十分的遥远。没有人知道，这每一次的枪声，是否是躲藏在掩体里的德国士兵因为反抗而受到的处决；也没有人知道，这每一次的枪声，是否是对那些躲藏在掩体里的，严重受伤的德国士兵的最人道主义的解决方式。
第6集团军的残兵败将们丢掉了武器，甚至连钢盔也不知去向，戴在他们头上的羊毛军帽斜斜地搭拉下来，有很多人甚至只能以破布裹头抵御寒冷的天气，穿在他们身上的大衣纽扣早已掉落，很多人就用钢丝线充当纽扣，他们被苏联战士赶进长长的俘虏纵队中。德军第297步兵师的幸存者们，在接受一位俄罗斯官员搜身检查的时候，指着废墟喊道：“这就是柏林即将出现的下场！”
陆军元帅保卢斯，在红军情报机构陆军中尉列夫·别济缅斯基的陪同下，押解在他自己的斯塔福汽车中从64集团军的司令部被送往位于扎维瑞克诺的顿河前线指挥部，此地距离斯大林格勒50英里。施密特和亚当则押解在另一辆车里，紧随其后。他们被领到了自己的住处，这是由五面墙围住的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他们由苏联陆军中尉C．M．博戈莫洛夫领导的一支分遣队负责看守。而其他的“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家们”，则被带到临近的一间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由陆军中尉斯巴科特和一个排负责看守。
博戈莫洛夫和他的士兵们敏锐地意识到了即将面临的历史时刻的重要性，因此十分尽职地看守着这些德国军官。高大的保卢斯弯腰走进了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紧随其后的亚当也弯腰走入了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然后将自己的棉皮军帽摘了下来。他仍旧穿着上将的制服。由施密特将军和亚当上校陪同的保卢斯，给俄罗斯警卫队的成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们认为这位陆军元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名俄罗斯人的指挥官”。最后到来的是手提沉重衣箱的保卢斯的卫兵兼司机，只是梅塞德斯参谋用车已被前线炮兵指挥官W．I．卡扎科夫所挪用。
保卢斯和施密特占用了俄国农夫小木屋最里面的房间，亚当上校和看守人员则住在外面的房间里。在这些看守队成员中，夹杂着两名由贝利亚从莫斯科派来的NKVD特工。当天晚上，前线参谋长马里宁将军和老资历的参谋部官员亚基莫维奇上校来到了这里。别济缅斯基充当翻译，前来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他们的衣箱必须接受检查，以便搜查出“禁止携带的物品”，包括有棱角的锋利金属制品。施密特大发雷霆地吼道：“德国元帅不会用一副指甲钳自杀！”但是筋疲力尽的保卢斯向他挥手示意，要他停止发火，然后交出了自己的刮脸用具。
午夜前不久，保卢斯被告知：红军司令官们正在前来接见他的路上。讲德语的NKVD官员叶夫根尼·塔拉布林中尉被委派跟在保卢斯身边随时待命，当他帮助保卢斯穿大衣的时候，他听到保卢斯悄悄地对施密特说：“我该说什么？”
“记住你是德国军队的陆军统帅。”施密特小声回复道。但是最让人感到奇怪并且让在红军情报机构听来似乎另有含义的是——如同这名俄罗斯军官报告的那样——施密特使用“du”来对他的上司进行暗示。 [ 注：根据对施密特非常熟悉的温里奇·巴赫所说，这个“du”也许并未代表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他认为：“显然，这种称呼方式表明了施密特将军在保卢斯心中的支配地位。” ]
就在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刚被斯大林提升的NKVD上尉佳特连科接到命令前往沃罗诺夫元帅住的小木屋中汇报工作。“你好上尉，”沃罗诺夫亲切友好的问候佳特连科，“你一定还记得不愿接见你的那些德国长官吧。现在，他们自己来拜访你了。你即将见到他们。”
与沃罗诺夫一同坐在桌旁的，还有前线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和前线政治委员K．F．捷列金将军，以及一位穿着软毛里衬飞行员夹克衫的摄影师。让佳特连科感到意外的是，这位摄影师与沃罗诺夫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事实上，这位早已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与沃罗诺夫成为亲密好友的摄影师，就是著名的纪实电影制作人罗曼·卡门。卡门安排了一个位置给保卢斯，以便从沃罗诺夫的卧室门口得到最佳的拍摄角度。他知道，自己的照片将被公诸于世，作为宣布苏维埃共和国伟大胜利的证明。 [ 注：卡门的照片在莫斯科被修改了。捷列金将军被从照片中删除，因为斯大林认为，他与这个重要的历史性场合中根本不相称(相反，佳特连科后来得以晋升为少校，到是沾了这张照片不少的光)。这段插曲，后来被老百姓们改编成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滑稽戏。当刊登有这张照片的《真理报》出现在前线的时候，看着自己被删除的这张照片，捷列金担心自己已经成为了某人的攻击目标。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不过在1948年，他却被阿巴库莫夫(SMERSH的首领)下令逮捕了，原因不详。 ]
当“客人”到来后，沃罗诺夫住的俄国农人的小木屋中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穿着“鼠灰色”制服，脸色苍白，高大瘦削，略显佝偻的保卢斯进来了，他的脸上满是焦躁不安的表情。他已经长了不少白发，胡须也变成了黑白相间的颜色。当保卢斯靠近桌旁的时候，沃罗诺夫暗示他坐在事先安排好的空位置上。“请坐。”他用俄语说。佳特连科疾步上前，把这话翻译给保卢斯听。保卢斯欠了欠身，然后坐下了。佳特连科向保卢斯介绍了面前的两位苏联指挥官。“这位是红军最高指挥部的代表，阿蒂列瑞·沃罗诺夫元帅！而这位是顿河前线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上将！”保卢斯挪了挪自己的脚，半起身向他们二人的方向躬了躬身。
沃罗诺夫开始说话，在每句话后，他都会留出片刻时间等待佳特连科进行翻译。“上将先生，这么晚打搅您休息，请您谅解。在这次会谈之前，我们也已经连续工作了好几天了，但是有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需要我们现在立即讨论。”
“很抱歉，”保卢斯打断了沃罗诺夫的谈话，这让一旁的佳特连科有些措手不及，“我的头衔不是上将，昨天我的司令部接到一个电文，告知我已经被提升为陆军元帅将军。这将被标明在我的军人证件上。”他轻按紧身上衣的胸包示意，“只不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不可能换上陆军元帅将军的制服。”
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其中满是挖苦讽刺。在此之前，舒米洛夫将军早已告知顿河前线司令部，有关保卢斯末日提升的事情。
“那么陆军元帅将军先生，”沃罗诺夫重新开始自己的讲话，“我们希望您能给那些仍旧在抵抗的部队签署一份命令，让您的部下投降，以避免无谓的牺牲。”
“这对一个士兵来说是种耻辱！”在佳特连科还没有翻译完之前，保卢斯就大叫起来。
“您的意思是，”沃罗诺夫问道，“在他们的指挥官已经投降的情况下，挽救部下的生命，对于一个士兵来说，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吗？”
“我没有投降，我只是被措手不及的偷袭而逮捕。”
这个“天真幼稚”的回答并没有引起俄罗斯官员们的注意，因为德国军官实际上已经投降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为，”沃罗诺夫继续说道，“我们只需要两天，或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彻底打垮你的全部的无谓抵抗。反抗是毫无意义的，结果只能是带来成千上万士兵们的无谓死亡。作为一个军队的指挥官，你有责任来挽救他们的生命，并且真的应该这样做，因为你正是通过这种投降的方式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此时的保卢斯开始焦躁不安地摆弄眼前专门供他使用的烟灰缸，连续不断地弹着烟灰，极力回避着这个问题：“即便我签署了这样一道命令，他们也不会遵守。因为如果我投降了，那么我也就失去了担任他们的指挥官的权利。”
“但是几个小时前，你是他们的指挥官。”
“自从我的军团被划分为两部分之后，”保卢斯坚持说，“从理论上讲我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军队的指挥官。由元首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下达的命令是要分别由不同的将军下达。”
争论“环环相扣”。保卢斯脸部的抽搐更加明显，而沃罗诺夫也显得更加焦躁不安，因为他知道，远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正在等待着会谈的结果。一想到此，他的焦躁不安就更加明显了。他的上唇开始抽搐，这是他在白俄罗斯的一次车祸中带下的后遗症。保卢斯专心打着这场心理战，他甚至声称，即便自己签署了这个命令，也会被认为是伪造的。沃罗诺夫答复道，他们将说服另外一名德国将军，也在这个命令上签名以保证它的真实性，然后这个双重保证的命令将被送往北部合围圈。但是无论如何，保卢斯都拒绝在文件上签名。最后，沃罗诺夫也意识到，任何更进一步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
“我必须告诉你，陆军元帅将军先生，”佳特连科翻译道，“既然你拒绝签署挽救你部下的命令，那么你就要为德国人民和德国的未来承担一切后果。”保卢斯盯着墙，一言不发。在这样“痛苦的时刻”，只有抽搐的脸，暗示着他的思维是在转动着。
接下来，沃罗诺夫询问保卢斯是否满意自己的住所，是否他的疾病需要特别的饮食，然后便草草地结束了这次会谈。“我唯一的恳求，”保卢斯说道，“是希望苏联政府能向战俘提供食物，和必要的医疗救治。”沃罗诺夫解释说，“前线的情况让苏联政府很难周全地照顾为数众多的德军战俘”，但是苏联政府将竭尽所能。保卢斯起身鞠躬，以示谢意。
保卢斯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身处狼穴中的希特勒的耳中——这是深藏在东普鲁士林区的一个重兵把守的场所，据约德尔将军所说，它是一所隐修院和一个集中营的交汇点。希特勒没有像往常一样地猛敲桌子，而是静静地看着桌子上的汤。
但在第二天，希特勒的怒火就重新燃烧了起来。正午时候，凯特尔陆军元帅、耶顺内克将军、约德尔和蔡茨勒都应召参加了元首的午间讨论。“他们居然已经彻底投降了，不管在心理上还是在形式上。”希特勒狂怒地吼道，“他们早本该紧紧地聚在一起，围成一圈儿，然后用手枪中最后的子弹将自己射死了。一位妇女，在听到侮辱的话语之后，骄傲地从那些侮辱她的人面前走开，然后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自杀了。然而我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那些宁愿被俘，也不愿自杀的士兵们表示同样的尊重。”
“我也无法理解他们的想法。”蔡茨勒应声道。他的话语和神情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不由地对他曾在元首面前对曼施泰因和第6集团军所处困境给予的说明是否真诚表示怀疑。“我仍然不相信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或许军官们因为负伤正躲避在某处。”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着保卢斯没有采取自杀举动的错误行为。很显然，希特勒已经为自己想象中的在斯大林格勒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感到羞耻。“士兵们的英勇战斗，就这样被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所抹杀，我真的被重重地刺伤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国家。不论用任何方式，个体都应该为国家而亡……就个人而言，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我居然还提升他为陆军元帅。我希望能满足他所有的愿望。他本来可以不让自己陷入懊悔之中，并且能够得到永垂不朽的声誉的，但是他却宁愿选择去莫斯科。”
在北部的小块地区，德军六个师的残存者们，在斯特雷克将军的指挥下继续战斗着。在设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11军的指挥部中，斯特雷克发出了这样的电文：“军队正在没有重型武器和增援的情况下战斗着，士兵们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有很多士兵在冻死的时候怀中还抱着武器。斯特雷克。”他的电文非常简短，避开了纳粹主义的那些陈词滥调。在与蔡茨勒会谈之后，希特勒接到了这个电文，于是在下午的晚些时候，他回复道：“我希望北部合围圈能坚持战斗到最后。”为了更进一步强调这点，不久后，希特勒还颁布了一道元首命令：“第11军必须坚持战斗到最后，牵制尽可能多的敌人军事力量，给其他阵线的德国军团以缓和时间。”
四支苏联军队重新部署，以便迅速剿灭最后的德军小股部队。苏军在半英里内集中了300门野战跑，再次对工厂地区进行了毁灭式的打击。任何借助掩体来逃生的人的希望都在苏军的短兵相接的攻势下破灭了，一些是被野战跑射死的，一些是被火焰喷射器杀死的，还有一些则是被直接伸入掩体中的坦克炮筒射死的。
斯特雷克坚信，帮助曼施泰因坚持战斗到最后是军人应该履行的最基本义务，同时他也绝对排斥采取出于宣传目的的自杀行为。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在与一个团级副官交谈之时，一名指挥官所应负担的职责便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可见了。
“到时候，”这位副官向他保证，“我们将采取自杀行为。”
“自杀？”斯特雷克尖叫道。
“是的，将军先生！我的上校也将自杀。因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允许自己被俘。”
“那么让我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不能自杀，你的上校也不能自杀。因为你必须和你的部下一起进入俘虏营，并且为你的部下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你的意思是……”这位年轻的副官抬起了眼睛，“我们不是必须杀死自己？”
2月1日夜晚，在指挥部中，斯特雷克大部分的时间与他的旧友尤利乌斯·穆勒上校待在一起。只有一支蜡烛在掩体的角落中静静地燃烧着，而这两位朋友则尽情地谈论着正在发生的战斗、从前的朋友和即将到来的监禁生活。“没有一个人提及已经经历过的那些苦难，”斯特雷克解释道，“没有人提起辛酸往事。”当早晨来临，斯特雷克站了起来。“穆勒，我必须得走了。愿上帝与您和您的部下同在。”斯特雷克非常相信托马斯·卡莱尔关于上帝才是“真正的陆军元帅”的描述。无疑，在斯特雷克的脑海中，天堂应该是军人的归宿。
“我们将履行我们的职责，将军先生。”当两个人握手的时候，穆勒说道。
早些时候，斯特雷克已经拒绝过某些指挥官的投降建议，但是在2月2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冯·伦斯基将军和拉特曼将军再次向斯特雷克提出了投降的建议。斯特雷克再次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而伦斯基却说，他的一位下属官员已经前往俄罗斯阵地协商投降的条件了。斯特雷克没有对此发表任何更深入的意见。他和格罗斯库特起草了他们最后的电文。“第11军已经将战斗到底的命令传达到了六个师的每个士兵身上。德意志帝国万岁！”这份电文传到了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部。后来，斯特雷克一直坚持说，他和格罗斯库特起草这个电文的时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没有写任何奉承希特勒的话，但是当这个电文最终到达东普鲁士的时候，却成了“元首万岁”。或许修改电文的人，一定觉得这样才更符合狼穴的心意。
当两名俄罗斯战士小心谨慎地出现在设在掩体中的司令部门口的时候，格罗斯库特却朝他们吼着让他们去找个将军来。斯特雷克后来写道，自己的许多士兵们“只是勉强地维持着生命”。
几天后，国外的新闻工作者们被允许参观这个工厂地区。“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如何得到必要的救济品，简直无法想象。”英国通讯记者亚历山大·沃思这样写道，“一路上你都不得不爬上爬下，哪些是自然的坡坎，哪些是因为炸弹而留下的弹坑，浑然融为一体，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战壕布满工厂的空地，甚至还横穿了车间。在战壕底部仍旧躺着脸色发青的、冻僵的德国人和同样冻僵的俄罗斯人，以及冻僵的躯体碎片。德国人和俄罗斯人的头盔混杂地扔在碎石瓦砾中，被大雪掩埋了大部分。有倒钩的金属制品、半裸露的地雷、壳状容器、碎石瓦砾、残垣断壁和弯弯曲曲的缠绕着的生锈的钢制房梁。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是如何能生存下去的，简直是一件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
2月2日早晨，原本笼罩大地的浓雾在太阳和被狂风卷起的大雪中渐渐地消散了。当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第62集团军的时候，战士们兴高采烈地向空中打信号弹，以示庆祝。来自伏尔加河海军纵队的水兵们，和来自伏尔加河左岸破冰而来的战士们，带来了俄罗斯老百姓五个月前就深藏在地窖和坑洞中的长方形大面包和罐头食品。
大家高兴地争相拥抱那些自己能见到的俄罗斯人。然而，欢呼的声音似乎被寒冷的天气冻住了。在这个黯淡无光的城市风景画中，虽然并不缺少人影攒动，但是整座城市却仍旧是一派荒芜而死气沉沉的景象。胜利来得太不可思议，突然间让斯大林格勒的俄罗斯保卫者们还难以接受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的事实。他们重新回忆着战争的经过，重新回忆着死去的战友，而这一切记忆犹新。在派往伏尔加河的每个师中，幸存的人数都不超过100人。在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红军的伤亡人数约为110万，而其中死亡人数为485751。
在回忆过去五个月岁月的时候，格罗斯曼这样写道：“我回想着那条宽广而泥泞的一直通往伏尔加河沿岸渔村的道路——这是一条荣誉和死亡并存的路，在8月令人窒息的尘土、在9月的夜色下、在10月的大雨中、在11月的大雪中默无声息的队伍在行进着，满地都是他们密密麻麻的脚印——反坦克士兵们、机枪手们和普通的步兵们——他们在坚定而庄严的沉默中向前方走去。你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行进队伍中武器相互碰撞的叮当声，以及行进队伍的整齐划一的脚步声。”
在里希特霍芬的轰炸机在8月下旬到来之前，人们对斯大林格勒还知之甚少。如今斯大林格勒变成了废墟。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唯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址，是一个周围有一圈小男孩和小女孩正在跳舞的人造喷泉。它与在这座城市中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