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投降”·第二十一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草原前线战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大多数时间里，这里只有狙击步枪沉闷的射击声音零散地夹杂着机枪的扫射声音，以及远处信号弹在夜晚升空时的尖叫声。就如同一名中尉所说的，这些就是前线战场的主旋律。
在1月9日广播和传单蜂拥而至之后，德军士兵知道，敌人发动总攻的态势已经迫在眉睫了。哨兵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自觉地打着哆嗦，却仍然极力让自己保持着时刻戒备的清醒状态。
就在总攻到来之际，一名士兵对前来巡视的牧师说：“不管现在情况如何，神父大人，请给我一点点面包吧。”可是，每日面包的供给量早已下降到了75克。合围圈中的每位德军士兵都知道，他们不得不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在弹药极度匮乏的状态中迎接苏联人的大举进攻——尽管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合围圈充斥着宿命的观点(人们“谈论死亡就像谈论一顿早饭”)，而且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普通士兵还对党卫军装甲军和空运增援部队的说法笃信不已，在第297步兵师中，士兵们仍然坚信：“增援部队已经前进到了卡拉奇……一起到达的还有大德意志师和党卫队。”这样的说法甚至让他们产生了幻觉，将西方天空中出现的一颗星状烟火弹误认为是援军到来的信号。就像一名少尉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一样的，甚至连下级军官也不曾从上级那里听到任何真实的消息。直到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他所在的第371步兵师的团级指挥官还在对他们说：“希望在即。”当他们“通过小道消息”(多半是德国空军人员)得知，援助他们的军队受挫，顿河集团军群已经向西撤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震惊。
另一方面，NKVD也同样极为震惊，他们发现大量的俄国人正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为德国人战斗，而不仅仅是作为充当劳工的希维人。根据德国方面的记录表明，相当一部分隶属于合围圈内的第6集团军各师的希维人，正在前线为德国而战，很多德国军官都十分欣赏他们的作战能力和忠心程度。“特别是那些勇敢的鞑靼人，”斯大林格勒工厂区的一名军官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当这些反坦克炮兵使用缴获的俄军大炮的时候，他们为每一次能够击中俄军坦克而自豪。这些家伙真是不可思议。”马德中校的部队包括第297步兵师的两个装甲掷弹兵团，他们在合围圈的最南端作战，在这支部队中，有不少于780名“自愿作战的俄国人”，占了将近部队人数的一半。他们被信任地委派了重要的任务，机枪连就有12名“表现非凡”的乌克兰人。他们所面临的最糟糕问题，一部分来自饥饿，一部分来自弹药的短缺。他们的九门野战炮，平均每日只有1.5发的射击量。
指环行动计划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10日开始。在“开火”的命令下达之时，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正在第65集团军司令部观战，根据无线电广播，此时正是德国时间6点过5分。大炮齐声轰鸣，炮身在后坐力的作用下向上弹起；喀秋莎火箭弹尖叫着冲向天空，留下浓浓的烟尾；7000门野战炮、火箭发射器和迫击炮，持续攻击了55分钟。沃罗诺夫形容当时的情景是“滚滚而来的雷声”。
白雪覆盖的草原上到处都是黑色的弹坑，白色的大地早已不复存在。炮弹接二连三地到来，就像炮兵指挥员伊格那托夫大校冷酷无情地形容的那样：“这里只有两条可以逃避这场大屠杀的路——死亡或者发疯。”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在给妻子的家信中，则以一种非常冷漠的语气形容这场屠杀是一个“非常不宁静的星期天”。不过，在前线的德军装甲掷弹兵团却没有如此的潇洒心情，他们惊奇地发现，在匆匆准备的阵地上，他们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敌人的弹药充足，”他们的指挥官写道，“而且是相当的充足，我们从未经历过如此密集的炮火攻击。”
合围圈西南方向的突出部，也就是“马林诺夫卡鼻子”，是由第44步兵师、第29摩托化步兵师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负责把守的；在战斗的最关键时刻，他们又得到了第376步兵师一部的援助。在如此凶猛的炮火攻击下，每个团都孤注一掷地战斗着，第44步兵师不得不从炮兵甚至是工程兵中抽调人员来补充战斗力量。这个地区只有几辆坦克和重炮，在工兵营的后面，是两辆自行突击炮和一门88毫米高射炮。但是在苏军的炮火攻击中，工兵们亲眼目睹了自己营队指挥所被炸得粉碎的一幕。“没有人逃出来，”其中一名工兵写道，“紧接着，1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和斯大林管风琴持续攻击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师的一名中尉写道：“掩体在炮击中不停地晃动。然后，那些布尔什维克就发起了令人恐惧的集体冲锋——三波人浪向前猛冲，毫无退缩之意；红旗到处飘扬；每隔50～100码就有一辆坦克。”
“战地骄子”们的手因为严寒而冻得无法放入扳机护圈中，但是他们仍旧在自己狭窄而浅的散兵坑中向着穿过雪原冲杀而来的苏军步兵们射击。两边载着步兵的俄军T－34坦克如同驮着猴子的大象一般穿过大草原奔驰而来，凛冽的寒风疯狂地撕扯着大地的雪衣，露出零散的灰色杂草。落在冻土上的迫击炮弹被弹了起来，就像空中爆炸的原子弹一般，造成了更大的伤亡。第44步兵师的防御很快就被击垮，而那些在开阔的大草原上逃生的幸存者们的命运，就要全靠敌人和老天爷的怜悯了。
那天下午，处在突出部中央地段的第29和第3摩托化步兵师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在第3摩托化步兵师里，刚刚补充进来的士兵根本无心打仗。“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精疲力竭，并且饱受着疾病的煎熬。”一名军官这样写道，“唯一想的事情就是乘着黑夜溜回后方，我只好用手枪逼着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另外的一些记录表明，在战争进行到最后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临时处决的事件，只是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具体数字了。
沃尔劳军士长率领的部队是由装甲掷弹兵、德国空军和“哥萨克”拼凑而成的，这支部队一直坚守到当天晚上10点，才接到上级关于撤退的命令，不过这时敌人已经从后面包围了他们。他们设法占领卡尔波夫卡火车站北面的一块地方，可是不久后就又被迫退了回来。“从那天开始，我们没有了温暖的掩体，也没有了热饭，更不用奢谈片刻宁静了！”沃尔劳这样写道。
这些实力相当薄弱的部队仅有少得可怜的弹药，根本无力对抗苏联第21集团军和第65集团军的攻击，更不用说还有第16空军集团军对地攻击机的配合进攻。德国人曾借助修建碉堡和设置炮兵阵地，加强了突出部南端的马林诺夫卡和卡尔波夫卡两个地方的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对于正在遭受苏军攻击的突出部中段的部队，一点忙也帮不上。德军试图借助残余坦克和已经屡遭削弱的步兵来组编成新的战斗群发起一次反攻击，然而却失败了。俄国人使用重型迫击炮将德军步兵和坦克分开，然后在开阔地带将残余部队一举消灭。顿河方面军政治部的口号铿锵有力：“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就会让他们灭亡！”
总攻开始的第一天，当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攻击“卡尔波夫卡突出部”的时候，第66集团军正在向合围圈最北面的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发起进攻，那里的山丘已经在苏军的迫击炮作用下变成了黑黄色。第2装甲团剩余的坦克摧毁了一波又一波的苏联T－34坦克的攻击，然后幸存的德军士兵还是被迫撤退。
与此同时，在南部地区，第64集团军开始炮击第297步兵师和隶属于该师的第82罗马尼亚团。炮击开始后不久，马德上校接到来自师部一位参谋的电话：“那些罗马尼亚猪已经逃跑了。”最远的那个营已经撤退了，在阵地的侧翼留下了一个大约半英里的缺口。俄国人发现了这个良机，调来了大量坦克，将这个缺口向里推进了更大一块，使整个师都处在危险之中。然而由戈茨尔曼少校率领的工兵营，以一次半自杀性的反攻击行动，设法暂时堵住了这个缺口。
第297步兵师的奥地利营，由于损失没有那些已经撤过顿河的部队大，因此还在顽强抵抗着。在随后的两天里，他们击退了第36近卫步兵师及第422步兵师，两个水兵旅和第13坦克军一部的进攻。任何一名“已经被定罪”的士兵企图逃向苏军一方，在还没有到达苏军阵地之前，就会被自己的战友打死。但是在苏军接下来几天的宣传攻势下，又有40多名德军士兵逃向了俄军阵地。
苏军的主攻方向在西面。在第二天结束之前，也就是1月11日，马林诺夫卡和卡尔波夫卡被占领了，苏军发现了1600具德军尸体。
战斗一结束，那些农村妇女们就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冲向德国人的战壕，四处搜寻毛毯，要么拿来自己用，要么拿来与别人交换自己需要的其他东西。一直跟随先头部队的埃里希·韦纳特，看到俄军战士们将在指挥所附近缴获的一辆德军卡车中的文件到处乱扔，为的是腾空出来供己所用。“卡尔波夫卡就像一个大杂货市场。”他写道。在这些丢弃的文件和被毁坏的军用物资之中，他看到的是炮击带来的恐怖后果：“死者奇形怪状地躺在地上，他们的嘴和眼睛都惊恐地张开着，时间就凝固在了那一瞬间。他们的脑袋被削去了一半，他们的肠子也露在了外面，很多尸体的手脚都裹着浸满黄色防冻液的绷带。”
如果考虑到身体和物质条件方面的不足，第6集团军士兵们的抵抗力度让人十分惊讶。在总攻开始的头三天之中，第6集团军给苏军带来的巨大伤亡数字，是最能证明他们的抵抗力度强大的事实。顿河方面军损失了2.6万人和超过一半以上的坦克。苏军指挥员们没有采取任何减少伤亡事件的措施，他们的战士在宽敞的路面上行走，成为了敌人轻而易举地攻击的对象。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上，到处可见身着褐色军装的俄国战士的尸体(白色伪装服主要用于侦察部队和狙击手)。俄国战士和军官们的愤怒之情，最终全都发泄在已经骨瘦如柴、跳蚤满身的德军俘虏身上。一些俘虏被当场射死，还有一些俘虏被编成小组押送后方，可是当他们转身前行的时候，苏军战士们就从后面用机枪扫射他们。有一次，一名受伤的惩戒连连长强迫一名被俘的德军军官跪在他面前的雪地里，大声喊出复仇的原因，最后一枪打死了他。
在1月12日凌晨时分，苏军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到达了冰封的罗索什卡河西岸，清除了卡尔波夫卡突出部。撤退的德军部队仍然希望继续战斗下去，于是他们不得不靠人力拉着反坦克跑后撤。有时，俄国战俘再次被当做畜力使用，直到他们累死。斯特雷克将军回忆道，天气十分寒冷，地面被冻得梆硬，“取代挖掘战壕的方法，我们的士兵修建起了冰雪护墙和冰雪掩体”。第14装甲师的装甲掷弹兵们，“仍旧顽强地抵抗着，尽管他们弹药紧缺，并且在毫无掩体遮拦地暴露在冰天雪地的大草原上”。
那天，第六集团中只有少数人为戈林的50岁生日举办了庆祝活动。燃料和弹药的短缺简直就是一场突难。第二天早晨，在给蔡茨勒将军的电报中，第6集团军指挥部毫不夸大地讲述了这个事实：“我们的弹药库已经空得底朝天了。”当沃尔劳重组他的部队之后，夺取了夏天里曾经占领过的俄军火力点，然而，当他们第二天早晨面临新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只能“在很近的射程内开枪，因为剩下的弹药实在是少得可怜”。
由于缺乏油料，伤员的转移在后撤的过程中变得困难无比。失去行走能力而不得不依靠卡车运载前行的伤员们，却因为油料耗尽而在寒冷的野外被活活冻死，而那些“面色铁青”的士兵们，在到达皮托姆尼克机场之后，也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住了。“整个机场一片混乱，”一名年轻的军官这样写道，“成堆的死尸，被人们从伤员住过的掩体和帐篷中拉出，俄国人在进攻、轰炸，容克运输机也在降落。”
轻伤员和装病的人就像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拼命地冲向降落的飞机，希望能挤上机舱。卸下的货物被丢在一边，或者被那些想要找到食物的人撕开，而那些最虚弱的伤病员们，却在这样的混乱中被踩在了脚下。面对即将失控的局面，德军宪兵不得不开枪来维持秩序。连那些正式获准登机撤离合围圈的重伤员们，都怀疑自己是否能真正地离开这个地狱般的战场。
就在此时，沃尔劳军士长胃部中了弹。通常，这种伤只能在合围圈中等死，可是他却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救了自己一命。两名下士将他从前线阵地抬了下来，放进了一辆装满伤员的卡车，司机直接驱车前往皮托姆尼克机场。眼看只有两英里就要到达机场了，可是汽油却用完了。根据命令，司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炸掉卡车。他无能为力，只能让这些伤员“自生自灭”。沃尔劳已经顾不上伤口带给自己的疼痛，他十分清楚，如果他不能够走到飞机面前，那么自己就只有死路一条。“我不得不爬完剩下的路到达机场。爬到机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在一个大帐篷里，我接受了一点治疗。突然，苏军的炸弹从天而降，好几个帐篷被炸毁了。”此时是凌晨3点，乘着这场混乱之中，沃尔劳设法爬上了一架正好起飞的“容克”飞机。
在皮托姆尼克机场，偶然的机会可以挽救一名伤员的性命，然而大多数人都只能躺在雪地里等死。第44步兵师炮手阿洛依斯·多尔纳的左手和左大腿都被炸弹炸伤了，他对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惨烈情景记忆犹新：“这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悲惨情景。成群的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们，一眼望不到边……很多人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也根本没有多的食物可以分配给伤员们，所有的食物都要供给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很难说清楚，这算不算是来自上级的正式命令。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高级军官们对此事矢口否认，这看来似乎是那些下属指挥员们自作主张的行为。)自从1月9日开始，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的多尔纳似乎也只有等死的份儿，然而在1月13日那天晚上，路过他身边的一架亨克尔111型运输机的奥地利飞行员，突然问起他是哪里的人。“我家住在阿姆施泰藤附近。”他回答道。他的奥地利同乡急忙喊来了另外一名机组成员，将多尔纳一起抬上了飞机。
在北部侧翼上，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都已经被打垮在这个地域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向德军第100狙击师和第305步兵师发起了进攻，夺回了几个街区。同时，来自西面的苏军主攻部队继续穿越暴风雪前行，向合围圈西侧纵深插入。德军第29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油料的短缺迫使第3摩托化步兵师放弃了他们的车辆和重型武器，冒着大雪徒步向后撤退。在开阔的大草原上建立一条新的防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士兵们根本没有力气去开挖战壕。
苏军第57集团军和第64集团军向皮托姆尼克发起攻击，同时得到了来自南部侧翼的第6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协助，迫使第297步兵师，包括马德的部队在内的德军部队纷纷向后撤退，失去了与右翼邻居，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率领的第376步兵师的联系。在1月14日中午时分，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第376步兵师被消灭了。很可能皮托姆尼克机场也只能使用到1月15日了。”
现在，苏军坦克的进攻引起了德军反坦克官兵们的“装甲恐惧症”，反坦克炮的弹药也基本上用完了。没有人有闲暇去回忆在两个月前嘲笑患上这种病的罗马尼亚人时的情景了。
在这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希特勒决定派更多的力量去帮助第6集团军坚守住自己的阵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多重考虑的。从贝尔上尉那里得知的有关第6集团军所得援助微薄的消息让希特勒大为震惊，但他更想确定保卢斯不会寻找任何理由投降苏军。他的解决办法——一种典型的事倍功半的做法——是去建立一个“特别参谋部”，由陆军元帅埃尔哈德·米尔奇监督空中补给的实施情况。米尔奇参谋部的一名成员是这样描述这个亡羊补牢的措施的：“希特勒可以借此表明自己已经为挽救合围圈中的士兵们竭尽所能了。”
米尔奇在阿尔贝特·施佩尔的陪同下前往机场乘机去接受自己的新职务，米尔奇承诺要尽力找到施佩尔的兄弟并将他带出合围圈，可是，不管是恩斯特·施佩尔，还是他所在的部队，都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他们全都消失了，下落不明到完全可以认为是死亡了。”根据施佩尔的记述，唯一的线索是一封由空军带出来的信，在信中，他“对生活感到绝望，对死亡感到愤怒，对作为他的哥哥的我充满怨恨”。
米尔奇带着他的一群参谋人员抵达塔甘罗格，壮志满怀地认为他们一定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就如同一位高级空军运输部军官所写的：“任何看到实际情况的人都会完全相信，在这种补给短缺的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1月15日的早晨，第一天的工作就没有一个好的兆头。米尔奇接到了来自元首的一个电话，再次强调必须增加对斯大林格勒的空中运输。似乎为了显示自己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帮助第6集团军，希特勒在那天又给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上增加了一对橡树叶。午饭的时候，戈林打电话给米尔奇，催促他立刻飞往合围圈。菲比希马上报告说皮托姆尼克机场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他把失守的时间提前了一点)，而古姆拉克的无线电发报机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运输机不能起飞。
第二天一大早，剩余的梅塞施米特109飞机便起飞逃离了皮托姆尼克机场，因为俄国人已经攻打到了这里。那些飞往古姆拉克机场的飞机，发现跑道上的厚厚积雪还没有被清除。中午时分，古姆拉克也成了苏军重炮攻击的对象，最后，根据里希特霍芬的命令，所有的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卡飞机都飞离了合围圈。保卢斯的抗议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就在那天，第295步兵师的一个营集体投降了。沃罗诺夫有关保证战俘安全的传单似乎起到了一些作用。“逃跑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营的营长告诉审讯他的佳特连科大尉，“我告诉我的部下，我们必须用投降来挽救自己的性命。”这位曾经是一名英语教师的上尉，接着说道：“我感到很难过，因为这是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整个营的德军部队投降苏军的事件。”
后来又有一个营长投降了，他的部队隶属于驻守在斯大林格勒市内的第305步兵师，投降后，他谈起了“让我们的营部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我帮不上部下任何的忙，所以我干脆躲着不见他们。在我的团里，随处可以听见士兵们谈论寒冷和饥饿带给他们的痛苦，每天我的军医官都要接收很多冻伤的伤员。因为战争条件是如此的凄惨，所以我认为投降对于全营来说是最好的出路。”
皮托姆尼克机场和周围的野战医院的失守让德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些无法走动的伤病员全部被留下来，并且配备了一位医生和至少一名护理人员，这是撤退情况下的标准做法。其余的伤员们要么一瘸一拐地行走，要么爬行向前，要么就是坐上雪橇，被拉着在冻得梆硬的路上前行，大约走了有八英里的路才到达了古姆拉克。少数还有汽油的卡车不断地被要求上车的士兵挡住，虽然车上已经塞满了伤员。一名德国空军上尉描述了1月16日，也就是皮托姆尼克陷落那天在前往古姆拉克路上的情景：“挤满这条单行道路上的残兵败将看起来筋疲力尽，脚上和手上缠满了毛毯撕成的毛条。”下午，他记录：“这条路上的散兵游勇越来越多，这些人肯定都与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一路乞讨着食物，寻找着避难之处。”
每当天空晴朗的时候，太阳照在雪地上反射出来的光刺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太阳像一颗红色的西红柿，懒懒地照在大地上，给大地披上了一层灰纱。不仅对于伤员，而是对于所有士兵来说，生活条件都非常的糟糕。他们挪动着冻伤的双脚，他们的嘴唇被冻得满是开裂的血口子，他们的脸色黄得吓人，好像他们的生命已经离他们而去了。筋疲力尽的人们倒在雪地上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那些急需衣服御寒的人们，在死人断气不久之后，便立刻将他们的衣服剥掉，因为一旦尸体被冻僵，衣服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苏军部队尾随他们而来。“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跟随先头部队的格罗斯曼这样写道，“大雪和冰冷的空气把鼻孔都冻住了，你的牙齿会不由自主地打战。在我们前行的道路上，冻僵的尸体随处可见，要他们命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寒冷。他们的靴子和外衣早已破烂不堪，他们的紧身上衣单薄得就像一张纸……雪地上到处都是脚印，它们告诉我们德国人是怎样从沿途的村庄逃出，沿着大路进入沟谷，沿途扔满了他们的武器。”跟随另外一支部队前进的埃里希·韦纳特看到，乌鸦在天空中盘旋，然后落下来啄去死尸的眼睛。
在一个邻近皮托姆尼克的地点，苏军指挥官开始确认他们的方位，因为在前面的大草原上似乎有一个小村庄，但是地图上并没有标示出来。当他们靠近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军事废弃物资站，有被击毁的坦克、卡车，有飞机残骸、摩托车、迫击炮、半履带式装甲车、火炮牵引车和所有其他的军事装备。让俄国士兵们感到最满足的，是看到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那些被遗弃和被击毁的飞机残骸，尤其是巨大的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就在他们向东继续朝斯大林格勒挺进的途中，战士们不停地拿“我们已经俄罗斯大后方”的话语来取乐。
在这次撤退过程中，德军关于党卫军装甲师和空中增援部队的希望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彻底破灭了。军官们知道，第6集团军真的要覆灭了。“几名指挥官来找我们”一名医生这样记录道，“来找我们，向我们讨要用以自杀的毒药。”医生们也想到过一死了之，但是当他们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他们发现和伤员们并肩战斗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第6集团军的600名医生，没有一人擅离职守。
此时，救护站里早已人满为患，伤病员们不得不共享床铺。通常，当一名重伤员被战友们抬进来的时候，医生总是会把他们赶走，因为他手中有太多因为重伤而无法医治的伤员了。“面对如此多的痛苦，”一名空军军士这样写道，“如此多的人正在经受痛苦的折磨，如此多的人正在死亡而我们却无能为力，我们默默地抬着我们的中尉走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名字，他们相互依偎地蜷缩在地上，流血至死，还要饱受寒冷的摧残。许多没有了手臂或腿的士兵们，因为无法得救而只有等死。”石膏的缺乏，意味着医生们不得不使用纸板来固定断肢。“战后恐惧症的患者越来越多。”一名外科医师记录道。白喉病的患者也大幅增加，而最可怕的要数伤员身上飞速繁殖的虱子。“手术台上，我们不得不用压舌板将虱子从制服和皮肤上刮下来，然后扔进火里去。我们还不得不从士兵们的眼睫毛和胡须中清理虱子，在这些地方，虱子就像成串的葡萄一样聚集在一起。”
古姆拉克的“所谓的医院”比皮托姆尼克的还要糟糕，主要因为这里突然涌进了大量的伤员潮。“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地狱，”一名来自卡尔波夫卡突出部的受伤军官报告说，“尸体在路边堆成了小山，还有很多人倒在那里等待死亡。没有人关心他们，也没有更多的绷带可以使用。飞机场就在敌人的重炮攻击之下，40个挤进只够容纳10个人的掩体中，在爆炸声中来回摇晃。”医院的天主教牧师被称做“古姆拉克的死神”，因为他一天之内要为200多人做“最后的敷彩”(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对临终人涂油的一种圣事)。在牧师合上死者的双眼之后，通常会将身份识别牌的下面部分折断收起来，作为死亡的官方证明。他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口袋越来越沉了。
在这个“死亡之谷”的附近，医生们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伤员们躺在原本开凿出来养马的沟谷里。对于某位医生来说，这块山顶上设着墓地的地方就是另外一个各各他(基督受难地)。这个中央包扎所和头部创伤医疗中心也不得不被放弃，那些受伤最重的伤员被留在了这里。几天之后，当俄国人到达此地的时候，他们用机枪射死了绝大多数伤员。头部受伤的某师翻译员兰克，起身用俄语对他们大喊，惊吓之余，俄军战士连忙停止射击，将他带到了他们的政委那里，后来，这名德军翻译被派回到一支败退的德军部队中，去劝说德国人投降。
如果俄国战士们的胸中本来就燃烧着一团复仇之火的话，那么在野外战俘集中营中冻僵的红军尸体，会让战士们的复仇之火更加炽烈。那些有幸存活的的人们，饿得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前来营救他们的红军战士从自己的口粮中分给他们面包和香肠吃，然而大多数人却立刻死去了。
如果不是一些德军士兵在战斗中顽强地坚守着信念的话，合围圈中的德国部队早就垮掉了。第9高炮师的一名空军中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为自己能成为斯大林格勒的一名保卫者而自豪。不管出现任何困难和问题，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为自己能在东方的尽头，能在伏尔加河岸边参加这场伟大的捍卫祖国的战争而自豪，我也为自己能将生命献给我们的元首和我们民族的自由事业而自豪。”甚至就在这场战役的最后阶段，许多战斗部队继续保持着顽强的抵抗力，还涌现出了很多勇敢非凡的例子。根据耶内克将军的报告：“一名中尉独自一人操纵一门高射炮，挡住了巴萨季诺火车站附近的28辆俄军坦克的去路。在这次交战中，他一共击毁了15辆T－34。”在这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指挥员的领导策略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冷漠和自怜都是非常危险的，不仅会因此而违抗命令，更会因此而让自己丢掉性命。
在那些还没有被击溃的区域，饥饿的人们连走出掩体背着战友流泪的力气都没有了。“我非常想念你和我们年幼的儿子，”一位不知名的德军士兵，在一封从未送到妻子手中的信中这样写道，“除了想念你之外，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而想念你让我心都要碎了。”在机枪壕里，寒冷使他们行动极其缓慢，笨拙的行动仿佛是吃了迷幻药一般。然而，一名称职的中士仍然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部下，保证步枪的清洁度，保证手榴弹摆放在战壕墙壁上的土台里，这样随时可以使用。
1月16日，就在皮托姆尼克失守之后不久，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抱怨德国空军未能空投补给物资。“为什么今晚没有补给物资运往古姆拉克？”菲比希回答说，是因为着陆指示灯和地面控制电台坏了。似乎保卢斯根本没有意识到机场附近的混乱局面。卸载工作组织得非常糟糕，士兵们虚脱得根本无法搬运物资——“麻木不仁”，是德国空军当时的感受。机场上，等待运走的轻伤员、装病的人和逃兵们乱作一团，纪律不复存在。宪兵“链子狗”们开始控制局面，将那些饿疯了的士兵们赶到一边去。根据德国空军的报告，这些人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
在1月17日结束之前，第6集团军已经被迫后撤到了合围圈的东半部分。在接下来的四天里，战斗相对来说比较少了，罗科索夫斯基利用这段时间将他的部队重新部署了一下，为最后的冲击做准备。而德军方面，在前线部队军纪尚严明的同时，后方却开始方寸大乱。集团军军需部记录道：“集团军已经无法再向下属的各个部队提供任何补给物资了。”几乎所有的马匹都被吃掉了，也没有任何剩余的面包——士兵们把那些冻得硬邦邦的面包称作“冰面包”。当然，还是有一些仓库装满了食物，被过分尽忠职守的军需官把持到最后，结果却被苏军全部缴获。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手握大权的人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某了一些便利。根据一名医生后来的描述说，他的一名领导，当着他的面，“用一块抹满黄油的面包喂自己的狗，而在他负责的包扎所里，却连一克食物都没有”。
保卢斯明白战争就要结束，于是在1月16日给蔡茨勒将军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允许第6集团军仍旧还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向南方突围，因为待在合围圈里，面临的命运只能是被俘或者是冻死和饿死。尽管没有得到来自蔡茨勒的马上答复，做好突围准备的命令还是被下达给了全军。第二天晚上，也就是1月17日，第371步兵师的一名参谋告诉马德中校：“收到暗号‘狮子’之后，第6集团军将向各个方向突围。各位团级指挥官必须从下属部队中挑选出大约两百名仍旧还有战斗能力的人员组成战斗编队，联系其他战线的军队，共同进行突围行动。”
一部分军官已经开始“筹划如何免遭苏军的俘虏，因为那比死亡还要糟糕”。第16装甲师的弗赖塔格－洛林霍温想到了使用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美式吉普车。他计划穿上红军的制服，然后带上几名希望逃脱NKVD报复的可信度较高的希维人，然后偷偷地溜过敌人的防线。这个计划很快就传到了师部的指挥官耳中，其中包括参谋长安格恩中将，甚至连他们的军长斯特雷克将军都被这个计划所引诱了。可是，在传统的军人价值观的强烈驱使下，这个抛弃自己士兵的计划没有被采纳。第6军的一个小组开始突围尝试，另外一些合围圈中的小股部队也开始尝试向西南方向突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使用了滑雪板。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两名参谋官——埃尔希勒普上校和情报主官尼迈尔中校，死在了突围的路上。
保卢斯从未想过要抛弃自己的部队。1月18日，当最后一批来自德国的邮件送达的时候，他只给妻子写了一行极其简单的告别话，由一名军官带出了合围圈。他的勋章，结婚戒指和图章戒指也被带出了合围圈，可是这些东西最终落在了盖世太保的手中。
第二天早晨，胡贝将军接到命令，乘坐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离开古姆拉克，加入米尔奇领导的特别参谋部。1月20日，当他到达之后，立刻提交了一份“值得信赖和精力充沛的军官”的名单，要求把他们从合围圈中接出来协助自己工作。一点都不出乎所料，名单上的这些人既不是运输补给专家也不是空中运输的行家，而是来自他自己装甲军部队的军官，特别是他的那些旧部下。毫无疑问，胡贝觉得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第6集团军司令部此前声明过，装甲部队的专家是属于那些可以撤离合围圈的人员之列的。
总参谋部训练军官当然也在可以撤离人员之列，但是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被第6集团军称为“诺亚方舟”的撤离计划了。来自第100狙击师的军士长菲力浦·威斯特里奇，原来是一名泥瓦工，他被“送出了合围圈”，原因是“根据1943年1月22日第6集团军的命令，要求每个师中挑选一个人撤离”。第297步兵师的马德中校和两名军士被选中，而各个师都有被挑选出来的人选。已经彻底放弃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的希特勒，决定重新组建一个第6集团军——就像凤凰涅槃重生一般。1月25日，这个想法最终变成了一个计划。希特勒的第一副官施蒙特将军这样记录道：“元首发布命令，重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一共包括20个师的兵力。”
携带重要文件撤离的信使官员的挑选，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比较人性化的方法。接到第14装甲军司令部撤离命令的多纳·施劳比滕王储在1月17日离开了合围圈，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更因为他是参谋部中孩子最多的军官。不久之后，第6集团军司令部就坚持认为、作为专家撤离合围圈的人，必须同时肩负机要官的任务。身为装甲营营长的冯·弗赖塔格－洛林霍温上尉被选中，但是他首先必须得去集团军司令部收集电报和其他的重要文件。在那里他见到了保卢斯，看起来，他“似乎已经完全被身上的责任压垮了”。
在一段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登上了停在古姆拉克机场的五架亨克尔轰炸机中的一架，护送他的宪兵不得不用冲锋枪逼迫一拥而上的伤病员后退。在即将离开合围圈之际，他的心情错综复杂：“离开我的战友们让我十分难过，但是另外一方面，这是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机会。”他曾试图将康特·多纳(多纳王储的远房亲戚)也带出合围圈，可是他病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如同其他十名伤员一样，尽管已经被牢牢地固定在了机舱中，但是弗赖塔格－洛林霍温仍然发现自己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他们乘坐的亨克尔停在跑道上，等待着其他四架飞机起飞。加油的时候，一个油泵被堵住了，而此时炮弹越来越近，飞行员扔掉油泵，跑回了驾驶舱。他们起飞了，满载着伤员慢慢起飞，进入最低的云层中。在大约六千英尺的高空中，亨克尔钻出云层，进入了“美妙的阳光”世界中，机舱里的弗赖塔格－洛林霍温俨然一副“重获新生”的感觉。
当他们在梅利托波尔降落的时候，基地医院的救护车已经在那里做好了迎接伤员的准备，一辆轿车将弗赖塔格－洛林霍温送到了曼施泰因元帅的司令部。上尉已经顾不上自己的外表了，因为整个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糟糕的状态”之中。尽管他身材高大挺拔，但是现在他的体重却只有120磅。他的双颊深陷，就像每位在合围圈中的人一样，他已经很多天都没有刮过胡子了。他的黑色的装甲兵制服又脏又破，他的野战靴外面缠满了布条，以此来防止冻伤。身着野战灰制服的施塔尔贝格(曼施泰因的副官)被眼前的这位上尉的外表吓了一跳。“施塔尔贝格盯着我，让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在想，‘这个家伙身上有虱子吗？’——我的身上当然有虱子——他小心谨慎地和我握了握手。”
施塔尔贝格直接将他带去见曼施泰因，元帅对他的欢迎显得要友好得多。这位陆军元帅立刻从他的桌子边起身，绕过来毫不犹豫地与上尉握手。他手拿电文，向年轻的上尉询问着合围圈里的最新情况。在弗赖塔格－洛林霍温看来，元帅似乎上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
曼施泰因告诉弗赖塔格－洛林霍温他将被派到米尔奇元帅的特别参谋部去，帮助改善空中补给线。上尉得首先到冯·里希特霍芬上将那里报到，然而在得知上尉到达的消息之后，上将却说自己太忙，没有时间见他。另一方面，尽管上尉并没有奢望产生什么好感，然而身为“老纳粹”的米尔奇元帅却表现的“更具人情味”一些。他被弗赖塔格－洛林霍温的样子吓了一跳。“我的天，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在询问了斯大林格勒的情况之后，米尔奇说，“现在，你必须好好地吃上一顿饭。”
他下令必须给弗赖塔格－洛林霍温安排特殊的食物，包括肉、黄油，甚至还要加上蜂蜜。这名筋疲力尽的年轻装甲兵指挥官随即被带到豪华专列上的一间卧铺车厢休息。“这是九个月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床，我没有时间去管我身上的虱子，毫不犹豫地倒在了白色的床单上，心想明天一早再去除虱站吧。多么舒适和温暖呀——外面是零下20度——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比呀。”
起先，那些从合围圈中来到米尔奇的特别参谋部工作的官员们对这里充足的资源和充沛的人手一时间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可是他们还是不清楚他们能够为空运做些什么。“能不能一辆接一辆地往里运坦克？”在与米尔奇第一次会面的时候，胡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就像从未进入过合围圈的人一样，米尔奇根本无法准确地掌握合围圈中的条件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1月18日，米尔奇收到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的电报，告诉他第6集团军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因为他们的油料和弹药都已经消耗完了。于是米尔奇打电话给戈林说：“这些坚守要塞的人似乎已经陷入了惊惶失措之中。”他接着说道，曼施泰因也是这样认为的。尽管远离战场，但是两人似乎同时都本能地对这个已经被抛弃的集团军产生了怜悯之心。
让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发挥它的最大意义，是留给柏林的元首统帅部和宣传部的一个难题。“斯大林格勒合围圈里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戈培尔在三天前的会议上这样肯定地说，“德国新闻界一定为这场在斯大林的城市进行的伟大战役的胜利准备好了报道——如果有必要的话会发增刊。”这种“胜利”当然是指精神上的胜利。
斯特雷克的参谋长赫尔慕特·格罗斯库特是合围圈中反对现政权的最积极的人物，他认为应该将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告诉那些高级军官，以便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他设法给自己最信任的一位同僚伯爵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少校送去了一个消息，瓦尔德泽直接到了位于柏林本德勒大街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找反对派中的一名军衔最高的军官奥尔布里希将军，接着又与退役的贝克将军会面，告诉他们这则“只有立刻采取打击”希特勒的行动，才能挽救第6集团军的消息。贝克让瓦尔德泽直接到巴黎去找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和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然而，龙德施泰特那令人“十分沮丧”的回答，让瓦尔德泽就此放弃了所有的努力。
格罗斯库特在1月20日给他的兄弟发了最后一封信，这天恰恰是他的女儿苏西的生日。“我的女儿很快就会失去父亲，就像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一样。”他这样写道，“痛苦还在继续着，并且将越来越糟糕。我们已经被迫退到了狭窄的西部地区，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将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不仅是因为命令，更因为我们听说俄国人会杀死所有的俘虏，对这点我颇为怀疑……人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所有的诺言都是空话一句。”
第6集团军司令部感觉到，米尔奇的参谋部根本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前线已经没有一个健康的战士了，”那天的报告这样写道，“每个人都至少忍受冻伤带来的折磨。第76步兵师师长昨天到前线去视察，发现一路上都是活活被冻死的士兵的尸体。”
1月20日的早晨，苏军的新锐部队又发起了新的一轮进攻。第65集团军突破了德军在贡恰拉西北的防线，并在那天晚上占领了这个地方。这样，几英里之外的古姆拉克，便成了攻击的主要目标。
第二天晚上，机场人员和附近的司令部人员的撤离，在喀秋莎火箭炮的轰击下乱作一团。那天晚上，米尔奇的参谋部接到了来自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封电报：“从1月22日凌晨4点开始，古姆拉克机场不能再使用了。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斯基飞机场的跑道将正式启用。”这是一种乐观的说法，其实斯大林格勒斯基的跑道根本不能起降大型飞机。从那时开始，保卢斯将军只好听天由命，并且很显然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一名刚从合围圈返回的空军少校向米尔奇元帅报告说，保卢斯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任何援助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命该如此，我们的士兵已经没有任何力气抵抗了。”当这名少校试图用简短的语言向他汇报坚守在西部战线的顿河集团军的情况的时候，保卢斯说道：“死人是不会再对军事历史有任何兴趣了。”
由于油料缺乏，500命伤病员被迫滞留在了古姆拉克机场的野战医院里。1月22日凌晨时分，他们看到了远处地平线上的俄国步兵，以一种“猎捕野兔”的阵势向前挺进。当敌人行进到步枪射程范围之内的时候，奉命保卫机场的第9高射炮师的军官们匆忙登上了机场的最后一辆汽车。大约前行了一百码左右，他们发现了一名从野战医院爬出来的士兵，他的双腿已经被截肢，正坐在雪橇上努力向前蠕动。空军军官们停了下来，应士兵的请求将他的雪橇绑在了汽车后面，可是，只要车子一开动，他的雪橇马上就翻倒了。一位中尉建议，让伤员爬在汽车的前盖上，因为车上已经没有可以容纳他的地方了。这名伤员不愿再耽误他们的时间，此时他们已经处在俄国步兵的射程范围之内了。“不要管我了！”他喊道，“我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这名空军军官明白，他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在这个紧要关头，任何不能行走的人已与死人没有任何差别了。汽车启动了，那名残疾的士兵就坐在车辙附近的雪地里，等待着俄国人过来结束他的生命。
他可能真的被枪毙了，就像沿途的许多伤员一样。共产党作家埃里希·韦纳特试图就此事做出解释，他说“被遗弃的伤残人员”想要跟随其他德军一块走，可是却遇到了“前进中的红军的炮火”攻击。事实的真相是，红军战士，如同德国国防军一样，从未将敌人的伤员看在眼里。有报道称，500名被留在古姆拉克机场的伤员，连同两名患重病的护工和一名师属牧师被苏军屠杀，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红军只是将他们留在那里，让他们依靠“雪水和死马肉”来自生自灭。10天之后，活下来的人被送到了贝克托夫卡战俘营。
对于这些败退的士兵来说，越是离斯大林格勒近，失败的景象就越是可怕：“放眼望去，随处可见被坦克碾死的士兵、无助地哭喊的伤员、冻僵的尸体、因为油料耗尽而被抛弃的车辆，以及被炸毁的大炮和各种各样的军事装备。”路边的死马身上的肉早已被撕光。士兵们都希望能碰上一个装满补给物资的空投箱，可是这些物资要么就是在落地的时候被哄抢一空，要么就是落在雪堆里根本找不到了。
尽管中心阵地的溃败已经无法阻挡，可是在很多区域，德军部队仍旧在顽强地战斗着。1月22日早晨，第297步兵师的残部从沃罗波诺沃地区向斯大林格勒南郊撤退。布鲁诺·格贝勒少校和他的残部等待着来自苏军的另一场屠杀。他们唯一的炮火支援是由一名军士指挥的几门榴弹炮，军士奉命只有在俄国人前进到200～250码的范围内才能开火。7点刚过，当格贝勒营的士兵们正在掩体中躲避敌人的炮火的时候，一名哨兵发出了警报：“少校先生，他们来了！”
格贝勒急忙大喊“俄国佬”！士兵们迅速冲入他们的火力射击点。一大群身穿雪地伪装服的步兵正在向他们冲来，嘴里喊着“乌拉！乌拉！乌拉”！当德军掷弹兵的轻机枪、步枪和冲锋枪一齐开火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俄国兵距离他们只有40码远。俄国人伤亡惨重。“第一波敌人被打死或者被打倒了，第二波也是如此，紧接着第三波敌人也冲上来了。在我们的阵地前面，苏联人的尸体堆积如山，正好成了我们阻挡敌人子弹的沙袋。”
俄国人没有放弃进攻，他们只是改变了进攻方向，集中全力攻击侧翼分队。在9点30分的时候，他们击溃了左翼罗马尼亚军队的防线。一枚反坦克枪子弹击中了格贝勒身边站着的副营长，立刻要了他的命。格贝勒也感到自己的左肩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的文书菲尔德威贝尔·施密特也被同一支反坦克枪击中，子弹直接射穿了他的钢盔。愤怒的格贝勒，将一挺卡宾枪架在面前的雪墙上，用他没有受伤的胳膊和肩膀奋力还击。
另外一波俄国步兵的进攻开始了，格贝勒高呼着让他的部下们开火。一名军士长使用一架轻型迫击炮轰炸敌人，可是射程太短，再加上迎面的风来势凶猛，居然将几发炮弹吹落在了自己的阵地上。最后，在坚守了七个小时之后，格贝勒看到一面俄军军旗出现在了他们身后的水塔上。他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他召集营里剩下的士兵向斯大林格勒市区退去。在城市里面，他们为毁灭和崩溃的景象感到震惊。“天气实在太冷了，”其中一名士兵写道，“我又被这样的场景包围着，就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般。”
1月22日，也就是戈培尔企图用“全民战争”为发生在斯大林格勒市的惨案做开托的时候，第6集团军接到了来自希特勒的电报，从而彻底地对自己的生命不再抱任何幻想。电报说：“绝对不能投降。部队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果可能，召集仍旧有战斗力的部队继续坚守已被削弱的要塞。勇敢和顽强地坚守住要塞，以便为建立新的阵线和发动反攻赢得时间。这样做，将会让第6集团军在德国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