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式的圣诞节”·第十九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关于在12月下旬突围的讨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那便是圣诞节即将到来了。恐怕没有一支国防军部队比身陷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更在乎这个节日的了。在草原下面的掩体中，士兵们怀着极大的热情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做准备，根本感觉不到那种想要突围出 去的急切心情。人们借助白日梦来逃避现实中的冷漠和饥寒交迫带来的痛苦感受，或许其中还掺杂着希特勒极力鼓吹的那种“要塞”精神。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诠释远在异乡的士兵们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的渴望之情。
早在霍特的装甲部队北进到梅什科瓦河之前，迎接圣诞到来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展开了，而且士兵们从未放慢过脚步，即便是炮火声已经近在咫尺。早在12月初，人们就开始储存小块食物，不是为了准备突围时用，而是为了举行圣诞宴会或者是当做圣诞节礼物。第297步兵师某部还杀了一匹驮马，制成“马肉香肠”当圣诞礼物。没有常青树枝，于是士兵们就用大草原上的野草编织成基督降临时戴的花环，小型圣诞树则是士兵们用木头雕刻的，为的就是营造出“近似于家的感觉”。
思乡之情并不是士兵们的专利。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在他新挖的掩体中摆放了一棵圣诞树，树下放着一个摇篮，里面躺着他刚刚出生的“合围圈宝宝”的照片。他在写给年轻妻子的家信中，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遥远的俄罗斯，以德国方式”来度过圣诞前夕的。战地俨然一副家的模样。“每个人都想方设法地带给别人一点欢乐，”在走访了每个掩体之后，中将这样写道，“在前线的这种情真意切的战友情谊，让我莫名感动。”一条节日标语写着：“战友深情，铁血铸成”。这与战争的氛围倒是非常吻合，可是与圣诞节就格格不入了。
另一个深受这种气氛感染的人是第16装甲师的军医库尔特·罗伊贝尔。36岁的罗伊贝尔，是一位神学士，他是阿尔贝特·施魏策尔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业余画家。他将自己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草原中的掩体布置成了一个画室，并且在一张缴获的俄军地图背面画画——这是当时能找到的唯一一张大纸。这副作品，现在陈列在柏林恺撒·威廉纪念教堂里，名叫《要塞圣母》。画上的母亲身体蜷缩、双臂环抱保护着自己的孩子，旁边写着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名言：“Light，Life，Love(光明，生命，爱)”。当这幅画完成之后，罗伊贝尔将他悬挂在掩体中，每位走入掩体的人，都会驻足凝望，许多人还流下了眼泪。让罗伊贝尔感到局促不安的是——没有一位画家能对自己的天赋如此满意——他的掩体成为了一处圣地。
在这个圣诞节里，那种真诚的和本能的慷慨展露无遗。一名中尉将自己仅剩的香烟、信纸和面包，都分发给了部下。“我一无所有了，”在他的家信中这样写道，“然而，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我永远不会忘记它。”除了互赠香烟外，人们甚至还将自己最需要的面包也拿出来和别人分享。还有一些士兵，极其认真地为同伴雕刻悬挂武器装备的木器。
圣诞前夜，罗伊贝尔的钢琴家营长拿出自己储存的最后一瓶汽酒，分给了病房里的伤员们。可是，就在所有的酒杯都被盛满之际，四颗炸弹在掩体外爆炸了。大家本能地卧倒在地，杯中的酒全洒了。医官急忙抓起急救包冲出掩体救治伤员——一死三伤。这名阵亡的士兵当时正在高唱圣诞颂歌《阿，上帝，多么欢乐》。节日庆典在这次并不意外的爆炸中提前结束了。不久之后，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就发现，在圣诞节凌晨时分，自己就已经处在苏军全面进攻之之中了。
那天晚上，最传统也是最受欢迎的歌曲是《平安夜》。伴着掩体微弱的烛光，士兵们“沙哑的嗓子”不停地吟唱着这首歌曲，歌声中还夹杂着那些因为想家而低声哭泣的声音。前来巡视前线阵地的斯特雷克将军也被深深地打动：“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中，今晚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夜’……一个真正展现了战友之间兄弟情谊的平安圣诞夜。”高级军官的巡访，之所以受到下级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会带来礼物。一名装甲师的军士长这样写道：“师长给我们一人倒了一大杯酒，同时还送了一块巧克力。”
在那些暂时还没有敌军攻击威胁的阵地上，士兵们挤在某个掩体中，收听“大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圣诞节目”。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听到广播中传出一个声音：“这里是斯大林格勒！”接着便开始播放合唱《平安夜》，似乎这些演唱者就在伏尔加河前线。一些士兵认为，这种“善意的欺骗”在目前的战况下是非常必要的；另一些人则对此非常愤怒，在他们看来，这种手段是在拿他们的家人和全德国人民开玩笑。戈培尔早已表明，这该是一个“德国式的圣诞节”，为的是传递一种责任和节俭的观念，或许还是让德国民众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的消息有所准备的一个暗示。
圣诞节早上7点，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48小时里，没有任何运送补给的飞机出现(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事实)。补给物资和燃料马上就要枯竭。”就在当天晚一些时候，保卢斯向顿河集团军群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立刻被送交给了蔡茨勒将军：“假如在以后的几天中我们收不到更多的补给物品的话，那么因为饥饿而死亡的人数将会急剧上升。”
第6集团军以为，是暴风雪阻止了前一天的空运行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苏军巴达诺夫的坦克在圣诞节的早晨，袭击了塔钦斯卡亚机场。曼施泰因的司令部也没有将苏军的四个集团军向驻扎在梅什科瓦河畔的霍特装甲部队发起进攻的消息告诉第6集团军。12月26日，当108吨补给物资运抵合围圈的时候，第6集团军司令部发现，其中有十吨欢庆圣诞节的糖果，但是却没有一点儿的燃料。
一旦有时间，士兵们都会静静地坐下来给家中写一封圣诞贺信，借此表达他们的祝福之情。“在我们的心中，希望永存，”第44步兵师的一位医生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一切都会改变的。”这句话代表了无数德国军人的心声，然而却并不代表对战局有更多了解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的心声。“圣诞节并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快乐，”几天后，保卢斯在家信中对自己的妻子这样说道，“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节日的庆典最好还是不要搞……在我看来，一个人绝对不能过多地奢望于运气。”
德军与苏军家信中所表达的情感差异在圣诞节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德国人的信件充满柔情以及对故乡和家人的想念，让人痛心，而俄国人的信件满是爱国之情以及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的决心，让人敬佩。“亲爱的！”一位红军战士在圣诞前夜给妻子写信说，“我们正在把这帮土匪赶回他们的老窝。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重逢的日子就要来临。”“嗨，玛丽娅！”一名叫科利亚的红军战士这样写道，“我已经在这里连续作战三个月，保卫我们美丽的……(此处被审查人员勾掉了几个字)。我们已经开始对敌人构成极大的威胁，现在，我们已经将德国人团团包围了。每个星期，我们都要俘获好几千的德国人，在战斗中死亡的德国人更是不计其数。现在，只有最顽固的党卫军在做垂死挣扎，他们蜷缩在加固的掩体中朝外开枪，现在我就要去炸掉一个这样的掩体。再见，科利亚。”
圣诞节那天，气温降到了零下25度，弹坑里的积水被冻得硬邦邦的，阵雪掩盖了沟谷的肮脏。雪地里，在防雨油布和帐篷噼啪的声响中牧师在做着战地弥撒，人们围坐在临时圣坛前听着牧师布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精神上的安慰和意识形态上的是非对错的纠缠，让这些德国基督徒和俄国无神论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合围圈中，圣诞节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节日。第6集团军的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博士拒绝让冻伤的伤员撤离战场，在他看来，这些伤员是为了逃避战斗而故意冻伤的。而更让人不忍目睹的是关押在伏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个集中营中的俄国战俘，从斯大林格勒大谷仓中挖出来的腐烂谷物，是这3500名战俘的唯一食物，因为在德军的口粮供应列表上，压根儿没有他们的名字。集中营中的战俘们圣诞节前的日平均死亡人数不过20人，可是，由于德国官僚机构的种种恶行，导致这一数字在圣诞节后急剧飙升。负责向战俘提供食物的德国军需官声称，伤寒是造成战俘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可是当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一名军官问他，是否存在因为营养不良而导致的战俘死亡事件的时候，这位军需官开始语无伦次，敷衍了事。“在想了一会儿之后，他否定了这种说法。”这位军官这样写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因为在我们的部队中，饥饿致死的事件很快也会出现。”其实，将战俘的命运与德军士兵们联系起来本身就是一个极端错误的托词。犯人们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没有投降的权力。甚至是当绝望的战俘们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之后，德国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的措施，因为那就意味着“拿走德军士兵的食物”。
圣诞节的晚上，“繁星点点，美轮美奂”，但是温度降得更低了。第二天上午，驻守在合围圈东北方向的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开始了他们紧张激烈的战斗。“十几支部队被派去执行反攻击任务，”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牧师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寒风凛冽，气温达到零下35度。”尽管环境恶劣，弹药奇缺，但是这两个师还是摧毁了敌人大约70辆坦克。
12月26日早上，保卢斯又给曼施泰因发了一份电报，电文的开头这样写道：“士兵的伤亡，再加上寒冷和不足的补给，严重削弱了各师的战斗力。”他还警告说，如果俄国人将抵抗霍特部队的战斗力量调回，转而来对付第6集团军的话，那么“我们根本支撑不了多长时间”。
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第14装甲军军长胡贝将军接到命令，要他在12月28日乘飞机飞出合围圈，前往设在新切尔卡斯克的曼施泰因的司令部。在那里，一架飞机正等待着将他送往东普鲁士，参加元首亲自为他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增授双剑的仪式。保卢斯告诉施密特，要他把从油料短缺到医疗设备紧缺的所有问题的“相关文件”都交给胡贝。将军和参谋人员们的希望，也在得知胡贝即将访问拉斯滕堡的消息之后大大增加。胡贝是一位直率的独臂老兵，也是元首倚重的少数几名将军之一。直到此时，大家仍旧不相信，“希特勒会抛弃第6集团军”。
在希特勒看来，为了拯救第6集团军自己已经尽了全力，然而，他对现实情况的控制能力却丝毫没有长进。就在那天，元首统帅部给顿河集团军群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不管运输条件如何的差，他们仍旧将会得到“372辆坦克和突击炮”的补给支援。然而，曼施泰因知道，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罢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塞德利茨的残部还在苦苦地坚守阵地。他们必须对每颗子弹的使用精打细算，为的是能更好地抵挡住敌人的进攻。他们躲在深深的地下室和掩体中，为的是让自己更暖和，更为的是躲避苏军的炮火攻击。“他们挤在那里，就像是石器时代毛发长长的野人一样。”格罗斯曼这样写道，“他们在烟雾缭绕、漆黑一片的掩体中狼吞虎咽地嚼着马肉，正是他们将外面这座曾经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
“敌军突击部队活动频繁”的字句常常出现在第6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来自达姆施塔特的28岁警官汉斯·乌尔班，当时服役于黑森的第389步兵师，他后来提供了12月底斯大林格勒北部战斗的详细资料。
通常，敌人是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在重炮和迫击炮的轰击后发起进攻。如果他们从我们的手中夺走两三个掩体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又把它们夺回来。12月30日，在无数次这样的拉锯战之后，我受命带领速射火力组向前推进。我们九个人，利用手中的机枪，成功地阻断了来自斯帕尔塔诺夫卡的大约300名敌军的进攻。原来镇守在这个地域的人现在只剩下20名步兵了，他们已经被不断的战斗拖垮了，根本帮不上我们什么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动了放弃阵地的念头，我的两支机枪也失去了原本的威力。敌人很擅长利用地形和废墟，我们必须把敌人再放近20码才能开火。至少有22名敌人倒在了我们的阵地前，幸存的俄国人试图借助手榴弹来把我们赶出阵地。元旦那天的早晨，东方刚露鱼肚白，俄国人又派遣了三个连的兵力对这一区域展开攻势。我们很难准确判断他们的位置，因为他们从地洞里、残垣断壁后面和碎石瓦砾中射击。我们利用两挺机枪组成了交又火力攻势，敌人的损失非常惨重。一名苏联迫击炮手被打死，尽管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们还是操起了敌人的武器来攻击敌人。一场战斗下来，我们精疲力竭，虚弱不堪，可是我们却连掩埋战友尸体的地方都没有，因为四周都躺满了冻得僵硬的敌人的尸体。
与给妻子的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保卢斯在给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中，签发了一份致第6集团军全体将士的新年献辞：“我们的胜利意志无人能挡，新年的到来必将带来我们的解放！我虽无法确定这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元首绝对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我相信他一定说到做到。”
还得多谢希特勒坚持使用德国时间，俄国人的新年比德军提前了两个小时。正在扑克牌桌上的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被晚上10点左右“一场宏大的烟花秀”惊扰了——苏联军队开始了他们的“新年庆祝活动”。
丹尼尔斯此刻的心情似乎很不错，不久前他才被提升为中将，并且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他还收到了一件来自保卢斯的意想不到的新年礼物——一瓶富利堡出品的香槟酒。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好几名将军看来，升官受奖远比第6集团军的命运更重要。
在德国新年来临之际，天空中只出现了少得可怜的几发照明弹，高爆弹药是绝对不能浪费掉的。合围圈中的最后一批酒也被打开，人们在“新年快乐”的祝酒声中迎接新年的到来。而苏军根本不用限制弹药和烈酒的供应。“庆祝新年的到来真好，”水兵维克多·巴尔索夫这样写道，“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就喝了半斤伏特加。食物也鲜美无比，早晨的时候，为了防止头痛，我又喝了四两伏特加。”
德军士兵们极力想要淡忘自己的不幸，在他们开来，厄运会随着旧的一年过去，好运会在新的一年到来。“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不幸的是，今夜又该我去站岗了。我只希望在新的1943年里，不再像在1942年那样的沮丧。”
一种近乎偏执的乐观情绪，随着希特勒给保卢斯(Paulus)和第6集团军的新年贺词的公布而在合围圈中产生了，也只有那些本来就多疑的人，才能发现贺词本身的空洞无物：“我代表全体德国人民，向你，和你勇猛无畏的军队致以新年的最诚挚的祝福。我对你们目前的危险处境十分清楚，你的部队的英雄业绩让我敬佩万分。无论如何，请你和你的士兵们放心地迎接新年的到来，我和全体德国国防军将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解救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者们，你们的坚强不屈将成为德国武装力量历史上最辉煌的功勋。阿道夫·希特勒。”
“我亲爱的元首！”保卢斯立刻做出了回应，“您信心百倍的新年贺词，让这里的官兵斗志高昂。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请您放心，从最年长的军官到最年轻的掷弹兵都将坚守阵地，在您的信念的鼓舞下，为最后的胜利贡献绵薄之力。保卢斯。”合围圈中的许多士兵，在新年家信中都表现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我们不会任由自己的意志消沉，我们坚信元首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一位上尉这样写道。“我们对元首忠心不二，一定会坚持到胜利的最后一刻。”一位军士长这样写道。“元首知道我们的担忧和需求，”一名士兵这样写道，“他将继续努力——对此我确信无疑——尽快地帮助我们。”即便是斯特雷克这样多疑的将军，似乎也受到了这份新年贺电的影响。“新的希望正在向我们走来，”他写道，“大家对目前和以后的战况信心十足。”
另外一方面，保卢斯为此时苏军越来越具有鼓动性的宣传攻势感到非常头疼。顿河方面军第7司令部负责“战场宣传”，他们将宣传攻势的矛头指向了德军第44步兵师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的第376步兵师。
1月3日早晨，保卢斯前往奥地利第44步兵师的司令部，“一路上听的都是被苏军俘获的第44步兵师的俘虏们播报的内容”。这些俘虏提到了食物和弹药短缺的问题，也提到了巨大的伤亡情况。“司令官，”第6集团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希望您能发布命令，提醒一下全体官兵，参加类似的播音活动会带来的严重后果。任何参与播音的士兵都应该清楚，他们的名字将被记录下来，他们将面临的是军事法庭的审判。”就在保卢斯与师长德布埃中将谈话的同时，“苏军坦克的猛烈攻势”又一次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保卢斯前往“要塞区”的罗马尼亚部队阵地视察，因为缺少衣服，“特别是靴子、裤子和袜子”，罗马尼亚士兵的冻伤人数非常多。而逃兵数量的激增，终于让保卢斯下定决心：“必须对俄国人散布的罗马尼亚语传单进行有针对性的反宣传攻势。”
德军部队的营、连战斗力量非常薄弱，很多军队只剩下了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番号。合围圈中共有15万名士兵，可是前线部队的士兵人数还不到1／5。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很多连队只剩下十二、三个能够上战场的士兵了。部队中的幸存者们被重新组成了一支战斗团。军士长沃尔劳率领的装甲掷弹兵连队仅有几名幸存者了，他们与“德国空军的连队和哥萨克排”混编在一起，被派去镇守卡尔波夫卡附近的一处阵地。那是一处环境十分险恶的地方。地图上清楚地标示着，这个“鼻子”是合围圈向西南方向突出的一块地方，一旦俄国人决定彻底消灭第6集团军，那里将会是俄国人第一个进攻的目标。
年初的几天里，天气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但俄军战士们憎恨暖和的天气。“我不喜欢斯大林格勒的气候，”水兵巴尔索夫这样写道，“天气总是阴晴不定，我们的步枪都生锈了。天气刚一暖和，就开始下雪了，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湿漉漉的。瓦伦基(防雪毡靴)也湿透了，可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把它们弄干。”1月5日那天，气温重新降到了零下35度，他和他的战友们因此而感到非常高兴。
苏军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冬季装备的优势，采取了一种更加成熟的战术。“俄国人首先进行了试探性的攻击，”一名德国空军的联络军官这样写道，“如果他们突破防线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挖新战壕。因为食物缺乏，士兵们根本没有体力去挖掘战壕，更何况地面被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继续被围困在开阔的草原上，将会有更多士兵死去。1月6日，保卢斯给蔡茨勒将军发了一封电报：“军队正在遭受饥饿和寒冷的折磨，没有弹药，也没有可以使用的坦克了。”也就是在这一天，希特勒授予施密特将军骑士十字勋章。
事到如今，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成定局，于是苏联派遣了新闻记者，前往位于扎瓦里基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一个来自首都的苏联作家代表团参观了第173步兵师。这个师的战士来自莫斯科的基辅斯基区，其中大多都是知识分子。“站在第65集团军的指挥部里，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和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观看了该师对卡扎奇岗(合围圈西北方向的一个鞑靼人的墓地)进攻的全过程。
早在霍特的营救行动在梅什科瓦河被苏军击溃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催促他的将军们制订彻底消灭第6集团军的作战计划了。12月19日早上，他打电话给负责监督“小土星行动”实施的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告诉他立刻前往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沃罗诺夫选择了靠近罗科索夫斯基“地盘”附近的区域驻扎下来，这个地方正好位于扎瓦里基诺村和梅德维德诺村之间，将军的住所和指挥部就设在一所“五面墙”的民用小木屋里，中间用墙隔开。画有苏军标记的美式威利斯吉普车载着两位将军在冻得坚硬无比的路上上下颠簸着，前往视察部队，并鼓舞士气。
沃罗诺夫迅速组织了一个计划编制参谋小组，以便研究一套可行的作战方案。他坚持认为，尽管斯大林要求两天之内就制订出一个结果，但是沃罗诺夫还是坚持要首先亲自视察一下地形。沃罗诺夫前往第57集团军司令部的当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途中，一群德国容克运输机在大约9000英尺高的天空飞过他的头顶，没有任何护航的战斗机。可是这个区域的俄军高射炮兵的反应出奇慢，苏军的战斗机也是姗姗来迟，结果，一架容克飞机都没有被击落。最让沃罗诺夫生气的是，地面的观察哨、高射炮兵和战斗机中队之间的协调作战能力差到了极点。负责防空作战的中将吓得急忙采取补救措施。
回到扎瓦里基诺之后，沃罗诺夫再次研究了地形状况。德军的抵抗行动在12月初展开了，可是尽管如此，顿河前线的参谋部长I．V．维诺格拉多夫还是没有修改自己对驻扎在合围圈周围的战士统计数字。他上报的数字是8.6万人，可是被告知这一数字并不准确。这个数据让红军情报部门十分头疼，尤其是当他们的对手NKVD后来就此事对他们加以指责挖苦的时候，更是让情报部门十分尴尬。
12月27日，“指环行动”的计划草案完成了，并立即被送往了莫斯科。可是，第二天，沃罗诺夫就被告知要重新写一份计划，因为斯大林坚持要求，第一阶段的进攻，应该集中在西南方向的卡尔博夫卡－马林诺夫卡的“鼻子”上，而且要从西北方向与东北方向的红军一起同时对合围圈发起总攻，目的是切断斯大林格勒工厂区和北部郊区的联系。
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强调，在“指环行动”实施之前，必须先解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之间存在的竞争局面。“我们应该让谁来负责最后消灭敌人的任务？”他问道。有人提议让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此重任，斯大林询问朱可夫的意见。
“叶廖缅科会有受伤之感的。”朱可夫强调说。
“我们不是高中小女生，”斯大林反驳道，“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我们应该让能够担此重任的人去指挥战斗。”朱可夫受命将这个让人不愉快的消息告诉叶廖缅科。
最终，罗科索夫斯基成了总指挥，负责实施对第6集团军的最后剿灭行动，供他指挥的共有47个师，5610门野战大炮和重型迫击炮，以及169辆坦克，而且，还有300架战斗机配合他麾下的21.8万人作战。但是，斯大林没有耐性的缺点又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在对匈牙利第2集团军进行打击的问题上。让斯大林暴跳如雷的是，他被告知，因为运输困难的问题，部队的增援、补给物资和弹药的运输速度大大减慢。沃罗诺夫请求将实施计划的时间延迟四天，斯大林的挖苦令他难以接受：“你应该坐在你的椅子上，等着德国人来把你和罗科索夫斯基抓走！”尽管极不情愿，但是斯大林还是同意将进攻时间延迟到了1月10日。
合围圈以外的德军指挥官们一直在猜测苏军下一步的动向，第8空军司令官菲比希将军在与里希特霍芬进行一番长谈之后疑惑地问道：“为什么俄国人没有像捏碎一颗熟透的水果一样摧毁合围圈呢？”顿河方面军的红军指挥员们，也对迟迟没有展开的进攻行动感到惊讶，并且非常急切地想要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接到进攻的命令。然而此时，沃罗诺夫却接到了来自莫斯科的一个通知，要求他准备一份对第6集团军的最后通牒。
沃罗诺夫在1943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将这份送交给保卢斯的最后通牒起草完毕。来自莫斯科的电话不断响起，斯大林对这份草案作了必要的修改。当草案全部修改完之后，由顿河前线指挥部的“沃尔特·乌尔布赖希特反法西斯战士”把它翻译成了德语。与此同时，NKVD的人和红军情报机构的维诺格拉多夫上校又拉开了互相竞争的帷幕，竭尽所能地物色前往德军一边劝降的合适人选。最后，双方互作让步，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1月7日下午，军队情报机构的陆军少校亚历山大·米哈伊诺维奇·斯梅斯洛夫和NKVD机构的陆军上尉尼古拉·德米特列维奇·佳特连科，被召唤到了一起。在召见佳特连科的时候，维诺格拉多夫突然问道：“你是一个Khokhol吗？”Khokhol，或者“长毛鬼”(tufty)是对乌克兰人的一种侮辱式的称谓，俄罗斯人常常用此来粗鲁地嘲笑他们的传统发型。
“不是，上校同志。”佳特连科坚定地回答道，“我是一个乌克兰人。”
“那么就是说，你看起来像是一个俄罗斯人喽？”维诺格拉多夫大笑道。“很好，你够资格代表红军去和法西斯会面。”
之后，在参谋长马利宁将军的短暂召见之后，沃罗诺夫亲自接见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或许是因为斯大林对此事非常重视的缘故，两位将军不停地询问是否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这项来自莫斯科的指令。然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对特使的任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就连佳特连科(Dyatlenko)本人也承认，他对特使的理解，仅限于从索洛维约夫的戏剧《库图佐夫元帅》中了解到的一点点皮毛。
“好吧，小伙子们，”沃罗诺夫说，“你们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大将同志！”两人齐声回答。
马里宁命令前线军需部长为这两位军官寻找一套合身的苏联军服，为的是给德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军需部长保证会让他们“穿得像新郎一样”，然后“像魔术师那样”对两位特使眨了眨眼。在沃罗诺夫的默许下，他召集前线指挥部所有将军的副官到他的驻地集合。他命令他们脱去衣服，然后让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依次试穿每个人的军服和军靴。很快，两位特使就找到了合适的衣服，然后与维诺格拉多夫一同坐上了参谋部的一辆威利斯车。他们被告知，前方目的地是第24集团军防区内的科特鲁班火车站。
这个地区的苏军已经接到了命令，从黄昏开始停止射击。然后，红军大喇叭不分昼夜地播放着由乌尔布赖希特的反法西斯战士拟就的一条消息，让德国人准备好迎接苏军的停战特使。1月8日早晨，一切枪声都停止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在一名带着白旗和三声调军号的高个下士指引下向德军前沿阵地走去。在他们朝着前线走的途中，“冰雪覆盖的草原上是死一般的寂静”。下士吹响军号，目的是想提醒对方：“注意！注意！特使来了！”在前行到100码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枪声。三个人急忙卧倒，躲在雪地里红军侦察部队用于夜间观察敌情的一堵矮墙后面。“新郎”制服很快就变得褶皱不堪，在寒冷的侵袭下，单薄的制服让他们感觉寒冷无比。
当枪声渐渐停止后，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起身，小心翼翼地继续向前走去。下士也起身，一边挥舞着白旗，一边吹响着军号。德国人的机枪又开始扫射了，但却没有直接对准特使。很显然，他们是希望俄国特使能知难而退。在几次尝试之后，狂怒的维诺格拉多夫发出信号，决定取消这个小孩游戏般的行动。 [ 注：事后，保卢斯声称，自己从未下令对俄国人的停战旗开火，但是施密特却极有可能这样做。 ]
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返回前线司令部做了相关报告，对此次任务的失败感到非常尴尬。“为什么你们如此垂头丧气，同志们？”沃罗诺夫问道，“事实上，不该是我们前去要求他们接受我们的停战请求，而应该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因此，只要我们再给他们多吃一点炮弹，他们就会乖乖地来求我们了。”当天晚上，苏军战机飞过德军阵地，撒下了印有给保卢斯最后通牒的传单，同时撒下的还有一份给“德国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通知，两份文件都是由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签署的。为了引起德国人的注意，伴随着这些传单从天而降的“还有苏军的炸弹”。红军广播也播出了这份文件的内容，是由埃里希·韦纳特朗读的，使用的是德军常用的广播频率，很多德军无线电话务员都收听到了这份文件的内容。毫无疑问，德国人肯定读了这些传单的内容。第305步兵师的一名上尉，在被俘后交代，军官们和士兵们一样，都偷偷地看过苏军传单的内容，而不顾可能受到的严厉处罚，“因为禁果是无比甜美的”。有时，德国人还会找来一个信得过的希维人，让他将俄文传单的内容翻译给自己听。“所有人都知道这份最后通牒。”这名上尉这样总结道。
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只在前线司令部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被叫醒了，时间是午夜时分。此时，一辆参谋部的吉普车正在外面等候着他们，他们急忙穿上自己的衣服(副官们已经收回了他们的衣服)。当他们来到情报部的时候，他们发现维诺格拉多夫上校已经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而他们自己也已经被授予了红星勋章。维诺格拉多夫开玩笑地说，之所以得到晋升，是沾了自己在“服役期间穿破的那些裤子”的光，同时他还说，如果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能够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将会得到一枚更重要的勋章。
两名特使被告知登上参谋部的一辆小车，同行的有维诺格拉多夫和接替他继任情报部长的军官。当他们再次在夜色中驱车前行的时候，两位刚刚得到晋升的将军哼着小曲，“不停地拿其他将军们的趣闻轶事开着玩笑”。(出于礼貌，佳特连科并没有将他们醉酒的状态记录下来，但是很显然，这两位将军同志已经为自己的晋升庆祝过了。)参谋部的车在冻僵的泥土路上上下颠簸着，将军们口中的小曲不停地被打断。他们从合围圈南面绕过，跨过顿河向西，然后再从卡拉奇绕回到顿河东岸，最后进入第21集团军驻守的区域，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黎明到来之前，他们到达了第96步兵师的指挥部，这里距离西面的马林诺夫卡只有几英里。
就像被判刑的囚犯一样，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其标准是按照“政府部长的标准”提供的。维诺格拉多夫没有让上第二份，并要求两人做好出发准备。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那面白旗已经还给了前线司令部的军需部长。必须做一面新旗帜，于是师长的白色床单被胡乱地钉在了洋槐树枝上，暂时充当白旗。
参谋部的车载着他们来到前线，停在了一个平谷里，从这里开始，大家步行继续向前。一名带着军号的年长准尉加入了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的行列，他介绍自己道：“军乐排排长西多罗夫”。一名中尉自告奋勇护送他们通过雷区——“因为我的性命没有你们二位的重要。”他解释道。
在前线的战壕中，三位特使穿上了早已预备好的伪装服，启程穿越浓雾弥漫的辽阔草原。前方二三十处小雪堆，是冻僵的尸体。维诺格拉多夫和另外两名将军登上一辆俄国坦克的残骸，观察着特使们行动的进展状况。西多罗夫吹响了军号，在佳特连科听起来，这号声与其说是“注意！注意”！不如理解为是“军人的葬礼号”。
他们离德军阵地越来越近了，近得都能看见敌军晃动的手指。看起来好像前线的掩体和战壕都经过了重新加固。西多罗夫摇着白旗，再次急促地吹响了军号。“你们想要干什么？”一名德军准尉喊道。
“我们是红军司令部派来的休战特使，”佳特连科用德语喊着，“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要向你们的总司令当面递交一份文件。我们请求你们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来接待我们。”
“那你们就过来吧。”那名德军准尉喊道。几个黑影从战壕中冒出，枪口齐刷刷地对准了他们。佳特连科拒绝前行，除非对方的军官出现。在这个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双方都变得焦躁不安。最终，德军准尉起身到后方去寻找他的连长。当他一离开，德军士兵们就站起身来拿俄国人开起了玩笑。“俄国佬！过来，过来！”他们高喊道。一名浑身缠满破布条的矮个子士兵，爬上胸墙开始了他的滑稽表演。他指着自己用一种诙谐的歌剧腔调高喊道：“我就是军官。”
“我看得出你属于哪一类型的军官。”佳特连科反击道，这话引起了德军士兵的一阵大笑。那名表演滑稽剧的家伙，被同伴拉住脚脖子，拽回了战壕里。斯梅斯洛夫和西多罗夫也大笑了起来。
最后，准尉回来了，同时到来的还有三名军官。其中最年长的军官礼貌地询问他们想要干什么。佳特连科说明了来意，并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按照国际法的惯例接待他们三名俄国特使，并且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了一些细节上——是否军士们要脱掉雪地伪装服和是否要蒙上双眼——在被允许继续向前走之前，这些问题都是要解决的。在双方军官互致军礼之后，斯梅斯洛夫拿出了油布包裹的文件包，上面注明一级上将保卢斯亲自开启。几名德军军官低声耳语了几句。那名年长中尉答应带苏联代表前去见他们的团长。昨天，黑色的蒙眼布和白旗都被军需官前线军需官收回了，因此他们只好临时使用手帕和布带子蒙住眼睛。而西多罗夫唯一可以利用的就只有雪地伪装服了，他只好用伪装服将整个脑袋都包起来，在战壕中看热闹的德军士兵们被逗得大笑起来：“贝都因人！贝都因人！” [ 注：贝都因人系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北非沙漠中游牧的阿拉伯人。 ] 他们这样喊道。
那位年长的中尉拉着佳特连科的手为他引路。没走几步，他“语中带笑”地问给保卢斯的文件中写了什么内容：“是要我们投降吗？”
“我无权知道。”佳特连科以沙皇军队的传统方式回答道。双方随即改变了话题。
“请您告诉我，”中尉又问道，“是不是有一位名叫维利·布雷德尔的德国作家，现在居住在普拉托诺夫斯基？这位作家已经连续十天，或许已经是连续十四天在广播中对我们的士兵讲话了。他呼吁士兵们投降，开且保证他们的生命不会受到任何损伤。当然，我的部下对他的讲话只是一笑而过，并没有放在心上。可是，他真的在那里吗？从他的口音，我判断他是汉堡人。究竟是他自己亲自在那里广播，还是只是播放的他的录音呢？”
佳特连科非常想如实回答这个问题。布雷德尔实际上是从属于他的部门的一个德国工作组，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如果他给出哪怕一点点暗示的话，这位中尉就会立刻洞察到他们此次前来的“真实目的”。在这个关键时刻，谈话被一件突发事件打断了。冰面在炮击的作用下变得高低不平，再加上裹着破布的靴子在上面走来走去，又让冰面变得滑溜不堪。佳特连科摔倒了，德军中尉也被撞倒了。听到这个声音后，斯梅斯洛夫大叫了起来。佳特连科连忙安慰斯梅斯洛夫，并向德军中尉道歉。他根本不害怕德国人会设圈套来害他们。“那时，我审讯过的德军俘虏已经有大约一千人了，”他后来写道。“因此，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我了如指掌，我十分确信，这些德国人是不会加害于我们的。”
前来帮忙的德军士兵也滑倒了，大家七仰八叉地摔在了一起。这让佳特连科不禁想起了乌克兰儿童的一种名叫“小朋友们堆人堆，一个接着一个来”的游戏。
军士们的眼睛又被蒙上了，大家继续在冰面上走，中尉继续着关于布雷德尔的话题。佳特连科还是支支吾吾地搪塞着。他告诉中尉，自己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也读过他的书。最后，中尉提醒他小心前方的台阶。
当摘掉蒙眼布后，三位停战特使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四壁都用木头钉住了的精致掩体之中。佳特连科注意到了两袋被水浸泡过的灰色谷物，德军正在试图将他们弄干。“自作自受，你们这些蛇蝎心肠的家伙。”佳特连科这样想，“你们自己把斯大林格勒的谷仓烧掉了，现在你们不得不自己从雪地里挖食物吃。”他还注意到五彩缤纷的明信片和圣诞彩纸，仍旧在掩体中挂着。
一名年长的德军官员走进了掩体，询问特使此次是奉谁之命前来的。“苏联红军大本营。”佳特连科回答道。那名年长的军官离开了掩体，估计是去打电话了。在这名上校回来之前，德军官员们和佳特连科谈论起了圣诞节的庆祝活动。然后他们又谈论起了手枪，德国人非常喜欢佳特连科的托卡列夫手枪。他乘势立刻将手枪送给了对方。直到现在三名特使才意识到，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他们不应该佩戴个人武器去见对方的长官，这让三人感到非常的尴尬。
为了将这种友好的气氛继续保持下去，西多罗夫打开了一包“力士”烟——佳特连科称它是“将军香烟”，这是上级部门特意发给他们的，为的是能给德军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了给对方带来自己身居要职的感觉，西多罗夫递烟的样子做得很潇洒，好像自己从来都是抽最好的烟，而不是那些劣质的莫合烟。”他还让佳特连科告诉德国人，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战争：他参加过“帝国主义战争、内战和现在的伟大卫国战争”。佳特连科希望他能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加上“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来修饰，然而西多罗夫却笑着说：“在这三次战争中，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在如此平和的状态下聊天。”德军军官也有同感，并且认为今天这个小型聚会聚合了整个战线上脾气最好的人。之后，谈话进入了一段沉默之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他们听到了外面大炮的轰鸣声这让俄国人非常紧张。一名德国人冲出掩体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返回掩体责备地对特使们说：“是你们的人。”所幸的是，炮声很快就停止了(后来，停战特使们才知道，那是苏军高射炮兵们开的火，因为他们无法抵挡住飞过他们头顶的德军飞机的诱惑)。
掩体中的气氛，随着等待上校回来的时间而越来越紧张起来。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带来特使们想要的结果——第6集团军司令部根本没有派车来接他们。拿佳特连科的话说，上校的脸上“挂着难以言表的表情——像一条刚刚被打过的狗”。在场的低级军官们似乎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于是纷纷起身，“似乎等待着一份判决书的宣读”。
“我接到命令，”上校对特使们说道，“不能带你们到任何地方，也不能接待你们，更不能接受你们给的任何东西。唯一能做的就是，蒙上你们的眼睛，送你们回到前线，然后交还你们的手枪，并且保证你们安全地离开德军的控制范围。”
佳特连科立刻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不顾违抗命令可能带来的风险，坚决提出要将油布文件包交给一名特别指定的德军军官，而他只要打一个收条就可以了。
“我受命不得接受你们给的任何东西。”德军上校回答道。
“那就请你在这个包上写明，您是根据上级命令，才拒绝接受这封递交给你们集团军指挥官的信件的。”但是上校拒绝了，甚至连碰都不碰一下这个文件包。事情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于是斯梅斯洛夫和佳特连科只好让他们蒙上眼睛，被遣送回前线去。还是那名德军中尉负责给佳特连科带路。
“你多大岁数了？”在离开掩体之后，佳特连科低声问道。
“24岁。”中尉回答道。他们两人只相差几岁。
“发生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个悲剧性的错误。”在片刻停顿之后，佳特连科接着说，“战争迟早会结束的，等战争结束之后，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好吗？”
“我根本不对此有任何奢望之想，”德军中尉说道，“因为根本用不了一个月，你和我都会战死。”
佳特连科说：“难道德国人真的认为俄国人会让你们平安地在温暖的掩体中度过这个冬天吗？”
“不，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来看，你们很可能会发动一场进攻。只是没有人想到规模如此之大，采取的战术又是如此的不同。”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的士兵们对威利·布雷德尔的呼吁不屑一顾。”出于个人的职业敏感性，佳特连科不顾禁止讨论时局的命令，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行事，“可是，当他说到你们无助的处境的时候，难道不对吗？难道他的呼吁还不够诚挚吗？”
“他丝毫没有说错，”中尉回答道，“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当一场完全不被期望的战争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之间进行的时候，谁也别奢望只是依靠在前线耍耍嘴皮子，就能说服对方的军队投降。”
到达战壕之后，三名俄国军官的蒙眼布被摘掉，他们的手枪和雪地伪装服也被交还。双方军官互行军礼之后，俄国人在西多罗夫的旗帜带领下，“穿过让人窒息的寂静”，回到还在坦克残骸旁等待他们的维诺格拉多夫将军的身边。
维诺格拉多夫走到一个小士丘后边带领他们，师部侦察连的指挥官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西多罗夫，”他说，“快给我画一张敌人前线防御的地图。”另外两名停战特使跟随他们走进了小土丘附近的一个掩体中，看着“我们之中年纪最长的，曾与敌人和平交谈的那位特使”准确地画出敌人火力点的分布图。“我不知道是否从一开始他就肩负着这样的重任，”佳特连科后来回忆道，“抑或他正是这方面的行家，但是很显然，他把一切都记下了。”然后，佳特连科和斯梅斯洛夫乘坐参谋部的威力斯轿车返回了前线司令部，同行的还有另外两名将军。因为没有完成任务，更因为这样一来不知道要葬送多少人的性命，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沮丧和疲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