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屋顶的要塞”·第十七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俄国人发动了进攻，决心要把第6集团军分割开来。在激烈的防御战斗中，德军装甲部队剩余的140辆坦克几乎损失了一半。他们最大的不利情况是燃料和弹药的缺乏。12月6日，第1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营就不得不徒步发起反攻，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燃    料来使用半履带式车辆。冯·穆蒂乌斯中尉，一位曾经为自己是最后一个撤过顿河的德国国防军人而骄傲的年轻军官，是这个战斗营的副指挥官。

　　 这次反攻的目标是夺取巴布尔金以北的一座小山，可是突然之间，俄国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却突然出现在丘陵顶部。指挥员立即下令部队撤退。“有条不紊的撤退根本就不可能，”一名军士长后来这样报告说，“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命，敌人的武器在我们后面拼命地开火，我们的作战人员损失了将近一半力量。冯·穆蒂乌斯中尉也负了重伤。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他不停地高喊着‘散开’！”军士长非常肯定地说，中尉的这种做法救了很多人的命，可是他自己却只能绝望地躺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到来。幸存者们都将他看做是“一名真正的英雄”。

　　 多次进攻之后，苏军指挥官们终于意识到，处在包围圈中的敌人并没有被彻底地打败，在西南战线要塞地区的第57集团军伤亡还十分惨重。对苏军失败的解释，耐人寻味。一份报告说：“当在执行对敌防线攻击的任务时，炮兵和步兵没有更好地协同作战”——听起来像是转弯抹角地掩饰同伴的炮火带来的巨大伤亡。“战士们没有充分认识挖战壕的必要性。”这是另外一个无助的观察。由于苏军未能更好地挖掘掩体，导致“德军坦克和飞机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可是无人提及地面被冻得硬邦邦的，还有挖掘工具奇缺的事实。

　　 在后方，NKVD的官员和翻译们通宵达旦地审讯着抓来的德军俘虏，包括第一批逃兵，和被侦察队抓回来的“舌头”。“布尔什维克经常从我们这里抓人，”奥地利第44皇室霍克军团步兵师的一名中尉这样报告道。顿河方面军的情报机关极力想要摸清德军各个部队的士气状况，以便决定集中进攻的主要目标。不久他们便发现，第44和第376步兵师，都是刚撤过顿河而且都还来不及挖好掩体。天气由严霜变成大雨，接着再次转入严霜的多变天气中，大部分官兵们只能住在盖着防雨油布的临时地洞中。NKVD对与民族仇恨相关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据说奥地利人不善于打仗，”12月10日，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博贝格的德军中尉告诉审讯他的佳特连科大尉说，“也许这么说有这么说的道理，但我却不是这样看第44步兵师的。出于历史的原因，奥地利人没有德国人那么刚烈。奥地利人与其他民族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不像普鲁士人那样唯我独尊。”纳粹党称奥地利人是“奥斯特马克 [ 译者注：直译为“东部省”，因奥地利人主要居住在东部省而得名 ] ”，后来，这个词随着奥地利被占领而消失了。

　　 12月初没有大攻势，但是顿河方面军仍旧出动屠夫对地攻击机，持续的对第44步兵师施压。即便如此，第6集团军仍旧保持着高昂的士气，总体来看，锐气不减。就像第16装甲师的另外一名上尉后来报告的那样，在那段时期，“人们根本不怀疑胜利即将到来”。陆军骄子们，尤其是躺在冰雪覆盖的大草原上的骄子们，自娱自乐地称自己住在“没有屋顶的要塞”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是在极权体制下长大的，根本没有要求上级对目前所处的困境状态做出合理解释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元首的保证就是坚如磐石一般的诺言。

　　 不久后，每日供给量急剧地减少，但是军官们和军士长们一再地向他们保证这样的状况不会再持续下去。德国空军将空投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一支由冯·曼施泰因陆军元帅率领的援军，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西南方向前来支援他们。很多士兵也自我安慰，或者是被少数想象力丰富的军官告知，他们将在圣诞节被解救出去。“自从11月22日我们被合围，”第376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我们都盼望在圣诞节前冲出合围圈……一旦这次突围行动结束，俄国的战争也就接近尾声了。”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他们会立刻冲出合围圈，并且会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

　　 那些负责空中补给行动的人员却并不乐观。第6集团军的最高军需官12月7日下发了一份通知：“日需补给量将减少1／3～1／2，以便军队能维持到12月18日。此外，草料的短缺意味着那些体积庞大的马匹将会在1月中旬的时候被宰杀。”

　　 驻守在皮托姆尼克机场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的军官们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清楚地知道，每天至少300架次的空中运输补给，才能维持第6集团军的作战能力，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此刻盘旋在合围圈周围的是红军力量强大、勇猛无比的空中部队，而且还有强大的高射炮火力，时刻准备着向德军笨拙的容克52三发运输机开火。耶顺内克和戈林没有预料到，机场就在苏军的重炮射程之内。然而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天气的因素，虽然有去年冬天的前车之鉴。能见度在未来的很多天都将会是零，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度低得让飞机的发动机根本无法启动，就算是用火来加温也是无济于事。然而，除了里希特霍芬外，德国空军军官们，不论是在合围圈内还是在合围圈外，都不敢如实呈报这一事实。“如果你的言词有任何怀疑倾向，那么你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其中一名军官这样说道。

　　 除了携带燃料、弹药和食物之外——从理论上来说，容克52三发运输机的载重量是两吨，亨克尔Ⅲ则要更少——这些飞机还要从皮托姆尼克机场旁边的野战医院将伤员运出合围圈。也许秘密决定将所有的德国医生都送出合围圈是最让前线军官们失望的事情了，甚至是在运送伤员之前，就将医生们运送出了合围圈，为的是不让他们落入俄国人的手中。尽管保密措施相当的严密，但是听说这一消息的克罗地亚第369步兵团的军官们，极力游说德国空军能让自己的情人混入被撤走的这些护士中逃生。接待这些克罗地亚人的空军中尉被他们的举动所打动，同意帮助他们，可是清高的上校却不答应这样做。“她们的身份并不重要，”中尉回答道，“她们也许是克罗地亚妓女、护士、修女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但她们只能靠这种办法从俄国人手中活命。”不过，上校仍旧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中尉猜想，克罗地亚人也许还是设法将自己的女人们塞上了飞机。

　　 宿营地、掩体和帐篷挤满了飞机场四周，除了野战医院之外，机场周围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司令部和装备着无线电通讯设备和车辆的通讯分队。皮托姆尼克很快就成了苏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重点攻击目标，仅在12月10、11和12日三天中，苏联飞机就进行了多达42次的空中袭击。

　　 尽管俄国飞机频繁地在合围圈上空出没，可他们还是无法确认被自己包围的这支军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大。按照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维诺格拉多夫上校估计，“天王星行动”总共包围的敌人大约在8.6万人左右。然而，包括德国的盟军和希维人在内，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倍半之多——接近29万人。德国的盟军包括两个罗马尼亚师的残部、第100狙击师所属的克罗地亚团和一支意大利机械化运输部队——他们是在最倒霉的时间来到斯大林格勒废墟中去寻找战利品的。 [ 注：当时的统计数字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出入甚远，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明确指出参与者的国籍。其中最突出的差异存在于11月中旬各个师报告的希维人数字为51700人，与12月6日第6集团军报告的20300人之间。我们已经无从知道是否这个有差异的数字是因为出现重大的伤亡，或是希维人乘11月底的撤退逃跑了，再或是这些俄国人被秘密地编为了特别部队。详情请参阅附录B。 ]

　　 在顿河西岸和北翼的战斗中，斯特雷克的第6军损失惨重。奥地利第44步兵师损失了大约2000人，第376步兵师损失大约1600人，第384步兵师则损失了超过900人。第6集团军的全体军官们坐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中的折叠桌前，借着昏暗的烛光给阵亡者的亲属写信：“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通知您……”

　　 第6集团军目前的状况与一战时非常相似，这让许多老兵们回忆起了西线的生活和西线那些颇具调侃意味的笑话。11月中旬的大幅度降温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潮湿的解冻期，“泥将军”抢在“冬将军”之前到来了。许多人重新拾起了战壕生活的老经验，比如在方便的时候，乘机用那唯一的温暖液体将手上冻结的污泥清洗一下。

　　 战壕和掩体的内部构造，也因为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不同。对那些被迫撤退而重新寻找新阵地的部队来说，必须要面对繁重的体力劳动，尽管这些工作都交给了希维人和其他的俄国俘虏来做。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得到了很多启示，他们将掩体挖在了坦克残骸下面，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现有的地形地貌。可是在合围初期，地面就已经被冻得硬邦邦的了，就算是用火烤，也无法融化冻土。在广阔的大草原上，木材极度短缺，既没有可以取暖的材料，也没有可以覆盖掩体的横梁。靠近前线的那些农舍早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任何周围堆满麦秸，并且用厚木板和圆木牢牢压住准备过冬的农民房合，不久后主人们就会被驱逐出去，如果主人们稍做停留的话，他们将会亲眼看到自己的房子迅速解体的场景。德国士兵们将会拿走木板、横梁、大门甚至是窗户，为的是让自己的掩体住起来更舒适一些。

　　 士兵们拆毁了老百姓的房子，下意识地要把自己的掩体布置成一个新家。交通壕和掩体入口的砖土结构，让人们无法与掩体内的温馨摆设联想起来，他们把镶有明信片或者是最亲近的人的照片的相框装饰得非常漂亮。一些物品永远都会受到士兵们的尊敬，没有人会对战友妻子或者是孩子的照片动手动脚，或者是出言不逊。军官们还有自己的床、长椅和桌子。第376步兵师的指挥官埃德勒·冯·丹尼尔斯中将手下的一名参谋长，在转移到西南战线新的阵地之后，就为他设计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掩体套房。第16装甲师军医库尔特·罗伊贝尔神父的指挥官造了一个非常宽大的掩体，只为了能放下一架被其他军队遗弃的钢琴。在这里，在地下，在这个因为泥土的阻隔而听不到外界一点声音的地方，他弹奏着巴赫、亨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在他美轮美奂的演奏中，隐隐透出了些许的悲怆之情。“指挥官继续弹奏着钢琴，甚至是四周的墙壁在炮击中颤抖，泥土随着落下的时候，也没有打断他的演奏。”就算是在聆听下级报告战况的时候，他也仍旧继续着自己的演奏。

　　 那些能够留守在自己从前阵地的部队是幸运的。驻守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297步兵师，在俄国人发起进攻之前就已经修建了地下疗养院。当初，他们还曾经非常担心，这些用货车从德国运来的医疗设备、床铺、餐具和其他物资，会随着医院的失守而一并被俄国人掠去。但是，当合围圈的战线确定下来之后，他们宝贵的医院还在新战线以内好几英里的地方，这让他们大大松了一口气。

　　 许多士兵在合围之前都还没有领到冬装，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可以御寒的物品。在他们的制服下面，越来越多的士兵穿上了苏军的制服——没有扣子的套头衫、松垮的棉裤和保暖度很高的棉夹克。在如此严寒的天气里，钢盔成了急冻箱，因此他们在头上缠绕上了绑腿布、长丝巾，甚至是俄国人的裹脚布。他们想要得到一双毛皮手套的欲望，让他们残忍地杀死野狗，并且硬生生地剥下它们的皮毛。一些人甚至尝试用粗糙的马皮做成套头衫，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无法找到从前做过皮衣或者是马具的人来帮助他们。

　　 处境最糟糕的是那些被苏军赶出自己的原有阵地，流落到合围圈西端开阔草原上的那些部队。“夜晚极其冰冷，”那位已经撤过顿河的炮兵军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还要在这开阔的草原上睡多久？我们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了，可是我们还得忍受肮脏的环境和横行的虱蚤！！！”在这样的条件里，部队根本没有机会去挖掘交通壕和厕所。正在睡觉的士兵们，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只盖了一层防雨布的地洞里。疾病开始飞速地传播，痢疾让人很快虚弱不堪，这一切极大地影响到了士兵们的士气。虚弱的士兵蹲在战壕中，把大便拉在铁锹上，然后往战壕外一仍，就算完事了。

　　 一般来说，家信都会避免提到那些凄惨肮脏的生活。“我们挤成一团，”库尔特·罗伊贝尔这样写道，“挤在大草原某条河床上的一个洞中。在这里资源和条件都非常的糟糕，满地都是黄沙和泥土，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根本找不到可以用来修筑掩体的木材，我们身处一个荒凉、单调而压抑的环境中。冬季寒冷的天气变化无常，大雪、大雨、霜冻然后是解冻。夜晚，你还要忍受那些可恶的虱子在你的脸上跳舞。”

　　 在混乱不堪的合围圈生活中，虱蚤们成群结对地在士兵们的衣服中繁衍生息。“瘟疫般的虱子让人感到恐惧，”某装甲团的一名下士这样写道，“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洗澡、换衣服或者是抓虱子的时间。在我的钢盔中，我找到了200多个忠实的小畜生。”一位不知名的士兵还受此启发，写了一首颇为流行的歌曲：

　　　　在提灯下，

　　　　在小屋里，

　　　　每晚我都坐下来

　　　　找啊找啊找虱子……

　　 在俄罗斯漫长而寒冷的冬夜，士兵们有足够的时间谈论家乡，谈论没有来俄国之前的那些美好的生活。在第376步兵师中，士兵们都在埋怨自己不该离开昂古莱姆到东线来，不该离开咖啡、价廉物美的葡萄酒和法国女孩。另外一些人则想起了1940年胜利凯旋，家乡人民隆重欢迎他们的情景。拥挤的人潮，香吻和赞美声，大家都认为战争结束了。整个国家都为希特勒所折服了，因为他带领德国人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而伤亡却是如此的小。

　　 通常，每当想起家乡的时候，掩体中总是会传出深情而悠扬的口琴声。经历了这样变化无常的命运之后，人们打听小道消息的欲望比任何时候更为强烈，大家不停地询问战况，然后不停地陷入胡思乱想之中。然而，就连军官们对战况也是知之甚少的。另外一个话题，则牵连着生死攸关的问题，士兵们相互讨论着什么样的伤不会留下后遗症，或者是不会有太多的痛苦，但是却能有资格被飞机运出合围圈。在被合围之前就撤离这里的战友们是让人羡慕而嫉妒的，与此相反，在被合围之前调遣到这里的战友们则要面对那些虽无恶意，但却让人十分懊恼的玩笑。唯一没有抱怨过自己运气差的人是柯特·罗伊贝尔，他在被合围前两天才被调到这里，但很快他就发现，部队既需要神父，更需要医生。

       被围困的德军士兵们认为，红军战士一定是丰衣足食的，但是他们错了。“因为糟糕的运输状况，食物根本无法按时送到前线部队的手中。”一份来自顿河方面军的报告这样写道。“指挥员和政治委员们也没有及时指挥战士们挖掘掩体保暖。”另外一份报告这样补充道，“造成很多人因为冻伤——尤其是足部冻伤——而不得不入院接受治疗。”

　　 装备最好的苏军战士是狙击手，他们的要求很少被拒绝。在白雪覆盖的大草原上，他们穿着白色的伪装服，两人一组，一人手握望远镜，一人手持远程步枪。他们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匍匐前行到无人地带，然后在那里挖掘雪洞藏身，以便观察和射击敌人。他们的伤亡率也远比在城市里的狙击手高，因为可以让他们藏身和撤退的路线实在是太有限了。但是“狙击手运动”仍旧吸引了超过训练和实战需要的志愿者。

　　 苏联当局对战士们的漠不关心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出于保密的原因，那些没有参与“天王星行动”的部队，直到攻势发动后五天才得到了相关通知。然而，在合围德军初期的这段强势时期中，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仍旧有相当数量的红军战士越过战线逃向被围困的德国军队。这当然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不过这种怪现象看来是由于无知和猜疑所造成的。NKVD资深军官图尔潘诺夫上校，负责征召德国军官，在与德军要犯战斗机驾驶员康特·海因里希·冯·爱因希德勒交谈的过程中，这位军官坦率地承认：“这些从德军那里听到的消息和自己的宣传机构说的一模一样——德国人原本根本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完全包围了。”

　　 朱可夫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第6集团军被围的意义，认为是“为我们的军队上了一堂名叫成功的课”。格罗斯曼也恰如其分地写道：“战士们的士气从未如此高涨过。”(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的评论都准确地诠释了苏联前线官方的宣传内容——“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它所捍卫的事业是否正义，以及所保卫的社会秩序是否代表着进步”。)

　　 红军战士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嘲讽那些曾经嘲讽过他们的敌人。一些连队还乘夜派出巡逻队，带上自制的希特勒样子的稻草人，将这个稻草人悄悄地竖在无人地带，开且在上面挂上牌子，邀请德国兵向这个稻草人射击。稻草人的身上还会隐蔽地拴上很多手榴弹，为的是防止德国军官第二天晚上派人前去拆毁它。在有组织的领导下，NKVD宣传连用上了大喇叭。大喇叭连续不断地播放着探戈音乐，目的就是为了扰乱敌人的心绪，期间还穿插一些早已录制好的消息，不断地提醒着敌人目前所处的绝望境地。开始，这些行动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但是后来，当德军的希望开始变得渺茫之后，这些行动的效果就逐渐明显起来了。

　　 红军开始意识到，德国人不得不在弹药的使用上精打细算，因为这些沉重的东西飞机无法足量运送，于是他们采取了试探性进攻的策略，目的就是让敌人进行无目的地还击。这个时候工作量最大的是每个师的侦察连，他们负责为此类袭击探明目标。“我们就像吉卜赛人，今天在这里，明天就得游动到另外的地方。”一名军官这样回忆道，他是某侦察连114名官兵中唯一幸存的五人之一。巡逻小组通常由五六人组成，他们深入合围圈内，借着白色伪装服的掩护，潜伏在公路附近，时刻注视着德军交通运向和部队的调动情况。在返程中，他们还往往会抓个“舌头”回去审讯。

　　 苏军的巡逻行动在合围圈的西南战线附近最为频繁。苏军指挥员们认为德国人会发动一次尝试性的突围攻势，因此他们希望随时掌握敌人的最新动向。白雪覆盖的开阔草原，更加重了侦察活动的危险性，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机枪更能发挥它的优势。在12月初的一次侦察活动中，在机枪的掩护下，侦察小组摸进了敌人的战壕，但是发现战壕是空的。德国人早已退缩到后面更为暖和一点的掩体中去了。在第一批步兵仔细搜查战壕之后，他们放了一把火烧掉了战壕。侦察小组长清理战利品，其中包括一件羊皮长大衣，他还在电话旁边找到了一只“印着玫瑰花的白色大杯子”。这个杯子看起来尤其的美丽，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地道的民用品了。但是连长来了，并且决定，不能只满足这样小的一块地方，他们必须占领更多的阵地。他们前进了，可是危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德国人的坦克就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到来，然而他们自己的炮兵部队却拒绝给予支持，因为他们没有接到相关的上级命令。一场恶战开始了，当侦察小组撤退的时候，年轻的小组长腿部中了弹，伤势严重，当他躺在雪地里，看着伤口流出的鲜血，他想起了那只印着红色玫瑰的杯子。

　　 有时候，晚上执行侦察任务的俄军和德军的侦察人员会在无人地带相遇，但是他们都会装作彼此没有看到对方的样子。双方部队都特别规定，不得因为交火而影响原先任务的完成。可是，一旦小股部队相遇，两军就会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匕首和刺刀搏杀战。“当第一次我用刺刀杀死一个德国人之后，”一名俄国水兵部队的侦察排排长回忆道，“我连续三周都梦见了他。”在返回的途中，同样也是危机四伏。

　　 苏军部队是幸运的，战士们冬季装备的严重紧缺情况在“天王星行动”成功之后得到了解决。每位战士都得到了一双兔毛手套、一件棉夹克、一件羊皮夹袄和一顶灰色的棉皮军帽，战士们终于可以把夏季军帽上的红星移到温暖的皮帽子上了。

　　 新锐力量源源不断地前来支援各师的实力。对于新兵来说，站在这么多饱受战火洗礼的老兵中间，让他们觉得不知所措，但是至少他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兵们身上学到一些生存的经验，这又比加入一群从未上过战场的部队要幸运得多。只要新兵们意识到生存的几率相对来说是高于死亡的，那么他们就会学习如何争分夺秒地享受生活，战争带来的压力也就会自然地得到缓解。

　　 对于年轻的苏联战士们来说，最让他们震惊的不是军人特有的粗鲁野蛮，而是前线战士们谈论政治时的毫不避讳的言词。很多老兵讲出来的话语，让新兵们不得不警惕地环顾四周。他们宣称，战后的生活将会与从前大不相同，集体农庄和工厂的工作环境必须被改善，而且，特权阶层的特权必须受到限制。

　　 战争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前线将士们受到军法指控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就像一位老兵所说的：“战士们认为，既然已经付出了鲜血，那么他们就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可是，在野战医院里就要特别地谨慎小心了，因为那里有很多专打小报告的人和很多政治军官，他们时刻都在挖空心思捕捉不满言论(在苏军就要进入德国境内的战争末期中，危险重新笼罩了前线部队。军队的使命基本完成，然而，当时已经是SMERSH反间谍总局的NKVD特科丝毫没有迟疑，立刻开始实施斯大林的高压恐怖政策)。

　　 红军战士们开始梦想着家乡的食物逗乐解闷，或是能有一位不断为大家讲述现代神话故事的故事天才，是让团队感到非常幸运的事情。他们打牌(虽然明令禁止这样的娱乐活动)和下国际象棋。现在他们能够暂时固定下来了，因此可以做一些小雕刻艺术品和装饰一个布告栏了。然而，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回忆来打发时间的。来自莫斯科的战士们总是说到自己的城市，这当然并非要给来自其他省份的战友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而是在这样一片空旷寂寞的草原上，思乡的痛苦来得更为强烈。

　　 给家里写信是“非常艰难的事情”，那位水兵部队的中尉这样说道。说实话简直就是“无法做到的事情”，“前线战士们在信中，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中尉的父母一直将他写的所有信件都保留着，当中尉战后重读这些信的时候，他发现，信件的内容真是空洞无味呀。通常，家信都以安慰母亲作为开场白：“我还活着，我的身体很好，我们的伙食很不错”。可是，结尾部分写的那些准备好为祖国献身之类的言词，却让母亲们刚刚放下的心重新又提到了嗓子眼儿。

　　 每个排里都有很多有趣的笑话，不过同级之间却很少开粗鲁下流的玩笑。就是在整个部队中，这种粗鲁下流的玩笑也极为罕见。他们“只在特殊的心境之下”才谈论起姑娘，而且这种多愁善感的特殊心境，一般都是因为伏特加或者是思乡歌曲而引发的。每支军队至少配备了一把六角手风琴，用以提高战士们的士气。在194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中，被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所喜爱的歌曲

　　 是“Zemlyanka”(《防空壕》)。这是一首与歌曲《莉莉·玛莲》十分相似的苏联歌曲，也有着轻快的旋律。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是由阿列克赛·苏尔科夫于1941年冬天创作，因为其中一句著名的歌词而被称作“死亡四步曲”，此外，由于它的基调“太过悲怆低调”，又被认定为不健康的歌曲。然而“Zemlyanka”在前线部队中如此流行，以至于政治委员们也只能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火焰在狭长的炉子中摇曳闪烁，

　　　　松脂好像我的眼泪一般地滴落。

　　　　掩体中的六角琴呀，

　　　　闪烁着你的双眸，带着你的微笑轻轻对我吟唱。

　　　　灌木丛对我低声耳语，

　　　　你就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上，

　　　　我多想让你听见，

　　　　多想让你听见我忧伤而惆怅的歌声。

　　　　你我远隔千里，

　　　　隔着冰天雪地，

　　　　我不能回到你的身边，

　　　　因为只要迈出四步就意味着死亡。

　　　　风雪中六角琴坚强地歌唱着，

　　　　重寻那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冰冷的掩体中我心沸腾，

　　　　因为你的爱永远为我守候在远方。

　　 即便处于被包围的危机之中，第6集团军严明的军纪仍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同时，希特勒正在以一种非常的方式力图保证部队的忠实性，他开始用封官晋爵和大撒奖章来稳定军心。保卢斯就在此时被提升为一级上将。

　　 对士兵们来说，能够继续战斗下去的动力是希特勒的诺言：他将竭尽全力解救他们。实际上也是如此，正如斯特雷克将军所发现，士兵们对日需给养的急剧减少丝毫没有怨言，因为大家都相信希特勒马上就会派人来解救他们。有一次他到前线去视察，看到一名哨兵正在侧耳倾听远方大炮的射击声。“听啊，将军大人，”他说，“那一定是增援我们的军队来了。”斯特雷克深受感动。“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的信念，居然如此温暖人心。”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就连那些反纳粹主义的军官们也不相信，希特勒会扔下第6集团军不管。否则，统治集团和德国境内的士气将会遭受重大的打击，这是他们的理由。而且，圣诞节和新年的到来也让人们觉得目前的状况将会有所好转。甚至连一向多疑的格罗斯库特也异常的乐观。“事情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他写道，“现在，你完全可以认为战局正在向有利我们的方向转变。”但是他仍旧认为斯大林格勒是“Schicksalsstadt”——“性命攸关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