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与同盟国·第十一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迎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思想准备。”一位退役的老军官这样说，“首先，我们没有对现实存任何幻想，并且愿意无条件地承受因此而带来的任何代价。”更确切地说，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战士都对这场战役不抱任何幻想。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勇气的贬低——如果有什么需要强调的话——这意味着我们应当记住那些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承受战争所带来的恐惧的人。
苏联当局的一大特性是冷酷无情。“在这个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容忍任何懦夫的行为，根本没有他们生存的空间。”斯大林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给士兵和斯大林格勒市的平民的警告：“任何不想方设法帮助红军的人，任何不服从红军的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被毫不留情地除掉。”所有的“温良恭俭让”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军事法庭审判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就如前线部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会被自己的大炮或者飞机误杀致死一样不可避免。
执行任何一项极端残酷的纪律开始总是非常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政治部门才认为自己可以向莫斯科作如下汇报：“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清除，叛国事件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苏联当局对待自己的战士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冷酷无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当场处决与军事法庭宣判后处决的案件一共就有13500件。这些全都被政治委员看做是“非常事件”的案件，包括自残行为、逃跑(开小差)、背叛投敌、腐败作风和反对苏维埃政权。如果看到战友有逃跑或者是向敌人投降的举动，而自己却没有立刻向他们开枪的话，就将被判有罪。
在9月底的一次战役中，当一群苏军战士投降之后，德军坦克不得不火速向前，保护他们免遭苏军机枪的扫射。
崔可夫战斗力最弱的部队是由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组成的特别旅。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者是NKVD分遣队，在他们的后面构筑了一道封锁线，阻止这些工人后退。他们的政委们穿着黑色皮夹克，拿着手枪，这让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不禁想到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第124特别旅面对德军第16装甲师从里诺克发起的进攻的时候，由于后方的封锁线，那些精神崩溃的战士全都逃向了德军。多勃雷宁在递交给赫鲁晓夫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9月25日那天，就有10名战士逃向了德军方面，其中包括两名军士。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逃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跑的苏军战士的审讯报告来看，他们的连队只剩下了55人。“自从在9月18日的最后进攻之后，他们损失惨重，再也没有接到新的战斗任务。阵线后面，党员和共青团员构成了第二条战线，装备着重机枪和冲锋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之所以要逃亡，却是另有原因的。在8月的顿河河曲战役中，这位中尉被德军俘虏过，不久后他便设法逃了出来。但是当他重新归队就职的时候，却被“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界定为逃兵而抓了起来”，送往了第149特别旅防区的惩戒连。
然而，部分红军战士的逃跑原因，令德国人陷入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中。“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低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大多数逃兵都是因为饥饿而投奔我们的。或许今年冬天，一场饥荒就会降临到俄国人的身上。”
苏联方面的资料充分向我们显示了这一时期苏军战士们的心态。在第178后备步兵团的3名战士逃跑之后，一位中尉奉命去抓3个人(不管是战士还是平民)，以填充这个空缺。在逃往德军方面的苏联逃兵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被强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在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多数都是“逃往克拉斯诺阿梅斯克避难的斯大林格勒的市民”。“这些人根本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很多人甚至连军装都没有。由于情况紧急，很多人的通行证都没有来得及收回。”在递交给莫斯科的这份报告中承认，没有收回这些市民的通行证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这些市民来说，想要回到相对安全的伏尔加河东岸非常简单，只要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凭着手中的通行证就可以过河，所以要立刻收回战士们手中的所有通行证。”
苏军政治委员们为一则谣言而感到非常的愤怒：德军允许住在被德国占领区域内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德国特务发现我们的军队在政治思想教育环节比较薄弱，于是企图利用这个弱点对我军采取思想上腐化的策略，以此来劝说更多立场不坚定的战士逃跑，特别是那些家在德军占领区的战士们。”这些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中沦为难民的人们，对自己家庭的状况完全是一无所知。
有时上级军官也会当着全师数百名战士的面枪毙逃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相当于被判了死刑的逃兵们会被NKVD特别部门带到后方相对隐蔽的地方执行枪决。在执行枪决之前，这些逃兵被强令脱掉衣服，在军用物资短缺的情况中，这些军装和靴子必须重新得到利用。可就是如此简单的事情有时候也不能够实现。在处决了第45近卫步兵师的一名战士之后，办事认真的卫生员发现这名战士还没有完全断气。他正准备喊人来帮忙，敌人的炮火攻势就开始了。这名被处决的战士坐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德军阵地跑了过去。“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在送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这样写道，“他居然还留着一口气。”
第45近卫师特别部门射手的枪法简直糟糕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常常是在喝了许多伏特加之后才进行射击的。有一次，他们奉命对一名因为自残而被判处死刑的战士执行枪决。像往常那样，那人被强令脱去军装，然后被枪毙，最后被扔进了一个弹坑里。给尸体上盖了一层土后，行刑队伍就归队了。但是两小时后，这名被枪毙的战士居然带着满身的血和泥，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自己所在的营队。同一支行刑队伍不得不再次出发，对他执行第二次枪决。
一般来说，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接到相关通知，而这些逃兵的家属，也会根据第270号命令遭到连带的处罚，以便给那些有逃跑念头的战士一个警告。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政治委员和特别部门的官员们，把这种牵连家属的做法当做是绝对必要的整治军风的手段，以此来威慑那些有逃跑念头的战士。
在对逃亡者进行审讯的时候，NKVD特别部门无疑是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强令他们站出来指控他人。一名第302步兵师(第51集团军)的新兵被某名战士指控，说他曾经说过“假如我被送往前线参加战斗，我将会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过程中”，据说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且供认自己还曾游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投降德军，还一一说出了他们的名字。然而，这很可能是在NKVD的高压政策下，编造的一个子虚乌有的谎话。
政治委员们埋怨说，“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是造成部队中逃跑事件增多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作为对不执行命令或者在战场上擅自撤退的红军战士的一种极端的惩罚手段”，军官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常常对部下执行枪决，以致连苏联当局也认为这样的做法太过严厉。“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在10月17日至18日晚上这段时间里失踪了。团长和政委下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两天前才到该团的19岁的少尉排长，对那两名逃兵的情况一无所知。“连长执行了上级的命令。他来到排长所在的战壕，当着政委的面，对着排长的脑袋开了一枪，排长就这样死了。”
极力想要表现苏维埃联盟博大包容性的政治委员们向外界透露说，构成第62集团军的战士中，接近一半不是俄罗斯人。但是苏联宣传部门却对此话题保持沉默。显然，苏联政府过分高估了来自中亚细亚的同胞们的能力。“让他们弄明白一件事情，简直是太费劲了。”被委派去指挥某机枪排的俄罗斯中尉这样抱怨道，“与他们一起战斗，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些对现代技术孤陋寡闻的同胞们，甚至会被德军的空袭搞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再加上语言不同，沟通困难，让现实情况变得简直是糟糕透顶。主要由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构成的第196步兵师某部队，“损失惨重得不得不下令其撤回后方，重新进行整编”。
政委们意识到了现实情况的严重性，对此他们所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在入伍誓词和惩治叛国行为的有关法律中，将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人民，作为最崇高的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挥员。”当然，这一神圣目标的灌输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因为很多战士对这场战争的起因根本不了解。第284步兵师的一名鞑靼战士无法坚持战斗下去，他决定逃跑。趁着夜色的掩护，这位鞑靼人战士爬出了自己的阵地，幸运的是没有被人发现，可是他却在无人地带迷失了方向，稀里糊涂地又爬回了第685步兵团的阵地。他发现一个指挥部的掩体，就一头钻了进去，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眼前身穿苏军制服，一直注视着他的军官，肯定是经过伪装的德国人。“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前来投降的，”报告中这样记录道，“我们立刻枪决了这名叛国者。”
政治委员们还要面对官僚主义问题。“界定特殊事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方面军政治部在递交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战士是逃跑了还是投奔德军了。”“在战争环境中，”这个部门在另一份报告中说道，“要想对特定个别战士或者是特定一组战士的情况完全掌握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第38步兵师一名中士和一名战士离开阵线去后方为全连领取口粮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可能是被德军炸弹炸死了，也可能是逃跑了。除非有人亲眼所见，否则我们只能如此猜测。”
军官们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也常常出错。很多不在岗位的人被列入了叛国者的名单，但是不久后却发现，他们因为受了重伤而早被送往野战医院了。有一名从医院里跑出来回到部队希望继续战斗的战士，却发现自己早已被列为逃兵，并已经接受了审判。有时候，军官们是故意粗心大意的。为了多领取口粮而隐瞒阵亡情况的军中古老把戏，如今被定义为“搅乱军队编制”的罪行。
当知道9月间就一共发生了446起逃跑事件后，连多勃雷宁也不得不承认，在对这些事件的统计上存在很大的困难。报告中没有提到诸如“投敌”等的统计数据，但是就连来自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报告中都提到了投敌问题的严重性。例如，在某营连续三个晚上有23人之多的开小差事件之后，苏联军队指挥部决定：“在阵线的前面开辟一个保护区”，由军官负责“24小时警卫”工作。
自残同样被认为是一种欺骗行为。一名来自罗季姆采夫第13近卫步兵师的战士被押送到绷扎所，因为他被怀疑用手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德军开炮进行轰炸的时候，他企图趁着夜色逃跑，但是却被逮了回来。一名医生政委查看了他的伤口，确认这是自残行为。在他所在营的一名战友面前，这位企图逃跑的战士被枪毙了。军官们也会因为自残而被判刑。第196步兵师的一名19岁的中尉被指控用冲锋枪射穿了自己的左手掌，于是在自己所在部队的其他军官的面前，他被处以枪决。在递交给上级的报告中，陈述了不合逻辑的理由：这位军官因为曾经“试图索要绷带来隐藏自己的伤口”而暴露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借装病来逃避战争同样是种欺骗行为。“某野战医院共有11名战士装聋作哑，”多勃雷宁记录道，“但是当医疗委员会裁定他们适合执行任务，并准备移交军事法庭裁决的时候，这些战士立刻就开始互相交谈。”显然，面无表情的多勃雷宁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
自杀是自残的最极端方式。如同纳粹德国国防军一样，自杀同样被苏联当局看做是“懦弱的一种表现”，或者是“扭曲心态”的产物。懦弱的行为多种多样。一名飞行员在飞机被德军击中后跳伞逃生，当他着陆地面的时候，立刻撕掉了自己的后备党员的证件，因为他认为自己落到了德军的后方了。在回到苏联基地的时候，他被政治委员以斯大林第270号文件内容，指控为存在懦弱行为。而苏军宣传机器一直都强调，任何被德军俘虏的共产党员，都会被德军当场打死。
NKVD和斯大林格勒前线政治部都密切注视着任何的“反苏行为”。例如，“携带德国传单的人，就会被立刻移交NKVD处置”。捡德国传单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就算是用传单来卷莫合烟抽，也是不允许的。任何发脾气，辱骂上级，辱骂红军的战士，都会被认为是犯有“宣传反革命思想”或者是“不相信我们会胜利”的罪行。第204步兵师的一名下士K被枪决了，原因是他“诽谤红军领导人，还恐吓自己的指挥员”。而那些批评苏维埃政权，就像第51集团军的两名战士那样，也会被移交给NKVD处置。他们中的一个人“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们和奴隶没有区别”，而另外一个则说“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不择手段，甚至还撒下了弥天大谎”。
“反苏行为”案件常常被冠以“叛国罪”，因此在前线出现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军官们都把1812年俄国陆军的信条当做自己的座右铭：“当士兵私下抱怨时，军官不必在意。”大多数人都认为，在面对战争所带来的死亡时，人们需要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同在战壕中的战友们，对谈论共产党员的不称职、腐化堕落和恃强欺弱行为并不避讳。因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战士们对政治委员和特别部门的告密者根本不在乎。双方的战壕隔得非常近，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射死，还是领到由NKVD发放的“9克铅球丸”，对于战士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区别。
大部分有记录的反苏行为发生在战线后方。那些牢骚满腹的新兵，更是被同伴检举揭发的对象。第178训练营的一名来自斯大林格勒的受训市民，只说了一句“冬天来了我们都会饱受饥寒的折磨”，就被立刻逮捕了，而检举他的“新兵K和I的政治觉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特别表扬。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斯大林格勒前线运输部队和工程部队中，NKVD的多疑症达到了顶峰。10月，12名战士和5名军官(包括2名高级军官)被NKVD逮捕，罪名是存在“失败主义倾向的反苏行为”。报告强调，“其中一名少校来自德占区”，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背叛祖国，投降敌人”的计划。
新闻报道则声称，前线战士们在战壕中热烈地谈论着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领导事迹，口中高喊着“Za Stalina”(为了斯大林)投入战斗。其实这纯粹是宣传炒作。士兵诗人尤里·别拉什曾经写道：
千真万确——
在战壕中我们最终想到的，总是
斯大林
无论苏联新闻机构怎样大肆渲染着个人英雄主义，但是来自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宣传，却无形中暴露了苏联当局对个人缺乏尊重。报纸上登载了崔可夫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上喊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构成这座城市的一块砖。”崔可夫手下的一名军官满怀激情地补充道，第62集团军“就是把这座斯大林精神指引下的城市的一砖一瓦牢牢凝固在一起的混凝土”。战后，这个口号被刻在马马耶夫岗上建起的巨大纪念碑上，而在纪念碑的碑体上，还刻满了废墟中的战士的形象。这座为苏联国家，而不是苏联战士修建的纪念碑，把战士们变成了一群陶俑，就像中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样。
就连日常行政工作，也让人产生“战士们是可以随意丢弃的东西”的感觉。新皮靴、新军服和新装备，全都交给了后方组建的新部队。留给斯大林格勒前线部队的军需物资，全都来自死去战友的尸体，而不是军需部门。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是不能浪费掉的。甚至连无人地带的尸体，也会在夜间被人脱得只剩内衣。牺牲的战友，半裸着躺在地上，这个情景让人不寒而栗。冬天来临之后，雪地迷彩服就变得十分珍贵。受伤的战士必须在鲜血染上迷彩服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对于伤员来说，马上脱下这些迷彩服是件困难的事情，而当其他战友过来脱他们的衣服的时候，他们还要因为迷彩服已经染上血渍而道歉。
格罗斯曼仔细地观察着斯大林格勒的战士们，心里很不愿意承认这些同胞们早已心如死灰的说法。“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生活是无比艰辛的，”他写道，“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坚信一切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我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不可思议的悲观主义。人们都不相信战争会永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但是人们也不相信先前的拼死抗争能让苏联取得胜利。”事实上，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活下去，活过这一个小时、活过这一天。而其他的任何幻想，在此时都是十分危险的。
相对于留在斯大林格勒一无所有的平民来说，士兵们至少还能得到勉强可以维持生命的食品，至少还可以活着打仗。在经历了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之后，还有大约1万名平民(包括1000多儿童)滞留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在这座废墟上，演绎着有史以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按照苏联资料的说法，自德军发动第一次空袭的第二天(8月24日)开始允许斯大林格勒的市民撤到伏尔加河东岸起，到9月10日，撤退的平民共计30万人。但根据斯大林格勒庞大的人口数量来看，这一统计数据根本就不可信。河面交通被NKVD完全控制，这使得大约5万人未能渡过伏尔加河到达相对安全的东岸，而苏联当局却对这个事实矢口否认。
苏联当局组织的最后一次撤退行动场面混乱不堪，结果悲惨无比。等待撤退的人数非常庞大，往往在最后等船的时刻，很多家庭被毫无理由地拒绝上船。严重超载让汽船变得非常危险，更多的人们被拒绝登船。而那些被留在码头上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渡船离开。人们陷入了完全的绝望之中。但是不久后，“刚开离码头50码的渡船被德军炮弹击中”，燃烧着在他们的眼前沉入了河底。
德国第6集团军的快速推进使得德占区的很多平民根本来不及到达伏尔加河岸边。9月2日，希特勒下令对斯大林格勒市的市民实行清除行动，但实际上市民们第一次大规模的迁移行动更多的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9月14日，一大批难民离开城市，涌向西边的德占区，这些人用小推车和手提箱运载着少得可怜的个人财物。一名德国记者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悲惨情景：平民的尸体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残缺不全，根本无法分辨，甚至路边的电线上挂的都是凌空飞起的断手断腿。那些得以侥幸逃到德占区的平民们，也因为找不到可以食用的东西而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德占区的粮食早已被第6集团军的分遣队搜刮得干干净净了。就连那些用面包和腺盐欢迎德军到来的当过白军的哥萨克农民的牲畜和谷物，也被德军抢了个精光。
正如第295步兵师的一位军士长在家信中所写的那样，难民的情景让人情不自禁地胡思乱想。“今天我看到从斯大林格勒方向过来的庞大难民群。悲惨的景象简直是笔墨难以形容的。儿童、妇女和老人(就像我的爷爷那样的老人)躺在路边，单薄的衣服根本无法御寒。虽然他们是敌人，但是眼前的这一场景还是让我的心深感不安。我们的家园远离了这样的苦难，就这点来说，不管怎么感谢元首和上帝都是应该的。战争让我目睹了很多这样的悲惨场景，但是夺取俄罗斯这个目标远高于一切，首先就是夺取斯大林格勒。除非亲身经历这样的场景，否则你们永远都无法理解这一切。”
滞留在斯大林格勒市的成千上万名妇女和儿童，把废墟中的地下室、下水道和陡峭河岸上的洞穴当做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在炮火连天的时候，甚至还有很多惊恐万状的平民躲在马马耶夫岗的弹坑之中。可想而知，他们中的很多都死掉了。第一次来斯大林格勒的西蒙诺夫，对这些场景大为震惊：“当我们从桥上跨过横穿城市的溪谷时，眼前的场景令我终生难忘。这条左右延伸开去的溪谷，就像一座布满洞穴的蚁山，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在溪谷的两侧，是开凿完整的街道，洞穴的出口处盖着焦黑的木板或者是原木。能用的东西都被女人们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他强调了战士和平民在斯大林格勒经受的“完全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但却马上收住了这些多愁善感的话头：“这些情景在所难免，因为正在进行的战事关乎我们的生死存亡。”他接着描述了一具绑在烧焦原木上淹死之后又被冲上了伏尔加河河岸的女尸：“她的手指已被烧做一团，从扭曲的面部表情来看，她死前肯定经历了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德国人就在我们的眼前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休想在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面前求饶，我们绝对不能宽恕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城犯下的滔天大罪。”
虽然寻找栖身之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粮食和水的短缺才是平民们最大的难题。每次轰炸间隙，从地洞中爬出的妇女和孩子们，就会抢在野狗和老鼠之前从死马身上割些肉来食用。孩子们是找寻食物的主力，岁数小，个头小，身手敏捷，这些特性都大大降低了被攻击的可能性。他们还乘着夜色的掩护悄悄地溜到察里津河南岸，早已被德军占领的废弃谷仓寻找食物。他们把烧焦的麦子塞满了包裹，然后迅速地跑开。但是，守卫谷仓以供自己食用的德军哨兵还是打死了不少的小孩子。其实，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后方，任何试图偷德国陆军罐头的小孩子都会被当场打死。
斯大林格勒的孤儿们也是德军利用的最佳对象。由于苏联狙击手总是躲在暗处射击，所以像为水壶装水这样的日常危险工作，德军士兵们总是充分地利用孤儿去完成。因此，一片小小的面包，就会让那些苏联小男孩或者是小女孩冒着生命的危险前往伏尔加河河边为他们装水。苏军察觉了这一情况，于是命令红军战士打死执行类似任务的小孩子。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在列宁格勒被围的时候也发生过。那时候德军部队就用平民当做前进的挡箭牌，而斯大林立刻向红军部队发布了一道命令，坚决消灭任何帮助敌人的平民，即便是被迫行事也要被枪毙。斯大林格勒部队也同样得到了这样的命令。第37近卫步兵师在报告中这些写道：“敌人强迫平民去拖回阵亡德军官兵的尸体，而我们的战士会向任何企图移走法西斯尸体的人开枪，不管是德国人还是苏联人。”另外一些儿童就要幸运得多，因为他们为某些苏军部队和指挥机关工作。许多孩子当上了通讯员、侦察兵或者是间谍，就连那些大约四五岁的小孤儿也成了宠儿。
第6集团军司令部设立了一个负责监管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的指挥部和另一个负责监管察里津河以南地区的指挥部。每个指挥部都配备了一个宪兵连，除其他任务外，还负责安全保卫和平民的登记以及撤退等各种事宜。德军发布命令，任何拒绝登记的人都要被枪毙。犹太人被勒令在袖子上缝一颗黄星以示区别。指挥部与威廉·莫里茨特派员指挥的战地秘密警察密切合作。根据战后对一名被俘的德军指挥部官员的审讯来看，在审讯这些平民的过程中，他们还挑选出“合适的”平民去德国充当苦力，同时负责把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和犹太人转交SD处置。苏联方面的资料显示，共有3000名平民在战斗中被处决了，还有6万多名平民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被运往德国当劳工。被第6集团军指挥部逮捕并转交给SS的犹太人和共产党员的具体人数根本无从考证。4a别动队随第6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向前推进，8月25日到达了尼兹－克斯卡亚地区，立刻便杀死了两卡车的儿童，他们“大部分是6～12岁之间的小孩儿”。根据一些哥萨克“富农”的指控，他们还处决了大量的共产党官员和NKVD的告密者，这些哥萨克人在专制的苏维埃政权的压榨下受尽了苦难。直到9月的最后一周，别动队才离开了斯大林格勒。
平民的撤离规模在10月5日那天开始扩大，11月初完成了最后一次的撤离行动。站台上的平民们被分类挑选出来，然后被装上开往后方的闷罐车。难民们的悲惨状况一目了然。聪明点儿的，尽可能多地携带了毯子，以备日后的头几周内交换食物之用。这些斯大林格勒市的难民，先被送往设在沃罗波诺沃村(现名戈尔科夫斯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里，然后又被从那里转移到马里诺夫卡、卡拉奇和尼兹－克斯卡亚等地的集中营中。
相对于被俘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些苏联平民的境遇还不算太糟糕。截止9月11日，共有2000多名苏联战俘被关押在古木拉克附近的集中营中，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民兵营的工人战士。当食物扔进铁丝网的时候，苏联军官还得负责控制混乱的场面，必要的时候还得拳脚相加。没有必要的医疗设备，一名苏联医生竭尽全力想要帮助受伤的战士，但是“面对那些没有设备救治的伤员，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随之而来的围捕更加的残酷。最后，“黑压压的人群”被赶进了斯大林格勒的第一场大雪中。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斯大林格勒市民，被赶往了卡尔波夫卡等地的集中营。那里的条件差得简直让人难以想象，严格说在开阔的草原上用铁丝网围成的这片空地根本算不上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连一个草棚都没有，犯人们用双手在地上挖洞，然后蜷缩在一起来躲避凛冽的寒风。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夜晚，苏联犯人们低声唱歌以示庆贺，但是不久便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早晨，气温骤降，衣衫湿透的人们，在刺骨的霜冻中不停地哆嗦着。许多的人死了。瓦伦蒂娜·纳菲奥多娃躲藏的那个洞里坐着一位膝盖上紧抱着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的母亲：女孩活了下来，但是男孩却死在了母亲的怀里。纳菲奥多娃的小表弟，也是在那天晚上被活活地冻死了。
看守这些集中营的警卫，多数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人。 [ 注：截止1942年1月31日，被从监狱中征用的乌克兰人大约有27万名，其他则是自愿参加的平民志愿者。根据NKVD的一份报告显示，共有800名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青年，在斯大林格勒的党卫队中负责警卫和押送的任务。 ] 许多人是自称为bulbovitsi的极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称呼来自残忍对待受害者的塔拉斯·布利巴。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看守者都是残忍无情的，在贿赂的引诱下，一些守卫者也允许犯人逃跑。但是逃跑的人很快就会被重新抓回来，因为空旷的大草原上根本没有可以藏身的地方。在莫罗佐夫斯克集中营中，贡恰罗夫一家——包括母亲、祖母和两个孩子——得到了一位德国医生的好心帮助而幸免于难，被安排在附近的一所农宅中，因为11岁的尼古拉的冻伤十分严重。
在斯大林格勒市中，还有成千上万躲避围捕的市民，他们在废墟中过着隐蔽的穴居生活——“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存在”——差不多全都因食物中毒或者水源污染而染上了疾病。在城市的边缘，孩子们像夜间出没的野兽一样，四处搜寻着可以食用的草根和野果。有时，附近的德军士兵或者是苏军战士给的一片发霉的面包，就可以让他们多活3～4天。为了活下去并且养活自己的婴儿，妇女们不得不常常出卖自己骨瘦如柴的身体，甚至关于战地废墟妓院的报道也时有登载。在这种特殊而动荡的环境中，没有任何前景的爱情也会在俄罗斯妇女和德军士兵之间莫名其妙地产生，只是这种短命的爱情却会置人于死地。一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被指控“用一块白手绢向敌人发信号”，后来发现在她的地下室“藏着三名法西斯分子”。她被移交给NKVD进行处置，而那三名德军士兵被当场打死。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杀害德军战俘的情况越来越少，老到的苏联军事情报部门，越来越知道如何从战俘们口中套取情报了。在朱可夫与他的参谋人员策划大反攻的10月份，对德军战俘提供准确情报的需求，也随之大大增加。
审讯德军战俘的固定程序，一般在被捕后的第二天开始。审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知道他们的所属部队，判断部队现在的军力情况，日需供给状况以及整个军队的士气状况。德军战俘通常会被问到下面这些问题：是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化学战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哪些？是否听说过或者看到过游击队的活动？苏联宣传传单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德军军官们是怎么向你们讲述共产党的？1941年6月以来，他所在的部队的进攻路线是什么(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了解他们是否参与了途经地区的战争罪行)？如果战俘来自农民家庭，那么是否他的家乡有苏军战俘劳工？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来自战俘家中的信件，一律都被没收，苏联当局借此更多地了解德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1942年夏秋之际，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本土进行“千机大轰炸”之后，NKVD的审讯人员就对这次轰炸给德国平民的士气和前线德军的士气带来的影响十分感兴趣。不过，对这些战俘的审讯却让NKVD非常震惊，他们发现参加德国陆军的苏联平民数量相当庞大，甚至很多还是红军战士，于是他们便想方设法地从德国战俘那里套问，每个德军连队里究竟有多少这样的苏联人。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德军战俘们常常拣俄国人想听的来说，不过有时候他们讲的的确是实情。“老兵们对戈培尔向我们灌输的宣传思想毫不信任。”一位下士说，“1918年的教训，时刻在我们的脑海里重现。”9月中旬，被俘的那些德国战俘们坦白地承认，他们的同伴都“害怕冬天的来临”。
许多德军战俘的审讯工作是由斯大林格勒前线第7部会讲德语的翻译N．D．佳特连科大尉来进行的，另一名审讯者是第62集团军的情报部副部长卡普兰中校，不过，他是在翻译德卡切夫的协助下完成审讯工作的。卡普兰的工作效率相当的高。一名因受重伤而被俘的德军下士供认，第24装甲师只剩下了16辆坦克，接着，卡普兰在这页的审讯记录下批注道：“审讯没有能够完成，因为这个人因为伤势太重而马上死掉了。”
卡普兰早就知道德军与罗马尼亚部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他对纳粹德国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十分感兴趣。也许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奥地利战俘们总是抱怨德国军官歧视他们。德军第24装甲师的一名32岁的捷克士兵在9月28日被俘，审讯过程中，他甚至表示愿意参加苏军作战。但是此时，红军情报机关更关心的是，究竟德国人对顿河前线以及卡尔梅克草原上的其他轴心国军队的依赖程度有多深。
许多德军团级指挥官都对后来补充的新兵力感到非常头疼。第14装甲师的一名军官写道，必须采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来改变新兵们“缺乏意志与勇敢”的状况。
其实，更薄弱的部分，是那些在希特勒的战争形势图上装备完整的轴心国军队。开往苏联战线的火车，装满了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而途中遭遇游击队频繁袭击的轴心国士兵们的士气，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不久之后，苏军的空袭又找上了他们，虽然没有造成什么伤亡，但是这些士兵们的士气低落的程度可想而知。最后，在苏军“斯大林管风琴”的袭击之下，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究竟为什么要来这个鬼地方。
用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写的传单源源不断地从苏联飞机上撒下，告诉轴心国士兵们，不要再为德国人做无谓的牺牲。这种宣传对某些少数民族十分具有影响力。匈牙利军队中的塞尔维亚人和鲁塞尼亚人最喜欢开小差。“让我们怎么相信那些非匈牙利人呢？”下士巴洛格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红军情报机关向莫斯科报告说，有些小股部队甚至在没有到达前线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逃跑的细节了。一旦苏军进攻，这些人就躲在战壕里等待投降。
一名鲁塞尼亚逃兵告诉审讯他的NKVD官员，大多数他的战友都“坐在战壕中，整日祈祷上帝能保佑自己活下去。多数士兵都不想打仗，但是也不敢开小差，他们对军官们所说的——俄国人对任何前去投降的德军士兵，都会严刑拷打，最后还要枪毙他们——深信不疑”。
混乱是存在于轴心国军队中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前线部队不停地遭受己方大炮和飞机的攻击。“上帝保佑，让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吧，”巴洛格下士这样写道，“所有的人都在炮击、轰炸我们。”几天后，他接着写道：“哦，上帝，停止这场可怕的战争吧。假如再继续下去，我们都要崩溃了……我们还能回家过个愉快的星期天吗？我们还能像从前那样，逍遥地倚在自家的大门边吗？我们的家人还会记起我们吗？”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匈牙利军事当局禁止士兵们写信回家，害怕这些信会在布达佩斯引起恐慌。收买军心的方法也不再奏效。为了鼓舞士气，每次发起新攻击之前，军方都会“提供最好的食物——大块巧克力、果酱、猪油、糖和菜炖牛肉”，但是很多士兵在吃完之后，都会胃疼难忍，因为“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已经无法享受这样的美味了”。
巴洛格在9月15日写道：“俄国狙击手的水平很高，上帝，别让我成了他们的靶子。我们面对的是俄国最好的军队——铁木辛哥率领的西伯利亚步兵。”这位疾病缠身的下士接着写道，“我们已经冷得浑身发抖了，而俄国的冬天却还没有真正到来。天哪，如果我们继续待在这里直到冬天，那可怎么活呀？圣母马利亚，请保佑我们早日能回到可爱的德国吧。”第二天，是这位下士最后一次写日记了，内容无非是向“上帝和圣母”祈祷。苏军在顿河岸边找到了巴洛格的尸体，并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日记递交给了瓦图京将军，然后由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翻泽成俄语，最后送到了莫斯科。
意大利第8集团军驻守在顿河侧翼，两边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从8月底开始，德国人就对意大利军队的情况十分关注。实际情况很让人担忧，元首统帅部不得不调遣第24军来加强意大利人的防御能力。第24军的参谋部官在给联络官的指示中特别提醒：“对待意大利人，你们不仅要礼貌，而且更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互相理解……意大利独特的气候和环境，让他们的士兵与德国士兵存在很大区别。他们有时很容易疲劳，但有时精力又非常的旺盛。我们的意大利盟友，不远万里的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来帮助我们，他们的勇敢值得我们敬佩，我们绝对不能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模样。任何用粗鲁的词汇称呼他们，并且对他们太过苛求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缺乏兴趣的态度，并没有因为德国人的“相互理解”而有丝毫的转变。意大利部队的某营，没做任何抵抗就被苏军全部俘虏了。苏联审讯人员问一名下士，为什么他们不做任何抵抗，这名下士典型的平民思维逻辑让人大为震惊：“我们之所以不做任何抵抗，是因为我们认为抵抗可能会是错误的行为。”
为了显示反共产国际阵营的国际性，第6集团军还将第369克罗地亚团编入了第100狙击师中。9月24日，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元首安特·帕韦利奇博士亲自飞往前线检阅他的士兵，并为他们授勋。他的到来，受到了保卢斯将军的热烈欢迎，甚至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还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仪仗队。
从战略上看，分别部署在两翼的罗马尼亚集团军是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最重要的友邻。但是，这两支部队的装备却非常低劣，攻击力量严重不足。罗马尼亚当局不得不又征召2000人，以满足希特勒继续扩大军队规模的欲望。这些兵源全部来自监狱中犯有强奸、抢劫和谋杀罪行的重刑犯，而他们中的一半人，都被编入了第991特别惩戒营中。可是，在第一次与苏军交战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当了逃兵，该部队不得不解散，剩余人员则被收编到驻守在绥拉菲莫维奇对面的顿河前线第5步兵师中。
苏联人对罗马尼亚后方部队的渗透让罗马尼亚军官们感到非常头疼，再加上部队中爆发的痢疾，更使得军官们的疑心达到了定点。来自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的一份文件这样警告说：“俄国特工已经在我军后方开始了大规模的投毒行动，为的是让我军的伤亡人数上升。他们使用的砒霜，仅仅一克就能要了十个人的性命。”据说毒药被藏在火柴盒里，而“特工”的身份多种多样，“妇女、厨师，甚至还有协助进行食品分配供给的工作人员”。
派去前往与罗马尼亚军队联系的德国人，不管军衔高低，只要提及罗马尼亚军官对待下属的态度，无不叹气摇头，这些军官活脱脱一副皇帝的架势。奥地利伯爵格拉夫·斯托尔伯格报告说：“总的说来，罗马尼亚军官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他们丝毫不关心自己的下属。”第305步兵师的一位工兵下士发现，在罗马尼亚军队的野战厨房中，分别准备着三种伙食：“给军官的、给军士长的和给士兵的，而给士兵的那份尤其的少。”
德军和自己盟军罗军之间的关系，在相互的频繁辱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在这里并肩作战，鲜血铸就了我们神圣的友谊。为了避免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之间今后再有悲剧事件和误会发生，”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总司令举办了参观、晚宴、派对、小型宴会等活动，“以便在罗军与德军之间建立起一条更加紧密的精神纽带”。
1942年秋初，红军情报机构官员已经了解到了德国国防军对“希维人”(Hiwis)——Hilfswillige的简称，或者称为志愿协助者——的依赖程度，但是这种认识也是非常模糊的。这些希维人中，有一些是志愿者，但是大多数都是从战俘营中招来弥补人力不足的俘虏，主要就是充当苦力，但是执行战斗任务的希维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驻扎在顿河大河曲的第6军参谋长格罗斯库特上校在给贝克将军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不得不利用苏联战俘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很多战俘甚至当上了炮手。我们曾经极力攻打的‘野兽’，现在竟然与我们朝夕相处地生活在一起。”在前线部队中，第6集团军中共有5万多名征召的苏联战俘，占到了德军全部军力的1／4还多。第71和第76步兵师中，各有8000多名希维人，这个数字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师在11月中旬德军人数的总和 [ 注：至于第6集团军其他战斗部队和辅助部队使用希维人的情况，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根据粗略估算，希维人的总数可能超过了7万人。 ] 。
“德国军队中的俄国人被分为三类。”一名被俘的希维人告诉审讯自己的NKVD人员，“第一类，是被德军动员组织起来的士兵，被称做哥萨克部队，是直接配属于德军部队各个师的。第二类，是由当地老百姓、志愿加入的俄国战俘，或者是开小差投降德军的红军战士组成的希维人。他们身穿全套德军制服，有自己的军衔和标志。他们和德国士兵吃着一样的食物，编派在德军各团级单位中。第三类，则是干脏活累活，负责打扫厨房、马棚这样的工作的俄国战俘。这三类人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志愿者的待遇当然是最好的。一般的德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挺友好的，但是奥地利师的军官和军士长们对我们的态度非常恶劣。”
这名希维人是在1941年11月被德军从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战俘营中挑选出的11名苏联俘虏之一，为的是让他们为德国军队效力。后来，其中有8人因为在行军中饥饿导致精神崩溃而被枪毙。而这名幸存的希维人先是在某步兵师的野战厨房里做些类似削土豆之类的杂活，后来又被派去喂马。许多所谓的哥萨克部队被迫执行打击游击队和进行后方镇压的任务，这位希维人注意到，其中很多人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希特勒不希望看到“劣等”的斯拉夫人穿着德国军装，因此军官们不得不重新定义这些俄国人为哥萨克人，这被认为是在种族问题上可被接受的称谓。但这种做法必将损害纳粹统治政权的根基，对人种优劣论也是一种冲击，更何况军队的官员们私下里认为，他们唯一的理想只是充当解放者，把俄国人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早在1941年秋初，德国陆军情报机构就得出这样的结论，纳粹德国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取得这场对俄战争的胜利，除非他们将战争的性质转变成另外一次内战。
这些被德国人的诺言迷惑的希维人，志愿从战俘集中营中出来为德国人战斗的越来越多，但是不久后便彻底醒悟了。一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审讯中讲述了自己在一个小村子里找水喝时遇到的几名希维人的情形。这些投奔德国人的乌克兰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我们相信传单上说的，”他们告诉他，“非常希望能回到我们的妻子身边。”但是，他们却发现，穿上德军制服的自己还要接受德国军官的训练。军纪是无情的，他们会因为“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而被枪毙，好比在行军中掉队这样的小事情。不久后，他们就要被派往前线作战了。“这就意味着你要杀死自己的同胞？”鲁塞尼亚人问道。“除此之外，难道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回答道。“如果我们跑回到俄军那边，我们就会被当成叛国者。可是如果我们拒绝上战场的话，我们就会立刻被德国人枪毙。”
大多数前线部队中的德国士兵对待希维人还算亲切，当然有一丝鄙视的意味掺杂在里面。驻扎在顿河西岸的第22装甲师的某反坦克炮兵分队里有一名希维人，他被理所当然的称为“伊万”，每当德国人到岸边的小村庄喝小酒的时候，他们就给伊万一件大衣和一支步枪，让他守着火炮。但是有一次，他们却不得不飞奔回来救这个希维人，因为一群罗马尼亚士兵发现了伊万的真实身份，要立刻枪毙他。
对苏联当局来说，这么多曾经的红军战士在德国国防军中效力的事实搅得他们寝食难安。他们匆匆下了定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特科工作的力度还不够彻底。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部和NKVD的官员们，一直被德军会使用希维人来渗透和进攻苏军前线而困扰着。“在前线的一些地方，”谢尔巴科夫被告知，“身穿红军制服的原俄国人，在前线的一些地段混入我们的阵地中进行侦察，并且抓捕了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回到德军军营审讯。”9月22日夜，在第38步兵师(第64集团军)的防区中，一支苏军侦察巡逻队与一支德军巡逻队相遇。根据回来后的红军战士的报告，证明至少有一名“原俄国人”与德国人同行。
而“原俄国人”的称谓，成为了之后的三年中宣判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死刑的罪名，如同SMERSH全神贯注于叛国罪一般，这一情况同样也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简单地剥夺这些反抗者和叛国者的国籍，苏联政府就想借此消除人们对伟大的卫国战争产生丝毫反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