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允许后退一步”·第七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1942年7月28日，当希特勒仍旧沉浸在罗斯托夫战役的胜利中时，斯大林感觉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在顿河西部对苏联军队发起猛攻，苏联军队正在向后撤退。
如果让德国军队继续前进，一旦进攻到伏尔加河以东40英里的地方，那么苏联就，会被切割成两个部分。PQ－17护航队已经在巴伦支海被摧毁，而即将越过波斯到来的英美支援部队或许会带来更大的威胁。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
那天，当斯大林正在克里姆林宫听取来自华西列夫斯基将军的报告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来回走动的脚步。“他们早已将我的红军最高指挥部命令遗忘在了脑后！”他大声叫喊着。在8月发布的这个命令中明确写道：“任何一个在战争中玩忽职守或者投降自首的人，都将被视为是叛国者，并且他的家人也将因此受到牵连而被逮捕。那些玩忽职守者们将被就地处死，那些因德军包围而放弃抵抗、投降自首的叛国者们，他们的家人将被剥夺所有政府补贴和援助。”
“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命令！”斯大林重复道，“把这个命令立即重新下达一次。”
“你希望什么时候能看到新命令？”华西列夫斯基问道。
“今天。只要一拟定好，就立刻回来向我报告。”
当天晚上，华西列夫斯基带着拟定好的第227号命令的草案来到了斯大林的面前，这份草案的中心内容就是“决不允许后退一步”。斯大林做了许多修改，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命令被传达到了红军中的每个具体部门。“制造恐怖者和胆小怯懦者必须被立即处死，后退的念头必须被明确地制止。任何对军队放任自流的指挥员必须被免职，并且被立刻送往军事法庭接受审讯。”任何一个企图投降的人，都是“背叛祖国的卖国贼”。每一支军队都要由“3～5支装备精良的特遣队(每支大约200人)”组成第二战线，去射杀那些企图逃跑的战士。十天之内，朱可夫在他的西部战线贯彻了这个命令，他启用特别挑选出来的军官组成特遣队，并且为他们配备了先进的坦克。这些特遣队跟在向前进攻的苏联战士后面，时刻准备“与胆小怯懦展开战斗”，任何临阵脱逃的战士会立即被射死。
苏军搭建了三个营房，专门用来审问那些被德军俘虏过或者包围中逃脱的苏联战士。任何允许部队后撤的指挥官将被剥夺军衔，并被送往专门的连队或者营房接受处罚。经过三周的时间，苏军终于在8月22日完成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部署计划，抢先德国一天到达了伏尔加河沿岸。
作为一种惩罚，那些由受审的红军组成的连队——刑事军队——在袭击德军的战役中负责执行半自杀性的任务，如像扫雷。大约422700名红军战士将会“以鲜血来补偿他们在祖国面前犯下的罪行”。这种做法似乎给苏联当权者带来了启发，他们甚至将平民俘虏们从劳动营调遣到刑事部队去执行那些危险的任务，据说这个数字远超过了100万，虽然其中存在夸大其词的成分。而对这些部队战士的允诺，如像对他们的勇敢行为的补偿，最终都无法实现，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苏联的官僚主义作风，导致人们对这样的战士漠不关心。人们任由这样的战士死亡。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第51军负责围捕那些从包围圈中逃出来的军官们。被捕的58名军官组成了第一队，他们被告知自己将被调去前线的一支部队，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而不用接受审问。他们到达了那支特殊的连队，正如所听到的一样，没有人审问、警告或者惩罚他们。当他们最终发现其中的原因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了，而这期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受伤或者被打死了”。
由NKVD特殊部门在去年建立的对待“卖国贼、叛国者和怯懦者”的制度体系现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特殊部门或者OO特派部门(Osobyi Otdel)的制度体系带有1919年的时代特征：契卡 [ 译者注：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1917～1921 ] 的领导人列宁和费利克斯·捷尔仁斯基企图用这样的方法将军队武装力量完全控制在手中。1943年4月，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的两个月，特殊部门的首领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就将这个组织改名为SMERSH——“邦德和斯默希——俄语‘处死间谍’”的缩写。
步兵师中大约有20名NKVD特殊部门成员，在每个营部中担任着“实施代表”的职务，同时NKVD还建立了一支由20～30人组成的警卫分队，专门负责看守俘虏和对“怯懦者和叛国者”执行死刑。NKVD特殊部门从新兵中挑选并培养自己的专署特工和告密者。根据一位曾经担任SMERSH告密者的人的描述，他总是“在晚上被派去执行任务”，他的双眼总是严密地注视着每个人，“好像无论什么秘密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似的。
NKVD特殊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并铲除藏匿在苏联军队内部的间谍和叛国者，因此他们将自己的事业看得无比崇高而神圣。一位特殊部门的官员还曾因为新闻报纸没有高度重视他们的工作而以布鲁尼(Brunny)的名字写信给当时颇有影响的撰稿人伊利亚·爱伦堡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之情。“发现藏匿在军队内部的狡猾的法西斯间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拥有超常的智慧和敏锐的双眼。要想成为一位合格的NKVD特殊部门成员，就必须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对这个特殊的游戏规则有非常透彻的了解。而报纸杂志对德国罪行的揭露，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同时，通过报纸杂志的揭露，也是激起苏联士兵痛恨叛国者的最佳途径。”
另一方面，纳粹德国国防军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们在斯大林主义体系上大做文章。一个来自德国司令部的指令向苏联俘虏们指出，“NKVD是如何残忍地对待从德军俘虏营逃回的苏联红军士兵”，以此来说服这些红军战士为德国而战。
另外一个NKVD部门则是由贝利亚在1939年秋天建立的专门用于处理战争俘虏的一个机构，这个部门的首次行动是在卡廷树林中杀害了1000名波兰军官 [ cdhyy注：18000名波兰俘虏 ] 。但是在1942年夏天轴心国向前推进的日子里，因为苏军的屡屡败退，能够俘虏到的德国士兵数量非常少，因此这个部门的许多官员都未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来自西南前线指挥部的政治委员列平斯卡亚中尉负责对来自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9摩托化师分遣队的被俘成员进行审问，这位中尉审问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德国军队的士气状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希望战斗到底，”最后她不得不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没有任何事实显示他们存在开小差或者是自残的行为。德国军官们的言谈礼貌而谨慎。”
在审问罗马尼亚俘虏的时候，列平斯卡亚中尉则比较幸运。一名罗马尼亚官员供认，他们非常仇恨安东内斯库元帅“把祖国出卖给德国”的行为。在审问中，罗马尼亚士兵们则采取了非常合作的态度。他们告诉中尉他们“与德国士兵互相斗殴”的事情，甚至还有一位德国军官被他们杀死的事情，原因是这位德国军官射杀了两名罗马尼亚士兵。而罗马尼亚军官们也“非常粗鲁，并且常常鞭打”自己的士兵。罗马尼亚士兵们的自残行为非常普遍，而且他们对军官们的严厉斥责非常憎恨，因为他们厌恶这些“出卖祖国和上帝”的军官。列平斯卡亚中尉断定，罗马尼亚士兵们“处于一种低调的心理状态中”。她的报告很快便被送到了莫斯科。
在冬天的大雪后，穿越顿河大草原继续向前推进的第6集团军有了更多的行军体验。第11军的指挥官斯特雷克将军发现，这片草原“炎热如同非洲，充斥着灰尘的云层低低地压在空中”。7月22日，斯特雷克将军的参谋长赫尔穆特·格罗斯库特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数字：地面温度53摄氏度。
突然降临的雨虽然使得道路变成了难走的沼泽地，但是却暂时解决了德国陆战骄子们缺水的首要困难。红军战士们在撤退的途中弄脏了可供饮用的水源，集体农庄也被毁坏，拖拉机和牛都被赶到了后方，而那些因为无法被搬迁而留下的物品都是一些无法使用的东西。“俄罗斯人将汽油倒在无法拿走的储备谷物上。”一位下士在8月10日的家信中这样写道。“苏联轰炸机在晚上将磷光体炸弹投向草原，干枯的草原立刻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个装甲车分队在报告中这样写道。德军的周围因为苏军的轰炸而满是黑色的烟柱。
被烈日晒成青铜色皮肤的德国炮兵们在苏联军队的炮火中来回地穿梭着，如同纳粹主义宣传片中的接力赛跑运动员一样，只是这样的环境绝对无法称得上是健康有益和积极向上的。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的患病率逐渐增加。在野战医院和野营厨房周围，尤其是刑场附近，“苍蝇带来的瘟疫简直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医生在报告中这样写道。那些暴露在空气中的伤口十分容易被感染，尤其是坦克兵们被炮火烧伤的伤口，更是蚊蝇喜欢聚集的地方。频繁的向前推进使得伤病员无法得到及时而仔细的护理。通过容克飞机来转移伤员是最理想的途径，但是希特勒一味地强调进军速度，使得所有的运输飞机都不得不马不停蹄地为装甲车军团运载燃料。
对于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来说，1942年的夏天，是他们最后的浪漫战争曲。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村庄中，到处是用茅草盖顶的小村舍、满是鲜红樱桃的果树园以及成荫的柳树，马匹在草原上悠闲地吃着嫩草，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与先前遇到的被毁坏的集体农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的大多数老百姓都对苏联共产党的撤退行动嗤之以鼻，因此对德国士兵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友好。这里许多年长的男子都曾在俄罗斯内战中为布尔什维克奋勇而战，但是在德国入侵苏联的几周前，哥萨克人民就在罗斯托夫北部的沙赫特起义，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不过这场独立运动很快就被NKVD采取及其野蛮的方式镇压了下去。
即便是物品被德国士兵掠夺，但是哥萨克人民仍旧保持着友好的态度，这一情况令第384步兵师的一位连队指挥官感到非常的意外。哥萨克人民把鸡蛋、用盐腌制的黄瓜，甚至是整个火腿送给德国士兵们当做礼物。而这位连队指挥官则将先前所缴获的鹅，以两个德国马克一只的价钱卖给哥萨克人民。“如果你得体地对待这些哥萨克人，他们会给你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这位连队指挥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从未像在这里这样得到如此丰盛的热情款待。我们用大号的调羹吃蜂蜜，一直吃到我们想要呕吐，晚餐则是煮熟的火腿。”
斯大林将德国军队的迅速突破归咎为苏联将军的指挥失误，他不停地撤换指挥官，希望能有一位铁腕指挥官来扭转当前的不利战局。斯大林甚至打电话告诉一位军队指挥官他被撤职了，然后让他亲自打电话给他的一位下属指挥官来接替自己的位置。在莫斯科战役之前，失败和灾难彻底摧残着苏联红军的自信心。红军战士们仍旧在斯大林不成熟的进攻指挥中饱受着折磨，而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士官和军官们的指挥更加重了士兵们的这种折磨。大多数应征士兵们仅仅接受了不到十天的训练就被投放到战场上，有很多人甚至得到的训练时间更少。从集体农庄中征募来的红军战士对于现代战争和武器的无知愚昧状态简直到了让人同情的地步，一位从集体农庄中征募来的骑兵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铝制的管子，他第一个念头居然是能够用它来制作刷马匹的刷柄。但是这个管子却在他的手中爆炸了，事实上这是一个能引燃的高压喷雾器。
德国指挥官们对苏联指挥官恣意挥霍红军战士生命的做法一直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其中苏联指挥官最严重的挥霍红军战士生命的事例，是发生在顿河西岸的战役中。三支由实习军官组成的部队，没有良好的武器装备、没有足够的日需给养，可是就是这样的军队，却被派去对抗装备精良的德国第16装甲师。德军轻易地打败了这支军队，而指挥官在被捕之后说，他曾经向自己的上级指挥官提出抗议，抗议采取“这次愚蠢的行动”，但是醉酒的上级指挥官却咆哮着告诉他，必须继续执行这个命令。
红军战士一直都沉浸在苏联政府清算运动的恐惧之中。不过在南方战线上，在斯大林主义对人们实行政治迫害的恐惧气氛之中，一个全新的指挥官群体却开始渐渐崭露头角——精力旺盛、冷酷无情是他们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使得政治委员和NKVD对他们都畏惧三分。朱可夫所采取的整顿措施让许多年轻的官员看到了自身发展的希望，并且对红军目前所遭受的耻辱大为愤怒。
不久后在斯大林格勒被提升为指挥官的瓦西里·崔可夫将军就是这个新生群体中最冷酷无情的一员，他的喜怒无常与朱可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身体强壮，长着一张线条粗犷的脸，一头浓重的头发，这些更加凸显了他作为俄罗斯人的典型特征。他毫不掩饰地表现着典型的崔可夫式的直率的幽默，然后露出他发黄的牙齿大笑。苏联宣传资料将他视为十月革命的典型产物。
在苏联处于战争劣势的前六个月中，崔可夫一直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一职。后来他被苏联政府召回国，担任驻扎在图拉的一支预备役军队的代理指挥官。早在7月初，崔可夫在脊柱受伤还未痊愈的情况下就接到苏联政府的调遣命令，要求他带领尚未训练成熟的预备役军队，也就是后来的第64集团军，去拦截顿河西部德军的进攻。
7月16日，在政治委员康斯坦丁·科克维奇·阿布拉莫夫的陪同下，崔可夫来到了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有消息说德军正在迅速地向顿河推进，但是没有人能提供更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资料。第62集团军已经环绕顿河上游的东部地区展开了部署，因此崔可夫只好带领自己的军团进入顿河下游区域，恰好也是女王河的南部地区，部署好防御攻势。他的军队拦截到一辆从左部侧翼军队开来的卡车，车上是可怜的罐头食品和不足的燃料，还有准备借此车逃亡到后方的苏联军官，但这些军官的后退行动并未得到任何允许，这使得崔可夫不由地为其左翼军队的士气而担忧。
在女王河的上游，也就是在崔可夫军队的右边，由奥地利人组成的第44步兵师与苏军第62集团军的三个师展开了殊死战斗。战斗异常激烈而残酷。一位被捕的苏联红军告诉审讯他的德国军官，他的上级指挥官命令他开枪射杀了两名受伤的红军战士，因为他们被发现“躲藏在一个沟渠中”。与此同时，在北方，德国军队猛烈的攻势已经切断了许多苏联军队的联系，并且已经向前推进到了位于顿河上的卡蒙斯克。
德国侦察机迅速地侦察顿河沿岸的地形，并且在地图上标示出苏联军队镇守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段，同时也标示出了崔可夫军团前行的路线。7月25日，德军发起了大规模的频繁攻势，但是在沙尘暴的掩护下，这次攻势并未让苏军第64集团军遭受太大的损失，也没有让苏军失去固守的图拉防线。第二天一大早，德国装甲军团又向苏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虽然借助水沟来做掩护，但是驾驶着T－60坦克的德国士兵根本无法对苏军构成任何威胁，苏军的重型KV坦克，在战斗中几乎是毫发未伤。
“他们的坦克射程很远，”一位德国装甲军指挥官回忆道，“我们无法在野外与他们正面抗衡。刚开始，我们就像是在大海上漂浮的绵羊一样的不知所措，于是我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策略，绕行到他们的背后进行攻击。”其中一辆苏军重型坦克的履带完全被炸毁了，被压碎的机械装置阻碍了回转炮塔的旋转。于是，“我们集中火力，从后面向这辆坦克开火。我们数着击中苏军坦克的炮弹的数量，但是却没有一发炮弹能穿透防弹钢板。终于，坦克的舱盖开始移动。我猜想这些苏联坦克兵们想要投降，于是我命令我的连队停止射击。这些俄罗斯坦克兵们打开舱盖，爬了出来。”俄罗斯坦克兵们惊慌失措，摇摇晃晃地爬出驾驶舱，不断地摇头，似乎耳朵被震聋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受伤。“我立刻意识到我们的坦克大炮是多么的不中用。”
驻守顿河右侧翼的第62集团军，在德军的攻击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7月26日，在崔可夫的第64集团军的后方指挥所，盛传着这样一个传闻：德军正策划将他们与其他军团孤立起来。于是，惊慌失措的苏联红军开始蜂拥向顿河上的浮桥向后方撤退，而这种惊慌失措严重地影响着方面军的战斗士气。崔可夫立刻派遣参谋去制止这种行为，但是德国飞机却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飞机出现在了天空中，在这次轰炸中，崔可夫损失了好几名资历颇深的军官。
苏军第62集团军所处的情况更糟糕。由亚历山大·乌特文科上校指挥的第33禁卫步兵师陷入了德军在顿河西岸铺设的陷阱，被两支德国部队夹击。“如果我们不是掘壕固守我们的阵地，也许德军早已把我们一网打尽了。”后来，乌特文科这样告诉他的文书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3禁卫步兵师的人员骤减至3000人，他们不得不乘着黑夜的掩护用手推车和骆驼向后方运送伤员。德军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仅仅一个营部中，就有513名德国士兵的尸体被扔进了巴尔卡河或者是水沟中。苏联军队的弹药非常短缺，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借助袭击德军而获取枪炮和弹药。来自周围田野中可供食用的小麦也少得可怜。8月11日，苏军残余部队分成小分队在顿河周围继续战斗。“我的手枪中仅剩5发子弹，”乌特文科详细地回忆道，“有几个指挥官甚至开枪将自己射死。我们又损失了至少1000名红军战士，但是，我们的军队也让德国人伤亡惨重。一名红军战士手握一张传单向德军走去，我们参谋机构的女翻译官加利娅高声喊道：‘快看他！他是要向德国人投降去！’于是她用自己的手枪射死了这名红军战士。”
苏军最后的小股抵抗力量也在反坦克弹药耗尽的情况下被德国装甲部队扑灭了，因为炮弹爆炸而致使脚部受伤的乌特文科不得不带着他的残余部队从峭壁进入沼泽来躲避德军的炮火攻击。脚部受伤的乌特文科不得不艰难地爬行前进，这样缓慢的速度根本无法在白天行动，因此第二天一整天，他都带着自己的20名战士躲藏在向日葵花丛中。当晚，他们召集到了更多的生还者，乘着夜色的掩护游泳渡过顿河。有8名红军战士在此期间丧生，乌特文科则是被他的副官胡多宾——曾经是一位妇科医生——拉着游过河的，而这位副官在过河后不久癫痫病就发作了。后来乌特文科回忆道，他感到非常幸运，自己并未丧生在顿河之中。“如果我们没有死在这里，”胡多宾回忆道，“我们将会幸免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胡多宾这样说是有着特殊原因的，早在克里米亚半岛战役中，他的母亲就得到了他阵亡的消息，因此母亲那时就为他在教堂举行了追悼仪式。根据俄罗斯迷信所说，如果在为你举行追悼仪式的时候你却仍旧活着，那么你将得到永生。西蒙诺夫清楚地意识到，正是这种信念，在那个灾难性的1942年的夏天支撑着整个国家的信念，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尽管战事失败与局面混乱的消息从不同的渠道传来，但是红军战士还是继续进行着反抗。因为白天的攻击会有纳粹德国空军的援助，因此红军战士调整战术，转为夜晚袭击。根据第384步兵师所保留的一位德军指挥官在8月2日所写的日记显示：“俄罗斯人艰难地进行着还击，但他们从未停止努力尝试获得援助。而我方的一支地雷工兵连队试图避开战斗，这种行为让我感到非常可耻。”可是接下来，这位指挥官所带领的部队却开始遭受严重的胃痛折磨，这也许是因为喝了有污染的水。“这里太可怕了，”几天后他接着写道，“夜晚变得让人毛骨悚然。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们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抗衡纳粹德国空军的攻击优势，在苏联中心和北部战线的红军飞机团，被急速调遣至顿河前线。一个派往支援斯大林格勒的夜战飞机团发现了一个能够供他们使用的野外飞机场，周围居然满是西瓜和西红柿，而当他们着陆和起飞的时候，当地的农民居然就在那些地里继续去收割他们的作物。这个飞机团不久就被德国的福克沃尔夫侦察机探知，因此德军立刻对这个飞机场进行了低空轰炸。附近的农贸集市被点燃了，一瞬间，乡村成了一片火海，混乱的局面随处可见，惊慌失措的马匹，在像雨点似的炮弹中来回地穿梭着，孩子们尖叫着，遮雨的临时帐篷被机枪撕扯得粉碎，那些小商贩们就这样倒在了自家的水果和蔬菜摊中。相对而言，夜战连队的损失比较小一点，但是他们的行动计划却安排得非常紧凑。通常集中在野战厨房旁边吃饭是不可能的，因此机场地勤人员不得不用碗盘将饭菜亲自送到飞机座舱中让飞行员们吃。而在地面的政治委员们从未计算清楚过停靠在机场的飞机数量，或者甚至是了解清楚有多少飞机是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就飞回了机场。
在这些小规模空中战斗的混乱场面中，苏军夜战连队的指挥官孔德拉什科夫少校所乘坐的飞机在德国后方防线被击落。他的左腿被飞机残骸压伤，后来他失去了这条腿。幸运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将他拖出了飞机残骸，并带回自己的房中细心地照顾。他的飞机坠毁的地方已经被路过的一位年轻飞行员做了标记，因此天黑后不久，两架苏军飞机就降落在了这位农妇的房子旁。他们带走了孔德拉什科夫，匆忙地将他塞入其中一架飞机的后舱座中。于是这架飞机直接飞往了一所军用医院。
7月末至8月初的空中近距离激战引起了德国整个地面部队的极大关注。德国步兵和装甲兵动作一致地用手遮挡着太阳，费力地看向蓝天中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俄罗斯飞机通常在正午时分向地面德军发起攻击，因此德军地面部队不得不保证随时有梅塞施米特109飞机在周围护驾，以对付随时会到来的空中袭击。只要苏军的飞机被击中，德军地面部队就会爆发出阵阵的欢呼声，那些冒着浓烟的苏军飞机就在这片欢呼声中盘旋坠落，最后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残骸四溅。德国国防军战斗机飞行员因此而拥有的星级奖励数量渐渐逼近纳粹德国空军。
在这样急速的调遣行军过程中，装甲车和摩托化军团的参谋人员们很难有时间去搭建隐蔽的固定指挥部。通常德军参谋人员们是十个人一组，搭建起临时帐篷来讨论和拟订新的作战方案，或者是清查弹药存储量和伤亡人员的状况。所幸的是，他们的酒精灯引来的是大量的飞虫，而非俄罗斯人的子弹。而运载这些参谋人员们的车辆，则在白天里继续前行到下一个据点，为了驱赶通宵熬夜所带来的困倦感，参谋们就利用白天的时间在车上睡觉。
第16装甲集团军的指挥官汉斯·胡贝将军抽空小睡了一会儿后，又以镇定的神情出现在了他的参谋人员们的面前。他严肃的表情和黑色的人造假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一条胳膊——为他赢得了“胡贝爸爸”这样一个称号。严格的习惯和组织性造就了胡贝，不管是否在战争中，他都过着规律的生活，坚持每三个小时吃一次饭，“吃掉足够的卡路里和维生素来保证旺盛的精力”。根据不止一位官员的评价，胡贝虽然不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才华横溢、思路非常清晰的人”。作为一名军人，胡贝得到了希特勒的赞赏，但是“这匹老战马”却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悲观主义情绪”又让元首对他非常不满，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接近尾声的关键时刻。
胡贝装甲集团军的许多指挥官都对苏军的愚蠢行为大惑不解，俄罗斯人将他们的坦克停在敞开的野外，而这些毫无遮拦的坦克很自然地就成了德军斯图卡飞机或者是88毫米机关炮的攻击目标。德军指挥官们非常清楚，苏军T－34坦克的战斗力量，是任何一辆德国装甲车所无法比拟的。这样先进的T－34也有一个缺陷，它的瞄准器并不十分好用，因此俄罗斯指挥官们不得不借助双筒望远镜来观察前方情况，还有几位军官甚至配备了无线电话。但是，红军最大的弱点在于战术上的贫乏，他们坦克的攻击力也因为缺乏对有利地形的利用、缺乏对火力的合理调遣利用而大大的减弱。连崔可夫本人都不得不承认，红军装甲部队根本无法配合航空部队的攻击战术。
自满情绪导致了德军防卫的松懈。7月30日的早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的时候，苏军的一支T－34坦克部队已经乘着夜色的掩护逼近了胡贝指挥部所在的村庄。当苏军炮弹在指挥部和后方车辆之间爆炸的时候，德军官员们才惊慌失措地穿上衣服。惊魂未定的无线电通讯员波德维尔斯将头伸向外面，急忙与附近的部队取得联系。“这绝对不是一个让人期待的场面，”他在日记中写道，“每一辆车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疯狂地开往远离炮火的地方！”在这天之前，德国人已经被苏军采取的一次小规模突然袭击所惊吓，胡贝毫不渲染地称这次小规模的突然袭击为“轻骑兵聚会”。
最初的惊吓很快就过去了。前来支援的第2装甲团很快就来了。在德军火力的攻击下，有六辆T－34在野外的沼泽低洼地里燃烧了起来。其中一辆T－34想以自杀式的攻击方式向德军运输车辆开去，但是迎面却遇到了一辆德国坦克的阻拦，“近距离的射击，直接命中了苏联坦克，毫不费力地就将它的回转炮塔炸飞了。”一直观察战况的胡贝对无线电通讯员波德维尔斯说：“你最好上前线去，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当天上午，波德维尔斯就和他的同事们离开了。当他们的车辆开过铺有木排路的沼泽地的时候，一辆T－34仍旧冒着浓烟，不时传出阵阵“肉体烤焦的味道”。
在军指挥部里，胡贝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在这最近的八天里，苏联向顿河对岸派遣了大约1000辆坦克——而被德军摧毁的坦克数，正好是这个数字的一半。其实，这种说法太过夸张。事实上，苏联红军仅仅派出了550辆坦克，而其中很多坦克从未渡过过顿河。大部分来自前线的乐观报告都是不切实际的，一名德国装甲兵注意到，“无论何时，只要有一辆俄罗斯坦克被击中，那么几乎参战的每一位装甲兵都会声称是自己射中了这辆坦克。”不过，如此多被摧毁的俄罗斯坦克的残骸确实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据冯·塞德利茨将军描述，从远处看来，被摧毁的苏联坦克的残骸就像是“庞大的象群”。不管被摧毁的苏联坦克数量是多少，许多德国人都相信，他们的胜利指日可待。俄罗斯九头蛇的蛇头，已经被割得所剩无几了。
希特勒再次对德军的缓慢行动表示出了不满，因此他又将调遣第4装甲集团军援助第6集团军攻占斯大林格勒的最初计划提上了日程。而经过这段时间战争后，德军的伤亡人数和燃料的耗损情况根本就不在元首考虑的范围之内。霍特装甲集团军立刻做出了反攻的反应，他们依赖并不十分强大的力量向北方前线推进，不久，他们就到达了科捷利尼科沃，此地距斯大林格勒西南只有100英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这是个适应希特勒改变计划所需要的行动。冯·里希特霍芬将军根据空中侦察兵的报告在他8月2日的日记中这样标注道：“俄罗斯人正在积极筹备军事力量，从各个方向极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根据里希特霍芬的报告，保卢斯信心十足地展开了自己的钳形围攻计划，并调遣第16和第24装甲师配合里希特霍芬的斯图卡飞机部队作为围攻的主力部队。在两天的激战后，他们包围了苏联八个步兵团和顿河西部苏军左翼部队的所有炮兵部队。最后，包围圈在卡拉奇封上了口。站在悬崖的顶部眺望“静静的顿河”，第一支到达卡拉奇的德军装甲部队，望向远处紫色的黄昏地平线。在他们身后下落的太阳将投向地面的坦克影子拉得更长，直直地指向东边。在卡拉奇范围之外，一望无际的俄罗斯大草原一直向前延伸至斯大林格勒。卡拉奇是一座主要由小作坊、部分损毁的高速公路车站和木制的简陋“原始花形”小屋组成的城市。
在成功地包围苏军之后，德军装甲部队的士兵们互相开着玩笑，以此来缓解战争带给他们的紧张气氛，充分地放松着自己的神经。一些坦克兵还大声唱起了歌曲。但是这样的美景并未持续太长时间，不久，指挥官们就下达命令，要建立一个“环形筑垒阵地”作为防御据点。随着黄昏的到来，成千上万散乱的俄罗斯士兵渐渐地聚集在顿河西岸向德军发起了攻击，机枪的火力、摇曳的照明弹和大炮的轰鸣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第二天，德国人开始全面清剿躲藏在树林里的苏联军队，许多德国军官将这一行动视为猎鹿活动。所抓获的战俘中，除一位资历颇深的苏联官员和他的几名随从外，大部分都是妇女。当天晚上，在月光的照耀下，还爆发了另外一场围攻德国据点的战斗。于是第三天天一亮，德国人就放火燃烧灌木丛和森林，以驱赶残留的俄罗斯人。这一地区变成了“俄罗斯人的死亡之地”，只有少数俄罗斯人得以幸免于难。苏军第62集团军下属的第181步兵师，在战斗开始的时候还有1.3名万强壮的红军战士，但是现在，仅仅只有105人得以安全撤退，渡过了顿河。
战斗越来越艰难了，许多德国士兵不再相信保卢斯的所谓自信举措，也不再迷信希特勒关于敌人就要完蛋的论断。在第一天的反坦克战役中，德军第371装甲团就损失了23人。如同第389装甲团的士兵们一样，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越来越频繁地听到苏联步兵团发出“乌拉”的喊声，向他们发起进攻。一名德国士兵在给家中的信中写道：“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十字架和墓碑，每天都有不少战友离开了我们，我仿佛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这种情绪低落的情形慢慢地开始蔓延到整个德国前线部队，严重地削弱了德军的士气。更有甚者，第76步兵师不得不临时组成一支别动队，用以埋葬死去的德国士兵。一个月后，根据被苏联军队俘虏的一位第76步兵师的别动队成员所述，他和他的两名伙伴不得不在一天之内处理72具死亡战友的尸体。另一方面，根据一位已经连续战斗29个小时的炮兵下士所说，他对纳粹德国国防军的胜利毫不怀疑。“俄罗斯人杀死了我们许多的战友，但是我们却杀死了更多的俄罗斯人。当一队100人的俄罗斯军队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那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一件乐事。我们用机枪向他们扫射，看着他们仓皇逃命躲避的样子，我们异常的开心。”
德军的一些分队甚至采取供应额外的巧克力和雪茄来作为对士兵勇敢杀敌的奖赏，在这样寒冷的夜晚，这种额外的奖赏对于德军士兵来说是种莫大的享受。战斗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唯一的安慰，”一名轻工兵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是我们将能够在斯大林格勒得到和平和安宁，那时候我们也能够住进过冬的营房，或许那里还将是我们得以返回祖国的起点。”
斯大林对整个苏联前线军队下达的“决不允许后退一步”的命令，更适用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身上。当俄罗斯内战爆发的时候，这座城市仍旧被称为伏尔加格勒(鞑靼语中它的意思是建立在察里津上的城市，或者是黄色的河流)，后来，这座城市之所以改名，是基于这样一种传说——斯大林曾率领的革命队伍在这里积极反对反革命分子的军队，从而赢得了俄罗斯革命的胜利，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因此这座城市改名为斯大林。驻扎在这个地区的军人委员会从不放弃任何将这座城市变成军事要塞的机会，但是这个任务却远比想象中更难。斯大林格勒是一座沿着伏尔加河西部沿岸弯弯曲曲绵延近二十英里的狭长城市，这样特殊的地形更增添了战略防守的难度。如果要向这里运送补给品和派遣援军，苏联军队就必须渡过宽阔的水域。
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口具有很大的可调动性。这个地区所有年届16～55岁之间的人，不论男女——大约超过20万人——被管区政党委员会调集组成“工兵纵队”。如同从前在莫斯科所存在的情形一样，这里的妇女和年长的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手拿长柄铁锹和竹篮，在沙土地里挖掘深达六英尺的反坦克战壕。在妇女们挖掘好反坦克战壕后，军队地雷工兵们便将反坦克地雷埋入其中。
而那些尚在学校读书的年幼孩子们则被组织起来搭建土墙，以保护伏尔加河沿岸的坦克燃料储藏罐。在老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孩子们用木制的担架运送土壤。一架德国飞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女孩们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往哪里躲藏。一枚炸弹落在于她们的周围，两名14岁的女孩被炸弹扬起的土掩埋了。当她们的同学从土里把她们挖出来的时候，其中一名叫做尼娜·格雷贝尼奇科娃的女孩背部被炸弹碎片击中，伤势十分严重。当她被同学们用担架抬出来的时候，她的惊恐和哭泣声让每个人都心寒，她立刻被送往位于伏尔加河边的斯大林格勒医院。
防空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但是许多苏联高射炮却缺少弹药。多数炮兵连都是由年轻妇女组成的，主要是共青团员，她们都是在4月的时候接到国家关于“你会保卫自己的祖国母亲吗”的号召而积极入伍的。炮兵连则驻扎在伏尔加河两岸来保卫重要的军事设施，比如坐落在贝克托维卡南部的发电站，和城市北部防御地段的庞大工厂群。这里是苏联的武器制造线，比如原来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在接受了基本的军事制造培训之后，就转型制造T－34坦克了。
斯大林格勒防御委员会宣布了一道又一道法令。集体农庄被命令上缴所有的储备谷物，以弥补红军的军队补给需求。所设置的审理委员会则负责审判那些缺乏爱国心的人，没有及时揭发检举家庭成员的擅离职守行为，或者是没有积极响应入伍号召的，都将被判处十年的有期徒刑。一位根据行政区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带领66名17岁学生去服兵役的校长却被审理委员会审判，因为其中31名学生在途中逃跑了。
审理委员会也受理民间的“逃兵”，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被逃兵们告发的。这些显著的犯罪行为都被定为“背叛政党和苏维埃共和国”的罪行，而其中很多犯罪行为都是因为时机选择问题上出了错误。有一个妇女，在她的村庄被轰炸的时候为躲避炮弹而逃跑，但是却被流放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接受六个月的“劳动改造”；而与此相对照的，有一个人则因为在敌人逼近的时候拒绝离开家乡而被宣判为“背叛祖国母亲”的罪行，至少十年的劳动改造营生活正在等待着她。
接着，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政治部门又开始对“1941～1942年冬天，被红军所解放的乌克兰地区来的应召入伍的男性士兵展开了调查”。那些曾经“拒绝撤离”他们的城镇和村庄的人们，被定为犯有“有组织地反苏”和勾结德国人的罪行。
在莫斯科宣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斯大林格勒的人们。斯大林格勒地区农业银行的一位领导人给他在苏联红军中任职的兄弟送去了一封信，信中包括“一些在战役前应该被当众朗诵的忠告”，同时还对“反政党行为”加以了谴责。即便是老百姓，在议论德国向前推进的速度和俄罗斯防御上的无能的时候，也得非常的小心谨慎。伏尔加河渔场的一名工人被指控犯有“政治形式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反革命宣传行动”罪行，因为据说他曾经“赞扬德国和诽谤苏联政党、政府和红军的领导人”。
被告诫前线存在恐慌氛围的斯大林再次采取了撤换指挥官的策略。早在7月21日被免职的铁木辛哥又被重新启用来代替V．N．戈尔多夫将军，由华西列夫斯基监督来施行指挥权。于是在8月早期，铁木辛哥决定将整个前线划分为两个防御区，从斯大林格勒的中心察里津(见图6)向南，一直延伸至卡尔梅克大草原。还没有从腿伤中恢复过来的安德烈·叶廖缅科上将，在接受南部方面军的指挥权后极力反对划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计划，但是这个反对意见却激怒了红军总司令斯大林。
8月4日，叶廖缅科乘坐一架道格拉斯运输飞机飞抵南部前线，降落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边缘城市的一个小飞机场上。赫鲁晓夫开车前往机场接他，并直接将他送往前线指挥部。对叶廖缅科来说，缺乏关于前线敌人的信息让他感到十分沮丧。五天后，斯大林再次调整前线指挥部，并提升叶廖缅科为总指挥官。但是斯大林仍旧不放心，于是派朱可夫下来作调查，并将调查信息及时反馈给他。
如同叶廖缅科所预料到的一样，红军的主要危险在于来自西部的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穿过顿河和来自西南部的霍特的第4坦克集团军的联合攻击。整个伏尔加河的下游地区都处在危险之中，在德军的轰炸之后，阿斯特拉罕也成为了危险地区。一周前就从石油提炼厂开始燃烧的石油火龙一直延伸到了里海，制造出大量污浊的黑云。而德军对斯大林格勒港口的一次轰炸则引起了一片混乱，因为码头上满是准备逃亡的难民，还堆满了等待运往东部的武器制造厂的机器。除了进入沙漠以外，现在唯一可以逃亡的路线是穿过里海。
行进在被俄罗斯人称作“世界尽头”的卡尔梅克大草原上的霍特集团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俄罗斯军队的攻击。指挥苏联海军陆战队步兵团的列夫·拉扎列夫将军认为：这个地区“不属于俄罗斯，属于亚洲。我们无法理解要为不是我们的领土的地方而战斗，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去为这块地方战斗。”可调遣的陆地军队已经全部得到了利用，无兵可调的苏联政府只好调遣海军来援助战斗。一个海军旅被火车从远东舰队运送到西伯利亚，他们的指挥官年仅18岁，来自列宁格勒海军学院，他们曾经在反击德国早期围攻计划中战斗过。8月，在水兵们从远东舰队前往西伯利亚的同时，水兵军校的学生们在卡尔梅克大草原接受了三周的野外训练。虽然只接受了三周的训练，但这些学生们却表现得异常勇猛。在战斗中，这些年轻海军少尉们的伤亡比率让人心寒，来自拉扎列夫班的21名军校学员中，仅有两名学员得以幸免于难。
在德国军队中，与他们的胜利之感同时滋长的是心神不安的感觉。“在渡过顿河之后，我们将向伏尔加河挺进。”第384步兵师的一名连队指挥官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但是他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的存在，原因很简单，德国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去继续沿着这个进攻路线前进了”。他甚至开始认为，战争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势头：当他们到达既定的伏尔加河目标时，其实并未真正到达元首所希望的最终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