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粉碎这个腐朽的体制！”·第三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1941年6月，在纳粹德国国防军对苏联进攻的时候，他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战争乐趣。
多数红军和边防战士因为没有接到有计划的反击命令而对眼前发生的袭击不知所措，甚至在德国拉开攻击序幕后的12个小时，斯大林仍旧寄希望于最后的和解机会， 而只是让自己的军队进行消极的被动还击。当一个官员走进前线总指挥官D．G．帕夫罗夫上将的办公室时，上将正在生气地对着电话那头另外一名向他汇报边界德军活动情况的前线指挥官大叫：“我知道！这些早已汇报过了！上级领导比我们更清楚这些情况！”
依照斯大林的命令，部署在边境的三支苏联军队一直都没有占据到有利地位，而在他们后方的坦克旅，早在有机会被调用之前就被德军摧毁了。18世纪建造的巨大城堡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1918年凯泽就是在此向列宁和托洛茨基递交了耻辱的投降书)在几个小时内就被包围了，由霍特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的两支装甲车旅，以最快的速度将苏联军队团团包围了起来。在过去的五天之内，德军已经在离边界200英里的明斯克成功地会师。超过30万红军战士被捕，大约2500辆坦克被摧毁和收缴。
在北部战线上，从东普鲁士入境的第四坦克师，已经成功渡过了尼门河，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地粉碎了俄罗斯的边防线。五天后，冯·曼施泰因将军率领的第46装甲军团，以每天大约55英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差不多前进到了距离列宁格勒只有一半路程的地方，并且成功地占据了德维纳河的渡口。“这个成功的挺进，”曼施泰因后来写道，“足以满足任何一个坦克指挥官的梦想。”
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空军继续对红军飞机实行毁灭性的攻击，在结束第二天战斗前，德国空军已经成功的击毁了2000架苏联飞机。苏联政府可以制造更多的飞机，并且训练更多的飞行员，但是让这些毫无实战经验的新飞行员直接上前线的送死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得苏联空军的士气处于低潮。“我们的飞行员认为，当他们一起飞，他们就和一具死尸毫无差别了。”在15个月后，当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最高潮的时候，一个空军中队长向一位人民委员这样说道，“损失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苏联军事力量相对强大的南部战线上，德国军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基尔波诺斯将军设法在后方建立了一个防御工事，以此来代替将军队分散在整个边境线上。尽管他的军队给予了德军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基尔波诺斯将军把他的坦克分散到有利地形上，以便能及时有效地调用。第二天，也就是6月23日，埃瓦尔特·冯·克莱斯特将军的第一装甲军团遭遇了苏联重型坦克KV的攻击，也就是在这场战斗中，德国军队第一次认识到了T－34型坦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坦克)的威力。
攻克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到喀尔巴阡山山脉之间的南部战线所花费的时间比预期的长了许多。陆军元帅冯·赖歇瑙率领的第6集团军负责南部战线战役，但是他们的左翼军队，却在长满树木的沼泽地里不断受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赖歇瑙希望被俘的苏联红军能充当敌后游击队，不管他们是否仍旧穿原来的制服。而红军部队则将被俘的德国士兵杀死，尤其是那些跳伞的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们。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将这些俘虏送到后方去，更何况德国人也根本不希望自己的士兵由于苏联军队的友好待遇而活下来。
在加利西亚的首府利沃夫，NKVD残忍地杀害了被俘的政治犯人，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这些人被德国人解救的那一天。这些疑心重重的暴行，使得整个城市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到处都是醉酒和抢劫。利沃夫不仅是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同时也是德国组织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破坏的目标。在德国入侵之前，极端的恐惧已经充满人心，人们被非俄罗斯人的行为所困扰着：“德国人就要来抓你们了。”
希特勒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一个“腐朽的体制”，而且这个“建筑物”不久将会“彻底被粉碎”。这样一个言论，甚至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观察家和情报机构的认同。自1937年以来，斯大林就在努力地开脱，但是这个由多疑的混乱状态和妄自尊大的暴政措施所支撑的团体，更多唤起的却是人们对俄罗斯内战和俄罗斯与波兰之间战争的回忆。
在苏联，总共有36671名官员被处死、关押或者是被免职，而在这其中，共有706人是旅或者旅以上的指挥官，其他幸免于难，未受到任何怀疑的仅仅只有303人。借着捏造的荒唐理由而随意逮捕官员的情况时有发生，K．K．罗科索夫斯基上校，这位曾在斯大林格勒给予德国军队致命性打击的军官，却要面对一个已经死去20年的人的指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是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游击战术的主要倡导者。他的被捕与被害充分证明了对红军军事行动思想的蓄意破坏，而这种破坏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了斯大林的战略行动。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倡导下，一种建立在“对火力和流动性作战方式的深入研究”之上的“作战艺术”已被指挥官群体广为采纳，而在1941年中，这种“作战艺术”却被当做叛国行为，用来解释少数红军将领用他们的坦克进行自杀性反抗的举动。虽然后来大多数被免职的军官们都恢复了原有的职位，但是这些迫害行为已经在他们的心理上留下了一道不可磨灭的阴影。
就在清算运动开始两年半后，红军就在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中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指挥第一骑兵团作战的是斯大林的同窗旧友伏罗希洛夫元帅，但是这位元帅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随机应变能力的缺乏，却让人颇为震惊。芬兰人一次又一次地在战略战术上胜过了苏联。他们的机枪手们，甚至用长柄大镰刀就能聚集起来将试图穿越雪地的苏联步兵团打退。直到调集与敌相同的人数，进行了五次重炮攻击后，苏联红军才渐渐地占了上风。希特勒早已注意到了这个令人兴奋的结果——清算运动给苏联带来的不良后遗症。
面对这场战争，日本情报机构人员拥有不同的观点。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低估红军力量的外国情报机构。1939年8月，日本开始连续对满洲里边境进行骚扰，在哈尔科林－戈尔 [ cdhyy注：诺蒙罕 ] (Khalkin－Gol)一役中，他们就已经见识到了苏联总参谋部年仅43岁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才能与过人的胆识。也就是在遭到入侵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果断地成立了最高参谋司令部，他采用沙皇时代的称呼，将其命名为红军最高指挥部。然后这位伟大的领袖组建了自己的人民防御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作为苏联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
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最初几天之内，德国将军们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对苏联指挥官们的轻蔑看法，尤其是对那些在前方边境指挥战争的苏联官员们。像大多数军官一样，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也同样被红军指挥官们肆意浪费士兵们生命的举动所震撼。在他的备忘录里，他指出：“‘来自国家领导层的审查’严重地阻碍了苏联指挥官们的行动，甚至使得他们‘害怕执行任何军事任务’。”这就意味着，“采取措施，尤其是根据实际战事的需要而采取该采取的措施，总是常常滞后”，因此延误了很多战机。苏联坦克军队“缺乏必要的作战训练，缺乏及时有效的情报，甚至在展开攻势的时候极度缺乏主动性”。所有这些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同僚们同时却也过于低估苏联红军从失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了。
当然，革新的过程并不容易，而且很缓慢。斯大林和他的亲信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人民委员们，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治干预和简直不可理喻的视而不见是造成如此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前线的指挥官员，已经被来自克里姆林宫的那些不合逻辑的军事命令所严重束缚，在战争的第一线上，他们简直感到寸步难行。而在7月16日，由人民委员会批示的“双重命令”体系，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红军的政治委员们开始指责前线的指挥官和参谋部官员，指责他们背叛国家、蓄意破坏军事行动，甚至指责他们在指挥战争中存在有懦弱的行为，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在第二次清算运动中，最为突出的受害者是前线总指挥部的帕夫洛夫将军。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为他曾在电话中与克里姆林宫的上级领导就具体战争部署问题发生了争吵，他认为当时上级领导所下达的战争部署命令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他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调动军队，但是却被指责为是叛国的一种表现。这件事情在指挥部中引起的强烈震撼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前线的地雷工兵奉NKVD之命，向指挥部传达一个命令，目的是提醒他们注意即将发生的恐怖行动。而当他到达指挥部，面对一位将军喋喋不休的重达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些参谋部的官员们认为他是来逮捕他们的。因为这位将军一直只是战战兢兢地重述着：“我没有抛弃我的军队，我一直和他们并肩作战，我执行了上级传达的所有命令——我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行为。”
就在这种近乎让人发疯的歪曲指责情况下，革新开始了。1941年7月15日，在红军最高指挥部的朱可夫下达了命令，对“过去三周在对抗德国法西斯主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作了“必要的总结”。而其中最为突出的结论是，因为糟糕的命令传达体系和缺乏实战性的军队编排，使得红军遭受到了巨大的失败，成为“德国空军轻而易举就能袭击的目标”。将如此庞大的军队编排为仅仅几个军团，“给军队的指挥和战略部署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而且我们中的很多官员既年轻又毫无实战经验”(虽然对清算运动只字未提，但是它给人们带来的阴影是无法忘却的)。“因此红军最高指挥部认为，”朱可夫写道，“有必要将集团军重新编排为只有五六个师组成的相对小一些作战单位。”当这个建议被最终采纳后，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为它将原本设在师和集团军之间的军取消了，大大缩短了命令传达的过程。
德国指挥官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Ivan”(伊万)——德国人对苏联人的称呼——的实力，他们过分地低估了红军战士们的毅力。德国军官们很快发现，即便包围他们的德军在数量上远超过他们，即便他们来自西部战线的同伙们可能已经投降了，但是红军战士们却会继续坚持战斗到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关于这点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的第一天早晨，红军战士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勇敢和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仍旧存在慌乱的情况，但是这种慌乱并非主流。红军死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的表现最为显著。在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之下，德国军队占领了许多战略要点，但是许多红军战士在没有任何弹药和食物补给的情况下，仍旧坚持战斗了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坚持战斗的红军战士在一面墙上这样写道：“虽然我正在死去，但也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Farewell Motherland(再见了我的祖国)。20／VⅡ－41。”这面墙现在仍被恭敬地保存在莫斯科的武装力量中心博物馆里。那些在这场要塞防御战中因为受伤而被俘的红军战士们一直被关在纳粹党战俘集中营中，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才被释放出来，而这些人是从未被苏联政府提及的。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这些人不但没有被当做英雄对待，而且被SMERSH(反间谍局的一部分)直接送到了古拉格劳改集中营，因为斯大林认为，任何一个曾经落入敌手的人，都是卖国贼。斯大林甚至与7月16日在维捷布斯克附近被俘的儿子雅科夫脱离了父子关系。
当整个夏天过去后，俄罗斯的混乱状态也已经消除了，于是他们的抵抗也变得更加顽强。在7月初还感觉胜券在握的哈尔德将军，此时的自信程度已远没有先前那么强烈了。“在每个俄罗斯人战斗的地方，”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即便只剩最后一个人，他们也不会轻易投降。”古德里安也承认，俄罗斯步兵们“总是顽强地抵抗到最后一刻”。他还对红军战士在夜战和森林战争中所展示的战斗技能给予了更进一步的描述，而这两大优势战术的攻击性，尤其是夜间战术的攻击性，远比德国人所意识到的更厉害。
德国指挥官们不相信，任何构建在极度政治恐怖制度之上的社会团体能够抵御住外来的入侵，而来自苏联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更坚定了德国人的必胜信念。曾经在历史上遭受了最恐怖的人为饥荒的虔诚的乌克兰人对德国军队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甚至悬挂出了象征反基督教者的黑色十字架，准备来迎接这场全新的宗教圣战。但是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奴役俄罗斯人民的计划，只会更加牢固“这个腐朽的体制”，而这个计划的实现，是必须依靠军事力量，以及那些憎恨斯大林主义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们的。
斯大林和共产党的机构很快意识到他们必须立刻远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词滥调 [ 编者注：本书的作者是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写作的，类似的偏颇表述散见在全书之中，请读者注意甄别 ] ，于是在第一期《真理》杂志上，针对德国人的入侵，共产党使用了“伟大的爱国战争”这样一个表达方式，而曾经的那场反对拿破仑的“爱国战争”，也让此时的斯大林陷入了深思之中。第二年，在纪念十月革命成功的周年纪念日上，斯大林特意提到了在俄罗斯历史上的那些非无产阶级英雄的名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东斯科伊、苏沃罗夫和库图佐夫。
借助多数愚昧无知的党派的支持，斯大林保全了自己的个人声誉。6月底之前，那些在他身边的官员和那些贵族知识分子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告诉斯大林，在德国入侵过程中苏联军队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于是在斯大林7月3日发表他的演说的时候，当然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指责。在演说中，他动情地称呼俄罗斯人民为“兄弟姐妹们”，同时将德国入侵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正处于危难之中的消息告诉了俄罗斯人民。总的来说，这个坦白的言论稳固了人民的情绪，因为直到此时，官方的公报都只是声称，到目前为止苏联仅仅是遭受到了部分损失。然而这些却让许多学生，尤其是斯大林格勒工业大学的学生们极为震惊。当“令人惊讶和不可思议的”纳粹德国国防军迅速前进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那幅等待贴红旗的地图也被从墙上取了下来。
无论你如何看待斯大林主义体系，都无法对他经过谨慎而巧妙的取舍所提供的关于战争总体状态的充分论述而表示丝毫的怀疑。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完全承认，法西斯主义是罪恶的，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彻底消灭它。这场斗争应该由共产党来领导，因为法西斯式的独裁主义和行为就是将一切彻底毁灭。这点在瓦西里·格罗斯曼的著作《生存与毁灭》中有所描述。“我们心中充满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一位斯大林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老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莫斯托夫斯基这样声称，“这是对列宁主义奋斗目标的正确性的检验——一个需要更长时间去检验的信仰。”
无论如何，政治上的争论对于老百姓来说永远都是排在第二位的，真正激励他们献身的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招募新兵的布告牌上写道：“祖国正在召唤你！”背景是一个被捆的俄罗斯妇女，而敌人正在用刺刀指向她。虽然这幅图片的画面并不精美，但是在此时所起到的效果却是非常大的。巨大的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的目标是保卫一种比数百万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在德国入侵苏联一个月后，某位年轻的坦克指挥官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现在对自己的生命，我已经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这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去。”
400万人志愿或者感到不得不加入到国民自卫军中来。苏联政府对生命的浪费不但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可理喻：祖鲁国王曾经强令他的士兵们攀爬一个十分陡峭的悬崖，借此方式显示他们严肃的军纪，另一方面也为证明他们的勇气，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死伤无数。而此时苏联政府对生命的浪费程度，并不比祖鲁国王逊色。这些未经训练的战士们直接被送上了前线，而他们常常没有武器，甚至还仍旧穿着市民的衣服，可就是这些毫无经验和手无寸铁的战士们，要对抗的却是纳粹德国国防军装备精良的装甲师。在列宁格勒还没有被正式围攻之前，苏联的四个民兵师就已经被装备精良的德国军队彻底消灭了。对于战士们缺乏训练，和前线存在的混乱状态，比如醉酒和抢劫这些情况，还有NKVD对待苏联战士们的残酷行为，战士们的家属一无所知。当战士们的死讯传来的时候，家属们丝毫没有责怪苏联政府，而是将所有愤怒的矛头都指向了德国人。
在夏天的那些战斗中，很多勇敢的行为因为目击者的相继死亡而永远无法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一些事情的真相最终还是暴露了出来，因为在军队中，那些勇敢的人们越来越不受到重视，因此而引起的不平情绪，是致使那些真相暴露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军医马尔采夫的身上，人们找到了这样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危难时期，一位在掩体中的战士的复杂而恐惧的心理状况。“明天，或者是后天，将有一场大仗要打。”他在信中这样描述道，“或许我就要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了，我梦到这个消息将被报纸头版头条地报道，人们将会知道执行并出色完成这项行动的人的名字——雷奇金。”
在此期间存在的那些勇敢的行为是很少被提到的。7月中旬对于苏联红军来说，确实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关头。在战争开始的这三个星期以来，苏联已经损失了3500辆坦克，超过6000架飞机，还有大约200万战士的惊人死亡人数，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指挥官。
接下来的彻底失败，是发生在7月中下旬保卫斯摩棱斯克的战役中，好几个苏联的军团被德军包围并剿灭。虽然有五个师最终突出了重围，但是在8月初，还是有大约30万红军战士被俘，苏军损失了超过3000辆坦克和3000门大炮。在阻止陆军元帅冯·博克的装甲师攻占位于耶尔纳雅和罗斯拉沃之间的铁路重要据点以及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地的战役中，许多苏联师相继被歼。尽管德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根据一些历史学家们有力的论证，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苏联军队的顽强抵抗确实拖延了德军前进的速度，而这对后来的战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在南方战线上，陆军元帅冯·龙德施泰特的军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战绩。在8月初，这支主要由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构成的军团，就在乌曼合围圈中成功的诱捕了10万名苏军。横越种满向日葵、豆科植物和没有收割的谷物的大草原，向乌克兰挺进的德国军队势不可挡。苏军的主要军事力量都集中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设在这里的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官是斯大林的另外一名密友布琼尼元帅。和他一起工作的是政委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政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把基辅工业区的那些重要机器转移到东部地区去。朱可夫将军警告斯大林，红军必须放弃基辅来避免陷入包围圈。但是这位刚刚向丘吉尔表示，苏联永远不会放弃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专制主义者却对朱可夫将军大发雷霆，并撤掉了他的首席参谋长的职务。
当龙德施泰特完成了对乌曼合围圈军事力量的部署后，他便转移方向向南部地区的基辅挺进。而第一装甲军团则转向北部地区，与刚刚才对边界的苏联指挥部予以出其不意的攻击而获胜的古德里安师团汇合。可怕的合围圈已经渐渐形成，但是斯大林仍旧拒绝放弃基辅。当他最终改变自己想法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为时太晚了。德军在9月21日就结束了对基辅的包围战役，德国声称在此次战役中他们俘获了超过66.5万名苏联红军。希特勒将这次战役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但与此同时，德军首席参谋长哈尔德却声称，这是在东方战线上存在最大战略错误的一场战役。如同古德里安认为的那样，德国军队的所有军事力量应该集中进攻莫斯科，而不是基辅。
不断向前挺进的侵略者们，横行于一个接一个的战略据点之间，当他们重新凝视自己走过的路程时，那种混合着怀疑、轻视和对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的红军战士们的恐惧感，让他们的情绪和思想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那些烧焦的敌军尸体，和那些被他们剥光衣服然后用机枪扫射而死的敌军尸体，似乎向人们暗示了这场战争惨绝人寰的一面。“如此近距离地看这些死去了的人们，这些死去了的鞑靼人和这些死去了的俄罗斯人。”一位被派往乌克兰德国军队的随军记者这样写道，“这些人堆是全新的，绝对全新的，他们是刚刚从‘五年计划’大工厂制造出来的。他们的外表是完全一样的，是来自同一条流水线上的相同产品。他们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民族，开始着一段全新的历程，他们是在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得到再次重生的。”然而，不管这个描述是多么的引人入胜，但是只是简单地将这些死去的人们设想成是现代化的共产主义的产品，那就完全错了。这些尸体的存在，深深地影响着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们。当看到他们，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一种油然而生的复杂情绪便在人们心中冉冉升起，这种情绪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感染而产生的，而更是一种本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