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安东尼·比弗 ·英国
出自————《保卫斯大林格勒》
出自————《战争通史》
诗人丘特切夫是这样解释“俄罗斯”一词的——“无法以常规来理解”。同样，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同样无法通过某一个常规的衡量标准来被充分地理解 。
任何一种单纯站在战争的角度来研究这场规模宏大的战斗的理论，都无法真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这就如同身处拉斯滕堡“狼穴”中 的希特勒 ，只是将自己禁锢在个人的幻想世界里，却从未真实地体验过他的士兵们究竟处于怎样的水深火热之中。
在常规的历史题材故事叙述的框架之下，本书向我们更多地展示的是交战双方的不同经历，而这些来自不同途径，尤其是来自俄罗斯官方档案馆的全面而翔实的资料，为我们更准确地再现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战斗。而所有这些来自不同渠道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揭露了这场史无前例的规模宏大的战斗的本质，和那些希望摆脱战争的人们的结局。
这些资料的来源包括：战争日记、随军牧师的报道、个人记录、信件、NKVD [ 译者注：即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俄)人民内务委员会 ] 及苏联秘密警察关于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战俘的审讯记录，以及私人日记和对参与战争者的访谈记录。其中最翔实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设在波多利斯克市的俄国国防部，它提供了每日从斯大林格勒前线送给在莫斯科的红军政府部门的第一负责人——亚历山大·谢尔巴乔夫的所有详细报告。这其中不仅包括了英勇的行动，而且也有“反常的事件”(这是部长对背叛行为的委婉称呼)，如擅离职守、严重失职、胆怯懦弱、不称职、为躲避战争而自残的行为和“反对苏联政府的言论”，甚至还有酗酒闹事的行为。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政府处死了大约13500名苏联战士——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苏联整整一个军的人数。不久我便意识到，尝试平衡如此多的真正愿意自我牺牲的红军战士们，与那些在NKVD特殊部门(不久后它成为反间谍活动组织“SMERSH”——苏联军队反间谍机构的一部分)的残酷高压政策下摇摆不定的人们，是当时苏联面临的主要挑战。
苏联政府体系高压政策的残忍是为人们所了解和公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多的苏联红军战士在与德国的交战中会临阵倒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只德国第6集团军的前线部队，就拥有了超过五万穿着德国军服，为德军而战的苏联公民。这其中，一些是被关在战俘集中营中，因为忍受不了饥饿而为德军战斗的红军战士，其余更多的则是自愿为德军而战的。在具有决定性的战役期间，许多德国宣传机构都对这些勇于对抗自己同胞的“希维人”(Hiwis)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极力称赞他们在战斗中的勇敢，以及他们对德军的忠诚。毋庸置疑，贝利亚的NKVD被这个宏大的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的数目激怒了，更加使得疑心颇重的他们对任何人都更不信任。
在今天的俄罗斯，这仍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我搭乘火车去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的前身)的路上，与一位俄罗斯步兵团的陆军上校同一个卧铺车厢。起先，当我提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那些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时，他拒绝相信那些红军战士们会穿上德国军服，并且为德军而战。最后，当我告诉他在德国档案馆中，第6集团军日需给养报告数字的时候，他才被我说服。而对于一个显然对斯大林采取高压政策整顿苏联红军憎恨的人来说，这位上校的反应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们不再是俄罗斯人。”他平静地说。这样一句评语，几乎与55年前斯大林格勒前线指挥部在给莫斯科的谢尔巴乔夫的报道中委婉地称这些临阵倒戈的红军战士们为“以前是俄罗斯人的人们”如出一辙。时至今日，这场伟大的爱国主义战争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仍旧让他们无法宽恕那些叛国的红军战士们。
而在整个战争中的愚行、无情和悲剧的发生，都与那些意想不到的举动有密切的关系。今天，关于纳粹德国国防军公开参与战争的对错问题，仍旧是大多数讨论的焦点所在。但战争的胜负似乎与德国的混乱状态尤其是政治信仰和他们所产生的后果之间所存在的混乱状态，有更密切的关系。如同从斯大林格勒前线所寄回的大量信件中描述的一样：在俄罗斯的德国军队，在精神上就处于一种完全混乱的状态。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为征服斯拉夫人的目标，和保护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而采取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产生的却是相反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德国军队的生还者，仍旧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是落入了诡计多端的苏维埃政权的陷阱。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当做受害者，而不是这场战争灾难的制造者。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使是在许多年后，都无法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产生的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它的象征性，这样一个重要的课题下一个定论。
在对这本书的相关内容的研究与搜集过程中，如果没有档案保管员和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和建议，很多时间和有价值的良机将会被错过，因此我要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我尤其感谢：斯图加特 Zeitgeschichte图书馆的伊里娜·伦茨夫人、弗赖堡联邦及军队档案馆的梅耶先生和艾哈德特夫人、波茨坦军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施汤夫人和全体工作人员、波多利斯克(Podolsk)俄罗斯防御中心的历史档案馆和军事纪念馆的瓦列里·米哈洛维奇·鲁缅采夫、莫斯科的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管理和研究中心处长科瑞尔·米哈洛维奇·安德生博士、俄罗斯国家文学和艺术档案馆的馆长纳塔利娅·波瑞索夫娜·沃尔科娃博士、联盟国家档案馆的蒂娜·尼科拉耶维纳·诺赫托维奇博士。
我还要特别感谢弗赖堡的德特勒夫·沃戈尔博士，在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从很多方面给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并且还将自己搜集的德国和奥地利斯大林格勒退伍军人联合会的出版物借给我参考使用。和蔼可亲的亚历山大·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博士，则将他的祖父——前国防部部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的个人书信文集借给我翻阅，并且为我提供了与这个主题有关的家庭文稿复印件。曾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或者包围圈中担任第6集团军病理专家的汉斯·吉尔根松现在是博士生导师，他非常耐心地给我讲解了他在当时的工作和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以及被围困的德国士兵们受到饥饿、寒冷和紧张压力威胁的具体情况。本·谢泼德则热情地给我讲解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战役的最新研究结果。我也非常感谢库尔特·格拉夫·冯·塞维尼茨为我提供了对斯大林格勒战役战略部署的观察资料；除此之外，他还从军事专门术语角度，给1942年11月的那些无线电报作了注解。
在如何查阅俄罗斯原始资料和其他细微数据的问题上，我非常感激凯瑟琳·安德烈耶夫博士、安娜托利·亚利克山大托维奇·克诺巴伊夫教授、约翰·艾里克森教授、维克多·戈巴耶夫博士、乔恩·霍尔德、历史防御科的部长——雷马·伊万诺维奇·马克希姆上校和耶瑞·欧维茨安科。我还特别的感谢那些曾经帮助我联系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生还者(不管是俄罗斯还是德国生还者)的人们，还有那些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慷慨地给我提供帮助和照顾我的苏联和德国的人们：克里斯·亚历山大、利奥波德·格拉夫·冯·俾斯麦、安德鲁·吉姆森、约翰奇姆·弗瑞赫尔·冯·莫尔茨安少校、戈列波和哈里特·谢斯塔科夫、玛丽－克里斯汀·戈拉菲恩·冯·斯达芬博格博士和克里斯汀娜·万·德维尔德博士。
在伏尔加格勒，我特别要感谢和蔼可亲的伏尔加格勒大学的副校长瑞莎·马拉托夫娜·帕特耶娃博士和她的同事历史文化研究处的处长娜德扎德，瓦西里维娜·杜里娜教授、历史系的格丽娜·鲍丽丝维娜和伏尔加格勒大学博物馆的馆长鲍利斯·尼科拉维奇·犹科，还有伏尔加格勒战争退伍军人管区委员会的会长尼科烈·斯丹帕诺维奇·弗多托夫和格纳迪，瓦西里维奇·帕夫罗夫中校。
俄语资料的翻译工作则是由戈雷雅·维诺戈拉多娃博士和雷波夫·维诺戈拉多娃博士完成的，他们同时也帮助我与俄罗斯档案馆取得联系，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图样资料。更不必说，在整个课题的研究中，他们友好地与我协商讨论，为我出谋划策。他们的和蔼可亲和对我的不懈帮助，让我对他们非常的感激。
我非常感谢那些战争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们，在回忆战争经过的过程中，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还借给我大量的，没有出版的手稿、信件和日记。他们的名字——其中三位不愿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已列在“附录”后面的“引文出处”里边。
如果没有企鹅出版社的埃里奥·戈登提供写作素材，还有美国人彼得·迈耶和德国人汉斯·艾瓦尔德·德德对这个写作素材的热情支持和引导，这本书将永远不会面世。最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安德鲁·那恩博格成了我的文学代理商、顾问和好朋友。
如同往常一样，我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也是这本书的第一编辑——阿泰米斯·库珀，当我在国外搜集资料期间，工作已经非常繁忙的她，默默地承担了家里的所有事情，让我得以放心地专心从事自己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