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狂人·第二
作者:艾伯特·西顿 ·英国
出自————《苏德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阿道夫·希特勒是个怪物而苏联并不是。1939年,除了他身边的小圈子以外,没有什么人了解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性格。
他是奥地利人,出身贫贱,时运不佳,当过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巴伐利亚的一个步兵团里当了近六年的列兵和下士。后来他一想起这段往事便引为骄傲,觉得自己投入了整个德国的事业。战争结束后,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1919年,希特勒成了德国陆军的一名文职政治密探,其部分职责是侦查和对付共产主义的势力,他实际上是一名反共“政治委员”。尔后他进入了政界。他学历浅,靠自学起家,因此,他的政策和抱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只不过是德国历史的翻版和延续,有的是前两个世纪的陈货,有的是一千多年前的古董。希特勒的思想是个大杂烩,其中许多是错误的,有些近乎幻想。他的思想不是来自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戈平淄和尼采的著述,就是来自德皇威廉二世、俾斯麦、普鲁士国王、勃兰登堡选帝侯和条顿骑士的政策和成就,或者来自他所看中的早期德国武士的美德和性格。
日耳曼民族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他们采用征服和殖民的手段从现在的法国和莱茵河流域逐渐向东扩张,一直到中欧和东欧。象卢贝克、罗斯托克、施特拉尔松、什切青、柏林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这些大城镇在十二三世纪前是不存在的。日耳曼移民创建或重建了波森、克拉科夫、卢布林、华沙、维尔纽斯、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多帕特和里加。不屈不挠的波兰抵制了这次东征。到十九世纪,即波兰已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之后,日耳曼人才被圣彼得堡的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反压力所阻止。1871年,德意志民族国家诞生了。二十世纪初,泛日耳曼主义者鼓吹征服和兼并那些属于日耳曼或者历史上是日耳曼人开发的领土,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国家、荷兰、佛兰芒人的比利时以及瑞士的一部分。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被放逐到波兰。乌克兰也被列为大日耳曼的组成部分。1918年,乌克兰实际上脱离了苏联,一度成为一个附属于德国的傀儡国家。1924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要塞服刑,撰写《我的奋斗》时,他第一次向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德国和欧洲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充满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主义者的仇恨以及对整个斯拉夫民族的蔑视。他的最终日的是,要攫取那些能给德国提供粮食、牲畜、石油和矿产的富饶土地。1933年,他终于执政了,于是就大肆推行他的反共反苏政策。1937年,德国当时驻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曾与丘吉尔简要地谈过一次话,他所说的是元首的领土欲,其中包括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迟至1939年8月即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希特勒还谴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实在糊涂,竟然意识不到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消灭苏联。希特勒同列宁和斯大林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与他们所不同的是,他好感情用事而不权衡利弊,凭一时一事对他是捉摸不透的。
希特勒的性格是个复杂的矛盾体。他虽然受的教育不多,但却精明能干。他是个冒险家与投机分子,像斯大林一样,他具有洞察别人长处和短处的能力,并能将两者都为己所用。他的头脑反应非常灵敏,但是杂乱无章。他的记忆力惊人,但是脑子里却装满了琐事。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他能迅速抓住要害,还能进行逻辑推理并具有远见卓识。而对于事关德意志帝国的重大决策,他却被情绪和灵感所左右并可能完全失去理性。他的政治信仰的依据大部分是些无知妄说。他对于与其无关的细枝末节非常感兴趣,因此往往只能是见树不见林,见小不见大。他是个赌棍,相信胆大就能得利,但是他的胆大是没有情报或者冷静的估计做基础的,而是凭一时冲动。他反复无常,感情冲动起来,往往紧张不安,胆小怕事,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恢复镇静后,他又变得傲慢自负,走向另一个极端。处境困难时,他常常不肯正视那些险恶的局势或者不得人心的决定,否认事实的存在。他信口开河,处事轻率。他可以因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慷慨激昂,不过也可以心平气和地倾听那些惨事败局。
他是个全然没有道德观念、残酷无情的人。像斯大林一样,他只承认实力,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希特勒虽然与斯大林不同,没有在其同伙中制造那样严重的恐怖,但是他人品卑鄙、报复心重。他身边的同伙怕他,因为他从不忘宿怨,有仇必报。他周围的人们,实际上整个日耳曼民族,只不过是为他的野心和意志效劳的工具。他的权力终于发展到至高无上的程度,以至对任何人不经任何形式的审问,他就能够下令撤职,停发年金和没收财产,后来还操起投入集中营、用刑和处决的大权。这些刑罚有时不仅用以对付那些触怒他的人,而且还株连他们的家属。
他并不怎么诚实。有时说谎是为了引人注目,有时是自欺欺人、主观臆断,有时是为了实现其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诡计。他注意保密,不让右手了解左手的活动情况。他认为下级的职权要分散、要小,而一切权力和情况都集中于他一身。根据他的第1号基本命令,为保密起见,任何人了解情况都不得超出他执行任务所需了解的范围。这就意味着唯独希特勒才是帝国的全权协调者和指挥者。内阁的集体统治有名无实,连咨询性的会议都从未开过。待定的问题由各部部长直接去请示希特勒。他是个患有猜疑顽症的偏执狂。没有什么人能长期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他那阴暗多疑的心灵怀疑到处都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企图迷惑他或欺骗他。他个人交往的圈子很小,他不喜欢让陌生人进入那个圈子。这可能是因为他怕暗杀。在他那无限的虚荣心、不知满足的野心和顽强的意志的驱使下,他决心在自己短暂的一生里走上征服者的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个妄自尊大的狂人,尤其在战争的压力和负担使他的神经崩溃的时候,就更加放肆和失常。
在1943年后的某个时候,这个独裁者的身上出现了神经病的症状。关于他的病情说法很多,有的说是帕金森氏神经病,有的说是因紧张和歇斯底里而致的精神分裂症,还有的说是服用麻醉药品所致。由于希特勒只听信其私人医生莫雷尔博士的劝告,服用他给的药,不进行其他的体检,因而他的病始终没有确诊过。因此,还不能作出他有神经病的推论。他的神经直到他死似乎一直没有病。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这些现象在他没病的时候就非常明显。毫无疑问,在他死之前他就与世隔绝了,不过这种现象在整个纳粹统治集团中是司空见惯的。
像斯大林一样,希特勒的性格也有他的另一面。没有哪个独裁者开玩笑会开到自己头上,希特勒也不例外,他的风趣低级粗野,总是把别人当作笑料。除了对那些触怒他的人或得不到他信任的人以外,他待人接物还比较注意礼貌,甚至显得愉快而且风趣动人,如果他愿意那样做的话。在他的后期,他甚至还给许多跟他谈过话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谈问题逻辑性强,很有分寸。但是,正是这个人应对几百万无辜遭受杀害的人负责,这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1933年,希特勒被捧了出来当上总理,尽管他的党在国会中没有占到绝对的多数。通过国会纵火案和授权法,他取缔了在野的强大的共产党,尔后还搞垮了其他政党,就这样他成了一党专制国家的元首、独裁者。此时联邦各州的独立性即告结束。国家社会主义党实际上作为行政部门的一部分凌驾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关之上。戈林也是一样,原是一个吸毒鬼,却一跃而为普鲁士的总理、负责四年计划的部长、航空部部长以及空军总司令,与此同时,官僚政客希姆莱成了警察、保安和谍报机构的太上皇,他手下的人员也大部分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党。省、县两级党的头目开始篡夺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其中有许多人损公肥私,大发横财。1934年,最后一任总统兴登堡逝世时,希特勒给自己冠以元首、总理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头衔。事实上,他已经接替了这位前总统的职位,只不过没有总统的头衔罢了。
1934年8月2日全军奉命举行效忠宣誓,不过不是效忠于共和国的宪法或当选的政府,而是要效忠于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希特勒过去依赖陆军的暗中支持,同时他又通过一系列的谋杀手段,清洗了纳粹党专搞恐怖活动的褐衫队即冲锋队中那些看来对他有威胁的成员。依赖将军支撑他掌权是不合他的心意的,因此他开始在武装部队内部扩大他个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不慌不忙,但却坚持不懈地扩大他自己的私人军队即党卫军的规模。1935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秘密国防法,授权希特勒可以宣布紧急状态、进行战争动员和对外宣战。这一事态的发展,对最高统帅部以及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希特勒出任总理时,冯·勃洛姆堡将军是国防部长和握有实权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位将军是纳粹党的热情支持者,极力主张搞一个既控制海军又控制陆军(空军曾属于陆军的建制)的单一的最高统帅部。这种新主张与德国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德国的传统是依赖陆军和陆军参谋总部来掌管一切军事工作的。武装部队办公厅这时宣告成立,它的两个主任参谋是凯特尔少将和约德尔上校。赫尔曼·戈林是纳粹党的忠实党徒、希特勒的老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上尉。作为一个将军,他除了担任许多其他职务外,还被任命来指挥新成立的空军。勃罗姆堡因过去不同意空军脱离陆军单独成为一个军种而引起戈林的不满。此外,戈林还对军政部长一职垂涎三尺。因此,当鳏夫勃罗姆堡后来跟一个据说曾被警察局作为妓女记录在案的女子结婚的消息一经传出,戈林马上设法使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并利用他的影响使勃罗姆堡免了职。这一点恰好合乎希特勒的意愿,因为他认为,勃罗姆堡在收复莱茵河非军事区时表现怯懦。总之,希特勒对总司令这个职务已另有打算。经过说服,勃罗姆堡辞了职并和妻子一起移居意大利。
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真正的(区别于挂名的)全体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军政部及其武装部队办公厅改组为一个单一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凯特尔主管。凯特尔生在汉诺威,是个平庸无能的炮兵军官。他的同事有时称他为“迷糊”或“蠢驴”。他是纳粹党的狂热党徒。他虽被希特勒任命为他的副统帅,拥有过去军政部长的权限,但事实上他却没有任何指挥权。他连个参谋长都不如,因为他的意见和建议根本无足轻重,他最多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副官和参谋。元首物色到了他看中的人选。许多杰出的而当局不满意的将军们被免了职。那时希特勒直接控制了海军总部、空军总部和陆军总部。即使这样也没有完全使他心满意足,因为陆军才是他特别想自己直接来严加控制的,而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上将和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中将曾反对过元首的某些计划。由于一项阴谋,可能有希姆莱和戈林参与策划,弗立契被诬告犯有同性恋罪而停了职。甚至这个案子尚未审理,勃劳希契就被提名担任陆军总司令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贝克又留任一段时间,他力劝勃劳希契反对希特勒在欧洲进行侵略、在德国施行暴政的野蛮计划,结果是枉费唇舌。不过,勃劳希契早已是希特勒的人,他主张陆军不要过问政治。1938年8月底,贝克提出辞职以示抗议,后来由哈尔德接替他担任参谋总长。
1938年底,指挥机构的改革已经完成,除了个别重要的方面,它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一直保持原状。到了1938年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粉墨登场。国家元首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元首和总理,他掌管整个国家事务并进行具体的指导。此外,他还是全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由凯特尔领导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只不过是个秘书处。虽然它设有一个三军联合参谋部,但是,没有希特勒的指令,它无权对三军下达任何命令。至于海军事务,希特勒就直接找雷德尔海军上将。至少到战争中期,希特勒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希特勒不太懂海战,他尽量不插手有关海军的作战事务。他对空军事务也采取了同样态度。戈林是纳粹党的中坚分子,他同希特勒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而且在战争初期享有希特勒对他的盲目信任。命中注定能得到希特勒更多照顾的就是陆军了。
约德尔可能比其他任何军官更接近希特勒,因为他每天都要亲自向元首汇报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战况,尔后与他讨论作战计划和命令。就这样约德尔开始时无形中成了一名军事教员。约德尔非常聪明能干,尽管他的知识局限于军事方面而思路比较狭窄。他雄心勃勃,但沉默寡言,性情孤僻。甚至连他的同僚都无法对他的性格作出肯定的评价。他也是那些将元首看作天才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而希特勒也懂得如何使用部下,他只提出约德尔完全赞同的那些见解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40年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约德尔的胆略和智谋胜过了希特勒。这一点希特勒是欣然承认的。从那时起约德尔不胜荣幸,能坐在元首身旁同他一起进餐。直到三年之后,即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不久,他才因偏袒犯上不恭的利斯特而失宠。
约德尔孤独的性格没有博得信任或信赖,而给那些不很了解他的人留下了缺乏热情的印象。其部分原因是,他与军官们的关系并非一直是和睦的。他主张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使他与许多同僚,包括后来的几位参谋总长,疏远了。他也有些自不量力,他竭力主张将所有的战区直接置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控制之下,有时他还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陆军事务。然而,他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不能也不愿对元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和指责。正如施佩尔所说,在顺从希特勒这一点上约德尔跟凯特尔一样,他忠顺地跟随希特勒到底。他经常处理的是战略和战术问题,但由于他只是希特勒意志的执行者,因而他的工作岗位不能发挥他的才能,他只能停留在处理日常事务上。约德尔没有指挥经验。因为元首不肯放他,从1938年起他连续七年都在元首总部的最高统帅部供职。令人怀疑,他是否比元首更了解由他承办下达的某些命令对部队的影响。当德国开始打输这场战争时,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影响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糟糕,因为他在多数问题上赞同主子的意见,就等于火上加油,使希特勒更加固执任性。但不管怎样说,约德尔的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他不是提供军事知识的唯一渠道,希特勒是根据许多知识来源形成他的思想的。
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素养和资历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服役四年,只不过在连里当了个介于上等兵和下士之间的传令兵。这次大战期间他获得了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奖章。这是对他这一级士兵不寻常的奖励。此后他不断地给他的将军们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曾经是个第一线的士兵,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赋有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过去在军队的经历(那也许是可夸耀的),对于担任最高统帅这个职务来说肯定是不够格的。但是,通过参加军事演习、操练和表演,他很快就掌握了军事词汇。通过倾听下面军官和持有激进观点、不满现状的军事专家们的意见和批评,他又很快就掌握了许多战术和技术方面的细节,以致他身边的军事头目都感到吃惊。出于政客的利己主义,他把这些资料改头换面充作己见。这种做法在挫败对手时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于是他进而使用大量丰富的统计和技术资料作为他论据的一部分。这些在当场是无可辩驳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完全超出了他对手的职权范围。的确,为赢得论战的胜利他也不惜捏造证据,用这样的方法轻而易举地折服他手下那些比较软弱的将领,其中一些比较天真的将领就马上把他看作天才。同时,元首也能及时发现陆军中的反对派或分裂派。他是一个善于拉一派对付或牵制另一派的能手。
希特勒的总司令职务不是挂名的。他果断地干预作战计划的制定或实施。德国军官团中一些高级的军官在他面前卖身求荣、争夺权势、捞取地产、甚至从他的私财中捞得一部分金钱。为此他们密谋策划,勾心斗角,结果得到的是这个独裁者的蔑视,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更加不屑于隐瞒这一点了。在占领奥地利时,他甚至宣布要亲自担任战争的总指挥,他的所属人员为此大吃一惊。据说,他听了机动部队中某个心怀不满的挑拨者的话以后,就对哈尔德那个用坦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进行了攻击。希特勒并不满足于履行最高统帅通常履行的那些职责,即只在大政方针上发号施令;因此他便开始陷入了作战方面的细节之中。入侵挪威原来是海军的建议,然而却被希特勒所剽窃,成了他的计划。这场战争是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少数人策划的,没有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参加,而且参谋部门的准备工作也非常不充分。战争初期元首的许多意见是很好的。德国早期在法国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希特勒和冯·曼施泰因。据说,他俩各自提出的意见,后来都作为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陆军的司令官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早期的恶意攻击面前,他们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进攻法国前后,希特勒时常干预大大小小的决定,而陆军的首领和参与决策的参谋人员似乎都心安理得,从未考虑辞职。通过剥夺勃劳希契的大权,希特勒不仅成了事实上的(如果名义上不是的话)陆军总司令,而且还成了全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此外,他还是国家元首、政治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党的领袖和外交部长(因为里宾特洛甫本人的地位已被削弱)。可想而知,这么多部门的要求相互冲突,在安排其轻重缓急时自然会造成混乱,这就给希特勒缺乏磨练的头脑与不稳定的思想带来有害的影响。而事实证明,这就是导致德国进攻苏联失败的因素之一。
希特勒是个放纵无忌、为所欲为的人,对他来说,现有的组织机构毫无意义。他把在政府和工业部门中那套惯用的心血来潮的做法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波兰、法国和巴尔干的几次战争都是在空军总部的配合下主要由陆军总部负责进行的,而这两个部门都由希特勒来指挥。在组织如此规模的地面作战方面,唯一有经验、有合适参谋人员的司令部就是陆军总部。然而,该司令部已经陷入极不正常的状态:它为自己拟定的作战命令,还要提交希特勒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去批准。到1941年底,希特勒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他可以通过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直接控制所有的国外战区。1941年12月,他解除了勃劳希契元帅的职务,接管了陆军在东线和其他战线的作战指挥权。这样,作为最高统帅,他就自己给自己下命令。为了摆脱这种荒唐可笑的窘境,他将哈尔德和陆军总部作为自己的参谋部来控制东线对苏联的整个作战行动,约德尔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同时成了他控制所有其他战线的参谋部。因此,陆军总部便中止了对苏联以外的其它战线的指挥和通讯联络。斯堪的纳维亚(包括芬兰)、法国、巴尔干、意大利和非洲成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管辖的战区。这些战区通过约德尔为首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武装部队指挥参谋部这个机构来领受任务。这样一来,除了海军总部和空军总部外,元首还有两个独立的同级参谋部来协助他指挥战争,一个负责东线,一个负责西线。这不是统率机构有效的和令人满意的工作方法,因为一个参谋部并不了解另一个参谋部在干什么,而且双方还要争夺兵力,这套指挥系统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心血来潮的产物。它是完全符合这个独裁者的心意、对他方便的一个临时凑合的机构,这是因为他把东西两线隔开就再无人敢于侵犯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
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是勃兰登堡人,在某些方面他又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他是个能干的但决不是个出色的军人。要不是弗立契被免了职,要不是希特勒认为勃劳希契能当个听命于他的总司令,那么勃劳希契就不可能被物色来担任这样高级的职务。勃劳希契接任了这个尚未空缺的职务,因为他感激元首希特勒在离婚问题上支持了他。参谋总长哈尔德是个孜孜不倦、能力强而谨慎的巴伐利亚人。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的关系冷淡。
早在1938年阿道夫·希特勒就拼命控制国家机器和武装部队。他给德国人民提供了好象是唯一可取的办法来解除他们在战后年代所遭受的失业、通货膨胀和共产主义威胁的痛苦。放逐和监禁共产党人、工会主义者、互济会会员以及某些牧师与社会党人,对许多人来说所付代价并不大,尽管国民可能在对待犹太人方面受到一些良心的责备。街头有组织的暴力行动、随意的逮捕、拷打和投入集中营已成了纳粹德国的特征。一般地说,广大民众还是齐心协力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而且直到最后覆灭还仍然如此;他们对希特勒有一种病态的媚态。然而,这种支持肯定不是完全自发的,多半是宣传教育的结果,有些则是出自恐怖心理。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园地,幼儿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义务劳动服役队直到最后在军队中,这种教育就更强化了。他们的制服上绣有纳粹符号,牧师已寥寥无几,国家社会主义党的《人民观察家报》由国家资助,免费发行。国家鼓励所有的人加入纳粹党或该党的外围组织,将城市和乡村划分成保甲以便警察和党的官员能严密地控制各家各户的言行。
1938年莱茵兰和奥地利被占领。原来裹足不前的希特勒现在每走一步,胆子就壮一分。他的军政顾问越来越不敢劝阻他,因为他们的一些预想常常证明是错了。9月,他淬然制造了个慕尼黑危机。世界大多数舆论认为,这个独裁者的威胁既是讹诈又是恐吓,如果英法两国采取坚定的立场,历史的进程有可能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避免。但是,后来掌握的有关希特勒心理方面的证据表明,情况决不是这样。希特勒早已开始他征服世界的生涯,他宁愿发动战争也不搞大规模的政治控制,因为这种控制对他的个人地位可能是致命的。1939年8月,在避免两线作战方面他仍然很谨慎。但是,当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消除了所有疑团时,波兰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战胜了法国以及德国自认为合理的条件都促使元首相信,英国可能越发希望进行谈判。当这些条件遭到拒绝时,戈林被授权大吹大擂,说英国将被空袭打瘫在地,并下达了入侵英国的指令。然而,由于空军未能取得对英伦三岛的空中优势,海军又没有力量掩护宽大正面上的登陆,因而这一切都化为泡影。
甚至在1940年秋季之前,希特勒就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入侵英国所包含的风险,使入侵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时间拖得越长就越没有希望。希特勒估计对了,时间对英国有利,他也明白英国会寻找新的盟国。实际上罗斯福政府领导下的美国已经公开站在丘吉尔阵营一边,并以物质援助来支持英国,只是没有宣战。德国元首目光短浅、知识贫乏,很容易低估美国的资源与军事潜力。他没有直接的理由惧怕美国这个敌人,但他无论如何要鼓动日本将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太平洋。另一方面,任何英国和苏联合作的可疑之处都是他直接、密切关注的。
克里普斯被任命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他负有改善英苏关系的特殊使命。当时英国非常错误地认为,社会党人越是倾向马克思主义,克里普斯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就越有利。然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是断然不会上英国的圈套的,克里普斯只能偶尔与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有些来往。事实表明,这位英国大使与维辛斯基的关系受到限制,徒具形式,而且他与莫洛托夫的私人关系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莫洛托夫在接见克里普斯的时候总是盛气凌人,表露出厌烦和急躁的情绪。这与他给予舒伦堡那种和蔼可亲、有说有笑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克里普斯在驻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对他所谓的存在于苏联领导人和他本人之间的亲切友好关系作了些宣扬。他这样做可能是有用意的,也许是为了向非参战国灌输这样的信念,即德国的好运不会太长,但也可能是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必然结果和为他自己打气的一种做法。不管他的用意如何,其结果对英国都有利,因为关于这种亲切友好关系的小道消息尽管舒伦堡未予重视,但却通过截获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两国大使发给本国外交部长的电报,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只要有一点有关英苏协调的风声,即使毫无根据,也会刺激元首并加重他的疑心病。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加弗里洛维奇本人与莫洛托夫关系很好,因为他俩都能投对方之所好。加弗里洛维奇发出的有关他俩亲切友好谈话的电报,其内容显然是反德的,也同样被截收并传给了希特勒。他俩谈论的话题涉及《我的奋斗》里那些关系较大的章节,其中包括德国对东方的野心和对斯拉夫民族的处理。这些评论的文字材料自然而然地最后传到了书的作者那里。
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后来在纽伦堡法庭受审时一口咬定,苏联在中欧和东南欧的行径促成了苏德战争。情况肯定不是这样的。苏联从1940年6月以后的所作所为,自然会使希特勒心中不快,但苏联的作法并不出乎人们意料的。特别是当德国人成了苏联宴会上不请自来的座上客,德国又回到了(据1939年里宾特洛甫说)“对于德国毫无政治利益的领土”时,就更不足为奇了。莫洛托夫11月访问时透露的情况,都是希特勒早已知道的。1941年4月,西莫维奇与苏联签订的南苏友好条约,被希特勒用来为他本人和向其他人证明他将采取的严重步骤是正当的。实际情况是,希特勒像苏联一样也相信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是势不两立的,而且从来也没有改变过他的政治信念,即德国未来的繁荣富强是与德国向东方的扩张、特别是向苏联的扩张相联系的。当时希特勒比英、美领导人更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可置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德国在其它地方全力以赴地打一场战争,那么,只要不冒什么风险,苏联就会趁机扩张到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半岛。到那个时候,它就会中断对德国的供应,而失去苏联的供应,德国是无法进行战争的。万一德国面临崩溃的边缘,苏军就会占领欧洲的整个东南部和中部并尽力攫取德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他视苏联为祸患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可以肯定,无论苏联采取什么态度,无论后果如何,希特勒还是想消灭它,因为他觊觎苏联的领土,因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一个原因是最主要的。只是希特勒还在与英国作战,否则法军一败,他向外扩张的大道就畅通了。
希特勒常常反复重申他在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他决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错误,同时在两线作战。当然即使德国背后没有一个潜在与它相敌对的苏联,英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优势也会使德国的入侵承担很大的风险。希特勒为了将较多的军费集中用于空军和海军,曾下令解散一些陆军师,但是德国的军火生产仍不可能弥补海军装备的不足,而且德国的空、海军也不可能超过以整个盎格鲁撒克逊集团工业潜力为后盾的、发展迅速的英国空、海军。同时希特勒还想以苏联威胁为口实,说明他无法集中其整个空中力量来攻击英伦三岛。每起偶发事件、每个刺激因素都被作为论据来证明他本人早已确立的事业是正确的,并且促使别人也同意他的观点。虽然他夸张和渲染了那种来自苏联的危险(事实上,只要德国强盛,这种危险就不是直接的),但是对希特勒这个头脑简单的人来说,问题也是很清楚的。在东线,敌军可能被德国陆军迅速消灭,这支陆军是有史以来最精良的,而且正处于全盛时期。在西线,这支精锐部队却不能为他争光,只好无精打彩地去看守海滩。拖延可能是致命的,因为他将面临一个强大的、有美国支持的并愿意重返欧洲大陆作战的英国。与此同时,他还表白自己不是不愿意(如果他这样表示过,也只是故作姿态而已)研究他的司令官和参谋长们提出的另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就是将德军引向西班牙、地中海和中东。
1940年6月30日,星期日,也就是法国投降没几天,哈尔德在日记中记下了由魏茨泽克负责传达的希特勒的意见。记下来的神秘话语有“眼睛必须盯着东方”,“英国的投降将解除我们东进的后顾之忧”。结果,三周之后,勃劳希契就奉命研究对苏作战的问题。他和他的参谋长已经事先对此有了一些考虑。7月22日哈尔德在日记中第一次概略地记下了这次作战的轮廓。
据当时的估计,德国需要有八十到一百个陆军师并能在四到六周内将所需部队集中。希特勒在拟定进攻计划时,认为这次进攻应仿效西线刚结束的那次进攻。不过这是一次规模更大的闪击战。由于苏联冬季酷寒,从11月到次年4月进行大规模运动非常困难,因而这次进攻务必在短暂的夏季中结束。根据当时的事实而不管高级将领们战后怎样说,在取得战胜法国的辉煌胜利后,这些高级将领好象都一致相信这种快速进攻在军事上是可能的。因此希特勒最后也与最高统帅部完全一致。希特勒飘飘然忘乎所以,他甚至还考虑在1940年秋季就发动并实施一场决定性闪击战的可能性。
7月29日约德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说,他决定打一场预防性战争。两天后,希特勒又说,明年春季必须一举消灭苏联,因为让他存在于波罗的海海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他不仅下令撤销削减陆军的指示,而且恢复了已削减的三十五个师,此外还增加了十个装甲师和十个摩托化师。当时元首的一些想法已经十分清楚,这次进攻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突击方向,一个指向基辅,一个指向莫斯科。尽管他这时规定的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有生力量,但是这种目标仍然是笼统含糊的。从这时起,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稳步进行,从未间断。
1940年8月9日,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发布了加强东线兵力的“奥托”指令,内容包括在波兰总督区建立后勤军事设施,开辟训练场地,改进公路网和铁路网。
就在那年的秋季和冬季,许多德国将领对这场新战争在军事上存在的困难倒没有什么考虑,而是从根本上对有无发动战争的必要性产生了新的想法。哈尔德告诉勃劳希契,这场新的战争,由于德国正与英国作战,对于德国无任何好处,而只能导致德国经济的恶化。他本人并没有低估西线(英国)的危险,而对意大利参战则更为担忧,因为一旦这个轴心国伙伴出了问题,德国为了解救它就可能在地中海陷入泥沼。如果与苏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陆军的人力物力还要加强。持有这样的看法不只是哈尔德一个人。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确信,进攻苏联不会使德国向其眼前的、真正的目标,即战败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迈进一步。他始终坚决反对这场战争。他说,进攻苏联会过多损伤德国的元气而且很难说打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既然入侵英国已证明是不可能了,作为仅次于此的选择,他提议夺取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来破坏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戈林也赞同这个主张,计划人员也在斟酌该主张的可能性。甚至连德国外交部也不同意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魏茨泽克是出于逻辑和经济的考虑反对这个入侵计划的。他认为德国战争物资的储备量,尤其是橡胶、石油、铜、铂、锌、石棉、黄麻和钨的储备量很低,因此一旦苏联的供应中断,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困难。魏茨泽克于1941年4月28日致里宾特洛甫的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对德国来说,如果摧毁每座苏联城市与击沉每艘英国军舰一样重要,那么他魏茨泽克就赞成发动这场新的战争。然而,正如事实所表明,他只想到军事胜利而没想到经济损失。他认为,苏联决不愿意成为英国的一个盟国。而里宾特洛甫却仍在琢磨苏联也许会被卷入对英战争的问题。
10月底,墨索里尼未与德国协商就进攻由英国保证领土完整的希腊,但是在希腊的坚决抵抗下他寸步难行。11月,莫洛托夫对保加利亚施加了压力,并力图得到那些控制达达尼尔海峡的基地。12月,英国驻守在尼罗河上的一支小小的陆军消灭了意大利驻守在利比亚的规模大得多的陆军。希特勒既害怕苏联,又害怕英国干涉巴尔干国家,而且还拿不准土耳其的态度,因此他作出了在入侵苏联之前先稳住他在巴尔干的右翼。11、12两个月作出了许多有关1941年的战略和军事行动重点的决定。进攻直布罗陀的“费利克斯”行动的进一步打算被放弃了,因为弗朗哥对其提供的支援要价太高。德国准备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攻希腊,即所谓“马丽他”行动,但又牵涉到保加利亚是否遵守三国条约,让德军进驻它的领土的问题。拟加强对东地中海英军的空袭,但是,希特勒不愿沿北非海岸或通过土耳其与叙利亚对中东实施地面进攻,尽管其海军参谋部竭力主张这样做。他至多派遣一些德军到的黎波里去增援溃退的意军。
3月27日,南斯拉夫发生政变,苏联与西莫维奇将军为首的新政府举行了谈判。这就进一步威胁到德国的翼侧,必须用武力消灭南斯拉夫。一个新的进攻计划即“第25号”行动很快拟成,德意两军从奥地利和的里雅斯特实施突击,德匈两军越过多瑙河实施突击。“马丽他”行动的右翼向西转移,另外德国还从为进攻苏联所集结的部队中撤回一部分陆军师。此时显而易见,巴尔干战争不可能在5月中旬圆满结束,那些师不能及时赶回去参加入侵苏联初期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发现他的兵力过于分散。他又不愿减少那些占领挪威和西欧的师,因为他过分地害怕英国登陆。这样,到4月7日,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原先预定的5月15日这个入侵日向后推迟五周左右。
德国某些辩解者认为,巴尔干的局势与这次入侵日的推迟毫无关系,因为他们认定,1941年暮春,融化的冰雪与春雨所造成的河水泛滥肯定要使预定的入侵日推迟。然而,波兰河流的大水在6月初已经退下去,因此即使在中部战线,河水无论怎样泛滥也只能使入侵日推迟二三周。入侵日的推迟是由于天气造成的论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不管天气怎样,保障巴尔干翼侧的安全都是必要的,所以入侵日非推迟五周不可。
苏联中部地区适宜作战的季节是从6月到10月(到了秋季,路上的泥泞就会使部队的运动暂时受阻),或者是从6月到冬季开始的12月初。由于作战的季节如此短暂,因而将入侵日推迟五周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过,这次推迟的时间还没有后来那一次拖延的时间长。那一次是在同年夏季,中央集团军群停止不前,而希特勒却与勃劳希契、哈尔德进行着几乎是毫无休止的争论。即使将这两次推迟加在一起所浪费的时间也不是德国在1941年失败的唯一原因。政治与军事目标的混乱、最高统帅部的机能不全、情报不灵以及资源短缺等主要原因都必须综合考虑。
希特勒需要同盟国。他首先转应罗马尼亚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因为它们已遭受苏联的侵略。罗马尼亚愿意参战,但是它参战的目的只限于其切身利益,即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以及获得德涅斯特河和布格河之间的部分乌克兰地区。可是,由于罗马尼亚对德国的依赖太大,以致它的愿望只能退居第二位,不得不向伏尔加河前进。芬兰不断受到苏联的威胁,也答应进行战争准备,但是它的处境变得很特殊,确实与罗马尼亚不同。众所公认,芬兰同意德国驻挪威的陆军派出一支远征军进驻芬兰属拉普兰和芬兰中部地区,而且还配属给德军一个芬兰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确保佩萨莫镍矿区的安全和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但是,列宁格勒以北拉多加湖和卡累利阿地峡附近的南部主要战线,芬兰是不容德国干涉的。德军希望芬兰军队从北面夺取列宁格勒,而芬军的参战目的只是为了收复冬季战争中割让给苏联的领土。尔后,芬兰就以此为满足,静观事态的发展了。芬兰总司令曼纳海姆极不欢迎德军介入南部战事,后来就将德军借给他的勃兰登堡师退回,并且拒绝再指挥任何德国部队。在军事上他更不会听从德国的指挥。
意大利以及斯洛伐克这个傀儡国都将派遣军队进攻苏联。匈牙利则对英国有友好的感情,这是一个原因,另外,由于希特勒这个原奥匈帝国的公民对匈牙利有反感,所以匈牙利被排除在整个计划的制定和准备工作之外。但希特勒还是想在最后一刻让匈牙利参战。
希特勒征服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辉煌战果,不完全是因为德军拥有数量、质量上的优势。德国经济已走上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还储备了各种军火。德国的战争准备,比英国、英联邦或大英帝国抢先四年。1939年到1941年德国是能够打败它的邻国的,因为这些邻国的工业和经济力量都很落后。
由于建立了独裁政权并从1936年起开始推行旨在使德国经济独立的四年计划,因而国外、特别是伦敦普遍认为,1941年的德国是一部动力强、结构完整、效率高的工业与经济机器,它已准备好打一场长期的消耗巨大的世界大战。事实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为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性,德国采取了某些措施,开发利用了国内低品位的铁矿石。然而,即便如此,大量的铁矿石仍须不断从瑞典和法国进口。到1942年人造橡胶的生产解决了橡胶不足的问题,而且在生产人造汽油、石油和石油产品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41年德国是在两线作战,发动了德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而其石油的年配给量几乎还不到战前英国国内石油消费量的百分之七十。储备的锡和钢于1939年已消耗殆尽。德国生产不出炼钢用的钨、铬和镍。1941年它的石油、铝矾土、锡、铜、铅和锌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进口。
德国军事工业缺乏统一管理,都操纵在那些相互竞争的集团手里。戈林及其四年计划部接替沙赫特独揽了经济大权,但经济部仍继续存在。1940年3月,托特在负责劳动部的同时也成了第一任军械部部长。除了这三个机构之外,还规定:所有军火生产的方针和重点均由武装部队来负责。这些方针和重点按理说应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凯特尔负责,但是却交给了托马斯负责。托马斯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与军备局局长,负责陆军军火生产的政策与协调工作。空军总部和海军总部中的某些局负责空军和海军军火生产的政策。德国军事工业整个体系都是临时拼凑的,没有规定明确的职责。劳力的使用或安排无一定之规,对消费品的生产没有加以多大的限制。兵工厂只开一个班。由于缺乏连贯而集中的指挥,因而生产重点变化无常而且效率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沦陷后,以装甲和陆军军火为重点的生产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十八个陆军师转业到空、海军军事工业部门为攻打英国作准备。还有十七个陆军师被解散。陆军军火生产惨遭破坏。当希特勒的注意力转向东线时,他们又被召回部队,于是空海军的军火生产又退居到次要地位。
德国军事工业的面铺得很宽,但基础却不雄厚。1941年它就适应不了大规模的生产和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四年的领先时间以及储备的先进武器使德国得以对那些比较弱小的敌国发动闪击战。但是,到了1941年单单英国的军火生产就很快地赶上了德国。德国由于经济上的这种弱点,只能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处于头等军事强国的地位。此后,它就依赖那些被占领的欧洲国家以及胆战心惊的中立国来提供矿产和粮食。至于石油和机械化运输工具的不足,它一直没有解决。
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还在做他的黄粱美梦。1941年2月他同约德尔认真地讨论过穿过伊朗或阿富汗入侵印度的问题。当年仲夏之前他草拟了后续指令,推断在苏联被消灭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将控制整个欧洲,如有必要就使用武力征服土耳其。直布罗陀、埃及和巴勒斯坦都要占领,对英国则给以致命的打击。
部队继续不断地集结在东普鲁士和波兰总督区。3月底德国在东线有四五十个师,5月底增加到八十个师。两周后又增加了四十个师。其中大部分师集中在拉多姆-华沙-内登堡一线以西远离边境的地方。直到5月的最后一周步兵师才开始连续地进行夜行军,向边境开进。最后调动的是担任突击任务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它们仅在进攻开始前几天才利用夜暗开进。驻罗马尼亚第11集团军中的一部分步兵师与总部预备队一起从巴尔干和西欧出发,至6月22日仍在行军途中。
直到4月初,集结这么多部队还可以勉强解释为要对南斯拉夫和希腊这个次要方向实施进攻。所谓的入侵英国的准备据说是继续在进行,而且这些准备是通过有意透露消息而谨慎地公布于众的,其用意是转移苏联和其他国家对德国东部边境的注意力。那些针对苏联边境地区集结的德国部队反过来却被说成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转移英国对登陆作战准备工作的注意力。然而,部队的集结和调动最终是瞒不过波兰人的。据说,后来情报人员证实,苏联是了解这些名堂的。4月10日莫斯科下令采取一些小规模的预防性措施并且进一步加强了边境上的苏军。尤其是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联占领军显得很紧张,从6月13日夜间就开始大规模逮捕居民中那些宁要德国占领而不要苏联占领的各界人士。各阶层居民大约五万人被流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