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合并：奥地利不复存在·第七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分界线持续恰恰两年之久。战后于1936年8月7日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时告终，战前于1938年3月13日德国并吞奥地利时开始。从那时起，变化和动荡几乎无休止地发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大国的代表于1945年7月在波茨坦举行会议为止。

         是谁掀起这场风暴和开始推动事件的发展？公认的回答是明明白白的：那就是希特勒。他如此行动的时刻也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1937年11月5日。我们掌握了那天他讲话的记录。它叫“霍斯巴赫备忘录”，这份文件是依照记录者取名的。人们认为这份记录暴露了希特勒的计划。在纽伦堡审讯中把它大派用场；《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的编辑们则说“它提供了1937－38年德国外交政策的梗概” [ 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29页脚注。 ] 因此它值得详细考察。也许我们会在其中找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释，也许我们只会找到传奇的来源。

　　 1937年11月5日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召开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外交部长牛赖特，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海军总司令雷德尔，空军总司令戈林。在会上的讲话希特勒占了大部分。他一开始就对德国需要生存空间进行全面的阐述。至于将在什么地方找到生存空间，他没有具体说明——也许在欧洲，不过他也讨论了获取殖民地。但是必须有所获取。“德国必须向那两个为仇恨驱使的对手英国和法国算账……德国的问题只能用武力手段来解决，这决不会没有附带的风险。”将来什么时候和怎样动用武力？希特勒讨论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1943－1945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后，形势只会变得每况愈下，1943年应该是行动的时机。第二种情况是法国发生内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对捷克人采取行动的时候就来到了。”第三种情况是法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这种情况可能在1938年出现，而且，“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这些“情况”没有一个成为事实；所以这三种情况显然没有提供德国政策的蓝图。希特勒也没有详细论述它们。他接着证明德国无需打一场大战就会达到它的目的；在他看起来，“武力”显然是指战争威胁，而未必是战争本身。西方大国太受牵制，过分胆怯，以致不能进行干预。“英国几乎必定是，法国也多半是，已经把捷克人勾销了，并顺从这样的事实：这个德国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解决。”没有别的大国会进行干预。“波兰——俄国在它的背后——将几乎不想同胜利的德国作战。”俄国将受到日本的牵制。

　　 希特勒的讲解大部分是白日做梦，与现实生活中随后发生的事风马牛不相及。即使真有所指，它也不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号召，至少不是要求采取大战行动的号召；它是在证明不需要进行大战。尽管初步谈论1943－1945年，它的确实的核心是考察1938年和平地取胜的可能性，那时法国会把心思用在别处。希特勒讲话的听众对此保持怀疑态度。三军将领坚持认为法国军队比德国军队占优势，即使此外还和意大利交战。牛赖特怀疑法国和意大利是否会即将在地中海发生冲突。希特勒对这些怀疑充耳不闻，他说：“他深信英国不会参加，所以他不相信法国会可能对德国采取交战行动。”从这个杂乱无章的阐述中只能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希特勒是在命运的某种意外转折上进行赌博，而这种意外转折会在外交事务中向他奉献胜利，正象一个奇迹使他在1933年当上了总理一样。在这里，不存在具体的计划，不存在对1937和1938年德国政策的指令。或者即使有指令的话，那也是随着事态发展而来的 [ 注：霍斯巴赫备忘录，1937年11月10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19号。 ] 。

　　 那么希特勒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呢？这个问题在纽伦堡审讯时没有提出，历史学家们过去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然而可以肯定，历史学的一个起码规矩，就是不仅要问一份文件的内容是什么，而且要问它为什么会产生。1937年11月5日会议是一次奇怪的集会。只有戈林是纳粹党人。其他的人称是旧式保守主义者，而且仍然在职，要把希特勒控制住；除雷德尔外，他们都行将在三个月内被解除职务。希特勒知道，除戈林外，他们都是他的反对者，他也不怎么信任戈林。他为什么向他不信任的和他不久要解职的人泄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容易的回答：他并没有泄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危机足以引起广阔的讨论和包揽无遗的决定。这次会议是国内事务中的一个策略。在这一点上，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沙赫特的财政天才能使重整军备和充分就业成为可能；但此时沙赫特在进一步扩大军备计划上却踌躇不前。希特勒害怕沙赫特，并且不能回答他的财政论据。他只知道这些论据是错误的；纳粹政权不能松弛其势头。希特勒企图把沙赫特同其他保守主义者隔离开来；所以他不得不争取他们赞成一项增加军备的计划。他的地缘政治解释没有别的目的。这一点霍斯巴赫备忘录本身就提供证据。备忘录最后一段写道：“会议第二部分与军备问题有关。”毋庸置疑，这是召开会议的理由。

　　 会议参加者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希特勒离开会议之后，雷德尔抱怨德国海军今后若干年没有力量面对战争。勃洛姆堡和戈林把他拉到墙角，在那里解释说，会议的唯一目的是催促弗立契要求有一项较大的军备计划。牛赖特当时没有发表意见。现在有一种说法是，他几天之后了解了希特勒的邪恶的全部含义，接着便经受了“几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心脏病发作一事首次于1945年透露出来，当时牛赖特正作为战犯受审讯；1937年或后来若干年，他没有健康欠佳的迹象。弗立契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坚持认为德国军队一定不得面临对法国战争的危险，并于11月9日将这份备忘录交给希特勒。希特勒回答说：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危险，总之弗立契要更加努力以加速重整军备，而不要涉足政治问题。任凭这种非难，希特勒的策略还是得逞了：从此以后，弗立契、勃洛姆堡和雷德尔便不赞成沙赫特的财政顾虑了。参加11月5日会议的人当中谁也没有再想到它有其他什么含义，直到戈林看见这份记录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来作为他有战争罪行的证据来控告他为止。从这时起，它常常出没于历史研究的领域。它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没有任何东西再可发现的看法的基础。据说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就对战争作出决定，并对战争作了详细计划，然而霍斯巴赫备忘录并不包含这种计划，而且如果不是在纽伦堡审讯中大讲它包含这种计划，也决不会有人作如是设想。备忘录告诉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东西，即希特勒(和所有其他的德国政治家一样)打算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支配性大国。它还告诉我们：他推测这一点可能怎样发生。他的推测是错误的。这些推测与1939年实际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提供赛马情报的人，要是只达到希特勒的准确度，就不会为他的顾客带来好处。

　　 这些推测既是不相干的，又是错误的。希特勒并没有制定征服世界或关于别的任何事情的计划。他认为，别人会提供机会，并且他会抓住它们。他在1937年11月5日设想的机会没有出现。可是其它的机会出现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别处寻找那个提供机会的人，这个机会希特勒会利用的，而那个人也就这样给走向战争以第一推动。显而易见，尼维尔·张伯伦是这一地位的候选人。从他1937年5月担任首相的时候起，他就决心开始做点事。当然他决定采取行动以防止战争，而不是引起战争；但他认为战争不能靠无所行动来防止。他憎恶鲍尔温不可知的安闲的放任政策。他不相信艾登半心半意地推行的同国际联盟有联系的犹豫不决的理想主义。张伯伦带头迫切要求增加英国的军备。同时，他对有关的财力浪费不满，并认为这是不必要的。他深信，军备竞赛是来自于大国间的误解。而不是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对抗或一个大国想统治世界的阴险计划。他还认为，不满的大国——特别是德国——有合理的苦情，这些苦情应予以补偿。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人的马克思主义看法：德国的不满有经济上的原因，例如不能进入外国市场。他更多地同意“自由主义的”意见：德意志人是遭受民族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他不难认识这种不公正之所在。奥地利有600万德意志人，而1919年的和约仍然禁止他们实行民族重新团结；捷克斯洛伐克有30Q万德意志人，他们的愿望从未得到考虑；但泽也有35万德意志人，众所周知他们属于德国。近代的普遍经验是，民族的不满不可冒犯，也不可不问不闻——关于爱尔兰和印度，张伯伦自己曾不得不勉强承认这一点。普遍的看法(虽然经验不怎么支持)是：一旦民族的要求获得满足，他们就感到满意与心平气和。

　　 这就是安定欧洲的计划。它是张伯伦制定的，而不是希特勒强加于他的。这些想法颇为流行，几乎所有考虑国际问题的英国人都赞成。只有两个集团持异议。一个很小的集团否认民族要求的合法性。他们认为：政策应取决于权力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民族主义应服从于安全。丘吉尔近来进行一场反对向印度让步的孤独的运动：他对给予德国让步的反对是此举的逻辑续篇。范西塔特和外交部的某些高级官员持差不多相同的看法。这是使多数英国人感到震惊的看法，由于它显然玩世不恭，所以使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丧失对政策的影响。人们认为，强权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后来受到考验。它失败了，道德应取而代之。在自由党和工党中占有显要地位的一个较大集团，承认德国要求的合法性，但认为只要希特勒继续执政，这些要求就不应得到满足。他们厌恶希特勒的是他在国内的暴政，特别是他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他们接着由此断言，他的外交政策旨在征服，而非要求给予德国平等待遇。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不干涉他国内政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长期传统，是约翰·布赖特 [ 注：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演说家，曾热情提倡消灭个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反对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则主张坚决支持北方，等等。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他的演说曾风靡一时。 ] 及张伯伦的父亲 [ 注：张伯伦的父亲即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英国政治家，起初曾提倡社会改革，获得了社会改革家的名声，20世纪初则转而竭力鼓吹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 ] 在其激进时代所提倡的，张伯伦对纳粹德国恰恰采取劳工运动曾经常要求对苏俄也应采取的态度。这一点还可以这样回答：希特勒主义是“凡尔赛”的产物，并将随“凡尔赛”消失而失去其邪恶性质。这些论据是有力的，虽然不是无可争议的。仍然有许多人想抵抗希特勒；但他们的立场始终有一个弱点：他们承认他那被信以为真的要求是正当的，而仅仅否认他有权提出它们。他们试图把德国和希特勒区别开来，坚持认为德国是正确的，而希特勒则是错误的。使人遗憾的是，这种区别不是德国人愿意划分的。

　　 无论如何，张伯伦深信他的计划是会起作用的。他的动机始终是使欧洲普遍安定。他继续被希望而不是被恐惧所推动。他没有想到英法两国没有能力反对德国的要求；相反地，他假设德国特别是希特勒会对乐意作出的让步感恩戴德——这种让步如果希特勒未能以同样的友好来回答，也可以不给予。张伯伦和希特勒都喜欢事必躬亲。他把在劳资纠纷中名声大噪的一个专业调解员霍拉斯·威尔逊爵士看成是他的外交事务的主要顾问；他不怎么重视外交部的意见。当他首次试探希特勒时，他是通过当时任枢密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而不是通过外交大臣艾登这样做的。哈利法克斯具有独特的才能：他始终居于事件的中心，但想方设法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和这些事件没有关系。张伯伦以及所有跟战前的英国政策有关系的其他人当1940年发生崩溃时，都无可挽回地名誉扫地。哈利法克斯，此人大部分时间作为外交大臣所负的责任仅决于张伯伦，却一身干净，而且能被乔治六世和许多其他人——包括工党领袖们——认真提名担任救国政府的适当首脑，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至今无法解释。

　　 1937年11月19日，哈利法克斯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这是带有事先无准备性质的访问：哈利法克斯的官方任务是到德国参观柏林狩猎展览会。哈利法克斯所说的话都是希特勒想听的。他赞扬纳粹德国“是欧洲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他同情德国过去的不满。他特别指出某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注定要发生可能的变化。”这些问题是：但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英国想看到：任何变化将通过和平演变的过程发生，将避免使用造成影响深远的动乱的方法。” [ 注：11月1日备忘录；1937年11月22日外交部通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31和33号。 ] 希特勒洗耳恭听，偶尔起身漫步。他按他的通常方法保持被动态度；接受别人的奉献，而不自己提出要求。这是用哈利法克斯自己的话语确认了希特勒两个星期前对将领们的讲话：英国不会试图维持中欧的现行解决办法。有一项附带的条件：变化必须是在没有一场全面战争(“影响深远的动乱”)的情况下产生。这恰恰是希特勒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哈利法克斯的话如果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邀请希特勒在但泽、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加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煽动；此外还保证这种煽动不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反对。这些鼓励也不单单来自哈利法克斯。在伦敦，艾登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英国人认识到，德国和奥地利之间更密切的关系有朝一日必将发生。” [ 注：里宾特洛甫致牛赖特，1937年12月2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50号。 ] 法国也传出同样的消息。巴本在访问巴黎时。惊奇地注意到，总理夏当和当时的财政部长庞纳“认为重定法国在中欧的政策方针完全有讨论的余地。……”他们“不反对通过演变的方法显著地扩大德国在奥地利的影响，也不反对“在把各民族重新组织到一个国家中去的基础上。扩大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 [ 注：巴本给元首的报告，11月8日；给威兹萨克的报告，1937年12月4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22和63号。 ] 。

　　 所有这些言论加强了希特勒如下的信念：他几乎不会遇到英法两国的反对。它们没有给实际的战略问题提供一项解决办法：怎样使德国势力的扩大看上去变成(用哈利法克斯的话说)“明智地达成合理的协议。的结果。德国也许可能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安排好让这两个国家去自杀(这是英法两国政治家们所想往的)就困难多了。在伦敦和巴黎的鼓励中还有一个缺点。他们把大部分的重点放在奥地利。当希特勒从实际方面考虑时，他打算首先处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优先次序甚至也出现在霍斯巴赫备忘录中。捷克人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某种政治观念，所以他们也许会援助奥地利。这两者奥地利一个也没有；所以不大可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此外——更加重要的一点——墨索里尼对捷克斯洛伐克漠不关心。他对奥地利的独立仍然承担正式的义务；当英法两国把奥地利问题推到最前面的时候，他们大概并没有完全忘记这一点。希特勒不打算叫他们承担义务：他坚决把此事拉回到幕后。1937年秋天，他鼓励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煽动。他劝阻德意志人在奥地利进行煽动；并且坚决主张：“我们应继续寻求一项演变的解决办法。” [ 注：凯普勒的备忘录，1937年10月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256号。 ] 希特勒在奥地利问题上决不采取主动，不想在那里动手。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也没有采取主动。哈利法克斯和别人在他们各种和解性的讲话中提出学术性的建议，正像希特勒在他的11月5日会议中所做的一样——这个建议是：倘若德国把它的霸权和平地扩大到它的两个邻国，那会是令人愉快的。他们既没有、他也没有想出可以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光说空话，没有行动。

　　 主动仍然必须由某个人采取。也许我们应当从奥地利方面去观察。许士尼格仍然是名义上独立的奥地利的总理。自从1936年7月11日与德国签订“君子协定”以后，他遇到很大的困难。许士尼格天真，品格高尚，认为该协定会结束他的困难。奥地利会宣告它的德意志属性，“民族反对党”的可尊敬的代表会参加奥地利政府；被监禁的纳粹分子将被释放。然后煽动和阴谋就会告终：不再进行秘密武装或非法宣传。许士尼格不久就感到失望。纳粹分子依旧进行煽动；甚至连希特勒的命令也不能制止它。许士尼格的亲密同事自己与柏林密谋反对他。他向他的老恩主和保护者墨索里尼诉苦。他得到的是聊胜于无的安慰。墨索里尼喜欢用讨好的姿态把他自己描绘成奥地利存在的保证人——一位倒过来的梅特涅，报复一个世纪前意大利蒙受的屈辱 [ 注：指那时意大利的存在曾仰仗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仁慈。 ] 。他倾听主要法西斯分子——从他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以次——的警告：希特勒是个心怀叵测的伙伴，他会先吃掉其它国家，然后摧毁意大利。他似乎注意这种告诫；但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提示又从不作出反应。墨索里尼本质上在法西斯同事们中是唯一的现实主义者，只有他意识到，意大利几乎没有它自己的力量，而且只能作为希特勒的爪牙冒充伟大。他可能谈论独立的政策或维护意大利在中欧的利益。他知道如果事件到了危急关头，他不得不向希特勒让步。所以他对那位不得不把墨索里尼的装腔作势当真的许士尼格很不耐烦。墨索里尼尽管说漂亮话，恰恰处于与西欧政治家们相同的地位；他想在奥地利问题上背叛，只要可以和平地和体面地去做的话。许士尼格没有得到可靠的支持；有的只是反复劝告他要举止适当和使事情保持平静。

　　 可是许士尼格是奥地利特有的幻想的一个受害者，受害者当中的最后一个受害者，这个幻想认为，如果民族主义的阴谋和煽动确实被揭露出来，欧洲的良心就会被激成行动。奥地利的政治家们对19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民族主义曾抱过这种幻想；他们对20世纪初期的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也抱过这种幻想。在他们看来，1859年的自明之理是，加富尔会被拿破仑三世抛弃，会遭到其它大国谴责，一旦提出他卷入民族主义煽动的明显证据的话。在他们看来，1914年7月同样的自明之理是，塞尔维亚会被所有大国抛弃，倘若确实证明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遇刺是她的代理人所干的话。在所有情况下，他们都找到他们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所有情况下，这鼓励他们沿着果断行动的道路走向他们自己的毁灭——在1859年奥法战争中走向失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走向失败和灾难。许士尼格仍然有同样的精神。他也认为，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会受到普遍谴责，如果提出不利于他们的确证的话——受到西方大国和墨索里尼的谴责，甚至受到希特勒的谴责，他毕竟是一个表面上守法的国家的合法首脑。许士尼格也找到了他的证据。1938年1月，奥地利警察突击查抄纳粹党总部，发现了武装暴动的详细计划。希特勒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它们是不顾他的命令而草拟的。在这个范围内，许士尼格是对的：奥地利纳粹分子未经许可就采取行动。希特勒是否为他的过分热忱的信徒辩护，那是不同的问题。

　　 总之许士尼格掌握了他的证据。问题是如何利用它。许士尼格把他的证据和他的问题带给德国大使巴本。巴本毕竟是位绅士，家庭富有，贵族出身，一个无懈可击的保守主义者，一个或多或少不干坏事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对这个纳粹党阴谋记录大为震惊。许士尼格的抱怨使巴本颇为动容。他憎恨纳粹党在奥地利的地下活动。这种活动使人对他本人的诚意产生怀疑，并妨碍他对“演变的解决办法”的努力。他的规劝在柏林无人理睬。此刻许士尼格会加强这种规劝的效力。巴本当即暗示许士尼格该把他的抱怨带给希特勒。我们无法断定巴本内心想的是什么。也许他希望希特勒会训斥纳粹极端分子，也许他预见到许士尼格会被迫对在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事业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也许两者都有一点。巴本在两种情况中都会获得好处。在一种情况下，他会使他的难以控制的对手名誉扫地；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会因促进德国事业而赢得声望。他会在奥地利用策略获得和平胜利，正像他过去用策略和平地使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一样。恰恰在这个时刻，在2月4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馆的电话响了，巴本突然接到柏林的通知：他已被免职。

　　 巴本的去职和奥地利的事件毫无关系。它是希特勒与沙赫特冲突的偶然的副产物。1937年12月8日，沙赫特辞去经济部长职务。希特勒不敢透露他们之间的破裂；沙赫特的辞职一事被保密。一条出路意外地出现了。1938年1月12日，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举行婚礼。希特勒和戈林为主要证婚人。后来不久，秘密警察头目希姆莱提出证据，证明勃洛姆堡夫人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一个警察局有记录的前妓女。我们不知道这是希特勒走运呢，还是一个准备好的阴谋。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不管哪种情况，效果都是一样的。希特勒对被卷入这种婚姻案感到愤慨。德国将军们对勃洛姆堡的行为也感到愤慨。他们坚持认为他必须去职，他们还提议由陆军总司令弗立契接替他的职务。但弗立契是个比勃洛姆堡更坚决反对纳粹党的人。必须把他排除在外。希姆来雪里送炭提供他有同性恋行为的证据。这个证据完全是捏造的。在普遍的道德喧哗中，人们一时信以为真。希特勒作了彻底的改组。勃洛姆堡离职——由希特勒本人接任。弗立契也去职。不仅如此，所有在职和牵制希特勒的保守主义者同样被清除出去。牛赖特也被解职，他的职务由里宾特洛甫接替。巴本和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也被免职。最重要的是，沙赫特的辞职此时可以悄悄地塞进其他的人事变动中去，这是整个行动的目的；然而在当时的轰动中，此事几乎没有被人们注意到。

　　 在柏林，被撤职的人乖乖地下了台。牛赖特后来担任波希米亚的“摄政者”；其他的人则从社会生活中消失。只有巴本毫不气馁。从前他常常被逼进死角——1936年6月30日险遭暗杀；过去他总是胜利地逃脱了，现在他打算再次逃脱。2月5日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会见希特勒，表面上是为了告别。他夸耀他自己在奥地利获得的成功；描述了新任大使面临的困难；并且漫不经心地说出下面的消息：许士尼格急于要会见希特勒。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会，现在——毫无疑问——失去了。结果正是巴本所预料的。希特勒一直在忧郁地寻思他怎样在他定于2月20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提出沙赫特辞职问题。这是个极好的转移注意力的机会：许士尼格的访问将给他提供某种成功，以之把沙赫特的财政异议这个尴尬问题遮掩起来。希特勒喜形于色，他说：“一个极好的主意。请立即回维也纳去，安排我们在今后几天之内会见。” [ 注：巴本：《回忆录》，第408页。 ] 巴本假装不太情愿：因为他不再是大使了。希特勒坚持要他留任；巴本于是同意了。2月7日，他带着邀请回到维也纳。许士尼格毫不犹豫。与希特勒会晤的主意毕竟首先是他的主意，或许他现在想象是他的主意；巴本保证一切会进展顺利。2月12日，许士尼格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巴本已在他之前抵达那里。奥地利事件正在进行之中。这不是由希特勒发动的，而是突然向他提出的，他像通常那样抓住了机会。在这里，没有计划好的侵略，只有仓促的即兴之举。是巴本而不是希特勒把球滚动起来的；他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威望的灵机一动。无疑，竟由他来给予决定性的推动是碰巧；不过这也出奇地合适，即那位曾经在德国轻佻地把希特勒捧上台的人，竟是同样轻佻地帮助德国开始朝着统治欧洲前进的同一个人。

　　 许士尼格曾打算作为受害方在贝希特斯加登露面，诉说他的委屈，向可尊敬的民族主义分子作出让步，不过是为了换取对纳粹党过激分子的弃绝。他的计划失败了。希特勒始终认为，进攻是防御的最好形式；他首先出手猛攻。许士尼格刚一到达，就立刻被下面的指责弄得不知所措：他没有遵守1936年7月11日的“君子协定”。希特勒制定了未来合作的条件。许士尼格该让被认为是可尊敬的民族主义者赛斯－英夸特担任内政部长并让他控制督察。奥地利把它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同德国的协调起来。许士尼格提出在宪法上存在障碍：他不能未经奥地利政府和总统的同意就作出有约束力的诺言。希特勒对他进行威吓；在外面等着的德国将军们被得意扬扬地叫进来。然而，虽然这些方法是可鄙的，许士尼格还是获得了他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他的宪法上的顾虑得到尊重：在最后草案中，他仅仅“承诺采取下列措施的前景”。赛斯－英夸特并不比已在内阁中的其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更坏；他实际上是许士尼格少年时代的朋友——这一点没有阻止他后来成为纳粹分子。许士尼格长期以来就承认奥地利是“一个德意志国家”。这含有协调政策的意思。他得到了他认为是重大让步的东西：奥地利纳粹分子的非法活动被否定，议定任何奥地利纳粹分子中的害群之马应“迁居到(德意志)帝国去”。

　　 2月11日的协定不是奥地利的末日，它是希特勒制定的“演变的解决办法”中的又一个步骤。当许士尼格逃离希特勒之时，他没有试图不承认它。相反，他正式获得了奥地利政府对它的确认。希特勒方面认为危机已经过去。2月12日，他吩咐随侍在侧的将军们把“施加军事压力的佯装行动”保持到2月15日。在这之后，甚至没有维持行动的样子。2月22日，希特勒向帝国国会发表演说，他主要关心的事是为解除保守主义的部长们的职务辩解；但是2月12日的关于奥地利问题的协定使他能够在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上岔开去。没有抨击许士尼格，如果希特勒已在计划对奥地利进行侵略的活，那本来是一定会要抨击他的。恰恰相反，希特勒用温和的语调宣布：“两国在一切领域的友好合作已确保无虞”，他最后说：“我想以我自己的名义和德国人民的名义，对奥地利总理的谅解和友好态度，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天希特勒履行交易中他的那部分。奥地利纳粹地下党领导人利奥波德被召唤到希特勒那里：说他的活动是“极其愚蠢的”；命令他与他的主要同事一道离开奥地利。几天之后，希特勒再次接见这些纳粹分子，又对他们进行申斥，并坚持认为“要采取演变的方针，不管今天是否预见到成功的可能性。许士尼格签字的议定书是如此的影响深远，以致如果完全执行的话，奥地利问题是会自动解决的。” [ 注：(凯普勒的)备忘录，1938年2月21日和23日。《德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318和328号。 ]

　　 希特勒感到满意。他没有为行动作准备，只是端坐不动地等待自动解决办法成熟。其他人却不那么听任不可避免的命运摆布——或许仅仅试图从中得到好处。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总是会默认希特勒的成功的，尽管大发雷霆，他的外交部长齐亚诺比较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他要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幻想从未实现，也许它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无论如何，齐亚诺试图利用局势。2月16日，他写给意大利驻伦敦大使格兰第的信说，这是与英国和解的最后时机：“如果德奥合并成为既成事实的话，……我们同英国人达成协议甚至谈判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 注：齐亚诺致格兰第，1938年2月16日。《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161页。 ] 格兰第欢迎这个开局：他常常想要把意大利的政策拉回到传统方针上来，直到任何法西斯分子会赞成传统路线。张伯伦也欢迎它。艾登终于表示反对。艾登已经感到愤慨，张伯伦不同他商量，就拒绝了罗斯福总统关于举行一次盛大国际会议以讨论一切想得出的不满的建议。艾登也许真诚地认为，这种会议会把美国吸引到西方大国方面。张伯伦有更正当的理由担心，它将是远东问题布鲁塞尔会议的再版——美国将提出道德原则；将指望英法提供支持这些道德原则的力量。可是意大利的试探使这两个人之间的争论发展到关键的时刻。艾登没有忘记他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的羞辱；他对不干涉委员会无休止的欺诈非常恼怒。他坚持认为，在意大利人从西班牙撤出所谓的志愿人员以履行他们仍待履行的诺言以前，不能举行新的会谈。张伯伦准备容忍法西斯在西班牙的胜利，倘若他能赢得意大利的支持来节制希特勒的话。

　　 艾登和张伯伦之间的争论2月18日实际上在格兰第的面前彻底解决了。艾登坚持解决意大利在西班牙的志愿人员问题。张伯伦在格兰第的同意和支持下，对他的反对不加理睬。两天之后艾登辞职，哈利法克斯接任外交大臣贯彻张伯伦的政策。给意大利支付的代价是：会谈将立刻开始；并且预先议定，意大利的条件将得到满足——他们在阿比西尼亚的绝对统治将得到承认，将答应他们在地中海的平等伙伴关系。没有提到奥地利，格兰第记录英国在那里的态度将继续是“愤慨的屈从”态度。 [ 注：格兰第致齐亚诺，1938年2月19日。《齐亚诺外交文件集》，第183页。 ] 这是真实的。张伯伦不打算对奥地利做任何事。然而他希望，英意会谈这个简单事实将使希特勒踌躇不决，甚至鼓励墨索里尼进行反抗。希特勒没有轻易受骗上当。意大利人随时向他报告讨论的情况，并向他保证将不提出奥地利问题：“他们不会容忍损害德意关系的任何企图。” [ 注：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1933年2月23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23号。 ] 这是意大利能奉行的唯一方针。意大利人无法阻止希特勒。正如齐亚诺2月23日所写的：“事实上我们能做什么呢？对德国开战吗？在我们放出第一枪时，所有奥地利人无例外地将一致支持德国人反对我们。” [ 注：《齐亚诺日记，1937－1938年》，第79页。 ] 张伯伦也许没有给予意大利人很高的代价；然而也不会有任何代价能叫他们去为行将崩溃的奥利地独立事业而战。

　　 伦敦的这些事件增强了希特勒的自信。他的敌手都滚落道旁。轴心国正在日益决定着欧洲事务的进程；而他决定着轴心国的政策。然而他依然什么也不做。他继续认为事态正在为他效力。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采取主动的是许士尼格。他困惑犹豫，对他在贝希特斯加登受到的待遇及他自己软弱的结果极为不满。他决心用引人注目的挑战刹住不可避免地滑进民族社会主义的奥地利。也许他受到来自奥地利驻巴黎公使的如下保证的激励：倘若奥地利公然受到威胁，法国将采取行动。也许这个想法仅仅来自他自己的苦思冥想。这一点我们无法知道。无论如何他决心利用希特勒自己的公民投票方法，并问奥地利人民他们是否希望保持独立。3月7日他向墨索里尼请教，墨索里尼粗暴地回答说：“那是一个错误。”许士尼格不理睬这个无力的警告。3月8日他把他的计划告诉奥地利部长们；3月9日他向全世界宣布此事。公民投票将在3天后的2月12日举行。许士尼格没有为公民投票做准备；他也没有考虑如何举行公民投票。他的唯一想法是在希特勒能作出无论何种反应之前举行完公民投票。不管公民投票的条款是什么，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对希特勒的公然反抗。德国的民族主义和独立的奥地利的冲突时刻已经到来。许士尼格也许仔细思考了安德拉希 [ 注：安德拉希(Andrassy Gyula，Grob 1823－1890)匈牙利首相和奥匈帝国外交部长(1871－1879)。在促成奥德联盟上出力甚大，辞职后仍任匈牙利国会议员。 ] 曾向开始执行一项大胆政策的另一位奥地利首相讲的话：“你准备用大炮贯彻这个政策吗？倘若不准备，就不要开始执行它。”

　　 希特勒好像某人疼痛的鸡眼被踩了一脚那样作出反应，他没有受到警告，并且也没有做准备他明白“演变的解决办法”已经失灵。他必须要么采取行动要么受辱，在与保守主义的部长们的破裂刚刚过去时，他不可能接受屈辱。军事领导人被慌忙地召到柏林。德国军队还没有为任何重要的战役进行装备，但已发出命令，驻在靠近奥地利的军队要准备好于3月12日越过边界。起草了给墨索里尼的信，列举希特勒试图跟许士尼格达成协议的种种努力，最后保证：“我已划定了意大利和我们之间的明确边界……那就是勃抡纳。” [ 注：希特勒致墨索里尼，1938年3月1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352号。 ] 黑森亲王把这封信带给墨索里尼。里宾特洛甫外出在伦敦进行告别访问；牛赖特被召回处理外交部的日常工作。一般的事务处理权落入戈林的手中，当希特勒参加入侵部队时，他要留在柏林。

　　 许士尼格点燃了一枚相当大的定时炸弹。当它爆炸时，轮到他大吃了一惊。3月11日他获悉德奥边界已被封闭。他的政府中的民族主义的部长们遵照戈林的命令，坚决主张取消公民投票。许士尼格闷闷不乐地求助于曾经保护过奥地利独立的大国。他得到的是敷衍人的安慰。墨索里尼对来电拒绝回答。在伦敦，哈利法克斯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武力威胁这种方法是不能容忍的。当张伯伦说：“一旦我们完全忘记这一不愉快的事件” [ 注：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1938年3月11日。《德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D辑，第1卷，第150和151号。 ] 就可以开始认真地努力建立英德谅解时，这个忠告的效果被削弱了。当尼维尔·汉德逊与戈林一致认为“许士尼格博士愚不可及地采取行动”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3月1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46号。 ] 时，这个忠告在柏林又被进一步削弱了。英国政府给予维也纳的唯一答复是，他们不能承担提供有可能使奥地利遭到不幸的咨询的责任 [ 注：哈利法克斯致帕勒里特，1939年3月11日。同上，第25号。 ] 。法国政府三天前在国内问题上垮台了。仍然处于半在职状态的部长们决定采取“军事措施”——意思是说召回若干后备役军人——，如果英国同意的话。伦敦没有同意，因此法国也没有召回后备役军人。

　　 许士尼格被抛弃，变成了孤家寡人。3月11日中午刚过，他同意推迟公民投票。这还不够。戈林在电话中告诉赛斯－英夸特，德国人对许士尼格已失去信心：他必须辞职，由赛斯－英夸特接任。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插曲——一个自始至终靠电话威胁来运作的国际危机。许士尼格正式辞职。然而米克拉斯总统拒绝任命赛斯－英夸特——一个最后的、绝望的表示奥地利独立的姿态。戈林再次在电话中发作，说德国军队将在边界上停下来，只要在下午7点30分之前指定赛斯－英夸特担任总理。因为米克拉斯仍然坚持，赛斯－英夸特就在下午3点自任总理。为时太晚了。赛斯－英夸特受令请求德国援助，以便恢复法律和秩序。他在下午9点10分发出电报照办了。希特勒没有等待他的呼吁：下午8点45分就发出入侵奥地利的命令。但德国人还是犹豫不决直到最后一刻。入侵奥地利的计划在午后不久许士尼格辞职的消息传到时，曾被取消过。虽然英国的忠告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德国人担心捷克的干涉直到最后一刻。戈林告诉捷克公使说：“我拿名誉向你担保，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丝毫理由感到任何担心。”捷克人立刻答复说他们将不动员军队。他们不怎么相信戈林的保证，然而又觉得——像所有别人一样——他们无能为力。墨索里尼是最后一个表明态度的。下午10点25分，黑森从罗马打电话给希特勒说：墨索里尼致最良好的问候——“奥地利根本不使他发生兴趣。”希特勒的坚决态度背后所隐藏的忧虑，在如释重负的激动中一下子表露出来了：“请告诉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不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境地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这是希特勒信守的一个诺言。

　　 德国军队入侵奥地利，更确切地说，他们进入奥地利受到居民的普遍欢迎。为了什么目的？赛斯－英夸特担任了总理。戈林告诉汉德逊说：“局势一稳定”，军队就撤退；此后“将在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完全的自由选举。” [ 注：汉德逊致哈利法克斯，1938年3月12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3辑，第1卷，第46和48号。 ] 像3月11日笨手笨脚地做的一样，这本来是纳粹党的最初计划。赛斯－英夸特认为：一切都以他自己的任命而胜利告终，并在3月12日凌晨2点30分要求停止入侵。他被告知这是办不到的；德国军队继续前进，虽然遇到一点麻烦。军队没有做作战准备；他们的70％的车辆在从边界到维也纳的路上抛锚了。希特勒也在6月12日上午进入奥地利。他在他曾经上过学的林茨向激昂的群众发表讲话。他自己也被这种激昂情绪所感染。当他接着走上林茨市政厅的阳台时，他作出意想不到的突然决定：不在维也纳建立驯服的政府，他将把奥地利并入德意志帝国。吩咐才当了一天总理的赛斯－英夸特颁布一项法律，命令他本人下台和奥地利不再存在。他于3月13日照办了。德奥合并一举被提交大德意志联邦人民批准。4月10日，99，08％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真正反映了德意志人的感情。

　　 希特勒赢了。他实现了他的野心中的第一个目标。然而不是以他曾经想用的方法。他曾打算令人感觉不到地吸纳奥地利，以致谁也不知道它何时失去了独立；他将用民主的方法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就像他过去破坏德国的民主政体一样。相反，他被迫动用德国军队。他第一次失去了受害方道义上的资产，而扮演了依靠武力的征服者。不久人们就确信：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阴谋，是久已预先策划的，是走向统治欧洲的第一步。这种看法是个神话。1938年3月的危机是许士尼格、而不是希特勒引起的。德国没有做军事上或外交上的准备。所有的事——政策、诺言、武装力量——都是二、三天之内临时准备的。虽然希特勒肯定打算建立对奥地利的控制，但这件事发生的方式对他来说是令人讨厌的事故，是他的长期政策的一次中断，而不是周密设计出来的计划的成熟结果。然而其影响是无法消除的。对希特勒本人也产生了影响。他干了大坏事而不受惩罚——扼杀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它的独立基本上是虚伪的。希特勒的自信倍增，并因此蔑视其它国家的政治家。他变得更加急不可耐和粗鲁，动辄用武力威胁以加速谈判。回过来，别国的政治家开始怀疑希特勒的诚实，即使仍然希望绥靖他的人也开始想到要反抗。不牢固的平衡偏离了和平，虽然只偏离得不远，而向战争方面倾斜。希特勒的目的看起来仍然象是无可非议的；他的方法受到谴责。由于德奥合并——更确切地说，由于完成德奥合并所用的方法，希特勒在把他指为最大战犯的政策中走了头一步。然而他走这一步是非故意的。的确他不知道他已经走了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