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十年·第三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两次战争之间的欧洲历史，是围绕着“德国问题”运转的。要是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事情都会解决，要是这个问题依旧未得解决，欧洲将不知和平为何物。同它相比，所有其他问题都丧失了它们的尖锐性或者不过小事一桩。
例如，布尔什维克危险——从来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当红军在1920年8月被从华沙打回去的时候就突然完结了；从那时起，在随后的20年里，再也没有共产主义将在俄国境外的欧洲任何地方获胜的一丝前景。又如，匈牙利的“修约主义”在20年代喧闹一时——从领土纠葛上看甚至比德国修约主义闹得更凶。它至多不过引起一点局部战争的影子，决没有全面动乱的苗头。意大利也是这样，在亚得里亚海问题上同南斯拉夫争吵，后来还声称是一个未得满足的“无”的国家。意大利能做到的最多是成为头条新闻，而不是激起一场惊恐。德国问题卓然独存。这是个新情况。德国实力的问题1914年以前就出现过，虽然没有被充分认识，但是，那时还有其他问题——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欲望；法国想要亚尔萨斯－洛林；意大利的领土收复主义；奥－匈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问题；没完没了的巴尔干纠纷。现在，除了德国的地位问题之外，任何重大问题都没有了。还有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区别。1914年以前，欧洲大大国之间的关系常常取决于欧洲之外的问题——波斯、埃及、摩洛哥、热带非洲、亚洲土耳其以及远东。一些长于判断的行家曾以为，虽然是错误的，欧洲问题已经丧失其活力。一位聪明而又消息灵通的观察家H．N．勃雷福特早在1914年写道：“曾经迫使我们的先辈投入各种欧洲联盟和欧陆战争的种种危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就如政治生活中可以肯定的任何事情一样，我们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是最后划定了。” [ 注：H．N．勃雷福特：《钢铁和黄金之战》(1914年)第35页。 ] 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欧洲反而变得乱七八糟从而继续折磨着政治家们。曾经在1914年之前引起困难的欧洲之外的问题没有哪一个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造成欧洲列强之间的严重危机。例如，没有一个人会当真设想，英国同法国将因叙利亚而开战，就如他们曾一度可能为埃及打起来。唯一的例外是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事件，不过这是以国际联盟的形式涉及到欧洲政局的，不是一场争夺非洲的冲突。还有另一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东。这在国际事务中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不过只有英国是受到实际冲击的唯一欧洲大国。
这也是一种新情况。英国现在是欧洲的唯一世界大国。1914年以前，她同样也曾是一个第一流的世界大国。不过，俄国、德国和法国，在“帝国主义时期”也非同小可。现在，俄国置身欧洲局外并同殖民地人民的反欧起义结成联盟。德国已经丧失了她的殖民地，并且至少在眼下已经放弃了她的帝国野心。法国，虽然仍旧是一个殖民大国，则为欧洲的困境所烦扰，在同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英国的争执中把她的帝国摆到了第二位。远东就显示了事情已经发生怎样的变化。1914年以前，那里曾经存在某种均势，完全同欧洲的均势一样复杂。日本不得不既认真对付英国，也认真对付俄国、德国和法国；英国则可以同日本时而和好时而对抗而万无一失。战后初年，美国在远东推行一条积极的政策，不过实在为时短暂。到1931年发生满洲危机的时候，实际上英国只能在远东单独面对日本。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人感到同欧洲列强截然不同以及为什么他们常常想要退出欧洲政治。
同样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德国问题似乎只是一件欧洲事务。美国和日本不觉得他们自己受到一个没有舰队也明显地没有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大国的威胁。英国和法国尖锐地意识到他们必须独自解决法国问题。紧接191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估计问题。会相当快地解决——至少在和约会充分实施的意义上说是这样。他们并非全错。到1921年，德国的边界全都划定了，那时通过一次多少有些娇柔做作的公民投票在德国和波兰之间分割了上西里西亚。德国的解除武装进行得比条约规定的要慢，并有一些推诿和规避行为；不过它终究进行了。德国陆军再也不是一支了不得的作战部队，没有一个人要担心未来的许多年里会真的同德国打仗。偶尔出现的规避行为大多是后来发生的；到那时人们才议论纷纷，似乎条约的裁军条款要末从未得到遵守，要末毫无意义。实际上，在这些条款还保持效力的时期，它们达到了目的，迟至1931年，德国仍不能盘算对波战争，更不用说对法开战了。至于另一项条约规定，即审判战争罪犯，在经过些许不得人心的尝试之后中止了。这部分是屈从于德国人的强烈反对和阻挠，更主要是由于感到，在听任主犯威廉二世安居荷兰的同时却去追究从犯是荒谬的。
到1921年，和约的大部分都在强制实施之中，有理由设想，和约将逐步消失其激起争议的特性。人们总不会年复一年地为已经解决的问题争吵不休，不管开初时他们可能多么怒气冲冲。法国人就忘掉了滑铁卢；不管怎样再三决心不要忘记，他们甚至有点儿要忘掉阿尔萨斯和洛林。同样，德国人也曾被指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忘掉或至少默认下来。德国实力的问题将继续存在；不过它或将不会因狠下决心一有机会就摧毁1919年清算安排而恶化。与此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对和约的仇恨与年俱增。因为和约有部分悬而未决；而就此展开的争执把和约的其余内容也置于永久的争端之中，这个悬而未决的事情就是赔款的偿付问题——一个意图良好或确切地说设计巧妙而结果适得其反的鲜明例证。1919年的时候，法国人希望把这样一条原则不折不扣地敲定下来，即德国必须赔偿全部战争破坏——一项非限定的义务，在未来年月里将随着德国经济复兴的每一进展而不断膨胀。美国人比较实际，建议规定一个固定的数目。劳合·乔治意识到，在1919年的狂热气氛里，这个数目也会远远超出德国的承受能力，他希望，总有一天人们(包括他本人)会恢复理智；协约国会提出一个合理的要求，德国人则作出一个适当的承诺，而这两个数目将大致吻合。于是，他转而支持法国人，不过是出于正好相反的理由：法国人想把那个账单弄得异想天开地大，他则想把它逐步变小。美国人不再坚持。和平条约只确定了赔偿的原则，赔偿数目留待将来某个时候再作定夺。
劳合·乔治本来想使同德国重新和好一事变得容易些，而现在却把它弄得几乎不可能了。因为曾经笼罩了1919年的英法观点的分歧，一当他们试图来确定一个赔款数目时又立即表面化了：法国人仍旧竭力要把它抬高，英国则急切地要把它削下来。德国也没有任何合作的意愿。他们非但不想去估算他们的支付能力，还故意使他们的经济情势保持混乱，因为他们很清楚，一旦他们把事情理顺了，赔款账单将接踵而来。1920年，协约国之间有过几次火气很大的会议，接着又同德国人会谈；1921年开了更多的会；922年还要多。1923年法国人试图以占领鲁尔来强迫德国人付款。开初德国人以消极抵抗来回答，后来迫于通货膨胀的灾难而无条件投降。法国人几乎同德国人一样精疲力竭，同意妥协：这就是在一位美国主席主持下起草——大部分由英国提词——的道威斯计划。尽管这个临时解决办法为法国人和德国人双方所不满，实际上随后5年的赔款还是付了的。接着，又是另一次会议——更多的争吵，更多的指责，更多的要求和更多的推诿。于是再次由一位美国主席主持的杨格计划出台了。它几乎还没有开始运作，大萧条就袭击了欧洲。德国人声称他们不能继续支付赔款。1931年，胡佛的延期偿付令使赔款暂停12个月。1932年，在洛桑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把它一笔勾销了。终于最后达到一致，却已经花了13年时间，这是所有各方相互猜疑和怨恨不断增长的13年。到末了法国人觉得受了骗，德国人则以为遭了抢。赔款使战争激情历久不衰。
毫无疑问，战争赔款在任何情况下总会是一大怨恨。使这种怨恨成为不愈顽症的是赔款的不确定和关于赔款的争论。1919年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偿付赔款会把德国降为一个亚洲式的穷国。J．M．凯恩斯如同所有德国人一样持有这个看法；或许许多法国人也这样看，虽然不以这种后果为憾。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机灵的年轻法国人埃蒂尼·曼陶克斯作出论证，德国人本来能够偿付赔款而不致穷困，要是他们愿意这么做的话，当希特勒从法国维希政府榨取大笔钱财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个实际的示范。这个问题现在只具有某种学术兴味了。毫无疑问，凯恩斯以及德国人的忧虑被荒唐地夸大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穷困是由战争造成而不是由于赔款。毫无疑问，德国人本来能够支付赔款，要是他们把它看作一项理应承担的道义责任的话，事实上，就如现在谁都知道的，在20年代的金融交易中德国是一个净赚国：她从美国私人投资者那里借到的钱(而且没有偿还)大大超过她付出的赔款。这对于德国的纳税者来说，当然不是什么安慰，他与德国的借款者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就这个意义上说，赔款对于协约国的纳税者也不是什么安慰，他马上看到这笔收益又转交给了美国以偿还战债。两相抵偿，战争赔款的唯一经济效果就是使大量薄记员得以就业。不过，战争赔款的这类经济实情无关紧要。战争赔款乃是一种象征。它制造怨恨、猜忌和国际敌意。它比任何别的事情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了道路。
战争赔款把法国人固定在一种愠怒但又相当绝望的对抗态度之中。他们毕竟拥有某种并非无理的权利。法国东北地区在战争期间惨遭蹂躏；因此无论战争罪责的判定是对是错，德国应该帮助修复这场破坏还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法国人也象其他每个人一样立即在赔款问题上搞欺骗。有些法国人想要使德国永远破敌。另一些法国人巴不得赔款将不会偿付，这样占领军就可以留在莱因兰了。法国的纳税人曾被告知德国将会为这场战争付款，因此一当他们自己的税额升高时就对德国人怒不可遏。到末了，法国人轮到自己受骗了：除了因要求赔款而遭道义谴责之外，他们最终什么也没有得到。就如法国人所看到的，为了使德国人高兴，他们在赔款上作出了一系列让步最后他们放弃了全部索赔要求。德国人却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忿忿不平。法国人从这个经验中得出结论，在其他领域——裁军或边界划定——里作出让步将同样一无所获。他们还得出结论，虽然不那么自觉地，这类让步还是会作出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头里，法国人以缺乏对他们的领导人以及他们自己的信任而著称。这种绝望的玩世不恭有着久远和复杂的根源，对此历史学家们还在不断进行剖析。但是，战争赔款的处理过程乃是它的实际近因。法国人肯定在这里输掉了；而且他们的领导人也肯定表现得出奇的无能，或者至少是出奇地言而无信。战争赔款对法国民主政治造成的破坏几乎同对德国民主政治的破坏一样严重。
战争赔款还严重影响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在战争的最后时日里，英国人——包括政治家们和一般公众——对战争赔款曾同法国人一样热切。提出要把德国柑橘榨到籽儿吱吱叫的是一位权位很高的英国政要，而不是某个法国人，甚至劳合·乔治也曾经为战争赔款大叫大嚷，比他后来愿意想象的要喧闹得多。然而，很快英国人就完全转了向。一旦他们自己夺得了德国的商船船队之后就来指责索取赔款是愚蠢的。或许他们是受了凯恩斯文章的影响，他们更为实际的动机是要重建欧洲的经济生活从而推进他们自己的出口工业的复兴。他们乐意地倾听支付赔款将带来无穷灾难的德国故事；而且，一旦他们谴责了赔款，他们很快也就谴责起和约的其他条款来，战争赔款是令人厌恶的。因此，解除德国武装也是令人厌恶的；同波兰的边界也是令人厌恶的；新建立的民族国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岂止令人厌恶：它们还证明了德国的怨恨是正当的，除非把他们统统取消，德国就既不会满意也不会繁荣。英国人越来越愤慨于法国人的逻辑，愤慨于法国人对德国复兴的忧虑，尤其愤慨于法国人坚持条约一旦签字就得信守到底的固执态度。法国的索赔要求乃是有害的和危险的胡闹，因而他们的安全保障要求也同样是有害而又危险的一派胡说。英国人的抱怨也有一些似有道理的根据。1931年，他们被迫放弃了金本位。这时，曾经声称已被战争搞得倾家荡产的法国人却有着一个坚挺的通货和欧洲最大的黄金储备。这是危险岁月的不祥开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年头里赔款问题上的争执使得英国人和法国人几乎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年头里就安全保障问题达到一致。
战争赔款最最灾难性的效应体现在德国人自身之上。当然，他们无论如何总会忿忿不平。他们不仅仅输掉了这场战争。他们丧失了领土，他们被迫解除武装；他们还被强加以他们并不以为然的战争罪责。不过，这些还是理智性的不满：晚上发发牢骚的对象，不是日常生活中苦难的原因。战争赔款却损害到每个德国人，或者似乎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都损害到他。现在来讨论战争赔款是否真的榨干了德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在1919年来争论这一点也同样没有用。没有德国人像是会接受诺曼·安格尔曾在《一场春梦》中提出的主张，即1871年要法国人偿付赔款一事有利于法国而损害了德国。人类的常识告诉人们，一个是因为付出钱财而变穷的；面对于某个人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一个民族看来也是真实的。德国正在支付赔款，所以也因此变穷。通过一个简易的变换，战争赔款成了德国穷困的唯一原因。陷于困境的商人、工薪菲薄的学校教师、失业的工人全都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战争赔款。一个挨饿儿童的哭叫就是对赔款的大声抗争。老人们蹒跚进了坟墓是由于赔款。1923年的通货膨胀要归因于赔款；1929年的大萧条也是如此。持有这些看法的，不仅仅是德国的平民百姓。那些最杰出的金融家和政治老手也同样强烈地持有这些看法。这场反对“奴隶条约”的运动几乎用不着极端主义煽动家来煽风点火。只要尝到一点经济苦头，就激使德国人起来挣脱那个“凡尔赛镣铐”。
一旦人们起而反对某个条约，就不能指望他们确切地记得他们反对的是哪项条款。德国人开始的时候还多少有些理性地认为他们正遭受着赔款的蹂躏。不久，他们进而不那么理性地认为他们正遭受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条约的蹂躏；最后，他们后退到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正遭受着那些跟赔款毫不相干的和约条款的蹂躏。例如，德国的解除武装，可能是羞辱，也可能使德国暴露在波兰或法国的入侵面前。但是，就经济而言，只要它还有任何一点效力就是有利的 [ 注：德国的将军们以即使不是独一无二也是非同凡响的机巧，设法使得解除武装比过去整军备战更加昂贵。德国纳税者为供养1914年的庞大陆军和海军花的钱还少于维持1919年之后的一支小型陆军和没有海军而花的钱。 ] 。普通德国百姓却不这么认为。他设想，既然赔款把他弄穷了，解除武装就也弄穷了他。和约的领土条款同样如此。当然，在领土安排里存在缺点。那条东部边界就把太多的德国人划进了波兰——虽然它也把太多的波兰人划进了德国。这本来可以通过某些边界调整和交换居民——一种在那些文明年月里没有想到的权宜办法——得到改善。但是，一旦民族国家的原则得到确认，一位不抱偏见的评判员——要是有这样的评判员的话——将很难从那个领土解决办法中挑出多少毛病来。住在那个所谓波兰走廊的绝大多数是波兰人，而且为联接东普鲁士的自由铁路交通所作的种种安排也是充分的。但泽如果完全划归波兰的话，经济上确实还会更好些。至于从前的德国殖民地——也是一个产生很多怨恨的原因——它们本来一向是一种花费，而不是一个利源。
所有这一切统统被丢在脑后，这要多谢战争赔款同和约其余内容的连接。德国人相信，他之所以穿得差，吃不饱，没工作，就是因为但泽是个自由市，就是因为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从帝国隔开，或者就是因为德国没有殖民地。即使是那位绝顶聪明的银行家沙赫特也把德国的财政困难归因于丧失了她的殖民地一这个看法他诚信不疑地坚持甚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持有这类看法并不表明他们天生自私自利或独一无二地愚蠢。同样持这种看法的还有像凯恩斯那样开明的自由主义英国人，几乎所有英国工党领导人以及所有关心欧洲事务的美国人。然而，人们还是难以理解为什么失去殖民地和欧洲的一点土地就必定会在经济上削弱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丧失了比此更大得多的领土，却变得比她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昌盛。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证明，造成两次战争之间这个时期德国经济困难是由于她国内政策上的诸多失误，而不是由于不公正的边界。这个证明一向不受理睬，每一本教科书都在继续把德国的困难归因于凡尔赛条约。虚构的神话越发离奇，至今犹然。起先，人们把德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和约。接着，又指责是和约使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由此跟着而来的是坚持认为没有为安抚德国或修正1919年建立的体制做过任何事情。“绥靖”被假定为只是到了1938年才试图推行，而到那时已经太迟了。
大谬而不然。甚至赔款就屡经修改，而且总是向下调整，虽然这种修改无疑是恼人地拖拖拉拉。其他方式的绥靖推行得更早些，而且颇有实绩。劳合·乔治作出了第一个尝试。好不容易从赔款问题的泥潭中摆脱出来，他决意召集一次新的更加名副真实的和平会议，美国、德国、苏俄以及协约诸国大家都应与会。在创建一个更好的世界方面，应该作出一个新的开端。劳合·乔治的创议得到当时的法国总理白里安的支持，此人是另一位政治魔术师，能把问题从有变无。这一对最佳搭档被突然终止了。1922年1月白里安在法国国民会议中遭到失败——表面理由是他向劳合·乔治学打高尔夫球，实际上是因为他在和平条约问题上表现“软弱”。他的继任者普恩加来，不为英国答应保障法国东部边界的承诺所动，而一位法国代表参加这次1922年4月在热那亚举行的会议只是一味坚持赔款必须偿付。美国人拒不参加。
俄国人和德国人到会了，不过都怀着并非全无道理的怀疑，即他们是被挑唆来彼此争斗的。德国人被邀请来一道剥削俄国，俄国人则受到怂恿向德国索讨赔款。两国代表舍此而秘密会商于拉巴洛，并一致同意不要相互作对。拉巴洛条约破坏了热那亚会议，并在世界上获得了一个极坏的名声。那时，布尔什维克党人被视为贱民，于是，德国人因同他们缔结条约而被认为是罪大恶极。后来，当德国人成了攻击的目标时，拉巴洛亲约道义上的邪恶又被记到了俄国人的账上。
实际上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有节制的否定性的东西。可以说它防止出现一个准备一场新的反俄干涉战争的欧洲同盟；也可以说它防止了老的三国协约的任何复活。论如何，两者都不是实际上的计划；因而这个条约至多不过记录了这一事实。但是，也存在着这两个签字国之间积极合作的小小可能性。两国中无论哪国都没有能力向那个和平安排挑战；两国要求的至多不过是不受干扰。此后德国人给苏俄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不过——十分可笑的是，美国人提供了更多，——他们压根儿不承认苏俄。俄国人则帮助德国人能够规避凡尔赛条约(俄国人毕竟不是这个条约的参与者)的限制，在苏维埃领土上设立防化学校和飞行学校。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小事。德俄友好里面并不存在真挚情谊；而且双方都知道这一点。德国将军们以及促成这种友好的保守派人士憎恶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对德友好不过是按照列宁主义准则行事：跟某个人握手，准备卡他的咽喉。拉巴洛条约提供了一个警告，俄国和德国很容易在否定性条件上变成友好，而盟国为获得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友谊却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不过，这个警告真的见效还在相对遥远的将来。
热那亚会议是劳合·乔治最后的创造性努力，他作为某种蒙昧主义联盟偶尔出现的开明领导人，这种处境使他不可能达到惊人的成就。1922年秋，他下台了。继任者伯纳·劳的保守党政府对欧洲事务持焦躁的怀疑态度。这就为那时的法国总理普恩加来试图以占领鲁尔强迫偿付赔款开辟了道路。这是绥靖历程中的一次中断；也是一次有限意义上的中断。无论有些法国人私下里可能多么希望德国行将瓦解，占领的唯一效用就是从德国人那里获得偿付赔款的承诺，而且一当作出承诺就不得不立即结束。这次占领对法国的法朗产生了可怕的影响。普恩加来开初可能以为法国能够独自行动。到1923年末，他也像克列孟梭那样被迫承认法国绝对必须同英国和美国亲密友好。法国选民在1924年对这件事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判断，那就是把反对普恩加来的左翼联盟重新送上台。占领鲁尔一事，从长远来说，提供了赞同绥靖的最强有力的理由。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呢？同德国重开谈判。这就再次并且更有力地表明只有同德国政府合作，凡尔赛和约才能实施；既然这样，安抚将比威胁更有好处。这个论据不仅在当时就起作用，还继续生效于未来。当德国开始在更庞大规模上无视和约的规定时，人们——尤其是法国人——就回想到鲁尔占领，并且问道，靠使用武力又能获得什么呢？不过是新的德国承诺，答应去履行他们目前正在弃毁中的承诺。付出的代价是灾难性的，结果却微不足道。取得安全的唯一办法是把德国人争取过来，而不是威胁他们。
如果认为鲁尔占领没有对德国产生影响，那就错了。虽然它使法国人明白高压是愚蠢的，它也使德国人懂得硬顶之不智。这次占领是以德国的屈服而不是法国的认输告终的。施特莱斯曼以公开宣称的履行和约政策上台执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法国人对和约的解释或他将默认法国人的种种要求。这仅仅意味着他将用谈判而不是硬顶的办法来保卫德国的利益。施特莱斯曼如同最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下定决心要把整个和约统统一扫而光：战争赔，德国解除武装，莱因兰的占领，以及同波兰的边界。但是，他打算凭借事态发展的持续压力来做这件事，而不是靠威胁，更不是靠战争。在其他德国人坚持修改和约是德国实力复兴的必要前提的地方，施特莱斯曼则相信德国实力的复兴将必定导致和约的修改。施特莱斯曼死后，当他的文件刊布于众而清楚地暴露了他要摧毁现存条约安排的意图时，在协约国里有一阵攻击他的大喊大叫。这番喊叫荒唐无理。既然有着一个强大的德国——正是协约国以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的种种做法自己造成的——就不能想象会有任何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当作永久安排来接受。这个清算安排将被修改，德国将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大国，唯一的问题是这将和平地实现还是通过战争。施特莱斯曼想要和平地进行。他认为这样做比较安全，更有把握，也是使德国的优势地位更为持久的途径。战争期间他曾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主义者，即使现在也并不比从前的俾斯麦更加从道义原则出发倾向于和平，不过，像俾斯麦一样，他相信和平对德国有利，正是这个信念使他可以同俾斯麦并列为一位伟大的德国政治家，甚至是一位伟大的欧洲政治家。或许，还要更加伟大。他的任务肯定更为艰巨。对俾斯麦来说，只要维持一个现存的解决办法，施特莱斯曼却不得不致力于创建一个新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欧洲在向和平和修改和约同时前进，这就是他成功的标尺。
这个成就不能只归功于施特莱斯曼一人。协约国的政治家们也作出了他们的一份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1924年上台执政的兰姆赛·麦克唐纳；此后，不管他在不在台上，都给以后15年的英国对外政策打上了他的印记。麦克唐纳政策似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以灾难性的失败而告终。现在他的名字受到轻慢，甚至他的存在都被忽视。然而，麦克唐纳理应是每一个赞成同德国合作的同代西方政治家的守护神。比起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来，麦克唐纳更正视“德国问题”，并试图解决它。正如鲁尔占领刚才表明的，高压手段不解决问题。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做法是把俄国作为一个大国带回进欧洲，这在20年代又为双方所排除，且不论其祸福好歹。剩下来的只有安抚德国一途；而如果当真要实行安抚，就应该全心全意的实行。麦克唐纳没有无视法国的不安。他在满足法国人方面比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已经做的和准备去做的更加慷慨大方。1924年7月他向赫里欧保证，违犯和约“将导致好不容易赢得的和平赖以确立的永久基石的崩溃”；他还在国联发起那个流产的日内瓦议定书，据此英国将同其他国联成员一起保证欧洲的每一条边界。但是，他之所以对法国人如此慷慨大方是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忧虑并没有真正的根据。甚至在1914年8月他就不相信德国是一个危险的侵略性大国，想要控制欧洲。1924年他肯定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日内瓦议定书里的承诺看起来“白纸黑字写得大大的”，实际上是“一帖镇定神经的安慰剂”。每个问题都能用“热烈的亲善行动”来解决。重要的事情是投入谈判。如果法国人只能用给予安全保障的承诺来被哄进谈判，那就给予这种承诺。这很像一个小孩儿被水是温暖的保证哄进海里那样。那个孩子发现保证是假的，但他已经适应水冷，并很快就学起游泳来了。在国际事务里也会是这样。一旦法国人开始去安抚德国，他们将发现其进程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可怕。英国的政策应该敦促法国人多多让步，敦促德国人少少要求。就如若干年后麦克唐纳表述的露“尤其要让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他们的要求，以致英国能够说他对双方都支持。” [ 注：五强会议记录，1932年12月6日，《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第2辑，第4卷，第211号。 ]
麦克唐纳来得正是时候。法国人已准备缓降他们的赔款要求以便自己从鲁尔脱身；站在另一边的德国人也准备作出认真的承诺。道威斯计划确定的赔款临时解决办法，以及与之相伴的法德之间火气的更大缓解，基本上是麦克唐纳的功劳。1924年12月的大选结束了工党政府；但是，麦克唐纳虽然不再指导英国的对外政策，他还继续间接地规范着它的方向。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安抚和解这条道路太有吸引力了，任便哪届英国政府都不该弃此另就。奥斯汀由张伯伦，麦克唐纳的保守党继任者，特别讲究忠诚(但愿能赎偿乃父另一方向的种种活动)；本来会乐于以他七拐八弯的方式重申同法国直接结盟的承诺。英国的意见——不只是工党，保守党也然——现在坚决反对这样做。施特莱斯曼提出一条出路：一个由英国和意大利担保的法德之间的和平公约。这对英国人真是妙不可言地令人倾心。一种针对某个不指名的“侵略者”的担保就是充当不偏不倚的法官，这正是格雷曾追求于战前和麦克唐纳鼓吹于目前的东西；而像奥斯汀·张伯伦那样的法国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唯一可以想象的侵略者将是德国——于是英－法同盟就将在不知不觉中夹带进来。这个建议对意大利人也奇妙无比地叫人心醉，他们自那场战争以来一直被当作穷亲戚，现在发现自己提升到了英国的水准来充当法德之间的仲裁者。这个主意对法国人却不那么有吸引力。即使莱因兰仍旧保持非军事化，一旦置于英意担保之下，就再也不是法国可通过它去威胁德国的敞开的大门了。
但是，法国人也找到了正合时宜的政治家。1925年白里安重任法国外交部长。他在外交技巧上堪与施特莱斯曼相比美，在高尚抱负上同麦克唐纳不相上下，并且都是浪漫主义言论方面的大师。别的法国政治家谈论“硬”不是真硬。白里安说得“软”，也并不真软，鲁尔占领的结果已经表明强硬方法的无效。白里安现在有了另一个机会以暖味的言词为法国寻求安全保障。他提议德国应该承诺尊重其全部边界，既尊重西方边界也尊重东方边界以此贬降了施特莱斯曼的道义优势。这是德国政府不可能办到的条件。大多数德国人已经默认了丧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直至1940年法国败降，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同波兰的边界却是所有德国人都感到忿忿不平的。它或许能被默然容忍；但它不能被进一步确认。在德国人看来，当施特莱斯曼同意跟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仲裁条约时，他在争取和解上已走得够远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追加一句，德国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候“修正”她同这两个国家的边界，不过她当然会和平地做这件事。“和平地”，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走向战争的政治家们爱用的一个字眼，虽然就施特莱斯曼而言或许是真诚的。
这里张裂着一个安全保障体系上的大漏洞——施特莱斯曼公开拒绝接受德国的东方边界。英国人不会填补这个缺口。奥斯汀·张伯伦说到波兰走廊时傲然宣称“没有哪个英国政府会愿意或能够为它牺牲一个英国掷弹兵”。白里安提供了一个替代解决办法。法国重申她跟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现存的同盟；洛迦诺条约签字国则一致同意，法国根据这些盟约采取的行动将不构成对德国的侵略。这样，在理论上法国仍保留着穿越莱因非军事区驰援其东方盟国的自由而不丧失英国的友谊。她的两个互相抵触的外交体系得以调和，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洛迦诺条约把同英国的西方同盟铸进了神器，与此同时又把同那两个卫星国的东方同盟刻上了石经。
这就是1925年12月1日签订的洛迦诺条约。它是两次大战之间年代的转折点。它的签署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1年后它的弃毁则标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如果一个国际协定的目的就是使人人满意的话，那么洛迦诺倒确是个非常好的条约。它使那两个担保大国满意。他们已经使法德和好，并给欧洲带来和平，而又一如所愿地没有招惹任何超出道义上的也即仅仅言词上的责任之外的义务。无论是英国还是意大利，都没有做过任何履行其担保的准备。在作出决定的时刻到来之前“侵略者”是谁还不得而知的时候，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古怪而又出乎意料，这个条约的实际后果是在它还依然有效的期间内，防止任何英法之间的军事合作。然而洛迦诺也满足了法国人。德国承认了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她同意保持莱因兰非军事化；英国和意大利为德国的承诺作了担保。任何一位1914年的法国政要都会因取得这样的成就高兴得发疯。与此同时，法国人仍旧可以自由操作他们的东方同盟并在欧洲扮演一个大角色，只要他们愿意这样做。德国人也可以心满意足。他们受到了可靠的保护不致再有一次鲁尔占领，他们受到平等伙伴的待遇，不再如阶下囚，而且他们还使修改东方边界的大门保持敞开。一位1919年的甚或1923年的德国政要将会发现已经无可抱怨。洛迦诺是“绥靖”最伟大的胜利。巴尔福勋爵正确地称它是“欧洲国际气氛重大改善的象征和原因”。
洛迦诺给了欧洲一段和平和希望的时期。德国被接纳进国际联盟，虽然比原先预期的迟了些时日。施特莱斯曼，张伯伦和白里安都按期参加国联理事会。日内瓦看来成了复兴了的欧洲的中心，国际音乐会终于真的合调合拍起来，国际事务由协商讨论来调整取代了刺耳的枪炮声。在那些年没有一个人为俄国和美国的缺席而痛惜——没有他们事情进行得更加平顺。另一方面，也没有一个人认真打算要把日内瓦的欧洲变成一个或者反美或者反苏的集团。不仅没有想要不受美国支配，欧洲各国还都忙着向美国借钱。有那么几个狂热的计划人员谈论过欧洲反共十字军；但是其中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欧洲人没有要对哪个国家进行十字军讨伐的想法。除此之外，德国人还想保持同俄国的友谊，作为一张备用牌，作为某种形式的再保险条约，或许某一天可以用来对付法国的东方盟国。紧接着签署洛迦诺条约，斯特莱斯曼同俄国人续订1922年在拉巴洛达成的协定；当德国参加国联的时候，施特莱斯曼声明德国由于解除了武装将不能参与制裁行动——一种对苏俄坚持中立态度的隐晦表示。
在洛迦诺一日内瓦体制中比之美国和苏俄的缺席更为重大的缺陷乃是意大利的出席。她之所以被拉进洛迦诺安排只是为英国的公正外貌增色。在当时，没有一个人设想意大利当真能掌握德法之间的平衡。当洛迦诺同国联一样还依靠深思熟虑和亲善好意而不是直接的武力的时候，这并不要紧。后来，当形势日益恶化的时候，洛迦诺记忆就助长了一种幻觉，即以为意大利拥有投进天平的真正份量；意大利领导人本身就是这个幻觉的受害者。在洛迦诺时代，意大利有一个比缺乏实力更糟的缺陷：她没有道义地位。洛迦诺诸大国自称代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曾为之而战的崇高原则，国际联盟则自称是一个自由民族的联盟。没有问题，在这些自称中有某些欺世盗名的东西。没有哪个国家象它标榜的那样自由或高尚。不过，在这些自称中也同样有一些名副其实的东西。鲍尔温和麦克唐纳的英国，德意志魏玛共和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确实是民主国家，有言论自由，实行法治，对其他国家怀有好意。他们聚集在国联里面有资格宣称，他们为人类展示了最美好的希望，广义地说，他们提供了一种优越于苏俄所提供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当这延伸到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时，所有这一切统统成了一派花哨而庸俗的做作。法西斯主义从来就没拥有民族社会主义那种无情魄力，更不必说那种物质力量了。它在道德上同样堕落——就它的不老实而言或许更加堕落。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一场骗局。它把意大利从中挽救出来的社会危机是一场骗局；它凭之夺取政权的革命是一场骗局；墨索里尼的才能和政策就是搞欺骗。法西斯分子的统治是腐败的，无能的，愚蠢的；墨索里尼本人乃是一个爱虚荣胡吹牛皮的人，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目标。法西斯意大利生活在非法状态之中；而法西斯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背弃了日内瓦的原则。然而，兰姆赛·麦克唐纳给墨索里尼写去热情洋溢的信件——正是在马泰奥蒂 [ 注：马泰奥蒂(Matteoti，Giacomo 1885－1924)意大利社会党领袖，1919年起当选为议员，1924年任社会党总书记，是年5月30员，在议会发表演说，强烈谴责法西斯党，不到两星期，即遭法西斯党徒绑架和杀害。这件事使世界舆论震惊，也在意大利激起公愤，酿成了一场动摇墨索里尼统治的政治危机。 ] 遭到暗杀的时刻；奥斯汀·张伯伦同墨索里尼互赠像片；温斯顿·丘吉尔赞美墨索里尼是他的国家的救星和伟大的欧洲政治家。当西方领导人如此奉承墨索里尼并接纳他为他们自己中间的一员的时候，有谁还会相信他们的真诚呢？毫不奇怪，俄国共产党人把国际联盟和它的全部工作都看作是资本家的阴谋——不过，苏俄早就同法西斯意大利建立了并经常保持着热乎的国际关系也同样不会令人吃惊。当然，理论和实践之间总有某种差距。当这个差距变得太大时，对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就都是灾难性的了。法西斯意大利出现于日内瓦，墨索里尼在洛迦诺的亲自登场，淋漓尽致地表征了国际联盟的民主欧洲的虚幻。政治家们不再相信他们自己的言词，于是人民也仿效他们作出的榜样。
虽然施特莱斯曼和白里安两人在他们各自的方针上都是真诚的，他们却没有赢得他们人民的赞同；而且各人在他自己国家里为洛迦诺辩护的理由是互相矛盾的、必定会以幻想破灭而告终的理由。白里安告诉法国人说洛迦诺是一个最终解决办法，阻塞了进一步退让的道路。施特莱斯曼则向德国人保证，洛迦诺的目的就是带来甚至更快速度的进一步退让。白里安，这位伟大的演说家希望以一大堆仁慈的空话就会使德国人忘掉他们的怨恨。施特莱斯曼以他惯有的耐心相信法国人会养成退让的习惯并伴之以行动。两个人都失望了，两个人在他们过世之前都看到了失败。进一步的退让是作出了，但总是带着恶感。监督德国解除武装的管制委员会在1927年撤消了。战争赔款由1929年的杨格计划调低了，于是对德国财政的外部控制也放弃了，占领军于1930年撤离莱因兰——比原定期限提前了5年。绥靖却没有成功。恰恰相反，德国的怨恨到末了比开初时更大。1924年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坐在内阁里并帮着实施道威斯计划；1929年杨格计划却是顶着民族主义反对派的狂热攻击才得以通过。施特莱斯曼，曾使德国回到大国之列的那个人被埋葬进了坟墓 [ 注：斯特莱斯曼于1923年先任总理，11月政府垮台后改任外长，有6年之久。1929年10月病逝。 ] 。
德国的忿恨部分地是一种精心算计的事情：获取更多让步的显而易见的办法就是每有所获都嫌太少。德国人似乎振振有词。洛迦诺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伙伴来对待，自由地谈判一项一致同意的条约。那末，还有什么理由能为战争赔款或单方面的德国裁军辩解呢？对于这个论点，法国人想不出合乎逻辑的答辩，然而知道，要是他们接受了它，德国在欧洲的优势必定随之而来。大多数同时代的人都责怪法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愈来愈赞同麦克唐纳，认为绥靖一旦开始就应该加速地和全心全意地进行下去。后来，人们又责怪德国人没有承认1918年的失败是最后的失败。现在来假设多一些让步或少一些让步事情本来会有多大不同是没有意义的。只要还坚持欧洲依旧是世界中心的幻想，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就必定要进行下去。法国将力求维护1919年人为的安全保障，德国则力求恢图事物的天然秩序。竞争中的国家只能被某种更大危险的阴影吓得彼此友好；无论是苏俄还是美国都没有对施特莱斯曼和白里安的欧洲投射这种阴影。
这决不是说战争的阴影已经悬挂在1929年的欧洲上空。甚至苏维埃领导人也不再摇晃新的资本主义干涉战争的萝卜鬼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背向外部世界的他们，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转译为五年计划的实际项目。确实，战争预言家们能够预见的唯一战争乃是诸多预见中最荒唐的：一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其实，这两个大国在1921年就已经一致同意保持主力舰相等；还准备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进一步达成协议。在德国仍旧存在着民族主义煽动；但是大多数人从中引出并非毫无道理的结论，即和解的进程太慢了。不管怎么说，民族主义分子终究是德国人中的少数。其多数，尽管也反对凡尔赛，仍然接受施特莱斯曼的看法，即这个体系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化为乌有。兴登堡，1925年起任总统，就是其象征；一位陆军元帅和民族主义者，却又是民主共和国的兢兢业业的元首，忠实地推行洛迦诺对外政策并且不出怨言地统辖着一支被和约限制到无能状态的陆军。在德国最流行的呼声是“不再打仗”，而不是“打倒奴隶条约”；民族主义分子在组织一次反对杨格计划的公民投票时还遭到惨重失败。1929年，那本最著名的反战著作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在德国出版；在英国和法国类似性质的书也塞满了书架。看来，条约修正似乎将逐步地几乎不知不觉地进行下去，而一个新的欧洲体系将在没有人注意到越过分水岭的确切时刻的情况下呈现眼前。
一个可能的危险似乎是由“军国主义”法国重新采取侵略行动，她是唯一拥有一支强大陆军的国家，而且不管意大利怎样硬充大佬，她还是欧洲大陆上的唯一大国。但是，这同样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担心。比起白里安的花言巧语来，有着更加坚实的根据可以设想，法国已经默默认输。在理论上，法国依旧使攻击德国的大门洞开着。莱因兰仍旧是不设防的，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依然有效。事实上，法国已经采取了决定性步骤使得攻击德国不再可能。德国在人力和工业资源上远为强大。因此，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在德国可能开始动员之前就给予一次势不可挡的打击。法国需要“一支现役的、能单独行动的和机动的陆军，随时准备突进敌国的领土”。法国从来就没有一支这样的陆军。那支在1918年获胜的陆军只受过堑壕战的训练；而在那段急速挺进的短时间里 [ 注：指1918年8月－10月协约国军的全面进攻。 ] ，又来不及改变其特性。1918年之后也没有进行改革。法国陆军发觉难以把鲁尔占领坚持到底，即使那里并没有德国军队同他们对抗。国内政治也大力推进这同一方针。那里有着实行一年兵役制的持续要求，并在1928年正式实施。从此以后，法国军队即使在充分动员的时候其实力也只够防卫“民族领土”。军人得到的训练和装备都是纯防御性的。马其诺防线在东部边界上布设了前所未见的最最庞大的筑垒体系。法国的政策同法国的战略之间最终完全背离了。法国的政客们仍在谈论进攻德国的行动；行动的手段却并不存在。列宁在1917年说过，俄国士兵曾以逃离部队来坚决拥护和平。法国人糊里糊涂地干了同样的事情，以他们倚靠着凡尔赛体系的军事准备来拥护和平。他们在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开始之前就已经放弃了这些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