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第二

作者：A．J．P．泰勒·英国

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出自————《战争通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也有显而易见的不同之处。意大利站在相反的一方作战，不过战争结束之前她又再次改了回来。1939年9月打响的战争，是在欧洲和北非展开的；它在时间上，虽然不是在空间上，跟1941年12月开始的远东战争有部分重合。这两场战争还是截然有别的，尽管远东战争曾使英国和美国的处境十分窘迫。德国和日本从来没有会师协同作战；唯一真正的重合是当日本人攻击珍珠港时惹得希特勒非常错误地向美国宣战。除此之外，完全可以把欧洲战争及其起源看作是一篇自成一体的故事，偶尔受到远东的场外干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体一样的欧洲盟国同大体一样的敌手们打仗。战局变化虽然更加大起大落，但这次战争也以极其相同的结局——德国的失败而告终。这两次战争之间还有更加深刻的联系。在第二次战争中，德国明确地是为推倒第一次战争的裁决而战，为摧毁随它而来的清算安排而战。她的对手们虽然不很自觉地，则是为保卫那个清算安排而战，而且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他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有过十分乌托邦的设想，但到最后结束时，欧洲和近东的每一条边界都原封不动地恢复了，只有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是例外——诚然是一个很大的例外。撇开东北欧这个地区，从英吉利海峡到印度洋，地图上唯一的重大变化就是把伊斯特里雅从意大利转交给南斯拉夫。第一次战争摧毁了几个老帝国，并创建了一些新国家。第二次战争没有创建新国家，只是摧毁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如果有谁直截了当地质问：“打仗为了什么？”对于第一次战争，其答案是：“决定欧洲该怎样改建”，对于第二次战争，其答案却仅仅是：“决定这个改建了的欧洲该不该延续”。第一次战争就是第二次战争的原因，而且就一件事引起另一件事而言，事实上它引起了第二次战争。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欧洲的改建，这却远不是战争原先的起因，甚至也不是它自觉的目的。这次战争有某些近因，对此人们现在的看法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佛兰茨·斐迪南大公的被刺杀，激起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为支持塞尔维亚而动员，激起德国向俄国以及俄国的盟友法国宣战，德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又激起英国对德国宣战。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对此史学家们仍旧莫衷一是。有些人强调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在东欧的冲突；另一些人则把这次战争叫做“土耳其继承权之战”。有些人怪罪于帝国主义分子在欧洲之外的竞争；另一些人则归咎于欧洲大陆上力量均势的解体。一些更加具体明确的争端一向受到重视，德国向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欲望，俄国企图控制君士但丁堡和黑海海峡的野心。对战争起因的解释如此众说纷纭，正表明任何单个的解释都不是正确的解释。第一次战争是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打起来的——但又不是为它们中任何原因而战。至少，这是所有争斗中的列强一旦参战就立即发现的。无论他们在战前可能有过何种计划，设想或野心，如今列强只是为取胜而战，以决定这么一个浑然一体不可细辨的问题：“谁是主宰？”交战国力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敌人”——用当时的军事术语来说——而对那个意志将是什么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交战双方都发现难以明确界定他们的战争目标。当德国人向西方列强，就如他们在1917年向俄国人那样，不过比较含糊地提出和平条件时，他们唯一关注的是改善他们在下一次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尽管德国人如果打赢了第一次战争实际上就没有必要再打第二次了。在某些方面，协约国提出和平条件开初是比较容易的：他们只要简单地要求德国人交出其早先的胜利果实就可以了。后来在美国的帮助或在美国的敦促下，协约国才超越这一步逐渐炮制出一套理想主义的战争目标。这些战争目标肯定并不代表协约国发动这场战争时抱定的目的，甚至也不代表他们现在正为之而战的绝大部分目的。这种理想主义方案毋宁是来自这样的信念，即一场打到这么大规模并付出如此大牺牲的战争应该有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结果。这些设想，乃是副产品，是给真实斗争上光敷彩，虽然它们对后来的事态并非毫无影响。归根到底，战争目标仍然是取胜。胜利将会规定随后的政策，即使做不到这一点，胜利至少也会提供实际成果。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胜利成果中生长出来的，是从运用这些胜利成果的方式中生长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两个决定性胜利，不过在当时一个为另一个所掩盖。1918年11月，德国被西方列强在西线决定性地打败了；但是在此之前，德国已经在东方决定性地打败了俄国，而且这对两次战争之间年代的国际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1914年以前，曾经有过某种均势，在这里面法－俄联盟制衡着中欧列强。英国虽然通过三国协约同法国和俄国松散地联合，但没有多少人认为她的份量决定性地改变了平衡。这场战争，在它打响的时候，是一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的大陆战争；每个大陆强国都以百万之众投进战场，英国不过区区10万人。尤其对法国来说，俄国的合作似乎是生命攸关、绝对必需的，而英国的支持则是一个令人惬意的额外援手。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一切全都改变了。英国人也建立起一支庞大的陆军，并把他们的百万大军投上西线。当1917年美国参战时，这些部队还可望得到又一支百万大军的支持。这个加强西线的行动来得太迟了，没有能使俄国得救。1917年结合着军事灾难的两次革命，把俄国逐出了战争。1918年1月，新的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屈膝求和 [ 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签订于1918年3月；而不是1918年1月。这里显然是作者的粗疏。 ] 。后来德国在西方的失败迫使她放弃了那时赢得的东西。更为深远的后果却不能被消除了。俄国脱离了欧洲并暂时不再作为一个大国而存在。欧洲的星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是有利于德国的变化。在她的东方边界，从前曾是一个大强国的地方，现在乃是一片由小国构成的“无主”土地，再往东，则隐没于某种无知的昏暗之中。1918年之后的好多年头里，没有一个人弄得清俄国是否还有什么实力，如果还有的话，她又将用它干什么。

　　 1928年年终时，这一点看来还无关紧要。那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没有俄国的帮助就把德国打败了，而且是最主要地——即使不是全部地——在西线把她打败的。在这个狭窄拥挤的地区所取得的胜利，决定了即使不是整个世界也是整个欧洲的命运。这个出乎预料的结果赋予欧洲一种不同于1914年以前曾具有的特征。那时的诸大列强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和俄国，英国只是半卷入。欧洲的中心是柏林。现在的诸大列强是法国、德国和英国，出于礼貌也可算上意大利，还有美国处在从前英国的外围地位上。这个新欧洲的中心位于莱因，或者有人甚至会说位于日内瓦。俄国已经不再算是一个大强国，哈布斯堡王朝也已不再存在。“欧洲”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整体地西移了。在1918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里——确实直到1939年春——人们设想，决定世界进程的权力掌握在那些从前曾是“西方大国”的手里。

　　 虽然俄、德两国都在1918年被打败了，但这两个失败的后果是极其不同的。俄国从视野里消失了——她的革命政府，她的存在本身，得胜的列强一概视而不见。然而，德国却依旧是统一的，为胜利者所承认。那个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策，就是出于最强烈和最实用的动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天作出的。这就是决定授予德国政府一项停战协定。作出这个决策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理由。德国军队已经在战场上遭到痛击，正在后撤，但并没有被击溃或被摧毁。英国和法国的军队虽然获胜，但已经接近衰竭。要从外部去估量德国崩溃的程度，也很难。只有美军总司令潘兴不怕再打一仗。他的部队是新鲜力量，几乎还没有流过血。他将乐于向柏林推进。对他来说格外诱人的是，到1919年美国人将担当战争的主力，那时就能几乎象支配德国人那样支配协约国，以一种他们在1918年还做不到的方式来颐指气使。然而，对欧洲列强来说，这正是尽其一切可能赶快结束战争的一个理由。

　　 美国人没有具体的战争目标，没有明确的领土要求。说来奇怪，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并不急于停战。他们只想叫德国“无条件投降”，并准备打下去直至达到这一点为止。协约国也想打败德国，但他们还有种种紧迫的实际要求。英法两国都要解放比利时；法国人想要解放法国东北部，英国人想要消灭德国的舰队。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一项停战协定来获得。既然这样，这两国政府又怎能向他们已经厌战的人民证明进一步流血是正当的呢？即使撇开这一点，一项停战协定，如同德国政府所请求的那样，将会满足协约国更为笼统的目标。他们曾经一直坚持声称，他们不想摧毁德国；他们打仗是要向德国人证明侵略战争不会得逞。现在将为这些言词拿出实证来。德国已经战败，这在协约国以及德国军事首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后来这一点在德国人民眼里才弄得不那么清楚起来。在1918年11月，看来倒是德国人民也曾为结束这场战争作出过他们的贡献。协约国曾经普遍宣告，(虽然并非毫无破绽地完全一致)说他们是对德国皇帝和他的军事顾问们作战，而不是同德国人民打仗。现在，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立宪君主国，而且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前还成了一个共和国。德国政府是民主政府；它承认失败；它准备交出全部德国的掠夺品；它接受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中立下的理想主义原则作为未来和平的基础——这些原则协约国也接受了，虽然是勉强地，并附有两点保留。这样，每件事都在为一项停战协定叫好；几乎没有一件事是反对它的。

　　 这个停战协定不只是暂时停火而已。它的条款是精心设计以确保德国不能重新再打这场战争。德国人必须交出大批战争物资储备；必须把他们的部队撤到莱因河后面；还必须把他们的舰队交付拘禁。协约国占领了莱因河左岸以及右岸的桥头堡。这些条款成功地达到了它们的目的：1919年6月，当德国人争论要不要签署和平条约时，他们的最高统帅部虽然勉强地却不得不承认，恢复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停战协定还有另一面。它捆绑德国于眼前；它也束缚协约国于未来。他们亟亟乎要确保德国民族承认失败，所以停战协定是同德国政府的代表们而不是同一个军事代表团缔结的。德国人适时地承认了失败；作为回报——而且几乎是糊里糊涂地——协约国也就承认了德国政府。有点冒险精神的法国人也许会试图以后把“分离主义”从后门偷运进去，眼高志远的历史学家也许为俾斯麦的成果没有被毁灭而痛惜。枉费心机。停战协定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涉及范围里的德国统一问题。哈布堡王朝和奥托曼帝国消失了。德意志帝国依然存在。更有甚者，协约国不仅正式承认了德意志帝国，而且它的继续存在如今对他们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了，如果要使那个停战协定得以维持的话。协约国不知不觉地转而成为这个帝国的盟友去反对任何威胁其生存的事物——人民大众的不满，分离主义，布尔什维主义。

　　 这种状况，还由和平条约更推进了一步，而且再次未作深思熟虑。条约包含许多苛刻的条款——或者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是这样。德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拒绝签字是否会更糟的争沦之后，才勉勉强强极不情愿地答应下来。答应签字，是因为德国军队力量虚弱，德国人民精疲力竭，协约国封锁的压力，而丝毫不是由于信服和约条款是公正的或至少是可以容忍的。不过，德国政府还是接受了条约；而且，凭着这样做了，就获得了一份有用的资产。这个条约是设计来确保防止新的德国侵略的，然而，只有同德国政府合作，它才能起作用。德国要被解除武装；但这将由德国政府来安排——协约国只是提供一个管制委员会去查看解除武装是否已经得到实施。德国要支付赔款；同样，将由德国政府来筹集这笔钱并把它交出去——协约国仅仅收取而已。甚至对莱因兰的军事占领也有赖于德国的合作。民政管理仍由德国掌握；而德国只有一次不合作就会造成某种混乱状态，对此和平条约并没有制订处置条款。在1919年的当时情势下，和平条约似乎是威镇一切的和惩罚性的，就如德国人称呼它的那样，是一道命令或一项奴隶条约。从比较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条约里最最重要的东西在于它是跟一个统一的德国缔结的。德国只要使条约有某种修正，或将它一古脑儿抖落，她就会像她在1914年时一样或几乎一样地强大有力。

　　 这就是那个停战协定和和平条约决定性的致命后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德国问题”，实际上到头来把它弄得更加尖锐了。这个问题不在于德国的侵略性或军国主义，也不在于她的统治者的邪恶。这些特性，即使确有其事，只不过使问题加重而已；或许由于它们在其他国度里激起道义上的反感还恰恰减少了问题的危险性。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无论德国可能成为怎样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她依然是欧洲大陆上最最强大的大国；由于俄国的消失，就显得比以前更突出。她在人口数量上是最大的国家——以6500万之众对法国的4000万，而法国是仅有的另一个真正大国。她在煤、钢等经济资源上的优势更大，而煤、钢经济资源在现代一起构成为实力。在1919年那个时刻，德国是被打垮了的国家。眼前的问题是德国的虚弱；但是，只要有不多几年的“正常”生活，再次成为问题的就是德国的实力了。更严重的是，从前多少制约过德国的老的实力均衡已经解体。俄国已经退出，奥－匈已经消失。唯有法国和意大利还在，但两国在人力资源上较弱，在经济资源上更弱，两国都因战争而元气大丧，只要事态按其自身的进程以老的“自由”方式向前推移，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德国人给欧洲投上阴影，即使他们没有计划着这样做也罢。

　　 1919年人们决没有无视“德国问题”。确有那么几个人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这种人在每个国家里都是极少数，他们是曾经反对这场战争认为它不必要的人，或是一向视德国的危险为虚构的人。甚至有些曾经支持这场战争并且意气昂扬地指导过它的人，现在也倾向于以为德国已经被长期地削弱了。当德国的海军沉下波底的时候，某位英国政治家设想他不会再有麻烦，那他是可能会得到原谅的。德国受到革命的威胁，为社会不满所折磨，除了革命党人，普遍持有的看法是，这么一番折腾摧毁了一个国家的力量。此外，在19世纪末经济稳定的世界里培养出来的人则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平衡的预算和金本位货币就不能繁荣。按这样的标准来检测，德国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看来更重要的是，为大家着想，把德国扶起来比把她压下去要好。即使最为警觉的法国人也没有断言，此时此地他们就面临一场新的德国入侵的威胁。危胁还躺在某个假定的未来，而谁又能断定未来将是怎样的呢？每次重大战争之后都曾经伴随着窃窃低语，说这不过是一次暂时的休战，失败的大国将再次起而攻击。这次却少有这样的嘀咕，或有也是半心半意的。例如，法国就等待了40多年才起而反对1815年的清算安排；而且那时也没有造成可怕的后果。作如是想的人推测错了，尽管他们以历史作为佐证。德国的复兴，虽然也有延搁，但其速度和强度都是没有先例的。

　　 还有一种否认德国问题的途经。可以承认德国会有实力，不过要加上一句，这并不可怕。德国将再次强大起来，再次跻身于大强国之列。但是，德国人已经学会不用战争的办法来达到他们的目标。如果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和政治威望终于支配欧洲诸小国，这——远远不是危险的——应该受到欢迎。欧洲大战已经在欧洲各处制造出诸多独立的民族国家，十分奇怪，这个进展现在倒使许多理想主义者深感痛惜，而他们曾经一度是民族主义的斗士。那些民族国家被看作是反动的，军国主义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德国愈快地把他们拉在一起，对有关的每个人就愈好。这个看法最早是由开明的剑桥经济学家J．M．凯恩斯提出来的，劳合·乔治本人也并不完全反对。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阻止德国的复兴，而是去确保德国复兴将采取和平的形式。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去消弥德国的冤怨，而不是去对付德国的侵略。

　　 这种观点1919年时还没有完全表面化。和平条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防备德国以确保安全的意图。和约的领土条款却不能这么说。这些条款是根据当时理解的自然公正原则来确定的。德国只丧失了按民族的理由她不该占有的土地。甚至连德国人也没有为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或北部石勒苏益格而叫屈——至少没有公开地叫屈。他们抱怨的是丢失土地给波兰；不过，这种失地乃是一旦波兰的存在得到承认跟着而来的必然之举，而且，尽管波兰受到慷慨优待，此举是出于对波兰民族要求的某种夸张，而不是出于战略考虑。有一件事劳合·乔治在袒护德国反对他自己的盟友上占了上风。法国人和美国人提议，但泽，一座德国人居住的不过在经济上对波兰至关重要的城市，应该并入波兰。劳合·乔治坚持让它成为一个自由市，由国际联盟任命的一位高级专员来治理。这个古怪的解决办法为德国人所怨恨，表而上正是这种怨恨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恰恰是为德国的利益而提出来的。有一条反自然的领土条款是为了安全保障而违背了民族的原则。操德语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残余部分，被禁止未经国际联盟允准就同德国合并。这是大多数奥地利人的一大怨恨，包括那位德国下士希特勒，那时他仍是奥地利公民。大多数德意志帝国的德意志人对此并无不满。他们成长于俾斯麦的德国，并且视奥地利为外国。他们不希望现在把奥地利的种种麻烦加到自己身上。对于其他地方——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及罗马尼亚的操德语的人民，事情就更是这样了。那些人可能愤愤于成了异己民族国家的公民，德意志帝国的德意志人对他们却几乎一无所知，且很少关心。

　　 另一项领土条款从根子上就十足是战略性质的。这就是由协约国军队占领莱因兰。英国人和美国人把它作为一项临时的安全措施提出来，并规定它只应持续15年。法国人想使占领永久化；而且，由于他们未能通过和约做到这一点，就希望通过把撤离同德国人令人满意地偿付赔款一事绑在一起来达到同样的结果。赔款成了后面几年里的支配性问题；而且由于存在两个问题——实际上很快成了三个问题——而变得更加棘手。表面上，赔款出于这样的实际要求，即德国人应该为他们造成的破坏付钱。然而，法国人希望赖在莱因就故意阻滞任何清账了结的办法。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又加上了一个进一步造成混乱的原由。当英国人被要求向美国偿还其债款时，他们在1922年声称他们将向他们的协约盟友索讨正够履行对美义务的欠款。协约诸国则接着提出他们要用从德国收到的赔款来支付对英国的债务。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把最后决定交到了德国人手里。他们已经签署了和约；他们已经承诺了一项义务；只有他们能够独当其任来履行它。他们可能同意支付赔款，这样，一个祥和的世界将会出现，莱因兰的驻军将会撤走，战债纠葛将会有所缓解。他们也可能另作选择，拒绝支付或声称无力支付赔款。于是，协约国就面对这样的问题：除了德国政府的一纸签字之外，他们还拥有什么安全保障？

　　 德国的解除武装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此举意在获得安全保证而别无其他，尽管在附文里说这是使其他国家的裁军成为可能的第一步。如果德国人选择践约，德国的解除武装就会实施。要是不践约呢？协约国就再次面对强制执行的问题。德国人拥有这样一种无法估量的优势，即他们只要用什么也不做的办法，即不付赔款和不裁军的办法就可以掏空那个针对他们的安全体制的基础。他们可以像一个独立国家的正常举止那样行事。协约国却不得不作出有意的努力，采取种种“人为的”应急措施，如果那个安全体制还想维持下去的话。这违背了人类常识。那场战争本来是为平息事端安定局势而打的。如果现在不得不结成新的联盟，拥有更多的军备，出现比开战前更严重的国际复杂局势，那场战争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可没有简便的答案；未能对此作答，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扫清了道路。

　　 凡尔赛和平从一开始就缺乏道义效力。它不得不靠外力来强制执行；也可以说，它并没有自我执行。就德国人而言，显然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德国人把条约看作是“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的平等伙伴之间的一项公平安排来接受它。所有德国人都打算一有方便机会就立即摆脱至少是和约的某些部分。他们只是在摆脱的时间上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想要马上摒弃它，另一些人(或许是大多数人)则指望等待下一代人来完成这件事。但是，德国的签字本身并不具有多少约束力和义务感。在其他国家里对这个条约也并不敬重。1919年时人们总是立志要比一个世纪前维也纳的和平缔造者们做得更好；而对维也纳会议的最大指责就是它企图把某种“体系”硬铆在未来之上。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就是在反对这个“条约体系”中赢得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怎么可能来维护一种新的条约体系，一种新的僵硬制度呢？有些自由主义者现在倡导一种“体系”，不过它是跟和约的安全保障大异其趣的东西。早先鼓吹过民族独立的他们，转而信奉一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国际秩序，即国际联盟的秩序。在这个国际秩序里，不容许在从前的敌人和从前的盟友之间有差别待遇；全都结合在一个保障和坚持和平的体系之中。威尔逊总统本人，在起草那个和约上跟任何人一样卖力，他所以默认那些直接反对德国的条款，只是因为相信一旦国际联盟建立起来就会把它们统统扫除——或者使它们不再具有必要性。

　　 强制实施和约除了道义上的障碍之外，更遇到种种实践上的困难。协约国可以威胁；但每一次威胁总比前一次消减了它的效能和威力。1918年11月威胁要把战争打下去就比1919年6月威胁要重新再打容易些。1919年6月威胁要重新开战比1920年6月容易；1920年比1923年容易，而到末了终于根本不可能以重新开战相威胁了。人们越来越不情愿抛妻别子去打一场他们被告知已经打赢了的战争，纳税人正在前一次战争耗费的重压下痛苦呻吟的时候也越来越不情愿为一场新战争出钱。除此之外，每一次威胁都撞碎在这个问题上：如果那时继续打下去以获致“无条件投降”都曾经是不值得的，那末为一些更低的目的去重新开战又怎么能说得通呢？可以攫取一些“实在的抵押品”；可以占领鲁尔或其他德国工业区。但是，这又能争得什么呢？不过是德国政府一次新的签字画押，像从前一样可能信守也可能不信守的签字画押。或早或迟，占领军将不得不走开。于是又将恢复到从前的局面：决定权将仍然留在德国手里。

　　 除了重新开战和占领德国领土之外，还有别的压制办法。这些办法是经济上的——某种形式的封锁，这被认为对打败德国作出过决定性贡献。封锁有助于迫使德国政府在1919年6月接受和平条约。一旦封锁撤销了，就不可能以它战时的严密性来重新实施，即使仅仅由于怕它太有效。因为，如果德国真的因此堕入经济混乱，她的政府也垮了台，那时由谁来执行条约的条款呢？德国同协约国之间的谈判变成了一场互相讹诈的竞赛，变成了某部盗匪片里耸人听闻的情节。协约国，或他们中的某国，威胁要把德国卡到死；德国人则以死为要挟。没有一方敢于把他们的威胁推向极点。渐渐地，威胁在一点点退缩，代之以诱劝。协约国许诺如果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就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德国则回答除非这些要求降下来就不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除了在布尔什维克圈子里，人们几乎全都信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类未来的唯一保证全赖于回归到一种自由世界市场的自由经济体制，这种自由经济体制在战争时期——据说是暂时地——被放弃了。在允诺重新接纳德国进入这个世界市场方面，协约国拥有一件有用的讨价还价的武器。不过，德国人也拥有它，因为排除了他们也就无法重建一个稳定的世界。这样，协约国由他们自己的政策导致把德国作为一个平等伙伴来对待，并因此他们也就回到了那个棘手的老问题。即：如果德国被置于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地位，她将成为欧洲最强的大国；而如果采取针对她的特别预防措施，那她就不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协约国真正想要的乃是一种直接针对德国而又能为德国人心甘情愿接受的条约体系。奇怪的是竟有人以为这是可能的；不过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种种抽象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甚嚣尘上。老的君主国家是按照条约能授予的权利来估量条约的价值的；他们从来没有为条约牵涉到的义务而费心。新的态度跟“合同神圣”的观念相一致，这种观念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根本要素。国王和贵族们总是赖帐，极少守信。资本主义制度则要求它的实践者毫不迟疑地信守他们哪怕最随便的承诺，不然这个制度就会解体，于是德国人现在也被指望遵循同样的伦理规范。人们还有更多的实际理由来信赖条约，最实际的理由就是除了条约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作依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时期同过去类似性质的时代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在欧洲，一个大国显著地强于其余国家决不是新问题。相反，这是在过去的400年里一再发生过的事情。在过去的人们没有依赖条约的条文或强者作出的不使用其强力的许诺。弱者，比较温和的大国，几乎不知不觉地被互相吸引到一起。他们组成了曾经打败或遏制过侵略者的同盟和联盟。16世纪反对西班牙的斗争，17世纪反对波旁法国的斗争，以及19世纪反对拿破仑的斗争，都是这样。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

　　 这个老的屡试不爽的体制在1919年之后失效了。大联盟解体了。之所以如此，有着一个高尚的原则理由。战胜国本来是根据均势论来行动的，现在他们却羞于再这么做到底。许多人相信，是均势引起了这场战争，再执迷于它将引起另一场战争。就更实际的层面来看，均势似乎也是不必要的。协约国经受过一次大惊吓；不过他们也取得了一次大胜利。他们很容易地滑进这样的设想：这将是最后一仗。那些打赢了一场战争的人难以相信他们会输掉下一场战争。各个获胜的大国觉得可以放手实行各自的政策，可以随心所欲；而这些行动并不碰巧是一致的。不存在故意抛弃战时伙伴关系的情况。是事态发展拆散了协约国；而他们中间也没有谁作出足够的努力去扭转这个进程。

　　 协约国之间联合战线的生命没有比和平会议活得更长，事实上它的延续在和会期间就遇到挑战了。法国人迫切要求安全保障；美国人以及某种程度上英国人则倾向于以为他们已经功德圆满。战胜国好不容易在一项和平条约上达成一致，威尔逊总统却未能争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这固然是对新秩序的一个打击，但却也不象后来说的那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地理距离而不是政策。无论条约作何安排，美国总是远离欧洲在大西洋彼岸。即使参议院批准了凡尔赛条约，美国部队还是要从欧洲撤出的。事实上，在莱因也留驻了一些。如果美国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无疑将会增加国联的威望，但是，英国在日内瓦的政策表明，再有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作为成员国也并不必定会使国联变成法国所想望的安全保障的有效工具。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人在1919年以及后来都没有履行缔结保证条约的诺言，而威尔逊和劳合·乔治是以这个承诺来说服克列孟梭放弃兼并莱因兰的。即使是这个流产的条约本身，也只不过提供某种纸面上的安全保障。没有美国部队会留在法国，英国部队也不会；而且，由于英、美两国的军力缩减到和平时期水平，在局势危急时也将没有部队可供派送。1922年当劳合·乔治重提旧议，说即使没有美国参与英国也将提供保证时，白里安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德国人在英国部队到来阻止他们之前，将有足够的时间进抵巴黎和波尔多；而这恰恰是1940年发生的事情，尽管当时有一个英国同盟。英美保证，即使得到实施，充其量不过是允诺法国，如果法国被德国人占领了就去把她解放出来——一种即使没有条约规定也在1944年付诸实现的允诺。美国由于受到地理距离和政治视野两方面的限制，不会归属于某个欧洲安全保障体系；对美国可以抱有的最大期望是，如果这个安全保障体系失败了，她将作出姗姗来迟的干预。

　　 美国的撤离并不是绝对的。虽然美国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人需要一个和平的欧洲和一个稳定的经济秩序。在欧洲问题上美国的外交活动一直非常活跃。有关德国赔款支付的两个方案；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都是在美国的指导下设计出来的；各自冠以一位美国主席的名字。美国的贷款重建了德国经济——且不论其好歹；美国坚持要盟国偿还战债使赔款问题复杂化。美国代表参与了有关裁军的拖沓的讨论。美国人实际上制定了有利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这些经济和政治讨论的人的“世界舆论”；美国史学家们发动了那场否定德国“战争罪责”的运动，比之单单由德国人来做要有效得多。美国不可能仅仅因为反对凡尔赛条约就把自己同欧洲分离开来。美国的参战曾经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失败；同样地，美国政策在战后也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德国的复兴。美国人被他们自己的实力引入歧途。他们开始于正确的设想，即打败了的德国对他们自己没有危险；从这点出发他们走向错误的假定，即德国对于欧洲各国也不会是一个危险。

　　 要是欧洲诸大强国是同心协力的话，美国的政策就不会显得如此至关紧要。不管后来对他们的评价如何贬降，法国、意大利和大不列颠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联盟。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打败德图，却曾经坚守住了对德战线。意大利在经济资源和政治内聚力两个方面都是三国中最弱的。她还因为没有收到她应得的一份战利品，心怀怨恨而疏远了盟国。她没有能从奥托曼帝国割下一脔，经过许多抱怨抗争之后，才被人用不值一文的殖民领地加以搪塞。另一方面，她又为某种虚幻的安全，某种超脱于欧洲的处境而自鸣得意，这种超脱几乎使她成为孤岛。她的敌人本来是奥－匈，而不是德国；当哈布斯堡王朝分崩离析的时候，她得到了一个由弱小邻国构成的屏蔽。“德国问题”似乎离她很远。意大利政治家们甚至为这个问题给法国造成的困窘而幸灾乐祸。有时他们利用这种困窘以自肥；有时他们在法德之间摆出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姿态。无论如何，意大利能贡献于安全保障体系的极少，而且即使是这极少的一点儿，她也没有贡献出来。

　　 要是大不列颠和法国的看法完全一直的话，意大利的溜号也不会有多大关系。战时联盟的最终和决定性的崩溃就在这里。这两国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合。在英国偶尔出现这样一种说法，说法国意在对欧洲确立某种新的拿破仑式统治，或者说她甚至已经确立了这种统治，出现这种说法至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偏离常规的现象。大体而言，这两个国家还是作为“西方民主国家”，作为欧洲托管人和这场欧洲大战的共同胜利者而继续一起行动的。这种联合，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话，那就是太紧密了，以致各方都在设法阻碍另一方政策的实施。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英国人曾经非常严厉地指责德国，他们清醒地坚信这是为生存而斗争。在他们看来现在已经赢得了这场斗争。德国的海军已经消灭；德国在殖民地方面的挑战已经过去；于是，在经济问题上，英国人更关切的是重振德国而不是把她压下去。武装部队的首脑们早就得到指示，至少在10年之内他们不必为一场大战争预作准备；而且这个指示每年重申，直到1933年。后来英国的“以表率行动来裁军”极大地助长了这种倾向，如果以为这就意味着裁军超出了那时面临的国家安全的限度，那是完全没有的事。英国的裁军有的出于经济目的，也有的是由于疏忽大意和错误判断，却没有从原则出发而裁军的。与此相反，英国人却以为他们比以前更加安全。英国人在大战之后解散了他们的庞大陆军，因为相信他们决不用再去打另一场这样的战争了；后来他们又没有去组建装甲部队，则是由于听从了倍受尊敬的军事权威们的意见，这些人认为坦克不及马匹有用。英国在欧洲水域的海军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肯定比1914年前要大得多。除了法国海军之外，所有其他海军都消失了；要说大不列颠将会同法国交战，尽管偶有这类头脑发热的昏话，那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安全保障”只是意味着不遭入侵，那末不列颠诸岛看来比它们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安全。就如过去在一次大的战争之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思想感情重又退回到孤立主义。它怀疑那场战争是否值得，变得怨恨从前的盟友，却善待从前的敌人。英国的政治家们没有走得这么远。他们仍旧希望同法国合作；他们也认识到一个和平稳定的欧洲正是英国利益之所在。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随时都去赞同法国每一项针对德国的要求。他们倾向于把德国危险的说法看作是历史的浪漫主义，在现时此刻，它也确是如此。法国对安全保障的执迷看来与其说是过分夸张不如说是错误，而且即使那些试图用某种口头形式来缓解这种执迷的英国政治家，也没有设想他们终有一天将不得不把他们的言词转化为行动。不仅如此，英国答应支持法国并不是要给其他安全保障办法提供一种补充，这些承诺只是作为某种可供选择的或然办法设计出来的，心里想着法国人将采用其他措施。英国人对他们战前年代里的政策错误作过一番深刻反省。当然，有些人认为大不列颠根本不该卷进大陆事务。不过，许多认为当战争到来时只能投身一搏的人也坚信，那场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英国同法国缔结了一项正式的防御同盟的话。这将会警告德国：英国会投入战斗，它也将会警告法国，更警告俄国：英国不会为一场“东方争端”而战。现在，大战之后，同法国的联合就表现为一种修饰形态的孤立主义。大不列颠以其保卫法国边界的誓约同时表明她将不承担超过这个誓约之外的义务。

　　 因此，英国的政策，即使在它最合作的方面，也并不着力于反对德国的复兴；它只是针对复兴的后果提供某种安全保障。获得英国支持的代价是，法国必须放弃莱因河以东的全部利益，因此也就是放弃作为欧洲大强国的全部地位。1914年，伦敦就曾对法国作过同样的敦促；不过那时法国人在炉火上有两块铁。同大不列颠联合会提供一些有限的帮助，如果法国真的遭到入侵的话；而在这种入侵实现之后，最终提供了比曾经预想的大得多的帮助。不过，在战争行将爆发的时刻，这个联合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还是第二位的。赋予法国作为一个大强国的独立地位的乃是同俄国的结盟，它自动地把德国的实力打了个对折。甚至在1914年，法国的军事首脑们仍正确地更倚重那滚压进东普鲁士境内的俄国大军，而不是那支处在法军左翼的单薄的英国远征军。对俄结盟继续给予法国以独立地位和某种虚幻的崇高性，直至1917年。然后俄国被打败并退出了战争。法国的欧洲政策崩溃了。战争只是在西方打赢——东方的解放是它的一个后果，而不是对它的配合；于是法国发现自己成了西方民主国家里的小伙伴。

　　 有些法国政治家欢迎这一事态发展。尤其是克列孟梭，他一贯厌恶同俄国结盟，因为俄国既同法国的民主制度格格不入，又把法国牵扯进毫不相干的巴尔干争端。他曾经试图阻止缔结这个同盟；当它解体时他感到高兴；而且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炽烈敌意也不仅仅出于怨恨俄国的中途开溜——它倒是使这个同盟不再复活的一种保证。克列孟梭比大多数法国人更了解英国和美国；他还热情地相信法国和人类的前途都寄托于西方列强。1918年12月29日他对议会说：“为了这个协约，我愿作任何牺牲。”他正是这么做了。只是由于克列孟梭是所有法国政治家中最称道英国和美国的人，凡尔赛条约才终于得到赞同。其他法国领导人就没有这么一心一意。在极右派中只有很少几个咋昨唬唬的人仍坚持着对英格兰的旧恨；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美国。但是，许多人对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大国的坚贞可靠心存疑虑，有些人为胜利所陶醉，梦想重建法国对欧洲的支配地位，这是她在路易十四治下甚或俾斯麦时代以前曾经享有的，那些比较谦逊的人则清楚地认识到，东方盟友将部分抵冲掉德国在人力上的优势并重建法国从前的大国地位。

　　 那个东方盟友不可能是俄国。表面上的理由为这个国家是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当对德战争还在进行中的时候，西方列强就便自己卷进了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干涉战争；接着他们策动俄国西邻各国构成防疫线，最后，他们又一意孤行于不承认政策，即使在逐步开放了某些对俄贸易的时候还在道义上坚持不承认。在苏维埃领导人那一方，当他们在1917年11月夺取政权的时候炫耀地同腐朽的资本主义世界决裂，并把一切都押在世界革命上。即使当这个革命终于告吹的时候，在他们眼里第三国际仍然要比苏维埃外交部重要得多。在理论上，苏俄同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仍处在悬而未决的交战状态。有些史学家甚至把这种隐蔽的战争看作是两次战争之间时期的关键。苏维埃史学家宣称，英国和法国想要争取德国来组建一支欧洲十字军——搞一场反对苏俄的新的干涉战争；而一些西方史学家则断言，苏维埃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兴风作浪想要挑起革命。这是双方本来应该干到底的事情，如果把它的原则和信条当真的话。但事实上哪一方也没没有这么干。布尔什维党人在转向“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就含蓄地承认了他们的安全感以及对世界的其余部分不再计较。西方政治家也从来没有把布尔什维克危险十分当真以致去策划新的干涉战争。共产主义继续在欧洲游荡犹如一个幽灵——人们对他们自己的惊恐和慌张的一种称呼。但是，反共十字军乃是比共产主义幽灵甚至更加虚幻的想象。

　　 之所以没有试图把俄国拉回到欧洲事务中来，有着其他更加赤裸裸的理由。战争期间的失败摧毁了她作为一个大国的声誉；紧接其后的革命又被并非定全错误地认为宣告了她在一代人时间里的虚弱。毕竟只是一次最温和的政治革命就把德国扳倒了，在俄国发生的一场根本性的社会动乱其后果必定是更加不得了的破坏。况且，许多西方政治家对于俄国的隐没也有某种如释重负之感。虽然俄国曾经是一个制衡德国的有用砝码，她也是一个非常难弄的盟友。在法俄结盟的20年里，法国人始终坚持反对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要求。1915年，他们曾经十分勉强地同意过，现在则为终于能够背弃他们的战时诺言而高兴。英国人对君士坦丁堡并不十分在意，不过他们在中近东也同俄国有过种种纠纷。例如：战后在印度的共产主义宣传就完全不像旧俄在波斯的活动那样可怕。除了这类特定问题之外，就如现在谁都知道的，只要没有俄国夹缠其间，国际事务的运作总要平顺得多。然而，俄国被排除在外的最实际的理由，乃是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那个防疫线起了它的作用。巴尔福曾经预见到了这一点，而且明显地只有巴尔福一个人。1917年3月21日，他对帝国战时内阁说：“如果你制造一个完全独立的波兰，……你就把俄国完全从西方割开了。俄国不再或是几乎不再是西方政治中的一个因素。”实证明了这一点。俄国不能参与欧洲事务了，即使她想要参与。不过，她又何必参与呢？那个防疫线还起了相反的作用，虽然这有好几年未被充分领悟。它把俄国排斥在欧洲之外，但它也把欧洲排除在俄国之外。同原来的意愿相反，针对俄国的栅栏成了俄国的护墙。

　　 在法国看来，构成这条防疫线的那些新的民族国家具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功能。他们乃是接替已经消失的俄国盟友的天赐代用品：不那么古怪乖张和不受约束，更可信赖和值得尊敬。克列孟梭对四人会议说：“我们反对德国侵略最坚实的保证是在德国的背后，在一个优越的战略位置上屹立着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要是连克列孟梭都相信这一点，那末其他法国人把同后继国家结盟确立为法国对外政策的支配性主题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个中自相矛盾的特性。这些新国家是卫星国和受保护者：为民族热情所鼓舞，却是靠着协约国的胜利实现其独立，随后又得到法国的金钱和法国军事顾问的扶持。法国同他们缔结的盟约，就像英国在中东同一些新的国家缔结的条约一样，实际上是保护条约。但法国人把事情看反了。他们以为他们的东方联盟是资产而不是债务；会给法国带来保护而不是带来义务。他们承认这些新国家急需法国的金钱。俄国曾经也是这样嘛，而且是一笔比这多得多的钱。这种需求将是暂时的。在其他一切方面，这些新国家就要好得多。不像俄国，他们不会因在波斯和远东不相干的野心而分散精力。不像俄国，他们决不会同德国亲密相处。他们是法国模式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在和平时期将更加稳定，在战争中则更为坚定。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担当起他们的历史角色：为了法国的利益去牵制和分散德国的兵力。

　　 这是对捷克和波兰的实力令人吃惊的夸张。法国人被最近这场战争的经验引入歧途。尽管他们使用坦克还稍迟一些，他们却依旧把步兵看作是，用贝当的话来说，“战场上的皇后”，并把来福枪火力当作决定性因素。法国以其4000万人口明显地弱于6500万人口的德国。不过，加上波兰的3000万，法国就成了平手，要是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1200万，那就更占了优势。此外，人们在注视未来的时候总看到过去；法国人觉得无法想象一场未来的战争会不是以德国进攻他们自己而开始。于是，他们老是在问——我们的东方盟友会怎样帮助我们，却从来也不问一问，我们能怎样帮助他们？1919年之后他们自己的军事准备越来越具有防御性。陆军是为堑壕战装备起来的；沿边界筑起了防御工事。法国的外交同法国的战略分明互相抵触。即使外交体系本身也存在矛盾。英法协约同东方联盟并不互相补充；它们彼此抵消了。只有取得英国的支持，法国才能以攻势行动去援助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只有在法国以防御行动保护她自身而不是去保护遥远的东欧国家时，英国才给予支持。这个僵局并不是山于30年代的形势变化才产生出来的。从最初一刻起，它就固有地存在着，而且没有一个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哪怕寻找过一条绕开它的出路。

　　 这些困难我们现在看得明明白白，但对于那个时候的人就不那么清楚了。不管是俄国的消失还是美国的撒手，英国和法国仍旧组成了给整个欧洲制定法规的最高委员会。同样地，无论是各种联盟还是未来战争都因巴黎和会产生出来的新机构而黯然失色，这就是国际联盟。确实，对于国联的性质，英法之间存在深刻的根本分歧。法国人想把国联发展成一种直接针对德国的安全保障体系；英国人则把它看作是一种将把德国包容在内的调解体系。法国人以为最近的那场战争是由德国侵略引起的；英国人则越来越认为它是由于错误而发生的。这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就这个分歧争出过一个结论。相反，他们各自都假装同对方妥协，却怀着没有说出口的保留；你说的不能令人信服。每一方都等待事态发展来证明对方错误，而且每一方都终于得到适当的满足，虽然不是任何良好意义上的满足。实际上，是英国的解释得胜了。首先，国际联盟盟约就写得很笼统。它是直接针对侵略的，而不是针对德国；而且除非德国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成员，确实很难用国联来反对她。再者，一项消极政策总是比一项积极政策更强：弃权就比行动容易。归根到底，英国的见解是1918年11月决策的必然产物；这就是决定同德国政府签订停战协定，接着缔结和平条约。一旦决定不去摧毁德国，那末或迟或早德国必定要回到国际礼让中来。英法两国政府受到内政和外交上的种种困难过多的牵制，以致没有一项明确而又持续的政策。不过，要说战后年代里有一个首尾一贯的行为模式的话，那就是努力去同德国和解以及这些努力统归失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