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悲剧·第十八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战后·第五》
出自————《战争通史》
回顾——韦尼泽洛斯的崛起——大战中的希腊——康斯坦丁的神圣权力——全面胜利——对色雷斯和士麦那的承诺——年轻的国王——猴子咬人——希腊选举——韦尼泽洛斯下台以及对此的反应——康斯坦丁复位——希腊的孤立——劳合·乔治先生的观点——寇松 与蒙塔古——非官方鼓励——我本人的立场，2月22日、6月11日和6月25日——希腊军进攻——埃斯基谢希尔战役——萨卡里亚河战役——又一个机会——亚美尼亚和泛突厥主义者——1915年大屠杀——土耳其的征服——亚美尼亚的朋友——再次消失。
01
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古典时代。机会让命运女神当贴身侍女，这是真正的希腊悲剧。不管希腊人经历了怎样的脱胎换骨，也无法让人感觉到他们的特性自亚西比德时代以来有过什么改变。像古代一样，他们对宗派斗争的偏爱超过其他任何爱好，而且在危机时总有一位伟大人物率领他们。希腊人对党派政治的喜爱和韦尼泽洛斯施加给他们的影响，在相互作用下构成了这出剧的剧情；场景与灯光是这次大战；主题是“希腊怎样意外得到她梦中的帝国，而醒来时又丢失了它”。戏剧开场时必须以回顾往事作为它的开场白。
1908年希腊王国处于悲惨的困境。自从国王和王子于1897年指挥了与土耳其的灾难性战争以来，他们的处境一直不佳。他们受到希腊军队军官的猛烈攻击，猛烈的反君主政体运动因此而爆发。人们提议，如果巴尔干国家与土耳其之间爆发战争，应不允许国王和王子执掌兵权。许多其他类似的羞辱强加在王室头上。然而，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一个完全按古典模子塑造出来的杰出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得到大国支持，发动了一次起义，从土耳其手里解放了克里特岛。凭借着他的能力和大国的帮助，克里特岛摆脱了土耳其的枷锁，并以此为阶石与希腊重新合并，获得希腊王子治下的自治地位。1909年，韦尼泽洛斯从克里特岛去希腊，1910年成为首相。他整顿和改革了政府的各个部门，重组了由英国人指导的舰队和由法国人指导的陆军，恢复了国王的军队统帅身份。
国王有这样一个伟大总管辅佐，很快重获人民爱戴。在几年时间里，希腊享有着对于一个小国来说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最坚强的团结、一个君主立宪政体和一个全国性领袖；每个人都在适合于自己的领域里工作，以忠诚与尊敬对待他人。韦尼泽洛斯组成巴尔干同盟，准备并煽动对土耳其的战争。1912年，战争爆发。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从上一次战争的经验中获益匪浅，击败了土耳其人，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和萨洛尼卡，差一点儿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些盟国的领土因此而大为扩展。保加利亚人过于贪婪，动辄与人争吵，结果导致遭受盟友和罗马尼亚两面夹击的局面。他们很快被这个新的联合体压倒，不但失去了所有夺得的领土，而且实际上还被夺走了本土的多布罗加省。两年之内，希腊王国的领土和人口增加了接近一倍。克里特岛重归祖国怀抱，不但萨洛尼卡而且卡瓦拉也加入了希腊版图。就这样，康斯坦丁眼见他自己和他的王国迈着巨大步伐走向希腊帝国之梦。而就在这个时刻，善恶大决战开始了。
前几卷概略描述了希腊在大战中的态度。我们可以断言韦尼泽洛斯要求对协约国忠诚。康斯坦丁娶德皇的姐妹为妻，对德国的军事威望和效率有深刻的印象，坚信德国会取得胜利。他的信念得到了希腊参谋部的响应。可是韦尼泽洛斯依照另外的标准进行判断。他宣告公理在协约国方面；他预见协约国未来会获得胜利。他在前景黯淡的时候说：“英国在她的所有战争中总是赢得最后一战——最后的一仗！”他根据这些见解行事。迄今为止他总是劝导和再劝导康斯坦丁和他的将军们，直到1914年8月下旬，法军在边境战役失败后和马恩河胜利前，从当时形势看来德军将势不可挡地攻占巴黎。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将希腊的海陆军在英国认为适合参战的时候提供给了协约国。面对保加利亚因巴尔干战争而起的永不宽恕的仇恨，他在土耳其攻击协约国之前采取了这个步骤。这位经验丰富的著名政治家，能够在严重的险象环生的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做出如此有把握的决定，这证明他有无与伦比的先知之明。
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事表明，韦尼泽洛斯一直准备参加从陆路和海上对加利波利半岛的经过周密计划的进攻。在某些程度上受俄国的害怕心理的影响，英国外交部曾拒绝希腊在上一个秋季提供协助，除非康斯坦丁坚定不移地承诺参加对德战争，否则似乎不可能使希腊政府成为我们的计划的一部分。达达尼尔海峡战事的可叹过程和在这个过程暴露出来的无能，并没有削弱韦尼泽洛斯对协约国的忠诚。当塞尔维亚受保加利亚入侵的危险于1915年夏季更加逼近时，他援用希腊必须帮助塞尔维亚的条约，说如此就应参加大战。康斯坦丁拒绝这么做，于是韦尼泽洛斯辞职。作为6月大选的结果，他又于8月23日复出掌权。他得到国王授权进行总动员。康斯坦丁到此已不愿再往前走一步，他明确拒绝进入战争。关于国王对他这个国民新近授权的首相的否定，韦尼泽洛斯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当它是一个内政问题时，我必须遵从公众的判断意见；但当它是一个外交问题时，我的意见是，只要我认定一件事是对或错，我就必须坚持它应当或不应当做，因为我感到我在上帝前面负有责任。”这席话似乎是一种奇怪的宪法理论，而且上帝是否对内政与外交有过如此的划分也值得怀疑。遭到国王拒绝后韦尼泽洛斯提出辞职，但又在国王的压力下收回辞呈，与此同时他邀请协约国遣派军队通过萨洛尼卡去救塞尔维亚。此后韦尼泽洛斯一直发誓说，康斯坦丁已经同意此事，但康斯坦丁却发誓说他没有同意过。协约国军到达萨洛尼卡，韦尼泽洛斯在与国王的斗争中被迫抗议协约国军登陆。然而他同时又向议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公开声称希塞条约硬性规定，希腊有完全义务对保加利亚及土耳其作战。虽然他仍得到议院多数的支持，但却被国王免去了职务。
国王与首相争吵的第三阶段是武装反叛。韦尼泽洛斯于1916年9月离开希腊去克里特岛，在那里建立了临时政府。此后他突然访问已经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萨洛尼卡。在这里他招募了一支希腊军来支持协约国。美国参加协约国事业对希腊舆论产生了强烈影响。就连保王派也开始不那么担心战争结束时会被留在战败的英国一方，面对胜利的和无情的德国和一心想报仇的保加利亚。1917年6月每个人都拼死斗争，希腊的局势逐渐好转，法军在机敏的英国人的准许下占领雅典，迫使康斯坦丁外逃流亡。从这时起，韦尼泽洛斯再次控制了希腊的命运，希腊开始与协约国共命运。希腊的几个师在萨洛尼卡前线作战；希腊的战舰加入了协约国舰队；协约国的军火和贷款在战争时期源源流入希腊。韦尼泽洛斯领导他的国家在停战后的战胜国理事会中争得了一席之地。他个人的品质、威望以及他对协约国做出的卓越贡献，为他赢得了几乎与最大战胜国的领袖们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他的功绩，他的国家登上了令人晕眩的高峰，俯视令人眼花的地平线。
与此同时康斯坦丁在流亡中垂头丧气，希腊的政治家们如果按国王的思路行事，那么他们的国家非但与胜利丝毫无缘，甚至还会陷于失败，此时，该是满心阴郁地等待报复时刻的到来了。
02
在巴黎，英、法、美的政策看起来是要实实在在地发展希腊的力量和分量。她们肯定在相互表示要不要利用她。我们已看到希腊师怎样应招伴随法军不光彩地入侵乌克兰；希军怎样被授权和受鼓励侵入并占领色雷斯；尤其是他们怎样被投入决定性的士麦那突袭战。韦尼泽洛斯在执行这些高层命令时表现出超常的敏捷。希腊军队几乎连续10年处于受动员状态，此时他们似乎是愿意去任何地方执行任何任务的唯一军队。因此到1919年夏季时，希腊军队广泛散布在并深深进入了土耳其领土。韦尼泽洛斯于12月返回雅典，受到热情欢迎，可是极度紧张的迹象——社会、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在这个人口不多的小国的结构中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
1920年当塞夫勒条约刚提出时，亨利·威尔逊爵士与我表达了英国从军事角度对希腊局势的看法，首相要求我们亲自去看望韦尼泽洛斯，向他说明我们的担忧。我们真诚地照此办理，向他提出如下问题：你一天要为此花费多少？希军士兵离家已有多久？与土耳其真正实现和平的前景如何？如此等等。我们指出，虽然或即使希腊军队能打败目前条件下的土军，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能摆脱自身的危险。信奉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人，在野蛮条件下孤军奋战的衣衫褴褛的战士，能够迫使立足海外作战的、组织严密的军队为维持自身存在而无限期地担负沉重的支出。“这种状况对他们没有损失，但是你能支持多久呢？”韦尼泽洛斯回答说，希腊军队是应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威尔逊总统的要求驻扎在那里的。他承认战争条件不平等，但表示他有信心，在三个最伟大的国家支持下，会达到令人满意的最后结局。几乎就在这次讨论之后，他占领了色雷斯，歼灭或击溃仍在该省的两个不顶用的土耳其师并进入阿德里安堡。事态如此发展令我们又惊又喜，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我们对全局的优虑。此后不久，塞夫勒条约签订。
希腊军队在从士麦那省向北的进军中也同样取得了速胜，他们赶走了骚扰横跨伊斯米德半岛的法英军防线的土耳其军队。尽管福煦与威尔逊都曾忠告希军不要这样做，但这次军事行动由两个希腊师轻易而快速地完成了，其结果使英、法、美政治领导人极为满意。无疑这些事件使劳合·乔治先生心中升起了符合他一贯倾向的对希腊军事实力的信任。然而这个结果却使希军散布在广大地区，加重了他们的责任。只要希腊根据三个大国能够和愿意帮助的程度，依照她们的非正式命令行动，那么希腊的背后就有牢固和(如有需要)充分的支持。然而就在此时，那些意想不到的幽灵出现了，否则，这出希腊悲剧原本是不会自行展现的。
塞夫勒条约于1920年8月10日签字。9月份，韦尼泽洛斯抵达雅典，第四次随其而来的是事业中战争和政策的巨大胜利。几星期前他在巴黎火车站遇刺，但侥幸脱险，这更加剧了欢迎人群对他的赞美与称颂。他令他的国家在不知不觉之中登上了她在现代还不曾登上过的最高顶峰。巨大的输赢尚未确定，套在身上的义务依旧紧紧夹着希腊的军队和财政，但是有了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声誉卓著的领导人的支持，似乎就没有理由认为，未来的问题会比韦尼泽洛斯过去已经成功克服的那些问题更可怕。
1917年6月，在法国海军陆战队和协约国海军支持下的法国高级专员M.若纳尔把手指专横地一挥，康斯坦丁国王就被驱逐出国，流亡他乡，自此，他的次子亚历山大继位。这个和蔼可亲的青年，是命运和政策的牺牲品，他执政3年多。在世界风暴把他刮上王位之前，他曾与一位美丽动人的年轻姑娘姆莱·玛诺丝恋爱；后者是一个宫廷小官员的女儿，她的家族史以王室的标准衡量并不特别显赫。亚历山大国王在爱情与王位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自1919年11月他与姆莱·玛诺丝开始这桩贵贱婚姻以来，韦尼泽洛斯不得不因此而面对一系列微妙和恼人的政治问题。可是这位政治家深切地同情年轻的国王夫妇。他辛劳和激动地制订条约，希腊军战线仍呈现低垂但却是较远的乌云，就在此时他还为这对夫妇作了巧妙的努力。韦尼泽洛斯以高明的手段调整宪法的细节，到年轻国王回国时，新希腊帝国的广阔疆域似乎已完全可以接纳有浪漫史的国王。
1920年10月20日亚历山大国王带着他的长毛小狗在花园散步，当他停步观看王宫内饲养的有点杂乱的宠物中的一对猴子时，长毛犬攻击雌猴，公猴在报复中攻击国王，咬伤了国王的小腿。尽管伤处特别痛，但医生诊断并无大碍。可是咬伤处化脓、发炎，变得严重起来，随后出现了更危险的症状。在经过了3个星期的剧烈痛苦之后，亚历山大国王在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他的王后的新娘怀中死去。
我们已经知道，仅一艘重要敌舰“格本号”逃脱，就在整个东南欧和小亚细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只猴子一口咬死国王，结果连累了25万人的生命。
希腊宪法并没有特别规定国王死亡后应举行大选，但是继承人的问题使人困扰。韦尼泽洛斯似乎不很认真地考虑过由姆莱·玛诺丝的婴儿登上王位，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摄政。但是他最后还是决定由希腊王子保罗接位。保罗住在瑞士他流亡的父亲家中。无疑有人授意他回答，他只有在希腊人民通过选举明确决定不同意他的父亲和哥哥乔治王子继位后才能接受推举。这就迫使希腊要进行一次大选。
韦尼泽洛斯没有办法逃避这个问题。他受到他以为自己深得人心的证据的鼓舞，深信他应该得到希腊人民的信任，他愿意把问题直接交由选民决定：他们是否赞成康斯坦丁复位？自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前国王的所有支持者都从流亡地或退隐处自由返回，活跃地投身大选。世界大事曾证明康斯坦丁迟钝无能，韦尼泽洛斯决策正确，就在此时，公众对“康斯坦丁对韦尼泽洛斯”的选择结果似乎用不着多加怀疑。然而这个傲慢的克里特人没有充分考虑到，他的小国曾陷于极度的紧张，协约国通过封锁迫使希腊参战种下了深深忿恨的种子，长期的战争状态引起了诸多不满，他的许多政府部门采用了压迫人民的手段，他的政治对手被允许全面参与党派政治，而他们怀着入阁掌权和进行报复的强烈愿望。在他被迫出国长期待在巴黎和伦敦期间，希腊人民得不到他个人的鼓舞，而只能感受他的下属的粗暴作风。希腊国内外权威人士毫不怀疑韦尼泽洛斯会在议会获得绝对多数。然而11月14日晚上出来的选举结果令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韦尼泽洛斯本人落选，他的追随者在议会只赢得114个席位，而反对派却赢得了250席。希腊的政派之争以高调进行。韦尼泽洛斯立刻宣布他将辞职离开本国，尖刻的议论说他面对责骂临阵逃走，听凭他的朋友被屠杀，但这改变不了他的决定。他宣布自己在国内只能成为动荡和混乱的根源。他把他的辞呈亲手交给老朋友海军上将孔祖里奥蒂斯，指定了他的接替人，11月17日乘友人的游艇离开希腊去意大利。就这样，希腊人民在面临最大希望和最大恐惧的时刻轻易地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是他创造了当前局面，也只有他才能把这个局面推向成功。
在收到宣布希腊的选举结果和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定的电报时，我刚好与劳合·乔治先生在内阁会议室。他不但深感吃惊，而且还大惑不解。但是他天性乐观，再加上我们在大战中经历了种种磨练，因此他启齿而笑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 原注：威尔逊总统病倒，克列孟梭退出政界，奥兰多在选举中失败。 ]
要想探讨韦尼泽洛斯下台所造成的反应，必须对整个事态始末仔细加以研究。希腊虽然是一个被困难和敌人重重包围的小国，但她总是沉缅于具有双重性质的危险奢华。韦尼泽洛斯的亲协约国的希腊与康斯坦丁的亲德国的希腊同时存在。所有忠实于协约国的人与韦尼泽洛斯的希腊相伴始终。他们把全部憎恨都集中在康斯坦丁的希腊身上。前国王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是仅次于德皇本人的讨厌人物，他在协约国心目中属于所谓的“狡猾的”保加利亚的斐迪南之流的人。如我们所见，他这个君主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原因，把他的国家或试图把他的国家投入敌人一方，也就是最终被打败的一方。要求英国或法国民主政府为这样一个民族做出牺牲和努力是荒谬的，因为这个民族的真正精神在他们选择康斯坦丁这样一个人时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康斯坦丁的回归消除了协约国对希腊的忠诚，取消了除法律义务以外的一切关系。在英国，人们的感觉不是憎恨，而是同情乃至兴趣的完全熄灭。在法国，其他实际考虑加剧了本已很强烈的不满。我们曾经见过法国人是怎样卷入叙利亚阿拉伯人和奇里乞亚的土耳其人的种种麻烦中的。为了韦尼泽洛斯的缘故必须忍受许多不便，但是为了康坦斯丁什么都不会干。实际上，最初的吃惊淡化之后，统治圈子里明显出现了如释重负的气氛。现在不再需要采取反土耳其政策了。相反，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对法国利益最有帮助。黎凡特的形势令人宽慰，同时还出现了其他积极的有利条件。如果希腊自由，人人都自由。希腊事实上成为了解放者。正当她的需求处于最大、她的承诺于己于人都最恼人的时刻，她由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抹掉了以往的良好记录。道德上如此乐于助人的人不是天天碰得到的。
寇松勋爵提出了外交部不动感情的冷漠观点，建议有条件地支持希腊甚至承认康斯坦丁；但是12月3日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大会否定了这样的计划。三大国通知希腊政府，“虽然他们不愿干涉希腊的内部事务，但是，大战期间曾对协约国不忠并采取敌对行为的这个国王居然复位，这令他们深感困惑不解，他们只能把此事视为希腊正式认可国王的敌意行为”；“这个步骤将使希腊与协约国的关系陷入一种新的不利局面”；“三国政府保留针对由这一事件造成的形势而采取行动的完全自由。”第二天，三国政府发出第二个照会说：“如果康斯坦丁恢复王位，希腊将得不到协约国的进一步财政支持。”
由于这一宣告的刺痛，希腊人在获胜的保王党人的恫吓下，以几乎一致的公民投票赞成请回康斯坦丁。12月底，国王康斯坦丁和王后索菲及其子女，在不久前曾同样迎接韦尼泽洛斯的全体民众真情表露的欢悦中，再次进入雅典。同时，新政府忙于从各种形式的公职中排除所有韦尼泽洛斯派的官员——从主教、法官、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乃至国家机关的女清洁工，概莫能外。留在雅典的协约国公使接到指示与政府保持正常关系，但不理会国王、王室和宫廷。从此以后，希腊内部四分五裂，只能独自面对眼前的危险了。
驱逐韦尼泽洛斯的唯一合理目的以及由此产生的唯一明智政策，是迅速而坚决地减轻希腊在小亚细亚承担的义务。那位伟大的克里特人使他的小小国家负担太重还是有点道理的；可以肯定，这种情况是在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形成的。如今，失去了英国的支持，要面对意大利的对立，以及立刻就要感受到法国的明显敌意，摆在康斯坦丁及群臣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尽可能争取最好的条件与土耳其实现和平，迅速放弃在小亚细亚的每一处阵地，将军队调回本国遣散，实行最严格的财政节约政策。这些都是希腊人民被要求做出并且已经做出的决定的符合逻辑和不可避免的后果。然而这些却是新政权最不愿意做出的决定。从天性上说，他们是比韦尼泽洛斯本人更厉害的扩张主义者。聚集在宫廷周围的军界政界人物充满野心。他们现在要让希腊知道，希腊取得的成功与韦尼泽洛斯毫无关系。那种让他们丢掉以前获得的惊人成功的想法，是他们的自豪心理所不能容忍的，这种想法会大大损害他们在人民中的声望。相反，他们建议扩张希腊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甚至超越韦尼泽洛斯认为可能的程度。他们喊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口号，以表示他们的最终目标。因此，当1921年2月21日协约国在巴黎开会及时(虽有些粗糙地)修改塞夫勒条约，特别是修改有关士麦那和色雷斯部分时，希腊新政府反对协约国的建议，并宣布希腊不需任何外界援助就能保住条约给予她的领土。此时希腊在小亚细亚驻扎了20万军队，每星期的费用至少要25万英镑。土耳其人与法国人进行了友好谈判，并受到了与莫斯科签订条约的鼓舞，军队人数和战斗力持续迅速增加。
我们必须对处于这一历史关头的广大希腊人民表示同情。他们承受了超出自身力量的任务，被要求回答他们无力回答的问题，并且不清楚他们做出的决定会产生什么必然后果。他们所经历的战争、动员和战时管制的紧张在时间上超过了卷入战争的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深受党派斗争的困扰和折磨，在这个疲惫不堪的小国居然同时存在着两种相互敌对的国民；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的军队也能长期保持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信念。现在他们要开始比我们曾描述过的更加野心勃勃和更加孤苦伶仃的冒险行动了。
03
希腊悲剧的第三幕必须以描述英国政界几个名人的态度开场。我与劳合·乔治先生尽管对土—希事务的意见完全不一致，但一直保持着没有拘束的亲密交往，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请求他讲出他的政策的依据。他则以寻常对同僚谈看法的好心情和耐心，用如下这些或多或少的原话宣布他的根据。“希腊人是东地中海的未来民族。他们富有创造力并充满精力。他们代表了反对土耳其野蛮制度的基督教文明。他们的战斗力被我们的将军们荒唐地低估了。对于不列颠帝国来说，更强大的希腊意味着一种无价的有利条件；从传统倾向和利益的角度看，希腊人应该对我们友好；他们现在是拥有五六百万人口的国家，50年内，如果他们能够占住分配给他们的领土，他们将会成为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是优秀的航海者；他们将发展海上力量；他们将占有地中海东部所有最重要的岛屿。这些岛屿是未来的潜在的潜艇基地，位于我们通过苏伊士运河去往印度、远东和澳大利亚的交通线的一侧。希腊人是知恩图报的民族，如果我们在希腊国家扩张的时期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她将成为英帝国保持主要交通航道的保障之一。老鼠可能会在某一天咬断捆缚狮子的绳索。”对于他的这席话，我实际上是在适当间隙作过回答的：“如果是这样，你打算做些什么呢？你没有军队可供派遣；你一直在说省不出钱来；你得不到舆论的支持。保守党是土耳其的传统朋友，你的党的多数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内阁倾向于亲土耳其；你的将军们倾向于亲土耳其。我们才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力量。任何长期的反土耳其或亲希腊政策都将引起强烈反对。此外，土耳其人十分危险，因为他们生性好斗，不愿与人交往。如果希腊人想征服土耳其，必将面临灭顶之灾，况且现在康斯坦丁回了国，你绝不会得到允许来有效地帮助希腊人的。”尽管我不能谎称上文已记录了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但在我看来它是对两种不同观点的公正表述。
寇松勋爵的方针大致上是应对希腊人采取冷静、慎重但又能对他们有帮助的政策，应该与土耳其保持友好的和平，但是应不惜任何代价把土耳其人从欧洲和君士坦丁堡赶走。蒙塔古先生得到了代表印度的所有力量的支持，他赞成以几乎任何条件与土耳其和平相处，英国应该是穆斯林世界的朋友和领袖，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君士坦丁堡交还给土耳其人。如本书前文所述，内阁决定反对首相与寇松勋爵对君士坦丁堡的意见，这两位大臣接受了内阁的决定。但是在行动方面，是帮助希腊人还是安抚土耳其人，内阁没能制定出得到一致认可的政策，而只是做出了纯属消极的决定，即不动用英国的军队与金钱，等待事态发展。这种停顿和拖延的态度保持了几近两年，从韦尼泽洛斯下台直到恰纳克危机发生。
然而我们这里关心的是希腊人的命运。无疑，在复位的康斯坦丁的领导下，希腊人举国上下做出了积极而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是他们能够得到大国的贷款、军火和好意的帮助，恐怕谁也不敢说他们不能迫使凯马尔主义土耳其人签订和平条约，而这种条约将确保他们据有色雷斯和在士麦那的立足点。由于得不到援助，他们现在只好进军安哥拉，试图在那里达到媾和的目的。
引起诸多不满与谴责的问题是，英国首相是否曾就这个冒险计划给予希腊人以未经授权的个人鼓励。可以完全肯定，从各种官方外交准则的角度看，他们不会从英国政府得到任何鼓励，但无疑曾得到英国陆军部和参谋部利用每一个机会通过每一个有效渠道传去的警告与劝阻。但是他们当然知道首相的心在他们一边，知道他热切希望看到他们的胜利。劳合·乔治先生是希腊知道的唯一英国人。在他们看来，他就是坎宁和格拉德斯通的继承者。他在大战中的成就，他在欧洲的威望，他当时对英国不成问题的控制权，他本人的足智多谋和意志力量，他对党派的著名的效忠性，所有这一切在希腊人心目中建起了模糊但却强有力的信任感。他们想，这个伟人尽管没有明确表态，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他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他会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时候，以他自己的方式和他自己的杰出才能，给予我们需要的最重要的帮助。
现在的局势已经是再糟糕不过了。本来，希腊人应该要么得到团结一致的英国政府从精神、外交和财政上的鼎力支持，要么就被一桶桶凉水浇得寒冷彻骨。可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例如爱尔兰问题和英国的党派之争，正在同时发生着。世界如此动荡不定，困难这么大量存在，以致一个小国引起意见分歧的事情，只有在发生时才会被临时加以考虑，甚至到此时尚无任何明确的决定。毕竟，康斯坦丁和他的政府是自己采取行动的。无论大国对他们的冒险计划最终有什么举动，他们都有权形成自己的看法；然而，必须做出决定的只有他们自己，而且处于危险境地的首先是他们自身的安全。一位杰出人物感情上的支持可能是有力的鼓励，但是它代替不了条约、协议或正式外交文件。
尽管如此，康斯坦丁国王于6月11日仍亲赴士麦那担任希腊军司令，7月份，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开始了对土耳其人的第4次攻势。
04
我觉得我有权在这里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在每个地方和每个场合，人们一直肆意把我说成激进政策的鼓吹者，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试图对我的行为作任何详细解释。给寇松勋爵写传的那位出色的传记作家曾全面查阅官方档案并有充分自由使用它们，他毫不隐晦地指出，“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这两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恰如其分。因此，我必须澄清事实。
一开始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1919年12月份参谋部根据我的授权发表的总体政策声明，本书第17章曾有概括性介绍；其次，我还请读者注意第17章末我于1920年3月24日致首相的信。以下是记录了我的观点的两封给首相的信，一封写于1921年2月22日协约国会议修改塞夫勒条约之时，另一封写于1921年6月11日希腊人开始进军安哥拉之前：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2月22日
今天早上我不想重申有关政策的争论。你有权决定英国的政策，我只能焦急地等待结果。在争执问题上你应当重视其意见的那种人如下：印度政府和总督、孟买总督乔治·劳埃德、已任命但尚未上任的印度总督、艾伦比勋爵和珀西·考克斯爵士、新设中东部官员沙克布勒先生、劳伦斯上校、扬少校、参谋部所有部门和代表、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和哈林顿将军、地位特殊和知识渊博的蒙塔古以及像阿迦汗这样被证明为英国的忠实朋友的人。我还必须会见那些认为我们东方和中东事务会从与土耳其达成的和平协议中获益的政界要人。重启战端的抉择使我深感忧虑。我敢说，希腊人可以在邻近国境的战线击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深入土耳其国境一定距离；但是他们占领的地区越大，他们留在那里的时间越长，他们付出的代价也越高。这种事态的后果会主要落在我们身上，较小程度地落在法国人身上。这些后果全是有害的。土耳其人将被迫投入布尔什维克的怀抱；美索不达米亚将在该地驻军减少的关键时期受到骚扰；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花资高昂的军队，要想保住摩苏尔与巴格达也许根本不可能；回教徒感情上对英国的普遍疏远将在各方面继续发挥有害影响；法国人与意大利人将做出自己的解释；我们将在各处被认为是伊斯兰的头号敌人。进一步的不幸将落在亚美尼亚人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放手让希腊人重新发动战争，在我看来应负有可怕的责任。我为前景以及发觉自己在与我的职责密切相关的事情上无法影响你的决定而感到深切的悲哀。我希望在我们意见一致的许多事情上尽我所能帮助你，我们之间已有长久的友谊，而且我对你的才能和成就钦佩不已，正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苦恼更加深了。
6月上旬首相在契克斯乡间别墅召开会议，会上我们原则同意对希土双方施加同等压力，以促使达成协议。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
1921年6月11日
今天上午，我与韦尼泽洛斯举行会谈。我向他说明我们在契克斯开会的结果，他同意我们的结论。我同意你的想法，我们应对康斯坦丁说：“这里列出我们现在认为应该向凯马尔提出的条件。如果你同意这些条件，我们就将它们送达凯马尔(如有可能将与法国联名提出)。我们将告诉凯马尔，要是他拒绝这些条件，我们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希腊人，倘若希腊人取得胜利，此时提出的条件必然会遭到修改，变得对凯马尔更加不利。”我们应进一步告诉康斯坦丁，他应推迟攻击行动，直到通过让韦尼泽洛斯派胜任的将军们官复原职来改组他的军队。如果康斯坦丁同意我们在向土耳其提出的条件和改组军队问题上对他的全部要求，而凯马尔继续顽固不化，从而导致我们对与康斯坦丁的安排真正付诸实施，则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承认康斯坦丁。要是我们不幸非得与此人，非得与希腊合作，就没有理由不来取任何可能的行动来确保胜利。不彻底的办法和半心半意的支持是我们曾经实行的所有政策的祸根。不管是对俄国还是对土耳其都一样，自从停战以来，是以前不妥的行动导致我们陷入今日的灾难性处境的。
至于条件，我认为必须包含希腊军队撤出士麦那。我认为，不包含这个条件，就没有可能赢得法国的合作和取得凯马尔主义者的同意。究竟是由当地军队还是组织一支国际部队来保护基督教徒的生命这一保证性问题，现阶段不必作最终决定，可是我同意你的意见，必须得到能够阻止屠杀的有效保证。
我认为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了。如果希腊人不等时机成熟就再次发动攻势，那末最后一张牌打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我们将既达不成与土耳其的和平条约又失去希腊军队。
为确定行动方针，我正在研究希土问题，我确信你会了解到，我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的信念从未改变。这个目标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依旧是与土耳其达成和平，而且应该是尽早达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如你所知，也如我一再以书面表示的，我完全不同意塞夫勒条约的整个政策并担心由此产生的那种我曾一次又一次敢于预言的结果。然而在我们如今所处的困难局势中，我正在尽我的最大努力来为我们的窘境找寻出路，以使我们不致于在欢欣鼓舞和失去理性的对手面前完全束手无策。
1921年6月25日，我再次提出正式备忘录：
首相及
寇松勋爵：
1921年6月25日
据报载，也许希腊人打算拒绝我们的斡旋，如果果真如此，我热切希望我们会毫不迟疑地实施我们的政策。如果他们继续无视英国和法国的愿望，如果他们得不到任何道义上的支持，因此而被对方打败，或者得到最佳结果——双方陷入僵局，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可怕的挫折，因为我们将要对付一个绝对不讲道理的凯马尔。我相信勇敢的道路就是安全之路。首相有一天曾在内阁会议上说，对于他们双方，他同意来取不偏不倚的政策。我认为我们应该询问法国人，他们是否愿意与我们一起让希腊人知道，除非他们按照我们建议去做，否则我们将进行明确的干涉，通过封锁希腊船舰进入士麦那港来制止战争。这个威胁肯定是决定性的，他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也花费不了什么，因为地中海舰队占绝对优势，而且已经停泊在地中海。我想这里的每个人都赞成我们制止战争。与这个威胁相对应的许诺是，我们应该明白地告诉希腊人，如果他们切实遵照我们的意见行事而凯马尔蛮不讲理，我们愿给他们以有效的支持，包括充分动用海军的封锁武器对付土耳其人。
一想到希腊人会以沮丧的心态发动这次新攻势，我就深感担忧。攻势一旦失败将会产生不可挽回的灾难。这简直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契克斯会议上达成一致的政策全部化为泡影。我还进一步考虑，倘若法国人拒绝参加根据情况对希腊或土耳其实行的海军封锁，我依然赞成我们独撑大局，因为我们完全拥有达到目的的所有必要手段，并能迅速将封锁付诸实施。
然而，希腊军队已在经稳步挺进了，他们穿过崎岖难行的地带，开始了希腊自古代以来的最大战役。对这一幕值得进行比寻常叙说更详细的描写。
图03、埃斯基谢希尔战役，1921年7月9日到20日。
Afium Karahissar，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Ainegeul，艾内盖乌尔；Altuntasn，阿尔通塔森；Avghin，阿夫欣；Bal Mahmud，巴尔·马哈茂德；Bazarjik，巴扎尔日克；Bilejik，比莱吉克；Brusa，布鲁萨；Chivrl，奇夫里尔；Eskishehr，埃斯基谢希尔；Gecheborlu，盖切博卢；Geune，盖乌内；Harmanjik，哈尔曼吉克；In Euhu，因欧胡；Kazli Geul Hamman，卡兹利·盖尔·汉曼；Kovalija，科瓦利亚；Kutaya，库塔亚；Mudania，穆达尼亚；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eidi Ghazi，塞德—哈泽；Seugud，苏古德；Simav，锡马夫；Tonlu Punar，通卢·普纳尔；Ushak，乌沙克；Yenishehr，耶尼谢希尔。
在最初的调动之前，希腊军队集结了两个兵团。 [ 原注：见原书第399页形势图。 ] 右路或南路兵团由7个师和1个骑兵旅组成(3.2万步兵和1000骑兵)，集中在乌沙克附近的铁路线上；左路或北路兵团有4个师(约1.8万步兵)，聚集在布鲁萨。在这两支重兵之间从马尔莫拉海岸到士麦那以南的约40英里间隔上布置有岗哨线。土耳其军队也安排了两个兵团：北路有6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骑兵实际为骑马的步兵)，共计2.3万步兵，布置在铁路上的埃斯基谢希尔和马尔莫拉之间；南路兵团有10个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共计2.5万步兵，大部分布里在库塔亚周围的铁路线上，但是其延伸超出了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希军在人数上略占优势——5.1万：4.8万。希军还拥有大炮3：2和机枪8：3的优势，而且还有飞机及技术储备的较好供应。可是土军还有3个师(8000步兵)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安哥拉后面，2个师(5000步兵)分布在奇里乞亚东南部，另外有3个步兵师及2个骑兵师(6500步兵)布置在安哥拉以东170英里的阿马西亚地区。
希军的目的是击溃土军和占领安哥拉，但是战争中唯一可用的铁路线士麦那—安哥拉铁路原本是东西方向，在这里却大致上呈南北走势，处在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和埃斯基谢希尔土军战线的背后，因此作为第一步，有必要把土军从这个防御地段赶走。若有可能就将其消灭，然后进军安哥拉。军事行动以佯攻开始。
7月9日，希军左路兵团两个师从布鲁塞向东移动，把土军北路兵团牵制在其阵地上，同时，另外两个师向东南进击库塔亚，与希军的左翼协同作战。3天后，希军右路兵团3个师攻打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的土军，将其击败，接着开始肃清通往埃斯基谢希尔的铁路沿线地区。留下1个师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右路兵团的余部和向南逼近库塔亚的左路兵团2个师，赶跑了土军，于17日进入该城。土军撤退到埃斯基谢希尔以南，20日希军占领该城。康斯坦丁国王在这一天从雅典赴前线指挥。21日土军发起总攻，但遭到希军反击而全线受阻，被迫后退30英里，据守离安哥拉50英里的萨卡里亚河阵地，以控制通往本国首都的道路。
希军获得战略和战术上的成功；他们占据了可以进一步向前挺进的铁路；但是他们并未摧毁土军或土军的任何部分。双方死伤损失大致相当，为7000人对8000人；但土军另外还有4000人被俘。
接下来是一个短暂的休战，其间两军进行整顿并准备下一阶段的作战。希腊人改善他们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修理铁路车辆和加强公路运输，集中了约500辆卡车、2000匹骆驼和3000辆牛车。穆斯塔法·凯马尔的运输和供应等方面都不如对方，他号召士兵的妻女干运输的苦活，因为缺少骆驼与牛。在战斗暂时停歇的期间，从无数村庄出来的土耳其妇女排成纵队驮着粮食、水等供应品，把它们集中到萨卡里亚河大拐弯处的东面，她们的民族指导者和统治者决心在这里作坚决抵抗。
8月10日，希军在派遣第二个师去阿菲乌姆—卡拉希萨尔后重新向前推进，此刻他们的总兵力为7.3万名步兵，其中有5万名可用于进攻。土耳其有7万名步兵，其中4.4万名集结于萨卡里亚河畔，但另有8000名从奇里乞亚乘火车或徒步赶来。协约国不为希军在埃斯基谢希尔的胜利所动，14日在巴黎决定保持中立。
05
24日战斗打响。希军最初计划从南面绕过来进攻土军阵地，但到最后时刻，由于土军把兵力从右翼移往左翼，希军改变了计划，决定朝亚潘汉曼方向突破土军的中央阵地。但是希军最初和最大的进展是在南侧，这就使土军能从中央和左侧向前移动。在10天的战斗中，希军的交通线受到土军袭击，希军遭受了弹药、食物甚至饮水的缺乏。希军逐渐将土军压退约10英里，但是由于管理安排紊乱，致使他们满怀信心期待着的胜机转瞬即逝。到9月4日时希军的力量已耗尽，双方实际上打成胶着状态，双方都用完了全部后备力量。战斗激烈，死伤累累。希军损失1.8万人，土军死伤较少但再次大批被俘。双方留下来的兵员人数几乎相等，准备稍事休息后再继续交战。可是希军政治战略上是被动的，即，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是失败；而土军的处境是，没有遭受压倒性失败就是胜利。这种情况率领土军的首脑完全知道。
双方在9月9日之前都忙着整顿部队；凯马尔一直在怀疑希军是仅仅在休息呢，还是准备作新的进攻，或者打算撤退，那天他得出结论，敌方的攻势业已结束，于是下令总反攻。
希军的顽强抵抗得到成功，但是对政治战略的危害太大了，9月11日晚，康斯坦丁国王决定退到萨卡里亚河以西。撤退得以巧妙地完成，但此举也宣告了希军在战役中的失败。现在，希军仍旧处于从埃斯基谢希尔通向南方的铁路线两旁。
图04、萨卡里亚河战役(也称亚潘·汉曼战役)。
Aghiz Euzu，阿希兹—欧祖；Ak Lake，阿克湖；Angora，安哥拉；Atlas，阿特拉斯；August 28th，8月28日；Bbeylik Keupri Sta.，贝伊利克—凯普里站；Beyjas，贝伊雅斯；Biche Sta.，比切尔站；Bursal，布尔萨尔；Cheltik，切尔蒂克；Emir Lake，埃米尔湖；Furthest Greek Advance September 1st，希军到达最远处(9月1日)；Geukpunar，盖克普纳尔；Gunyuzu Euzu，金于聚—欧聚河；Iki Killsa，伊基—基尔萨；Ilija，伊利雅；Inlar Katranji，因拉尔—卡特兰日；Istanos，伊斯塔诺斯；Jambakli，让巴克利；Jenna，热尔马；Kabak，卡巴克；Karpuzli，卡尔普兹利；Katranji Chai R.，卡特兰日—查伊河；Kawunji Keupri，卡温日·盖普里；Kholanta，霍兰塔；Kurt Tahajir，库尔特—塔哈日尔；Malli Keui Sta.，马里—盖乌伊站；Merjan，梅尔让；Mohan Lake，莫汉湖；Muhalichi，穆哈利奇；Muslim，穆斯林；Polatli Sta.，波拉特利站；Pursak R.，普尔萨克河；Ramsuz Sherifli，拉姆苏兹—切里弗利；Saghzilar，萨赫齐拉尔；Saghzilar Sta.，萨赫齐拉尔站；Sakaria R.，萨卡里亚河；Sari Keul Sta.，萨里—凯伊站；Scale of Miles，英里比例尺；Sivr Hissar，锡夫里—希萨尔；Totak，托塔克；Uchbashli，乌奇巴里什利；Yaila，亚伊拉；Yapan Hamman，亚潘—汉曼；Yurme，尤尔梅；Zilar，齐拉尔河；Zumbeg，乌聚贝格。
06
此时再次出现了干涉的机会。我分发了如下印就的备忘录：
希腊与土耳其
1921年9月26日
希腊军队在试图攻取安哥拉时遭受了严重挫折，这在妥善解决东方问题的一长串机会上又增加了一个机会。如果我们现在不作真正的努力以确保问题的解决，那会让我们丢尽脸面。东方的这一部分普遍出现的消耗与毁损及其对世界普遍穷困的影响本身，就是干涉的充分理由。
因此，现在不正是出面干涉以确保解决希腊或土耳其问题的时刻吗？这段时间的血腥和令人失望的再次交战，很可能使双方产生媾和的意愿。穆斯塔法·凯马尔可能不再有在贝基尔—萨米谈判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蛮不讲理的心态了，而希腊人则必定越来越接近于崩溃和爆发一场革命。现在，在希腊人重新发动攻势之前，该是把我们的想法向双方讲清的时候了。无疑，提出的条件必须重新考虑。我们自己已经确定什么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应当对双方施加最大的压力，包括如果希腊不讲道理就封锁比雷埃夫斯港 [ 法郎注：雅典外港。 ] ，如果土耳其不讲道理就以金钱、供应品直接支援希腊。在最近3个月里我们似乎无所作为，只是眼瞧着这种灾难性战争发展，要是我们继续持这种态度，我们肯定会发现自己在美索不达米亚遭受可怕的侵扰。
然而什么都没有做，有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进入了一段虚假的平静时期。事态的进程停顿下来，这是一个讨论中的间歇，一种政策的缺口。下一章将解释这个缺口是怎样填补的；但在描述最后的打击之前，不管怎么简短，都应该概述一下与土耳其力量的复兴同时发生的次要的亚美尼亚悲剧。
07
前文讲过，俄国和土耳其发生的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新灾难，对亚美尼亚人是毁灭性的。大战中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屠杀，同时也给了他们前所未知的最公正和最广阔的希望，然后又突如其来把他们击倒于地——这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亚美尼亚民族长期的苦难主要是由其家乡的地理结构造成的。亚美尼亚高耸的山峦，伸展穿越小亚细亚半岛脚下，高地上有几条大体上呈东西走向的山脉增加了地形的崎岖。这些山脉之间的谷地，从无法追忆的时代起，一直是西方小亚细亚和东方波斯及中亚每次入侵和反击的必经之路。古代的米堤亚人、波斯人、罗马人，基督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的波斯萨桑王朝的君王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中世纪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浪潮般连续入侵、征服、瓜分、放弃和再征服这些崎岖的地区，而在这里，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独立，在坚持不懈地奋斗。俄国自崛起以来，一直想把亚美尼亚地区占为自己的疆域，自然边界的斗争在俄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之间不断地进行着。
大战开始时，亚美尼亚被俄国和土耳其瓜分，她遭到武力或实际屠杀的压制，人民没有防卫手段而只有秘密社团，没有武器而只有密谋与暗杀。大战把他们拖上了新的邪恶列车。巴尔干战争后，泛突厥主义鼓吹者抛弃了作为重建国家的手段的“奥斯曼化”和“土耳其化”。他们把奥斯曼帝国遭受的灾难部分归咎于国内非土耳其各族的反抗。他们使用生硬但深有含义的语言做出结论，说这些种族“不值得考虑，他们比靠别人养活的累赘更坏，他们只能完蛋”。爱国的土耳其人希望，重建的国家由土耳其族人单独构成。这个目标即便切实可行，也只能通过漫长而艰苦的道路才能达到。因此可以说，土耳其人以执着的态度走上这条路越早，实现理想就越快。从1912年起，土耳其人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欧洲国家过了很久都未察觉。但是亚美尼亚人的消息比较灵通。他们知道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将并入大土耳其国家，如果真是这样，包括俄属亚美尼亚在内的亚美尼亚高原将归于土耳其的统治，从而危害他们民族的整个未来。大战的爆发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土耳其政府为推进自己的目标，试图得到亚美尼亚人尤其是俄属亚美尼亚人的支持以对付俄国。土耳其政府向亚美尼亚族领袖提出了严酷的抉择方案：他们要么把自己控制下的民族力量投向俄国或土耳其，要么任凭本民族分成两个部分在战场上自相残杀。他们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即如果战争来到，他们的身处土耳其和俄国境内的人民应该为各自的政府效忠。这些领袖们认为，在双方大战中同胞自相残杀，总比把民族的生存押在哪方胜利上要好。
当土耳其进攻俄属亚美尼亚时，沙皇政府担心，如果亚美尼亚人成功地保卫了高加索，会危险地点燃这个民族的民族主义愿望，于是把征集到的15万亚美尼亚士兵派往波兰和加利西亚前线，调来别处的俄军守卫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家乡。这15万亚美尼亚士兵中能在欧洲战役中幸存下来或者能在大战结束前回到高加索的寥寥无几。这就够悲惨了，但是更坏的还在后面。土军的作战计划失败了。1914年12月和1915年1月他们对高加索的进攻被击退。他们怀着怨恨撤退。他们责骂在土耳其东部地区为俄国充当间谍特务和袭击土军交通线的亚美尼亚人。这些指责也许确有其事，但是不管真假，亚美尼亚人招致了土军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其实与土耳其人原先就有意制定的政策是一致的。1915年，土耳其政府开始残酷地对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人进行臭名昭著的普遍屠杀和流放。有三四十万成年男女和儿童逃入俄国领土，另有一些人逃入波斯或美索不达米亚。在小亚细亚进行的这次种族清洗，就其规模之巨大而言，做到了这种行动所能做到的彻底程度。据推测遭殃的亚美尼亚人约有125万之众，其中一半以上丧生。勿庸置疑，这次罪行是为政治目的而计划和实施的。在土耳其土地上清洗一个基督教民族有其自然原因，因为这个民族反对土耳其的各种野心，珍视本民族追求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只有牺牲土耳其的利益才能实现，并且他们的定居地在地理上又处于土耳其和高加索的穆斯林之间。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英军在加利波利半岛的进攻激发了土耳其政府的残酷暴行。泛突厥主义者甚至认为，即使君士坦丁堡沦陷、土耳其战败，完成这次清洗也会给土耳其民族的未来带来永久性好处。
尼古拉大公于1916年初来到高加索，1916年2月，他巧妙地占领了埃尔祖鲁姆，征服了小亚细亚东北部的土耳其领土，这重新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希望。美国的参战使他们的希望升得更高。然而俄国革命熄灭了这个希望的火花。这里限于篇幅不可能追述随后发生的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纠缠成一团的冲突。1918年初，俄国在高加索的军队放弃小亚细亚战线，俄军瓦解为武装的暴民，争先恐后登上返家的火车。俄国人走了。土耳其人尚未来到。剩留下来的亚美尼亚男子拼尽全力保卫他们的家乡。由于俄国军队里的亚美尼亚人抱成一团，在志愿人员的帮助下曾有一段时间成功地阻挡了土耳其军的前进。他们的15万士兵业已死亡或溃散，他们能召集的人数从未超过3.5万人。1918年2月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是土军向东总进军的信号。亚美尼亚防线被压垮；到5月份土军不但收复了被大公占领的地区，而且占据了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并准备向里海推进。与此同时，伟大的协约国军大步向前，英、法、美军击败了法国境内的德军，英印军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而土军在高加索达到目标(为此他们冒了极大风险，疯狂地犯下屠杀和其他各种罪行)之时，他们的整个国家和社会体系砰然倒坍。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亚美尼亚人散布于各地，大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在许多地区被灭绝，在大屠杀中丧生，在战争中阵亡，以及在强迫流放——一种不费力的杀人制度——中死亡的，至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约250万人的社会中，有75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情况结束了。
亚美尼亚人早期遭受的苦难与屠杀，赖大名鼎鼎和才气横溢的格拉德斯通先生之力为英国人和自由世界所知晓。可是对亚美尼亚人的看法却有很大分歧，一派强调他们的遭遇，另一派则强调他们的弱点。不过无论如何，整个英国与美国，与普遍漠视东方及中东民族命运的西方其他民主国家不同，她们深知亚美尼亚人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这个引人关注的领域被宗教、仁慈和政治之灯照亮了。施加在亚美尼亚人身上的残暴行为，激起了遍布英语世界的纯朴而侠义的男女的怒火。现在该是亚美尼亚人最终得到公正待遇并有权在自己的家园和平地生活的时候了。他们的压迫者和暴君已被战争和革命打倒。取得胜利的最伟大的几个民族是他们的朋友，他们愿意看到自己得到补偿。
五大协约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读了这几页文字的读者对此却不会抱有幻想。当战胜国在巴黎开始讨论亚美尼亚问题时，她们的团结解体了。她们的军队不见了，她们的决心只表现在几句空话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接受亚美尼亚的托管权。英国、意大利、美国、法国看着它直摇头。1920年3月，最高会议提议将亚美尼亚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国联因缺乏人力与资金的支持，很快便谨慎地谢绝了。不过，毕竟还有一个塞夫勒条约。8月10日大国强迫君士坦丁堡政府承认尚未确定何去何从的亚美尼亚为自由独立国家。条约第89条规定，土耳其必须服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有关确定土耳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比特利斯各行政区里土耳其与亚美尼亚之间边界问题的仲裁，并接受他对此的决定以及他关于亚美尼亚出海口的规定”。直到1920年12月，威尔逊总统才完成此项崇高职责。他划定给亚美尼亚的边界实际包括被俄军一直占领着的直到受革命影响自行解体为止的所有区域；这些区域再加上埃里温共和国，使亚美尼亚民族家园面积几近6万平方英里。
由于理论上对亚美尼亚的权利要求作了如此慷慨的承认，因而这个新国家内的亚美尼亚族与希腊族人口实际少于穆斯林居民。在权利要求上做到了公正，而且做得非常充分。然而这只是存在于纸上的。近一年以前即1920年1月，土耳其军队攻打奇里乞亚的法军，把后者赶出了马拉什地区，同时屠杀了近5万亚美尼亚居民。5月，布尔什维克军队入侵，制服了埃里温共和国。9月，布尔什维克与土耳其人勾结，将埃里温拱手送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而在奇里乞亚，由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人又一次遭到大规模屠杀。连在奇里乞亚最后建立法国保护下的小小的亚美尼亚自治省的希望也归于破灭。10月份，得到安哥拉的同意，法国从奇里乞亚撤出全部军队。在记录土耳其与协约大国达成的最后和平条件的洛桑条约中，历史将找不到“亚美尼亚”这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