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进攻的起因·第二十三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5·第二》

出自————《战争通史》

　　01

　　截至此时，关于达达尼尔行动，战时会议和海军部都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么一个前提，即陆军将不参与进攻土耳其的战争。基奇纳勋爵在1月2日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军队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在几个月内我们不准备大干。 ”

        在1月3日发给卡登中将的第一封电报中我们问道：“你是否认为单用军舰攻击达达尼尔海峡切实可行？”在1月28日做出最后决定的战时会议的晚间会议上，基奇纳勋爵重申：“我们目前腾不出军队。”正是在这个原因，我们采取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全部决策。但是随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事实与压力，因此逐渐并且不断地改变任务的性质，大大扩大了任务的规模。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在这些事态的影响下，把握不大但是代价与风险较小的海军进攻变成辅助手段，取而代之的是陆军的大规模卷入。海军部失去了对这个新计划负责的控制权。我们的建议不受重视，我们的批评不受欢迎；即便是询问我们也要拐弯抹角、小心谨慎。然而，这次陆军行动我必须承担成败的后果。

　　毕竟有了陆军了。从最终决定纯粹使用海军进攻的那一时刻起，陆军便从各处冒了出来。从那时起，每人心中逐步产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动用陆军的压力。由于放弃或无限期推迟沿比利时海岸进军的决定，原准备增援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部分军队解脱了出来；由于土耳其对埃及的进攻软弱无力并且已被击退，集中在那儿的大部分陆军解脱了出来；这支军队中的澳大利亚军和本土军在训练中不断进步，因而日益适合进攻作战；由于镇压了南非的叛乱，其他一些忧虑也随之解除。与此同时，第一与第二新军(总计12个师)训练中质量提高，装备改善，许多本土师装备齐全，状态良好，他们的训练现已大有进步，也可在国内使用。在英国国内有大量有组织的武装士兵，应该消除海外入侵的担心了。

　　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部队实际上已断断续续地获得命令前往达达尼尔海峡：

　　从英国调遣：第29师；两个一线本土师；皇家海军师；一个义勇骑兵师。

　　从埃及调遣：两个澳大利亚师；外加一个澳大利亚旅；兰开夏本土师；一个印度旅。

　　从法国调遣：两个法国师。

　　所有这些部队此时都已作好出发的准备。由海上运输这些部队的交通工具已准备就绪。随后，这些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全都派了出去。它们一起组成了一支至少15万人的大军。这支大军可以在3月底某个时候前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准备在任何选定地点进行干预。假如在1月份的任何时候就精心策划决定使用这支大军，根据妥善计划和坚定目的进行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旨在夺取加利波利半岛，从而为舰队打开通道，几乎没有人怀疑我们必将获得全面的胜利。另一方面，除了第29师之外，所有这些部队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才招募起来或建立编制的。鉴于它们欠缺训练和弹药供应普遍不足，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新战役实在是一个极其严肃的决定。这就是主张海军进攻的正当理由。一种合乎逻辑的和前后一致的战争计划就是在此种条件下提出来的。计划是可以辩解的。但是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却无法辩解，只能归因于人类的弱点。事先没有明确的决策和周密的计划，就一步一步地进入一场新的战役，这本来就让人们嘲笑。可是，在这些问题提出时一些人总是那么躲躲闪闪，而且夹杂的个人因素又如此令人困惑，因此战时会议不知不觉、不可抗拒地被拖入了深渊。

　　02

　　基奇纳勋爵在这段时间心里的盘算形成的特色，几乎就像战争问题本身一样令人迷惑。他的声望和权威如日中天，成了陆军部在战时会议中的唯一喉舌。对他的性格人人都钦佩不已，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发生的捉摸不定的可怕事件中，有他的指挥使大家增加勇气。只要是他做出的决定，无一例外都会被当作是最终决定。我相信，在无论巨细的军事问题上，他的主意从来没有被战时会议或内阁驳回过。所有部队的调度不仅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要听从他的意见。会议上几乎无人胆敢与他争论。大家尊重此人，同情他辛勤为公，信任他的专业判断能力，并且相信他的计划比我们深谋远虑。因此，无论在战时会议还是在陆军部都没有人敢表示疑虑和进行争辩。他手握重权、不动声色、含蓄冷漠，当时凡涉及陆军的组织和调度的事务，他绝对控制我们的决策。

　　然而，在这种不凡和辉煌的外表后面却存在许多弱点，这些弱点的明显表现，令人们越来越不安。战时国务大臣的重担压在他肩上，这付重担没有人能单独承担，即便三个像他那样有雄才大略的人也难以恰当完成。他已经把整个陆军部吸收进他宽广的个性里。参谋部已完全失去作用，变成了向他提供情报的机器。即便作为这样一台机器，它也软弱得令人可悲。参谋部和陆军委员会里的所有最卓越出众、最有主见的人——除了陆军军需主任约翰·考恩斯爵士——全都迫不及待地跟远征军跑到国外，如今驻在法国，他们感到，应该根据圣奥默英军总部高度的局部责任制的观点，控制整个战争指挥工作。在他们留下的位置上，充当极为重要职位的是些已列入退休名单的军官或其见解在英国军事理论界无足轻重的人。基奇纳勋爵的个性和地位使这些军官成了木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表现出天赋的能力，敢于以人与人间平等的身份同他激烈争辩把问题争个明白。他穿着元帅军装，身为内阁大臣，巍然挺立在大家面前，而大家就像在练兵场上的下属向他行礼致敬。他们从来没有就战争的全过程向他提供经过周密思考的总体设想。他们准备尽其所能执行他的决定。他让战时会议的成员撰写有关战争的总体战略思想的文件，让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先生了解俄国迫在眉睫的军事崩溃，并以准确无误的语言向内阁宣布。在没有全面军事计划情况下，毕竟容我提供了一种影响近东政治局势的方法。面对纷至沓来复杂多变的事件，基奇纳勋爵自己并没有清晰和精辟的理论和周密的分析作为他决策的依据。

　　因此，他时而决定向东，时而决定向西，他的决策显然受他日常得到的印象的摆布，而这种印象却常常是短暂多变。结果是他的决策有时自相矛盾。两种鲜明的战争观点折磨着他，两种观点不乏力量与热情，以及大量事实与论据使他折服。英国陆军的所有主要人物以及法国高级司令部的权威都主张：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将全部士兵、大炮和炮弹都运到法国前线去“消灭德国兵”，在西部突破他们的防线。而战时会议的所有成员(当然包括已成为这一代公共生活中风云人物的人)的观点是，1915年的战役应该集中在南方与东方战场，基奇纳本人对东方的情况既有兴趣也有了解，所以强烈倾向于这个观点。他完全清楚这一地区的胜利将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也感到法国前线对他不断施加的另一种可怕压力，而我们却感觉不到同等的压力。

　　这个问题并非不可解决。调和这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概念不是不可能的。一份深思熟虑、精心制订的计划或方案可以在1月份设计出来，确定在3月、4月、5月、甚至6月在近东采取行动，随后在1915年秋季在西线集中兵力和进行大战，如果推迟到1916年春季在更有利条件下进行则更为理想，倘若能将有关重要权力部门争取过来，这两种政策完全可以恰当有序而成功地开展，因而每个政策得到完整执行，这是完全可能的。然而，结果是基奇纳勋爵屈从于相互冲突的势力和相互竞争的政策。

　　面临这些考验与重担他肯定承受不起，此外，他还有招募、组织与装备新军这一大堆事务。随后又逐步出现一系列有关生产与购买军火的问题，其规模之大是此前任何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问题涉及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与工业生活，触及世界的整个经济与金融制度。此外，每天还得去内阁和战时会议说明军事情况，这是基奇纳勋爵最难受和劳累的事务，也是他觉得最做不好的工作；另外，对庞大战场的军事行政事务的决策，包括重大战事和自成系统的远征。可以理解，落在国王这位最伟大臣民身上的重担比普通人所能承担的重得多。

　　然而必须说，基奇纳勋爵绝不试图减轻这些可怕的重担。相反他敏感地憎恨任何人插手和检查他负责的巨大领域。他顽固地拒绝自1月份起有人试图将各种军火生产工作从他作为战时国务大臣的控制下转移出来。他尽量不把工作职责移交给下级。他试图仍旧采用一手包揽的方法领导这场大战，以前他领导那次小小的尼罗河远征战役，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大获成功。他还使参谋部或类似的机构处于完全驯服和实际不起作用的状态。正如他的内阁办公室证实的那样，他甚至插手于政治领域，干预爱尔兰问题、戒酒法和工业组织。

　　时至今日，无视或掩盖这些事实是懒惰的表现。事实是，只有全面了解基奇纳勋爵的性格和他的困难，才能真正捍卫他的伟大，保证他能永远获得子孙后代对他的尊敬与感激，他为了同胞的利益与安全，全心全意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战斗。如果这段叙述及其所依据的事实与文献反映了他的军事政策，那末我同时必须说明，他当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说明在我们经历所有困难与迷惑时他表现出来的则是非凡的耐心与勇气，说明他对我始终是不变的友善与好意。

　　03

　　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最终明确决定，赞成使用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此外它还表明，它迫切希望获得一些陆军去影响巴尔干国家的政治局势。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召集起来的兵力会足以攻击加利波利半岛，这个行动在此关键时刻之前从未得到最小的赞同。当时全部希望只是从驻在英国但已待命赴法国兵力中抽调一两个师，包括第29师(我们剩余的一个正规师)，并运用这支兵力作为杠杆，以鼓励M.韦尼泽洛斯和希腊国王及政府加入战争，站在我们这一方支持塞尔维亚。

　　在与约翰·弗伦奇爵士详细讨论之后，2月9日的战时会议决定向希腊派去第29师(当时它还在英国)和一个法国师，条件是希腊加入协约国。我认为，除了海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就这些援助的本身而言是根本不够的。我不相信希腊——更不用说保加利亚——会受这么一点有限援助前景的影响。实际上援助幅度之小其本身就是承认我们的虚弱。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援助的建议很快被M.韦尼泽洛斯谢绝了。

　　04

　　同时，海军进攻的准备工作稳步向前推进。指定执行这个任务的军舰已经到位或即将到位。得到M.韦尼泽洛斯的非正式同意，包括宽广的穆德罗斯海港的莱姆诺斯岛由我们支配，作为集结舰队的基地，皇家海军师的两个海军陆战营已被派往该岛。这支小部队的唯一目的是为卡登中将舰队提供登陆部队，当卡登作战时，说不定他们有机会在敌人抵抗事实上已停止的加利波利半岛的部分地区彻底摧毁已失去作用的大炮与堡垒。但是，亨利·杰克逊爵士与费希尔勋爵一旦知道可以得到相当多数量的陆军，他们便开始迫切要求将陆军用于达达尼尔行动。亨利，杰克逊在2月15日写道，“提供必要数量的陆军，能使这次海军大规模行动取得的成果永远不被忽视，运送陆军的船队看到狭窄的堡垒被制服之后立刻准备进入海峡。……海军炮轰不值得推崇，它不是一种完善的军事行动，除非有强大的陆军准备支持这种行动，或者至少在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番话中有许多混杂的想法。“支持这种行动”和“堡垒被制服后陆军立即跟上”这两句话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完全清楚。他希望加利波利半岛由陆军攻击和占领。当时无论是基奇纳勋爵还是战时会议都不持有这种想法。

　　2月16日晚上第一海军大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能说服基奇纳明天派几个师去莱姆诺斯！除非派陆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否则我们从黑海得不到一粒麦子。让50万军队留在英国而不派军队与海军舰队合作，这将是时代的怪事。

　　“错失良机的战争！！！安特卫普为什么会陷落？

　　“哈斯拉船队可以立刻驶往莱姆诺斯，因为迟早有人在加利波利登陆。”

　　我依旧坚持海军计划的完整性。我知道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我们陆军的状况，我不低估决定将英国军队投入加利波利半岛与土耳其人进行剧烈而前途未卜战斗的严重性质。我当然很早就认真考虑，如果海军进攻得手和英国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期待只要土耳其的堡垒开始陷落，希腊人就会加入我们一方，他们的全部军队此后便会听凭我们支配。我希望英国舰队在君士坦丁堡海外出现以及“格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逃跑和毁灭，将引发意义深远的政治反应，结果，土耳其政府会要求谈判或退往亚洲。我相信一场大战后马上开展正确的外交活动能诱使保加利亚向阿德里安堡进军。最后，我确信不管俄国人在其他地方的需要如何，他们是不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无动于衷的，从他们那里即将得到进一步的增援。在没有陆军的情况下，我正是指望这些准政治因素能够起作用，帮助我们扩大与巩固舰队所取得的成果。读者将可以了解到这种思考究竟有多少依据。

　　但是倘若最终基奇纳勋爵和战时会议觉得有必要在东方组成一支英国陆军大部队，大规模和成功的协同作战当然有非常大的希望。在埃及和希腊岛屿集结这么一支陆军，很可能成为决定和激励其他国家的运动肌。如果在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后，土耳其人撤出半岛，陆军便可以夺取布莱尔地峡；如果与土耳其达成协议，陆军便可以立即占领君士坦丁堡。再说，如果在舰队穿越海峡时需要一支较大规模的登陆部队，人员可以由这支陆军提供。这样，在立即向东方派遣陆军的问题上，对以后步骤原来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便基本达成一致。在互相冲突的意见中，在相持不下的计划中和在形势变化的紧急关头，愿望以最快的速度在地中海东部集结一支规模尽可能大的陆军，并让它由最优秀将军指挥，在我们海军部的所有人看来是自然的。因此，在任何时候的讨论中，我们都支持任何有助于促进与加快完成这种军事集结的计划。

　　2月16日是做出正式决议的日子。包括首相、基奇纳勋爵和我本人在内的战时会议的主要大臣会议上，做出了下列决定，这些决定最终被写入战时会议的决议之中：

　　(1)尽速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最好能在9至10天内完成。

　　(2)如果需要，安排从埃及抽调一支部队。

　　(3)所有上述部队与已经派遣的皇家海军陆战营，在需要时可用于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

　　(4)动用运马船将第29师运出，海军部安排在黎凡特集中小艇、拖船与驳船。

　　2月16日的决定是陆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基础。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虽然没有明确决定大规模动用陆军，但是他们的大量集结，为需要支援时作好准备。”这一天卡登中将得到通知，穆德罗斯海港可以供他用作基地，海军少将威姆斯被任命为该基地的高级海军指挥官。16日夜晚，为执行已做出的决定，我吩咐战时参谋长奥利弗将军以最快的速度为第29师准备运输船队，他当天就下达了命令。集结陆军的决定毫无疑问含有在发生某种意外事件时使用陆军的可能性。但是对意外事件尚未明确界定。

　　17日那天，基奇纳勋爵似乎受到来自总司令部的巨大压力，要求第29师仍应派往法国。事实上，正如官方海军历史学家公正评论的那样，如何使用第29师成了我们秘密圈子里开始称为“西方”政策和“东方”政策之间的最重要问题。基奇纳勋爵成了这些斗争意见与势力的牺牲品，他陷入犹豫不决的巨大痛苦之中。

　　至此，达达尼尔海峡还未打响一枪，但是我们已处于进攻外围爆垒的前夕。19日，当我们再次在战时会议碰面时，基奇纳勋爵显然已改变了主意。他通知我们说，他不能同意将第29师派往东方。他提出的理由是，俄国已虚弱不堪，他担心大量德军从俄国前线调回，转而进攻我们在法国的军队。我不相信这个论点对他真有这么重要。他一定知道，除去其他的一些不可能的因素外，德国人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大军从俄国运往法国前线，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那末第29师——仅仅一个师——恐怕也无补于事。他提出这个论点无非是在他经过最痛苦的思索之后做出的决定，来为其他一般理由作辩解。

　　战时会议屈从了基奇纳勋爵的意志，尽管它的愿望和观点并没有改变。战时会议决定推迟第29师的出发，但同时指示海军部继续为第29师和其他部队准备运输船队。在20日这天我给运输处处长送去一份备忘录，要求“以最少的耽搁做好第29师登船的一切准备卫作。但是该师的调遣还没有最后决定。”

　　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基奇纳勋爵拒绝派出第29师。他甚至似乎反对在东方的任何大规模陆军集结。他给我写信(2月20日)说：“法国人关于你告诉他们我们将动用那末多军队一事十分热心。我刚刚见到了格雷，他希望我们不要承担法国特遣队去达达尼尔的任务。”他反对我在亚历山德拉集中4万人的运输船队作为事先预防的举措，这件事他以前曾经同意过。更有甚者他还派他的副官——勇敢而有功绩的菲茨杰拉德上校——去第一海军大臣和海军部运输处那儿，告诉他们第29师不准备出发了。于是第一海军大臣和运输处处长便以为基奇纳大臣和我已达成一致意见，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自16日起开始进行的为第29师集结和安排运输船队的命令就这样被取消了；在不通知我的情况下，由22条船只组成的整个船队也被解散，派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月24日和26日又恢复了讨论，但是我们是在听到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实际进攻的消息后开始开会的。2月19日开始了对外围堡垒的炮轰，虽然由于天气恶劣炮轰曾一度中断，但大家的感觉是行动一直都还顺利。而且，公开军事行动现在也已经展开。如果说16日是一个下定决心的日子，20日是一个退缩的日子，那末24日与26日可谓是妥协与折衷的日子。在24日，基奇纳勋爵说他“觉得如果舰队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穿越海峡，那末陆军承担的任务就应该有始有终。在东方遭到失败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那里绝无后路可退。”就这样，一下子海军放弃进攻的念头打消了，如果海军进攻证明困难太大，就放弃进攻转而寻求其他目标；大规模陆军作战的可能性似乎得到认可。对此，我在24日和26日再次顽强地提出理由派遣第29师，我充分利用海军进攻给予人们不断增加的希望与兴趣。

　　基奇纳勋爵不顾他自己的声明，坚持拒绝派遣第29师。他指派熟悉并且信任的伯德伍德将军从埃及(他在那儿指挥澳大利亚军团)前往达达尼尔海峡，并报告陆军行动的前景和可能性。2月24日，陆军部要求海军部给卡登中将发去由亨利·杰克逊爵士拟的电报稿：

　　“……陆军部认为，为了保证摧毁敌人永久性炮台这一首要目标的实现，占领半岛南端苏安代尔—查纳奥瓦西一线对于以后首要目标——消灭永久性炮台——的成功不是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陆军应随时准备支援在海峡两岸爆发的小规模战斗，以便摧毁伪装的炮台并与保卫炮台的敌人部队作战，但陆军主力可以留在莱姆诺斯兵营中直至海峡的通道落入我方之手，此时有必要扼守布莱尔战线以切断到达半岛的所有供给。你应在伯德伍德将军到达时与他讨论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再决定在军舰大炮射程范围之外的任何重大作战行动，并报告做出的结论。”但是两天之后，即2月26日，基奇纳勋爵授权伯德伍德将军率领澳大利亚军团“竭尽全力”支援舰队。

　　然而，所有这些折衷的做法，任意假设事情的轻重缓急，明显改变了行动的整个性质，在我看来相当危险，因此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我正式宣布，对可能发生的任何陆军行动的后果不承担责任。我的不承担责任的声明载入记录。随后首相进行了一次罕见的干预，他最强烈呼吁基奇纳勋爵不要允许在东方可以使用的兵力中失去对东方有举足轻重的一个正规师，但毫无结果。会议之后我等了一会儿。我知道首相与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实际上除了基奇纳勋爵之外整个战时会议都赞同我的观点。我敦促首相行使有效权力，坚持将第29师派往莱姆诺斯或亚历山大。此刻我紧张地感到一种灾难临头的预兆。我知道现在是斗争的转折点，我确信其后果将铭刻在历史的纪念碑上。首相觉得已毫无办法。他已经尽力劝说基奇纳勋爵。他不能在这么一个问题上让他屈服或让他辞职，因为参谋部的全部陆军的意见和法国当局的意见都支持他。

　　2月25日我准备了一份对整体形势的评估报告，并在26日的战时会议上使用这份报告进行辩论。这份报告打印出来，并送交首相、财政大臣和贝尔福先生。现在我在此转载这份报告，因为它比那个阶段的任何其他文件更清楚说明我的立场。

　　评价报告

1915年2月25日

　　1、俄国——我们一定不能期待俄国在今后的许多个月中能成功地攻入德国。但是，虽然俄国的攻势已陷于瘫痪，我们仍旧可以指望她不仅能成功防守，而且能有效地将大量德军吸引在她的防线之前。没有理由相信德国能在任何时候将百万大军转移到西线；在4月中旬之前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足以影响局势的大量德军抵达西线。

　　2、英、法在西部的战线非常牢固，不可能被迂回。我们在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之坚固是战争开始时不能比拟的，当时对付我们的有近四分之三的第一线德军。我们必须迎击最大规模的德军进攻。现在我们有很大把握击退他们；即使德军胜利使我们有必要退至另一条战线，德军优势的损失对我们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偿。在今后的三个月里，西线的问题不应令人担忧。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四五个英国师能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3、对我们而言，能夺取并保持主动权的有决定意义的唯一地方在巴尔干半岛。只要陆军与海军配合默契，运用现有的兵力，我们肯定可以在3月底之前拿下君士坦丁堡，俘虏或消灭土耳其在欧洲的所有军队(阿德里安堡的部队除外)。这个打击能在塞尔维亚命运决定之前实现。它对所有巴尔干国家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它将使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军事因素。

　　4、我们可以立即得到(至少)下列部队：

　　人数

　　在英国第29师和另一个本土师…………………………………3.6万

　　奉命前往莱姆诺斯的部队：皇家海军师…………………………1.2万

　　从埃及抽调：两个澳大利亚师……………………………………3.9万

　　法国师………………………………………………………(大约)2万

　　俄国旅………………………………………………………(大约)8000

　　————————————

　　合计………………………………………………………………11.5万

　　5、如果现在就发布命令，所有这些军队可以在3月21日之前集中在布莱尔地峡的打击距离之内。如果海军的军事行动到那时仍未取得成功，这些军队可以用于进攻加利波利半岛，确保舰队穿过海峡。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打通，他们就可以(A)从君士坦丁堡开始将土耳其在欧洲的军队彻底铲除；或者(B)如果保加利亚应我们之邀参战，将埃诺斯—米迪亚一线全部占领，他们就可以借道保加利亚去援助塞尔维亚；或者(C)如果保加利亚只保持友好的中立，但希腊站在我们一边，他们可以借道萨洛尼卡去援助塞尔维亚。

　　W.S.丘吉尔

　　在27日我又补充：

　　我现在必须记录下我的意见：提供的陆军力量，即由9个海军营和一个法国师支援的两个澳大利亚师力量还不够，无法完成他们可能要执行的任务；没有用英国正规部队，一旦战斗打响，海军营和澳大利亚师将会面临不必要的风险。

　　即便海军在没有援助下强力打通海峡通道，陆军力量的薄弱将会迫使我们放弃一大部分否则可以获得的战果。

　　我仍旧希望26日会议之后一二天内基奇纳勋爵会改变心情，希望首相能设法让他接受众人的观点，希望第29师能够获准出发。战时会议虽然听从他的决定，但仍决定运输船队聚集一起准备运兵。26日的会议结束之后我询问运输处，想了解一下运输船队准备的确实情况，希望发现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当时我得知准备工作在20日就已被取消，船只已全部分散。听到这个消息我几乎站立不稳，当即写信给基奇纳勋爵表示抗议。我立即向运输处重新下达命令，但是发现要在3月16日以前重新集合所需船只和并使其适合运兵是不可能了。

　　海军对外围堡垒的实际炮轰并获得成功(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描述)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引用达达尼尔委员会报告中的话，“战时会议的另一次会议于3月3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基奇纳大勋爵反对派遣第29师的态度已明显软化。对丘吉尔先生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建议将此问题留到3月10日再讨论，那时候他希望已经听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然而，伯德伍德将军在10日前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他在5日给基奇纳勋爵的电报中说：“我很怀疑海军能否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

　　这份电报之后，在6日又来了一份电报，大意是：“我已经告诉你，我认为海军上将的预测过于乐观，虽然到3月12日我们或许能做出更准确的估计，但我仍怀疑他是否有能力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到了3月10日，基奇纳勋爵当时对其他战场的局势有所放心，也可能受到伯德伍德将军的报告的影响，他对战时会议宣布说：“他感到现在的形势已足够安全，有理由派遣第29师。”

　　“……2月16日做出决定，这个决定的执行在20日停止，3月10日重新开始执行。在这期间，浪费了三个星期的宝贵时间。原本可以在2月22日出发的运输船队在3月16日之前无法登程。”

　　我们不久就将面对这种延误造成的后果。计划的一再更改已经令人极度迷惑。但是，甚至在最终做出决定派遣包括第29师在内的陆军后，这支军队打算用在哪里依旧是一个斯芬克司之谜。当基奇纳勋爵心里决定，如果海军攻不下达达尼尔海峡，他便去攻击加利波利半岛，此时，他就应该将这个决定向他的同僚公布。即使不这么做，他无论如何应该在调度和组织部队时给自己留下各种供选择的余地。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让他的参谋部为可能发生的事情制定应急计划，而现在这种意外事情已明显发生。令参谋部科学地研究军事问题，或在恰当的时候选择一位指挥官，这根本不会要他承诺些什么。

　　“自从做出2月16日决策起，”达达尼尔委员会成员说，“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是无懈可击的。选择之一是接受这么一种观点：由于我们在其他地区已有承诺，所以无法提供足够的兵力去东地中海从事远征行动；当一旦大规模陆军行动已明显不可避免时，我们面临的将是，如果局部失败将导致威信的可能丧失，从而不得不回到原先的方案上，即海军放弃进攻达达尼尔海峡。选择之二是勇敢地面对从其他地区可能出现的风险，立刻作坚决的努力，以强大兵力用迅速而组织良好的联合进攻，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不幸的是，两种选择政府都没有采纳。……我们认为，丘吉尔先生对迟迟不肯从英国派遣第29师和本土师一事高度重视，是完全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