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透视·第一
作者：汉森·鲍德温·美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
出自————《战争通史》
“永久和平只维持到第二年”一这句俄国俏皮话不幸而中肯地概括了人与人之间绝灭人性的长期流血记录。在大约3,457年有记载的历史中，就有3,230多年有战争，只有227年的和平。
因此，1914-1918年的大战并非历史的反常；相反，它是预期中的、周期性的正常事件 。
但是，就其规模、激烈程度，最重要的是就其总体性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总体战的世纪，导致全球战争的世纪。
历史上有些时代以战斗者血腥的野蛮行为、肆无忌惮、不择手段和绝对目的著称。“毁灭迦太基”是多少代人的战斗口号；这一口号的后果是许许多多的迦太基灰飞烟灭。匈奴王阿蒂拉不知慈悲为何物，从不宽恕；他留下毁灭的痕迹以标志他的征服。中世纪被围困的城堡经历过当时那种形式的总体战；掠夺、抢劫和死亡是对失败的惩罚。
自从色摩比利山口之战以来，多少军队惨遭覆灭。时至近代，拿破仑实行全国范围的征兵制。局部地区的争吵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正如麦考莱描写腓特烈大帝时所说：“为了使他能抢劫他曾经答应加以保卫的一个邻邦，黑人在科罗曼德尔战斗，而红种人在北美大湖区相互厮杀。”
至于焦土政策，甚至堑壕战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美国南部同盟濒于灭亡的日子里，谢尔曼杀出了一条通向大海的毁灭之路，而圣彼得堡和日俄战争时旅顺口的深沟高垒，则成为近代军队火力不断增强的标记。
然而1914-1918年大战以前，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战争消耗如此众多参战者的总资源，覆盖地球上如此广阔的土地。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国家被卷入战争。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参战国从来没有为如此渺小的利益投下如此巨大的赌注。
一位波兰银行家，伊万·布洛克，是在这场战争爆发很久以前就预见它的特点和规模的极少数人之一。他说：
……工业大国之间的战争不过是相互毁灭……。大炮喷吐密集的铁雨……。地球浸泡在血泊之中。……屠杀将会有增 无已……屠杀将以如此可怕的规模日益增加……。在下一次战争中，人人都会置身于堑壕之中。它将是一场堑壕大战。对一个士兵来说，铁锹将如同步枪一样不可或缺……。未来战争……是许多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土崩瓦解……。
他的话是预言，因为1914-1918年的大战是头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它开创了一个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总体性的世纪：手段的总体性、目的的总体性、力量的总体性。“全国武装”这个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头一遭变成完全的现实。这次战争的武器（其中许多武器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武器之先河）使得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成为可能，同时使战术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潜艇、飞机、火炮、坦克和毒气在战争史上写下了新的、凶兆毕露的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重新引进了总体性的时代，但有所不同。即使那时，人类也才开始谋求能够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人类的手段——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来说：“深深植根于整个历史的阴暗土壤之中。”
如同一切战争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渊源于人类的本性，渊源于人类领导者的弱点、自负、唯利是图和优柔寡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渊源于600年的历史。自从13世纪中期起，一个分裂成众多小邦和公国的德意志，成了征服者的阅兵场。“铁血”宰相俾斯麦（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申豪森亲王）与所谓欧洲“调解人”和“和平维护者”相反，乃是19世纪最为精明强悍的政治家之一。俾斯麦差不多是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凭借一种善择时机的敏锐和罕见的外交手腕，加强了普鲁士的力量，并且通过一系列的政变和小规模的战争，把一群松散的、兄弟阋墙的、软弱无力的德意志小邦改造成为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德国的兴起意味着法国的衰落。在那以前，法国这个欧洲大陆上的头号政治大国，在1870-1871年的几个月战争中遭受了惨重失败。拿破仑三世被推翻，法兰西帝国变成了共和国，它不得不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并付出巨额赔款。从此种下了旷日持久的痛苦的种子。民族统一主义，或曰复仇战争已露端倪。普法战争中使法国蒙受屈辱的老毛奇警告说：“我们在半年之中用利剑赢得的东西，必须在今后半个世纪用它来捍卫。”
俾斯麦对法国复仇精神的政治回答是三国同盟：德国、奥匈帝国和新近联合起来并获得独立的意大利。俄国（它同奥匈的关系受到多种冲突点的困扰）倾向于法国，从而结成了两国联盟。因此，甚至在铁血宰相没落和垮台以前，战线就已划定，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们已经各就各位。
主持现代德国诞生的俾斯麦，于1890年威廉二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皇）登基后不久就下台了。德国这艘航船缺少一个坚强的掌舵人。俾斯麦倡导的许多政策如今被滥肆推行，再也显示不出昔日的精明或判断力。
俾斯麦早就开创了德国的殖民大业，并早在1884年就着手建立德国的海外帝国。但是，他下台后，争夺海外领地和财富的斗争，加上作为海洋和海军强国的德国的迅速崛起，对英格兰那个“日不落”帝国和它的远洋海军优势造成了威胁。英、法两国协约逐渐变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双方都摆好了阵势。
德国对英国这个头号贸易和海洋国家霸权的挑战，英国和其它列强对这种经济-军事-心理威胁的反应，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威廉二世和德国其他领导人深受美国制海权的伟大倡导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少将学说的影响。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必须发展商船和军舰，从而危及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海上霸权。随着德国输出品通过全球贸易干线涌向各地，各国先后建立起保护性关税壁垒，以对付这一激烈的竞争。
恐惧和挫折往往产生一种舆论上的变态心理，形成威胁和反威胁的恶性循环。1914年前很久就有如同海军参谋长费希尔勋爵之流的英国人，他们认为为了英国的安全，德国舰队应该“哥本哈根”（意即消灭，如同纳尔逊在哥本哈根消灭丹麦舰队那样）。另一方面，用德皇的话说，德国感到他们处于刺刀的包围之中，于是用人们所谓的“愤怒的沙文主义”来作出反应。
“当（在会议桌上）发生争论时，德国总是在开口前把一支左轮手枪摆在桌面上，结果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联合起来对付它。”
间谍活动和阴谋诡计（1893-1898年法国著名的德莱弗斯案件暴露了某些内幕）进一步煽动了公众舆论。
除这些因素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古老欧洲各国帝王们的腐朽。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强烈欲望，早在1914年大炮发言之前很久就熊熊燃烧起来了。在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受到此伏彼起的未遂革命的挑战，这些革命大部分是社会性的，其中有些是少数民族煽动的。混乱、专制、中世纪的土耳其，只保留着昔日苏丹们光荣的外表，而不是实体。奥匈帝国这个种族大杂烩，仅仅依靠妥协和让步的别针和补钉攥撮在一起，以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这个旧制度的垂垂老翁为其象征。帝国受到少数民族的攻击，特别是受到塞尔维亚人的攻击。这些民族团结在泛斯拉夫主义周围，得到俄国支持的鼓励，他们把两次巴尔干战争（1912年反对土耳其和1913年反对保加利亚的战争）的胜利者大塞尔维亚，视为民族救星。与此相反，维也纳却打算以牺牲塞尔维亚来实现帝国的扩张。当时的巴尔干各国，如同现在一样被强烈的民族仇恨搞得四分五裂，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使之变得百孔千疮，人们不祥地称之为“欧洲火药桶”。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俾斯麦激发起来、并迎合了各地德语民族自豪感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以及同沙皇制度一样古老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是各种原因中的主要原因。
现代交通和信息（铁路、公路网的萌芽，尤其是电报和印刷机）的出现，不仅远没有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反而加深了分歧，唱出变革的“莎琳”之歌。 [ 译者注：据希腊神话，传说中半人半鸟的海妖莎琳，常用歌声诱惑过往的航海者而使航船触舱身死。 ]
但是若人们接受托尔斯泰的历史宿命论，人类和各民族只不过是由宇宙力量上演的一出戏剧中的活木偶，那么，现在回顾起来，1914-1918年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半个世纪中，欧洲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军备开支则增加了四倍。德国一马当先；它的人口通过自然增长和民族融合，上升到7,000万人，超过法国或者英国的人口，它的生铁产量到90年代初已经超过英国。到1914年，它出口到英国的产品超过它从英国进口的产品，并且德国正在全世界加紧排挤伦敦享有的商业和金融霸权，而这种霸权到当时为止仍是坚不可摧的。1870年以后，一个新的、虎虎有生气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在欧洲的心脏地区日益壮大，并且向现代秩序发出挑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首要原因之一。
E·M·豪斯上校于1914年5月在他从柏林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中指出：“形势极不正常，军国主义猖獗。”
但是，人是难免要犯错误的。正是人（敌对双方的领导人）以人的过失和人的美德，以误置的力量或者软弱退缩，促成了这场灾难。
德国，它产生过众多杰出的但发展不平衡的人才，如今处于威廉二世的统治下。此人“害怕任何暴力思想”，但信任他的军事顾问胜过信任他的外交官；崇拜权力，开口就放大炮，傲慢、浮夸而且自负。这位反复无常、难以捉摸的统治者，他可以“当着群臣的面”给保加利亚国王的屁股一巴掌，他可以“像小鸟唱歌一样自然地”撒谎，或者在“餐前小吃与烤肉的间歇口若悬河而且毫无错乱地背诵所有亚述国王的名字”。德皇的一支胳膊因在出生时受伤而萎缩，这给他终身留下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创伤。可以说，一位助产师的失误给历史打下了可怕的烙印。
奥皇弗朗茨·约瑟夫，像机器一样的斯巴达式的八旬老翁，睡行军床，洗冷水浴，早上四点半钟起床工作，80高龄还在陆军野外演习场上快马加鞭，纵横驰骋，而且会说帝国的所有语言。他是一位勤奋工作、无微不至的主子，但又是鼠目寸光、冷漠寡情的人。
不久前才摆脱四分五裂局面并且力图分一杯羹的意大利，处于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统治之下；无论是对他的王冠还是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都缺乏自信。
俄国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称他为“尼基”）金玉其外的美髯掩盖着他那腼腆而且优柔寡断的性格。这位皇上在他的朝廷里竟容忍一个叫拉斯普京的邪恶僧侣，据说他曾试图奸污沙皇的小女。
在法国，右派部长、共和国总统雷蒙德·普安卡雷，出生于沦丧的洛林省，他那强硬的外表掩藏着内在的易变性。在随后那场浩劫中名声显赫的乔治·克列蒙梭谈到普安卡雷和左派领袖阿里斯蒂德·布里昂两人时，曾说过：“普安卡雷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懂。布里昂什么都不知道，但什么都懂。” v普安卡雷1913年上台时，比利时驻法大使写道，新总统和他的同僚们“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政策的制定者和支持者……。”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勋爵（即福洛顿的子爵爱德华·格雷爵士）曾为两位和蔼可亲的、能干的主子爱德华七世和他的儿子乔治五世供职，是个喜欢大自然胜过喜欢人类的人。他的悄悄外交，使他在十年欧洲事务中成为名列前茅的要人。正是他铸成了三国联盟。然而，他的伟大至少必须部分地与他的失败等量齐观；他建造的整个大厦在1914年的一个夏日化为灰烬。
上述这些人就是1914年欧洲列强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是各有千秋、不同凡响的，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才气横溢，但是没有一个够得上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巨人。
几百万大军向战场迈进。1914年7月底8月初只有大小7个欧洲国家参战，在停火实现前各大洲参战国增加到30个。有的国家背弃原来的盟约，有的中途入盟。随着战争的进展，双方都增添新的盟友。意大利首先是拒绝参战（认为它与德国、奥匈的条约是防御性的，而正是奥匈发动了这场战争）；后来于1915年转而加入协约国。三国同盟变成了中央强国集团，德国、奥匈是原来的两个伙伴，后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也参加。先后加入法、俄、英三国联盟（这三国挺身而出保卫小小塞尔维亚和比利时）的有英国自治领和海外殖民地、门的内哥罗、日本、葡萄牙、意大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美国、巴拿马、古巴、暹罗（泰国）、利比里亚、中国、巴西、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海地、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汉志，甚至还有弹丸之地的圣马力诺。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乌拉圭也同德国断交，被承认为成员国。虽然上述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宣战，道义上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意义，但在大决战结束以前，巴尔干的一场地区性争端毕竟席卷了整个世界，武装人员达6,500万之多。
战争开始时，在满目疮痍的欧洲大地上，或者在各大海洋上，约有六、七百万人互相对峙。其中德国经过最初的动员拥有约200万人，经过充分动员翻了一番还多。它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强国，在陆地上显然超过了法国（法国自1870年以来已重建它的军事力量）和俄国，在海上仅次于英国。
步兵师是各国军队标准的战术单位，当时一个师约有1.8万名步兵（后来战争消耗把师的人数减少到1.2万至1.5万人）；骑兵师大约4,000至6,000人。德国在战争开始时投入了大约87个师，后来增加到约200个师。德国的陆军是当时装备得最好的军队；一个德国师估计等于一个半、甚至两个俄国师或奥匈师。毛瑟枪和马克沁重机枪是标准的、高效能的武器。德国人在中型和重型火炮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他们的骑兵（也经过下马作战的训练）仍佩带马刀和长矛。“除了他们的组织和纪律方面无与伦比的效能以外”，德国的参谋部和后勤组织也是出类拔萃的。使用铁路输送军队和进行补给，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发达。德国军队的战术和训练（尽管决不能说有先见之明）总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更多地吸取了日俄战争的教训（堑壕体系、炮兵的重要性等）。
奥匈军队几乎不具备它的德国盟友的那些优势。战争初期，它征集了49个师，总共45万人（后来达到270万人）。初级军官大抵胜任愉快，重型火炮性能优越，“或许是欧洲最好的”。但是参谋工作很差劲，补给充其量也不过是平平，而且缺乏一种民族的同一性来把不同种族和语言的人联合成一个共同的整体。“约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军官出身日尔曼民族，而仅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士兵懂德语。正如奥地利官方历史所说，‘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排长竟不能使他属下成份杂乱的士兵懂得他说什么。’”
法国陆军在欧洲居第二位，仅次于德军。它生机勃勃，并有很强的康复力，但它也有弱点。法国75毫米口径火炮具有独特的反冲系统（这种系统对间谍和摹仿者严格保密），是世界上同类武器中的佼佼者，也是现代火炮的原型。但是，中型或重型野战炮很少，约300门对德国的3,500门。骑兵只受过乘马作战的训练。自普法战争以来，军官团不时卷入政治，“进攻，进攻，永远进攻”的愚昧教条妨碍了想像力与灵活性；鉴于机枪的优越性，这是一种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错误教条。起初，法国集合了大约62个师，165万人，后来增加到350万人。
俄国军队这台被过分渲染的“蒸汽压路机”，其主要优点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吃苦耐劳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它的骑兵是优秀的。但是，俄军在火炮、弹药、补给和后勤方面有着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缺点，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许多人是靠门第出身得到提拔升迁）除少数凤毛麟角之外，大都是无能之辈。甚至在战争中期的1916年5月“还有15天假日，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的各办公室全部关门大吉”。起初俄国人大约投入114个师，140万人，后来经过动员，兵力总数约达600万人的高峰。
英国陆军不同于大陆上实行征兵制的庞大军队，它是一支小型的、训练有素的、纪律严格的职业军队，具有高度的团结精神。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军事政策是基于在大陆上维持政治均势，同时掌握制海权。它的海军很庞大，陆军虽小，但从克里木战争和布尔战争的教训中获益颇大。英军的装备是好的，但英国在陆地上的主要优势在于英国大兵的快活、可靠和沉着。英国军官中的许多人是有才干的，但是“毕林普上校”式的人物太多，这是小说家C·S·福雷斯特在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将军》一书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的那种勇敢、忠诚但是落后、缺乏想像力、呆头呆脑的典型人物。起初英国只能投入7个高质量的师，12.5万人。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它忍痛放弃小型军队的古老政策。在战争结束前，英国通过征兵制耗尽了它的人力精华，把它在世界范围的总兵力（包括英属印度和非洲部队）增加到590万人。
同那些欧洲军事巨人相比，小国军队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瞠乎其后，当然在战斗意志方面并非总是如此。比利时的通信设备极少，机枪和火炮奇缺，战争爆发时集结了约4.3万人，动员后增加到18.6万人（7个师）。刚刚取得两次巴尔干战争胜利的塞尔维亚士兵，既能吃苦耐劳、顽强战斗，又习惯他们本国的山地；动员以后组成11个师（18.5万人），用陈旧的武器和就便器材武装起来。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是勇敢的然而未经训练的战士。像俄国人一样许多人目不识丁；基本上是步兵队伍，能吃大苦耐大劳，能取得惊人的胜利，也会陷于不光彩的惊惶失措。
这就是大战前夕欧洲诸国的陆军。他们基本上都是靠骡马机动，当时汽车输送尚处于初期。各国军队（除英国职业军队以外）都实行征兵制，拥有大批半熟练的后备役人员，动员体制不灵，需要9天（就德国陆军而言）到3个月（俄军）才能做到地面部队满员。战争开始时，谁都不理解机关枪是战场之王。
1914年（莱特兄弟第一次飞行后的11年），军用飞机因其稀少而引人注目。在整个欧洲，仅有约500至700架军用飞机，约400名合格飞行员（其中法国占260名）。这些飞机不是我们现在心目中的飞机，而是用木料和钢丝加上蒙布同机翼固定在一起的一种新奇装置。大部分是单座或双座的双翼机或三翼机，飞行速度每小时可达60至100英里。大战时期，这种飞机的作用无足轻重，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也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硬式氢气飞艇——齐柏林式飞艇，在德国发展的水平高于任何其它地方。这些笨重的、易受攻击的飞艇开始有限地用于公海上的巡逻和侦察，后来用于刚露头角的战略轰炸。系留式观察气球也使用了。
英国统治着海洋。纳尔逊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英国海军力量的优势是勿庸置疑的。英国受到日益增长的德国海军力量的挑战，特别是从1900年以来已经不能在新舰艇方面保持它传统的两强标准，即维持这样一支海军，它相当于或者超过两个强国海军实力的总和。在无畏舰——现代的巨炮高速（21节以上）的战舰方面，1914年英国拥有21艘，德国13艘。但是英国所拥有的大型战舰总数（无畏舰、前无畏舰、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和巡洋舰）达177艘，德国只有87艘，这种优势足以使德国方面进行直接的舰队对舰队的挑战冒巨大风险。然而，德国还有其它武器——潜艇、鱼雷和水雷，随着战争的进展，这些武器将大显神威。被封锁在内海的俄国舰队是无足轻重的因素；困守亚得里亚海的奥匈舰队，同地中海的法国舰队和英国战舰相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望尘莫及。因此，战争开始时，协约国占有难以估量的优势，掌握着各大海洋的制海权的优势。不过，制海权总是需要努力维护，为之战斗，而且加以运用的。
当1914年欧战爆发时，外交官们的福星陨落，陆海军将领们（他们肩负着各国的命运和帝国的前程）的影响则登峰造极。
在德国，企图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战略的制定者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完成了他的大战计划，并于1905年退休。伟大的老毛奇的侄儿赫尔穆特·冯·毛奇（小毛奇）接替他的总参谋长职务，但此人的性格和能力同他的叔父相比，则相形见绌。他年已66岁，“他依靠一个伟大的姓氏庇护而生活和晋升……更糟的是他知道自己不配……无论是坐在办公室的交椅上还是马鞍上，毛奇都缺乏信心”。
法军的参谋长兼总司令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将军（后升元帅）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伟大军事成就的追逐者。战争开始时，他62岁，已过血气旺盛之年，体态臃肿、大腹便便，体格强壮但思维和决策迟钝，生性平和而镇定自若。人称“霞飞老爹”，有些对他判断错误的人认为他没有脑筋。确实他不算才华出众。但他不会被别人吓倒或惊惶失措。他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决心和正常的理智以及取胜的信心。不具备这些素质，任何指挥官都无法建立伟大的功勋。霞飞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他拯救了法国。
为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服务的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比他控制的奥匈军要伟大一些，他是一个精明的战略家。他的想法是可靠的，但他手中的剑是脆弱的。
关于俄国沙皇的叔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其说不一，有人说他“坚强而干练”，也有人说他“有点不可思议……难以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也挥动着一把无力的剑：对俄国总动员启动的那部庞大而笨重的战争机器的有效管理是他无法胜任的，也许是任何人都无法胜任的。
统率英国远征军的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是一个很不得力的将军，但他属下的军长中有一位将要成为他的接班人的道格拉斯·海格爵士，至少具有两个基本的军事美德——顽强与无情。
作为英国的骄傲与力量的象征的第一喀土穆伯爵基钦纳爵士做了英国陆军大臣，尽管他对后勤知之不多，但他的姓名和声誉以及对于目的的专注精神，把英国陆军从一支小型职业精锐部队转变成了一支庞大的征兵制部队。
塞尔维亚的雷多米尔·普特尼克将军虽因病魔缠身而局限在一间“过热的房间”里，但他了解他的巴尔干人，且在战争棋盘上是一位天生的奇才。仪表堂堂，器字轩昂的比利时国王阿尔贝，或许是他的国家拥有的最好的心理战武器；他那坚不可摧的抵抗意志、体贴入微和忧国忧民之情使国人振奋。
在海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不是纳尔逊时代了，尽管几国海军中的某些次要指挥官显示了更为壮丽的时代精神。海军中将（后升上将）戴维·贝蒂爵士，一个歪戴军帽的彪形大汉，或许是纳尔逊传统的最够格的化身：他一身锐气、坚定不移；他不是学生，而是领袖。大战爆发时，他指挥第1战斗巡洋舰中队；后来他接替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任大舰队（英国主力舰队）司令。杰利科为人一丝不苟，头脑清醒。小心谨慎而缺乏想像力；他牢牢把握住最要害的东西，深知他肩负着保持英国制海权的重任；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他是唯一“能够在一个下午输掉这场战争”的人。但是他缺乏灵活性与勇敢精神；机会之神徒劳无益地敲他的门。
起初，德国方面没有一个具有同等能力的高级海军将领，但是从1916年1月起，莱茵哈德·舍尔海军上将，一个被称为“粗暴好斗的汉子”的真正的老水兵，指挥公海舰队（德国主力舰队）。“精力充沛而易冲动……感觉敏锐、具有海员慧眼”的弗朗茨·冯·希佩尔海军中将指挥侦察舰队。这两人均是才华横溢的将领，与其对手旗鼓相当。事后有人称希佩尔为“海军史上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这多少有点言过其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实行征兵制的国家的庞大军队错综复杂的动员过程，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集结其全部兵力；甚至动员的开始（这是不可能保密的）就标志着大战临头，表明战争的爆发已成定局。
尽管没有多少人想要打这场大战，但从1900年以后，战争的准备就越来越加速了。危机接踵而至，1905年摩洛哥危机（法德两国的殖民野心在该地相冲突）；190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危机（两地均为塞尔维亚斯拉夫人聚居的省份，当时被奥匈帝国并吞，因此激怒了塞尔维亚和俄国）；1911年在摩洛哥又发生了阿加迪尔事件（德国玩弄炮艇外交，但是，在戴维·劳埃德·乔治发表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之后被迫退却，劳埃德·乔治是位杰出的、情绪不稳定的威尔士人，当时任英国财政大臣）。迨至1914年那个决定命运的夏初，威尔逊总统的密友和顾问M·豪斯上校声称：“只需要一颗星星之火，就会闯下滔天大祸。”
一个半疯癫的18岁肺病患者，醉心于狂热民族主义剧毒的加弗利尔·普林西波，点燃了这颗火星。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儿和皇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对波斯尼亚进行该省被奥匈兼并以来的首次视察，陪伴他的是平民出身的妻子。事先有人警告他，说当地塞尔维亚居民有举行反对他的示威游行的危险，但他置之不顾。
6月28日，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当时除学者和旅行者之外，很少人知道这个地名），举行对大公的正式欢迎仪式。他受到了炸弹的欢迎。塞尔维亚“黑手党”（党魁是塞尔维亚总参谋部的一名上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人称阿匹斯，是“首屈一指的欧洲政治谋杀专家”）雇用的7名刺客部署在必经之路上。头一名刺客未获成功，炸弹从大公的汽车顶篷上滚落下来，炸伤了几名旁观者，另5名刺客逃之夭夭，其中一名被捕。普林希波留在那里。他用塞尔维亚总参谋部情报局局长给他的那支白朗宁手枪，砰砰几枪，声震全球。普林西波击毙了大公——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和他的妻子。他的同谋者立即向贝尔格莱德发报：两匹马高价卖出。
普林西波给“巴尔干火药桶”扔进了一颗火星。这个刺杀事件给维也纳提供了迫使塞尔维亚屈膝的机会。但是，俄国是斯拉夫塞尔维亚人的朋友。因此，奥匈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和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还得谨慎从事。他首先派了一名密使到柏林去谋求德国的支持。1914年7月5日这一天，按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威廉二世拿德帝国的全部资源作抵，（给维也纳）开了一张随意使用的空头支票……”。他保证全力支持，然后无忧无虑地乘他的游艇驶向挪威，从而在随后三周的危机期间摆脱了国务负担。
和平的希望仍然存在，因为当时世界并不知道由于威廉二世的轻率支持而使战争成为定局。即使如此，直到7月中旬，弗朗茨·约瑟夫老皇帝才用两个字表示赞成对塞尔维亚开战：“Dann ja”（那就打吧）。
接着（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一份苛刻的最后通牒，7月25日塞尔维亚除微小的保留外，表示接受，但时辰已到，世界大决战的日子已经破晓，人世间四大瘟神 [ 译者注：原文为Four Horse Men，指战争、饥荒、时疫和死亡。见《圣经·启示录》。 ] 都会降临。塞尔维亚实行动员；欧洲大陆上笨重的战争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德国怂恿它的盟邦奥匈迅速出击，在全世界面前造成既成事实。
到此已无回旋余地了；这场冲突再也不可能通过调停解决，也不可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了。人物和事件都卷进了这命定的历史洪流，一住无前，向着无法改变的劫难迈进。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二天，炮弹就落到贝尔格莱德。7月30日俄国开始总动员；德国向俄国提交最后通牒，稍后又向法国提交最后通牒。
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当天夜间，德军侵犯卢森堡以夺取西线部队运输和补给所需的铁路。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日晨，在事先发出最后通牒后。德国通知比利时，为了“安全”目的，德军将开进这个小国。阿尔贝国王呼吁援助；同德国、法国、奥地利、匈牙利和俄国一起尊重比利时中立的英国，则谋求各方的保证能够兑现。德国首相莫里茨·冯·贝蒂曼-雷尔韦格，“一位和蔼可亲但软弱无力的人”，对于伦敦将不惜为“一片废纸”而战，仅仅表示惊讶。1914年8月4日午夜，英国参加了这场正在扩大的冲突。
在英国下议院首相室内，[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思先生独自坐在那里，这时他的妻子玛戈特进来。
“这么说，一切都完啦？”她说。
他头也不回地说：“是啊，一切都完了。”
……，“我站起来，我的头靠看他的头”，她说：“我们眼泪盈眶，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一场大灾难开始了，按福洛顿的格雷子爵（他的光荣日子已经结束）的说法：“全欧洲的灯就要熄灭了；在我们有生之年，将再也看不到它们重放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