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第十六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1918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出自————《战争通史》
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
一
十一月八日上午九时，在贡比涅森林中，埃茨贝格尔一行被带进了一节火车车厢。在车厢内，德国人站在一张大桌子一边的椅子背后，椅子上贴着各人的名字。
几分钟后，福煦进来了，同来的还有魏刚和威姆斯海军上将以及另外两位英国海军军官。双方相互作了简短的介绍和冷冰冰地点头致意后，各就各位，面面相对。福煦转向翻译，用低沉的、冷冰冰的声音对他说：“问问这些先生们，他们有什么要求。”
埃茨贝格尔很惊讶地发现，在场的没有美国人、比利时人或意大利人。他用德语说：“我们来是为了接受协约国关于在陆上、海上和空中实行停战的建议的。”
当翻译们把“建议”两字译出后，引起了一阵切切私语。福煦立刻打断了他。“告诉这些先生们，我没有什么建议，”他简单地说，并欠起身子，仿佛要走的样子。
冯·奥本多夫伯爵从桌子那边探过身来。“元帅先生，”他连忙说：“这是个很严肃的时刻，无需在措词上争吵。你希望我们怎么说好？这对我们来说根本无所谓。”
“先生们，你们应当说明你们有什么要求，”福煦粗暴地说。
“你知道，元帅先生，”奥本多夫接着说，“我们是根据美国总统的信到这里来的。如果你允许，我将宣读这封信。”他大声地把信念了一遍，停了一会又说：“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就是说，你们将向我们通报停战的条款。”
这时，魏刚开始宣读那十八条苛刻的条款 [ 注：他们的主要条件是：十四大内退出被占据的领土，包括阿尔萨斯－洛林在内，交山全部潜艇，把十艘战舰、六艘重型巡洋舰、八艘轻型巡洋舰和五十艘驱逐舰扣留在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港口里；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布达佩斯条约；赔偿损失，立即交还从被占领区掠去的财富和证券。 ] 。福煦注意到，冯·温特费尔特将军脸色苍白，抽泣了几次。范泽洛上尉眼里充满了泪水。福煦说，“先生们，我把这个文本交给你们：你们要在七十二个小时以内答复，在此期间，你们可以向我提出具体意见。”
埃茨贝格尔恳求道，“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元帅先生，不要等七十二小时了吧。今天就停止敌对行动吧。我们的军队已经一片混乱。他们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在整个德国蔓延开来，还会威胁到法国的安全。”
福煦说，“我不知道贵军的情况，我只知道我军的状况。我不但不能停止进攻，我还在发布命令，要他们以加倍劲头进攻。”
冯·温特费尔特将军依然很不平静。他插进来说：“元帅先生，我们的人员需要互相协商一下，讨论贯彻执行协定的具体细节。”接着他念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指出在研究停战协定期间，将会有多少人在战争中死亡。
但福煦毫不松动。他说，“各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各自的条件，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前，进攻不能停止。”
埃茨贝格尔请求允许他用一般文字给麦克斯亲王和兴登堡发一份电报，但福煦坚持一定要用密码或专门派信使送去，否则一个字也不许发出。埃茨贝格尔请求宽容一天，以便等待德国政府的答复，这个要求也遭到福煦的拒绝，他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之前必须作出回答。
德国人商量一阵后，要求为此向柏林和斯帕各发一份电报。他们还请求派冯·黑尔多夫去斯帕走一趟，也得到了许可。德国人要他告诉最高统帅部，看来不大可能允许他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反建议，但他们将尽力而为，多争取一些让步。黑尔多夫午后一点钟就出发了。
在整个德国，有组织的革命的烈火正在向各地蔓延。在腓特烈港，策佩林工厂的工人成立了委员会。在斯图加特地区，包括规模很大的戴姆勒工厂，工人们举行了罢工，他们在社会党人领导下，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水兵举行了暴动。他们在陆军士兵的支持下成立了委员会，并迫使市长承认了他们的权力。
在卡塞尔，全体驻军，包括指挥官，都参加了暴动，而没有发一枪一弹。在科隆，当四万五千名驻军宣布支持共产党时，发生了一些枪击事件，但很快市内就恢复了平静。在汉诺威，平民暴动获得成功。当局虽然下令军队镇压，但大兵反戈一击，纷纷参加了暴动者的行列。在杜塞尔多夫、莱比锡和马格德堡，情况也是同样。
德国各地的地方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被工人委员会、水兵委员会或陆军士兵委员全接管。柏林本身实际上陷于包围之中，通讯联络遭到严重破坏，乃至弄不清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警方已经意识到，首都即将爆发一场全面的革命，但官员们对如何制止这场革命，意见不一。柏林的军事总督得悉满载赤色水兵的火车正从各地向首都开来，于是着手派飞机去轰炸。国防大臣连忙撤销了这个命令。军事总督只好辞职。正在休假的军官们奉命到国防部报到。他们全副戎装，携带随身武器来到国防部大楼。政府看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慌，担心他们集合在一起会被误解为要发动一次白色反革命。迷惑不解的军官们乱哄哄地转了一阵子，就渐渐地散开了。
在柏林，人们都聚集在各家报社的展览橱窗前面，等着看来自斯帕的消息。皇帝会退位吗？在首相府，麦克斯亲王给皇帝陛下写了一个报告，用电话传到斯帕。他说，至关重要的是，必须让造反的社会民主党人继续留在政府内，并制止群众加入极端分子的行列。为此，皇帝必须马上宣布，一俟停战谈判允许选举立宪议会，他即行退位。在此之前，皇帝陛下应当任命一位代理人。但是当报告送到威廉手里时，他不慌不忙地说：“请告诉帝国首相，皇帝不打算退位。”
那天整整一个下午，麦克斯亲王十分痛苦。当他获悉负责保卫柏林对付反叛者的军事总督辞职，红色革命也席卷其它城市的消息时，他决定亲自向皇帝发出请求。“我必须以亲戚的身份同你讲话，”他在电话中用单数第二人称对皇帝说，“为了防止德国陷入内战，为了使你作为缔造和平的皇帝把自己的使命履行到底，你有必要退位。现在所流的鲜血要算在你的账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你要对目前的局面负责。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但人们确实这样看。如果现在你退位能够制止内战或更糟的局面发生，你的名字将为世世代代所铭记。”他谈了二十分钟，但皇帝不肯让步。他发誓要依靠军队来恢复国家秩序，并已经发出了必要的指示。
麦克斯亲王无可奈何，他请求皇帝立即解除他的职务，任命一位新首相。但皇帝陛下不客气地说：“是你提出停战的，还是你来接受这些条件吧。”
议员汉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波茨坦广场上的人群中挤过去，因为一个团的头戴钢盔的士兵正从广场穿过。“在通往波茨坦大街的拐角处，架起了机枪。在吕佐夫大街上，有几个营已作好了打仗的准备。”他回到了柏林市中心。“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们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聚在一起听演讲。很明显，一场风暴即将来临。”
当天晚上，首相快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有人向他建议采取一项可能迫使皇帝退位并控制住工人和士兵的措施。他只需向报界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就行了；“我深信皇帝必须退位。我已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并将迫使他退位。清大家保持耐心，等到停战协定签订后再说。”
但他没有这样做。“很明显，按照他们的建议，等于是要我发动政变。我回答说，叫我反对皇帝，我不干。”
二
第二天（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早晨，天气很冷，阴沉沉的。麦克斯亲王睡觉醒来，等待着他的是更多的坏消息。头天夜里，独立社会党人发出了在柏林举行总罢工的号召。麦克斯亲王现在主要指望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沙伊德曼和艾伯特的支持了。这两人曾对他说，如果皇帝退位的话，他们将设法制止罢工。沙伊德曼一夜没有合眼，清晨不到七点钟就给首相府打电话，问“皇帝退位没有？”回答是还没有，不过请再等一等。沙伊德曼说，“我只能再等一小时，如果到时候他还未退位，我可要辞职了。”九点钟不到，他又打了一次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也许要到中午”。沙伊德曼大声说，“我不想等到那时再下决心，请告诉首相！我马上就辞职。一刻钟之内你们将会收到我的辞呈。”对方问他，何必着急呢？“能不叫人着急吗？对不起，我不能一拖再拖，否则就悔之晚矣。”
大约过了十五分钟，前外交大臣冯·欣策从斯帕给首相府打来电话。他说，最高统帅部已决定立即告诉皇帝陛下，军队不能、也不会支持他打内战。
副国务大臣瓦恩舍弗说，“既然这样，那就只有退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斯帕方面对此没有异议，瓦恩舍弗连忙打电话给艾伯特，要他制止罢工，说皇帝就要退位了。
艾伯特说，“来不及了！球已经开始转动了。已经有一家工厂的工人走上了街头。”他答应尽力而为，但不出一小时，已有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工人参加了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市中心行进。人们举着标语牌，上写：“兄弟们！不要开枪！”有人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获悉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反叛者袭击了一个兵营，造成了流血事件。几分钟后传来一则消息，使麦克斯亲王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瑙姆贝尔格·耶格尔的几个营跑到叛乱分子那边去了！”
在帝国议会，汉森发现议员们一个个都垂头丧气。“风暴已经临头，这一点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君主政体的末日已经到来。一位朋友匆匆跑来见他。“所有十字街头都架起了机枪，”他说，“一场流血战斗眼看就要发生，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共和国很快就会宣布诞生。”汉森走到走廊上，想打听一下楼上社会党议会多数派开会的情况。他看见艾伯特正好从楼梯上下来。他还是那样沉着、冷静。同往常一样，他友好地向汉森微微点头，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然后不动声色地走了。然而他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同事们却沉不住气了，显得有点慌张。一个名叫舍普林的人对汉森说，“唉，这下可全完了。”
“你们已经退出政府了吗？”
“是啊，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得不投身革命，如果我们不想失去对群众的领导权的话。”
财政大臣走过来搭腔。“不过那多么可怕呵，”他惊叫起来，两腿哆嗦着。“非这样做不可吗？”
“是的，这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舍普林说。“我们再也控制不了群众啦。他们已经撇下工作走上了街头。他们恨透了那个骗子。这家伙硬是不肯退位！”
“我们估计再等一会皇帝就将自动退位，”另一个人说。‘如果到中午他还不退位，他将被废黜。看在上帝的面上，请你们过几个小时再作决定吧！”
“不行，我们的决心已经下定，不能动摇。唯一的问题是要防止流血。”
财政大臣绝望了。“我们将立即宣布废黜皇帝。请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撤销你们的决定！”
“不行，决定不能撤销！”舍普林说。“木已成舟，皇帝怎么做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
那天早晨，在斯帕的弗雷诺伊塞堡，皇帝陛下起得很早。他知道今天是决定他的命运的日子。头天夜里，楼下的电话铃响了整整一夜，军官和卫兵不停地唠唠叨叨，时而发出军刀和靴刺的碰击声。当他走出宫外散步的时候，周围大雾弥漫。“他脸色阴沉，但看不出焦虑不安的迹象。”他告诉卫兵，如果陆军元帅来找他，就叫他在附近找。这时，他的副官尼曼少校也来了。雨点随同秋天的最后一批树叶慢慢往下落，这种情景似乎使皇帝又兴奋起来。他谈到布尔什维主义如何迅速地在奥匈帝国和德国蔓延开来。“面对一场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灾难，继续打仗是荒唐的，”他说。“对这种疯狂的势头必须用坚固的壁垒来阻挡。可以预期，敌人总有一天会看到整个欧洲文明所面临的危险，如果德国落入布尔什维主义之手的话。”
在布里坦尼克饭店，冯·欣策海军少将给兴登堡带来了来自柏林的最新电报。电报警告说，除非皇帝陛下马上退位，否则君主政体将会被革命所摧毁。欣策劝兴登堡告诉皇帝，他的地位已经没有希望保住了。这时，陆军元帅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无可奈何地来到陆军将军的办公室，双拳紧握，两眼被泪水泡得红肿，用嘶哑的嗓子对格勒纳说，他确信皇帝必须立即退位。现在就等他们俩向皇帝陛下提出这个方案了。
一向镇定自若的格勒纳吃了一惊。转变得太突然了。他个人无法接受这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兴登堡抱歉地说，他“来不及”早一点告诉格勒纳。在开车前往弗雷诺伊塞堡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兴登堡的嘴唇不停地打颤，他使劲地咬住它们，强作镇静。上午十点钟，皇帝在一间面朝花园的房间里接见了他们，房间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内冷嗖嗖的，只有壁炉里生着火。皇帝靠在炉台旁，由于寒冷和内心的不安，身子直打哆嗦。
他要他们先报告局势，但兴登堡的嗓子哽住了。他说不出话来。眼泪簌簌地往下流。他请求让他辞职。现在只能由格勒纳来说兴登堡所无法说出口的那些话了：军队的情况已经毫无指望了；国家掌握在革命者的手中了。德国国内已经有部分军队反水，跑到叛乱分子一边去了。在柏林，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要叫军队去镇压革命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军队已经再也无法守住前线了，停战协定必须缔结，而不管条件如何，并且越快越好。
皇帝的老副官冯·普勒森将军和皇储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不同意格勒纳的估计。他们说，大部分军队仍然忠于皇帝，内战也有希望避免，但兴登堡和格勒纳坚持说，军队甚至连给养都拿不到，已经没有一点儿希望了。
“皇帝陛下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束手向革命投降，”冯·普勒森将军激动地说。四十年来，他一直尽量设法减少威廉的痛苦。必须立即把前线的部队调去镇压革命。
格勒纳认为这是胡扯。如果命令士兵回国作战，部队内部就会打起来。结果将是一片混乱。
这番争论打动了皇帝。他的最大愿望是使国家避免内战。“在停战协定签字之前，我将继续留在斯帕，”他说，“在那以后我将率领我的军队回德国。”
皇帝陛下意识不到，整个革命的矛头是对准他的。格勒纳决定直言相告，便说，“陛下，你已经没有军队了。军队将在其领导人和指挥将领的统率下和平地、有秩序地回国，但已经不再听从陛下的指挥了，因为他们已不再支持陛下了。”
一直镇定自若的威廉这时失去了控制。两眼射出怒火。他说，“阁下，我要你拿出用白纸黑字写的声明来，而且要由我的所有将领在上面签字，表明军队已不再支持他们的总司令了。难道他们没有对着我宣读过军人誓词吗？”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陛下，誓词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格勒纳阴郁地回答说。
这活激怒了冯·德·舒伦堡伯爵。他忘了有皇帝陛下在场，大声嚷嚷起来，说大敌当前，无论是军官和士兵都不会背叛皇帝的。
“我得到的情报不同，”格勒纳说。
一阵沉默。兴登堡感到有必要支持格勒纳。他说，他同格勒纳一样，“也无法担保军队的忠诚”。
听了这些话，皇帝的怒气反而消失了。他感到震惊，拿不定到底如何是好。他要求他们逐个向司令官们了解军队的士气。他说，“如果你们向我报告，说军队已不再忠于我，我就准备退位——不过，在此之前，我不想离开。”会议到此结束。他带他们到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继续商量。
皇帝看起来仍然很镇定，侃侃而谈，但格勒纳的话显然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显然还没有打定主意，”冯·格吕瑙男爵后来回忆道，他当时单独同皇帝呆了几分钟。“他总的情绪是悲伤地听天由命，但又表现出他已经意识到了退位的必要性，而且将横下一条心来面对这一困难的决定。”他曾对格吕瑙说，他准备退位，如果这是德国人民的意志的话。“我执政的时间够长了，已经领悟到当皇帝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不想抓住权力不放。”现在应该由别人登台表演，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把事情办得好些。
然而舒伦堡和普勒森仍试图说服皇帝陛下不要让步。这时皇储来了，舒伦堡连忙跑出来把上午商量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他请求皇储劝阻他的父亲不要匆匆忙忙地作出无可挽回的决定。
皇储寒心到了极点。他来到花园，看见他的父亲身边围了一帮子人。“那里有十来个身穿灰色制服的人，而地上则铺满了晚秋时节的落花，都褪了色，枯萎了。四周的小山笼罩在雾霭之中，山上堆满了厚厚的一层落叶，有绿色的、棕色的、黄色的、红色的。此情此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皇帝正在情绪激昂地对身边的人讲话，一面作着有力的手势。他望见儿子来了，便向他点点头，叫他过去，同时自己也迎上几步。当皇储走到他父亲面前时，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表情异常激动——憔悴而灰黄的面孔不停地抽搐着。”
没等皇储同兴登堡等人打招呼，皇帝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说他已无法回柏林去，因为革命已经爆发，他打算退位，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兴登堡。皇储竭力安慰他，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如果作为德皇真的不得不退位的话，那末他至少应该继续担任普鲁士的国王。
“那是自然喽，”皇帝说。
舒伦堡立即表示赞成这个主张。皇帝陛下应该把普鲁士的军官和士兵纠集起来。他们会支持他战斗到底。
“他们会为了国王而去镇压人民吗？”欣策问。
舒伦堡无言以对。他只好承认，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无论如何，皇帝必须仍当普鲁士国王。”
皇储建议他父亲同他一起到前线去，然后率领他的集团军群打回来。他们共同努力就能重新夺回德国。但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海耶上校带来了三十九名主要军官的消息。他向这些军官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皇帝能够率领他的军队用武力重新征服德国吗？只有一名军官的回答是肯定的，二十三人的回答是否定的，其他人则含糊其辞。第二个问题是，军队愿意在国内战线同布尔什维克打仗吗？八人回答愿意，十九人回答不愿意，十二人不明确表态。
海耶说，“军队仍然忠于陛下，不过他们已经精疲力尽，没有斗志了，只想休息，过安宁的日子。眼下他们不会向国内进军，就是陛下亲自率领也无济于事。他们也不会向布尔什维主义开战；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停战，越早越好；因此，每个钟点都是重要的。”
那么，如果我退位，军队是否就愿意打回国内去呢？皇帝问。舒伦堡发誓说，他们不会违背自己的神圣誓言，而在困难的时刻背弃他们的君主和最高统帅的。格勒纳听了这话，耸耸肩膀，不客气地说：“军人誓词？统帅？这些不过是说说而已，说是说了，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舒伦堡很生气。他反驳说，这些说法只能说明格勒纳“不了解前线军人的心情”。军队仍然忠于自己的誓言，绝对不会抛弃皇帝。
这时欣策说话了，才使争论平息下来。他说他刚才同麦克斯亲王通过电话。柏林的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只有皇帝陛下立即退位，才能拯救君主制。听了这番话，大家都不作声了。皇帝以恳求的目光看着兴登堡。陆军元帅发呆似地站着，一言不发，露出绝望的神情。
最后皇帝开口了，他的嗓子发哑，在他儿子听来，简直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他指示欣策打电话告诉麦克斯亲王：“如果只有他退位才能使德国避免陷入全面内战的话，他就准备放弃帝位，但他仍然是普鲁士的国王，而且不打算放弃军队。”
长时间的沉默。当欣策开始打电话时，舒伦堡提醒说，这样重大的决定，必须有个书面记录才好。皇帝谢了他的提醒，然后指示欣策起草一个声明，由他签名。“吃顿好饭，抽根好雪茄吧，事情就会好的，”皇储说。说完，他就同皇帝和他的随行人员一起进餐去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谁也吃不下。
三
那天上午，麦克斯亲王一直耐着性子等待斯帕方面的消息。他给弗雷诺伊塞堡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打通。快到中午了，还没有消息。现在他必须作出抉择，要末继续等待，要末自己负责采取行动。但是他很清楚，他没有权力这样做，于是他给沃尔夫通讯社送去了一则声明：
皇帝兼国王已决心退位，帝国首相在有关皇帝退位、皇储放弃帝国和普鲁士的王位继承权以及组成摄政执政田等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将继续留任……
消息传出，社会民主党人马上派了一个代表团来见麦克斯亲王，要求他把政府移交给他们，以维护和平与秩序。代表团团长艾伯特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党和独立社会党都坚决支持我们。甚至连士兵们也都站在我们一边。”
麦克斯亲王和他的大臣们表示要商量一下再给他们答复。这时，一辆插着红旗、架着一挺机枪的军车隆隆开过威廉大街，等在首相府外头的人群发出一阵欢呼声。会议开得很短，因为麦克斯亲王知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辞职。他的大臣们谁也没有劝阻他，倒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首相把艾伯特请进来，问他是否准备接替他的职务。
“这是个棘手的职务，不过我愿意把它接过来，”他说。
“那么你愿意在宪法的范围内担任政府首脑吗？”佐尔夫问。他表示愿意。“即使是君主制宪法，也愿意干吗？”
“要是在昨天，我会回答：是的，绝对如此。可是今天，我必须先同我的朋友们商量一下。”
麦克斯亲王说，“那好，现在我们必须解决摄政问题。”
“这已经太晚了，”艾伯特说，他的追随者也异口同声地大声说，“太晚啦！太晚啦！”
新首相留在首相府，同他的未来的内阁成员们谈话。他的同事菲利晋·沙伊德曼匆匆跑到议会去告诉他的党内同志们，艾伯特已成了德国的新领导人。然后他在议会饭厅喝了一碗土豆汤。正喝着一群工人和士兵冲进来，要沙伊德曼对聚集在外面的群众讲讲话。他们说，左翼斯巴达克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经在皇宫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并计划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为了抢在斯巴达克派的计划之前，沙伊德曼立即放下汤匙，向阅览室跑去。他跑到阳台上，汉森跟在他的后面（他当时正好也在阅览室）。“这儿最好，”汉森听到沙伊德曼大声地说。“我应该站在栏杆上！”他爬了上去，看见汉森在后面就说：“我讲话的时候，请扶着我的腿。”
外面聚集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声鼎沸，但沙伊德曼一露面，立刻鸦雀无声。“公民们！工人们！党内同志们！君主制度已经垮台。很多军人已经站在我们一边。霍亨佐伦王朝已经垮了。”接着他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人群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就这样，沙伊德曼自作主张地宣布了共和国的诞生。回去继续喝汤去了。”
汉森挤出人群，想看看外面的情形。“在通往议会大厦的每条街上，都有望不到头的游行队伍。男男女女举着红色横幅。街上行驶的车辆上都插着红色标语牌。几乎家家户户都挂了红旗。天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红布。一辆辆满载步兵和机枪手的大卡车风驰电掣地穿过大街，他们同仍然不肯投降的士兵交上了火。但看来大多数士兵都转向革命，反戈一击。在皇宫那边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不时传来机枪的嗒嗒声。到午后，街上少数地方还有路障，因为战斗仍在继续，但总的看来革命者已经全线获胜。显然，第一次冲击就把旧秩序的抵抗彻底粉碎了。
他看到一群“年轻的畜生”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从车里拖出一位年迈的将军。“我已经不是现役军人，”他抗议道。“我曾光荣地参加了三次战役；放开我，让我回家。”但他的请求完全是徒劳的。他的勋章被扯下来扔在人行道上，钢盔也被摘下来扔掉了，他的军刀被砸碎了，臂章也被摘了下来。
在议会餐厅，沙伊德曼还在继续喝汤，艾伯特来了。“你无权宣布共和国成立！”新首相气呼呼地说。这样冒冒失失地宣布成立共和国，就等于取消了现在的宪法，从手续上说，国家就没有了政府。“德国到底应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共和制还是其它形式，应该由立宪议会来决定！”说完，艾伯特气冲冲地走了。但他也只好默认他的同志的这一冒失行为。于是，德意志共和国就以这样一种完全是非正式的、几乎是偶然的形式诞生了。
吃过中饭，皇帝及其随行人员来到客厅，商议如何起草公告。冯·欣策海军少将在隔壁屋子里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首相府。但当他刚刚开始宣读公告，副国务秘书瓦恩舍弗就打断他的话。“这没有用了，应该宣布彻底退位才是，欣策先生必须听听电话中对他说些什么。”欣策坚持应该先宣读皇帝的公告。这时对方通知他，威廉完全辞去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的职位的消息业已由沃尔夫通讯社公之于众了。
欣策十分震惊，他大声说。皇帝并没有授权这样做。这时，前首相麦克斯亲王夺过话筒，承认是他决定宣布皇帝退位和皇储放弃继承权的消息的。
欣策一面继续抓着话筒不放，一面请皇帝过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惊呆了，茫然若失地回到客厅，简直不敢相信他刚才听到的消息会是真的。大家沉默了几分钟，谁也说不出话来。“我们脚下的地就象要陷下去似的，”皇储后来回忆道。
“这是政变，”舒伦堡说，“是一次暴力行为，陛下不应当屈服。普鲁士的王位属于陛下。作为军队统帅，陛下应当继续同军队在一起，这是绝对必要的。我保证军队将会继续忠于陛下。”
“我是普鲁士国王，”皇帝慢条斯理地说，“我将继续担任国王。我还将以这种身份继续同我的军队在一起。”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尽可能保持威严，强作镇静，但不一会儿情绪就变了。“叛变，先生们，”他叫起来。“赤裸裸的、无耻的叛变！”他怒气冲冲地开始在电报纸上起草“抗议声明”。但当他的儿子请求他进行抵抗，并表示要调自己的军队来镇压国内的革命分子时，他拒绝了。他不希望德国人自相残杀。
下午三时半，他的顾问们在兴登堡的别墅里开了一个会。将军们声称他们确实可以使用军事手段迫使柏林方面撤消已经宣布的退位消息，这时兴登堡坚持要求让皇帝到某个中立国家去暂避一时。“假如皇帝被叛军裹胁到柏林，象俘虏那样向革命政府投降，我可担当不起。”有人提议到瑞士避难，但兴登堡坚持认为荷兰最合适，因为那里也是君主政体，而且离这里只有六十英里。
下午四时，这批人（除舒伦堡伯爵以外）回到弗雷诺伊塞堡。皇帝感慨地说，“我的上帝，你的神灵在哪里？”他告诉他们，他已命令他儿子通知军队他将继续担任普鲁士国王，但是作为德国皇帝，他已经退位了。接着他回过头来，绷着脸对陆军司令格勒纳说：“以后你没有最高统帅了。”
现在要由兴登堡出来说明，军队的力量已不足以把革命镇压下去。“我必须建议陛下退位，到荷兰去。”普勒森不同意。“最重要的是，不能离开！”他强调说。其他将领认为，很难保证皇帝的安全。他们对尼古拉二世被判记忆犹新。“难道皇帝就不会遭到同样命运的威胁吗？”
欣策打断了他们的争论。他说，无论怎样，让皇帝去荷兰的计划必须着手执行，这种谈判颇费时日。这时，据欣策说，皇帝突然大发雷霆。“你也许认为，我已经无法同我的军队呆在一起了？”他问道。欣策没有回答。皇帝在屋内踱来踱去。最后他停了下来，心平气和地要他的前外交大臣去同荷兰政府进行必要的交涉。
然后，舍尔海军上将及其部下进来向皇帝道别。“我再也没有海军了，”威廉对他们说，接着就出去了。兴登堡悲伤地回到布里坦尼克饭店，他没有想到，他再也见不着他的君主了。
在柏林，无论是宣布皇帝退位的消息，还是由温和的社会党人接管政权，都没有能使那些自称是斯巴达克（一位领导反罗马人的暴动的奴隶的名字）派的激进左翼分子平息下来。他们走上街头，发动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回可不是温文尔雅的慕尼黑起义了。下午三、四点钟，柏林市中心已经挤满了好斗的群众，暴力行动一触即发。偶尔可以听到枪声，共有十几个人被打死，但各处的暴民始终没有完全失去控制。
布吕歇尔亲王夫人从她的住处看到外面这样的情景：“在行进着的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一辆辆满载着士兵和水兵的大卡车，艰难地向前行驶着。士兵们挥舞红旗，兴高采烈地高呼口号，他们显然是想煽动罢工者诉诸暴力。卡车上的年轻人穿着土灰色的制服或便服，手持上了子弹的步枪，枪上扎着一面小旗子。他们不时地从座位上跳起来，强迫士兵和军官们把领章和帽徽摘掉，如果有谁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这是暴民的典型形象。这些人多半是十六到十八岁的青少年，看来他们对自己突然得到的权力十分得意，一个个眉开眼笑地坐在灰色汽车的条凳上，活象恶作剧的学童。但一天下来，有时他们难免也会遭到很多伤害，因为有些军官当然拒绝听他们摆布，这就造成了流血甚至死亡……”
据车间工会领导人里夏德·米勒说，暴乱的固有特征在于它是一股自发的力量。“看起来这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士兵好象是准从一个地方进行领导的，但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命令。”
据另一个目击者夏尔马·沙赫特说，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景象。“卡车所到之处，人们显出麻木不仁的神情，他们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红色革命者叫喊着，挥舞着枪支，而且到处仗势欺人。然而就在他们的队伍中间、前头和后头，人们照常各走各的路，波茨坦广场仍象往日那样一到中午就挤满了人群。这是一种十分奇怪而又意味深长的现象——卡车上的人在闹革命，而过往行人却漠然置之，它表明了德国所处的混乱局面。
快到下午四点钟了，斯巴达克派领袖李卜克内西仍在十字路口的屋顶上向群众发表演说（皇帝也曾几次从那里向他的人民发表过讲话）。“自由之日已经破晓！”他大声地对下面的人群说。“霍亨索伦王朝的成员再也不会站到这个地方来了……我宣布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它将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我们把手伸向他们，呼吁他们完成世界革命。你们当中愿意搞世界革命的人，请把手举起来宣誓。”人们刷的一声立即把手伸向空中，同时异口同声地发出一阵欢呼声，表示支持。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如果说不是法律上的话）宣告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灭亡。第二帝国是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在法国诞生的，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祖父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宣布登基为德国皇帝一世。
也许最使德国人震惊的是，他们发现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竟坐在首相府内。一天工夫，霍亨索伦王朝崩溃了，一位平民、前马鞍匠接管了政权。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艾伯特本人坐在掌权的位子上也感到不安。他知道他的掌权对那些在帝国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况且，他甚至也不能代表大街上那种激进的精神。那么他到底代表谁呢？他惊慌失措到了如此地步，当黄昏时分麦克斯亲王前来向他辞行时，他竟然请求他留在柏林当帝国的“摄政官”。麦克斯亲王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日子已经过去了。他说，“艾伯特先生，我把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托付给你了。”
“为了这个帝国，我失去了两个儿子，”新首相伤心地说。
皇帝退位的消息使班长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些热情的爱国者大为震惊。当时他因双目受毒气熏染一度失明，正在波美拉尼亚一家医院住院治疗。一位衣冠楚楚的年长的牧师来告诉病人皇帝已经退位，国家现在已成了共和国。希特勒后来回忆道，当这位年老的牧师颂扬霍亨索伦王朝的好外时，他“开始低声抽泣起来，小屋内每个人的心头都感到无比深重的压抑，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住眼泪”。牧师接着说，战争看来是要结束了，一切都完了，我们只好听凭得胜的协约国的宰割了。在希特勒看来，这样的结局是无法忍受的。“我再也坐不住了，一分钟也不行。我的眼前再次一片漆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往床上一躺，把滚烫的脑袋深深地埋在被单和枕头下面。”这种大失所望的心情促使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我一生中最犹豫不决的问题，即我是应当进入政界还是继续当建筑师的问题，边回算是解决了。那天夜里我打定了主意，如果我的双目能够重见光明，我就进入政界。”
那天黄昏时分，皇帝犹豫了一阵之后决定去荷兰，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兴登堡。几分钟后欣策来了，他开门见山地告诉陛下，一切均已安排就绪，可以启程了。晚上七点半，皇帝坐上汽车来到御用列车。途中，他对陪同他的两名军官说，他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同意出走的。现在他感到他还是应该留下来，“哪怕只有少数军人忠于我。我将同他们一起战斗到底，如果我们都被杀死了，那也没什么，我不怕死。而出走等于是要我抛弃我的妻子和儿女。不，这不可能。我要留在这里。”
这最后一分钟的动摇持续到上了火车之后。一个小时内他三次改变主意，最后一次在餐车上，他用拳头猛击桌子，大声说：“我要留在这里。我不走了。”
晚餐时的气氛是阴郁的，大家都很少说话。当威廉用完饭离开餐车时，冯·格吕瑙男爵告诉他，外交大臣刚刚来电话，要求他拿定主意。如果他们去荷兰的日期推迟，那就使得人人皆知了。
陛下立刻回答说：“很好，不过明天早晨再说吧，”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回到他的私人车厢去了。这回他倒是说话算数的，他在写给皇储的信中解释了决定出走的原因：
吾儿知悉：
鉴于元帅已不再能保证我的安全，也不再能保证军队对我的忠诚，我在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决定离开这已经瓦解的军队。柏林已完全不在我们手中，它已落入社会党人之手，那里成立了两个政府——个以艾伯特为首相，另一个由独立社会党人领导。在军队开始返回国内之前，我建议你坚守岗位，务使军队不要分裂！上帝保佑，我确信我们后会有期。详情将由冯·马沙尔将军转告你。
你的处于困境的父亲威廉
他命令火车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开动。
新首相此刻仍然在他的官邸里，身上只穿一件衬衣，不停地来回踱步，苦心孤诣地想找出一些办法来支撑他那脆弱的权威。谁会支持他呢？如果军队反对他，该怎么办？这时，艾伯特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这是同斯帕最高统帅部联系的直通电话，他知道他的命运将决定于电话里说些什么。他的手哆嗦着，拿起了话筒。
“我是格勒纳，”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军人的声音。他问，新政府愿意设法使国家不陷入无政府状态并恢复秩序吗？艾伯特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的。“那好，最高统帅部将维护军队的纪律，让他们和平地返回国内。”他透露皇帝将到国外流亡，由兴登堡全权负责。
“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艾伯特问。
“最高统帅部希望政府能同军官们合作，共同来镇压布尔什维主义，维护军队的纪律。它还要求保障对军队的供给，防止交通运输中断。”艾伯特几乎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几分钟前看来还是没有希望的事现在成了现实。军队支持他。
这个也许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它不仅标志着一个伟大帝国的灭亡，而且还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四十八年前，俾斯麦实现了他统一德国的夙愿，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德国和德国人的新形象，一种团结和坚忍不拔的形象。然而现在，这种形象突然消失了。一夜之间，东普鲁士容克大地主和大企业主们的安全赖以依存的基础崩溃了；一夜之间，随着帝国国旗的降落，被大多数德国人作为他们那种保守而爱国的生活方式之基础的政治哲学明显地瓦解了。
四
星期日凌晨二时，皇帝的司机瓦尔纳被叫醒了，他接到命令，要他带领一个由大约十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到斯帕附近的车站去。瓦尔纳必须把车上平时挂的旗帜和表明这是御用车的其他任何标志统统取掉。车队在黑沉沉、雾漫漫的夜色中缓缓行驶着。
两个小时后，皇帝的随从们聚集在餐车上。陛下进来了，他竭力控制自己，显得镇定自若，照例同每个人友好地握握手。半个小时后，他们正在用早膳，火车提前开动了，没有发出任何讯号。坐在车上的还有皇帝的部分保镖。火车开到指定的车站停了下来，皇帝和三名军官下车上了瓦尔纳的汽车。小汽车立即出发，前面有一辆车开道，后面跟着两辆车。刚过七点钟，他们来到埃斯顿村附近的荷兰边境。由于是星期天，没有边防军值班，汽车喇叭叫了半天，才从边防检查站出来了一位睡眼惺忪的军士。他看到这些人穿着德国军装，拒绝把拦路的铁链放下。他要求看护照，但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却只有身份证。这不管用。外国人需要有护照。皇帝及其随从人员只好在寒冷中等待，一边抽着雪茄。最后终于通过电话联系妥了，要有关人员好好接待皇帝，于是他被护送到了一个火车站。月台上有些人认出了他。“嗨，这家伙完蛋啦！”几个人喊了起来；另外一些人高呼口号：“法兰西万岁！”直到御用列车开过来，威廉再次上车以后，这种难堪的局面才告结束。
就在威廉不耐烦地站在这个小车站的侧线上等待的时候，荷兰女王召开了内阁会议。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决定同意让德国君主避难，并说服本廷克伯爵（他也曾荣获圣约翰骑士勋章）答应到他的庄园避难。
第二天早晨，柏林市民醒来后，发现保皇报纸的报头上没有再印忠于霍亨索伦皇族的那些套话。柏林的《本地报》现在改名为《红旗报》，《北德意志报》改成了《国际报》。
中午，首相艾伯特会见了顾问们，包括前政权的一些官员，他们讨论了停战协定的条款以及最高统帅部提出的“立即原封不动地接受协约同的条件”的要求。应该怎么办，他们对此已没有什么疑问，于是给斯帕的最高统帅部发了电报，指示他们通知埃茨贝格尔接受福煦的条件。同时打电报给威尔逊总统，请求他运用他在协约国中的影响，把德国被迫接受的那些“可怕的条件”放宽一些。
在贡比涅的列车车厢中，埃茨贝格尔只知道皇帝已经退位，成立了以艾伯特为首的新的人民政府。埃茨贝格尔和其他代表心里在捉摸：这到底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艾伯特会不会毫不迟延地接受严峻的停火条件？最高统帅部的态度又如何？埃茨贝格尔和奥多夫一边在森林中散步，一边等待着德国国内的消息。这一天风和日丽，保卫人员允许他们在一块广阔的四周用篱笆围起来的地区内漫步。时间过得十分缓慢，一直等到下午七点半，才终于收到了两份电报。一份是柏林拍来的，落款是：“帝国首相，三○八四”，电文是：“德国政府接受十一月九日的停战条件。”另一份是最高统帅部拍来的，授权埃茨贝格尔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但又指示他向对方指出，这些条件将会在德国引起饥荒，如果可能的话，同他们谈判争取较好的条件，使人民能够得到充足的食品。
两份电报都转到了巴黎。克莱孟梭对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很生气。“他们不签字还想等待什么呀？”他说，随即命令福煦要求立即签字。魏刚将军把两份电报拿给埃茨贝格尔看。这意味着是最终的接受吗？埃茨贝格尔说，是的。首相签名所用的“三○八四”的代号表明这份电报是可信的。但其他代表表示，在收到兴登堡用密码发来的电报之前，他们拒绝在最后条款上签字。
晚上将近九点钟的时候，兴登堡的电报终于来了。他要求修改若干条款，但如果协约国不同意，他们就签字。现在他有权结束谈判了。埃茨贝格尔给最高统帅部发了一份电报，建议要求威尔逊“立即开始就实现初步和平举行谈判，以便避免出现饥荒和无政府状况。”这时已是第二天凌屉两点零五分，他最后通知福煦元帅，德国代表团准备参加最后一次会议。
得悉签字仪式即将举行，豪斯上校打电报给威尔逊，建议由他向国会宣读停战协定的条款，并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发出另一个信息。“你有权认为，停战协定的两个主要特征是：德国军事帝国主义的失败，以及协约国同意实现世界盼望已久的和平。我觉得此时发表一个稳定人心的声明是必要的。既要对一些人提出警告，又要说些给人以希望的话。世界在动荡，文明本身处在危急之中。”
在伦敦，博纳·劳问劳合·乔治，他想不想作为最伟大的英国人而名垂青史。他回答道，“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这样的人，因为到那时我就不在这个职位上了。不过请你谈谈你的想法吧！你的意思是说，既然现在战争已经胜利，我应该退休去过平民生活吗？”
“正是。”
劳合·乔治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他说，你是对的，他本人可以去从事躬耕生涯，只在一些重要场合偶尔露露面，说些有份量的话。
五
当最后一次停战谈判开始时，已是十一月十一日凌晨两点十五分。“我逐条逐条地讨价还价，试图让他们把条件改得更宽大些，”埃茨贝格尔后来回忆道，但争论最激烈的是规定继续实行封锁的条款。埃茨贝格尔和他的同事们恳求了一个多小时。“我一再指出，如果包含这一条，那末世界大战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仍在继续，这就是英国的饥饿政策，而受害最大的是德国的妇女和儿童。”
冯·奥本多夫在争论中指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威姆斯海军上将大发雷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们的船只击沉？”但尽管吵得如此激烈，英国代表还是答应把德国人要求取消封锁的愿望向他们的政府汇报。协约国还一致同意，停战期间他们将向德国供应食品。到五点零五分，问题全部解决，为了尽早停止敌对行动，决定立刻把协定的最后一页打印出来供代表们签字。福煦和威姆斯首先签了字。当温特费尔特和范泽洛硬着头皮去签字时，泪水再次涌出了眼睛。最后一个签名完毕是五点十分，但大家都同意把签字结束的时间正式定为五点钟，这样六个小时以后，即到法国时间上午十一时，停战就可开始生效。
然后埃茨贝格尔表示有话要说。他宣读了四位德国全权代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声明提醒注意协定所允许的撤出军队和交出重要交通工具的时间太短。这也许会使他们无法实施这些条件，但这“既不是德国政府、也不是德国人民的过错”。德国人民同一个敌对的世界对峙了五十个月，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行动，他们仍将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统一。“一个有七千万人民的民族在受苦受难，”声明最后说，“但它没有死亡。”
“很好，”福煦说，到五时半，他宣布会议结束。双方代表团离开时，谁也没有跟谁握手。福煦立即通过无线电和电话向各条战线的司令官发出命令，要他们从上午十一时起停止敌对行动。在接到进一步的命令之前，部队不得越过那时所达到的界线，没有指示不许同敌人进行任何联系。
五时三刻，莫尔达克将军在巴黎得悉协定已经签字，六时他便赶到了克莱孟梭的住处。他发现总理已经醒来，因为这一夜他时睡时醒。总理长时间地拥抱将军，两人激动得几分钟内谁也说不出话来。莫尔达克好容易平静下来，说：“大功终于告成啦。这是非凡的功劳，我想法兰西将会对你感恩戴德。”
“是啊，对我，还有其他人，”克莱孟梭激动地说。
莫尔达克要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彭加勒总统和豪斯上校。他走后，克莱孟梭来到小花园里。天刚蒙蒙亮，天空阴沉沉的，秋雾笼罩着树木。他喜欢这种天气，因为浓雾和好雨使他想起他那可爱的旺代。
豪斯已从一位美国少校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独裁政府已经完蛋，”他用他们的私人密码给威尔逊发了电报。“民主制度及其不朽的领袖万岁。在这伟大的时刻，我的心向您飞去，充满了骄傲、敬佩和爱戴之情。”八点钟他接见了莫尔达克，这时他仍穿着睡衣，而莫尔达克却是一身戎装打扮，胸前挂满了勋章，显得十分威武。“我奉内阁总理的紧急命令前来告诉你，”他一本正经地说，“停战条款已被接受，协定已经签署。克莱孟梭先生考虑到你对谈判获得这样令人高兴的结果作出了重大贡献，认为应当首先让你知道这个消息，而且要由他直接派人来告诉你。”豪斯的两位助手对上司的出色表演感到很高兴。他装作听到这个消息很吃惊，犹如晴天一声霹雳一样，并深情地同将军拉拉手表示感谢。莫尔达克走后，豪斯对助手们说：“他一大早就欣喜若狂地跑来了，要是知道这已是迟到的消息，他会伤心的。”
九时，克莱孟梭（他现在已在国防部）给豪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便函：
我最亲爱的朋友：
值此伟大事件的庄严时刻，想到贵国及其尊敬的领袖在其中所起的杰出的作用，我禁不住要热情地、紧紧地将你拥抱。
半小时后，福煦和威姆斯前来向克莱孟梭汇报签字的详细经过。威姆斯后来写道，克莱孟梭喜不自禁，“他用左手抓住我的右手，右手抓住元帅的左手，福煦和我也手拉着手，我们互相祝贺。”据福煦回忆，克莱孟梭当时急不可耐地问道：“你们向德国人作了哪些让步？”福煦交给他一份协定的文本。他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应该鸣炮来宣布敌对行动的结束。“巴黎市民还蒙在鼓里，这简直不可思议。”
“好吧，”克莱孟梭说，“就在十一点钟鸣炮吧。”
“我的任务完成了，”福煦很干脆地说，一边起身要走。“你的工作开始了。”
这时德比勋爵来了，他是克莱孟梭请来的，正好元帅还没有走。他向两人热烈道贺。德比在致贝尔福的信中写道：“福煦十分激动，不过我感到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这么快就停战是感到遗憾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俩，再有两个星期，德军就会全部被包围，那时他们就将不得不放下武器。”
随后，福煦来到彭加勒的住所，告诉他，克莱孟梭已决定放弃在下午议会开会之前对协定签字一事继续保密的计划。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流露出德比所察觉到的那种失望情绪），“德国人接受了他向他们提出的条件，但并没有宣布他们战败了，更糟糕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已被战败。”
在西线大部分地区，恼人的阴雨连绵不断。格奥尔格·布歇尔（他自一九一四年以来一直征战在沙场）等待着美国人发动另一场进攻。美国人象发了疯的野兽似的，不断进攻，似乎不知道战争行将结束。布歇尔的士兵蜷缩在大衣里，谈论着停战、家乡、即将到来的毁灭以及再次受到袭击的可能性等等。七时刚过，他们的连长沿着战壕匆匆跑来。布歇尔还以为他发疯了。“上午十一点钟停火啦！”他高声喊道。“往下传，十一点钟停火！”
他根本就没有疯。布歇尔开始把这个消息往下传，一个个都扯着嗓门高喊。一个名叫瓦尔特的年轻的新兵刚刚被从一架低空掠过的飞机上扔下来的炸弹炸伤，伤势不重，但却十分痛苦，这时他哭了起来。“既然现在停火了，我不会死吧？是吗？”布歇尔安慰他，说这么一点轻伤是不会死的。“这是真的吗？真的要停火了吗？”
“是的！”布歇尔说着，嗓子哽住了，嘴唇剧烈地颤动起来。“你的伤算不了什么，到十一点钟战争就结束啦！”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都在寻思，不知道能不能活到那时。
那天早上，在腓特烈附近的战俘营里，俘虏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头天夜里，有几个胆子大的人把一面英国国旗和法国的三色旗钉在两根弓形灯柱的顶端上。“这可把德国人气得暴跳如雷，”一名英国步兵阿瑟·斯佩特回忆说，“不过我想他们始终没有查出是谁干的。这时的气氛已经明显不同了。谁也不再听从卫兵的命令，有些卫兵，特别是那些使用机枪的卫兵，打起背包回家去了。德国军官现在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办法。于是，一位负责管理囚犯的大官来到监狱视察。此人是位办事认真的老将军。他对马马虎虎的作风很不满意。他站在监房外，气得脸色发紫，他抽出军刀，在头顶上挥舞了一阵，猛地又插回鞘中，开始骂起人来，周围的人都挨了他的骂。当时我正好站在监房门口，所以知道这情形。他是我在那边见到的最滑稽的人物，竟然拿军刀和刀鞘耍着玩！”
帕特·坎贝尔中校是从塞西尔少校那里听到这一消息的。塞西尔骑着马发疯似地奔跑，手里挥动着一张报纸。报上说，敌对行动将于十一时停止。“你相信这是真的吗？”坎贝尔问。塞西尔认为这没有什么可以怀疑。他是在总部听到正式消息的。坎贝尔看了看表，时间已是十点钟，现在他们谁也没有被打死的可能了，“我很激动，很兴奋，但有一种茫然若失和抑郁的感觉。我并不想大声喊叫，也不想喝酒；事实上也没有酒可喝。我只想跟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可是在我的旅里，跟我年龄相仿的人一个也没有了。”他感到孤独，漫无目的地在营房外踱来踱去，但哪儿也没有去。
在整个部队里，士兵们都感到很惊讶，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欢呼的场面不多。大家共同的想法是：争取活到下一个时辰，然后回家去。十点半的时候，一枚炸弹落在营房外面的园子里，气浪把坐在椅子上的美军第一师作战部军官乔治·马歇尔突然掀翻，他以为自己已被炸死。幸好房子的墙很厚，他才幸免于难。“几分钟后，一名年轻的飞行员闯了进来，看看出了什么事。他解释说，他驾驶飞机在外面执行任务，他以为飞机上载的小型炸弹已全部扔完，没想到有一枚炸弹留在发射架上，正当他低空掠过我们的屋顶准备在围墙外的田野里降落的时候，那颗炸弹突然从架子上滑出，落在离窗户只有十码远的地方。”
在美军总部，人们围成一圈坐着，一边聊天，一边不住地看表。潘兴一个人呆在屋里，这时劳埃德·格里斯科姆来了。他想将军一定会流露出某种喜悦的神情，没想到他竟然不动声色。潘兴走到墙上挂的地图前。“我看我们的战役就算结束了，”他说，“要是再迟几天，情形可就大不相同了！”
十一时差一刻钟的时候，占领蒙斯的英国军队已经到了城东，他们刚刚把几挺德国机关枪装上子弹，就看见一名士兵骑着马飞快地朝他们奔来。他高兴得发了疯似的，帽子也丢了，马一个劲儿地奔跑，勒也勒不住。“战争结束啦！”他一边跑，一边喊。别人还以为这家伙被炮弹震疯了。
在蒙斯，先头守卫部队已开始正式入城。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国军队就是在这里同敌军首次交锋。凑巧得很，他们在战争最后一天的进军正好也是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小城市里。记者菲利普·吉布斯在军乐队后头看着英军列队进入蒙斯，几乎每个士兵的枪上都扎了一面旗子，有兰、白、红三色的法国国旗，也有红、黄、黑三色的比利时国旗。“他们把沿途欢迎的人们送给他们的红菊花和白菊花插在帽沿上或上衣口袋里。在欢迎的人群中，许多人所住的村庄刚刚从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才一天。我们的士兵唱着歌前进，眼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在前线，战斗仍打得十分激烈，因为离停战还有几分钟时间。协约国的军队继续不停地向敌人打炮。一位美国将军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要命令部队这样做，是因为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来保证使敌人完全接受停战。”
格奥尔格·布歇尔的防区遭到了特别猛烈的轰炸，而他们也用自己的高射炮和贮备的最后一批炮弹进行了“穷凶极恶”的回击。一名头戴防毒面具的卫兵跌跌撞撞地冲进布歇尔的防空壕，挥了挥手以示警告，就匆匆跑出去了。布歇尔连忙跟出去，帮助这位惊慌失措的青年瓦尔特戴好面具。“我知道我一离开，他就会把面具扯下来，没命地叫喊起来——我透过闪烁的烛光，看得见一层薄薄的毒雾。”突然，轰炸停止了。他帮那小伙子取下了面具，悄悄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然后我把头上的钢盔扎得紧紧的，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抓起装手榴弹的袋子，跳进了战壕。”凡是还能拿起枪或扔得动手榴弹的人都作好了准备。“敌人会发起进攻吗？我们不打算听天由命：大家站在那里等待着，从每个人的眼里都可以看出要活下去的希望和决心。”最后两分钟缓慢地过去了。接着是一阵突然的沉寂。他们一动不动地站着，看着硝烟缓缓地飘过无人地带。布歇尔转过身来，大声喊道：“停火啦！”然后他回去找瓦尔特。“我再也不忍看无人地带和人们的面孔了。我们在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终于活下来了，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恐怕永远也无法理解它。”
这突如其来的沉寂神秘莫测。协约国军中有些人走出战壕，兴奋得大喊大叫。但是英国的明火枪团则相对来说依然无动于衷。“出现了一些欢呼的场面，”德尼斯·赖茨回忆道，“不过除此以外，他们在这个伟大的事件到来时是平静的。对我来说，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我看到了世界和我的国家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是当他把全营军队集合在一块空地上，骑在马上开始讲话时，他却怯场了。“原先想好的词儿全忘光了，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仪式没有成功，但炮火终于停止了，战争结束了，人们又可以规划未来了。”
战火停息的时候，坎宁安·里德正好在空中。他驾着飞机在雾霭中摸索着飞行，寻找机场着陆。当他看到有一道亮光射向天空时，这才松了口气。下面的人一定是看见他了，在给他导航呢，可是当他渐渐降落的时候，却找不到着陆的场地，周围只有五彩缤纷的亮光。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人们在庆祝停火。
德国人大都留在战壕里没出来，可是协约国的军队，尤其是美国人，都跑到无人地带来了，他们蹦啊，跳啊。“那股热闹劲儿，”一位跟随第二集团军采访的记者报道说，“就象在美国的哪个大学里举行一次大型运动会一样。”接着敌军士兵也出来了。“一望无际的旷野上沸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分不清哪是友军，哪是敌军。就在这块曾经如此激烈争夺过的狄长地带上，德国人和美国人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有些人露出不好意思和尴尬的神情，如同遇到了为难事情的学生一样。”
在布歇尔防守的地区，美国人以愤怒和轻蔑的目光看着德国人。“看到我们的武装带上仍然挂着手榴弹，手里拿着步枪，他们似乎很不高兴；不过要是我们的士兵随意动用武器，他的脑袋是会挨枪托的——这是连长的命令。”布歇尔和另外一些人试图交几个朋友，但碰了壁。“头一天的战况把美国人激怒了；这不奇怪，因为他们进攻了三次，但都被打退了，而且伤亡惨重。”
在蒙斯，记者吉布斯写下了下面这段话：“可怕的战火熄灭了，我作为战地记者写好了最后一条新闻，感谢上帝！”
十一时，一艘停泊在国民议会大厦对面塞纳河上的潜艇开始鸣礼炮。钟声响了，人们涌上巴黎街头，欢呼战争结束了。“霎那间，”普雷斯利特·弗伦奇（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阿林顿的美国兵）回忆道，“就象变魔术一样，人们变得似乎人人都相识了，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是什么肤色，是平民还是军人，也不管有什么其他人为的隔阂。”人们自动地组织起来开始游行。“我们这帮人被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游行队伍中。队伍中有男男女女的市民，有各协约国军的士兵，常常是前头一名士兵，后头一位姑娘，接着又是士兵，宽阔的爱丽舍田园大街上从头排到尾，大家手拉着手，唱着歌，摇头晃脑，喜气洋洋，乐不可支。”一位中年妇女冷不防地在一个美国兵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抱歉地说，“你的长相同我的儿子一模一样，他死在这场可恶的战争中了。”
陆战队少校德尼格搀着他的一位失掉了一只胳膊的室友走到阳台上。后者朝街上挥了挥他的残肢，下面的人向他报以一阵欢呼。豪斯上校此时也正站在他的住处门前，观看这欢庆的场面。“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庆祝活动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处蔓延。在皇家大街，家家户户都在窗口挂上了旗子。一队非洲轻骑兵骑着雄壮的阿拉伯马来到大街上。“他们身穿浅蓝色的束腰短外衣，头戴红色土耳其帽，简直就象画中人一样。”欧内斯特·佩肖托回忆说。“他们的领队走到游行队伍前头，敬了个礼，人们向他发出一阵欢呼，他鞠躬致意。一些头发灰白，钢盔已经变形，军装由于多年征战已经褪色的老兵被从人群中挑了出来，年青人把他们抬在肩上，以旗帜为前导，在大街上猛跑。”还有人从协和广场拉来一架小型加农炮，从人群中推过去。女工和女店员们夹在士兵中间，有的被抬起放在美国人的卡车里，有的用旗子裹着身体，有的被欢呼的士兵举得高高的。
在伦敦，威尔逊将军是在早晨六时半获悉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的。三小时后，内阁开了一次会，决定在十一时鸣钟奏乐。十一点钟的时候，从警察局和消防站传出一连串的鞭炮声，使爱尔兰记者迈克尔·麦克多纳大吃一惊。六个月来，这些声音一直是伦敦的空袭警报。他于是连忙跑到街上，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停火啦！”一些人在那里高声喊。“战争结束啦！”
天色灰濛濛的，寒气袭人，象要下雨的样子。人们从四面八方涌上街头，并不因为天气不好而热情稍减。“整个伦敦充满了一股无可抵挡的激情，人们纷纷丢下工作，走上街头，在那里大叫大喊，又唱又跳，兴奋得热泪盈眶——最重要的是，人们都想尽情地流露自己的情感。汽车喇叭声，钟声。茶盘的碰击声和警笛声汇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交响乐。麦克多纳看到一个上校蹲在一辆汽车顶上敲锣，还有一个人走在他的教区居民队伍的前头，绿质帽上贴了一面英国国旗，使劲地唱着歌。这使麦克多纳想起了在南非战争期间，英国驻守马弗京的部队得救时的那种欣喜若狂的情景，“不过今天的狂欢完全失去了自制力，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恶魔般的战争结束了。
在大都会饭店的温斯顿·邱吉尔的总部，人们乱起来了。“门被踢开了，走廊上传来一阵阵脚步声。大家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丢下了手中的笔和纸。一切约束都不管了。秩序越来越乱。就象刮起了一阵大风，不过这风是从四周同时刮起来的。大街上人声鼎沸。旗帜象变魔术般地出现了。男男女女的人流从泰晤士河边涌来。他们加入行进中的队伍，沿着河滨马路去向国王致意。”
当威斯敏斯特大寺院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一齐敲响的时候，白金汉宫外面已经围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维多利亚纪念碑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人。人们有节奏地高呼：“我们－要见－国王－乔治！”国王同王后一起终于在阳台上出现了。一阵狂呼。国王情不自禁地笑着，王后把手举过头顶，挥着手中的英国国旗。然后他们携同玛丽公主乘敞篷汽车沿河滨马路向市区驶去，没有皇家仪仗队陪同。
“这完全是英国人的老传统，”爱尔兰人麦克多纳评论道。“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纪念亨普斯特德·希思的公假日。许多狂欢者戴着面具，拿着小旗子，那种古怪的装饰以及闹哄哄的场面又使人想起战前伦敦举行足球赛和优胜杯决赛时的情景，遇到这种场合，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从北方涌入伦敦，为参加比赛的各队鼓劲。”
在一片欢庆声中，也有人不动声色。对梅勒什来说，宽慰之余又有一种遗憾的感觉。在他看来，自从丢脸的三月撤退之后，本来应该有更大的进展；他希望能荣获一枚军功十字勋章。一位持枪的姑娘喊了他一声，“喂，怎么啦？干么耷拉着脑袋！”他这才发觉自己情绪竟是如此低沉，不觉吃了一惊。
在下院，劳合·乔治（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压抑）用由于激动而变得嘶哑了的声音宣布，“到今天上午十一时，人类历史上这场最残酷、最可怕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这样说，到这个攸关人类命运的上午为止，任何战争都停止了。”议员们热烈鼓掌欢呼。“此刻不是发表议论的时候，”他庄重地说。“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充分地表达出来。”他提议全体议员一起去教堂“虔诚而恭敬地感谢上帝拯救世界于大难”。
在纽约，庆祝活动是在黎明前随着一声尖厉的空袭警报声开始的。自由神像被灯火照得通明。工厂的汽笛和教堂的钟声齐鸣，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乱哄哄地开始了游行。船员们拉响了船上的汽笛，打开了电灯，升起了旗帜。一些海员把电石灯扔进了海里。全市到处都是噼噼啪啪的声音，谁也无法入睡。到黎明时分，第五大街上已挤满了欢乐的人群，人们象发狂似地尽情欢呼，挥动旗帜。男人们也不害羞地流出了眼泪。当大旗在市政厅徐徐升起的时候，十几名音乐家奏起了爱国歌曲，人们也跟着唱了起来。市长海兰宣布全市放假一天，并下令开始游行。游行队伍每走过一个街区，都有人参加进来。据马克·沙利文说，“打扮入时的女士们摇动着牛的颈铃；流浪儿们又叫又跳；速记员们头上戴着纸帽，红的、白的、蓝的都有；海员们戴着姑娘们的那种松软的阔边花式帽咧嘴大笑，而姑娘们则挥动着海员的帽子。游行队伍中还有挤满了吵吵嚷嚷的乘客的汽车，有一匹马拉的马车，有坐满了格格大笑的姑娘们的农用货车，有用卡车拉着的救生艇，还有被乘客挤得水泄不通的游览车。”一辆卡车上装着一口棺材，德国皇帝的模拟像被一次又一次地吊在那里。士兵们挥动着标语牌，上写：“再也不要让我们吃大豆了！再也不要给我们假咖啡！再也不要让我们象猴子那样挤在又闷又热的屋子里！”
头天夜里，威尔逊总统没等收到停战的消息就入寝了，他是在第二天用早膳时才获悉这一消息的。他当即命令全体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放假一天，并用铅笔写了一份告人民书：
停战协定已于今晨签字。美国为之奋斗的一切已经实现，现在我们值得庆幸的责任是，用我们的榜样，用明智、友好的忠告和物质援助，帮助在全世界建立公正的民主制度。
用完早膳，他回到书房，开始起草准备向国会发表的演说，十二时半动身去国会。当他来到国会大厅时，走廊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他同议长钱普·克拉克和副总统握了手，议员们长时间地欢呼。威尔逊看上去神采奕奕，不象六十一岁的样子，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最近这些折磨人的日子所留下的痕迹。他从口袋里拿出几张小纸片，那就是他的讲稿，大厅里顿时平静下来，他开始讲话，“在这些发生急剧而巨大变化的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我亲自担当起向你们传达目前局势中某些我们必须对付的比较重大的情况的职责，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的责任感。”当他宣布停战协定已经签署的消息时，议员们只是冷冷地鼓掌；然而当他谈到德国将立即撤出被侵占的国家时，人们都禁不住兴奋起来。接着宣布德国将要撤出的国家一一比利时、法国、卢森堡，每宣布一个国家的名字，大家就热烈鼓掌一次。当他宣布阿尔萨斯－洛林也将撤出时，听众都站了起来。
他接着说，将尽一切努力为被击败的敌人提供食品和救济物资，对此，听众只是毫无热情地鼓鼓掌。最后他说：“我深信，那些懂得自由的纪律，决心自我克制地在纪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事的国家，现在将要依靠榜样和友好互助的力量来征服世界。”听众对这些话也未作任何表示。
下午三、四点钟，巴黎的庆祝活动达到高潮。福煦元帅在乘车前去出席内阁会议的路上，汽车被成群结队的人们团团围住。“他们简直要把我从车里拉出来。”他好不容易才溜掉了。当他来到开会地点时，看到克莱孟梭正在接受他的老对手彭加勒的亲吻。克莱孟梭说，“从早晨到现在吻我的姑娘已有五百多个。”他说，胜利是大家奋斗的结果，每个人，从最高当局到最底层的群众，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接着他们一起到国民议会去，克莱孟梭将在那里宣读停战协定的条款。
德比勋爵费了很大劲才离开英国大使馆，因为他的汽车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围住了。一个爵士乐队在演奏国歌，指挥德西马·穆尔站在一辆出租汽车顶上。她身上裹着英国国旗，不时地高呼：“裁决吧，英国！”接着大家唱起了《马赛曲》，边唱边朝国民议会走去。在国民议会大厦外面，人群熙熙攘攘，屋里已经挤得满满的，但人们还是拼命地往里挤。四时，克莱孟梭走上讲台，六百多议员热烈鼓掌欢迎。据莫尔达克将军说，当克莱孟梭宣读协定条款时，几乎每个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他每念一条，大厅里都发出一阵赞同的欢呼声。“这真是令人难忘的情景。”
克莱孟梭继续说，“对我来说，宣读完停战协定后，看来……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对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很高兴，最后他说了些赞扬法国士兵的话：“昨天是上帝的士兵，今天是人类的士兵，永远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士兵。”这些在困难的时刻曾给克莱孟梭和福煦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议员们，现在都怀着感激他们的心情，投了赞成票。
德比勋爵的好友达贝尔农子爵夫人发现德比在离开国民议会时，“显得不象平常那样兴高采烈。”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克莱孟梭宣布是法国打赢了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提到英国在战争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到美国、比利时和其他协约国。”后来在巴黎饭店，德比对贝尔福说，“当一名美国人起来为英国人的健康干杯，并说是英国人‘真正打赢了这场战争’时，他遭到了很多人的抗议。显然美国人对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多少承认是相当不满的。”
在伦敦，人们在继续尽情地庆祝。在特拉法加广场，有人在纳尔逊纪念碑的底座上燃起了一堆篝火，一名高大的新西兰人高高地爬到纪念碑上，不住地朝人群喊：“来呵！快来给火堆添木柴呵！”伦敦公共汽车边上的长长的广告牌被拆了下来，同涂了柏油的木块一起扔进了火堆。这些火堆把市区映得通明。从圣保罗大教堂到牛津广场，再往下到白厅，一直到维多利亚火车站，沿途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人们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在唐宁街十号，劳合·乔治（他仍然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正在同温斯顿·邱吉尔和威尔逊将军悄悄地共进晚餐。他们商量了很多问题，但主要是讨论即将举行的大选。首相确实说过，他希望枪毙德国皇帝。“温斯顿不这样想，”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见是，应该公开揭露他的所作所为，然后把他留给后代人去评判！附带提一句，他逃到荷兰去了，这表明他是个懦夫。”
六
德皇逃往荷兰之后，他的“亲爱的兄弟”和盟友——奥地利的卡尔——的厄运也就临头了。停战协定签字之前一刻钟，首相拉马什和内政大臣佩耶驱车来到舍恩布龙宫，拿出一份准备好的声明要他签字。在这个声明中，他答应不再参与“国事”。这意味着哈普斯堡王朝将放弃政权，但不放弃王位。局促不安的佩耶请求卡尔马上签字，否则工人们就会涌到舍恩布龙宫前来，“于是那些拒绝抛弃陛下的人就会在战斗中被打死，陛下本人和皇室成员也将与他们同归于尽。”拉马什也很着急。他请求说，这个声明预定要在下午三点钟在维也纳全城散发。
据皇后齐塔回忆，两位大臣追着皇帝要他签字，他走到哪个房间，他们就跟到那个房间，而他总是没好气地挥手把他们撵走。“你们甚至连看都不让我看一遍，我怎么能签字呢？”他们于是让他看了拟好的声明，他问齐塔有什么意见。齐塔回答说：“君主绝对不能自动退位。他可以被废黜，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被取消。那样做行。但那是暴力行动。至于退位——绝对不行，绝对不行，绝对不行！我宁愿在这里跟你一起死。我们死了还有奥托嘛。即便我们全家都死了，哈普斯堡家族也还有别的人嘛！”
卡尔的一位谋士对他解释说，这不是正式退位。他敦促皇帝在声明上签字，因为这个声明为哈普斯堡王朝今后卷土重来保留了合法途径。至于眼下，“现在到处都在发疯，而疯人院不是一位君主栖身的地方。”卡尔用铅笔在声明上签字后，两位大臣匆匆上了汽车，连忙赶到维也纳市中心去了。
当卡尔在小教堂做完简短的祷告，最后离开舍恩布龙宫时，天色已渐渐黑下来。他同皇后齐塔一起来到典礼厅，留下来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向这几位忠实信徒告别，一一道谢后，携同他们的子女走下台阶。汽车已在那里等候，准备接他们到下奥地利中部地区乡间的一个打猎场去。那里的人们历来是忠于奥皇的。齐塔回忆道：“沿着走廊，分两排站立着我们军事院校的学生，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少年，眼里含着泪水，但仍然阵容整齐，一直保护我们到最后。他们的确实践了皇后玛丽亚·特黑萨为他们写的题词：‘忠贞不渝’。
“这时候天已黑了，是一个雾濛濛的秋夜。我们钻进了汽车。皇帝和我，还有我们的所有孩子（除卡尔·路德维希外）都挤在一辆车的后面，只有胡尼阿迪坐在前头……我们没有敢从皇宫的正门出去，而是继续沿着与主楼平行的广阔的石子路开到东门。我们溜出东门，沿着一条特别选定的路线离开了首都。深夜，我们到达埃卡索，没有发生任何麻烦或事故。”
维也纳大街上依然挤满了喜气洋洋的人群，庆祝卡尔倒台，军官们互相扯下了各自帽子上写有大写字母“K”的帽徽，而代之以涂有各民族色彩的帽徽，这些色彩代表曾经组成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
在柏林，没有一点节日气氛。那天晚上，当弗朗茨·泽尔德的火车徐徐驶进波茨坦车站时，他听得见一阵阵喧闹声，接着又传来机枪的“嗒嗒”声。子弹从车头一直飞到车尾。一位在前线采访的摄影记者冲出火车站，发现街上一片混乱。子弹从某处屋顶上雨点似地射向月台。就在前面几码远的地方，他看到有人站在一根灯柱的底座上，用机枪断断续续地向车站的入口处扫射。“你们当中有受过训练的机枪手吗？”他问。“机枪不是这样打的。”没有人答理他。于是泽尔德将子弹带抖一抖，射出两颗子弹。他又试了一次。机枪卡住了，怎么也打不响。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威廉大街。自从得悉议会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而且愚蠢地谎称“德国人民已经全线获胜”以来，他一直很生气。听说皇帝逃往荷兰去了，他又大吃一惊。简直全都疯了。此刻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到，他是在疯人院里。一个个半裸着身子的人们用手抓着卡车站着，一边挥动着手电筒和红旗。“等着吧，狗崽子们，”他喃喃地说，“不会有好下场的。”
在巴登巴登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宾丁中尉惊异地注视着在德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多么奇怪啊。尽管不时听到人们在谈论暴动，他还是觉得这只是表面现象。“如果工人和士兵委员会认为它们已使人民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自由，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一运动很快将表明它是最一边倒的政权，其结果将是混战一场，最后掌权的很可能是个更加强硬的政府。”就在他记日记的时候，他听到街上人声骚动。“两天前还在市内游行中高唱《保卫莱茵》的人，今天却唱起为此而编写的新曲子来了，‘我们要打到莱茵前线去，莱茵前线，莱茵前线！’士兵委员会所造成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他们今天在饭桌上已吃不到甜食了。“我很伤心。难道这就是复兴运动？这就是革命？”
在前线协约国一边，几乎所有曾经认为停战不过又是一个谣言的人，最后都认识到战争确实是结束了。有少数人，例如帕特里克·坎贝尔中尉，不能相信恐怖的局面已经过去。“你想这是真的吗？”他问塞西尔少校。后者叫他听一听。坎贝尔只能听到战场那一边的马蹄声。“从来没有过这样宁静的夜晚。静得出奇，这多少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已经忘记了宁静是什么样子。”他同塞西尔正准备上床休息。“这未免显得有点平淡，”少校说。“我不知道我所期待的是何种局面，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坎贝尔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死去的同伴来。“现在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此之前，我们很难说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仍然同他们在一起，在同一个国家里，离他们很近，我们自己也在死亡的边缘。但很快我们就要离开这里，离开他们了，我们将要返回家园，他们将留在这里，他们的家在这荒无人烟的战场废墟上。”
士兵们为了驱寒取暖，沿着弯弯曲曲的战线点起了一堆堆篝火。每当有人朝天射出最后的几发子弹，战线两边的人都会同时引起一阵惊慌，不过多数人都在认真思考他们走过的历程以及在未来和平生活中的打算。乔治·佩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解下绷带，写一首颂扬和平的诗。”
许多人在回顾过去几个月中那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历史上有过如此多事的年头吗？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暴君一个个都垮台了。就连英法在同一战壕里共过患难之后，也决不会再是老样子了。富人和穷人肩并肩地一道流血，一道受苦。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生活都决不会再是老样子了。然而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温斯顿·邱吉尔对布鲁斯·洛克哈特最近提出的一份备忘录深感不安。洛克哈特敦促协约国要末同重新活跃起来的苏维埃人媾和，要末用武力把他们消灭。邱吉尔认定，现在应该趁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尚未壮大之前，把它扑灭在俄国。
在莫斯科，列宁在遭到刺客袭击以来，第一次离开克里姆林宫，站在阳台上向群众发表演说。工人和红军士兵们发出暴风雨般的欢呼。拉狄克发现当列宁带头发起这场庆祝活动的时候，他的“表情显得激动而又深深的忧虑”。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他们不是在庆祝战争结束，而是庆祝德国和奥地利暴发了革命，庆祝革命即将席卷全世界。新生的苏维埃联盟处于孤立的状态终于结束了。但列宁内心的怀疑只对一位外国人菲利普斯·普赖斯透露过。“我担心中欧的革命发展得太缓慢了，不能从世界的那个地区给我们提供任何援助。”列宁聪明过人，他不会不意识到，既然西方现在已经征服了德国，他们就要认真地收拾布尔什维主义了。就在那一天，美国人和英国人在阿尔汉格尔附近同红军开始了流血战斗。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美国派往俄国的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对他的国家的干涉行动越来越感到不满。他看不到有任何正当的理由进行这种干涉，他对他与之合作的象高尔察克、谢苗诺夫和卡尔米科夫这些白军指挥官的行为十分反感。“谢苗诺夫和卡尔米科夫的士兵在日本军队的庇护下，象野兽一样在全国到处游荡，随便杀人抢劫，而只要日本愿意，这些杀戮行为本来是随时可以加以制止的。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地杀人，答案是被杀的都是些布尔什维克，而这种解释显然是为世界所能够接受的。”他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在维护民主的名义下同这样一支掠夺成性的军队合作？
在东京，日本领导人在庆况停战，并且已经在计算他们估计能够从参加对德皇的远征中得到的好处：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这一连串的岛屿在建起工事后，可以成为对付美国驻夏威夷舰队今后任何威胁的强大防线。
在巴黎，歌剧院广场灯火辉煌，这在一九一四年以来还是首次。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上，每个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听众，广场上的人群远远地伸展到大街的远处。然后，尽管刮着刺骨的寒风，一些法国最有名的歌手出现在歌剧院的阳台上，演唱了《星条旗》、《上帝拯救国王》和《马赛曲》等歌曲。
听众也一齐跟着唱了起来。在士兵们吵吵嚷嚷的要求下，歌唱明星们又唱了《马德隆》。《星条旗报》报道说，“这是一次社团歌咏节，这样的歌咏节从前哪个城市也没有见过，而且以后恐怕永远也不会再出现。演唱完毕后，这个伟大的、狂喜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还有许多人徘徊在林荫道上，看到高高悬挂着的幕布上出现一些人的画像，就发出阵阵欢呼。这些画像中有几位元帅、克莱孟梭、威尔逊总统、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还有潘兴将军。”一名法国司号兵幽默地吹起了《贝洛克》，这只曲子曾被用来作为宣告空袭结束的明确信号。“于是整个巴黎就象幸福的儿童在痛痛快快地玩乐了一天之后，浸沉在一片笑声之中。”
在大学街，豪斯正在洋洋自得的时候，收到了总统发来的一份电报，宣布他不仅打算参加和谈，而且要主持和谈，这使豪斯的情绪大为低落。上校深感不安，他本想由他率领美国代表团，他认为他比威尔逊更有资格来实施和平计划。豪斯渐渐变得无法容忍威尔逊的毛病，担心他可能会使美国同其他协约国领袖的关系疏远到难以挽回的地步，他们已经表示过不喜欢他，不信任他。迄今为止，上校一直处在幕后，总是听从威尔逊的指示。迄今为止，他总是避免让总统听到可能会引起争议的意见，但这回他认定必须告诉威尔逊，在巴黎的有影响的美国人几乎一致认为，他去出席和会是不明智的。这次会议必须谈出一个公正的和平来，而豪斯感到可以肯定的是，让威尔逊在会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将会引起其他协约国的反感，从而给会议带来重重困难。而且这也会给今后的对德关系制造麻烦。豪斯的这些想法看来是有道理的，然而设想让别人、而不是让威尔逊去领导和会，却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他是和平、国际正义和国联的象征。
七
在前线，数百万德国士兵感到他们被国内的那些人出卖了，那些罢工者、逃兵、犹太人、投机商和政客们。他们的阵线并没有溃散，当市民们迫使将军们投降的时候，他们是有秩序地撤退的。这无异于从背后捅了一刀。那天夜里，弗朗茨·泽尔德在旅馆里站在窗口，望着远处的下登林登。狙击手开始向他射击，子弹象雨点般地打在透着光亮的窗户两边。泽尔德关灭了灯。“这帮猪猡们连枪都不会打。”他们连好士兵都够不上。若有一支上过前线的老兵组成的私人军队，就可以把这帮赤色暴民打垮，而他恰恰能够指挥这样一支军队。
在东部帕泽瓦尔克的医院里，同泽尔德抱有同样信念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仍然双目失明地躺在帆布床上。贡比涅森林中的投降使他感到十分痛心。他简直无法再活下去了。就在这时，一种“神奇的幻景”突然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如同圣胡安一样，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召唤他去拯救德国。顷刻之间，“一个奇迹出现了” 一一希特勒周围的黑暗消失了。他又能重见天日了！他庄严地发誓，就象他几天前已经表示过的那样，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自己的精力去实施他所接到的命令”。他将履行自己的誓言：进入政界，把德国从绝望的深渊拯救出来，恢复它应有的伟大形象 [ 注：停战后的第二个月，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世界大战现在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一八一三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以来就一直在老弗里茨和俾斯麦、兴登堡等人培育下的优等民族……，现在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它是能够担当起这个任务的。我对现在埋没在中产阶级和正派的工人阶级中的领袖人物寄予很大希望……事实上，我们的前途一方面有赖于摆脱了封建一一农民的种种狭隘性的普鲁工人的保守性，另一方面有赖于痛苦地、然而也是值得骄傲地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暴民’的工人阶级，肯定还需要流很多血，因为如此重要的决定不是靠国民议去或党的一纸纲领所能够作出的，而是需要时间逐步形成。” ] 。
当庆祝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总统和夫人驱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他显得十分高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秘书图马尔蒂回忆说。胜利的果实的确是甜蜜的，但威尔逊此时已在考虑欧洲的问题以及如何最终实现他的理想，他不知道，豪斯对他的最后一份电报的回答将很快给他的梦想泼上一瓢冷水。
威尔逊夫妇继续高高兴兴地在大街上驱车缓行，观看着两边的营火。这营火象征着善后工作的开始，它是表明未来将是有希望和有成果的又一个标志。
将来还有巨大的风险。不管是好还是坏，一九一八年的事态发展特使世界发生急剧的明显的变化。无论对胜利者来说，还是对被征服者来说，欧洲的一个时代算是过去了。特权阶级再也不能过以往那种奢侈的生活了。对普通人来说，摆在他们前面的世界将是一个较好的世界。现在他们可以享受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引起的惊人的技术革命的成果了。更重要的是，战争推动了妇女的解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僵硬的等级制度，而国联的成立又使人类看到了持久和平的希望。
然而，人们从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变动中所悟出的唯一的真理也许是：战争必然引起战争，胜利终将导致失败，只有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关系是永存的。
十一月十一日的夜晚，是胜利者高兴之时、失败者沮丧之日。但无论如何，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当威尔逊将军同劳合·乔治和邱吉尔共进晚餐后返回他在伊顿饭店的寓所时，他看到喜气洋洋的群众仍然聚集在白金汉宫前面。在尽情欢乐的人群中，他发现有一位衣着整齐的老年妇女独个儿在悄悄地哭泣。威尔逊心头一酸，他问她：“你有什么犯难的事？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谢谢。不，我虽然流泪，但我是高兴的，因为现在我知道，我在战争中牺牲的三个儿子并没有白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