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的停战·第十五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1918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出自————《战争通史》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七日
一
正当鲁登道夫准备最后一次见德皇的时候，豪斯上校终于抵达巴黎，他发现法国人想提出苛刻的和平条件，而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在十月二十六日这个难忘的星期六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
他先是和报界记者进行了谈话，并且与美国和外国知名人士进行了短时间的会见，然后与黑格和米尔纳共进午餐。“这是一次令人高兴的重要会晤。”他发现黑格在停战条件上持温和态度，这使他感到意外。“他认为，德国的军事形势不会使他们彻底投降。”在宴会上豪斯讲话最多。“我愿按照总统和我的希望谈谈这个问题，想让黑格和米尔纳相信我们是对的，使我们能在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二）那天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于二十九日这天起草投降文件，他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帮助，以便避免写进报复性的条款。
他于六点钟会见了克莱孟梭。克莱孟梭热诚地欢迎他。“我们相互说了很多恭维话。他似乎十分喜欢我。他以尖刻的语言数落劳合·乔治和一般英国人。他说他们不讲实话，并且说，‘劳合·乔治经常对我下命令’。他还说，‘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忍住不发脾气的’，他确实没有发脾气，这是我所不了解的。”
克莱孟梭“怀着极大的信心”把福煦的停战条件拿了出来。除了他本人外，没有人看过这个文件，甚至彭加勒总统也没看过。他要求，这个文件对除了美国总统以外的人要保密，德国人要从莱茵河以西的全部领土上撤出去，将在莱茵河右岸建立一个广大的中立区。他们还要交出一百五十艘潜艇，水面舰队要撤到波罗的海港口中去。
然后，克莱孟梭表明，他和福煦都认为，德国已被彻底打败，他们会接受任何条件。劳合·乔治显然也这样认为，因为他给克莱孟梭写了一封非常武断的信，认为克莱孟梭态度变软了，并且倾向于向德国人提出超过英国人想象的宽容条件。豪斯写道：“如果乔治想的主意比克莱孟梭的主意更糟糕的话，那么就靠上帝帮助德国了。”
会见结束的时候，克莱孟梭批评说，潘兴在阿尔贡应该推进得更远。福煦曾提出派他最好的将军之一去收拾混乱局面，但是潘兴拒绝接受。后来福煦把这同一名将军借给了比利时人。克莱孟梭说：“你看结果如何，比利时人正在前进！”他喜欢潘兴，但是要让他接受福煦的意见就象去碰一块花冈石一样劳而无功。豪斯写道：“我回答说，由于福煦是总司令，手上握有大权，如果潘兴不按福煦的意见去做，那就是福煦的责任了。”
豪斯在左岸的一座灰色旧楼房中设立了办事处。他于第二天（星期日）上午要求见潘兴，不料听说他由于患感冒而卧床不起。这位上校在这一天对他的新助手兼翻译斯蒂芬·邦斯尔说明了他们的使命。“我将遵循总统的命令，不给你作明确的指示，而只是大致告诉你，我期望你作些什幺事情。我认为，不用别人大力帮忙，我就能对付劳合·乔治和克莱孟梭，但是我把世界其它国家的大人物交给你对付。我希望你每天至少见我一次，我的大门对你总是开着的。如果有时不便于见面的话，那就送一份备忘录来——最好是交给在门口给我站岗的水兵。”他沉思了一会后又说：“你已经看到所有这些奇怪的人物，在巴黎这块他们出生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在战争宣传和民族主义自满情绪抬高了他们的身价之前，你认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且对他们作过评价。这场摧毁了很多城市的战争使一些小人物发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的帽子和靴子太小，对他们实在太小为止。我将指望你向我报告他们的本来面目。”
威廉·怀斯曼爵士是豪斯的密友，豪斯经常采纳他的意见。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对豪斯透露说，英国内阁大臣“在内阁会议上就美国总统的和平条件争吵得很激烈”。内阁大臣们特别反对关于海上航行自由的内容，坚持要求对他们在海上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大概豪斯不知道怀斯曼秘密参加了英国情报机构，所以他回答说：“如果英国人不小心的话，他们将会受到世界人民的厌恶。美国和其它国家不会心甘情愿地让英国完全掌握海上霸权，就象不让德国掌握陆上霸权一样。英国越快地认识到这一点，对他们就越好。”他又坚定地说，如果反对这一点的话，美国“将建立一支比他们强大的海军，并且保持一支比他们强大的陆军”。
在柏林，德皇和他的主要盟国之间产生了纠纷。他在给威尔逊发出了第四份照会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给卡尔皇帝——他刚承认，他将不得不单独要求停战——写了信。信中说；“如果按这种想法去做，你就会为我们的敌人实现其计划开辟道路，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把我们两国分开，以便更容易地随意分割我们的领土，并且达到反对君主制的目的。”为了实现停战，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但是一旦敌人得知联盟破裂，他们提出的条件就会变得更加苛刻得多。“因此，我急切地恳求你不要采取会给人留下我们不团结的印象的任何步骤。”
外交部起草的信中还保证运去足够的粮食，以便向维也纳和奥地利提供够几周用的食品。但是恳求和食品都不可能阻止卡尔投降。他在意大利前线的六十个师已经后退到皮亚韦河，他们不可能阻止恢复了活力的意大利人很快渡河并且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一天，病体未愈的首相会见了他的堂兄霍亨洛厄－朗根堡亲王派来的两名使者，这次会见使他感到很痛苦。他们带来了解释这位亲王最近的电报的一封信。威尔逊的盟国永远不会同意与德国皇帝、皇储或鲁登道夫进行谈判。这三个人都必须下台，否则威尔逊将中断谈判。
两名使者恳求首相快作决定。仅仅是几天，甚至是几个小时以后，美国人就将被迫接受福煦的停战条件，这些条件一定很苛刻。
这一会见使麦克斯亲王非常不安，但是他仍然决定，在得到更多的情报之前先不采取任何行动。第二天（星期一）下午，他又收到一份主张皇帝退位的要求。令人吃惊的是，这一要求来自冯·克利乌斯将军。此人多年来一直是德皇的特别副官。他从比利时得到情报：除非德皇退位，否则德国将必须接受严厉的停战条件和一种严厉的和平。德皇必须作出极大的牺牲，以便拯救王朝和国家。
麦克斯亲王异常激动。“我恳求这位将军立刻去找宫廷大臣奥古斯特·奥伊伦堡伯爵，通过他的调解和支持（如果可能的话）来向德皇表明这种看法。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应该让皇帝视为私人朋友和王权的栋梁的人先将这种体面的解决办法告诉他。”
克利乌斯接受了这个任务，并且带上了霍亨洛厄亲王的信，但是宫廷大臣却拒绝传递这样的消息。他拒绝把这封信拿给皇帝看。皇帝不想下台，他刚把一项命令的文本送给麦克斯亲王，命令中提出了新的宪政改革主张，好象这些主张都是他本人想出来似的。“朕与左右群臣同意代议制议会之方案，决心尽力襄助，俾能全部付诸实施，深信此举可造福人民。德皇现在乃人民之公仆也。”
这就是他对在面临另一次军事灾难的情况下人们吵吵嚷嚷要求他退位一事所作的感觉迟钝的回答。意大利人已经跨过皮亚韦河，奥地利的抵抗土崩瓦解。第二天（十月二十九日）早晨六点钟，在泽拉瓦勒以北的铁路路堤上出现了奥地利总参谋部的一名军官，他和一名扛白旗的人在一起。两名号兵吹起了行军的号声。六天的维托里奥威尼托之战打完了：三万名奥地利人战死，四十二万七千人即将被俘。
德国最后一个盟国完蛋了。在法国有二百五十万美国人。麦克斯亲王知道，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必须有人去说服皇帝立即退位，这个人必须与皇帝有密切关系。奥伊伦堡和宫廷牧师冯·德吕赞德尔已经拒绝前去，所以当有人提到冯·克利乌斯将军时，首相的精神为之一振。或许可以劝说他再去试一次。但是这位将军直截了当地说，皇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退位。如果退位，那将意味着军队和帝国的灭亡。他的态度的彻底改变使麦克斯亲王大为吃惊，亲王要他作出解释。克利乌斯回答说，昨天他受了首相的暗示的影响，没有表明他的真实看法。亲王气愤地问道：“是谁从布鲁塞尔来到柏林要求皇帝退位，认为这是德国的最后希望，并且带来了支持这种要求的文件，是你还是我？”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我现在去找谁呢？皇帝的朋友中有谁愿意并且适合于去和皇帝谈这件事呢？在柏林我找不到这样的人。”除他自己外没有别的人了。
在波茨坦的新宫殿里，德国皇后要求她的丈夫到斯帕去。她知道他很容易改变主意，接受越来越多的人要他退位的要求。但是在比利时的这个游览城市中，最高统帅部——特别是兴登堡——能够使他坚持己见，并且能使他免受麦克斯亲王的邪恶影响。
海军上将冯·米勒发现皇帝尽管外表上显得很高兴和自信，但他面色苍白，眼睛凹陷。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分歧。兰兹唐集团和工党联合了起来以便能快一点实现可以被德国接受的和平。”然后皇帝大声宣读了驻荷兰的一名间谍写来的一封密信。这名间谍建议，德国应该向英国而不是向美国求和，因为英国显然对美国在人数上的优势感到不安。此外，英国处于一种困难的形势，苏格兰的工人正在闹事。“皇帝最后提出了非常大胆的设想：与英国签署一项协定，其中包括与日本签定一项协定，把美国人赶出欧洲……皇帝已经设想，日本的师团取道塞尔维亚来到西方前线，以便帮助把美国人赶出去。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体面的和平，因为英国人无意削弱我们的力量，他们愿意看到我们拥有强大的舰队以及拥有甚至更强大的潜艇力量。”皇帝想入非非之后，又寒暄了几句，他说，他们俩渡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他问候了这位海军上将的家庭，然后就让他离开了。皇帝没有向他透露即将离开柏林的消息。
傍晚，皇帝派驻外交部的代表库特·冯·格吕瑙来到麦克斯亲王的住所说，皇帝要去斯帕。首相吃惊地问道：“这是不是瞎开玩笑？”格吕瑙说，他本人是半小时前从皇帝的副官尼曼少校那里得知此消息的。他曾警告这位少校说，这样突然离开柏林会引起人们议论，他们会把这看成是皇帝是到军队中去避难。尼曼回答说，兴登堡认为，经过过去几周的政治动乱之后，皇帝再次与军队保持接触是极为重要的。
麦克斯亲王立即派佐尔夫去说服皇室管理处新负责人奥伊伦堡伯爵阻止这趟旅行，然后又给国防大臣打了电话，国防大臣对此一无所知，但是他向麦克斯亲王保证，如果皇帝这样做，他特马上回柏林。首相对此还不满意。他直接给皇帝打了电话。他说，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皇帝突然作出了这样重要的决定，他对此感到痛苦和吃惊。“我紧急恳求陛下推迟这次旅行，眼下这种旅行一定会给人们留下可能是最坏的印象。在今后几天必须解决最重要的问题——通过电话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皇帝说；“鲁登道夫被撤职了。”现在他必须亲自让威廉·格勒纳将军接替鲁登道夫的职务。格勒纳在前方表现很出色，他还是战时生产的协调人。
麦克斯亲王回答说，兴登堡本人肯定会作到这一点。他恳求面见皇帝。
但是皇帝说，他的医生担心首相的流行性感冒可能传染给他。“另外你必须注意你自己的健康。”
麦克斯亲王再次恳求皇帝允许他去波茨坦，但是皇帝不答应。他争辩说：“我们现在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陛下不能离开。”
威廉二世说：“如果你完全按照我的话去做的话，一切都仍然会很好。”这是指他最近的主张：采取和平行动要依靠英国，而不能依靠美国。皇帝和他的随行人员于当晚动身去斯帕。他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解释说，他需要到那里去解决鲁登道夫的接替人选问题，去慰问作出非凡努力的勇敢军队。“为了使你的日子好过，鲁登道夫必须离职。从军事观点来看，他的离职对军队来说是个严重损失。弥补这种损失是我的职责，我有必要去安排他的接替人选！这就是我今晚动身的原因。”
二
二十九日上午，豪斯消化不良。他躺在睡椅上休息，盖着毯子，头脑中思考着最高军事委员会将于下午举行的重要会议。他于前一天在日记中写道：“看来极为重要的是，要使协约国接受十四点方案以及总统后来提出的条件。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将为和平奠定基础。德国开始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协约国暂时也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是随着德国表现出失败的迹象，日益明显的情况是，它们不想承担这些条件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将加于它们的义务。”
潘兴的私人代表劳埃德·格里斯科姆——现在是中校——上午来办公的时候发现豪斯“面容憔悴”，正当他们商量下午的会议时，豪斯的秘书之一约瑟夫·格鲁手里摇晃着一封电报激动地闯进来。这是奥地利给威尔逊的回信。总统的全部苛刻条件都被接受了！“因此，奥匈帝国政府宣布，不用等待其它谈判的结果，它准备参加关于和平问题的预备性谈判……”这实际上是无条件的投降，豪斯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极为激动地坐了起来。他说：“事情了结了！战争结束了！”
病好了的豪斯与英国领导人共进午餐，席间劳合·乔治对他说，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中关于海上航行自由的第二点“如果没有限制条件的话不能接受，除非把它写进使英国人满意的国际联盟的宪章中去”。
午宴后，他们都去法国外交部会见克莱孟梭和代表奥尔兰多总理——他还没有抵达法国——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宗尼诺。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德国的停战要求。经过一番争论之后，豪斯建议，应该把这些条件通知威尔逊以取得他的认可，然后由他通知德国人，他们的停战要求将被接受。但是要由协约国直接将条件的详细内容告诉德国。劳合·乔治欣然同意，但是克莱孟梭反对去请求德国人停战。他说：“我觉得，劳合·乔治先生的建议很好，我不反对。但是他的建议有不足之处：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照此办理，那就有必要让福煦元帅派一名议员打着白旗到德国前线去要求停战。福煦元帅决不会这样做，我也决不允许他这样做。”
劳合·乔治解释说，事情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将要求德国人派一名议员来见福煦。克莱孟梭对此感到满意，但是宗尼诺又提出一项反对意见。如果德国人接受停战条件而奥地利拒绝，又该怎么办？这将使意大利单独与奥地利作战。
豪斯耐心地指出，奥地利刚同意单独媾和，并且表示接受威尔逊可能提出的任何条件。奥地利肯定是筋疲力尽了，其军队接近于崩溃。
宗尼诺的担心对于克莱孟梭和劳合·乔治来说是荒谬可笑的。他们俩都向他保证说，将会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避免这种僵局，然后，他们便就下述问题互相争论起来：是否应该让一名法国海军上将或英国海军上将去接受土耳其人的投降。豪斯认为，这是幼稚的作法，是浪费时间。“他们象泼妇一样互相争吵，至少劳合·乔治是这样。克莱孟梭态度比较温和。劳合·乔治对他讲的一件事情是，在土耳其，英国人被迫孤军作战。英国在那里部署了几十万部队，而法国人在那里只有几个‘黑人警察，以便阻止英国人偷盗圣墓’。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这样悲剧性的浪费时间，会议本来会开得很幽默的。克莱孟梭看来比劳合·乔治长处多。他们俩都有勇气，都有唇枪舌剑的能力。克莱孟梭的问题是，他是从第二帝国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新思想是怎么回事，并且坦率地说，战争胜利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想，他在法国历史上将占有牢固的地位，因为他应该得到这样的地位。在法国只有一个主人，这就是乔治·克莱孟梭。他有绝对的统治权——虽然可能是暂时的。”
在继续讨论德国停战问题时所爆发的争论要激烈得多，劳合·乔治公开攻击威尔逊的条件。他问道：“难道我们不应该向德国政府讲明，我们不赞成十四点和平条件吗？”克莱孟梭加上一句：威尔逊从没问过他是否接受十四点。劳合·乔治声称：“也没有问过我。”他们两人不无道理地都认为，这些条件只不过是呼吁公正的宣传而已，而这种呼吁是极为含糊的。两人都认为，不能批准这样的内容含糊的条文，因为这些条文以后不但必定会给美国总统造成麻烦，而且会给德国人造成麻烦，德国人很可能会声称，和平条件违反了十四点方案的内容。
劳合·乔治咄咄逼人地转向豪斯：“你持什么观点？你是否认为，如果我们同意停战，就意味着我们接受总统的和平条件？”
豪斯说；“我是这样看的。”
两人都很激动，法国外长皮雄便设法来平息两人的情绪。“我们可以对德国人说，我们提出的仅是停战条件，而不是和平条件。”
但是英国人不那么容易安静下来。贝尔福勋爵说，“恐怕我们不能说我们仅对停战条件感兴趣。毫无疑问，眼下我们不受威尔逊总统的条件的约束，但是如果我们在没有表明立场的情况下就赞成停战的话，那我们必将受到这样的约束。”
克莱孟梭说：“那么我想听听十四点。”当有人朗读第一点（“公开的和平盟约，公开达成的……”）的时候，克莱孟梭显然不高兴了。“我不同意永远不签订任何私下的或秘密的协议。”
劳合·乔治插进来说：“我认为，不能如此作茧自缚。”
豪斯解释说，这个建议并不意味着举行公开的会议，而只是把结果公开。英国人贝尔福勋爵支持豪斯。他说，意图只是禁止签订秘密条约。但是关于第二点——海上航行自由，美国人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劳合·乔治反应激烈。他几乎是大声喊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接受这一点。这意味着，要失去封锁的力量，我们用封锁和军事方法打垮了德国，封锁的作用并不亚于军事方法。如果把这种力量交给国联的话，英国将为其生存而战斗，任何一种国联都不能阻挡它进行自卫。这种力量使德国无法通过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得到橡胶、棉花和食品。”除非国联已成为现实，否则他决不能失去这种权力。
豪斯并没有被吓倒。他说，海上航行自由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取消封锁的原则，而只意味着在战争期间给予在公海上的私人财产以豁免权。在将来的战争中，如果英国干涉美国的贸易的话，这可能把美国推向英国的敌人一边，不管这个敌人是谁。
后来，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参加了这一争论，他们参加争论倒不是因为他们对海上航行自由这个问题有任何担心，而是因为他们对十四点中的所有内容都持反对态度。例如，宗尼诺要求，要明确通知威尔逊，由于在实行停战的时候不可能就一项和平计划取得一致意见，所以不能接受他的十四点。他说，应先解决陆军和海军的停战条件。必须把和平的基础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
这正是豪斯决心要避免的情况。他不能让别人把威尔逊的原则耽搁下去。他说，如果盟国坚持拒绝接受十四点的话，威尔逊总统将被迫告诉敌人：“协约国不同意我提出的和平条件，因此目前的谈判要结束。”豪斯又说，然后，总统就“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决定美国是否应该继续为了协约国所确定的原则而战斗”。
就象他后来对总统所说的那样，他以平静的语言提出来的警告“惊动四座”。
克莱孟梭吃惊地问道：“你是说，你们要单独媾和吗？”
“可能是这样——这要取决于你们的批评达到什么程度。”
劳合·乔治不想让步。“如果美国单独媾和的话，我们将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封锁，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力量。就英国公众而言，我们将继续战斗。”
克莱孟梭插话说：“是的，我不明白这种理论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都有海上航行自由的权利，那么战争就不成其为战争了。”
豪斯——在汉基看来，他病得不轻——急于让其他人有机会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拒绝威尔逊的条件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他还想找时间对各个人作说服工作。他说：“要靠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在一起决定对十四点接受的程度；这将是实行停战的第一项初步工作。”又是贝尔福这位外交官立即表示支持这个意见，并且谦和地说，除少数国家以外，协约国中大多数国家大概都会认为威尔逊计划是可以接受的。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达成某些妥协。他坦率地说，德国显然企图“在协约国之间打进楔子”，他要求它们大家不要上当。
危险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了。劳合·乔治表明，英国只反对第二点，从而显示了他具有把他本人搅混的水使之重新平静下来的才能。他拖着腔调说：“让我们大家继续讨论停战条件，同时我们每个国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就我们对十四点的保留意见提出草案，到明天看看我们是否能商定一个共同的草案。”
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英国人极力讨好美国人感到不悦。宗尼诺关注的是有关意大利边界的提法，而克莱孟梭关心的则是战争赔偿问题。但是和平占了上风。大家通过了英国关于起草保留意见的建议，此后会议便平静地休会了，不过大家觉得前途未卜。
身体虚弱的豪斯心情沮丧地回到住所，他仍然消化不良。他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考虑问题，后来他，上床睡了。他时醒时睡。三十日（星期三）凌晨三点左右，摩托车的声音把他吵醒了。摩托车是要去送发往华盛顿的电报的。他又考虑起他与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出一个解决困难的办法。”他将对那些总理们说，如果他们的和平条件与十四点有根本的不同的话，他将不得不建议总统去国会，就美国是否应该为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目的而继续战斗下去的问题征求国会的意见。“我转身睡了，认为我找到了解决这个非常麻烦的问题的办法。”
他起床后打电报给威尔逊，把这一切告诉了他。他又说，其它协约国最害怕的是公布会谈的结果。“除非我们以坚决果断的态度与这些人打交道，否则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都会丧失。”他秘密建议，以流行性感冒为借口减少运往法国的部队人数，前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确实因患这种病而病倒。“稍晚些时候我还将建议，你应该有礼貌地停止提供钱、食品和原料。我确信，我们必须采取强硬立场，如果你赞成的话，我将以最文雅和友好的方法去贯彻这一点。”
豪斯又有了希望，快接近中午的时候，他在法国总理的办公室会见了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下午，他找机会单独与劳合·乔治谈了几句，劳合·乔治态度友好。他把英国的反对意见草案递给豪斯。虽然英国仍然表示不接受关于海上航行自由的条款，并且要求德国必须赔偿对平民的财产造成的损失，但是他对草案的调子温和感到高兴。他说，恐怕这位首相昨天是“打开了水闸”，还说克莱孟梭可能不愿意接受这样温和的条件。
几分钟后，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克莱孟梭准备了一个内容详尽的备忘录，对十四点提出很多反对意见。豪斯即刻指出，毫无疑问，宗尼诺在准备类似的备忘录，他宣布，这将使美国总统有必要去同国会商量一下，美国人是否应该继续战斗下去。
他的平静语言引起了轰动。克莱孟梭和劳合·乔治互相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克莱孟梭便立刻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英国的意见。这对豪斯来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胜利。在这天下午的会议上，奥尔兰多总理和宗尼诺外长处于少数地位。宗尼诺不顾人们的反对坚持宣读他自己的有倾向性的草案，草案声称亚得里亚海畔的一大片领土应归意大利所有。这引起了激烈争论，而克莱孟梭使这一争论嘎然而止。他直截了当地问道：“我们都尊重给德国的这个答复吗？我是同意的。劳合·乔治也同意。”他转向奥尔兰多，“你同意吗？”
奥尔兰多说：“是的。”这样就平息了一场可能闹得不可开交的争吵。
三
德皇于三十日上午到达斯帕，这使最高统帅部很吃惊。事实上，他的到达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他对冯·欣策海军少将说：“麦克斯亲王的政府企图把我赶下台。我在柏林不能象在我的军队中那样反对他们。”
在首都，首相刚从美国驻丹麦的两名外交官那里得到情报，说威尔逊“仍然坚持其公正的和平，并且正在与协约国的沙文主义者作艰苦的斗争。在法国和英国，目前这些沙文主义者控制着领导权”。在美国，沙文主义分子的力量也很强大，但是在德皇和皇储退位后，威尔逊“能很容易地处置他们”。
麦克斯亲王回顾说：“当时我恐怖地意识到：我没有不顾一切地迫使皇帝留在柏林是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他试图挽回他的致命失误，便打电报说，如果皇帝不在京城的话，他在国内和国外都无法实现和平。他低声下气地恳求皇帝尽快回柏林。“我认为，如果皇帝于星期四（三十一日）之前不回来的话，我应付不了局面；我们随时都可能面临作出关系到德国命运的决定，这种决定只有通过皇帝、首相和政府的合作才能作出。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不可能离开柏林。”
麦克斯亲王很快收到一个简单的答复，从语气上看，皇帝极为气愤。麦克斯亲王看到他的君主现在把他视为敌人，因而在感情上也受到伤害。“这对我本人来说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对我所献身的事业也同样是个打击。”他一贯认为，皇帝不只是把他视为民主政府的首相，而且还把他视为致力于不让霍亨索伦王朝垮台的朋友和亲属。“而现在皇帝对我有了气，离开了我，并且对我有了戒心。因此我就找了与他接近的人或者比我更接近他的人作帮手。”他给黑森大公爵打电话，要求他本人给予帮助。
威廉皇帝面临越来越多的人要他退位的局面。第二天柏林的《前进报》问道：“德皇将做什么呢？”“谁都不能阻止人们的切切私语，‘德皇将做什么呢？他什么时候做？”甚至忠于君主的人也在提出同样的问题。麦克斯亲王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问题：不能等皇帝回来再作决定；他必须争取时间。在十月份最后这一天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这位首相说，他对于皇帝退位的问题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要明确说明，皇帝陛下的退位只能并且也只应该是他自愿退位。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给帝国和军队造成损失，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国的尊严。如果我的自由不受到损害的话，如果人们避免向我施加压力的话，我就只能如此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沙伊德曼回答说，他不希望对皇帝施加压力，但是他们的紧急义务是劝说他自愿下台。要皇帝退位的要求不是来自工人，而是来自中产阶级人士。德国南部的农民也叫嚷着要他退位。“他必须承担失败的后果，并且自愿退位。”
在随后进行的辩论中，情况很快就变得很明显，内阁毫无希望地陷入分裂，在关于皇帝退位后应该组织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一问题上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甚至一些挑选出来的人在麦克斯亲王的房间里进行的私下讨论也没有取得任何一致意见。首相只剩下一个唯一明确的看法：“皇帝退位只有出于自愿才行。”他说，他主要担心的是，不要使形势恶化到人民要求皇帝退位的程度。“由于国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地站在皇帝一边，所以这样一种形势将会导致内战。”普鲁士内政大臣比尔·阿纳德·德鲁斯的话说得极其坦率，他很激动，以致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他说：“要末皇帝下台，要末我们必须放弃国家的防务。”
麦克斯亲王于会后把德鲁斯叫到一边，要求他当晚动身去斯帕，以普鲁士内政大臣的身份告诉作为普鲁士国王的威廉，全国的普遍意见是他应该退位。“我当然怀疑这位平庸的官员在他所不习惯的气氛中是否有能力坚持己见。”但是没有别人可以代替他。德鲁斯答应了，但是走出去的时候，他很激动，几乎摔倒在楼梯上。
有消息说，奥地利已与意大利单独媾和，并且激进分子刚刚将匈牙利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些消息使柏林出现了混乱局面。这是事实。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谣言。布吕歇尔亲王夫人的丈夫的代理人对她说：德国自己实际上已经接受投降。英国人将占领科隆，瑞土人占领巴登巴登，法国人占领斯特拉斯堡，美国人占领梅茨，英国人占领赫尔戈兰，等等。为了避免大灾难，德国银行不允许任何人一次提取的钱超过二百马克。“电话随时都给我们带来关于德国将发生的事情的新消息。刺耳的电话声似乎预示着灾难即将到来。他们说，奥地利人将无法阻止敌人通过他们的国家向前挺进，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已经接近德国。他们预计法国人将通过德累斯顿而来，意大利人将通过巴伐利亚而来，而塞尔维亚将穿过西里西亚而来。”奥地利军队已经溃不成军地退下来，他们在农村抢劫食物。
除了未知的情况外，流行性感冒是个可怕的现实。德国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幸免。“在克里布洛维茨，我听我们的女管家说，整个村子都受到流行性感冒的侵袭，可怜的人们一堆一堆地躺在他们房间的地上，因发高烧而浑身发抖。没有药，也没有任何人照顾他们。”在汉堡，每天要死四百人，必须用家具搬运车来将尸体运往墓地。“我们每天都在从各个方面退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我经常感到吃惊的是，现在没有下述宗教狂人：身着丧服在大街上跑，要人们忏悔自己的罪恶。”
至少将有四十万德国人死于所谓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这种病使敌对双方都深受其害，夺去了很多工人和领导人的生命。在英国，劳合·乔治暂时病倒。在法国，只是在克莱孟梭的女婿于最近死去后，报界最终才提到这种灾难性的病。到现在，巴黎每周要死一千二百人。在美国，这种感冒的蔓延象燎原之火，已经有四十六个州受到其侵袭。
在伦敦，由于很多警察和消防队员都病倒，所以很难维持公共服务工作。到十月下旬，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周死亡的人数达到四千四百八十二人。卡罗琳·普莱恩回顾说：“在火车和电车中，乘客脸上的沮丧表情很明显，交谈的话都是关于人们死于流行性感冒的特别令人悲痛的情况。恐怖感很普遍。一些急于得到和平的人——天知道——说，他们不敢想和平会到来。”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的发病率出现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于七月份到来。这一次总的来说不很严重，死亡人数不多，患病后通常三天内就会康复。十月份的第二次高潮就厉害多了。所有患者中有十分之一病情很严重，以至于最后死的人往往比康复的多。一个最可悲的特点是青年人的患病率高；患病的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十五岁和十五岁以下的儿童。
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试用了各种疫苗，但是都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一发现症状，医生所能作的一切是建议全休。对于不工作就要挨饿的穷人来说，按这种建议去做是不可能的，他们继续去工作，就把这种可怕的疾病传染给别人。
这种病蔓延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一所学校或者一个工厂的人们上午可能都很健康，但是下午很多人就可能传染上这种疾病。一位目击者写道：“营房里前一天还热热闹闹、充满生气，现在就要全变成一个大病房。病人人数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医院在一两天之内就挤满了病人，其他的病人只能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接受护理和治疗。”
把病人隔离起来似乎是制止此病蔓延的唯一办法。在匹兹堡和美国其它城市，电影院和剧院都不营业。舞厅和其它人多的场合有时也暂时关门。人们建议健康人不但要戴上细纱作的口罩把鼻子和口捂住，而且大量使用消毒剂和喷雾药物。驻英国的澳大利亚军队中患病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得不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建了一个特别的墓地。在法国，七万美国士兵必须住院，其中近三分之一濒临死亡。在这种流行病慢慢消失之前，二千万美国人将会染上此病，其中五十万人将死去。保守的估计是，全世界死亡人数至少达二千七百万——这个数字比在这场世界大战战场上阵亡的人数多得多。
四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三位总理和福煦来到豪斯在大学街的住所，以便制定奥地利的停战条件。在福煦回顾了德国的不断恶化的军事态势后，豪斯问，他们应当继续打下去呢，还是实行停战，这位元帅说：“我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如果我能通过停战而得到我们希望强加给德国的条件的话，那么我是满意的。一旦达到这个目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再多流一滴血。”
豪斯和克莱孟梭希望把保护人民和财产作为与奥地利和德国举行谈判的条件之一。劳合·乔治全力反对。他声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豪斯指出：“克莱孟梭和我为了团结，最终都作了让步，因为劳合·乔治的说法也有一番道理，接受保护人民和财产的条件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后我对克莱孟梭说，我对他代表法国所持的立场感到自豪。”
正当他们在开会的时候，豪斯接到威尔逊用密码发来的电报 [ 注：如果豪斯知道英国已经破译了这种密码以及美国的外交密码的话，他会感到很吃惊。亨利·威尔逊于九天后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们截获了豪斯给威尔逊总统和兰辛的全部电报，以及他们两人给豪斯的所有电报。这些电报读来令人吃惊。我认为，威尔逊是个无耻的流氓，他憎恨英国，豪斯是个可怜的工具。我认为侥幸的是，威尔逊没有任何能力。” ] 。电报的语言很激烈，“如果我读给与会者听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麻烦。”
我认为，授权你作以下说明是我的庄严的责任：我不同意参加不包括海上航行自由的和平谈判，因为我们不但决心消灭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且决心消灭任何地方的军国主义。我也不参与不包括国际联盟的任何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办法的结果是，除了进行无法忍受的普遍备战以外，和平将没有任何保证。我希望，我不会被迫公开这一决定。
客人走后，豪斯给他的性情急躁的总统发了回电，对他说，一切都在变好，他希望威尔逊不要坚持将电报的内容告诉那些总理。
如果你让我放手处理眼前的谈判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所办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使你为难，也不会放弃你的任何和平原则。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你将会象现在这样不受约束。非常重要的是，现在不要说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使停战谈判陷入停顿的话，也不要做这样的事，停战可以少死成千上万的人。现在谈判进行得令人满意。
第二天——十一月一日——上午，在豪斯住所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为下午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做准备。他们首先讨论了福煦关于向德国提出停战条件的建议。劳合·乔治评论说：“太苛刻了。”他认为，法国企图在德国西部占领的领土太多了。
豪斯关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十四点，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他同情法国人，然而也认为英国人有道理。他最后说，“他所倾向的看法是，所占的德国领土不要超过绝对前需要，但是他想让福煦元帅处理这个问题。”
这一天，奥尔兰多总理也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他建议，他们应该采取一种中间方针：要求德国人回到莱茵河东岸，在西岸留出一个中间地带。这一争论一直继续到劳合·乔治突然作出下述宣布为止：他将遵守福煦的苛刻的军事条件。
在讨论海军方面的条件时，英法两国采取了相反的态度。福煦说，德国人决不会答应英国的要求。为什么要惧怕甚至没有离开其本国港口的敌方舰队呢？他问道：“如果德国人在接受了我提出的大量苛刻条件之后而拒不接受你提出的额外的屈辱条件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将因此而冒险以成千上万人的无谓牺牲来重新采取敌对行动吗？”
英国一位海军上将反驳说，福煦不了解德国舰队曾经是个多么严重的因素。此后，劳合·乔治再次表现出他的谈判才能。首先，他建议取得和解，然后又提议让协约国海军委员会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这位威尔士人下午在凡尔赛举行的会议上却不那么随和，他在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十四点的问题。豪斯在日记中写道：“乔治、克莱孟梭和我本人于前天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在那天的晚些时候得到意大利人的同意。然而他今天又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我拒绝此时讨论此问题的话，他会促使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讨论。”
在动身去凡尔赛之前，豪斯收到威尔逊关于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份电报。总统“充分而且富有同情心地”理解，英国是依靠海洋生存的。但是，海上航行自由是美国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并且我不能改变我们的军队为之战斗的目标，也不同意最后完全由欧洲人来安排和平”。这个问题必须讲清楚。“考虑到这次战争中出现的很多新情况，很多事情需要重新下定义，封锁是其中之一。取消封锁不会有危险。”
豪斯一回到巴黎，便派人去把威廉·怀斯曼爵士叫来。他声明：“除非劳合·乔治在关于海上航行自由问题的态度上作出某些适当的让步，否则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团结的一切希望都将落空。美国于一八一二年是因为它在海上的权利问题与英国打了一仗，它于一九一七年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对德国宣战。我认为，即使总统希望避免这个问题，他也办不到。如果劳合·乔治坚持他所表示的英国观点的话，战争结束时反对英国的情绪会比自从内战以来的反英情绪更严重。我以尽可能强烈的语气再次重申，我们的人民不允许让英国政府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政府来决定下述问题：我们的船只不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应该按什么条件在海上航行。”怀斯曼答应于晚上向劳合·乔治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将于明天答复豪斯。
这时普鲁士内政大臣德鲁斯已抵达斯帕，执行麦克斯亲王的使命。但是，情况变得比他所担心的还要糟。皇帝非常冷淡地听完了德鲁斯不自然地提出的要皇帝退位的建议后，轻蔑地打量他一番，说，“你，一个普鲁士官员，一个曾发誓效忠于我的臣民，怎么竞敢在我面前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德鲁斯很紧张，一言不发。（皇帝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写道，你可以看到当时我是怎样先发制人地占了他的上风。这是他最不可能预料到的事情，他当时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看到德鲁斯一言不发，处境尴尬，皇帝接着说道：“那么好吧，假设我退位，你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想想看，我退位后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的儿子们都已向我担保，他们都将不继承我的皇位。这样，整个霍亨索伦皇族都将随我一起离去。”（你可以看到这使他多么害怕，这又是他不可能预料到的事，他和那个精明的柏林政府都没预料到这一点。）“而那时，谁又愿意为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摄政呢？我的孙子吗？或许是帝国首相？我从慕尼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那里根本没有一点想承认他的意思。这样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德鲁斯只回答了一个词“混乱”，然后又鞠了一躬。（你看，只要向这些笨头笨脑的家伙提出问题，而且不追问下去，就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头脑是多么混乱、愚昧无知。）
皇帝说：“那么好吧，让我来告诉你，退位后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我退位，所有的王朝也都随着我而垮台，军队将会变得群龙无首，前线的部队定将溃散，退过莱茵河。那些对我不满的人就会聚集起来，在敌人的支持下进行烧、杀、抢、掠，这就是我不想退位的理由。”
德鲁斯最后终于插了一句话说，他是在首相的授意下来这里的。必须有人把这个意思转告给皇上。威廉自豪地回答说，腓特烈大帝的后代不可能退位，他说：“我决不因为几百名犹太人和千把工人的缘故而打算退位，请将我这话转告你在柏林的主子！”
他召见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接替人——格勒纳将军。兴登堡元帅与皇帝一唱一和，他预言，皇帝退位后军队定会溃散，士兵们会象一帮强盗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回家乡。格勒纳这个直爽、性格温和的斯瓦比安人接着激烈地批评政府对新闻界的煽动无动于衷。他认为德国的最大危险不是敌人，而是国内的叛乱和溃散。
他们异口同声的攻击引起了德鲁斯的勇敢反击。他转向兴登堡说：“是谁要求组织这个政府的？”他喊道：“是你！是谁不断地打电话和拍电报要求立即停战的？是你！”他要求允许他辞职。
威廉急匆匆地说道：“不，不能那样！我们刚才只是互相将情况摆了摆。请将我的观点转告柏林的先生们。”德鲁斯离开后，皇帝走到外面去缓了一口气，他告诉尼曼少校，格勒纳如何给他保驾。皇帝令人惊讶地叹道：“这实际上是一个德国南部的将军挺身维护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这使我心里痛快极了。”
皇帝走后，格勒纳公开地谈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他说：“他应该去前线，不是去检阅部队，也不是为了颁发勋章，而是去观看死亡。他应该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去。如果他被打死了，这将是他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死亡方式。如果他负了伤，德国人民对他的感情将会完全改变。”
格勒纳动身亲赴前线。这时有消息传来说，美国的第一集团军已经突破了在阿尔贡的步兵防线和炮兵防线，正在迅猛地向色当推进。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也在加紧前进，甚至连兴登堡也清楚，末日已经来临。他回顾说：“那种紧张程度几乎是无法忍受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军队里，到处都是骚乱，垮台是无法避免的了。”
第二天，在基尔这个波罗的海港口发生了一次大骚乱。起因是，一星期前，舍尔梅军上将下令舰队出海，而六艘战舰上的水兵都表示反对。他们愿意保卫德国的海岸，但拒绝参加无益的海战。由于海军司令部拒不收回愚蠢的命令，水兵们公开举行反叛。大多数战舰不得不返回基尔港。在那儿，一些水兵被关进监狱。然而，这一行动更激起他们五百名同伙的斗志。他们在一个名叫卡尔·阿特尔特的锅炉工的领导下，游行到一个大公园里。在那里，由于受两名社会党人的煽动，他们群情激昂，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二天（十一月三日）是星期日，将近二万名码头工人和水兵聚集在公园里听阿特尔特和前一天那两名社会党人的演说。他们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志，听众热烈响应。他们高举火把，唱着国际歌，向军事监狱进军，一支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巡逻队挡住去路，当人们继续向前推进时，枪声响了。水兵们冲破封锁线，有二十多人伤亡。但是阿特尔特和其他几个主要领导人没有被捕，他们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工人和水兵”苏维埃。他们除了要求释放被捕的同伴以外，还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废除敬礼制度，官兵分配定量平等，享受言论自由和要求皇帝退位等。兵变变成了革命。
十一月三日这一天，巴黎下着毛毛细雨。豪斯上校在海上航行自由问题上仍与英国人争论不休。他头一天与怀斯曼和里丁商谈了两个多小时，但“毫无结果”。“这是我所了解到的最不寻常的态度，如果不改变这种态度的话，必将导致麻烦。”争论在无休止地继续着。“我多次把他（里丁）问得无话可说，简直使人厌烦了。他只能退让，反复地说劳合·乔治必须考虑到他国内的选民和他们的意见。”
十一月三日下午，在上校住所大客厅里举行的另一次总理会议解除了他的烦恼。会前他已准备在会上施加强大压力，他在会上一开始先念了一段威尔逊总统的措辞严厉的电报，但省略了总统扬言要把整个问题提交给国会的这个内容。即使这样，劳合·乔治也不打算改变初衷。他说：“这不仅仅是与英国有关的问题，而且与法国和意大利也都有关。”然后他怀着期望的心情转向克莱孟梭和奥尔兰多：“我们的封锁使德国无法从国外得到钢、铜、橡胶和许多其它产品。这种封锁使我们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是我们打败敌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是的”，豪斯耐心地说道，“但是总统不反对封锁的原则。他只是要求大家接受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
劳合·乔治首相不打算让步。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的立场是异常坚定的。我说我能接受是没有用的，因为我知道我这样说并不代表英国。”
豪斯问，如果英国人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原则，他们准备在和会上对此进行坦率的讨论吗？英国的保留态度是否是对威尔逊立场的一个断然挑战呢？
劳合·乔治说，“这种态度丝毫没有对美国的立场提出挑战的意思，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保留在和会上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由。对于能达成协议这一点，我没有失去信心。”
豪斯松了一口气说：“我希望你写点东西，以便我送给总统。”
“他想要类似‘我们颇为愿意讨论海上航行自由及其实施’这样的东西吗？”
豪斯十分高兴。虽然他没有得到威尔逊想要的那种公开表态，但是他没有完全陷入僵局。当会议即将结束时，奥尔兰多接到一份电报，证实奥地利已接受协约国提出的所有停战条件。
“好极了，意大利！”豪斯对几乎高兴得流出眼泪的奥尔兰多说。汉基追述道：“我将难以忘掉当时的激动场面。”大家都站起来，互相握手，会场充满极其亲切、欢乐的气氛。看到劳合·乔治在一旁“沉默不语”，汉基感到奇怪。有人告诉他：“劳合·乔治是居尔特人？他对事情如此顺利有点不解。”
劳合·乔治首相言行一致。那天天一黑，他就给豪斯送来了给威尔逊总统的一份声明：“我们颇愿意根据目前战争中出现的新情况讨论海上航行自由问题。”晚上九点，豪斯将此声明和他对这次重要会议的看法拍电报告诉了总统。豪斯上校觉得他已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可是威尔逊总统看完劳合·乔治的声明后，大失所望，他立即发电报要求明确接受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如果英国人不接受，他们会“看到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目前的设备来建立我们的人力物力所允许的最强大的海军。这是我们的人民多年的愿望。”
值得庆幸的是，十一月四日上午当豪斯主持召开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时，他还没接到威尔逊的措辞强硬的电报。会上气氛很友好，与会者很快确定了向德国提出的有关海军和陆军的条件。劳合·乔治于当日下午二时动身回英国，所以未能出席下午在凡尔赛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开得时间很长，而且也很枯燥无味，但最后都一致同意，要让德国人知道协约国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但有两点异议：德国必须赔偿它给协约国人民及其财产造成的一切损失，鉴于对海上航行自由原则目前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个问题只好留到和会上去解决。
如果威尔逊在场的话，他无疑会反对后一点异议。豪斯用密码给威尔逊拍了电报，说他们已经“赢得了一次外交上的伟大胜利”。协约国已经接受了十四点方案。“我怀疑，和我们一直打交道的这些政府首脑中，是否有人意识到他们现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了美国的和平计划。”
其他的与会者并非都很高兴，贝尔福勋爵极其忧虑地走到格里斯科姆上校跟前说：“格里斯科姆，条件太严厉了，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德国人决不会同意。”威尔逊将军走过来和他们一块喝茶，他也相信德国人会拒绝这些强硬的条件，并会提出反建议。
但是，豪斯的欣喜心情在他当晚记的日记中流露了出来。“怀斯曼和许多别的朋友一直在努力使我相信我取得的胜利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胜利之一。也许是如此。事实是，我来欧洲的目的是为了让协约国赞同总统的和平条件。我离开了美国国内那些怀着敌视态度而又有影响的人，这些人坦率地申明他们不同意总统的条件……在这里，我发现协约国政府也象国内的那些人一样对十四点抱着直截了当的敌视态度。普通的人民普遍赞成总统的意见……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普通的人民……我们不得不劝说，不得不进行威胁，但是从结果来看我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甚至对那两点异议也是感到满意的，因为这两点异议所强调的是接受整个十四点方案，“假如他们不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在没有抗议的情况下实行停战，那他们在和会上就可以处于更有力的地位来拒绝十四点。”
他的那种胜利感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样，他已成功地保留了威尔逊计划的实质，而没有象总统可能做出的那样，顽固坚持反对两点异议而使自己失去盟友。豪斯的通情达理、公正无私，谨慎和友好的品质给英国和法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乞灵于谩骂，即使他在努力完成威尔逊交给他的任务时，给人的印象也是在仔细斟酌对方的意见。
那天晚上，各种颜色的烟火和信号弹，照亮了意大利战场的上空。前线的战士们可以听到他们后面的村子里的钟声、歌声和欢呼声。战争终于结束了。
五
与此同时，基尔的兵变不仅转变成革命，而且在它的鼓舞下，德国全国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骚乱。星期一那天早晨，水兵们抢劫了兵工厂和轻武器库，占领了基尔的大部分地区。在港口停泊的舰只，除了一艘外，都挂起了革命的红旗。水兵们把他们的上司抓了起来，扯下他们的徽章，并把他们送进监狱。
消息一传到柏林，内阁马上开会，讨论这一事件和其它暴乱情况。麦克斯亲王因病重，不能出席会议，一切由内阁大臣们决定并采取行动。勒德恩伯爵说：“为了保卫基尔，不管后果如何，必须尽一切努力把第三分舰队从这个城市撤出。”
豪斯曼报告说，柏林的警察担心骚乱会在几小时内爆发。随后，沙伊德曼谈到了慕尼黑报纸的一则报道。“这则报道说，一大群人向斯塔德尔海姆监狱进发，要求释放犯人。报纸扩散这样的消息是很不负责任的；但是下令制止和反对这种做法是毫无用处的。”
豪斯曼注意到，报界关于皇帝退位的讨论在闹事的水兵中影响极坏，甚至起了扰乱军心的作用。“他们想：如果皇帝现在退位，我们就不用受效忠誓言的束缚了，也用不着再服从长官的命令了，我们可以随意处置他们。”
最后，内阁决定让豪斯曼去基尔平息骚乱，随他去的还有古斯塔夫·诺斯克。诺斯克是德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的主要议员。那天晚上，他们俩一到基尔火车站，欢叫着的水兵就抓住了身材魁梧的、曾当过编篮工和报纸编辑的诺斯克。他们把他高高地举到肩上，然后又扔到汽车的后座上，与水兵领导人阿特尔特坐在一起。当汽车驶过人群走向威廉广场的群众大会时，阿特尔特不时地探出身子，手中挥舞着红旗高喊：“自由万岁！”一抵达目的地，阿特尔特就跳上讲台喊道：“诺斯克在这儿！”当诺斯克被推到阿特尔特旁边时，人们欢呼雀跃，挥舞红旗。有人把一把刀塞到他手中，他很快把它扔掉，并开始讲话。但是，他更象是一个谈判者，而不象革命者，因为他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法律和秩序。
第二天，十一月五日，诺斯克来到造反的码头工人和水兵开会的大楼。他发现那里几乎是一片混乱。这些人的饮食没人管。很显然，如果不把他们管理起来，他们将要抢掠城市。既然似乎没有人负责，他就跳到停在威廉广场的一辆轿车的车顶上，向人群大声说他已接管了这座城市。人群欢呼起来。他被推举为基尔的军事总督。他给柏林打电话说：“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总督职务，而且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甚至德国的革命者似乎也喜欢稳定的秩序。反叛的士兵把武器交给了诺斯克总督，街道出现了平静。起义者找到了他们的主人。
格勒纳将军刚回到首都向麦克斯亲王和内阁汇报情况。形势很严重。德国现在已经孤立无援，协约国很快把它包围了起来。它的西线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很大的劣势，以致最高统帅部不再拖延作出进一步撤退的决定。“它现在和将来的首要任务是，在任何情况下部要使军队避免遭受决定性的失败。”但是关键是士气问题。他痛苦地说，他的士兵的斗志减弱到危险的程度。“当冰冷的、削弱着我们战士的潮流向部队袭来时，这神圣之火怎么能继续燃烧下去呢？这冰冷的潮流来自国内报界胆小和不满的议论，也来自休假归队的官兵和那些从俄国回来后又重新编入队伍的战俘。”如果情况得不到迅速改变，国内情况就会完全毁掉我们的军队。“我有责任在这里说明事实真相。兴登堡元帅要我就皇帝退位一事多说几句，他说如果他抛弃了皇帝，他将把自己视为一个恶棍，先生们，我和所有其他正直的军人也将这样看。”如果对皇上的猛烈攻击不停止的话，军队就注定要垮台。“军队将四分五裂。源源回归故土的一群群毫无组织的士兵们就会兽性大发作。”
最后他警告说，军队只能在短时间内顶住敌人。只有国内的人才会这样说：军队必须坚持到底。“如果部队不溃散，我们将得到比较好的条件，并且会有重新进行建设的比较好的基础。”
后来，麦克斯亲王私下想说服格勒纳将军同意皇帝退位，但是，这位将军反驳说，这个问题表明亲王对前线的士兵缺乏感情，说完后，他“不愿再听任何解释”。
在华盛顿，豪斯有说服力的报告使总统放弃了他的海上航行自由的要求。他向柏林发去他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电报。他说，协约国宣布他们愿意除了两点保留意见外在十四点方案的基础上与德国讲和，因此美国政府和协约国政府“授权福煦元帅接见德国政府任命的合适代表，把停战的条件通知他们”。
那天白天，威尔逊总统告诉他的内阁，豪斯上校已经迫使协约国接受了十四点方案。在内政部长莱思看来，威尔逊显得“十分幽默和心情舒畅——一点也不忧虑。他为什么要忧虑呢？整个世界都完全顺从于他。连凯撒也没有获得过这样的胜利！”农业部长也注意到，他看上去精神愉快。“他如释重负，看上去不象前几年那样匆忙和紧张。”
然而，在国外传来捷报的同时，也传来了在国内严重受挫的消息。那天在国会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以微弱多数获胜。
十一月六日（星期三）麦克新亲王觉得身体尚可，便在首相府的花园里会见了格勒纳。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将军对形势的估计比昨天更加悲观。他还报告说，皇帝刚才通知他，军队现在必须直接与福煦联系，以了解对方将提出什么样的停战条件。格勒纳消沉地说：“我们现在必须打着白旗越过防线。”
首相吃惊地问道：“这至少不会是一个星期以内的事吧？”
“一个星期的时间太长了。”
“不管怎样，不会在下是期一之前吧？”
“那也太晚了，等不及。最迟是星期六，”
麦克斯迫不得已只好将内阁大臣们召来，通知他们不能再等待了。格勒纳告诉他们：“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十一月八日（星期五）上午与福煦谈判。”他又说，停战代表团应该在那天出发。如果在此之前接不到威尔逊的答复，他们必须举起白旗，主动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甚至可能必须投降。内阁一致同意。
午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工会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首相府会见格勒纳。艾伯特开言道，不管正确与否，人民把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皇帝。因此，皇帝最迟应该在明天早晨宣布退位。他可以任命他的一个儿子作为代表，奥斯卡或艾特尔都可以。“皇储现在是不行的，公众太恨他了。”
格勒纳厉声说：“退位是不行的。军队正在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它不能没有自己的最高统帅。”
其他的人也和他一道恳求着。他们不反对君主制本身，而且这样做也不是废除君主制。只要政府建立在议会的基础上，君主愿意进行社会改革，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也就完全满意了。
争论变成了学究式的讨论，沙伊德曼的到来使这一讨论嘎然而止。沙伊德曼是接电话后来的，他面色苍白，心情激动。他说：“继续讨论退位问题已毫无意义了。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基尔的水兵已经控制了汉堡和汉诺威。先生们，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行动。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明天我们能否还坐在这里。”
只有艾伯特一人保持着冷静，他说：“还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他又对格勒纳说：“将军先生，我再一次强烈地要求你抓住这个最后机会挽救君主制，马上采取行动，让其中一个王子摄政。”
其他的大臣——其中包括一个满面泪痕的大臣在内——也这样恳求，但格勒纳坚定地认为，皇帝的所有儿子都一致发过誓，如果他们的父亲被迫退位的话，他们决不继承皇位。
艾伯特说：“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进一步讨论都没有必要了。事态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他转向格勒纳说；“阁下，感谢你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战争期间与你一道工作的这段经历将永远给我们留下愉快的记忆。我们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了。谁知道我们以后是否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大臣们都紧绷着脸，静悄悄地离开了会议室。冯·黑夫滕上校终于打破了沉默。“这就是革命。这些领导人再也控制不住群众了。”这确实是关系到祖国命运的关键一天。起义的水兵已经占领了吕贝克、汉堡、库克斯港、不来梅、不来梅港和威廉港等地。他们将会通过水路和铁路进入每一城镇，释放被监禁的水兵和政治犯，然后成立包括工人在内的委员会。更重要的是，柏林和慕尼黑两地也在酝酿着起义。看样子，红旗一定会很快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上空飘扬。
傍晚，首相和他的内阁同僚们从非官方的途径获悉了威尔逊的第四份电报。条件是苛刻的，但至少保住了十四点方案。尽管电报的内容和调子使他们更加怀疑威尔逊的善意，但是他们普遍松了一口气，至少军队用不着对福煦低声下气了。
稍后，格勒纳又回来建议麦克斯亲王任命议会中间派领导人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为停战委员会的政府代表。他将于那天夜里动身去斯帕，然后与军方代表一道去法国。麦克斯亲王建议他们公布停战委员会启程去参加谈判的消息。它将给起义者泼一瓢冷水。“信心完全动摇了的”格勒纳同意了。于是向报界公布了这样的声明：协约国除了在海上航行自由这个问题上有保留外，一致同意接受威尔逊的十四点方案，德国停战代表团已经动身前往法国。首相号召人民本着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维持好秩序。“希望每个公民都知道他在履行这一义务方面对祖国所承担的重大责任。”
六
午夜过后不久，福煦接到这样一份电报：德国停战委员会准备动身，希望电告在何地与他会见，然后他们将乘车前往指定地点。福煦在一个小时内作了答复：
如果德国的全权代表希望会见福煦元帅并向他请求停战的话，他们可以去连接希梅、富尔米、拉卡佩尔和吉兹这几个地方的路旁的法国前哨站。已经下令接待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到指定的会见地点。
埃茨贝格尔一直到十一月七日上午八时才抵达斯帕。使他吃惊的是，这里没有为代表团其他的成员做什么准备。与柏林通了电话后，他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这使他更为吃惊。二十五名军官奉命陪同他前往，但是他只挑选了两名——前驻巴黎武官冯·温特费尔特将军和一名海军上校范泽洛。另一名成员是德国驻保加利亚公使阿尔弗雷德·冯·奥本多夫伯爵，此人是埃茨贝格尔的密友。
兴登堡为他们送行。他说，这大概是第一次由政治家去谈判停战问题。但既然最高统帅部不再决定国家的政策，他现在也不反对这一点了。军队对今后发生的一切不再负责任了，这对他也是某种安慰。他含着眼泪与埃茨贝格尔握手。“上帝保佑你，为我们的祖国力争最好的结果。”
代表团成员和助手们匆匆吃完午饭后，分乘五辆汽车向前线进发。在斯帕郊外，一起意外事件差点使这次行程以悲剧告终。埃茨贝格尔和伯爵乘坐的汽车在一个拐弯处突然越出公路，撞进一间房屋，接着又受到后面一辆汽车的碰撞。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但这两辆汽车已被撞得破烂不堪，车上的人只好挤到其它三辆车上。
十一月七日（星期四）上午，议员汉森前往议会大厦时，看到柏林的街道呈现出一片战备景象。“士兵们戴着光亮的钢盔，手持野战武器，正在列队前进。大街的拐角处都设立了强有力的军事哨所。不管哪条街道，只要有战略意义，街道两旁建筑物的高层窗户上都架上了机关枪。我穿过了好几个炮队。大炮从街上驶过，表明它们已经‘严阵以待’，这是为了让柏林的公民知道，如果他们造反，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这预示着将有一场血腥的战斗。”
那天夜里，麦克斯亲王被迫做出了重要决定。他将去斯帕拜见皇帝，留下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在后方稳住局面。次日上午，他在首相府花园接见了艾伯特，向他透露了他的秘密。他果断地说：“除非皇帝退位，否则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不想要这种革命。我憎恨它就象憎恨罪恶那样。”一旦皇帝退了位，他就希望他的党和群众都站到政府这边来。全国各地传来的消息是令人吃惊的。虽然在诺斯克的领导下，基尔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秩序，但是汉堡、威廉港和汉诺威的形势在恶化。柏林警察局长报告说，起义者准备今天占领监狱和警察总部。
在慕尼黑，虽然也有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是直到目前市中心还是处于平静、懒散的气氛中。天气晴朗温暖，它使美国人想到那晴暖宜人的晚秋季节，这里则称之为老妇人的夏天。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正在英国式的花园里进行每天例行的散步活动。
但是，到下午三点，十万名抗议者已冲进了特里西安运动场。他们中大多数是工人，但也有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以及至少一千名水兵，这些水兵因为在北部闹事，曾在慕尼黑被拘留过。
人群在九十英尺高的巴伐利亚铜像前面成扇形散开。铜像手中持剑站立着，身旁有一只狮子，这个铜像是这个骄傲的州的象征。这更象农村集市，而不象一个统一的集会。在十几个讲台上，不同政治面貌的讲演者在呼吁听众制止战争。
社会民主党人艾哈德·奥尔站在巴伐利亚铜像脚下讲演。根据与其他讲演者达成的协议，他只做了二十分钟的讲演，然后要求通过一项决议。在宽广的草地上，挥动着的红旗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过来。有一个小个子老年犹太人站在讲台上，他头戴着一顶黑色的大尺码帽子，帽子虽大，却盖不住他那蓬乱的头发。衣冠不整的库特·艾斯纳活像漫画里扔炸弹的赤色分子。他由于在战争期间参加了罢工活动，因而曾被关进监狱几乎达九个月之久，但巴伐利亚的警察认为他只不过是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而已。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施瓦宾学生区的斯特凡妮咖啡馆里渡过的，他在那里写剧评、下棋或用十分单调的声音谈论政治。
现在，他那单调的声音被那个有毛病的扩音喇叭提高到歇斯底里尖叫的程度，人们的情绪也被煽动了起来，达到“极其兴奋的程度”。个子矮小的艾斯纳喊道，行动的时刻来到了，他的助手走到前面，挥动着一面红旗，示意向居尔戴因学校——这是附近的一个兵营——进发。艾斯纳和他的助手，以及另外两位同志手拉着手，走在前面。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些吵吵嚷嚷的水兵和一群又笑又骂的市民。艾斯纳“表情严肃……又焦急又兴奋”，眼睛盯着前方，领着大家向兵营走去。革命者查抄了这个兵营的来福枪，然后跨过多纳斯贝格尔桥，继续向另一个兵营进发。一个代表团硬冲了进去。大约一分钟以后，从一个窗口伸出一面飘扬着的红旗。兵营里的人已加入了革命。
维持勒斯巴赫王族的路德维希三世仍在英国式的花园里散步，他不知道革命已经爆发了。一名工作人员劝他回家，当他回到他的宫殿时，由于前门被人群堵住，他只好走后门。前门的卫兵在一片叫喊声和辱骂声中吓破了胆，很快倒向了起义者一边，全城的卫兵都是如此。看来，没有人愿为维特勒斯巴赫王族卖命了。
晚上八点，两位大臣对路德维希说，他可能有生命危险。路德维希提着一箱雪茄烟，向车库走去，生着病的王后和他们的四个女儿跟随在后。他的司机也象卫兵们那样，抛弃了这只正在下沉的船，把王宫里的所有汽油都拿走了。路德维希调用于附近车库里的汽车，他的车队从挤满兴奋的但仍有所克制的人群的街道上逃走了。在该城的南部，路德维希的汽车在雾中迷失了方向，开出了公路，陷进一块土豆地的泥潭里。巴伐利亚的君主制就这样寿终正寝了。
在慕尼黑市中心——离卡尔广场的“斯塔胡斯”不远的地方，革命正在一个大的啤酒厅里得到巩固。在马特泽布罗伊饭店的一楼，库特·艾斯纳被推选为工人士兵委员会的第一主席。这个委员会马上行动起来。卡车满载着挥舞红旗的人们在城中驶过。艾斯纳的队伍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和政府建筑物。没有人抵抗。当起义者在有战略意义的地方架起机关枪时，警察袖手旁观。
与此同时，艾斯纳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出了啤酒厅。他们在一个由六十人组成的武装卫队和一群追随者的陪同下顺着大街来到了一片黑暗的议会大楼，他们叫醒了看门人，涌进了下院。晚上十点半左右，艾斯纳登上了议长的讲台。他敞着衣领，头发蓬乱，比平常更不修边幅。他说：“现在我们必须着手建立一个新政权。此时此刻对你们讲话的这个人将要担任临时总理的职务。”人群中自发地响起了掌声，这清楚地表明：库特·艾斯纳已取代了路德维希国王，成为巴伐利亚的领导人。
他起草了－个宣言，宣告巴伐利亚共和国成立，然后由于疲劳，便象猫一样把身子缩成一团躺在松软的红色沙发上。在他酣睡时，宣言已很快地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印刷出来，并散发到巴伐利亚各地。隔几条马路的地方，一个革命者登上了弗劳恩基尔歇的陡直的楼梯上，把红旗挂在其中一个著名的塔上。
革命来到了慕尼黑，这是德国式的革命，没有引起多少恐慌，也没有一个人受重伤。人民以同样的心情去接受他们的命运。没有反对革命的暴力行动。慕尼黑的人民只是发牢骚和等待。
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带着一份最后通牒来到了首相府。他们既不进行威吓，也不挑衅，倒很象那些由于失去权力而“突然被吓得不知所措”的人们。他们说；“皇帝必须马上退位，否则将爆发革命。”
麦克斯亲王痛苦地回答道，他的首相职务的基础已经崩溃。他气愤地中断了讨论。现在他去斯帕已没用了。他给皇帝发了一份长电报，说人们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请求皇帝退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再维持现政府的团结了。”他请求皇帝“本着宽宏大量的精神，解除我的帝国首相职务”。
此时，德国停战代表团终于来到了希梅，但他们被一个德国将军阻挡住了，这位将军坚持说前面的公路无法通行。埃茨贝格尔坚持要去。在与驻在特雷隆的更高一级军官通了几次电话后，代表团于晚上九点二十分（比法国时间晚一个小时）越过了前线，第一辆汽车的后面飘着一面白旗，一个年轻的骑兵中尉站在汽车脚踏板上，用号吹出短促的声音。
他们的三辆汽车刚走了还不到一百五十码，就被穿一身蓝制服的士兵拦住了。一个法国上尉认出了这个代表团，便登上了他们的第一辆汽车，他的一个号手替换了站在脚踏板上的那个德国号手。代表团被带到附近的拉卡佩尔城。当冯·温特费尔特将军用流利的法语向敌方军官道歉来得太迟的时候，几个士兵也在询问埃茨贝格尔。他们问：“战争结束了吗？”当时有人鼓掌，还有几个人喊“法国万岁”，除此外，法国兵十分规矩。
代表团在新闻记者的闪光灯的闪照下，换乘了法国的汽车。当汽车颠簸着向西开去时，人群中有人高喊，“去巴黎”。
七
十一月七日上午刚过十一点，法国第二局（情报局）接到了一份错误的报告，说停战协定已经签订，一切敌对行动将于当日下午二时停止。德卡蒂萨克上尉马上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转告给美国联络处的代表斯坦顿上尉。斯坦顿把这个消息又传给他在巴黎的上司怀特豪斯上尉。怀特豪斯接着打电话将此消息告诉美国陆军情报局在巴黎的代表。他们对此既惊奇又怀疑。怀特豪斯坚持说，他的消息是“完全可靠和有根据的”，但是卡伯特·沃德中校认为，这么快就签订协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给潘兴的司令部打电报说，法国陆军部传出谣言，说德国已于今天上午签订了停战协定。他在电报里最后说：“我对所报告的这个消息持保留态度。”
与此同时，认为这个消息属实的斯坦顿上尉把它当作新闻转告了许多法国官员，只是没有说明它是来自官方。好消息总是会不胫而走，于是这个消息就在法国广为传播了。
下午一点，消息传到了美国大使馆武官沃伯顿少校那里。沃伯顿将此消息电告了华盛顿。与此同时，美国驻巴黎的海军情报处官员杰克逊上尉也把这个谣言作为有根据的消息打电报告诉了驻在布雷斯特的美国海军司令亨利·B·威尔逊上将 [ 注：几周后，怀特豪斯上尉被解除了联络处官员的职务。斯坦顿上尉没有被解职。 ] 。
很凑巧，合众新闻社社长罗伊·霍华德因将乘船回美国，前来向威尔逊海军上将告别。陪同他的是美国驻布雷斯特远征军副官弗雷德·库克少校。他曾是华盛顿《呈报》的新闻编辑。当他们在外间的办公室等待时，威尔逊海军上将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了出来。“这是杰克逊从巴黎发来的电报，说停战协定已于今天上午十一点签订，今天下午二点生效。”
这一消息使大家感到吃惊，以致几秒钟之内没有人说话。然后霍华德脱口而出地问道：“上将，我可以发这条消息吗？”威尔逊犹豫了一会，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他想是可以的，霍华德说了声“一会见”，便和自愿陪他去电报局的詹姆斯·塞拉兹海军少尉一起跑下了楼梯。库克后来追述道：“他一定是一步跨十级台阶地跑下去的。”
他们俩先来到一家叫《电讯报》的地方报社。合众社使用该报租用的线路向美国传送消息。发报员把这条急电打在纸条上，然后把它贴在一张空白的电报纸上。这样它就象合众社从布雷斯特发出的其它电报一样。由于威廉·菲利普·西姆斯是合众社唯一有权从布雷斯特把采访到的新闻用电报发回国内的人员，所以霍华德指示发报员在他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西姆斯”的名字。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左右，在“威尔逊总统大院”里，美国海军军乐团在举行室外音乐会。这时刚用法语和英语读完威尔逊海军上将关于停战的通知。乐队奏起《今晚在这古老的城镇里将有一番热闹景象》的乐曲时，这喜讯也向四处传开了。几分钟后，街道上已挤满了欢呼的人群。当霍华德和塞拉兹拿着电报来到电报局时，新闻检查室空无一人。所有的人都出去参加庆祝活动了。
当塞拉兹少尉把电文送进发报室时，霍华德在外边的办公室等候。由于发报员过去曾经多次发送合众社的巴黎消息，所以他以为这条消息已经受过检查。他在电文上填上了“巴黎”电头后，就把消息向纽约发去。电报是在东部标准时间上午十一点五十六分到达纽约百老汇街十六号的西方联合电报局的。三分钟后，它通过了纽约新闻检查员的检查，很快就被送到普利策大楼三层的合众社办公室：“合众新闻社纽约／巴黎急电——协约国于今天上午十一点签订了停战协定——下午二点停止敌对行动——美国人于今天上午占领了色当。霍华德－西姆斯”
没有人怀疑这份电报的可靠性，因为它是以合众社社长和该社驻欧洲首席记者的名义发来的。而且电报是巴黎电头，它一定也经过了法国人的检查。于是几秒钟后，这条多年来最重要的新闻便传遍了全国。
十一月七日，在那美丽的气候宜人的深秋季节里，纽约人高兴得简直发了狂。警报器声、工厂和轮船的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以及教堂的钟声此落彼起，热闹非凡。人群纷纷从办公室、商店和工厂涌上街头。交通停止了。五彩缤纷的纸屑和彩带从办公楼的窗口飘落下来。马克·沙利文写道：“人们自己组成了非正式的队伍，他们手挽着手，不管他是谁，也不管在那里。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片兴奋、快活、悲喜交集的气氛中。湿润的眼睛看到的是永不消逝的欢笑。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在国库的分局大门外，人们在为协约国欢呼。还有些人在华尔多夫大楼前唱歌。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跑出教室，在校园里跳起了蛇舞。股票交易所在两点半就停业，而不是在三点停业——场外股票交易所一点就关门了。在一点至三点之间，电话公司所接的电话比它历史上任何两个小时内所接的电话都多。感情的热浪冲击着每个人。在公园大道有一个理发师，刚给他的顾客削了半边脸，就卷起刮胡刀，对他的助手说，‘你把他理完后，就关店门。我呢，我要回家和我的老婆一起喊！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类似的场面在美国各地——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可以看到。在威斯康星州的拉克罗塞（有很多日耳曼人住在这里），拉尔夫·托兰带了他的两个孩子到闹市区去观看群众狂欢的场面。贝冈的药店免费给大家供应汽水。在一家报社的窗口外吊着一个用稻草做的德国皇帝的模拟像，有人把它点着火，它便烧起来了。这些景象是托兰的六岁的儿子永生难忘的。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拣做防毒面具用的桃核。
但是几小时后，合众社总部开始产生怀疑，因为其它通讯社都没有报道这个消息。“真是活见鬼的独家新闻！”在布雷斯特，罗伊·霍华德懊恼地获悉，这个消息“无法得到证实”。他赶紧向纽约发去一份紧急电报。这份电报本来可以在下午二点送到合众社办公室，并可以来得及让下午的报纸纠正这个消息。但是纽约海军的新闻检查官员却将电报送到在华盛顿的海军部长那里。
美国从欢乐跌入了阴郁的气氛中。纽约《论坛报》发表社论说：“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假消息之一。报纸、游行、喇叭声、疯狂的人群铺天盖地而来！是的，在美国，这场战争一直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是人民进行的，人民打了这场战争。一听到德国人投降了，如果他们想狂欢，为什么不可以呢？”该报于晚些时候又发表了另一篇社论，题为《骗走欢乐的小偷》。它发人深省地指出：“当真正的和平消息到来时，我们还会有象第一次那样好、那样快活的庆祝活动吗？我们认为，这不大可能，兴致已被冲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