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者：约翰·托兰·美国
出自————《1918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出自————《战争通史》
一九一八年元旦，经历了将近三年半战争的欧洲已濒临崩溃。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伤残的士兵，致以百万计。田园荒芜，无数平民百姓挣扎在饥饿和痛苦之中。参战各方都确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自己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
无论协约国还是同盟国都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速胜，把战争本身设想成一种巨大的冒险行动。
但是，流血的僵持局面持续了一年又一年，激烈的堑壕战中的地盘得失只能以码来计算。许多国家的男子仍在许多战线上作无谓的牺牲：在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巴尔干、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现在看来，协约国胜利的唯一希望在美国。它是前一年的四月热心参战的。英国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戴维·贝蒂爵士在元月一日那天拍给《纽约时报》的电报中说：“美国注定要成为这场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法国，只有十万名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美军。要是潘兴将军的意见占了上风，一支庞大的军队——“至少有五百万”——将立即登程。这支战斗力量将比西线的协约国全部军队还多四分之一，而这场战争最终正是要在西线决定胜负。
美国确实是协约国的希望。但在当时，英国要人中怀疑美国部队是否能及时赶来挽回败局者却为数不少。战时内阁成员米尔纳勋爵就看不到“我们取得军事胜利的前景”。劳合·乔治的密友乔治·里德尔爵士更为悲观。他在同温斯顿·邱吉尔共进午餐的时候说：“如果这场战争再进行十二个月，那么，企图消灭德国的我们反倒可能自取灭亡”。邱吉尔当初曾支持过那个倒霉的加利波利战役，此时仍在竭力用自己的行动使人们忘却这一不光彩的往事。他镇静而乐观地说：“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谁知道德国人会在什么时候垮掉。”
悲观是有理由的。一九一七年简直是个灾难的年头。这与其说是因为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是因为协约国自己的失误和厄运。首先是法国的大规模春季攻势失败了。这次攻势是由罗贝尔·乔治·尼韦尔将军谋划的。他对人和蔼，虚荣心强，但是性情却很暴躁，而且缺乏担负高级指挥职务的经验。他信心十足地以为只要出动重兵，便可一举赢得战争的胜利，结果却中了德国人的奸计：他们悄悄地撤走了前线部队，然后又用大炮歼灭了正在挺进的法国装甲部队。大批士兵的伤亡使法军中哗变迭起。为了镇压部队，处死了一些肇事者，同时，新任陆军司令亨利·贝当将军也作了某些让步。但是，法国人的那种在战争初期曾使德国人望而却步的锐气却受到很大损伤。
那年六月，为结束战争，英国人自己在佛兰德发动了进攻，从而加剧了协约国的不幸。进攻是六月七日早晨打响的。十九个装有将近一百万磅炸药的巨型地雷在伊普尔附近的前线同时爆炸。连远在伦敦书房里的劳合·乔治都听到了爆炸的巨响，感觉到了爆炸引起的震动。接着，二千三百三十门大炮和榴弹炮发起了猛烈轰击。八万士兵从英军的战线猛冲过去，很快占领了他们的第一批目标。但是，这种初战的胜利是一个假象。三个半月之后，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终于结束了，损失是：死伤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九十七人，战果是：推进了不到六英里。英国部队中怨声四起，士兵们编了许多讽刺挖苦的诗歌，不过，他们没有哗变。
后方的人一九一七年也深受德国人狂轰滥炸以及由敌人潜艇破坏所造成的缺衣少食之苦。买食物排长队，投机活动猖獗，这已成了全国性的风气，使人们的神经高度紧张，不过却没有发生骚乱。英国人的精神受到折磨，但是并没有垮下来，人们仍能打趣逗乐。不过，在幽默的背后却潜藏着深深的不满。工人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中产阶级感到自己象往常一样承受着最沉重的负担；几乎每个人都对上层那种无休止的争吵越来越感到厌烦。
遭到了尼韦尔惨败的法国到那年元旦仍未恢复元气。虽然军队哗变被压下去了，但法国领导人担心，要是对他们的部队逼得太甚，还会再次发生哗变。流行的口号是防御；目标是尽可能减少伤亡。这种精神状态不仅是狭隘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失败主义和不抵抗主义思潮的泛滥。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一道，大肆鼓吹媾和。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就属于与大金融家们一样担心英国在战后会建立工业霸权的那些作家之列。叛国者也在暗中从事同德国媾和的勾当。一个名叫博洛的不寻常的冒险分子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通敌网。被他雇佣的人中有参议员查尔斯·亨伯特。九月份，这两个人被捕，从而加速了潘勒韦总理的政府的倒台。
十一月中旬，潘勒韦的总理职务由乔治·克莱孟梭接替，新总理一度是蒙马特市的社会党人市长，曾支持为德雷菲斯平反，一九零六－一九零九年任共和党内阁总理。他是一位坚定的抗德派，战前就曾主张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他是个我行我素的自由主义者，在私生活中和公共生活中都不受正统思想的约束。他在弗吉尼亚乡村担任小学教师时，曾经目睹过格兰特的军队一八六五年向里士满进军的情景。他娶过一个美国妻子。他象劳合·乔治一样喜欢女色。劳合·乔治同他的秘书的暧昧关系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乔治·克莱孟梭和劳合·乔治都是英勇的战士，没有他们这样富有进取精神的领导，这场战争大概是会输掉的。克莱孟梭领导的反对和平主义的宣传运动进行了好几个月。尽管有许多人——包括彭加勒总统在内——憎恶他，但他却得到了左右两翼爱国者的拥护。大家都知道，“老虎”这个绰号对他是很恰当的。他信心十足地接任了总理。他的内阁宣言简短而无情，在国民中引起了震动。他说，对投敌叛国者将严惩不贷。“不许再搞和平主义运动，不许德国人再耍花招。通敌、半通敌都不能容忍：战争，只有战争，别无其它。”他一周只开一次内阁会议，因此，他实际上成了一个人单独掌权的政府。
纪律和士气得到了恢复，尽管汽油、电力和煤炭实行配给。为节省燃料，影院、戏院一周停演四天，巴黎唯一开放的博物馆是荣军博物馆，它是专门展览鼓舞人们爱国热忱的战利品的。咖啡馆和餐馆很早就关门打烊。晚上十点钟，这座“不夜城”的大街上就漆黑一片，没有行人了。但是，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以及蔬菜、奶酪、食糖和肉类的短缺等等，人民都能忍受。他们终于有了一位他们可以信赖的领导人。
他们在意大利的盟友们，尽管没有经受这种痛苦，但却仍然由于七周前在奥匈边界附近的城镇卡波雷托一役的失利而一蹶不振。仅此一战，就有二十七万五千名意大利士兵向奥地利方面投降。不过，他们确实设法重新组织了队伍，诗人丹农齐奥和米兰的一位并无名气的编辑墨索里尼正在把老百姓动员起来。
德国人也遭到了协约国在一九一七年所遭到的灾难。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英国在佛兰德遭受的惨重损失上，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德国人的伤亡也同样惨重。尽管德国人在卡波雷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它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却正在解体。哈普斯堡帝国正在衰落。一九一六年继承佛朗兹·约瑟夫皇帝的皇位的年轻皇帝卡尔，正秘密地设法通过波旁王朝的几个亲王来谈判媾和。
德国在参战时政治上是团结一致的，但在经历了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的饥饿之冬之后，这种团结一致便开始瓦解了。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民众的骚动愈演愈烈，工人要求政治权利。尽管中间派和左派各政党联合起来企图以和平方式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真正的统治者——德皇和军方的拒绝。俄国三月 [ 译者注：俄历是二月。 ] 革命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那场革命鼓舞三十万德国工人在柏林和莱比锡举行了罢工。更令人惊恐不安的是，海军部队的哗变在逐渐蔓延。
到新年时，英国海军的封锁已使食品、衣物变得极端匮乏了。差不多所有东西都是代用品。面包现在是用锯末和土豆皮做的，外面洒上一层白垩而不是面粉。人们不得不以狗和猫（“屋顶兔”）为食。牛奶简直看不到了，肉类也极少。除了富有人家外，国民们已开始习惯于在屋里穿着大衣取暖了。
即使这样，军方领导人仍对胜利充满信心，因为俄国人实际上已退出战争。几星期前，布尔什维克推翻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临时政府，并立即向德国人发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呼吁。虽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举行的第一轮谈判在德国提出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的要求之后于除夕前结束，但是陆军军需兵司令兼军需局局长、德国最高统帅部决策人物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相信，布尔什维克在几天后恢复谈判时是会签署和平条约的。
他确信，东部战线八十个师中的大部分兵力可以很快调到西部战线，因此，他策划在西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以便迅速取得最后胜利。那将使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第一次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这对于在人力、大炮和飞机方面处于很大劣势、但却已经快要获胜的军事领袖们来说，是一个令人陶醉的计划。总参谋长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写道，他们终于达到三年来努力争取和渴望的目标了。“我们已不再有后顾之忧，可以转而在西线进行大决战了。我们现在必须做好迎接这次决战的准备。”
最高统帅都觉得，如果他们的计划不受干扰地得到实施，那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他们断定现在是要求取得全面支配地位的时候了。鲁登道夫立即行动起来。在内阁一九一八年一月二日在贝莱符埃堡举行的御前会议上，他坚持要在同俄国恢复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后立即提出更加苛刻的媾和条件。当德皇反对他提出的全部吞并波兰领土的要求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狂怒。鲁登道夫宣称，德皇划定的边界不能认为是最终的边界——在他鲁登道夫亲自加以研究之前不能认为是最终的边界。他的讲话使与会者为之哗然。那位苦恼的君主眼巴巴地望着兴登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是兴登堡却赞成他那位态度坚决的部下的意见。鲁登道夫还坚持认为，“考虑到要在西线出击”，应当尽快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两天后，他以辞职相威胁，强行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给威廉二世的电报立即潮水般地涌来，敦促他不要免除这位德国军事天才的职务。更重要的是，兴登堡同意全力支持鲁登道夫。一月七日，事情达到了高潮。那一天，这位元帅亲自上书，请愿书中的许多词句下面都划了横线，以便引起重视。这份请愿书读起来象最后通牒，里面发了不少牢骚，使人听起来就好象兴登堡是一位校长，在训斥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一月二日的事件给鲁登道夫将军和我本人留下了最痛心的印象，使我们看到，陛下在一个关系到德意志祖国存亡的重要问题上，无视我们的意见。为了使世界上出现我们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我们必须打败西方列强。”他宣称，为了完成这一事业，德皇必须在外交官的观点和最高统帅部的观点之间作出抉择。威康皇帝顶不住对他的权威提出的这种挑战，乖乖地屈服了。由于鲁登道夫现在可能成了德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于是，最高统帅部便加速进行春季大攻势的准备，这场攻势将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至此，德国便踏上了最后胜利——也可能最后失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