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中国统一·第八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在这种发展明显表露出来之前，布里斯托海军上将继续依靠他那些在土耳其获得成功的方法。在1927-1928年冬，这位海军上将非正式地会见了一些中国官员和知名人士。同时他还继续力图把在华美国人联合起来。1928年1月11日，布里斯托把中国局势称为“一塌糊涂”，他指出在华美国人“四分五裂，传教士不理睬商人，人与人之间也是互不理睬”，对此他感到遗憾。 [ 注：布里斯托致阿萨·詹宁斯，1928年1月11日。 ] 1月14日，这位海军上将指出：“我从一开始就同中国人民进行接触。” [ 注：布里斯托致W·E·埃利斯，1928年1月14日。布里斯托再次争辩说：“美国在这里有担任领袖的极好机会。……中国对我们的信任远甚于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信任。” ] 他在1月14日和20日写给詹森的信中，以及在1月19日写给他的前任威廉士海军上将的信中，都再次指出他自己打算同中国领导人建立密切联系。布里斯托对此表示乐观，他声称：“我已同伍朝枢、孔样熙和宋子文……以及许多中国知名人士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 注：布里斯托致威廉士，1928年1月19日。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是蒋介石的姻亲，他们在国民党政府中掌管金融和外交大权。另见布里斯托致詹森，1928年1月20日。布里斯托指出他“会见了一些中国商人文人，以及中国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他在信中最后写道：“向你以及国务院我的所有老朋友们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 其实布里斯托只是分别同这些中国人举行过一次简短的会谈。
尽管布里斯托多次声言自己只从事“海军”工作，但是很明显，他在土耳其的长期工作已使他成为一个城府颇深的外交家。同那些在华海军军官和外交官相比，他更能接受华盛顿政府的政策观点。1月11日，这位海军上将写信给海军总委员会一个委员说，虽然他在中国“必须同国务院官员进行合作”，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些“墨守成规的死板家伙”，显得“过分一本正经”。他接着写道，尽管如此，他还是会向马幕瑞提供“我所搞到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每一份情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将同他们一起工作”。 [ 注：布里斯托致安德鲁·T·朗海军少将，1928年1月11日。 ]
布里斯托在这些1928年年初写的信中明显表示自己反对在中国执行“炮舰外交”。他再次指出：“我们美国人，尤其是在上海的商人，都深受英国人的影响，对中国人都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尽管这样，这位海军上将还是发动了一场运动，争取同中国人建立友好关系，一起把这场运动开展到底——“在我看来我们唯一的工作方法似乎只能是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他最后说，“目前，武力对任何中国人都不起什么作用，……我们不应卷入其他外国可能同中国发生的争吵。”接着，布里斯托又给那些“中国通”当头一棒，因为他说他无法容忍“对那些说什么‘丢脸’的美国人”。“只有在中国人自己也承认使用武力是正义的时候，只有在美国国内人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完全有理的时候”，他才会使用武力。 [ 注：布里斯托致詹姆斯·A·托马斯，1928年1月14日。布里斯托还指出：“总的来说，美国传教士都走到另一个极端来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布里斯托在远东地区任职期间调查美国公众舆论，他在此指出，“美国人民肯定永远不会同意让我们在中国使用武力。” ]
为了不单靠领事和标准的海军报告来把握中国局势的脉搏，布里斯托在中国展开了一些辅助性情报收集工作，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同《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主编鲍威尔通信。鲍威尔决非一个亲英派，他却在写给舰队司令的信中指责在华美国商人患有“歇斯底里”，并鼓励布里斯托执行他的“友好”政策。这位主编也在报纸上赞赏布里斯托的政策。总司令在广州非正式地拜访了国民党官员之后，《密勒氏评论报》报道说这次访问“为消除中美之间过去存在的误解作了大量工作”。 [ 注：鲍威尔已于1927年4月被上海商会赶了出来，因为他在4月9日发表的一篇社论中批评租界工部局“铁丝网歇斯底里”，“如果这种‘铁丝网’歇斯底里再继续下去，那么某天早晨我们醒来时，肯定会发现我们这个勤勤恳恳精力充沛的工部局已经在我们头顶上用铁丝网筑起一个大罗盖，为的是不让太阳光照到地面上，因为他们怀疑这个主要天体正在进行‘红色’宣传”(《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4月9日，第141页)。 ]
助理国务卿詹森支持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同中国官员建立进一步联系的努力。但是他也暗示布里斯托应该同公使馆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我希望你和马慕瑞不久将有机会见面”。 [ 注：詹森致布里斯托，1928年3月10日。新任舰队司令还没有同马慕瑞见面，部分原因是因为公使于1927年秋天回美国访问去了。 ] 最后布里斯托于1928年4月底同公使见了面。过去他们之间没有联系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公使在1927年秋天回美国进行访问，但是另外也可能是因为布里斯托想对公使保持一定的独立。他们初次见面比较亲热，但是布里斯托继续同公使馆闹分歧。布里斯托在答复担任商务参赞的私人朋友安立德(朱利安·阿诺德)提出的抱怨时指出，他“必须直接向海军部长报告，而不是凑在公使馆馆长耳朵旁边说话。”但是布里斯托接着又说：“出于礼貌，并且为了使(我)能同公使在各方面密切合作，(我确实)向公使提供情报。”他抱怨说：“(北京)附近有些人认为亚洲舰队总司令必须接受公使馆的命令。” [ 注：布里斯托致安立德(朱利安·阿诺德)，1928年6月18日。 ]
1927年遗留下来的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是如何对付中国海盗。布里斯托海军上将仍然拒绝让自己的舰队在有组织抵制海盗的活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不同皇家海军(以及任何其他外国部队)进行密切合作，也是因为布里斯托认为海盗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在12月底和1月初，应布里斯托的要求，舰队情报军官对一个调查委员会最近提出的关于海盗问题的报告进行了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发现(自从1923年以来)任何一艘美国船只被海盗劫持的记录。” [ 注：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8年1月4日。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1928年6月提出的年度报告中重复了这一事实，他指出：“至今为止，美国船只没有被海盗劫持，总司令不同意去年秋天英国公使馆提出的建立一支国际海军巡逻队的建议。” [ 注：亚洲舰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19页。 ] 在这一事件中，布里斯托明显比美国公使馆第二号人物费迪南德·梅厄更加接近国务院的政策。詹森坚决支持布里斯托针对海盗问题的立场，他告诉马慕瑞，“这里非常明确地认为”就这一问题进行国际合作“不会有什么成效”。 [ 注：詹森致马慕瑞，1928年2月6日。这封十一页长信似乎是詹森为鼓励马慕瑞并使他认清华盛顿的政策发展和影响新动态而作的又一次努力。 ]
1928年上半年，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面临着何时宣布四川省对美国人来说已无危险这个问题。1月16日，长江巡逻队司令巡视了重庆，这是他连续三次巡视重庆的第一次。斯特林海军少将搭乘“伊莎贝尔号”。抵达汉口之后，改换“关岛号”新炮舰继续航行。他在抵达宜昌时发现杨森将军再次遭到国民革命军部队的追赶，已经退回万县，“征用宜昌所有的商船搞运输”。这些轮船包括美最时轮船公司的四艘轮船，其中“济南号”离开宜昌往上行驶不远就遇到急流搁浅了，“关岛号”炮舰救出“济南号”，并把它送回宜昌。最后，当“关岛号”终于驶过这里的急流时(当时水位极低)，杨森释放了其他几艘美国轮船，因此“关岛号”炮舰就向重庆驶去。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8年年度报告，第19页。 ]
“关岛号”在四川省省会逗留了一个星期，然后返宜昌，马慕瑞公使在宜昌搭上“关岛号”亲自对上游地区进行视察。这次航行没有什么波折，但是马慕瑞支持斯特林的意见，认为四川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定，美国人不宜返回这一地区。斯特林写道：“中上游地区土匪活动已经大大增加。所以商船都遭到射击，……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船只都拒绝出港。”巡逻队司令认为只有向每艘轮船派遣海军武装卫队才能保护江面上的商人，因为他手下的军舰不够用来建立护航制度。公使认为，现在“重新开放设在重庆和长沙的领事馆条件尚未成熟”，因为“政治军事局势动荡不安，长江上游和洞庭湖上的航标也被撤除了”。 [ 注：马慕瑞搭乘舰队司令的“供应船”、美国海军“阿拉法将军号”开始这次旅行。这艘军舰的指挥官R·H·格雷逊海军少校私下里向布里斯托汇报说，公使在访问重庆和长沙之前，就已决定不再重新开放驻这两地的领事馆。格雷逊声称，马慕瑞受了罗赫德的影响而作出这一决定，这位海军军官严厉批评了罗赫德。 ] 他指出，美国只有美最时轮船公司和美孚煤油公司这两家公司在上游地区拥有较大的商业利益，不派遣领事对哪一家公司都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 注：不清楚马慕瑞在这里指什么。也许他只是比较现实：一位领事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帮助美最时轮船公司，只有一支兵力大大加强的海军部队才能提供帮助。而美孚煤油公司则不顾这一切，重新开设了重庆办事处。 ]
海军陆战队在华北地区驻兵问题也没有解决。1928年1月底，布里斯托再次向史沫特莱·巴特勒暗示他准备裁减这支部队。巴特勒将军指出，马慕瑞同他都认为“不应裁减这支部队”。巴特勒写道：中国人“再也不会被吓唬住了”，为了保护这一地区的美国人，“我们必须确定必要的人数”。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8年1月31日。巴特勒认为布里斯托的行为与其说象一位海军上将，倒不如说象一位外交官。 ] 马慕瑞向国务院重申巴特勒的理由，他甚至直接写信给海军陆战队司令，敦促至少在夏天以前应该保持华北地区海军陆战队的兵力。 [ 注：马慕瑞致勒琼，1928年2月6日。 ] 他预计随着春天的到来，正在向北京挺进的国民党部队将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舰队司令于2月底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向国务院建议驻在华北的海军陆战队通过正常消耗来加以裁减。如果不提供增补人员，并执行定期调动政策的话，那么到7月1日定期调动将使这支部队的兵力减到一个团左右。布里斯托还建议让第三轻巡洋舰分队脱离他的指挥。
这位海军上将指出，驻华北地区的海军陆战部队兵力同我们在那里的利益并不相称。再次担任代办的费迪南德·梅厄不同意布里斯托的观点。他谈到国民革命军部队即将发动的春季战役将带来危险，并指出：“请国务院放心，一到方便的时候公使馆就会建议裁减美国驻华部队。”马幕瑞对布里斯托的建议牢骚满腹。他抗议说海军上将“就这个问题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使我认识到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有军事理由或其他理由，……因此他提出这样一个相反的建议确实使我大吃一惊。”公使尤其恼火的是布里斯托提出这项建议的根据，“在我看来根本不是出于海军或陆军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完全出于对当地中国政治局势的考虑。……我认为很明显对局势进行评估属于驻华外交代表的工作，而不属于远东水域海军司令的工作。”
马慕瑞最后指出，他“绝不同意总司令的建议”，并且指出应该维持部队现有兵力。 [ 注：马慕瑞结束对长江上游的视察回来之后，对布里斯托建议采取的行动提出“强烈抗议”。他用这种措辞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布里斯托故意等他离开北京之后才提出裁减部队的建议。但是似乎没有理由说明布里斯托会这样做，平时他的直率总是几近粗鲁的地步。另外，马慕瑞对这位海军上将的建议表示如此惊讶也显得奇怪，因为布里斯托的观点在在华军官和外交官员中是众所周知的。 ] 这种电报为数甚多，有时充满怒气。在这期间，詹森给他的老朋友马慕瑞写了一封信以示安慰，虽然这封信没起多大作用。助理国务卿在信末写道：“我希望你和(布里斯托)能就局势交换意见。” [ 注：詹森致马慕瑞，1928年3月10日。 ]
1928年4月1日，海军部命令第三轻巡洋舰分队的三艘轻巡洋舰驶往火奴鲁鲁。公使馆对此表示反对，并且指出，“如果撤退命令已无法重新考虑”，这些军舰至少“应该随叫随到，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能立即返回中国。”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8年3月5日。 ] 驻天津总领事高思也对撤回这批巡洋舰表示反对。高思估计中国各派在春季将积极发动战役，这对那些从内地撤到海边北戴河的美国人将造成威胁，因此高思“强烈建议”这些巡洋舰应象前一年那样停泊在附近沿海。 [ 注：高思致梅厄，1928年3月13日。 ] 但是国务院却赞成布里斯托的行动方针，1928年7月13日国务院通知马慕瑞把美国驻华部队的兵力“裁减一千人左右是一大良策”。后来巴特勒也同意这样做，这样，马慕瑞就别无其他选择，只好默许了。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8年7月13日；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7月22日。 ]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同马慕瑞和公使馆其他官员相比，布里斯托显然更加接近华盛顿政府的思想。在布里斯托海军上将看来，甚至连驻北京海军武官哈尔西·鲍威尔似乎也“跟他不一致”。这位海军武官在写给布里斯托的信中支持公使馆的预测，估计1928年春天华北地区将有激烈的战斗，布里斯托在回信中给他“一个好心的忠告”，告诫他“预言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另外，海军上将还指出：“我仍然坚信……我们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人数过多。” [ 注：海军武官哈尔西·鲍威尔继续向布里斯托汇报他对中国局势的估计(这也正是他的职责)。这确实是一个窘境。因为一方面，鲍威尔海军上校最近曾给海军部长做过副官，他对自己晋升为海军将官肯定满怀信心；另一方面，他是在中国的海军军官中唯一不直接受命于布里斯托的军官。 ]
3月底，亚洲舰队司令接到海军部的两个暗示，表明海军部支持他的政策。一位前不久担任过海军总委员会委员的人士写信告诉他：“请你放心，我所接触的[海军部]每一个人都支持你，大家都会给你撑腰，尽管你同公使在多余的军人和军舰是否应该留在那里的问题上意见不同。” [ 注：美国海军退役少将H·O·邓恩致布里斯托。1928年3月22日。 ] 海上交通局局长R·H·利海军少将也向布里斯托保证，他也支持减少驻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他写道：“你的政策符合海军部的意见。”他认为史沫特莱·巴特勒向马慕瑞提的建议都很糟糕。他说因为巴特勒“紧靠王座”，所以他的权力超过了自己官职本身的权力。 [ 注：利致布里斯托，1928年3月22日。利在此谈到巴特勒的父亲是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 ] 布里斯托同意这一意见，并指出：“我发现他确实难以对付。” [ 注：布里斯托致邓恩，1928年5月6日。 ]
布里斯托和海军都没有直接参加1928年年初的重大外交事件：解决南京事件的工作。1928年3月30日，经过近一年时断时续的谈判，终于签订了协议。协议签订之后，主要缔约国紧接着就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是，中国政府拒绝同抱成一团的外国列强打交道，美国也拒绝以制裁进行威胁，因此这次试图采取联合行动的努力失败了。这些早期试图解决问题的努力同时也因为中国政治四分五裂而受到破坏。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北京政府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挑战，而国民党政府又分裂成两部分，右翼政府设在南京，左翼政府设在汉口。但是国民党政府确实进行了谈判，因为它认识到只有解决了南京事件，它才能赢得国际上的承认。 [ 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国际事务概览，1928年》，第413页。 ]
外交部长陈友仁 [ 译者注：当时是武汉政府外交部长。 ] 把各国于1927年4月11日提交给他的内容一致的照会视为单独的照会。陈友仁也否定了中国人应对南京事件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说法。他试图把谈判的焦点转移到抗议海军炮轰一事上，并试图开始讨论关税和治外法权条约。陈友仁在1927年4月14日的答复中指出：“有效保护美国和其他外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的最好保障就是修改‘不平等条约’。”
在这次换文之后，詹森指出，此时此刻进一步处理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收效。他指出：“所谓汉口国民党政府对军事当局无法施加任何控制。另外，蒋介石仍然在继续同左翼分子进行斗争，南京排外事件的煽动者很有可能就是这些左翼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给蒋介石找麻烦。” [ 注：詹森在1927年7月1日的备忘录中重复了这次换文和他的评论。 ] 詹森认识到只有在国民党解决了党内纷争之后，才有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
面对着国内外的批评，助理国务卿总是不懈地为美国进行辩护。1927年7月，一位传教士在报上发表文章，暗示海军没有必要炮轰南京，并且暗示美国“放弃了”那座城市，对此，助理国务卿表示坚决反对。他指出：尽管国民党军队抢劫并占领了领事馆，领事也被迫逃到美国驱逐舰上避难，但是“美国政府仍然[继续]支付领事馆的租金”。 [ 注：休姆医生的文章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上。 ] 接着，在同中国政府非正式代表悉德尼·K·韦博士会谈中，詹森对使用“炮轰”一词来形容炮击南京表示抗议。他断然指出：“没有什么炮轰。我们两艘驱逐舰当时正在南京，它们向一座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避难的房子周围发射炮弹，筑起一圈火网……美国驱逐舰完全是迫不得已，它们向那座房子周围发射炮弹，筑起一圈火网，这样就有效地制止了当时正向那些美国人发动的进攻。” [ 注：同悉德尼·K·韦博士谈话备忘录，1927年9月13日。韦(博士)实际上代表“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 ]
这个问题对詹森来说仍然十分敏感。3月28日，他对日本大使说：“没有进行什么炮轰……我们被迫向美国侨民逃进去避难的那所房子周围发射炮弹，保护他们。” [ 注：1928年3月27日同日本大使(松平恒雄)谈话备忘录。 ] 他又指出美国“拒绝为这一事件进行任何道歉”，可是实际上他还是试图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妥协。举例来说，詹森在1927年10月底写给马慕瑞的信中承认：“如果蒋介石对此只是深表遗憾，而不是进行道歉的话，他也准备接受。”在同一封信中，他再次指出：“当然，我们对国民政府当局所谓的炮击根本不表示什么遗憾，事实上这只是保护性炮火。”詹森告诉驻北京公使，他完全可以这样说出：“美国政府对出现这种迫使我们采取这种行动的事件表示遗憾。” [ 注：詹森致马慕瑞，1927年10月28日。 ]
1928年新年伊始，解决南京事件的前景并不光明。戴伟士于1月15日写信告诉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来自南京的消息“令人十分失望”，“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东西”。 [ 注：戴伟士致布里斯托，1928年1月15日。 ] 后来国民政府确实也采取步骤准备着手解决这一事件，但这主要是因为达成协议将给蒋介石和他的外交部长黄郛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带来好处。黄郛3月初在上海同英日两国当局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成功，但是他于3月30日同美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2月29日。黄郛原先曾于2月26日在上海同马慕瑞会见。3月30日的协议是由克宁翰总领事签订的，因为公使已经返回北京了。黄郛也卷入了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最后，当他看到签订协议将加强他在党内的地位时，他终于促成中美协议得到签订。蒋介石这时也赞成签订协议。很明显，黄郛是要巩固自己作为蒋介石将军支持者的地位。 ]
在3月30日的换文中，国民政府当局同意他们有责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但是却指责南京事件是“共党分子”挑起的。美中两国同意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调查骚乱和炮击所造成的破坏，并给予适当的赔偿。在第二份照会中，黄郛请求美国对它在炮击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道歉；马慕瑞对此完全是根据詹森的指示予以回答：虽然美国“海军军舰别无其他选择，只能采取那一措施，……但它仍对那些美国无法控制的事态迫使美国海军采取这一措施表示遗憾。” [ 注：《国际事务概览，1928年》，第413-416页。关于这份由换文组成的协议文本，另见1928年4月4日《纽约时报》第18版，以及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3月30日。参加最后谈判的中国代表之一是蒋介石的一名美国顾问G·扎依·伍德。在1928年年底以前，中国同英国、意大利和法国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同英国、意大利和法国达成的协议于1928年8月9日、10月8日和10月10日签订。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规定中方为一位意大利神甫在南京被杀一事赔偿三万美元。(包懋勋致马慕瑞，1928年11月16日；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9月14日。)起先美国提出的“不包括领事赔偿要求”的赔偿总数为价值十四万六千美元的黄金(梅厄致凯洛格，1928年3月2日)。中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28年8月27日举行。在1928年3月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解散了造成南京骚乱的国民革命军那个师，并且逮捕了该师师长。但这只是使美国坐下来谈判的一个花招：程潜将军只被拘留了四个月，然后就被任命为包括南京在内的一个地区的军事长官。 ] 在第四份照会中，黄郛表示希望中美关系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南京事件的解决帮助蒋介石政府赢得国际上的承认。虽然那些促使美国海军部队进行积极干预的事件已大为减少，但是中国的局势仍然没有稳定下来。4月20日。驻青岛领事要求当时泊在青岛港的五艘美国驱逐舰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当地的政治局势平静下来为止。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4月20日；W·罗德里克·多尔西(驻青岛领事)致马慕瑞，1928年4月22日。驱逐舰一直逗留到25日；“海狸号”潜水艇供应船和六艘潜水艇于4月26日抵达这里。 ] 22日，驻烟台领事要求“立刻”向该地派遣一艘军舰，因为国民革命军很快就要占领该城，他担心南京事件会在这里重演。他的这一请求得到批准，据报道，5月2日，已有二百五十一名美国人(包括“十名海军夫人”)在该城寻求避难。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4月23日和5月2日。 ] 烟台最后于6月14日陷落，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排外事件。 [ 注：驻烟台领事(勒鲁瓦·韦伯)致马慕瑞，1928年11月1日。 ]
汉口的一份外交报告也提到过“海军夫人”，因为罗赫德向马慕瑞报告说：“数名海军夫人正在前往重庆。”他认为这一事件表示正准备离开上游地区的“关岛号”军舰将继续留在重庆。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5月3日。 ] 其实不然，“关岛号”实际上正要离开那里，参加斯特林海军少将5月15日视察长江上游的活动，这次视察旅行是他在1928年所进行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旅行。另一艘新炮舰“图特威拉号”受命从重庆前往万县，以确保被杨森征用的美最时轮船公司的两艘轮船能够得到释放。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图特威拉号”炮舰又在万县留了下来，直到“关岛号”炮舰前来会合，这时“关岛号”已把美孚煤油公司的三艘船只从宜昌护送到这里。会合之后，“关岛号”独自继续航行，前往重庆，而“图特威拉号”则因为转向装置失灵而不得不前往上海进行修理。长江上游动荡不定的局势一直持续到6月，美国轮船都在宜昌停船，因为再往上游行驶就有可能被征用，或受到狙击。 [ 注：关于斯特林的“宜昌以上的局势比什么时候都要恶劣”的意见，另见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5月26日。 ] 海军正在向那些提出申请的商人派遣武装卫兵进行保护，但是布里斯托和国务院于6月都认为这种活动会触发重大事件。海军卫兵确实有效地阻止了零星土匪的攻击，但是根本抵挡不住正规部队的顽强攻击。 [ 注：霍伊特：“‘门户开放’导致不情愿干涉：美最时轮船公司的例子”。 ] 因此，1928年仲夏时分，海军不再派出这类卫兵，而是用一种护航制度取而代之。
在1928年上半年，美国侨民安全受到最大威胁的地区很明显是华北地区。4月28日，美国公使馆命令驻济南、天津、烟台和青岛的领事“规劝受敌对活动影响的这一地区内的美国侨民撤往他们能够得到保护的地区，或者撤往那些撤离工作十分方便的地区”。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5月15日。 ] 4月初，国民革命军向北推进到山东省，在这之前，他们曾于1927年7月向该省挺进，但是被张作霖的部队赶了回去。这一次，蒋介石的部队却打了胜仗。在国民党发动入侵时，日本同前一年一样派遣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到4月28日，日本又派遣陆军部队增援海军陆战队，这支陆军部队沿着中国人拥有的铁路线来到济南。日本兵一到，张作霖的部队就撤离了济南，把全城完全移交给约由两千人组成的日本部队。
尽管蒋介石于5月2日来到济南，但是3日，蒋军部队和日军部队还是爆发了战斗。到5月7日，另有两千名日本士兵正在赶往济南。到5月11日，战斗已经停止。但是，日军在1928年春季和夏初仍然派遣两万多官兵在山东省登陆，这样日本就完全控制了山东省。事实上日军还于7月20日拦截国民革命军部队，阻止他们穿越山东省份。但是到了11月，这支“山东防卫部队”在山东省只留下六千人。尽管如此，日本所采取的行动表明了中国局势中的两种发展。
首先，到1928年春末，随着国民党从长江流域向北挺进，排外情绪的首要目标已从英国转成日本。其次，自从1927年4月日本政府改组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变化，这也是日本成为中国排外情绪的主要目标的原因之一。日本持温和态度的外相币原男爵已被咄咄逼人的田中义一男爵将军所取代。田中义一对华执行一条“积极”政策，目的是要阻止蒋介石统一中国。
日本自从1922年废除了同英国缔结的条约之后，就决心依靠多边协议来保护日本的在华利益。开始，田中政府得出的结论同上一届币原政府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但是田中政府把满洲和蒙古也视为日本的特殊势力范围。到1928年，田中政府不仅把这些边远地区视为自己的特殊势力范围，并把华北地区也包括在内。日本侵入山东省也使容易激动的中国人回想起日本人在1915年至1919年期间在这一地区的所作所为。 [ 注：詹姆斯·克劳利著《日本寻求自由：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1930年至193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30-32页。这一论述主要取材于《国际事务概览，1928年》，第403-411页。关于讨论田中担心中国统一将威胁日本在亚洲大陆上的利益的文章，另见拉尔德·惠勒“日本被孤立：英美外交合作，1927年至1936年”一文(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三十期[1971年5月]，第165-178页)，以及竹内辰治著《日本帝国的战争与外交》(纽约双日出版公司，1935年)。 ]
同长江流域相比，山东和华北地区的美国侨民人数较少，美国拥有的财产数量也少得多。但是1928年春末这里的局势仍然十分严重，足以引起美国外交官和海军官员的严密注意。美国继续坚持独立行动的原则。5月18日，国务卿强调指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联合各国部队进行合作”也许能够保护华北地区的外国人，但是“美国不会同日本政府一起采取联合行动”。凯洛格告诫马慕瑞，日本似乎一味想要干涉中国的国内斗争。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和巴特勒少将都认识到美国军队采取的行动“只应为了保护美国侨民”，并且应该避免干涉中国的国内斗争。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8年5月18日。 ]
当时的局势在美国官员看来危险不大，因此美国没有派遣大规模的增援部队，但5月底，另一支由三艘轻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又从夏威夷调往远东地区。这三艘美国巡洋舰(“特伦顿号”、“孟菲斯号”和“密尔沃基号”)于6月6日驶抵华北水域。 [ 注：这些军舰被称为第二轻巡洋舰分队(LCD-2)，由J·R·布莱克利海军少将指挥，过去第三轻巡洋舰分队也是由他指挥的。 ]
布里斯托和马慕瑞最后终于在1928年春末在北京会面，巴特勒也赶来同他们见面。舰队司令把这次访问称为一次“极其成功的”访问，并且对巴特勒“缜密周到的防卫计划”大加赞赏，称赞巴特勒“机智老练地维护了我国的中立政策和不干涉政策”。 [ 注：亚洲舰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6页。 ] 很明显，布里斯托在同巴特勒面对面会见之后，他在前一年冬天对巴特勒将军所表示的许多疑虑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同马慕瑞手下的首席参赞费迪南德·梅厄见面之后，他对梅厄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这样一来，在梅厄担任代办期间，舰队司令同公使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糟糕。梅厄于1928年7月调任他职，布里斯托在给当时担任驻土耳其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的信中写道：马慕瑞“能够摆脱梅厄真是幸运之至。……我认为梅厄既没有给他干什么好事，也没有帮他什么忙。” [ 注：博金式(马伦·F·珀金斯)接替了梅厄的职任，在他被任命担任此职之前，博金式是驻天津的一位领事。 ]
布里斯托得悉中国正在呼吁美国提供援助，以便阻止日本侵入山东时，他谈到的这种介入的危险性，他写道：“如果让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他们能使美国介入一场他们向一个侵略者发起的战争的话，那就会鼓励他们发起这场战争。”因此，“在远东地区局势动荡不定，发生重大利害冲突的情况下”，美国继续保持中立确实十分重要，“这一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注：亚洲舰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7页。 ]
舰队司令力图同中国领袖们会面。1928年5月底，他同满洲的统治者张作霖举行了会谈，张作霖是北伐战争的最后一个主要对手。张作霖试图使布里斯托同意日本军队应从华北地区撤出。海军上将对此表示异议，并且坚持中国各派必须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解决自己国内和国际上的分歧，这似乎是一种亲日本的态度。 [ 注：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同张作霖元帅的谈话备忘录，1928年5月28日。 ]
然而，布里斯托和美国其他海军军官都很清楚，日本所执行的并不是一项不干涉中国事务的政策。6月18日，海军武官在一份报告中谈论到这一点，并讨论了它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政所造成的危险：
日本的政策并不符合我们外国不干涉中国内政，让中国解决自己的麻烦事的原则。……美国在天津驻扎了四千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由于日本政府正在推行一项“积极政策”，很可能导致同中国人发生冲突，而我们的驻军又使得我们的部队随时都面临着卷入这种冲突的危险。……我们对日本采取的任何“积极”行动根本无法施加任何控制，虽然这种行动可能使我国军队卷入在外国驻军和中国军队之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冲突之中。
海军武官同意布里斯托的意见，他也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国海军陆战队必须尽早撤出天津地区”。他接着指出，这一步骤“对我们执行我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 注：海军武官报告，1928年6月7日。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不仅继续敦促尽早从华北地区撒出海军陆战队，并且声称：“我对北京从来没有很大的忧虑。”他再次对巴特勒的精心安排表示赞赏。这时已是1928年6月，海军陆战队少将巴特勒在布里斯托心目中的地位已大大提高，他已把巴特勒称为“处理这一微妙局势的……最佳人选”。 [ 注：布里斯托致哈尔西·鲍威尔，1928年6月7日。 ]
海军上将对驻华外交官的看法并没有因6月初的事件而有所好转。一些美国人坚持要在华北海滩上避暑，而驻天津总领事高思对这种要求又予以同意，对此，布里斯托十分恼火。他在给马慕瑞的信中说他不能理解高思怎么能不提出警告就允许美国人留在北戴河，也“根本不能理解”高思所说的他无法同这些侨民取得联系的说法。 [ 注：马慕瑞致布里斯托，1928年6月19日；布里斯托致马慕瑞，1928年6月20日。 ] 布里斯托在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中说，“如果这些美国人以为停泊在北戴河和秦皇岛附近两三海里外的美国军舰能够保护他们免遭散兵游勇和盗匪的抢劫，那纯屑幻想，应该立刻清醒过来。”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长，1928年6月20日。 ] 虽然布里斯托并不要求从北戴河撤出美国侨民，他还是告诫高思他“无法对他们的保护工作负责”。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长，1928年6月28日。 ] 马慕瑞代高思作了答复，他通知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北戴河的美国人数正在不断增加”，并要求向北戴河附近派遣“一艘或者更多”军舰，以对这一地区桀骜不驯的中国军队“施加强有力的约束”。 [ 注：马慕瑞致布里斯托，1928年7月14日。布里斯托满足了这一请求。 ]
虽然布里斯托绝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华北地区，他还是在继续处理长江沿岸动荡不安的局势。他对一些美国人不顾领事馆的劝告返回这一地区表示关注，但他更为注意的是在上游地区是否应该继续向美国商船派遣海军武装卫队这一问题。对此，布里斯托犹豫不决，不愿直接予以处理。他于6月18日指出：“长江上游地区的局势错综复杂。斯特林将军……认为他不得不向商船派遣武装卫队，尽管我试图劝他别这样做。” [ 注：布里斯托致乔治·康茨海军中校(驻东京海军武官)，1928年6月18日。 ]
斯特林在6月11日的一封手写的长信中告诉他的总司令：虽然“仍有土匪抢劫事件”，但他“不必为上游地区担忧”，他准备继续向商人派遣武装卫队。巡逻队司令虽然也认为护航制度十分有效，但是他认为自己手头没有足够的炮舰，也缺乏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因此无法执行护航制度。斯特林也向布里斯托抱怨美最时轮船公司，该公司使得他在经常向商船派遣护航舰和武装卫队一事上更是犹豫不决。斯特林认为美最时轮船公司的商船肮脏污秽，管理一塌糊涂，同美孚煤油公司所属的商船相比更是糟糕。
尽管斯特林写来这么一封长信，布里斯托还是于12日命令他停止向商船派遣武装卫队，开始执行护航制度。 [ 注：斯特林致布里斯托，1928年6月11日。斯特林在这封信中还喋喋不休地抱怨说新炮舰的船舵驾驶能力不足，并抱怨炮舰旗区太小，必须加以扩建。 ] 斯特林一接到这项命令，“立刻就撤回了派驻在上游地区商船上的武装卫队”。但是他仍为派遣卫队一事进行辩护，并指出，他“很不高兴。……派遣武装卫队的制度十分成功……在每一次航行中，船队几乎都遭到了土匪的射击，每一次都是武装卫队打哑了他们的射击。” [ 注：罗赫德致凯洛格，1928年6月19日。 ] 斯特林还指出，他“对在上游地区同中国官员建立友谊的效用并不象[布里斯托]那样充满信心”。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8年年度报告，第20页。 ]
斯特林最后一点意见是对舰队司令6月22日来信的答复，布里斯托在信中把“关岛号”遭受狙击袭击一事归咎于向商船派遣武装卫队的做法。布里斯托指出：“我的阅历越深，我就越是相信要抓苍蝇就得用蜂蜜，而不应该强迫苍蝇去喝醋。”这位海军上将也为自己拟定中的逆江而上的航行进行辩护。斯特林指出，布里斯托那一年已经进行过三次这样的航行了。对此，布里斯托指出他“认为……我们必须亲临该地，为培养善意、妥善地解决”长江上游问题“树立楷模”。 [ 注：布里斯托致斯特林，1928年7月2日。长江巡逻队司令含蓄地指出：“举例来说，很难跟杨森打交道。” ]
尽管斯特林表示异议，布里斯托还是寸步不让，坚持自己作出的从商船上撤出武装卫队的决定。他甚至表示：“考虑到中华民族正在不断觉醒，……外国军舰还能在中国内水逗留多久，以及外国商人利用中国内水从事内河贸易还能维持多久都成了问题。” [ 注：布里斯托致斯特林，1928年6月22日。布里斯托否认他对炮舰舰长们缺乏信任，但是斯特林认为舰队司令的这次视察是对他自己和他手下军官的批评。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给他的巡洋舰队司令布莱克利海军少将的信中也同样写道：
你在信中说驻在秦皇岛的军舰能够发挥镇定作用。我现在已开始怀疑我们有多少理由相信这些军舰能够发挥这种作用。……我开始认为我们不应过高估计我们驻在中国的军舰对中国大众拥有很大影响。
布里斯托接着又老调重弹，指出：“我们采取的态度最好是试图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善关系，而不是接受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接受的一些陈旧观念。”他对那些去北戴河的美国人仍然感到十分恼火：“我发现我国(侨民)对他们有权期待我国政府运用海军部队向他们提供什么保护的理解通常总是大错特错。” [ 注：布里斯托致布莱克利，1928年7月11日。 ]
1928年7月，舰队司令开始加紧执行他的计划，裁减驻在华北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并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海军陆战队全都撤出华北地区。7月上半旬，有十三名军官和四百名士兵搭乘美国“特伦顿号”巡洋舰和“肖蒙特号”运输舰离开大沽返回美国。7月15日，布里斯托通知巴特勒他计划从华北地区撤出全部海军陆战队。布里斯托提出的计划分三阶段：首先是一千名官兵先撤离该地区；在第二阶段，一千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将返回美国；在最后一阶段，总部人员和剩下来的所有辅助部队将全部离开华北地区。 [ 注：布里斯托致巴特勒，1928年7月15日。 ]
巴特勒少将对这一计划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这也许是因为他认识到布里斯托提出的已是一项既成事实了。事实上，巴特勒少将于7月23日私下里指出，驻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海军陆战队部队也许都能撤离该地。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9年1月14日。 ] 但他反对从中国撤出所有海军陆战队部队，即便如此，他也提到第十五步兵团将继续驻扎在中国。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8年7月23日。巴特勒几乎从来不提第十五步兵团，这次是很少的例外之一；他想让中国成为海军陆战队“大显身手”的地方。 ]
布里斯托决定从华北地区撤出海军陆战队颇有道理，因为中国反对西方的强烈事件几乎已经停止了。尽管如此，美国仍在继续准备，以防发生骚乱。6月初，“艾什维尔号”和“萨克拉门托号”两艘军舰上各自运载一个排的海军陆战队，以便在必要时紧急登陆。 [ 注：华南巡逻队1928年6月11日致亚洲舰队总司令的年度报告的资料，第6页。“艾什维尔号”载有三十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萨克拉门托号”载有三十名。 ] 但是从此以后，亚洲舰队在1928年没有卷进任何一场重大的事件。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他1928年7月的年度报告中，象他的上两位前任一样抱怨道：由于“中国发生内战，以及这场内战对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持续威胁”，亚洲舰队的训练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他指出：“对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每个有美国人居住的港口城市，不管人数多少，我们都为他们制定了集中、保护和撤离计划。” [ 注：亚洲舰队1928年年度报告，第33页。 ]
布里斯托在提交这份年度报告之后，又于8月间坐船视察了长江。他为这次视察提出的理由是：
由于长江流域的动乱局面，美国商人交来许多控诉，控告各地当局以及盗匪干扰他们的商业活动，又由于各地汇报夏季长江沿岸又同往年一样出现了酷暑高温，总司令决定巡视至四川重庆。 [ 注：亚洲舰队1929年年度报告，第2页。 ]
这时，长江流域的局势错综复杂。6月初，“摩诺克西号”曾平安驶抵长沙。但是到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士兵仍然占领着美国驻南京领事馆。 [ 注：包懋勋致马慕瑞，1928年7月18日。包懋勋无可奈何地指出：尽管士兵们占领着领事馆，他还是“收到了外事专员送来的急件，要求支付领事馆的租金”。 ] 7月24日，“吕宋号”在四川省为一队轮船护航时遭到“土匪”射击，“吕宋号”用机关枪和步枪予以还击，还发射了一枚口径为三英寸的炮弹，美国方面没有人伤亡。这是上游地区不断发生的小事件中最严重的一次。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部长，1928年7月25日。 ] 7月25日，驱逐舰供应船“黑隼号”船长在华北城市烟台一些对美国侨民来说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地段”建立一支“相当规模的长期巡逻部队”。 [ 注：韦伯致马慕瑞，1928年7月25日。在烟台陷于紧急状况时期，美国有一人受伤：一颗中国人发射的流弹“打掉了”一位守卫领事馆水兵的一个手指。美国要求中国人为这一事故赔偿价值一千美元的黄金。 ]
7月25日，布里斯托在上海登上“棉兰老岛号”军舰逆江而上，开始巡视长江，斯特林海军少将乘坐“吕宋号”为他打前站。驶抵宜昌时，美孚煤油公司经理要求布里斯托派遣海军提供保护，对付杨森最近试图征“税”的活动，布里斯托拒绝了这一请求，他建议同这位军阀进行谈判。他们安排同当时正在争夺控制四川的杨森和刘湘进行会谈。但是这些谈判没有取得成功。尽管如此，舰队司令仍然把这一情况作为例子，说明虽然美国商人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利用其他办法解决问题，但是他们通常总是请求海军提供保护。很明显，布里斯托没有认识到他的“解决方法”这一次遭到了失败。 [ 注：斯特林出席了美孚煤油公司和中国将军的代表们举行的谈判。罗赫德在1928年9月7日致马慕瑞的信第8页论述了谈判第一次会议的情况。 ]
这两位美国海军将官于8月15日和16日驶抵重庆进行访问。然后他们又顺流而下来到长沙，访问了许多教会机构。应布里斯托的请求，占领教会房舍的国民革命军士兵从这些房舍里撤了出来，海军上将对此十分高兴。但是这两位海军将官一离开长沙，国民革命军士兵立刻就又回来重新占领了这些教会房舍。 [ 注：罗赫德致凯洛格，1928年9月8日。 ]
亚洲舰队司令视察之后，错误地认为他运用谈判和“开始了解中国人”的政策已经取得成功，这种政策将会改善中游和上游地区美国人的处境。布里斯托的办法从理论上说值得赞赏，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当长江上游两位军阀正在进行生死搏斗时，这种办法根本行不通。这种办法在长沙也无法发挥作用，该地当时仍是国民党各派争夺的对象。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总结这次视察工作时，对未来确实也作了一些精辟的评估。他指出：“如果中国现政府继续执政，那么在今后几年中他们也许会更为强烈地要求废除治外法权。……任何带有旧政权色彩的东西自然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这样中国水域将对我们关闭。”在同一份报告中，布里斯托对许多在华美国侨民的情绪和动机加以指责——他手下的人辛勤操劳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美国侨民。
在汉口、九江、南京和其他地区发生的骚扰或威胁外国人的事件……已使所有外国人都惊恐万分，其中大部分至今仍是惊魂未定。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各阶层人民在言行举止中所表现出来的日益强烈的独立精神。
这种纯真无伪的惊恐，加上人类那种天生的保护自己的自私欲望，以及某些执行尽量拖延中国取得统一和独立政策的外国人精心策划所施加的影响，使得在华美国侨民总的来说都对中国政府持有敌对态度，他们提倡在中国进行干涉，或者保留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他们认为我国政府所执行的是一种利他主义的软弱屈服政策。……他们对我国政府政策的这种看法十分强烈，并且是发自肺腑的。 [ 注：布里斯托接着呼吁美国发动一场公共关系和情报运动，以赢得在华美国人对美国政策的支持。 ]
布里斯托真的认为这些美国侨民已经忘了美国政府同中国的特殊关系。相反，他们是和着英国人唱殖民主义的调子，这样他们就阻扰他(布里斯托)试图加强中美友谊的努力，进而也就阻扰了他试图加强美国在远东地位的努力。
就在布里斯托视察长江的时候，海军陆战队继续从华北地区撤退。7月底，美国“亨德森号”军舰运载一支有三百四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增援部队正准备驶往大沽，但是布里斯托命令这支部队在关岛下船。9月1日，“金星号”又把另外六十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从中国运到关岛。大约三周以后，六百三十五名士兵搭乘“亨德森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第二轻巡洋舰分队所属的军舰又把一百五十六名士兵运到奥隆阿波，11月底，又有三百零三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搭乘“肖蒙特号”返回美国。布里斯托的撤离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到此结束。12月24日，华北地区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直属单位的剩余人员接到通知，将于一个月之内撤离该地。1929年1月14日，最后一批海军陆战队撤离了华北地区。 [ 注：由于布里斯托要求执行“不轮换”政策，华北地区的海军陆战队兵力已经有所裁减。北方有一些海军陆战队员调到上海替换第四团的队员，但是大部分都返回美国。 ]
美国驻北京公使仍然不愿接受全部撤出余下的海军陆战队这种主张。马慕瑞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再次指出：“维持驻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华北地区只能用这种唯一可行的办法才能向美国侨民提供保护。”马慕瑞又指出：“在当今这种动乱情况下，……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都有可能遭到乱兵或骚乱暴民的威胁。”马慕瑞公使虽然同意裁减海军陆战队(事实上大部分驻军已经撤离中国)，但是他强烈指出他“现在不能对进一步裁减驻军表示默许”。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11月1日。 ]
在同一个星期，舰队司令布里斯托再次向马慕瑞指出他计划把剩余的部队全都撤离中国，马慕瑞对此反应强烈。11月6日，布斯托海军上将给马慕瑞发去一封电报，提醒他：
自从我担任亚洲舰队司令以来，海军陆战旅在中国天津驻军一事一直引起我的严重关注。最近约有一半驻军已经撤离……这使局势大为好转。我认为现在撤出驻在天津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完全有理。
布里斯托用自己所率部队的使命为自己的决定进行辩护，这一使命是不卷入中国的内部斗争，同时“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这就意味着不应保护上海的公共租界，保护“美国财产只应……作为例外，不应违反”这些限制。马慕瑞最近争辩的基础是把天津视为美国侨民的一个撤离地点，但是布里斯托对此却不以为然，因为“它位于内地”，中国各派军队在争夺北京时天津“自然会成为一个战场”。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最后宣布：“保护在华美国侨民生命的最好办法是逐步撤出远征部队，将来如有必要，可用舰队所属的军舰及其登陆部队提供保护。”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美国驻华公使(副本致海军部长和指挥海军陆战队第三旅的将军)，1928年6月6日。 ] 布里斯托给自己所属部队的任务下的定义跟巴特勒少将在他的“最后报告”中下的定义十分相近。巴特勒写道：他的海军陆战队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侨民及拯救他们的生命，保护财产的任务只能占居次要地位。巴特勒将军又指出，海军陆战队活动的指导原则是：“避免同中国人……发生任何不必要的冲突。在他们的武装内战中恪守中立，……除那些对拯救美国侨民生命至关重要的活动之外，不从事可能导致同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的任何活动。”巴特勒最后指出，驻华北地区海军陆战队的使命是进行防卫，“确保美国人的安全，并保证他们能够安全撤到海边”。 [ 注：巴特勒的最后报告，第17、18页。 ]
马慕瑞认识到国务院甚至巴特勒将军本人都赞成把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出华北地区，因此他给凯洛格写信指出：“在针对是否应该使海军陆战队继续驻在天津的问题上，我跟你同样认为你我意见不同。……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是马慕瑞对舰队司令却不承认这一切，他在同一天写信给布里斯托时建议，“保留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的驻军，现有兵力不变。”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8年11月5日。 ]
詹森在11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清楚指出，马慕瑞在这场辩论中一败涂地。詹森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再从中国撤出我国一支武装部队，而是下一次撤退应在什么地方进行。”詹森在这份备忘录中指出，在公使同舰队司令发生分歧时，往往总是“公使的意见取胜”。但是这一次他强烈感受到：“我们不想把海军陆战队继续留在中国。……我们期望在指挥官认为可能的情况下，尽快把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撤出中国。” [ 注：詹森给内阁的备忘录，1928年11月8日。第二天，凯洛格给马慕瑞发了一封安慰电，保证继续审议将来裁减部队的问题。 ]
到1928年12月31日，除驻北京公使馆的海军陆战队卫队之外，美国留在华北地区继续执行任务的部队只剩下第十五步兵团的八百八十五名陆军官兵。上海还有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千二百八十九名官兵。 [ 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旅作战处B-3的E·B·朗伊少校：“1928年12月31日的报告”。这时英国在上海和香港的驻军达五千八百八十七人。法国和日本在上海和汉口的驻军总数分别为一千三百四十六人和一千一百七十人。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关于1928年下半年工作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海军陆战队)第三旅撤出天津返回美国……使得人们如释重负。”这份报告也支持他的观点，即中国局势已大有缓和，这大大影响了亚洲舰队的作用。布里斯托认为，他指挥的军舰总共拥有二千八百人的登陆部队，能够对付任何可能出现的排外骚乱，他认为中国不再是引起亚洲舰队主要关注的地区。这位海军上将指出，中国局势仍然未最后定局，这可能会迫使“各艘军舰的计划加以某些变化，但这并不影响舰队的总计划。……(在中国的)这些活动是从属于并且能够从属于舰队的正常活动。”确实，除了7月末发生的烟台事件之外，在1928年下半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起重大事件。因此布里斯托甚至建议把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也撤出中国。他还要求再为亚洲舰队配备两支潜水艇分队和一艘新的驱逐领舰。布里斯托提出这些要求并不是因为中国形势的变化，而是为了加强舰队的实力，以便根据“橙色作战计划”在必要时针对日本采取行动。 [ 注：在1929年年中，北京公使馆卫队约有海军陆战队队员五百人，上海的第四团有一千二百六十五人。布里斯托提到的“驱逐领舰”指什么不清楚，因为海军这时根本没有这一类型军舰。也许这位海军上将想要一艘轻型巡洋舰来担任这一工作，皇家海军就有这种惯例。 ]
斯特林海军少将却没有这么乐观。长江上游地区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已，虽然到1928年年底刘湘将军已经强有力地控制了四川省，他已经效忠国民党，并且打败了杨森。长江巡逻队司令报告说：“(宜昌以上)长江上游政治、军事局势迫使我们调用这一地区所有吃水较浅的炮舰进行护航和巡逻，保护我国侨民的利益。”但是到1928年12月，“维拉洛波斯号”和“埃尔卡诺号”都已退出现役，“企鹅号”和“鸽子号”也已撤出这一地区，而“关岛号”则已调往华南巡逻队。另外，“伊莎贝尔号”在1929年年初成了亚洲舰队司令的“游艇”。 [ 注：斯特林致布里斯托，1928年6月11日。 ] 在华南巡逻队中，“关岛号”代替了“帕姆帕恩加号”，因为“帕姆帕恩加号”在1928年11月的一次射击演习中作为靶子被炮弹击沉了。 [ 注：舰队司令在给“帕姆帕恩加号”舰长的电报中率直生硬地通知他：他的船将“被拆毁、退出现役，拖到海上用炮火击沉”。 ] 这些调动使长江巡逻队和华南巡逻队的装备大大现代化，但是调配给这两支巡逻队的舰只数量却没有增加多少。另外，正如上文所说，有些新炮舰体积太大，无法整年在长江上游活动。
到1928年年终，长江巡逻队共有七艘作战炮舰：“帕洛斯号”、“摩诺克西号”、“吕宋号”、“图图伊拉岛号”、“棉兰老岛号”、“帕莱号”和“瓦胡岛号”。华南巡逻队拥有“关岛号”和“艾什维尔号”两艘炮舰。 [ 注：华南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9年1月30日。“萨克拉门托号”于1928年12月7日被调到在美国中部水域活动的一支特别中队执行任务。 ] 早在1928年夏季，斯特林就曾建议增建六艘炮舰，他指出，英国在长江上经常拥有十八艘到二十艘这样的炮舰。斯特林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他认为：“现在无法预计土匪骚扰活动何时才能结束，即使中国建立单一的政府……长江沿岸的局势也要经过多年之后才能好转，那时我们才能撤出炮舰，不再提供这类保护。”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8年年度报告，第5页。 ]
事实上，瓦尔特·亚当斯领事在1928年11月访问重庆之后报告说：“当地中国官员”继续“无视外国条约特权”。 [ 注：亚当斯致马慕瑞，1928年11月10日。亚当斯还没有永久返回重庆，而是在汉口进行工作。 ] 中国官员持这种态度无疑是因为他们受了力量日益强大的国民党政府的影响。1928年7月25日，美国同蒋介石政府签订一项协议，同意就修改关税和治外法权条约进行谈判。两国政府都认为签订这项协议意味着美国继续在外交上正式承认国民党政府，美国对这一点也是公开承认的。 [ 注：凯洛格致柯立芝，1928年8月10日；柯立芝致凯洛格，1928年8月11日。柯立芝指出：“你可以认为签订协议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
1928年12月15日，美国悄悄地重新开放了驻南京领事馆，这是美国向南京政府表示尊重的又一迹象。重新开放领事馆时既没有举行仪式，也没有大吹大擂，据说这都是为了避免人们重新想起中美关系史上那段不愉快的往事。 [ 注：英国于1928年8月22日重新开放驻南京领事馆，也没有举行庆祝。1928年12月，英国公使在南京向蒋介石递交证书，这样英国就正式承认了国民党政府。但是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使馆仍然留在北京。 ]
1928年12月31日，已经接替其父张作霖统治满洲的张学良宣誓效忠南京政府，并在沈阳挂起了国民党的旗帜，这一事件对蒋介石政府来说意义更为重大。
这样，到1928年年终时，远东地区似乎开始出现一个新的时期，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如此。由于中国已经统一，亚洲舰队现在似乎可以集中精力准备执行“橙色作战计划”。美国的在华利益似乎也较为安全，因为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名义上是进步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它已许诺要修改条约，这样中国的仇洋排外浪潮开始渐渐消退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