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至12月：北京和天津·第七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随着5月一天天地过去，最可能发生排外活动的地点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聚集的上海转到了华北地区。

        4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总部。接着他又击败了他的劲敌，也就是深受共产党控制的汉口政府。

        由于这个政治问题暂时得以解决，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现在重又开始向北方的军阀发动进攻。随着中国这场斗争离开长江移向北方，它对京津地区和寓居此地的外国侨民所造成的压力也是日甚一日，不断加强。

　　 5月14日，巴特勒将军离开上海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为期两周的视察。返回上海之后，他在写信给奥隆阿波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H·C·戴维斯上校时指出：“我心中毫不怀疑……京津地区即将爆发一场特大风暴，这场风暴将远比袭击长江流域地区的那场风暴来得猛烈。”巴特勒命令驻奥隆阿波的海军陆战队每天实行四小时警戒，如果“风暴”袭来，就计划把美国人全都撤离北京，并沿着通到海边的铁路线进行抵抗。 [ 注：巴特勒致H·C·戴维斯，1927年5月30日。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国务院和巴特勒将军继续在同马慕瑞辩论。公使根本不愿把公使馆搬出北京，而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巴特勒和凯洛格则赞成尽早撤离，因为他们担心1900年出现的外国公使馆被困在北京的情景又会重演。 ] 他还通知戴维斯也许在四十五天之内就要把海军陆战队调到华北地区。事实上，海军陆战队第六团于6月4日就抵达大沽。

　　 巴特勒将军所谈到的华北地区军事计划是要把公使馆撤离北京。因此，巴特勒着重注意部队的部署和训练，以便掩护这一活动，并且加速这一任务的执行。撤离活动将沿着京津之间的铁路线，然后沿着海河撤到海边。陆军第十五步兵团驻在天津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这条路线。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巴特勒曾经同驻华高级陆军军官J·C·卡斯特纳将军共同进行过部署。 [ 注：路易斯·莫顿在《太平洋历史评论》第二十九期(1960年2月)第51-73页的“中国地区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政治军事敌对状况研究”一文中讨论了这种关系。 ]

　　 巴特勒和马慕瑞同意执行保护撤离路线的政策。6月中旬，公使写信给凯洛格指出：“对于海军陆战部队的任务问题，我跟巴特勒将军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我的理解是，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已获授权同美国公使的合作，谨慎地决定如何调动海军陆战队，以完成这一使命。”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6月18日。 ] 马慕瑞公使的这番话确实比较天真。他在这一年早些时候爆发上海危机和南京危机时已同国务院互相交换了意见，因此他理应知道舰队司令和他自己并没有“已获授权……决定如何调动海军陆战队。” [ 注：另见马慕瑞致中国外交部，1927年6月2日。向南京政府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美国派遣增援部队的唯一目的只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 ]

　　 巴特勒将军对这个问题了解得要比马慕瑞清楚，他私下里对公使的评价很低。他把马慕瑞称为“非常真诚”但“很软弱”，不了解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 注：巴特勒有一次把美国公使称为“神经错乱”，见巴特勒1927年5月31日致勒琼的信。巴特勒在1927年6月25日给勒琼的信中写道：“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也“巴不得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城下，把城团团围住，然后打个你死我活。……但是作为一个负责官员，我看到如果公使馆留在北京时间过长，必将导致危险局势的产生”。 ] 巴特勒将军对中国人的态度也符合国务院的政策。他在7月14日向第六团军官讲话时，“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态度必须同我们在美国国内所持的态度一样，必须竭尽全力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流血。……我们不同[中国人]打仗，而仅仅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秩序，防止南京事件的重演”。巴特勒后来还写道：“如果我们未能维护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未能兵不血刃就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么这次远征就是一场失败。”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7年7月16日。 ]

　　 到6月14日，第六团和预备团分别从上海和奥隆阿波调往华北地区。他们是分批被运往华北地区的，这既是因为缺乏交通船只，又是为了避免使驻京美国官员显得惊慌失措。 [ 注：《北华捷报》，1927年6月18日。它还包括一小队飞机。 ] 海军陆战队第四团仍然留在上海。6月19日，该团团长报告说公共租界很平静。戴维斯上校写道：“租界内所有的路障已全部撤除，边界警戒也很松弛。” [ 注：戴维斯致勒琼，1927年6月19日。 ] 6月3日，第六团搭乘“亨德森号”抵达大沽港，巴特勒和他的参谋人员则搭乘“里奇蒙号”轻型巡洋舰随后抵达大沽。驻在奥隆阿波的海军陆战队搭乘“肖蒙特号”先来到上海，6月最后一个星期他们才在华北地区登陆。 [ 注：暂编团根本没有在上海下船，而是搭乘“肖蒙特号”、“亨德森号”和“派克斯号”前往天津。部队在大沽湾换乘驳船沿海河来到天津，这时大沽的基地值勤军舰是“芬奇号”扫雷艇。 ]

　　 到1927年6月30日，天津已有一千九百四十九名海军陆战队员；位于天津和海岸之间海河岸边的新河有五百九十六名；上海则有一千四百七十九名。这几个团的兵力总数为四千五百二十七人，除此之外，还有八百九十三名海军陆战队员长期派驻远东地区。这样，威廉士手下共有四千八百六十名海军陆战队员。 [ 注：另外还有四百零四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仍然留在大沽的“亨德森号”船上，准备下船上岸。新河分队包括一支拥有二十四架各种型号飞机的飞行中队。巴特勒为了奉承马慕瑞，故意把海军陆战队在新河的军营命名为“马慕瑞营地”。在天津的军营以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驻在华北地区的海军陆战队还拥有十二门口径为三英寸的大炮和五辆坦克。海军陆战队中有一小部分实际上是海军人员，如军医、随军牧师等。“正规的”海军陆战队部队分布情况如下：“匹兹堡号”一百零四名；“海伦娜号”二十七名；“艾什维尔号”三十一名；“萨克拉门托号”三十名；驻北京公使馆卫队五百一十六名；甲米地一百四十一名；奥隆阿波五十二名；关岛三十名。 ]

　　 巴特勒认为这支部队兵力不足，因此在1927年5月间军官以及士兵的调动全都停止。任何官兵都不能调回美国，“除非是因为服役期满，或是因为品行不端，名声败坏，被开除军籍，或是因为体检不合格等原因。”同样，由于“北京附近局势悬而未决”，公使馆卫队也大大超编，其中一部分是从菲律宾甲米地抽调来京的。 [ 注：实际上，海军陆战队士兵这次出海执行任务的时间已从二十四个月延长到三十个月，军官们根本没有休假。 ] 现在外国在华北地区的部队要数美国部队兵力最强。 [ 注：《北华捷报》，1927年7月2日。 ]

　　 5月份，长江沿岸的政治局势“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到6月底，英国政府已允许本国妇女儿童返回汉口。 [ 注：汉口局势仍然很不正常。美国人直到1927年秋季才正式返回这座城市。1927年7月25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汉口排外情绪相当严重， ] 在长江流域以北，吴佩孚已不再是一大势力，但是张作霖仍然强有力地控制着河北省(北京所属的省份)。阎锡山正在山西保持中立，而冯玉祥则已积极地同蒋介石结为联盟。事实上，冯玉祥的国民军部队正在同国民革命军你追我赶奔往北京。对于已经攻克“南都”南京的蒋介石来说，如果能再攻克“北都”北京，那就将大大加强他作为全中国领袖的地位，虽然仍有数省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

　　 威廉士海军上将在1927年6月30日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在前一年中，“由于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定”，亚洲舰队所有水面军舰几乎全都在中国执行任务，包括十八艘驱逐舰，所有炮舰，“匹兹堡号”军舰，轻型巡洋舰第三分队所属的巡洋舰，以及许多运输船和供应船，等等。事实上，就在威廉士写报告的时候，亚洲舰队只有一艘作战军舰不在中国水域：“艾什维尔号”正在甲米地维修发动机。

　　 “艾什维尔号”的不佳境况很能说明诸艘炮舰耗损的情况。举例来说，威廉士报告说，“‘帕姆帕恩加号’很快就将一无用处”；海军正迫不急待地希望得到当时正在上海制造的新炮舰。 [ 注：这些炮舰中最先建成的是美国海军“吕宋号”炮舰，它计划于1927年8月15日服役。 ] 威廉士的这份年度报告也谈到了缺乏运输舰这一问题，因为“亨德森号”和“肖蒙特号”运输船正在忙着运送海军陆战队，而执行例行调动的海军人员都是搭乘租借的班船。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7年年度报告，第25页。 ] 自从前一年以来，通讯已有很大改善，现已安置许多高频率无线电。另外，现在的旗舰“匹兹堡号”的设备也远比“休伦号”精良。通讯量(包括国务院和海军拍发的电报)的增减恰好同中国危机的强弱成正比。通讯量少则如1926年12月的五万组，多则如1927年5月的二十五万零五百六十九组，这一月间上海和华北地区的局势都被列为危机。 [ 注：同上，第27页。统计数字如下：1926年12月，五千组；1927年1月，八万八千组；2月，十九万六千四百六十二组；3月，二十三万七千四百一十二组；4月，二十四万二千二百二十六组；5月，二十五万零五百六十九组；6月，二十四万四千七百八十七组。电报传送量是衡量舰队活动的一个尺度，因此也是反映中国发生的事件的一个标志，它比燃料消耗量更加可靠。艾伦·S·怀汀在《中国威慑计算》(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5年)一书中使用了通讯量分析法。 ]

　　 海军陆战队必须执行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和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但又不能干涉中国的国内局势。在此之前这项任务主要是由炮舰执行。史沫特莱·巴特勒把这项任务称为

　　 一项难乎其难的任务，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在我们必须保护我国侨民安全的同时，我们还承担了推进友好关系这样一项同样重要的责任。……这支既提供保护又“执行友好亲善使命的部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有些许差错，不然的话，只有用刺刀才能保护那些置身于一场你死我活的内战中间的侨民，而用武力是很难永久加强[友好关系]的。 [ 注：巴特勒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8年12月31日；“海军陆战队第三旅在天津的活动，1927年6月至1928年12月”。 ]

　　 巴特勒将军比较小心谨慎，他在表面上和实质上都维持美国在中国单独行动这一政策。巴特勒写道：“我从未亲自参加过所谓的‘盟军会议’，而总是请我的参谋长米勒中校和其他参谋人员代表我参加会议。” [ 注：同上。 ] 巴特勒准备只用自己的海军陆战队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具体来说，他制定了各种计划，如在天津美国街区外围设立防卫，街区内部防备暴徒闹事，保护设在该城的美国领事馆，防止设在天津附近的美孚煤油公司大型设施遭到破坏，等等，最重要的是他准备把北京的美国侨民撤到海边。巴特勒发明了两个新花样来防止中国人侵占租界地区，这样也就能大大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首先，巴特勒派人准备好传单，“以便向中国部队散发……表示愿意购买他们的武器”。其次，为了使大家能够从天津本地人城区的人群中穿过，“我亲自安排搞到三吨当地使用的铜币，我们准备把这些铜币当作‘诱饵’，把人群从我们的队伍穿过市区时所经过的路线引开。一辆卡车将载着这些铜币，顺着预计会把人群从我们撤退的主要街道引开的方向行驶，让铜币慢慢地从车上漏到路上”。 [ 注：第三旅旅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旅1927年7月1日至1928年5月31日的报告。 ]

　　 巴特勒将军继续强调美国的政策是要单独行动，并且只保护本国的侨民。同时巴特勒还继续触怒法国当局。这一次，法国驻天津领事声称海军陆战队未经允许就搬进了一些法国人拥有的仓库，他们驾驶卡车横冲直撞，表现很坏。巴特勒命令自己的参谋长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任何海军陆战队员受到惩罚，他也没有退还那些仓库。 [ 注：法国领事(E·索桑)致美国驻天津总领事(C·E·高思)，1927年6月29日。巴特勒在他1927年6月16日致勒琼的信中抱怨说：“这些法国人正在同中国人玩些莫名其妙的把戏，我认为我们不能全然信任他们。”日本领事也抱怨这些海军陆战队员粗暴吵闹。巴特勒在遵守社交礼貌方面举止很随便。高思曾抱怨巴特勒拒绝同天津的外交使团进行互“访”，据说巴特勒听了之后“只是冷冷笑了一下说，我愿怎么干就怎么干”。事实上，到8月底，英国总领事也被海军陆战队激怒了，他抱怨说海军陆战队第六团乐队的排练使我们的副领事受到很大干扰。高思还抱怨海军陆战队“粗暴残忍，吵闹好斗”。又有一次他把巴特勒说成“对中国人民的感情麻木不仁”(高思致梅厄，1927年8月18日)。 ]

　　 就在这位海军陆战队将军准备应付华北地区预计会出现的危机时，长江流域仍然引起了长江巡逻队的关注，现在这支巡逻队拥有一支驱逐舰分队中的大部分军舰。在1927年6月30日这一天，“皮尔斯伯里号”正在九江，“教皇号”、“普雷斯顿号”和“赫尔伯特号”正在注视南京的事态发展；“普雷贝尔号”正在镇江；“斯图亚特号”、“特拉克斯顿号”和巡洋舰“辛辛那提号”正在汉口。 [ 注：上海有五艘驱逐舰和“里奇蒙德号”巡洋舰。 ] 上游地区仍然很少有商船活动。美孚煤油公司储存在重庆的石油已被中国人抢走，而那些储存在长沙的石油也有遭受同样厄运的危险。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船只在四川省仍然维持着时断时续的航运，但是它们都是在没有海军保护的情况下在江面上行驶，并且“遇到很多困难……它们遭到征用以及其他种种侮辱”。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7年年度报告，第16页。 ]

　　 1927年6、7月间，长江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只是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船只受到了骚扰，这家公司不得不继续进行航运活动，不然就将破产倒闭。然而，中国军阀部队在8月间又向国民革命军发动反攻并取得了胜利，孙传芳的部队在芜湖和镇江之间又打到了江边。这样一来，不仅“所有外国人的房舍几乎全都被强行征用”，而且“汉口以及汉口以东长江沿岸的商业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然而江面上美国军舰所更为关注的是狙击事件正在增加。

　　 7月1日，“皮尔斯伯里号”在汉口以东七十五英里处遭到射击。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九卷，第12576页。 ] 这之后，在8月22日和31日之间，“辛普森号”、“麦考密克号”、“伊莎贝尔号”、“诺亚号”和“鹦鹉号”都遭到步枪和机关枪的射击。这些事件都出现在芜湖和镇江之间。军舰没有受到破坏，只有两人受了轻伤。9月5日，“鹦鹉号”和“鸽子号”同样也受到了攻击。“特拉克斯顿号”则于10月21日受到了攻击。这时国民革命军部队又再次把军阀部队从江边赶走。事实上，到10月底，长江流域地区已经十分平静，驻汉口总领事甚至同美孚煤油公司和吉尔斯比公司的代表们一起逆江而上，准备去四川调查是否可以在该省重新恢复美国的商业活动。但是他们在宜昌就遇到了“混乱不堪的情况”，这就把他们给挡了回来。 [ 注：长江巡逻队司令1927年年度报告，第17、18页。中国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定。美国军舰用步枪和机关枪予以还击。另见《豪威尔日记》，第四十九卷，第12790页，这里也记载了“伊莎贝尔号”遭到的攻击，“被击中五十多次”。 ]

　　 在1927年夏秋两季，讨论解决南京事件的谈判同样也在继续进行。由于陈友仁支持汉口左派政府，而不支持蒋介石，因此他于5月被解除外交部长一职，在这之后，中美两国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南京事件。这一委员会于7月底开始开会。 [ 注：《当代历史》第二十九期(1928年，10月)第173-174页的“远东地区其他事件”一文论述了这些谈判。 ] 蒋介石在7月1日同英国“龙号”军舰舰长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的政府希望解决这一事件。这位中国领袖声称，他“急切希望外国人返回南京”，并再三指出他们将受到保护。 [ 注：“普雷斯顿号”舰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无日期。见《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7月22日。 ]

　　 国务院已经开始同情蒋介石，尽管中国的局势仍具有很大威胁。早在1927年5月3日，前驻南京领事、现在担任驻北京公使馆一等秘书的戴伟士就向国务院提出：“现在同最能代表所谓民族主义运动的蒋介石派别建立良好关系是十分可取的。” [ 注：戴伟士致凯洛格，1927年5月3日。戴伟士也许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军阀都开始支持蒋介石。 ] 9月间，詹森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局势，包括修改关税和治外法权条约的前景问题，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能放弃有关我们在华的官方和私人特权的大部分规定”。 [ 注：布哈特著《詹森和美国对华政策，1925年至1941年》，第34页，注三十四。 ] 这种意见自然使总统四个月前所表明的美国对华政策又前进了一步。当时柯立芝表示，美国“正在执行最温和的政策，……我们派遣部队[留驻中国]的唯一目的是要打退向我国侨民发动的进攻。我们正把他们迁往安全地点，并试图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任何有害于他们的事件，这类事件的发生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干涉”。 [ 注：柯立芝致柯兰夫人，1927年5月6日。 ] 现在，詹森把不干涉这种主张推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点：美国可以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特权(也就是放弃军事保护)，因为很明显这个国家正在力图建立一个温和政府。

　　 1927年夏末有两次人事调动值得注意。在华盛顿，詹森担任了助理国务卿。接替他担任远东司司长的是亨培克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过去担任远东司顾问。众所周知，他是詹森对华政策的辩护士之一。1927年6月，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应该执行一项“双重”对华政策：“第一，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和利益；第二，尊重中国人民的权利和感情。”亨培克把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确认为“友好亲善”——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驻在中国的唯一目的是要“确保美国侨民得到保护”。 [ 注：亨培克曾在中国和哈佛大学任教。詹森于8月11日开始担任新职。詹森一开始是在领事馆工作，他出任助理国务卿表明由约瑟夫·格鲁倡导的重新组织领事外交工作的努力已获成功。 ]

　　 第二起重要的人事调动于1927年6月宣布，9月9日开始执行。马克·布里斯托接替克拉伦斯·威廉士担任亚洲舰队总司令。 [ 注：任命布里斯托担任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见柯立芝致布里斯托的信，1927年6月20日。威廉士卸职之后退出现役。 ] 布里斯托是从土耳其调到中国任职的，他在土耳其时担任美国高级专员，这项工作的外交性要大于军事性。这位海军上将带着一种“政治”观点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任职期间，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抱有极大的兴趣。布里斯托担任新职时，上海和长江流域的军事危机已经度过了最危急的关头。在他开始指挥亚洲舰队时，华北地区约有三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和九百名陆军官兵，另有一千二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 [ 注：《北华捷报》，1927年9月10日，第444页。 ] 这位舰队新司令刚一接任新职，就想裁减驻华美国部队的兵力，尤其是要裁减驻在天津的海军陆战队兵力，马慕瑞对此一贯表示反对，巴特勒对此也表示反对，只是反对程度没有马慕瑞那么激烈。

　　 布里斯托担任司令之后，召开了一次由他的参谋人员和驻沪所有美国军舰舰长参加的会议。他解释自己的政策是“调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要相信中国人，同他们进行非正式互访，向他们还礼……实际上不应同在华的其他外国人进行任何合作”。 [ 注：豪威尔后来在同小罗伊·史密斯三世上校进行讨论时对布里斯托对中国缺乏了解叫苦不迭。 ] 布里斯托坚信美国同中国有一种特殊关系。他认为同英日两国采取共同干涉行动会妨碍美国发挥作为中国人样板的作用。

　　 这位海军上将第一个兴趣是要“试图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况……同当地各派官员以及中国大众建立友好关系”。这些目标是布里斯托对中国局势所采取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首先是想要同当地人民建立友谊。其次，他打算在中国各地建立规模广泛、非正式的情报网，既运用军事情报来源，也运用民间情报来源。第三，这位海军上将想要联合在华美国人，使他们联合起来，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 [ 注：由于圣何塞州市大学杰拉尔德·惠勒教授的提醒，本书作者仔细注意布里斯托试图把他过去在土耳其执行的政策转用到中国这种作法。 ]

　　 举例来说，布里斯托要求驻沪总领事克宁翰提供一份美国在华最为杰出的商人名单。 [ 注：总领事于1927年9月15日提交一份“约五百名美国人……及其商业团体”的名单。 ] 他还命令各艘军舰舰长把“逐日日志”和其他可能有助于舰队司令的情报收集工作的情报送交给他。为了帮助执行这一方案，布里斯托还把海军情报处的E·C·格雷逊少校调到他的参谋部任职。这是情报专家首次调到亚洲舰队工作。 [ 注：在这之前，亚洲舰队的情报官是一位临时执行情报工作的作战军官。 ]

　　 这位舰队新司令的“政治”名声远近闻名，他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也深感兴趣，这使得大家都在猜测他很快就要兼管马慕瑞的工作。由于公使正好不在北京，这种猜测变得更为强烈。马慕瑞已于8月返回美国同国务院官员进行磋商。 [ 注：1927年8月6日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把布里斯托海军上将称为“海军最佳外交官”。 ]

　　 不久，中国人又一次试图限制长江上的航行，这立刻引起了布里斯托的注意。同一年前发生的事件不同是，这一次国民党没有发表正式声明。罗赫德于10月间向霍夫和布里斯托汇报说，据报道在约以芜湖为中心向两边扩展共达八十七英里的江面上已经布雷。南京政府声明为了安全驶过这段江面，所有船只都必须由中国人领航。霍夫立刻认识到这是一种恫吓，对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同美国海军过去对中国人企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航行置之不理一样。他争辩说：“如果遵守这种规定，那只会使长江畅通无阻的航行受到进一步限制。”霍夫最后指出：“在类似的事件中，我对这种声明总是不予理会。”

　　 曾有一时，布里斯托似乎打算同中国官员讨论这种有关布雷的报道，而不是简单地对此置之不理。霍夫向他保证，“根据我的经验”，对于中国人的这种企图完全可以不予理会。接着，长江巡逻队司令很明显是在布里斯托事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派遣美国“教皇号”炮舰驶过这段据说是布了水雷的江面。“教皇号”没有触雷，中国人的威胁只是一种恫吓。 [ 注：这时，也就是10月24日，豪威尔对新任舰队司令已经毫无信心：他“都快吓死了，因为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有可能在没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此仓促行动，干出蠢事来。” ]

　　 布里斯托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使得霍夫大为恼火。总司令手下的一位参谋甚至把总司令描绘成“歇斯底里”。而布里斯托对这些海军“中国通”同样也没有好感。这位海军高级将官指出：“总的说来，中国各地美国人所持的观点明显是英国观点。他们认为美国政府和美国海军袖手旁观，而英国人却拯救了他们。……海军军官中有许多人也持有这种看法，那些有过不愉快经历的军官尤其如此。” [ 注：布里斯托以同样的笔调接着写道：“国外的美国人通常都被英国舆论所控制，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心理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文)报章杂志受到英国势力的控制。”布里斯托经常跟J·B·鲍威尔保持通信联系，因此他在这里对发表社论根本“不带英国味道”的《密勒氏评论报》不予理会，这确实令人感到惊讶。 ]

　　 与此同时，马慕瑞对华盛顿的访问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澄清了”他与国务院之间的“空气”。詹森于9月15日指出：“在我们对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这一问题上，马慕瑞先生的主张符合我们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干涉中国事务，但我们应该尽力而为，保护我国侨民。”助理国务卿在概述了这一政策之后，又专门谈到军事步骤：“我们无意让美国部队在使他们驻军成为绝对必要的情况过去之后继续留在中国。” [ 注：布里斯托1927年9月15日备忘录，第2页。 ] 毫无疑问，马慕瑞完全接受这些意见，但是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理解“绝对必要”一词的定义时，他同国务院存有分歧。

　　 1927年秋天，布里斯托海军上将视察了他管辖的地区，他首先视察了华北地区，然后又沿着长江逆流而上进行巡视。布里斯托在南京会见了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伍朝枢，返回上海之后，他又会见了蒋介石。在同外交部长伍朝枢举行的会议上，伍朝枢保证外国人完全可以安全返回中国内地，布里斯托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强调美国人民对待中国十分友好。布里斯托询问：“为什么我们的船只没有受到警告就遭到了射击？”伍朝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把这类事件归咎于“土匪和不负责任的人”。外交部长指责在上海的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厉害”。布里斯托对此表示异议，虽然他后来私下里指出伍朝枢的意见是正确的。 [ 注：总司令与伍朝枢博士于1927年10月17日的谈话报告，载于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11月21日，第4、6、8页。这份报告由布里斯托海军上将的两名参谋起草，布里斯托作了修改，然后再送给海军部长威尔伯，后来又被送给凯洛格。国务卿“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布里斯托正在加强情报工作，并且指出：“国务院驻中国代表将十分乐意在这一方面同海军上将合作。” ] 这位海军上将认为，在华美国人经常不支持美国鼓励中国独立的“好”政策，而是赞成英国为保留租界和外国人其他特权而动干戈的“坏”政策。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在访问南京期间，还驱车从美国领事馆驶过，他说这座领事馆“五脏六腑已被掏洗一空……所有可以搬动的东西几乎全被搬走了”。 [ 注：布里斯托致戴伟士，1927年11月4日。 ] 布里斯托同伍朝枢的会谈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海军应该采取什么政策的观点；在这之后不久，包懋勋请求海军提供一艘军舰，作为南京的浮动领事馆，但是布里斯托没有批准这项请求。舰队司令指出：他“坚信如果同中国各派都建立亲热关系，外交官和海军就能向中国各地的美国利益提供最好的保护。”很明显他误解了包懋勋副领事的请求：包懋勋并不认为军舰“对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而是“可以依靠军舰进行通讯联系”。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7年10月26日。另见梅厄致凯洛格，1927年9月26日。 ]

　　 布里斯托给汉口许多美国平民“中国通”留下了消极的印象，就象他给许多经验丰富的海军军官留下的印象一样。有一位人士说他们对布里斯托“大为愤怒”，因为“他们感到布里斯托把他们当成小学生对待”。这位人士还详尽描述了霍夫海军少将对布里斯托的不满：“他唠唠叨叨老是在谈土耳其和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怎么也看不出这里的工作同土耳其到底有什么关系。” [ 注：《豪威尔日记》，第五十卷，第12922页。 ]

　　 不仅包懋勋想要返回南京，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也在进行不懈努力，争取返回他们在长江流域的“市场”。1927年9月24日，包懋勋从镇江报告说：“传教士已经开始返回这里，事先他们没有通知本领事馆。” [ 注：这样一来，虽然梅厄已经允许包懋勋返回南京，但是布里斯托却没有给他军舰，所以包懋勋暂时只好留在镇江。 ]

　　 美最时轮船公司更是迫不及待地想让美国领事和美国炮舰返回他们设在长江中上游的正常岗位，尤其是想让他们返回重庆。到11月1日，英国已经重新开设驻重庆领事馆，11月8日，外交大臣张伯伦宣布已经恢复“有限的船运服务”。 [ 注：罗赫德致凯洛格，1927年9月28日。张伯伦的声明引自1927年11月12日的《北华捷报》。 ] 美最时轮船公司的官员们抱怨这样一来，他们在四川省的商业活动中就处于不利地位。其实，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全面停止它的船运服务，尽管它遇到了重重困难，但是据报道该公司在1927年仍有盈利。 [ 注：海军武官的报告指出，美最时轮船公司“用一百万两银子本金挣回纯利四十万两”。这笔“纯”利似乎高得出奇。 ]

　　 11月初，海军执行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商业任务：布里斯托批准美国海军“皮尔里号”驱逐舰帮助纽约花旗银行在上海和汉口的办事处之间运送“五百块银锭和五十万块银元”。海军顺利地执行了这项任务，没有出现什么波折。 [ 注：布里斯托致S·R·布朗先生(上海纽约花旗银行副经理)，1927年11月14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上海美国海军购货办公室主任，1927年11月14日。银子的运输费“按实价百分之一的八分之三的固定商业率计算”，装卸工作由银行自己承担。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于11月也同蒋介石举行了会晤。蒋介石在讨论一开始对布里斯托在土耳其的工作加以赞赏。上将答道，他“在工作中同土耳其人十分亲近，结交了许多朋友”。蒋介石表示希望：“在你逗留中国期间，我们同样也能得益于你的指教。”这位中国领袖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两点：首先，他指出如果中国不能成功地“抵御”日本和俄国，“太平洋就会爆发大战”；其次，他指出美国应该提供援助和技术顾问，帮助中国统一，并防止爆发这种大战。然而布里斯托却是寸步不离美国的不干涉原则，并“留下了明确的印象，即中国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外来援助来解决它的困难”。

　　 会谈进行了快两小时之后，蒋介石最后再次提及布里斯托在土耳其发挥的作用。这次海军上将终于显示出他没有理睬这种一而再三的恭维，而是指出：“土耳其革命同中国革命……大不一样”，无法相提并论。 [ 注：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同蒋介石将军谈话摘要，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7年12月28日，第2-5、7页。布里斯托临别时说：“记住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不知布里斯托是否知道蒋介石当时为了准备同宋美龄结婚，正在准备皈依基督教。宋美龄会见时也在场。布里斯托在处理他同蒋介石会谈的初步报告时与他处理自己同伍朝枢的会谈报告一样，先是把报告交给马慕瑞，由他转交给国务院，国务院和海军情报局分别于12月15日和12月18日收到这份报告。 ]

　　 1927年最后一起引起布里斯托注意的大事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生的海盗事件。驻京代办弗迪南德·梅厄非正式地同意英国公使的意见，即英美海军采取联合行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梅厄请求布里斯托同意联合在紧靠香港北边的臭名昭著的海盗窝大亚湾进行巡逻。布里斯托不仅不答应这一请求，而且因为梅厄说这一海盗问题属于他(布里斯托)的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而大为恼火。布里斯托指出：“我认为我们的职权范围是用合适的方法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我认为我的职权范围是同公使馆在各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尽力履行我的所有责任。” [ 注：梅厄致布里斯托，1927年11月28日。布里斯托的答复于12月初发给公使馆。在标明1928年3月15日的一封信中也重复了这一答复。 ]

　　 马慕瑞得知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意见分歧后，站在布里斯托一边。他承认英国人前一年夏天的反海盗袭击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袭击“只能收到一时的效果”。公使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样，由于国民党在当地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政府，海盗活动也在逐渐消退。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12月22日。 ]

　　 1927年年终时，美国在华驻兵已达五千零七十七名。 [ 注：这几乎占了华北地区外国驻军总兵力的一半。法国驻军人数为二千九百零九人；英国一千九百五十八人；日本一千三百七十四人；意大利五百六十三人。另外，日本“在满洲至少拥有一个整编师，在辽东半岛还有两个混合旅”(《中国年鉴，1928年》第1299页)。 ] 布里斯托想要削减这支规模庞大的部队，这使巴特勒和马慕瑞都感到不安。巴特勒将军向布里斯托海军上将保证，“华北地区所执行的政策正是你自己的政策”，他还指出：“我已经彻底掌握了你的政策，我们大家都在以‘最高水平’进行工作，……以便在天津尽量少抛头露面，并进一步推进我们同中国人现有的好关系。” [ 注：巴特勒致布里斯托，1927年11月9日。 ] 但是巴特勒在私下里却争辩说，把海军陆战队从华北地区撤出将是“不明智的”，他坚持说“从美国人的安全角度上来看”，这里的局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就在此时此刻，总司令却认为可以把我们的兵力裁减二百人。” [ 注：巴特勒向司令保证：“只要我看到有充分理由这样行动，我将立刻通知你危险已经消失。” ] 12月12日，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拒绝批准巴特勒要求向驻华北部队提供小规模增援的请求，并指出：“我甚至正在考虑裁减这支部队的兵力。” [ 注：布里斯托致巴特勒，1927年12月12日。 ] 布里斯托认为，驻在华北的官员眼界狭窄，地方观念较强。他把那里的气氛称为“闭关自守的气氛”，并批评公使馆的情报都依赖于那些往往并非面面俱到[或十分及时]的领事报告。 [ 注：布里斯托强调要在中国建立有关中国的交叉情报来源。 ]

　　 12月27日，巴特勒在给海军陆战队司令约翰·勒琼少将的一封私信中指出：马慕瑞“认为这支部队不应受到打扰，而是应该保存全部兵力”。巴特勒将军指出，他不同意布里斯托“裁减这支部队的愿望，甚至不同意现在对裁减兵力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 注：触发这些信函的原因是巴特勒请求派部队来替换那些服役期已满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布里斯托并不想要派部队替换这批陆战队员，他认为这种自然消耗是裁减华北地区美国驻军的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值得赞赏的办法。 ] 1927年，没有针对华北地区的海军陆战队采取进一步措施。巴特勒和马慕瑞都认为这支部队的兵力不应裁减，而布里斯托却想把凯洛格国务卿指出的并由詹森强调的政策付诸实行。这位海军上将打算贯彻美国“不干涉”的对华政策，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在京津地区派驻大批部队。

　　 12月中旬，“帕洛斯号”和“摩诺克西号”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前去调查江面上的情况。马慕瑞在讨论这次航行报告时警告说：如果“美国海军的政策……如同过去的海军政策一样，……打算保护”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就必须增派美国军舰，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军方肆无忌惮地[进行攻击]”。公使建议不要重开驻重庆领事馆，他认为重新开设领事馆将使得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和美国人重返四川省，而海军和外交使团所属的现有部队无法履行向他们提供保护的义务。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12月29日。 ]

　　 凯洛格同意马慕瑞提出的建议，虽然他确实注意到尽快恢复江面上的美国商业交通确有好处。国务卿还要求向他提供驶抵重庆的海军指挥官所提交的报告副本，并建议应有一名领事官员随船进行这种航行。他们之间的往来公函中还包括这样一项情报：在1926年秋季被赶出万县之前一直统治这里的军阀杨森似乎正在返回万县。人们注意到在他被赶出万县期间，这里的情况反而变得更为恶劣，因为杨森过去对他“自己掌管的”那段江面控制很严，再说至少他是一个已知数。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8年1月4日。 ]

　　 1927年年终时，中国局势比较平静。在年终以前，詹森就开始分析中国局势以及美国在中国革命中应该发挥和已经发挥的作用。早在10月28日，这位助理国务卿在给他的朋友、当时担任驻伦敦使馆一等秘书的雷·艾瑟顿的信中写道：“中国仍然是一个问题。那里没有政府。” [ 注：詹森致艾瑟顿，1927年10月28日。 ]

　　 在11月10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詹森对国务院在过去一年中在远东的“活动”加以总结。他指出，驻华公使馆和美国十八个领事馆所度过的这一年是

　　 中国在过去十六年中政府几乎一直不起作用的历史的高潮。这一年多灾多难，……公使馆和各领事馆的档案中全都充塞着各种申诉，以及有关各类案件的没完没了的来往公文和备忘录，这些案件涉及商业合同、教会购买土地、条约特权的解释、向那些根据条约从事各种活动的美国侨民提供保护、征税等等问题，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案件仍然悬而未决。……由于政局混乱，这一时期向在华美国利益提供[保护]的工作……受到了损害。

　　 詹森指出，由于必须制定撤离计划，并切实展开撤离工作，因此领事馆经常无法进行正常的领事工作。这个问题在上海尤为复杂，由于内地许多侨民全都逃到上海，使得这里为数众多的美国侨民现在又有所增加，因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 注：1927年11月10日詹森备忘录。詹森指出，上海“同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一起制定了……一份详细计划……组织一个平民委员会同总领事和海军当局进行合作”。在这份备忘录中，詹森还列举了美国在华的利益和人员。在华美国人的分布情况如下：上海约四千人；天津二千人；汉口领事区一千三百人；南京领事区一千人；广州八百人；香港五百人；中国其他各地(尤其是在福州、济南、长沙、重庆等地)还散布着一些美国人。他们中间教会人员有六千一百人；商人一千二百人(及一千三百名家属)；“专业”人员二百人(及三百八十名家属)；美国政府雇员一百七十五人(及一百九十名家属)；中国政府雇员一百人(及一百二十五名家属)；“其他”四百人，还有一千二百名拥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

　　 一星期后，詹森在另一份长篇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所有领事官员都在坚守岗位，只有重庆和长沙两地还是例外，因为这两个城市的领事馆仍然没有重新开放。美国侨民正接受劝告，不要返回中国内地。虽然一些传教士对此置之不理，已经返回内地，但是詹森指出：“通常说来，教会当局和传教士本身都承认我国政府官员的劝告是明智的，他们也接受了这些劝告。” [ 注：1927年11月17日詹森备忘录。 ]

　　 12月月初，亨培克的助手、前驻北京公使馆一等秘书裴克(威利斯·佩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这是詹森试图反映在华美国侨民局势的工作所取得的另一个结果。裴克在备忘录中着重讨论海军所发挥的作用。他指出：“海军军舰往往是中国人肉眼可见、能使他们认识到美国力量存在的唯—令人信服的事实。”他对海军和领事官员之间的合作予以赞赏：“如果美国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得不到海军的合作，他们就无法给同胞们提供有效的援助。”亚洲舰队的军舰给商船护航，运送外交人员，这已成了正常工作，不仅如此，“如果出现特殊紧急情况……对本政府来说，海军在向美国侨民提供援助方面更是至关重要的。”裴克写道：“军舰指挥官和领事官员以及总司令和美国公使经常互相交换报告。……海军军官对当地复杂的政治局势经常是了如指掌，对此国务院的官员总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谈到海军在中国的通讯设施所发挥的至关紧要的作用，最后他说：“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亲密合作，卓有成效地共同进行工作。” [ 注：裴克备忘录草案，无日期，第1、4、6、8页，这是给1927年12月7日詹森照会的答复。詹森在照会中要求提供一份关于“国务院驻远东地区人员如何同海军进行合作”的备忘录。 ]

　　 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支持在华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员进行合作，他称中国“处于混乱不堪的境况之中”。 [ 注：布里斯托致“我亲爱的特里特”，1927年12月19日。 ] 他写道：“他们必须进行合作，因为海军司令对保护美国利益一事亲自负责，虽然他必须同外交官商量，并听取他们的建议。……我必须同他们进行合作。” [ 注：布里斯托致H·O·邓恩，1927年12月15日。 ] 几天之后，他又指出：“由于中国局势混乱，海军在这里的工作比较复杂，这样我就承担了双重任务，一方面必须积极参加保护美国利益的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指挥舰队的海军活动。” [ 注：布里斯托致特里特，1927年12月19日。 ]

　　 布里斯托和亚洲舰队都没有能力切实履行这一双重任务。布里斯托在土耳其时曾在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代表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合。这一联合是他作为高级专员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他希望在中国的美国侨民社团中也建立这样一种联合。但是中国的这些成分悬殊很大，无法使布里斯托如愿以偿。巴特勒将军谈到这种“失败似乎使总司令感到恼火”。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7年12月2日。 ]

　　 至于双重任务的第二部分，随着时间逐年推移，日本海军力量不断增强，亚洲舰队愈加没有能力执行“橙色作战计划”指定给它的任务。1927年12月，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建议，如果同日本开战，应“尽早”加强海军兵力，“使之超过日本的兵力”。 [ 注：海军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12月14日。 ] 亚洲舰队的规模并没有很大增加，虽然增添了一些新的军舰，例如在12月间，新炮舰“关岛号”取代了“埃尔卡诺号”，但这只不过是以新换旧的等量替换而已。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上交通局，1927年12月29日。 ]

　　 9月5日，小耶茨·斯特林海军少将接替霍夫海军少将担任长江巡逻队司令。斯特林后来证明他确实是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比舰队司令预料的远为透彻，但这一点并没有马上显露出来。布里斯托指出，斯特林来了他很高兴，因为这样霍夫就必须离开。 [ 注：布里斯托致韦尔斯，1928年1月10日。 ]

　　 布里斯托于1927年开始执行一项旨在减少对“炮舰外交”的依赖的主要政策，其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进一步尊重中国当局，进一步同中国当局联系，“集合”在华美国侨民，并继续同外交官合作。他指出：“我在天津会见了大多数中国官员……我在上海会见了蒋介石……我自己同所有美国人的关系十分密切。” [ 注：布里斯托致克罗斯比，1928年1月11日。 ] 在随后到来的这一年中，中国革命将告一段落，因为北伐战争于1928年12月取得明显胜利之后宣告结束。这一年也给布里斯托提供了机会，让他检验一下自己的政策功效如何，因为这一年将进一步考验美国的对华“友谊”，并将揭示美国将来同中国的关系。

　　 1926年9月爆发的万县事件使外国海军在中国发挥的作用受到极大限制；1927年3月爆发的南京事件向美国海军强调指出了万县的教训，并向在华的所有外国人揭示这一教训。南京事件向中外人士声明过去由炮舰和海军陆战队维护的外国在华的传统地位再也无法一贯得到维护了。

　　 1927年的结束也标志了亚洲舰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发挥的最积极的作用已告结束。1925年华南地区发生了动乱，1926年则是在华中地区，1927年华中地区和华北地区也发生了动乱，但到1928年，由于国民党已经结束了北伐战争，因此只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