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至3月：集中注意上海·第五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上海危机和广州危机触发了一些重大排外事件，但在1925年，美国海军只是轻微地卷入了这些事件，而到1926年，在国民党力图统一中国的运动中，美国海军卷入这种排外事件已成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虽然中国仇洋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利益，但是随着1927年的开始，美国外交官和海军军官都预计着美国公民将日甚一日地卷入这一运动。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似乎有意要把拥有大批美国侨民的上海公共租界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

　　 1926年12月初，上海举行了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会议，在此之后，总领事高思、“艾什维尔号”舰长阿姆斯特朗少校和其他国家的同事们又举行了一些会议。马慕瑞在给国务卿的一封电报中谈到高思提出的一些建议，他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要在上海“把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运动推向最高潮”。但是他却不同意高思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他们两位都明显支持国务院的政策，也就是只保护美国侨民而不保护公共租界。马慕瑞公使指出：“我坚决认为必须保护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完整统。……即使这将导致同有组织的广州(国民革命军)部队发生冲突。”他呼吁在任何部队登陆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规定它的任务。马慕瑞强调美国部队应承担“既保护租界完整又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任务”。马慕瑞公使要求国务院无论如何都应对这一问题“坦率表示国务院的观点”。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2月19日。 ]

　　 国务院在给马慕瑞的回电中重申过去的政策：如果美国部队必须在上海登陆的话，“就必须明确不误地认识到”他们的任务只是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本政府不准备为了保护租界的完整而在上海动用海军部队”。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6年12月23日。 ] 这就重申了1925年在上海和广州制定的政策。这使马慕瑞感到十分不安，他对这一政策是否可行总是持有异议，他也十分关注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应，他认为应该同这些国家紧密合作，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马慕瑞“诚恳地”建议国务卿把他自己(马慕瑞)对美国在华推行的不合作政策的看法转告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四国政府。凯洛格对此表示拒绝，他转而请驻京公使把美国观点通知给他的“对此感兴趣的同事们”。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6年12月28日；凯洛格致马慕瑞，1926年12月30日。 ]

　　 但是上海受到的威胁也使华盛顿大吃一惊。威廉士海军上将本来准备在1926-1927年冬天遍访菲律宾和东南亚各地港口，但他于1月1日收到前往中国的命令。他于9日从马尼拉启航前往中国。 [ 注：舰队司令曾计划搭乘“匹兹堡号”与几艘驱逐舰同行，去南方访问菲律宾群岛、海峡殖民地、荷属东印度和印度支那等地。威廉士下达的前往上海的命令于1927年1月7日在华盛顿宣布。 ] 威廉士在上海一直逗留到1927年6月，在此斯间他是驻华高级海军军官。他以此身份在“匹兹堡号”主持了“无数次外国高级海军代表会议”。

　　 威廉士一到中国，就检查了他手下军舰的战备情况。虽然他每月一份的“战备”报告表明他对此颇为满意，但是1927年1月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使得他立刻要求增派部队。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7年1月15日。威廉士注意到舰队依靠商业公司提供燃油和燃煤是舰队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海军在远东地区缺乏足够的燃料储存，这一局势变得更加严重。 ] 在1月份第一个星期，驻在关岛的一小队海军陆战队(拥有十五名军官和二百四十六名士兵)受命搭乘美国“派克斯号”军舰前往上海。 [ 注：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一直留在船上，直到3月21日他们才并入第四团，并同第四团一起登陆。《海军陆战队杂志》第十二期(1927年9月)第179页所载的“在中国作战，1926年至1927年”一文，对海军从关岛来到上海的过程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很明显，“金星号”帮助“派克斯号”一起在关岛、甲米地和中国之间运送部队。 ] 但是如果立刻开战的话，那么还得依靠已经驻在中国港口的军舰上的官兵。内河炮舰很难提供大批登陆部队；驱逐舰的能力较大，一艘驱逐舰能够提供一支由一名军官和四十四名士兵组成的登陆部队。 [ 注：第十五驱逐舰分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8年6月9日。“黑隼号”驱逐舰供应船准备运输一支兵力比这支部队大一倍的部队登陆上岸。另外，每一艘驱逐舰都要组织一支由一名军官，十一名士兵组成的“紧急登陆部队”“随时准备登陆”。在南京，“约翰·福特号”驱逐舰正在进行准备。这艘驱逐舰的舰长报告说，他们已经重新审议了把撤离人员集中到美孚煤油公司经理家中的计划，经理家座落在南京城墙里的最高点美孚山上，从江面上用肉眼就能进行信号联系。 ] 连亚洲舰队所属的潜水艇也受命每艘提供一支由十人组成的登陆部队。 [ 注：亚洲潜水艇分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8年6月28日。“坎罗普斯号”和“海狸号”潜水艇供应船都进行了组织，每艘将提供一支由六十二人组成的登陆部队。 ]

　　 1月份刚开始，中国就爆发了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些事件永久改变了外国在华存在的性质。这几起事件并不是发生在上海，而是发生在中游的九江和汉口。1月3日是中国的一个节日，这一天，大批中国人聚集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河滩上。一些人发表了排外演说，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没过多久就变得狂暴起来，他们开始向保卫租界的警察抛掷石块。下午早些时候，英国水兵和海军陆战队登陆上岸。在这之后不久，卡梅伦海军上将就吁请其他外国提供援助，美国“教皇号”和“鸽子号”两艘军舰派遣一支由两名军官和五十名水兵组成的部队在九江登陆。他们并没有进入街垒担任警卫，而是作为预备部队留在一边。 [ 注：豪威尔起草了这些霍夫海军少将发给“鸽子号”指挥官约翰·阿什利海军少校的命令。他指出他“仔细地增添了一些关于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内容，这样如果将来有一天华盛顿仔细调查这一事件，我们将受到全面保护。” ] 汉口平民义勇队(美国侨民也有参加)应召前来帮助保卫租界边界。但在这一天晚上，英国海军上将收到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的不用武力保卫租界的指令。因此外国部队和武装平民就撤了回来，保卫租界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部队。中国部队在租界周围担任警卫，但是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到1月4日晚上，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就完全控制了汉口的英租界。5日上午，英租界所有外国侨民以及汉口城里绝大部分英国侨民全都撤离该城前往上海；租界立刻就由中国人管辖。 [ 注：路易斯在《英国的远东战略》一书第131页指出，卡梅伦海军上将运用自己的权力撤回了部队，驻北京的英国公使发现后“愤怒地通知了伦敦”，但是后来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捍卫了卡梅伦所采取的行动。 ] 有些外国人仍然留在汉口城里，英国“复仇号”、“卡列塞尔号”和“威斯哈特号”军舰被派往该城以防万一。

　　 汉口事件之后，1月7日九江又爆发了类似的事件。这起事件使得九江的英租界转交给国民党部队管理，九江城里大部分外国侨民也都撤离该城前往上海。骚乱沿着长江迅速扩散。1月10日，英国侨民开始撤离重庆，随后不久，宜昌和芜湖城里的外国侨民也开始撤离。 [ 注：九江的骚乱开始时，外国妇女儿童已经开始撤离该城。英国根据2月19日和20日签订的协议把汉口和九江的租界交还给中国。 ] 长沙城里的外国人于1月13日撤离该城。1月18日，国民革命军部队在福州抢劫了美国(教会)理事会房舍里的财物。中国的英文报刊把这起排外事件称为北伐战争中第一起排外事件。1月17日，“皮尔斯伯里号驱逐舰从福州撤出六十三名美国侨民前往马尼拉。 [ 注：福州地区有一百四十九名美国人拒不离开该地。 ]

　　 中国人在汉口和九江采取的行动，使得人们更加强烈地预料上海公共租界肯定会受到攻击。因此在公共租界边界设立了铁丝网街障，并用沙袋堆起了掩体。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7页。 ] 不仅在同中国居民街区相接的边界上筑起了街障，在同法租界相连的边界也筑起了街障，因为法租界管理委员会拒绝同英国一起共同采取行动。法国人采取一种独立的政策，对中国当局态度比较温和。由于法国人拒不进行合作，霍夫海军少将于1月11日命令从法国巡捕房搬走“一百多箱弹药”，这些弹药过去是为了供上海“万国商团”美国连使用而藏在法租界的。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六卷，第12067页。 ]

　　 高思于8日打电报告诉马慕瑞，上海局势“貌似平静，但是一触即发”，他请求向上海“竭尽全力提供大量”增援。但是高思也警告不要过早让外国部队登陆，不然的话中国人就有借口对外国人采取行动。马慕瑞于1月15日向国务院汇报说，“如果各国不能全心全意联合采取行动”，那么上海“肯定会爆发重大事件”。这位公使再次争辩说“根本无法区分……保护公共租界和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他坚持说这两者是互为一体，缺一不可。马慕瑞公使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往往很难加以区分，因此应该取消国务院发布的只准对正规军开枪这一规定。他最后指出：“任何防御措施的大小范围都应由军事指挥官自己运用谨慎判断来决定。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1月10日、13日和15日。 ]

　　 国务院坚持应对保护美国侨民和保护租界加以区分，但是马慕瑞公使根本不同意这一意见，他建议自己回华盛顿进行磋商。凯洛格对此表示同意，但是由于1月间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因此不得不取消这次旅行。 [ 注：这次拟定旅行的日期从来没有正式确定下来。 ] 1月13日，马慕瑞同意高思和驻广州、福州、厦门、汕头、南京、汉口、长沙和重庆的各位领事敦促他们各领区的美国侨民撤离这些地区，转移到“他们可以受到保护的地方”。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1月13日。 ] 1月21日，“企鹅号”把紧靠长江南岸的牯岭名山胜地的所有美国人全都撤出。亚当斯于1月26日建议从四川省撤出所有美国侨民。当时正在汉口陪同霍夫海军少将的豪威尔海军少校指出：虽然中国人仇恨的目标主要是英国人，“但是很明显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区别只是一堵薄墙，一触即塌”。 [ 注：《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六卷，第12069、12079、12127、12083页。 ]

　　 与此同时，国务院向中国驻华盛顿公使强调指出，美国的政策是要保护美国侨民而不是公共租界。1月20日，凯洛格和詹森同中国公使施肇基举行了会晤，他们告诉施肇基在华美国海军部队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 注：詹森备忘录，1927年1月20日。 ] 华盛顿的官员无疑受到了国会的影响，众议员斯蒂芬·波特于1月4日提出一份波特提案，“谨要求”总统起草新的条约，取代中美之间当时正在实行的条约。波特还敦促美国在中国不应再象其他外国一样，不应试图用军事力量来保护象公共租界这样的地理区域。詹森和凯洛格都否认自己先前知道这个提案，但他们承认这一提案同他们自己的立场十分相似。 [ 注：国务院致驻日本大使(麦克维)，1927年1月12日。信中附有波特提案的副本，并指出詹森对有关他或凯洛格唆使这位议员采取这种行动的说法予以否定。凯洛格和施肇基会谈备忘录(詹森在场)，1927年1月6日。斯塔尔援引詹森的话，说他向一个朋友承认“这个建议符合我们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但是]提交这一提案时并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份提案在参议院里遭到失败。 ]

　　 接着詹森就试图调解国务院与驻京公使之间的关系，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认为中国的局势使美国可以采取两种行动。第一种行动就是立刻从上海撤出所有美国侨民，但他认为这种行动完全无法接受，因为这将意味着“瓦解美国在华利益”。詹森承认另一种行动就是“同其他外国联合起来保卫这座海港”。但他向马慕瑞询问，如果“外国只是联合起来宣布将用武力保卫公共租界，这是否就有可能遏制中国人采取行动呢？” [ 注：詹森致凯洛格，1927年1月19日。后来詹森试图平息马慕瑞的怒气，他解释说美国的政策是要“在船发生颠簸的时候守在船中”。(詹森致马慕瑞，1927年2月21日。) ] 詹森在此所表示的正好也是美国的愿望，他们试图找到一种能使中国和其他外国都感到高兴的政策，同时又保护美国侨民及其利益。他准确地指出了在上海可行的两种政策，但却没有从中作出选择。

　　 1月28日，国务院向北京提出一个较有意义的建议。国务院建议中国各派同意把上海视为中立区。但是其他各国对这一建议置之不理，马慕瑞对此也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他于1月30日指出，这一建议只能促使中国人变得更为咄咄逼人，这就将“大大加重上海我国侨民生命财产所受到的威胁”。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1月28日和30日。豪威尔海军少校指出，凯洛格的中立建议(他把这一建议称为“愚蠢的”建议)不可能获胜，因为它将“使得孙传芳没有必要去保卫他最重要的地盘——上海”，因此孙传芳的对手永远也不会接受这一建议。(《豪威尔日记》，第四十六卷，第12133页。) ] 后来美国并没有坚持这项中立建议，但国务卿却向驻京公使通报了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实际情况。他告诉马慕瑞：“你必须理解美国在感情上坚决反对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除非为了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国内没有人支持……为维护公共租界现今的地位和完整……而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 注：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1月31日。 ]

　　 柯立芝总统支持这一政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十四票对三票的多数表示支持波特提案，同一天柯立芝总统也说：“我国政府有责任保护在华我国公民。”但是他接着指出，虽然美国要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但是美国的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同英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准备保护他们的租界”。 [ 注：《纽约时报》，1927年1月26日。 ] 总统是在步自己国务卿的后尘，而国务卿则是深受远东司司长詹森的影响。詹森于1月26日再次给顾临(罗杰·格林)写信。他向顾临博士保证美国“根本无意同中国人发生任何冲突”。但他接着又写道：“我们必须尽力而为……保护我国侨民免受攻击。” [ 注：詹森致顾临，1927年1月26日。 ]

　　 同一天，国务卿发表声明，他希望这份声明能够明确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凯洛格指出，美国对“门户开放”政策和修改“不平等”条约均表示支持。他指出于1925年举行首次会议的修改条约国际会议 [ 译者注：指段祺瑞政府邀请九国公约有关各国于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关税特别会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阻挠和国内政局动荡，中国方面提出的关税自主要求没有得到实现。 ] 已经取得进展，然后他说美国现在愿意“单独……继续进行谈判”。他最后再次申明，美国准备保护本国侨民的生命财产，但是美国“在中国没有租界，对该国也从未持有任何帝国主义的态度”。 [ 注：《中国年鉴，1928年》，第764-766页。另见凯洛格致马慕瑞，1927年1月25日。 ]

　　 在随后两年中，美国外交官经常引证这份声明。凯洛格国务卿在这份声明中再次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要点。首先，驻华美国部队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而不是为了保护任何地盘。其次，凯洛格阐明了美国没有义务在中国同其他外国合作一起处理修改条约或推而广之处理其他任何问题。

　　 柯立芝总统和凯洛格国务卿甚至连中国问题专家詹森都不愿或者无法认清上海局势的真相：只“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而不保护他们寓居其间的公共租界是不合实际的。马慕瑞再三向他的上司反映这一局势的真实情况，但是每次都是徒劳无益。

　　 就在国务院试图向美国驻京公使馆澄清政策的时候，美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向远东地区增派了部队。这一军事行动进展十分迅速。英国从地中海向中国调遣了五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和一艘航空母舰。西班牙也从马德里调来一艘巡洋舰，荷兰向它的远东属地调遣了一艘巡洋舰和一些海军陆战队。法国从印度支那把首批数百名安南警察调来上海。接着，英国于1月27日宣布将立刻向中国派遣八千四百名官兵。日本从佐世保向上海派遣了四艘驱逐舰。2月6日，意大利把它最新的巡洋舰调往远东。同一天，又有八艘驱逐舰离开英国前往中国。 [ 注：1927年1月22日至2月29日的北华捷报》发表了大量有关外国部队调往中国的资料。荷兰没有把部队派往中国，而是派往荷属东印度，他们担心中国的革命精神也会传播到那里。即使是在向远东地区增派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同时，英国已经开始决定不再支持北京政府，而是转而支持广州政府。 ]

　　 美国只向亚洲舰队增派了三艘轻型巡洋舰。1月底，组成第三轻型巡洋舰分舰队的美国三艘巡洋舰“马布尔黑德号”、“雷利号”和“辛辛那提号”受命离开巴拿马前往火奴鲁鲁。2月底，它们接到命令继续航行驶向中国。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三部分，未曾出版。 ] 除此之外，美国增派的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

　　 在派遣地面部队之前，海军部长威尔伯向在现场担任指挥的司令官提出了询问：美国在军事上同其他外国一起保卫公共租界是否可行？假如可行，那么需要多少美国部队？ [ 注：海军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1月25日。威尔伯也曾询问威廉士对凯洛格关于上海中立的建议的看法。 ] 威廉士海军上将回答说：“如果诸国要确保租界不受侵犯，并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就必须……把约两万人的部队调来此地。”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1月16日。这里的日期并不吻合；很明显，威廉士是在海军部长威尔伯于1月25日提出询问之后才重新提出自己的评估的。 ] 舰队司令还向海军作战部长汇报说，英国驻华高级军官、海军中将雷金纳德·蒂里特曾告诉他，英国准备“不顾一切代价”守住上海租界，为此目的正向此地调遣一万二千名官兵。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9年8月23日。蒂里特也指出：“如有必要，更多的部队将会到来。” ]

　　 如果要调遣威廉士提出的那么庞大的部队，那就不仅得派遣海军陆战队，还得调派步兵部队。美国政府缺乏可供调动的部队，同时又因为只有英国一国向中国派遣了大批军队，因此它没有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增援。1月28日，总统在一份内阁致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谈到这些问题，并指出，大规模增援“将在国会内外受到公众的严厉谴责”。柯立芝最后指出：“拟命令威廉士海军上将用自己的海军部队保护美国侨民。” [ 注：海军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1月28日。 ]

　　 报刊所反映的公众舆论支持柯立芝的这一立场。在1月底进行的一次报纸抽样检查表明，几乎人人都“十分同情政府的意愿”，公众“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干涉政策”。 [ 注：这些评论刊登在1927年2月5日和15日的《北华捷报》上。还援引了《纽约时报》、《纽约世界报》、《芝加哥论坛报》和赫斯特报系等报刊。只有《纽约晚邮报》争辩说：“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必须同英国人一起行动。” ] 《北华捷报》谈到了中国占据的“特殊地位”，这份报纸还指出：“美国各地的赫斯特报系正勇猛地捍卫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事业，同时这些报纸又大力主张美国在尼加拉瓜采取‘强有力的两只拳头政策’。” [ 注：《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 ]

　　 1月27日，波拉参议员表明了国会的重要情绪。他在一份新闻简讯中争辩说，中国人正在“竭尽全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他认为“如果向中国派遣舰队和军队，用武力摧毁这种精神”，就会阻挠中国人所进行的保护工作。他呼吁应用“使我国侨民脱离危险的办法来保护他们”。 [ 注：引自保尔·S·达尔：“美国在华盛顿条约中的门户开放政策分析，1922年至1928年”，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49年，第34页。 ]

　　 波拉参议员的担心恐惧毫无根据，因为美国既无舰队也无部队可以派往中国。虽然驻在菲律宾的(陆军)第十五团的一营官兵可供调动，但是在散居远东各地的海军陆战队都被派往上海之后，剩下来可供调动的部队就剩下海军陆战队第四和第六团了。海军陆战队第四团总部设在圣迭戈，但在1927年1月，该团官兵都分散在美国西部各地担任护邮任务。而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根本就没有团的编制，而是分批分队分驻在东部各城市的海军基地。

　　 1月28日，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受命启航“执行海外特殊临时任务”。 [ 注：在起草这份命令时，第四海军陆战团散布在圣迭戈、洛杉矶、旧金山、波特兰、西雅图、斯波凯恩、盐湖城和丹佛各地，分成小部队守卫连接这些城市的铁路线。 ] 该团于2月3日搭乘“肖蒙特号”军舰离开圣迭戈，24日驶抵上海。该团由六十六名军官和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士兵组成，由C·S·希尔上校担任指挥官。抵达上海之后，这批海军陆战队官兵仍然留在“肖蒙特号”上，直到3月6日才上岸进行短期操练。 [ 注：“操练”是指在公共租界举行的一次游行。 ]

　　 就在海军陆战队第四团驶往中国的时候，海军部长应凯洛格的请求对亚洲舰队登陆部队的兵力情况进行了评估。他于1927年2月17日指出，登陆部队共有海军陆战队二千四百三十名官兵(包括“肖蒙特号”上的一千二百名)，以及三千三百八十名水兵(包括当时驻在火奴鲁鲁的第三轻型巡洋舰分队的官兵)。 [ 注：威尔伯致凯洛格，1927年2月19日。 ] 驻沪美国军舰有“匹兹堡号”，两艘驱逐舰“埃德索尔号”和“麦考密克号”，还有“艾什维尔号”和“萨克拉门托号”炮舰。“派克斯号”油轮也在上海，船上载有由关岛警卫队组成的海军陆战队“暂编营”。 [ 注：《北华捷报》，1927年2月19日。当时港口里有两艘意大利炮舰和四艘法国炮舰，还有五艘日本炮舰和驱逐舰。英国拥有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一艘炮舰。 ] 海军部队借此机会再次请国务院放心国务院的意见已是众所周知。威尔伯援引埃伯利海军上将的话说，亚洲舰队司令“正根据由他管辖的部队应‘保护美国侨民’而不是‘保卫上海’的命令……采取行动”。 [ 注：海军作战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7年2月18日。 ] 当英国驻北京武官向他的美国同事询问美国可以投入多少部队“保卫上海”时，美国武官受命回答“没有”，驻在上海的部队“是要用来保护美国的利益的”。 [ 注：给海军作战部长的备忘录，1927年2月18日。这份备忘录没有署名，但很可能是凯洛格写的，通过威尔伯转交。 ]

　　 同英国于1927年1、2月间向中国调派的增援部队相比，美国的增援部队规模较小，只有三艘巡洋舰和一个不满员的海军陆战团。尽管如此，在上海的事态发展过程中，美国海军仍能发挥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参加或者至少支持，它就很不愿意在中国进行重大的干涉。威廉士是驻中国水域外国海军高级军官，这一地位也加强了美国海军的影响。饶有趣味的是直到2月初他才“因为中国局势悬而未决”而取消了亚洲舰队例行的冬季活动计划。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参谋长(W·N·维尔诺)给各军舰、各基地的电报，1927年2月5日。这份电报接着指出：为了使“现在驻在中国的海军兵力在一得到通知就必须得到增援成为可能，因此拟定巡访南方诸岛和海峡殖民地各港口的计划予以取消。” ]

　　 亚洲舰队司令理解并自觉地执行了国务院的方针。1月11日，上海市工部局要求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国际登陆部队上岸。威廉士不仅同总领事高思一起提出建议反对这项提议，他还“明确表示他将不同其他外国部队联合起来保护租界”。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9年8月23日。这份报告是亚洲舰队情报军官为马克·布里斯托海军上将准备的关于1927年上海事件的梗概。 ]

　　 驻北京海军武官哈尔西·鲍威尔于2月底被派往上海担任总司令与公使馆之间的联络官。鲍威尔注意到：威廉士“对待英国人十分坦率，他指出我们受到命令的约束，不能参加保卫租界。……但他建议在保护生命财产免受攻击方面进行合作”。 [ 注：海军武官(哈尔西·鲍威尔上校)致海军情报部，1927年2月12日。鲍威尔在这份报告中列举“K”是情报的一个来源；“K”是英国驻北京的海军武官。鲍威尔于1927年1月30日向海军情报部汇报了他调到上海的情况，编号第30号。 ]

　　 在2月4日举行的一次高级海军军官会议上，法国海军上将指出：“如果广州人大批涌来，要求法租界投降”，他“将不予抵抗”。日本海军上将同意这一意见，但却不愿作出承诺，而意大利军官则说他还没有收到明确指令，不知到底是保卫租界还是保护外国侨民。 [ 注：《美国亚洲舰队情报报告》，1929年8月23日。在于2月25日举行的一次类似的会议上，法国司令汇报说他已接到命令(作为最后一着)保卫法租界，抵抗任何进攻，“不管是广州部队或其他任何中国部队发动的进攻”。 ] 但是英国人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表示，不管能否得到美国支持，英国都将“不顾一切代价，坚守公共租界中英国利益聚集的那块地盘”。 [ 注：引自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75页。 ]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对此同样毫不含糊。他于2月12日写信给国际联盟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爵士说，英国决心“不让汉口和九江的旧事在上海重演”。 [ 注：这封信被美国驻巴黎海军武官搞到，他把信转交给海军情报局。 ] 英国军队已用铁丝网筑起路障，并从25日开始在租界外围进行巡逻，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则仍留在“派克斯号”和“肖蒙特号”军舰上。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工部局美国籍总董费信悼(斯特林·费森登)呼吁代理领事高思要求海军陆战队立刻登陆。高思拒不听取费信悼的意见，并使他得到这样的印象：美国的军事活动将仅限于确保安全撤离美国侨民，美国军队将“不在岸上进行防卫”。 [ 注：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81页。 ] 费信悼自以为高思和威廉士赞成把大批美国侨民撤出中国，他到处宣传自己同代理总领事的会谈情况，这导致了一场轩然大波。高思立刻确告他的上司他并没有建议“把美国人从上海撤到马尼拉”，他过去也没有说过威廉士的活动将只限于从事这一任务。 [ 注：高思致凯洛格，1927年2月4日。高思的这一否认也载于1927年2月5日《纽约时报》第二版的一份声明中。费信淳是在公共租界行政管理机构中拥有这种高级职务的第一个美国人。毫无疑问，他在1929年同詹森会谈之后更加不高兴，詹森“告诉费信淳先生现在上海的美国人早应认识到中美关系要比上海现在的地位重要”。 ]

　　 显而易见，马慕瑞只是片面地阅读了高思的解释。他知道高思并没有建议把美国人撤离中国，但他却没有注意高思已经否认威廉士有哪种用意。马慕瑞公使反而特意汇报说威廉士将保护美国侨民而不保护公共租界。马慕瑞自从1926年年底以来一直攻击的正是这一点。他知道这正是国务院的立场，亚洲舰队司令对此表示支持也决不会使他感到惊讶。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电报给凯洛格对此表示抗议，他争辩说：“从切实需要来看……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与保卫租界根本无法区分。”这位公使竭立辩护，指出美国在上海并非只能进行撤离，肯定还能采取其他行动。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2月22日。 ]

　　 国务院确告马慕瑞虽然已经谨慎地命令威廉士不要卷入“有关公共租界地位的政治问题”，但是国务院无意催促美国公民撤离上海，除非事属万不得已。这样国务院就向威廉士发了电报，授权他“为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可以任意调用[他]手下的所有部队”。 [ 注：格鲁致马慕瑞，1927年2月25日；威尔伯致格鲁，1927年2月26日；格鲁致凯洛格，1927年2月25日。 ]

　　 这真是一件小事引起了一场风暴。威廉士的立场在传给马慕瑞公使时肯定走了样，这位威廉士海军司令愿意调用他手下的所有部队在上海采取必要的行动。再说不管是在公使馆，还是驻上海总领事馆，或者是在“匹兹堡号”军舰上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赞成从上海撤出所有美国侨民。这一误解表明在华盛顿的外交官和海军军官同驻华的外交官和海军军官之间分歧颇深。事实上，高思也许只是根据詹森的一封来信来回答费信淳所提出的问题，而他的答复却引起了这场纷争。詹森在信中确告高思总领事：“美国没有人赞成用海军或陆军部队来维护条约在中国所导致的现状。”詹森还指出：“如果我们听任自己卷入用武力维护公共租界现状的活动，本政府将遇到很多困难。” [ 注：詹森致高思，1927年2月15日。 ]

　　 到1927年2月底，美英两国已经表明了它们各自的政策。美英两国都已向上海增派了部队，英国继续在大规模地增派部队。2月间，中国国内政治军事局势比较平静。陈友仁在汉口同英国人举行谈判，商讨归还汉口和九江英租界问题；蒋介石的代理人也在试图用“银洋”攻下孙传芳，以避免为争夺上海而发生激战。到2月底，驻在上海的外国海军包括十二艘英国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些军舰载有一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在上海拥有一艘巡洋舰，四艘炮舰，还有一千七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日本海军有三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一艘炮舰，以及九百名海军陆战队员。法国和意大利在上海各有一艘巡洋舰和两艘炮舰。威廉士汇报说这支部队“足够用来对付估计会发生的任何危急事件”。他接着又说：“在军舰炮火的支援下，这支部队即使遭到中国正规军的公然攻击，也完全可以顶住。”与此同时，海军武官鲍威尔上校指出，在这个月中虽然外国人仍在离开内地，但是“强烈的排外情绪的表露”已经平息下来”。 [ 注：根据1927年2月12日《北华捷报》报道：撤离四川省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七十八名加拿大人、四十四名英国公民、二十七名美国人和十名斯堪的纳维亚人。 ]

　　 2月底，亚洲舰队取得了一个胜利。2月27日，在宜昌被中国军队征用的美孚煤油公司“梅虹号”油轮驶抵汉口，“鸽子号”炮舰当晚迅速把这艘油轮牵引过来，等中国人察觉时，“鸽子号”和“伊莎贝尔号”已从两边把他们包围了。他们被解除了武装，然后下船上岸，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7年2月28日。一百多名士兵被解除了武装，后来他们的武器交给了汉口的国民党政府。3月4日又出了一起与此类似的事件：美孚煤油公司“梅福十四号”游艇在紧靠上海以东的江面上被征用了，基尔戈中校率领三十名海军陆战队员搭乘另一艘美孚煤油公司的游艇前去追赶，轻易地收回了“梅福十四号”游艇。 ]

　　 3月初，上海地区除了这类小事件之外仍然比较平静，3月20日晚上，国民革命军部队抵达上海外围。中国人在紧靠公共租界的闸北区骚扰闹事，并在该区举行了示威。他们号召在22日举行总罢工，上海工部局于21日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万国商团”已经动员起来，工部局还请求外国部队登陆上岸。高思表示同意，威廉士下令海军陆战队登陆。 [ 注：高思致凯洛格，1927年3月21日。 ]

　　 根据先前同意的一份计划，租界外围由英国和其他外国部队把守，美国海军陆战队则在租界内部进行巡逻。海军陆战队还要保卫租界的自来水厂。 [ 注：“海军陆战队作战行动”。这一计划是在外国海军司令于2月22日举行的会议上制定的。 ] 22日夜间，爆发了严重的骚乱，军阀部队的士兵为了躲避国民革命军，试图冲破外围，闯入租界寻求避难。但是两辆英国装甲车用机关枪把他们赶了回去。3月23日，这类事件愈演愈烈，英意两国部队都用机关枪向企图闯入租界寻求避难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这一次估计有六十名中国人被击毙。 [ 注：博格著《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283、284页。 ] 在这些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自始至终未发一枪。威廉士认为：在这段时间中“租界内的混乱无足轻重，外国军队的存在本身就防止了任何乱子的出现”。 [ 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7页。 ]

　　 但是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件，威廉士还是请求把海军陆战队第六团派来增援驻在中国的美军。3月2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史沫特莱·巴特勒准将也赶来上海进行增援。巴特勒是海军陆战队中最富有色彩的一位军官。他曾荣获两枚荣誉勋章，其中一枚是因为他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时在北京率队冲锋而获得的。他开始指挥驻华所有海军陆战队部队，并批准了把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调往中国的建议。 [ 注：有一次，有人问巴特勒他需要多少部队才能入侵中国，“镇压国民党运动”，据说他答道需要一百五十万。(J·B·鲍威尔著《在华二十五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45年]，第146页。) ] 威廉士指出，在他首次同巴特勒准将会谈时，巴特勒“脱口说出”他(巴特勒)“手头的兵力还不到足以执行交给我们的任务的兵力的一半。……我们现在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交给我们的一部分任务，……要么就担风冒险，直到我们得到增援。” [ 注：巴特勒致勒琼，1927年4月1日。巴特勒同海军陆战队司令是密友，他经常给勒琼写信。 ]

　　 威廉士在他同巴特勒举行会谈的同一天请求把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调来中国，但是一直到4月7日该团的两个营才从圣迭戈启程。它们于5月2日抵达上海；剩下的一个营以及其他派来增援的步兵、炮兵和坦克小队于4月17日搭乘租借的“格兰特总统号”轮船离开圣迭戈，这支部队在菲律宾奥隆阿波上岸，充当后备部队。 [ 注：“海军陆战队作战活动”，亚洲舰队1927年年度报告，第20页。 ]

　　 现在亚洲舰队司令手头拥有几达一个师的兵力。只要这支部队和舰队本身都集中在通商口岸，它们似乎就有足够的力量执行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撤离美国在华侨民的任务。但是在这之后，不管是在1927年还是在1928年，上海都没有爆发重大的排外骚动事件。在这段时间里，引起美国驻远东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部队关注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接着就是华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