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上海和沙面·第三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随着1925年的开始，这种任务变得更为频繁，因为远东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中国拥有四、五亿人口，但却没有一个有效的全国政府。这种事态继续不断地使得上文所述的美国利益受到威胁，因此美国海军有义务保护这些利益。美国侨民及其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美国在沪的商业投资额占在华投资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五。美国在沪的两大公共事业就占去美国在华商业投资的百分之二十。 [ 注：雷麦著《投资》，第112、335页。 ] 1925年美国在华商业投资总数包括财产值和美元投资约为一亿二千三百万美元。 [ 注：同上书，第76页。 ]
美国在华侨民主要分两大类，也就是商人和传教士。教会方面也有大量的物质利益。1925年，“教会和慈善团体”在华拥有的财产估计达三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 [ 注：同上书，第333页；苑礼文(A·L·沃恩修斯)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教使命及其局势”(载《社会政治科学院年刊》第一百三十七期[1927年7月]，第80页)一文中估计：“在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二所学校、医院、学院、教堂、房舍和土地的投资”金额达八千万美元，而“美国商业企业”的投资金额只达七千万美元。 ] 从1925年一直到1928年，美国明示的政策是既保护美国侨民又保护他们的财产。但是随着这一时期内的事态发展，这一政策事实上已有所改变，虽然美国口头上还是一无变动：海军部队将用武力援救美国侨民，但不应用武力来保护他们的财产。
虽然国务院和海军部经常唠唠叨叨向他们各自在华的主要代表——驻京公使和舰队司令详述这一政策，驻京公使和舰队司令也经常向他们的部下重复这一政策，但是这一官方政策却是很难执行。事态的发展经常迫使人们只能执行救人不救物这一政策。由于美国驻华部队力量薄弱，加上中国政治局势变幻无常，在出现危机之际，把美国侨民抢救出来通常来说还算可以做到，但如要派兵保护他们的企业或教会那就行不通了。另外，由于美国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政策，这就限制了海军的活动，尤其是海军在陆地上的活动。
亚洲舰队的军官们知道他们的使命是要使尽浑身解数保护美国侨民，而不是保护地盘。1925年4月，针对英国关于建立国际警察部队维持上海地区秩序的建议，美国国务院明确阐明对华“不准动手”的态度。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听取了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舒尔曼的意见，对英方建议答复如下：
拟定中的行动能否见效，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除此之外，本政府坚信这种用外部压力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努力几乎肯定会加剧现在中国人民某些阶级中广泛传播的排外情绪，甚至会使这种情绪变得一触即发。……本政府……十分遗憾无法采取[所建议的]行动。 [ 注：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致英国大使(埃斯梅·豪厄德爵士)，1925年4月2日。
英国之所以呼吁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的排外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因为英国利益经常是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排外活动主要是针对传教士和商人，他们都是外国干涉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目共睹的证据。英国对中国人的看法远比美国严厉，在1925年和1926年两年中尤其如此。许多英国人都认为美国既是中国动乱的祸首，同时又在乱中取利。伦敦《泰晤士报》1927年3月刊载的一篇社论争辩道：
中国许多年轻的国民运动领袖都在美国受过教育，而美国占上风的倾向是满怀希望慷慨大度地看待中国的国民运动，并把整个运动全都归功于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民主的美德。……由于中国国民运动攻击的对象主要是英国，因此他们根本不重视那些更为不祥的迹象。 [ 注：引自《纽约时报》，1927年3月29日，第一版。 ]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二十年代末，英国力求执行的对华政策是要保护英国在华的侨民及其巨大的利益。 [ 注：罗杰·路易斯在《英国的远东战略，1919年至1939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一书中指出，英国过高估计了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英国向中国的出口只占其出口总量的百分之二点五，英国在中国的投资还不到英国海外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 ] 他们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实现远东稳定。1922年英国同日本缔结的双边条约过期之后，英国试图通过在华采取多国行动的方法来确保远东的稳定。但是由于在1925年到1928年期间中国排外运动主要是反英，加上美国不愿在远东同其他国家共同采取行动，另外日本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运动的态度日益强硬，英国的这些努力都受到了阻挠。
英国外交部认为，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局势乱成一团，但是到1926年年底外交事务副次官维克多·弗尔斯利似乎也同意英国驻沪总领事的意见，即“毫无疑问国民党注定要统治中国”。 [ 注：同上书，第116-117页。 ] 这一真知灼见并未影响到上文所述的英国“冷待”中国革命的政策，但是弗尔斯利认为，由于日本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绝然不同，而美国的政策又是“飘忽不定，根本不替别人着想”，因此，英国期待在华同其他外国尤其是日美两国进行合作的愿望受到了阻挠。 [ 注：引自上书，第6、8页。 ]
事实上，传教士的教育活动似乎使人们产生了过高的期望，而传教士却又无力使这些期望得以实现，因此他们经常激起排外情绪。举例来说，1924年12月，长沙雅礼学院的学生进行罢课。他们抱怨教师中中国教授人数太少，学院上层管理当局中也没有土生土长的教育家。罢课标语也有一种反基督教的气味，它们攻击“基督教教育”为“帝国主义的教育”。 [ 注：《北华捷报》，1925年1月3日。论述本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对中国基督教会学校的影响的最佳著作是杰西·卢茨的《中国和基督教教会学校，1850年至1950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1年)。 ] 传教士们认识到中国革命有一种反基督教的趋势，一位教会著名作家指出：“教会周围里外都涌起一股民族主义激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建议增加当地人对教会的领导，缩小教会组织同当地人之间的隔阂，但是这种主张并没有导致一套卓有意义的本土主义计划。 [ 注：弗兰克·罗林逊：“当前中国基督教运动的特点”，载《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年》(上海基督教文学协会，1927年)，第16页。另见保尔·瓦格著《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158页注。 ]
由于教会财产和外国企业被占用，促使英国于1925年3月提出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的建议。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当局尤其担心的是各派军阀部队可能侵占租界或者破坏上海的经济。虽然上海的外国租界长期以来一直是为中国内部纷争败北者提供避难的中立区，但在1925年租界本身第一次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焦点。英国驻华公使在1925年曾同舒尔曼讨论过建立警察部队这一计划，在这之后这份计划又被送往华盛顿。美国驻华公使对此反应消极，他指出，这一计划意味着“用武力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干涉”。舒尔曼接着指出，美国政府“反对这种政策”，另外，“如果海军当局在汇报中并不认为这一政策是保护寓居上海的美国侨民和其他国家侨民所必不可少的政策的话”，他“对这一政策将不给予任何考虑”。公使还给驻沪总领事克宁翰(爱德华·坎宁安)发了电报，警告他说，英国的建议“性质十分严重”，克宁翰对此也持有同感。舒尔曼通知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美国“萨克拉门托号”和两艘驱逐舰已在上海，另有三艘从菲律宾出发的驱逐舰(“巴克号”、“波里号”和“惠普尔号”)载着一百零二名海军陆战队员抵达上海。 [ 注：舒尔曼致凯洛格，1925年1月18日。 ]
长江巡逻队司令查尔斯·麦克维海军少将此时也在上海。他于1月18日同其他外国海军司令官们举行了会谈，会后他向舒尔曼汇报说：“高级军官们认为现有的部队足够用来阻止[军阀]败兵进入租界。” [ 注：舒尔曼致凯洛格，1925年1月19日。 ] 舰队司令托马斯·华盛顿海军上将认为，要求建立国际警察部队的压力主要来自上海的外国商人，这一判断十分正确。他于1月26日再次向舒尔曼指出，上海局势并不危险，但他指出他已提出如果商船船主需要保护的话，他愿意派遣驱逐舰为上海地区的商船护航。 [ 注：舒尔曼致凯洛格，1925年1月27日和28日。 ]
华盛顿海军上将手头拥有的部队包括华南巡逻队的“海伦娜号”和“帕姆帕恩加号”军舰，长江上还有“伊莎贝尔号”、“埃尔卡诺号”、“维拉洛波斯号”、“帕洛斯号”、“摩诺克西号”、“企鹅号”和“鸽子号”军舰。“萨克拉门托号”和“艾什维尔号”正在进行大规模维修，但是驻在华北烟台的两艘扫雷舰“芬奇号”和“比特恩号”暂时接替了它们的工作。华盛顿海军上将手头还有两艘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生产的驱逐舰改建而成的布雷艇“里扎尔号”和“哈特号”。另外亚洲舰队还拥有“休伦号”巡洋舰，十九艘驱逐舰，十一艘潜水艇，还有各种供应船和辅助艇。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3、4页。 ]
亚洲舰队司令认为除了江河炮舰之外，这支部队的军事设备状况“极佳”，虽然有人批评“休伦号”缺乏适当的通讯设备，担任旗舰颇有不便。海军人员情况也“很好”，虽然“海军必须经常不断地在中国港口派兵登陆上岸”。 [ 注：同上，第11、21、24页。 ]
1925年1月在上海发生的这一短小插曲表明了外国人卷入中国政治骚动的一些因素。首先，这一插曲显示出外国商人惊恐万分的情景。舒尔曼对1月局势所进行的心平气和的分析十分准确，但是《北华捷报》对此却百般指责，这份英国人开办的报纸宣称美国驻华公使“根本不了解[在华]其他所有西方人的思想和意见”。 [ 注：《北华捷报》，1925年1月31日。 ] 其次，这一插曲表明国务院与海军各自在华的代表们合作得十分密切。第三，1925年1月在上海发生的这起规模较小的事件显示出美英两国对中国局势持有不同的看法。凯洛格国务卿于4月2日指出，美国奉行不干涉政策，这一政策比当时英国奉行的政策“温和得多”。舒尔曼同意凯洛格的意见，但是他的后任马慕瑞(约翰·V·A·麦克默里)的立场同英国的立场比较相似。美国驻华公使馆的官员们通常同意马慕瑞的意见。正如驻沪总领事在1925年1月所表示的那样，这些官员往往无法采纳华盛顿的观点。他们每天都被卷进中国政治军事局势所促发的各种紧急情况之中，他们象寓居当地的外国侨民一样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国务院于1925年年初之所以提出这种政策，也许是因为他们真诚认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海军之所以持那种立场，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没有足够的部队来执行英国所建议的那种警备治安任务。
这一行动所受的最大的限制并非因为缺乏军舰，而是因为缺乏可在陆上长期作战的登陆部队。美国所有的军舰无论是炮舰还是战列舰，都能够把一批水兵装备起来，并把他们送上陆地。另外，象“休伦号”这样的巡洋舰，平时的船员编制中就有约七十五名海军陆战队队员。这支部队比由水兵组成的登陆部队在训练方面更胜一筹。但是他们最重的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艘军舰派遣的登陆部队最多只能在陆上活动两、三天；再说他们在岸上活动几乎总使军舰上人员奇缺。 [ 注：罗伊·普法夫在“在长江炮舰上执行任务”(载《美国海军学院记录汇编》第五十九期[1933年11月]，第1613页)一文中指出：“在军官起居室、海军上士住房和船员住房里随时都准备着汤姆森冲锋枪、自动步枪和步枪以及弹药，以备急用。”普法夫还指出：“非常重视登陆部队的组织和训练，长江巡逻队标准的登陆部队由三个班组成，备有机关枪、自动步枪、汤姆森冲锋枪、短筒防暴枪、步枪和刺刀以及手枪等武器。” ]
如果准备大规模或长期在陆上活动，那就需要陆军部队参战，尤其是海军陆战队，因为他们训练有素，擅长于从船上转到陆上作战，他们通常也总能履行人们于1925年1月所讨论的那种“警备治安”任务。驻在天津的第十五步兵团无法抽调人到中国其他地区去，海军陆战队的兵力也很薄弱。1925年海军陆战队总共只有一千二百九十八名军官和一万八千名士兵，其中许多官兵正在尼加拉瓜担任维护治安的任务，另外还有一支分队驻在海地。 [ 注：罗伯特·海纳尔著《海上战士》，B·H·里德尔-哈特为此书撰写了前言(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62年)，第611页。海军陆战队兵力正在减少：1921年为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人；到1931年海军陆战队只有一万五千三百四十三名士兵。军官人数比较稳定。 ] 海军陆战队第四团自从1924年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回国之后就驻扎在圣迭戈，但是该团兵力短缺十分严重。1925年9月30日该团的兵力只达五百三十七人，只有编制的三分之一；到1926年1月，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只剩下三十七名军官和三百四十五名士兵。 [ 注：这些数字的来源见肯尼思·康迪特和爱德温·特恩布拉德合著的《高举火炬：第四海军陆战团历史》(华盛顿：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作战与训练处，历史科，1960年)一书第98、103、111页。 ] 同年10月，柯立芝总统命令海军陆战队担任护邮任务，这样第四团就被调到美国西部。由于中国局势变得愈来愈严峻，该团于1927年1月开始在圣迭戈重新集合，这时该团兵力约已达到规定兵力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 [ 注：关于第四海军陆战团护邮卫队的人数(七百零七名士兵)和地理分布见“护邮卫队”一文，载《海军陆战队公报》第十一期(1926年12月)，第267页。第四海军陆战团之所以频繁调动(这个团是西海岸唯一一支从作战目标出发而组织的海军陆战部队)不仅仅是因为海军陆战队规模较小，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把海军陆战队视为对付国内外局势的警察部队。事实上，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统率派驻中国海军陆战队所有部队的史沫特莱·巴特勒少将在1921年和1922年就曾担任过费城的警察局长，他曾力图实行禁酒并降低费城的犯罪率。 ]
1925年，远东的海军陆战部队都分成小队散布在该地区的美国属地。虽然这一地区海军陆战队兵力比编制人数高出百分之二十，但是这支由一千六百六十六人组成的部队却分散在北京、上海、关岛和菲律宾等地。亚洲舰队所属的许多军舰上也派有海军陆战队小分队。1925年1月，华盛顿海军上将要求在上海的军舰上拥有一支备用部队。为了满足华盛顿海军上将增派部队的要求，当时只得把海军陆战队从关岛转到甲米地，然后再从甲米地调到中国。这表明当时海军陆战队兵员奇缺。1925年3月和4月海军陆战队也曾进行过类似的调动。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14页。按规定远东地区海军陆战队的编制人数是一千三百六十九人。由于缺乏运输船，这些调动受到了影响，海军陆战队队员们是搭乘“休伦号”和一些驱逐舰从菲律宾甲米地米到上海的。 ]
到4月份，上海周围的局势已大为缓和，华北地区的动乱也大致平息。1月间，在军阀部队之间发生冲突之后，“艾什维尔号”向青岛派去了海军陆战队。2月底，总领事高思(克拉伦斯·高斯)指出，这支部队已可撤回，“艾什维尔号”已不是非驻在青岛不可了。这样派往青岛的四十七名海军陆战队员就被撤了回来。3月初，“艾什维尔号”炮舰来到上海修理发动机。 [ 注：高思致舒尔曼，1925年2月5日。 ]
1925年春天所发生的事件，使得海军进一步认识到派遣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部队(如一个团)到中国登陆的行动肯定要大大推迟。虽然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好准备，以防爆发大规模的排外攻击。海军为领事馆警卫部队制定了统一的命令，并向各领事馆提供了亚洲舰队所属各舰的季度活动安排，海军还要求沿河和沿海的各位领事每季度向海军部汇报他们各自领事馆的船用燃料和加油设备的情况。 [ 译者注：档案编号从略。 ] 当亨利·霍夫海军少将于1925年10月接任长江巡逻队司令时，他所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命令“检修、擦洗、整理”藏于各领事馆的所有枪支弹药。那些年久过时、不够理想的武器应该更新。 [ 注：“第二号部队命令”，1925年11月2日，载于A·G·鲁宾逊少校(美国海军“摩诺克西号”舰长)致瓦尔特·亚当斯(美国驻重庆领事)，1925年11月16日。 ] 驻京海军武官A·圣克莱尔·史密斯海军上校也采取行动加强海军的战斗准备，他有选择地请几位领事向他推荐一些愿意合作的美国侨民，让他们向他提供一些有助于海军的情报。 [ 注：领事们对这一请求给予回答。见史密斯致精琦士，1925年1月8日。精琦士在3月2日的回信中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四人，一名是传教士，三名是商人(他们代表美孚煤油公司和德士古石油公司这两家美国公司)。另见史密斯致亚当斯，1925年1月8日。亚当斯在1月17日的回信中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载有六人，其中有两名传教士和三名商人(他们代表美孚煤油公司和木材出口公司)。 ]
海军军官和领事官员讨论了炮舰经常光顾的大多数港口城市的防卫计划和撤离计划。南京早于1922年就草拟了一份详尽的计划；1925年10月，美英两国驻南京领事和美国“鸽子号”、“协和号”军舰舰长正式制定了这份计划。这份计划包括信号系统、集合地点以及侨民从城里撤离的路线；还规定美英两国侨民应分为“小组”，各组都由一名平民担任组长，“总首领”由金陵大学校长包文(A·Z·鲍恩)担任，他是驻华教会团体的一位杰出人物。但是总的说来传教士们都不愿意合作。“鸽子号”舰长有一次近乎绝望地汇报说，他“正在力图使寓居南京的外国侨民，尤其是美国侨民认识到了解‘防卫计划’的具体内容是多么重要”。 [ 注：美国海军“鸽子号”舰长致长江巡逻队司令，1925年10月30日。关于“南京防卫计划”，虽然从来没有得到过寓居南京的外国侨民的全面合作，这份计划还是于1927年3月执行。 ]
1925年上半年发生的事件似乎证明，海军对这种计划的关注并非没有道理。2月18日，美国“蕲春号”轮船在宜昌以上长江边上的夔州(今奉节)被扣留。控制这一地段的中国将军声称，这艘轮船撞沉了一条舢板，他因此要求赔偿，据说这是为在这一事件中遇难者的家属要求的赔偿。沿河中国官员经常玩弄这一伎俩，他们总是贪得无厌，试图大饱私囊。
长江巡逻队司令在汉口命令驻在万县的“帕洛斯号”炮舰舰长向夔州派遣一支武装卫队。这支卫队搭乘“治平号”轮船顺流而下，于2月19日来到“蕲春号”船边。“治平号”同被扣留的轮船一样，也是属美最时轮船公司(YRSC)所有。
驻在宜昌的“埃尔卡诺号”炮舰舰长也于2月18日接到命令，率领一支武装卫队赶往夔州，前去增援“帕洛斯号”。“埃尔卡诺号”派出的卫队也搭乘一艘美最时轮船公司的轮船“宜林号”赶往夔州。“帕洛斯号”和“埃尔卡诺号”舰长也受命向万县和宜昌控制这段江面的将军们提出抗议，并要求立刻释放“蕲春号”轮船。到2月20日，在夔州的美国海军部队已有“埃尔卡诺号”舰长，“帕洛斯号”的一名上尉，另外还有两名军官和持有步枪和机关枪的四十六名士兵。他们拥有两艘轮船，因此他们也许可以把“蕲春号”轮船拖走，但是在这支部队赶到夔州之后，谈判进展十分迅速。到2月20日夜间，夔州至万县一带名义上的指挥官潘将军已经下令释放“蕲春号”轮船。
2月22日，“帕洛斯号”舰长又接到指示，命令他通知四川省的中国首领刘湘将军，“应向部下发布必要命令，不准再发生诸如‘蕲春号’事件这样的武断干涉美国航运的事件。”刘湘将军回答说他将“发布必要的命令”。 [ 注：这一论述取材于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5月8日。C·R·考克斯是长江上唯一一家美国轮船公司的老板。弗雷德里克·霍伊特在“‘门户开放’导致不情愿干涉：美最时轮船公司的例子”(载《外交历史》第二期[1977年夏季]，第155-169页)一文中，全面讨论了这家公司的历史与组织情况。另见1926年9月万县事件的论述，这一事件也同这位潘将军有关，虽然1926年的万县事件更应该归咎于他的上司杨森将军。万县是一个出名的地方：1924年6月，一位名叫J·W·霍利的美国商人在一场工资纠纷中被苦力打死。霍利是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当时在场的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大甲虫号”炮舰舰长I·W·怀特霍恩少校要求处死罪犯，并要求当地的中国省长为霍利送葬。怀特霍恩少校威胁说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就要“炮轰该城”。他规定当天下午六点“是处死船工的时限”。这些船工于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时被枪毙。(驻中国海军武官致海军作战部长，1924年7月23日。) ]
这段插曲表明，在长江上游的炮舰舰长和巡逻队司令经常发挥外交作用。靠夔州最近的美国领事是驻重庆领事，由于冬季长江交通十分困难，他从未切实有效地介入这一事件。这一事件也表明，中国政局混乱不堪，美国人同万县、夔州和宜昌三地的中国官员都进行了磋商，因为他们中间谁也没有对这一辽阔的河段拥有牢固的控制。这些将领对他们军事和政治上的上司几乎谈不上什么效忠。
在1925年第一季度里所发生的其他事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之处。当时正在力图控制华中地区的主要军阀吴佩孚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请求。1月2日，吴佩孚请求“长江巡逻队司令把他的部队……”从南京“带到或运到岳州(今岳阳)”。麦克维海军少将对此立即给予拒绝，因为很明显，这样一来美国就将介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2月23日。吴佩孚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主要人物之一。1923年某一时间，他在明显得到英国支持的情况下，控制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由于他名义上的部下冯玉祥和阎锡山各怀野心，加上满洲统治者张作霖施展阴谋诡计，吴佩孚的地位受到了破坏。吴佩孚后来请求到“伊莎贝尔号”上避难，但是麦克维海军少将拒绝了他的这一请求，麦克维在注明为1927年2月1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全面描述了这一事件。 ] 到5月初，广东省局势已经十分平静，华南巡逻队报告说，虽然中国人打起仗来美国人总会遇到一些危险，但是这种危险都是事出偶然，“没有理由认为任何军事行动是针对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6月10日。这份报告注明日期为5月11日，情况来源是在西江活动的炮舰提交的报告。 ]
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于3月2日宣布收回前俄国在汉口拥有的租界，这对条约国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1919年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由其他外国管理。美国总领事认为这一事件只是中国人的一种试探性行动，他们所期待的最终目的是要收回所有外国租界。外国对这一行动没有提出严重抗议，这样前俄国租界就转由中国人进行控制。 [ 注：驻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马慕瑞，1925年3月2日，载于驻汉口总领事(P·S·海因兹尔曼)致马慕瑞的信中，1929年3月4日。这是接替罗赫德的驻汉口总领事编辑的历史梗概的一部分。 ]
一个更为重要的试探性行动5月30日在上海发生。一名罢工工人被杀害后，中国学生和工人在公共租界举行抗议游行。租界巡捕逮捕了一些示威头目，举行示威的大众跟着他们一起来到老闸捕房。实际情况是，人群中一些人涌进了巡捕房，但又被赶了出来，这样他们就拒不离开该地。巡捕们担心遭到袭击，因此向人群开了枪。据报道，共有二十名中国人被打死，十七名受伤。 [ 注：C·A·麦卡特尼等人编写的《国际事务概览，1925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28年)，第381、382页。在许多论述中，这一篇最清楚地论述了导致五卅事件的劳工纠纷。关于这一问题的客观性和亲外性都较弱的一种观点，见乔治·索科尔斯基的“米海尔·鲍罗廷”一文，载于H·G·W·伍德黑德编写的《中国年鉴，1928年》(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1928年)，第1326-1328页。《评述》(第882页)和雷麦的《中国抵制运动研究》第93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3年)两书对中国人的死伤人数有所争议。雷麦指出有十四人被打死。《北华捷报》在1925年6月6日报道说有九名中国人被打死。这家报纸若有所思地议论说：“应该命令”那些卷入这一事件的学生“返回自己的教室，从事那些他们这些羽毛未丰的年轻人应该干的正经事”。当时对死伤数目的报道各有不同。《中国年鉴，1926年至1927年》(上海：《字林西报》和《北华捷报》，1927年)在第919-960页中对五卅事件进行了最为详尽的论述，包括参加这一事件双方目击者的论述。 ]
枪声一响，人群就从公共租界退出，但是不久他们重又骚乱起来。5月31日晚上，上海中国商会宣布进行总罢工，并且“提出各种要求，并就提出的所有问题通过了狂暴的决议”。 [ 注：《北华捷报》在报道这次会谈时用了这样的大标题：“中国商会要求清单；极端分子全面掌权；无法接受的建议；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1925年6月20日)。 ] 这样一来，上海工部局于6月1日请求外国领事馆建立一支两千人的登陆部队，保护各种公共设施，“并使那些反对罢工的工人确信外国人有能力保护那些愿意继续工作的工人”。工部局还宣布紧急状态，并动员召集上海“万国商团”。这支部队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组建的。到1925年，这支部队拥有国籍各异的约两千名平民(其中英国侨民占绝大多数)，他们都由英国提供武器，并由英国现役军官指挥。 [ 注：克宁翰致凯洛格，1925年6月3日。关于上海“万国商团”的活动，则《北华捷报》，1925年6月5日和6日。 ]
上海立刻进行了总罢工。到6月4日，装卸工人已全部离开码头，外国俱乐部和旅馆的仆役也全部离开。到6月4日，仅公共租界一地就有七万四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 [ 注：克宁翰致凯洛洛，1925年6月3日和4日。 ]
五卅事件爆发之际，包括三艘美国驱逐舰在内的庞大的外国舰队同往常一样仍驻在上海。正在赶往上海的还有另外六艘驱逐舰，“萨克拉门托号”炮舰，还有载有一百二十五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贾森号”运煤船。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9页。 ]
6月2日，驻京代办费迪南德·梅厄批准了驻沪总领事提出的美国参加国际登陆部队的建议：“我已发电报给总司令，强烈支持克宁翰的要求，……条件是上海海军部队应由各国部队组成，……而不是大部分都由美国部队组成。”国务院对美国参加上海的登陆部队表示同意，国务院指出：“虽然国务院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但它热切希望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为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适当的保护。”但是国务院却告诫驻沪总领事：“如果计划采取超越这一任务的行动，应迅速通知国务院。” [ 注：梅厄致凯洛楷，1925年6月2日。凯洛格致克宁翰，1925年6月4日。这份电报的原文同意“你与总司令采取的措施”。但在发送这份电报之前，凯洛格在这句话后加上了“如你所汇报的”一句。 ] 这也就是说美国部队将不保卫租界。
6月6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会见了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在会谈中格鲁也谈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已命令美国驻华部队“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但是仅此而已”。 [ 注：同中国大使[原文如此]会谈的备忘录，1925年6月6日。 ] 柯立芝总统在6月5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强调指出了这一政策，他指出海军陆战队驻在上海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人的生命财产……海军陆战队登陆上岸是为了[使我国侨民]得到适当的保护”。 [ 注：柯立芝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1925年6月5日，载于豪厄德·奎因特和罗伯特·费雷尔合编的《多话的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不公开的记者招待会》(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58页。 ] 格鲁和柯立芝总统都没有说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能必须采取哪些步骤，或已授权采取哪些行动。他们也没有指出当时岸上的外国部队半数以上都是美国部队。
6月2日与4日，“皮尔斯伯里号”、“教皇号”和“特拉克斯顿号”驱逐舰以及“埃尔卡诺号”和“企鹅号”炮舰共运载二百四十名官兵登陆上岸。“哈特号”和“斯图尔特号”驱逐舰运载从“休伦号”和“伊莎贝尔号”军舰上下来的海军陆战队分队以及麦克维海军少将将预定在6月5日抵达上海。“萨克拉门托号”和运载了一百二十五名海军陆战队的“贾森号”也定于6月8日抵达上海。 [ 注：海军部长致凯洛格，1925年6月6日。这份备忘录重复了亚洲舰队总司令于1925年6月1日发给海军作战部长的一封电报。备忘录还汇报说，6月3日，上海有三艘英国军舰，三艘法国军舰，一艘日本军舰和一艘意大利军舰。这时柯蒂斯·威尔伯已经接替埃德温·登比担任海军部长。美国登陆部队受命保护设在租界日本地段里的水电设施。(梅厄致凯洛格，1925年6月3日。) ]
到6月6日，驻京外国代表已作出决定，派遣一个委员会前往上海对五卅事件进行调查。梅厄也于同一天打电报给克宁翰，呼吁采取“调解措施”，如果这些措施“有助于恢复正常情况的话”。这时，上海的登陆部队已有八百五十人，其中美国部队人数最多，共有三百三十五人。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5年6月6日和8日；克宁翰致凯洛格，1925年6年9日。 ]
6月8日，“萨克拉门托号”和“贾森号”军舰驶抵上海。“贾森号”运载的海军陆战队立刻登陆上岸，至于这是克宁翰的命令还是麦克维自作决定已不甚清楚。这些美国驻沪部队总共拥有六艘驱逐舰、六艘炮舰和“贾森号”运煤船。岸上共有四百四十五名美国官兵，还有一千名美国官兵留在船上。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6月9日。詹森给约瑟夫·格鲁的备忘录，1925年6月8日。 ] 这样，虽然国务院和公使馆都在呼吁采取温和态度并尽早撤出上海，但是驻沪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却在扩大陆上的美国军事力量。
美国在上海不仅兵力最强，军舰最多，而且其他外国海军司令也“一致同意”指定麦克维担任驻沪所有外国军舰的指挥。在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上海总共有三十三艘外国军舰。麦克维报告说，根据一致同意的决定，所有通商口岸几乎都驻有外国军舰。但是亚洲舰队司令对于上海所发生的事件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舰队其他军舰几乎都在执行正常活动。“艾什维尔号”和“帕姆帕恩加号”炮舰驻在广州，“海伦娜号”驻在香港，“摩诺克西号”和“鸽子号”正在访问汉口，而“帕洛斯号”则正泊在重庆。舰队主力已开往华北沿海的夏季活动区。“芬奇号”扫雷艇也驶抵青岛，同已在这里的“坎罗普斯号”和九艘潜艇会合。“休伦号”、“黑隼号”和十四艘驱逐舰都已来到烟台。 [ 注：《麦克维自传》(手稿)，第八章，第16页。麦克维作为战术指挥官根本没有事情可干。但是如果当时爆发大规模的骚乱的话，这一职务将有极大的意义。整个亚洲舰队估计能够调动一支二千五百人的登陆部队。另外，关岛也有四百名海军陆战队员和水兵可供调动。(克宁翰致凯洛格，1925年6月11日。) ]
6月8日，克宁翰总领事针对梅厄要求撤出登陆部队的建议作出自己的反应，他指出：“裁减兵力将给这支部队造成巨大危险”。 [ 注：克宁翰致凯洛格，1925年6月10日。 ] 但是这支登陆部队似乎只能心平气和地看守租界的各种设施，除此之外，无事可干。事实上，克宁翰第二天就承认：“目前没有理由为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感到惊慌”。6月14日，一部分防卫部队开始撤退，其余的部队不久也都撤了出去。 [ 注：标明为1925年6月16日的备忘录，第15页。 ]
与此同时，由五卅运动触发的骚乱正在到处蔓延。6月3日，长沙城里大中学校学生开始罢课。更为严重的是一批中国暴徒于6月5日闯进镇江英租界，捣毁了管理委员会，最后只是当英国士兵朝他们开枪时他们才离开。当时美国“企鹅号”正在镇江，舰长J·B·廷伯莱克少校于6月10日在英国领事馆参加了一次“作战会议”。他向美侨社团建议妇女儿童应离开镇江前往上海，“不少人”接受了他的建议。 [ 注：同上，第16页；《北华捷报》，1925年6月20日。 ]
6月12日，汉口也发生了一起类似事件，“摩诺克西号”和“鸽子号”派遣一支卫队前去帮助保卫英租界。麦克维还命令两艘驱逐舰从上海赶往汉口。 [ 注：梅厄致凯洛格，1925年6月13日。1925年6月20日的《北华捷报》报道，汉口有六名中国暴乱分子被打死。第二天发现了一具日本商人的尸体，他是被打死的唯一一名外国人。英国在给中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指出有“三、四名中国人被打死”。(《北华捷报》，1925年6月27日。) ] 到6月13日，汉口局势已趋平静，但是同一天，一群暴徒却抢劫了九江的英日两国租界。只有日本派遣一队水兵登陆上岸，但是麦克维主动提出派遣一艘驱逐舰赶往该市。 [ 注：麦克维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6月13日，梅厄在1925年6月14日致凯洛格的信中引用了麦克维来信的大意。 ] 派遣驱逐舰前往各地救援完全符合麦克维对长江巡逻队所承担的使命的理解，他指出：“我的工作就是在长江来回奔波，及时赶到某地，防患于未然，如果事故已经发生，则应尽快赶到出事地点解决问题。” [ 注：《麦克维自传》(手稿)，第一章。 ]
美国“斯图尔特号”驱逐舰被派往九江，6月17日，这艘驱逐舰运送一支二十人组成的部队登陆上岸，“帮助保卫租界”。一些美国人已经逃入租界寻求避难。这批美国水兵同先前已经登陆的英日两国水兵汇合起来，二十名英国水兵是从英国“蜜蜂号”炮舰上登陆上岸的，而四十名日本水兵则是由一艘日本驱逐舰和一艘日本炮舰运载上岸的。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6月17日。另一艘“麦科米克号”驱逐舰被派往青岛。但是在驶抵青岛时，“麦科米克号”舰长报告说当地学生只不过是在“闹点小事”。(《北华捷报》1925年6月。) ]
五卅事件之后最严重的事件是于6月23日在广州爆发的。这一事件的爆发点远离上海和长江流域地区，这表明当时中国各地都有各种事件发生。上海于6月1日举行的罢工迅速波及华南地区，到6月18日，香港百分之九十的码头工人都已拒不工作。到6月20日，香港附近的广州同样也举行了罢工，珠江河里作为外国租界区的沙面岛上的大部分工人和仆役也都进行了罢工。
罢工浪潮来势非常迅猛，华南巡逻队司令一直到6月9日还汇报说“没有必要向广州增派海军部队”。 [ 注：华南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6月9日。 ] 但是“帕姆帕恩加号”在6月10日、11日和12日连续三天都遭到岸上的枪击。6月中旬，广州附近的梧州 [ 译者注：梧州临近粤桂交界处，现属广西境内，“广州附近”之说不准确。 ] 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事件，中国学生占领了城里美国浸礼会开办的斯托特医院，并把财物抢劫一空。事发之后，“帕姆帕恩加号”炮舰撤出了医院里的西方职员，但是并没有试图夺回医院。“帕姆帕恩加号”把从斯托特医院撒出的难民送到广州，然后又于6月16日返回梧州。由于梧州发生了反教会骚乱，城里的美孚煤油公司代表不得不于6月10日和15日呼救，但是只是在美孚煤油公司设在纽约的办事处直接向国务院呼救之后，华盛顿才命令驻广州总领事精琦士(道格拉斯·詹金斯)，请华南巡逻队司令康斯坦恩海军上校派遣一艘炮舰前往梧州。 [ 注：精琦士致马慕瑞，1925年6月10、11、12、16日。另见精琦士致马慕瑞，1925年6月10日。精琦士给达格尔海军上校(“帕姆帕恩加号”舰长)的备忘录，1925年6月15日。中国人声称斯托特医院所占土地是非法出售给传教士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之后，精琦士指出中国人确实有理，虽然传教士是真诚无诈地购买这块土地的。 ]
广州是华南地区排外活动的中心，广州宣布6月23日将举行游行示威。这一天游行队伍在同情示威的中国武装士兵的护卫下，沿着珠江一岸前进，这时沙面沿江布满了英、法、日、意等国部队。大部分部队都来自泊在港里的战舰，但是也有由各国平民组成的义勇军 [ 译者注：类似上海“万国商团”的外国侨民武装。 ] 。只听有一方开了一枪，顿时引起了激烈的枪战，约有四十三名中国人和一名欧洲人被打死。驻广州总领事指出，沙面卫戍部队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平民义勇军组成的，而中国士兵中则包括大批来自由苏联人组织的黄埔军校的学生。 [ 注：这一论述取材于博格著《美国政策》，第41、42页，另见精琦士致凯洛格，1925年6月26日。路易斯在《英国战略》一书第127页中，在没有文献资料证明的情况下自信地声称是中国人先开的枪。 ] 这样，双方都有一批持有武器但却没有经验的人，谁都有可能先开第一枪。当时岸上没有美国水兵，但是附近的“艾什维尔号”炮舰上有一支美国登陆部队。
为了保险起见，精琦士总领事已把自己的密码和官印送到“艾什维尔号”炮舰上，但是他报告说，交火开始后他和康斯坦恩驶车“数英里穿过城区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来到了沙面。 [ 注：精琦士致凯洛格，1925年6月24日；精琦士致凯洛格，1925年7月12日。 ] 精琦士还汇报说，6月23日，在珠江沿岸“事实上已有一些美国人同英国、丹麦等国人共同驻守一些战略要点”。美国义勇军守卫了两天之后，“就不愿再持枪守卫了”，因为他们已经认清美国海军将不在这里登陆。
沙面事件爆发之后，排外罢工和抵制外货运动继续扩大。英国代办建议美国同其他外国一起在中国建立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针对这一建议，凯洛格指出：“美国驻远东部队的司令官们没有要求提供额外的援助。我得悉他们认为现有的美国部队足够完成目前所有的任务。” [ 注：凯洛格致英同代办(奇尔顿)，1925年7月13日。 ] 美国部队的部署情况表明美国对上海局势的关注远甚于对广州局势的关注。在6月30日这一天，上海除了“伊莎贝尔号”之外，还驻有七艘驱逐舰和一艘炮舰。而广州却只有通常就驻在此地的“艾什维尔号”和“海伦娜号”炮舰。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9页。派驻剩下的主要港口的军舰情况如下：镇江——“企鹅号”，南京——“J·D·福特号”，九江——“斯图尔特号”和“保尔·琼斯号”，汉口——“哈特号”和“教皇号”，宜昌——“鸽子号”，万县——“摩诺克西号”，重庆——“帕洛斯号”，长沙——“维拉洛波斯号”。驻广州的部队情况载于华南巡逻队司令1925年6月29日致亚洲舰队总司令的信中。6月29日在广州的还有六艘英国军舰，五艘法国军舰，两艘日本军舰和一艘葡萄牙军舰。这比6月23日的部队实力已有增加，当时广州有一艘英国军舰，一艘法国军舰和两艘日本军舰。 ]
7月6日，康斯坦恩汇报说，广州的外国海军部队能够“应付可能出现的任何一般情况”。这时美国“布里默号”驱逐舰已经前来增援华南巡逻队，为保险起见，停在厦门。“帕姆帕恩加号”仍在梧州，虽然舰长报告说那里的局势已经“平静下来”。事实上，广州的美国部队只是在6月底才有了仅有的两次出力的机会。6月23日，“艾什维尔号”的水兵在英国“河南号”轮船上的中国船员弃船而走之后，驾驶着这艘载有六百名西方难民的轮船来到香港。同一天，美国“辛普森号”驱逐舰撤出了阳江城里玛利诺尔天主教布道团的几名传教工，并把他们送到香港。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4页；“帕姆帕恩加号”舰长致精琦士，1925年6月26日。 ]
6月底，长江上游的局势变得十分紧张。6月22日，军纪荡然的中国兵占领了重庆城里的美孚煤油公司馆舍，并把财物抢劫一空；6月25日，瓦尔特·亚当斯领事汇报说“大批严重违反条约的事件正在四川”爆发。他指出这一省份是“那些几乎是完全独立的军队用来交战的不规则的棋盘”，这里驻有二十五万军队，还有不计其数的将军，这些都使得这里的局势极为动荡。他们都试图向美国传教士和商人非法征税，甚至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使得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忙碌不堪。 [ 注：亚当斯致凯洛格，1925年6月25日。 ]
有一次，通常驻在重庆的“摩诺克西号”舰长同一家美国公司发生了争执。在通讯条件十分落后的中国，美国海军军舰在紧急时刻通常都为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发送电报。1925年6月末，一家总部设在纽约的L·C·吉尔斯比父子船运公司驻万县经理请求“摩诺克西号”舰长鲁宾逊上校发一封电报给他在宜昌的代理人。鲁宾逊借口当时不存在紧急情况，拒不发报。船运公司经理向亚当斯领事提出控诉，但是亚当斯对此没有进行干预。这样一来，吉尔斯比公司就向国务院提出控诉。这份诉词从上而下一层层地往下转发，最后转到亚洲舰队司令手里。华盛顿海军上将表示支持他的炮舰舰长，他解释说发送商业电报一事应由有关军舰的舰长酌情处理。另外，“只有在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候”才能发送这类电报。 [ 注：L·C·吉尔斯比父子公司(纽约办事处)致亚当斯，1925年6月25日；亚当斯致吉尔斯比父子公司(宜昌办事处)，1925年7月6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亚当斯，1925年7月11日。另见《字林西报》，1926年3月1日：罗德尼·吉尔伯特的“长江上游的贸易和条约”一文，载于克宁翰致凯洛格的信中，1926年3月10日。 ]
美国传教士同商人一样经常吁请海军提供援助。举例来说，1925年8月，一些试图返回广东省教区的传教士请求华南巡逻队派船把他们送到目的地。亚洲舰队司令华盛顿海军上将指示康斯坦恩海军上校为了确保“尽量不干涉”中国政治局势的政策得以执行，战舰不应把平民作为“经常性乘客”运送。传教士这次提出的要求尤其使得华盛顿海军上将恼怒不堪，因为仅仅在一个月以前他在给精琦士信时曾抱怨道：“不幸的是传教士经常长期留在那些众人都认为是十分危险的地方，只有他们自己不以为然。” [ 注：康斯坦恩致精琦士，1925年9月7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精琦士，1925年8月1日。有一位传教士请求广州的海军人员去代替那些正在罢工的中国码头装卸工人，这样他的家具就能“撤离”了，这也使得华盛顿海军上将大为恼火。 ]
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华南巡逻队司令的极大注意。8月初，康斯坦恩汇报说“华南地区”共有八百名外国人，其中七百五十人是传教士。这一数字是否精确值得怀疑，但它反映出康斯坦恩海军上校对自己部队进行活动的主要原因的看法。康斯坦恩指出他的“主要责任”是保护并照顾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这一责任具有强烈的外交性”。 [ 注：康斯坦恩致韦尔斯，1925年8月4日。 ]
1925年中国的排外活动主要是针对英国势力。亚洲舰队司令在一份报告中谈到了美国所处的优越地位以及总罢工的彻底性。华盛顿海军上将指出：“在上海除美国轮船之外，其他国家的轮船都无法找到工人装货。”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7月2日。 ] 上海事件和沙面事件之后爆发的罢工和抵制外货运动既影响了外国人的信心情绪，又影响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这些事件使外国人以及外国租界都遭受了猛烈的攻击，这些事件似乎戳破了外国人所向无敌的泡沫。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但1925年春天所爆发的事件却是席卷全国，这一点意义很大。当时一位美国海军少校格伦·豪威尔正要调到长江巡逻队司令的参谋部任职，他在1925年7月访问广州之后谈到这些事件对外国人士气的影响，他指出：“不管当前这场危机平息与否，它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要恢复危机前的情况，那将花费一个世纪的耐心工作。我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寓居中国将不会十分愉快。” [ 注：格伦·F·豪威尔：《格伦·豪威尔航海日记》，第三十六卷，第10412、10413页。格伦·豪威尔海军少校留下了一百零二册装订好的日记。这部日记包罗万象(很明显他把所有信件、戏票、高尔夫球记分卡等等全都收藏起来)，收藏了大批照片和绘画明信片，大部分都保管得很好。豪威尔在中国服役三次，每次为期两年，其中一次是担任美国海军“帕洛斯号”舰长。1925年到1927年，他担任长江巡逻队司令亨利·霍夫海军少将的副官，负责管理霍夫的信函。他的《日记》载有许多有关巡逻队活动的电报信件原件或复写的副本。豪威尔并非没有偏见(他的日记充塞着“中国佬”等字眼)，但他观察十分细致。 ]
广州城里各种小事件继续出现。7月28日，一小队上岸休息的水兵遭到一群中国人找麻烦；7月31日，有人向“萨克拉门托号”带的小轮艇抛掷石块。四天后，康斯坦恩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些事件以及一些类似事件。他把广州地区称为“地球上最无法无天、人人寻衅好斗的地方，到处是杀人放火，海盗猖獗，还有人劫持人质逼索赎金，根本没有一点法制”。康斯坦恩再次指出，抵制外货运动很彻底，“没有任何商业活动……局势确实十分紧张”。 [ 注：精琦士致吴德成(译音)将军(广州警察局长)，1925年8月1日。康斯坦恩致韦尔斯，1925年8月4日。 ]
与此同时，虽然总统和国务卿都在休假，但是首都华盛顿仍在制定政策。由于总统和国务卿都不在华盛顿，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不得不对英国7月3日和5日的两份照会给予答复。英国要求外国在中国联合起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它对美国不愿同其他条约国合作深表关注。格鲁在同凯洛格打完电话后，针对英国的两份照会起草了一份措辞强烈的肯定答复。他指出：“本政府完全同意英国政府的意见，即必须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它必须采取实际行动，表明它有能力并愿意制止骚乱，并确保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尊重。” [ 注：“给英国照会的答复草案”，载于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柯立芝书信文件集》。 ]
这份照会没有交给英国，因为十分明显，格鲁误解了凯洛格的意思。他们前往柯立芝在马萨诸塞州斯旺普斯科特休假庄园晋见总统，在这里他们给英国起草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复。柯立芝总统于7月10日指出，“国务卿应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不应干涉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 注：埃弗雷特·桑德斯(总统秘书)致格鲁，1925年7月10日。 ] 最后递交给英国代办的答复是：“本政府认为”应要求中国“严格遵守”条约规定，但也应呼吁立即召开修改这些条约的会议。 [ 注：凯洛格致奇尔顿，1925年7月13日。 ] 换言之，柯立芝和凯洛格试图走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他们既要继续同英国保持合作，但又要对这种合作可能导致的任何行动加以控制。这并不是一项真正的合作政策，英国也认清了这一点。美国领袖们仍然认为美中两国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他们也继续据此采取行动。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美国的领导人们一直保持着这种观点。
柯立芝总统手下的主要外交政策决策人之间时有隔阂。格鲁经常抱怨凯洛格绕过他把事情交给罗伯特·奥尔兹处理，奥尔兹过去是凯洛格从事法律活动时的伙伴，后来也是由凯洛格引进国务院的。1926年格鲁接受了驻土耳其大使的职务，在这之前他曾多次拒不接受出任大使的请求，因为他想留在华盛顿，为新近通过的改革外交工作和领馆建设的罗杰斯计划而斗争。 [ 注：约瑟夫·格鲁著《动荡年月：四十年外交记录，1904年至1945年》，两卷本，由瓦尔特·约翰逊编写(波士顿霍夫顿·密夫林公司，1952年)，第652、702-705页。另见沃尔多·海因里希斯著《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发展》(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66年)，第115页。 ]
威廉·波拉参议员对国务卿的影响更为重要，他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在外交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一名著名的反干涉主义者。凯洛格和柯立芝都曾多次征求过波拉的意见。6月17日，波拉参议员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事件的声明。他争辩说：“美国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会使它同中国发生冲突”，他在发出这番不甚准确的断言之后又指出：“美国公众……愿意看到中国的国家权利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这位参议员倡导的自由政策同国务院远东司司长詹森(纳尔逊·约翰逊)所赞同的政策十分相似。波拉指出他“赞成尽快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并……尊重这个伟大人民的领土完整和国家权利”。 [ 注：《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7月18日，第129页。 ]
8月间，波拉参议员对他自己的观点略微作了修改，他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立刻实现平等。但是波拉争辩说，诸国“很明显并不是在真诚努力”以结束治外法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用整治国内秩序这种任务来威逼中国”，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虚伪行为吗？波拉对总统和国务卿的影响绝非什么秘密。1925年9月詹森指出他“相信[波拉]在中国问题上并不象上海和汉口许多人所试图证明的那样是一个激进派。他和国务卿是亲密朋友”。事实上据说有一次凯洛格向波拉保证“在他没有同这位参议员进行商量之前，他将不再发表政策声明”。 [ 注：波拉致《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信，引自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年至1928年》，第27页。L·伊桑·埃利斯在《弗兰克·凯洛格和美国外交关系，1925年至1929年》(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61年)一书第113页注17中，讨论了波拉对凯洛格的影响。 ]
尽管国务院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经常是众说纷纭，但是1925年，雅各布·舒尔曼担任四年驻华公使之后任期已满，准备离华回国。接替他职务的是马慕瑞，他是一名著名的外交家和学者，是众所公认的远东事务专家。他在1906年获准进入纽约律师界之后，就步入外交界，先后在曼谷、圣彼得堡、北京和东京等地任职，并担任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1年至1922年期间他作为首席顾问随美国代表团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军备限制会议，1925年他担任助理国务卿。 [ 注：马慕瑞编纂了《同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1849年至191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21年)。他的任命于1925年4月3日在华盛顿宣布。 ]
《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专家出任驻华公使”的社论中对马慕瑞的任命大加赞赏，并且指出，尽管美国盛行孤立主义情绪，但是“我们已深深地陷于东方的政治，不能自拔。只要我们还占据着菲律宾，我们就无法对太平洋地区的政治潮流不闻不问。” [ 注：《纽约时报》，1925年3月26日，第二十二版。 ] 就在马慕瑞被调到北京任职的同时，詹森被任命为远东司司长。詹森于1907年参加领事工作，他先在北京任职两年，然后先后在驻沈阳、汉口、上海、重庆、长沙等地领事馆工作，后又回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一直到1918年他才回华盛顿在国务院新设的“中国股”任职。他担任此职是经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保罗·赖尼希)的推荐，芮恩施把他称为“担任此职的最佳人选”。詹森担任此职一干就是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协助马慕瑞参加华盛顿会议。后来詹森出任远东巡回领事，为期两年，然后才担任远东司司长一职。詹森和马慕瑞都是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詹森于1925年4月担任新职，马慕瑞则于该年年底担任驻北京公使。 [ 注：丹尼尔·斯塔尔：“詹森：美国与国民党中国的兴起，1925年至1937年”，拉特格斯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3、7、10-13页。詹森于1927年8月担任助理国务卿，1929年12月接替马慕瑞担任驻中国公使。 ]
虽然詹森和马慕瑞同事多年，但是他们对中国当时爆发的事件却持有不同的观点。1925年，他们两人一担任新职，这种意见分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当“五卅”事件爆发时，马慕瑞写道，中国人的情绪“一下子变得如此灼热，这确实是我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原因是中国要求修改关税和治外法权条约。马慕瑞赞成采取一种保守政策，他没有建议采取严厉行动，他认为应该谨慎行事，对现存制度进行修改：
逾越我们华盛顿条约义务的规定和精神……不仅逾越了我所忆及的华盛顿会议宗旨，而且也是在鼓励一种不负责任的精神，最近甚至那些头脑最为清醒的中国人，也因为各种布尔什维克和幼稚的民族主义影响而染上了这种不负责任的精神。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5年7月28日和8月1日。 ]
詹森也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革命。但是马慕瑞竭力主张采取一种保守的限制性的政策反对那些“布尔什维克和幼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而詹森却敦促美国率先减轻那些有关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负担，以此来鼓励中国的一种自由化的政治趋势。 [ 注：国务卿和中国公使(施肇基)会谈备忘录(唐森先生在场)，1925年6月30日。另见罗索·布哈特著《詹森和美国对华政策，1925年至1941年》(密执安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一书第20-25页。它们都充分地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
在1925年到1928年期间，詹森和马慕瑞继续对中国局势持不同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友好相处，相互之间无所拘束地互通信函，并且他们两人工作的首要任务都是要保护在华的美国侨民。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1928年8月詹森在给马慕瑞的信中还是指出：“你在那里工作十分出色，虽然我们偶尔对你的工作进行批评，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而认为我们这里对你的出色工作不加赞赏。” [ 注：詹森致马慕瑞，1928年8月4日。詹森通常把公使称为“亲爱的马慕瑞”或“亲爱的麦克”。 ]
远东司司长詹森的前任罗赫德(弗兰克·洛克哈特)也是一位“老中国通”。罗赫德辞职之后前往汉口担任总领事，他在这一重要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他似乎堪称为外交官的典范；他给北京和华盛顿的报告洞察力很深，不偏向马慕瑞或詹森任何一人的观点。当时象詹森、马慕瑞、罗赫德以及亨培克(斯坦利·霍恩贝克，1927年接替詹森的职务)等这样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都在同时任职，这表明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这批中国通外交官的力量十分雄厚。亨培克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
国务院远东司中有五位官员，他们每人对远东都有长期的经验。其中两人生在中国，并在那里长大，他们和另外一名官员都在中国担任过十五年以上的职业公职，都能阅读中文并讲中文。……第四位官员已干过三十多年的领事工作，其中过去的十三年是在中国任职。……第五名官员已在日本、满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干过二十年职业外交公职。……美国驻华公使是公认的中国问题权威，……这些人都是远东通。 [ 注：凯洛格在1925年4月18日写给柯立艺的信中第二页证明罗赫德拥有专门技术知识。亨培克的文章“美国有对华政策吗？”刊登在《外交事务》第五期(1927年7月)，第628页。 ]
虽然1925年春夏两季所爆发的事件并非直接针对美国侨民，但是美国侨民也同其他外国侨民一样大批撤离中国内地来到各通商口岸。在1929年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撤离工作变得越来越频繁，这种撤离通常都由美国领事宣布，并得到美国海军部队的支援，尤其是内河炮舰的支援。“保护财产”的工作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无法执行的。1925年7月，亚洲舰队司令指出一些炮舰正在撤离平民，并汇报说除了重庆“美国医院中有六人患病未起”之外，上游地区所有美国妇女儿童已全部撤到宜昌，接着又撤到中下游的一些地方。同样，经美国驻北京海军武官乔治·佩顿吉尔海军上校转送的英国武官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已命令中国西部地区的英国妇女儿童离开那里，前往较大的港口城市。”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7月11日。海军武官致海军情报局，1925年7月28日。乔治·佩顿吉尔上校于1925年2月28日接替了圣克莱尔·史密斯的职务。 ]
7月间，华盛顿海军上将提交了1925年财政年度报告，这位总司令写道，“可以看出各派敌对的中国势力所发动的战争，占据了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并迫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各港口城市和散布各地的广阔地区部署军舰，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很明显，华盛顿海军上将认为，这些活动使得舰队的“绝对效率”受到损害，因为它们“影响了预定的射击训练和技术操练的……正常程序”。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第9页。 ] 显而易见，华盛顿海军上将没有认识到美国人是中国人仇恨的对象。他似乎认为在华外国人遭受的苦难只是中国斗争所造成的副作用，他似乎并不认为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些外国人。
这些活动对舰队的后勤工作也造成了额外的负担。早在1925年2月，亚洲舰队就曾不得不请求增拨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加仑燃料油。这一请求后来获得批准，虽然海军作战部长E·W·埃伯利海军上将曾警告说：“配量不会再有增加”。同一年6月30日和8月25日，舰队不得不从美孚煤油公司在华的油库中搞一些燃料油。 [ 注：海军作战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2月6日。亚洲舰队1926年年度报告，第8页。每次都在上海购买约五万五千桶油，舰队唯一的一艘供油船接受这批燃料之后分送到舰队各分队和仓库。8月25日购买的燃料本应在1926年度财政中支付。 ] 在1925年财政年度中，舰队耗油耗煤总值达二百万美元，这比前一年的开支增加了一倍多，这表明由于中国的动乱，舰队不得不增加活动。
这份年度报告还指出，中国的通讯设备十分落后，而通讯设备却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美国外交官经常使用海军的电台设备。1925年，长江巡逻队指出，虽然江面上军舰之间的通讯联系情况很好，但是如果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它“同北京的通讯就十分糟糕”。另外，“长江缺乏电报员，这加重了由设备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 注：亚洲舰队1925年年度报告，“统计资料”，第1页；1924年年度报告，“统计资料”，第1页。1924年的数目为九万五千三百九十八美元。对舰队各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对比是一项十分有趣的工作，但对从中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必须谨慎对待。举例来说，同1925年相比，舰队在1927年的耗油量并没有明显增加，虽然排外活动和海军的活动在1927年都达到最炽热的程度。 ]
1925年夏季过半的时候，中国局势稍有平息，虽然抵制英货和罢工运动仍在继续。7月18日，马慕瑞向北京中国政府递交了委任证书；7月30日，长江巡逻队司令汇报说，一百三十四名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撤离上海。这位海军少将把尚未撤离的部队的作用称作是“几乎完全是防御性的”。 [ 注：《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导致耽搁的部分原因是马慕瑞难以决定应向谁递交证书。长江巡逻队司令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7月30日。 ] 8月10日，美国最后一批登陆部队也从公共租界撤出，舰队司令汇报说：“中美之间各种关系都很亲密。”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8月7日和9日。 ]
马慕瑞在他首批电报中告诉克宁翰总领事，他认为：“在中国领土上驻扎海军陆战队，即便是暂时驻扎，也极不适当。……我认为登陆部队应尽早撤出。” [ 注：马慕瑞致克宁翰，无日期(大约是1925年7月28日或29日)。后来证明马慕瑞一向坚持这项政策。即便是在1927年年中，当他一再要求向华北地区增派部队时，他还是谨小慎微地为他们的行动制定计划，并且坚持在租界以外，应该尽量不侵犯中国的领土。 ] 英国人似乎也较为平静地看待中国局势，虽然8月初为了保护南京的一些英国仓库，英国“德班号”巡洋舰曾运载一班左右的部队登陆上岸。有人引证说“海军部的看法”是“中国的动乱将无限期池持续下去……长江纵队和西江纵队兵力已有所增加”。 [ 注：《北华捷报》，1925年8月8日和15日。英国海军部的声明刊登在《北华捷报》1925年10月17日，这份报纸当时援引了“最近一期”《海军陆军记录》。 ] 在有人作出相当黯淡的评估(“海军物资有可能被课以重税”)之前三个月，海军大臣曾阐明英国海军的对华政策：“已向海军当局发布通令，只有在英国国民的生命财产确实受到暴力威胁，并在别无他法控制这种暴力活动时，[才能派遣武装部队登陆]。”1925年9月18日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也再次对这一政策作了阐述。他还声称：“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要看到一个强大、统一、独立、秩序井然和繁荣昌盛的中国。”外交大臣最后断言：“我们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 [ 注：《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这份声明被载于《北华捷报》印刷的议会辩论(下议院)的一份逐字记录之中。海军大臣W·C·布里奇曼爵士也指出，登陆部队只能“应港口城市里的领事官员的请求”才能登陆上岸。1925年10月24日的《北华捷报》在第141页援引了张伯伦的话。 ]
马慕瑞担任新职后不久，就表示出他也许同情那种较为严厉地看待中国势态发展的观点。1925年8月初，这位公使给国务卿拍了一封思想丰富的电报，报告了法英两国对美国参加保卫沙面一事的态度。马慕瑞虽然承认沙面不象上海的公共租界那样是由多国机构共同管理的，而是完全由英法两国单独管理，但是他还是认为美国海军部队将不得不参加保卫沙面的工作。这位公使推论说，如果不同英法部队紧密合作，“几乎就不可能”保护这一地区的美国侨民。他还指出，如果在人们威胁要发动进攻的时候撤出所有美国侨民，这样不仅“有失礼貌”，而且还会鼓励“中国人进一步采取敌对行动”。国务院对此立即给予否定的回答。国务院指令马慕瑞：“不应为了保护财产而让生命受到不必要的威胁，美国部队不应参加保护广州沙面的工作。”凯洛格同意如果“受到明确要求”，美国海军部队可以同其他外国的海军部队合作。国务卿最后的意见并无多大帮助，他指出：“通常而言，本政府的政策是要把美国侨民撤到安全地点，指望中国政府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英法计划采取不同的政策，本政府这项政策应指导美国海军指挥当局的工作。” [ 注：马慕瑞致凯洛格，1925年8月14日。另见海军作战部长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8月15日。 ] 这一次，凯洛格对中国局势所采取的是一种合法方法，这种方法虽然“正确”，但是对那些在中国工作的领事官员和海军军官来说都毫无实用价值，因为当地的地方当局经常是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公开持敌对态度。另外，他在电报中对保护生命和保护财产加以区分，这就同美国通常表明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政策有所抵触。这封电报是发给亚洲舰队司令的，然后这封电报大概就会传给底下的官员。
1925年下半年没有发生涉及美国人的事件。美国侨民参加了由英国人组织的上海“秘密委员会”，这一组织的宗旨是“维护在华治外法权，维护公共租界完整无缺，推进英国的各种利益”。该委员会由一个十六人小组领导。美孚煤油公司、怡和洋行和英美在华的其他一些大公司都应该委员会请求向他们提供款项。该委员会的筹款活动带有一种要挟色彩。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9年8月23日。这份扣人心弦的长篇报告(共二十六页)载有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一些成员的声明，很明显这个委员会是在五卅事件爆发后立刻成立的。同一天的舰队情报报告概述了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据报道在1927年的上海危机中，有人请求两家最重要的美国公司对这一“事业”捐款援助。其中一家公司每月捐助八百美元。另一家公司每月捐助一千美元。 ] 《北华捷报》把该委员会的观点大肆张扬出去，现在已很难确定这种观点是否拥有很大的影响。 [ 注：《密勒氏评论报》所持立场通常与《北华捷报》的立场相反。《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是一个名叫鲍维尔(J·B·鲍威尔)的美国人，在马克·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担任亚洲舰队司令时，鲍维尔经常跟布里斯托保持书信来往。这份杂志在华盛顿有一位极好的通讯员；而《北华捷报》则主要采用伦敦的新闻材料。 ]
1925年9月初，谣传抵制英货的运动将扩大范围，美货也将受到抵制，据说这是为了报复“萨克拉门托号”给英国“绿铃号”海岸炮舰补充燃料，但是后来证明这些谣传毫无根据。 [ 注：美国驻汕头领事思派(克拉伦斯·斯派克)致马慕瑞，1925年9月3日。 ] 9月7日，上海“二千中国暴徒”聚集在公共租界河南路的巡捕房前进行威胁，巡捕们开枪射击，这才驱散了这批暴徒。这次事件同“五卅”事件相差无几，只是规模较小。这一事件之后，中国学生沿着租界边界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但是据称这只是一次“平静的”抗议，只有英国派遣了一小队海军陆战队登陆。 [ 注：《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据报道有三名或四名中国人受伤。登陆部队是从英国“格纳特号”、“霍利霍克号”和“迪斯派奇号”上登陆上岸的。 ]
尽管发生了这次事件，上海工部局还是于9月月中通过一项决议，决定结束紧急状态。 [ 注：海军武官致海军情报局，1925年9月16日。 ] 精琦士于10月月中从广州报告说，“一大批美国人已返回广州领事区”，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态度“已有很大改善”。另外他还把局势说成“并非过分危险”。 [ 注：精琦士致马慕瑞，1925年10月16日。 ]
夏末，美国舰队的活动重又恢复往日的程序。10月13日，威廉士(克拉伦斯·威廉斯)海军上将接任亚洲舰队司令一职，亨利·霍夫海军少将则接任长江巡逻队司令一职。” [ 注：《豪威尔日记》，第三十九卷，第10777-10780页。威廉士只是在他担任舰队司令的任职期间拥有海军上将军衔。柯立芝于1925年8月20日任命他担任亚洲舰队司令时他正担任海军作战学院院长。威廉士过去曾担任过作战计划处主任，因此，他对英国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海军实力了如指掌。 ] 威廉士的前任在他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对舰队的夏季活动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
在本报告涉及的时期内，排外罢工和抵制外货运动经常不断地干扰本舰队的正常活动，迫使舰队不得不在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部署一支驱逐舰分队，以保护美国侨民的生命财产，有时还得部署另一支分队以及“里扎尔号”和“哈特号”军舰。 [ 注：亚洲舰队1926年年度报告，第1页。 ]
在1925年年底，亚洲舰队仍然根据这一承诺进行部署。12月2日，华南巡逻队和长江巡逻队的炮舰都进入了各自的冬季岗位，“艾什维尔号”来到天津。除去五、六艘驱逐舰之外，舰队其他军舰都来到菲律宾进行例行操练和维修。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12月2日。炮舰的分布情况如下：广州——“海伦娜号”和“帕姆帕恩加号”；汕头——“萨克拉门托号”；上海——“企鹅号”；南京——“鸽子号”；汉口——“伊莎贝尔号”；长沙——“维拉洛波斯号”；宜昌——“埃尔卡诺号”；万县——“帕洛斯号”；重庆——“摩诺克西号”。“麦克利什号”(载有二十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和“辛普森号”驱逐舰分别驻在烟台和青岛。在上海驻有“麦考密克号”、“埃德索尔号”、“赫尔伯特号”和“诺亚号”驱逐舰。载有四十六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派克斯号”供油船也在上海。 ]
由于一艘中国炮舰轰击了烟台城，“麦克利什号”驱逐舰被派往烟台。轰击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麦克利什号”和英国“协和号”以及两艘日本轻型巡洋舰一赶到烟台，那艘中国军舰就驶离了该地。 [ 注：《北华捷报》，1925年12月12日。 ] 除了北京公使馆拥有四百三十名海军陆战队卫兵之外，在中国土地上没有其他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远东地区尚有约三百六十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其中二百八十九名都留在亚洲舰队的军舰上，其余都分驻在菲律宾的甲米地和奥隆阿波以及关岛等地。 [ 注：亚洲舰队1926年年度报告，1925年7月1日至10月14日附录，第4页。菲律宾有二百六十六名海军陆战队员，关岛驻有四百一十四名。 ]
在1925年最后三个月间出现了一些排外活动，因为参加中国政治斗争的各派，继续对外国商船进行征用和课税，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在长江航行的外国商船。11月7、8两日间，美最时轮船公司所属的“梅仁号”轮船在从宜昌驶向重庆的途中遭到了岸上的射击，数艘平底帆船也向“梅仁号”开枪射击。“梅仁号”船上的美国海军卫队开枪予以还击。在回程途中，“帕洛斯号”护送“梅仁号”走了一段路。尽管当地的中国军阀声称这艘商船欠了他的税，并进行威胁，但是在归程途中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 注：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作战部长，1925年11月27日。 ]
由于发生了这一事件，美国驻重庆领事瓦尔特·亚当斯向马慕瑞和凯洛格建议，在长江上游行驶的所有美国商船都应部署美国海军武装小分队。亚当斯谈到公使馆过去曾命令海军卫队可以还击“土匪和非正规军”的射击，但不可以对“军队有组织的进攻”进行还击。这是要防止海军人员干涉中国派系之间的战斗，即使是偶然的干涉也应防止。亚当斯领事指出这种限制根本行不通。但是他的请求没有得到答复。这个问题一直讨论到1928年夏天方才了结。与此同时，如果海军认为美国商船受到特殊的威胁，美国海军可向这些商船派遣小分队。如果要在商船上设置警卫，则需要商船的母公司提出特殊要求，并得到当地的领事和高级海军军官的同意。 [ 注：亚当斯致马慕瑞，1925年12月9日。 ] 在1925年到1928年期间，海军很少会在现场几乎没有美国人的情况下向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派遣警卫以保护美国人的财产，在通常情况下，商船船长是唯一的美国人。
年终时分又发生了一起颇能说明问题的小事件。12月15日，主管汕头事务的副领事卡尔弗·张伯伦给公使馆打电报，请求向汕头派遣一艘军舰，以便“激发人们现在所缺乏的信心”。华南巡逻队力量已有削弱，因为它的两艘军舰正在干船坞里修理，因此它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但是舰队司令于12月18日派遣一艘驱逐舰前往汕头。 [ 注：张伯伦致马慕瑞，1925年12月15日；马慕瑞致亚洲舰队总司令，1925年12月16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华南巡逻队司令，1925年12月17日；亚洲舰队总司令致海军武官，1925年12月18日。 ] 这表明海军经常对在华的国务院官员作出积极的反应，而这批官员则经常依赖亚洲舰队的军舰进行工作。
在1925年整整一年之中，亚洲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在华美国侨民的生命，在今后几年中这一任务没有发生变化，至少一直延续到1928年中国统一为止。1925年11月，美国驻华公使谈到这支舰队的工作很有效用。马慕瑞把麦克维海军少将的一份急件转给国务卿。麦克维在这份急件中断言：“只是因为外国军队和登陆部队的存在……才使得上海免遭焚烧和抢劫。”马慕瑞对这种意见也表示支持。他还强调在华的海军官兵同国务院官员之间的合作共事十分有效。 [ 注：麦克维致佩顿吉尔，1925年9月18日。马慕瑞于1925年11月9日把麦克维的报告转交给凯洛格。这两个项目都载于马慕瑞1925年11月14日致麦克维的急件中。但是马慕瑞在1925年12月确实又被迫向他手下的领事官员重复一项请求，要他们向亚洲舰队司令和他的下属提供“你们认为有助于[他们]执行向在华美国侨民生命利益提供海军保护这一责任的任何特殊情报”。(公使馆第二百一十一号通知，1925年12月24日。)这份通知最先是在1922年发布的，现在已不知道是哪一事件使得公使发布了这份通知。原因之一可能是华南地区的局势，因为康斯坦恩海军上校同精琦士总领事相处得不好。举例来说，见精琦士于1926年4月10日致马幕瑞的信：“康斯坦恩海军上校在政治上的一些活动使我有时感到大为恼火”。 ]
远东司司长詹森在1925年夏季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讨论了亚洲舰队在华任务的范围这一问题。他指出：“在全国各地共散居着约有九千[美国人]，分别从事商业、传教和教育工作”，接着他又指出：“中国政府并没有根据中美两国之间的条约向这些美国侨民提供他们理应得到的全面保护。”在这份备忘录最后，詹森再次指出美国驻华武官曾提出的意见：“北京现政府的全面瘫痪令人十分不安。”他还指出，在诸如镇江、九江、汉口、广州和上海等地爆发的排外暴动，迫使在华美国海军部队不得不提供援助。 [ 注：詹森关于中国局势的备忘录，1925年，第2、3、21页。这份备忘录没有标明日期，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写在1925年6月，当时詹森正在准备一份年度事件梗概。 ] 很明显，美国官员肯定没有认识到美国政策实际上是支持北京政府。海军的工作重点是要防止中国出现动乱，这通常就意味着支持现在掌权的统治者，而不顾国民运动部队的利益。
远东地区的官员同詹森一样也缺乏乐观。驻北京武官马格德(约翰·马格鲁德)少校在1925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人厌恶美国人根本不亚于他们厌恶其他外国人，“如果说中国人热爱[美国人]那真是无稽之谈。……他们厌恶我们。”这位武官最后指出：“爆发一场重大灾难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场灾难将使得义和团暴动相形见绌。” [ 注：陆军武官马格德少校致陆军部情报处(G-2)，1925年6月22日。 ]
1925年亚洲舰队活动的方式对以后三年中舰队的活动颇有典型性。随着中国革命变得更为明确，国民党对革命的控制也更为加强，诸如抵制外货和罢工这一类的排外运动和那些彻头彻尾的暴乱也变得更为强烈，更为明确。这些排外运动主要是针对外国在华势力中成为众矢之的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商业和教会势力。这场革命的领导人试图指导并控制当时已经存在并且是十分认真的排外情绪，以实现自己特定的目标。
这样一来，亚洲舰队所承受的负担就变得更为沉重。在华美国人都是分居在全国各地，他们几乎全都认为自己理应得到海军的保护。在1925年12月以后的三年中，亚洲舰队将日甚一日地加倍努力，发挥自己的外交技巧和海军作战技巧，向美国侨民提供这种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