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第一

 作者：伯纳德·科尔·美国

出自————《炮舰与海军陆战队》

出自————《战争通史》

　　 随着二十世纪的开始，中国深受内部纠纷和外国干涉之苦。大清皇帝甚至连自己的宫廷都无法控制，而各省的统治者们则是竞相争夺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似乎立刻就要把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甚至可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中国的财富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正在日益加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那次死于襁褓的改良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都推动了这股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

　　 1911年君主制度崩溃之后，紧接而来的就是革命和内战。在华的外国人都卷进了随后四十年的斗争之中。二十年代奉行利他主义的美国传教士和三、四十年代肆无忌惮进行侵略的日本兵，都是二十世纪伟大的中国革命的一个因素。

　　 在华的大部分外国人一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才认识到他们自己在这场骚乱中也在发挥作用。在这一时期，各地排外情绪非常强烈，排外攻击也十分广泛。传教士、教师、商人、外交官以及军事代表等等，全都卷入了中国革命，每人都成了这场革命中的一名演员。排外运动在1927年爆发的南京事件中达到了高潮，但是第一起重大事件是于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的，当时一队由英国人率领的公共租界巡捕向一群中国学生、工人开枪射击。五卅事件标志着中国革命中炽热的仇洋排外阶段的开端。

　　 1928年，南京温和的国民政府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中国革命中的仇洋排外阶段到此结束。这时，外国用来直接控制中国政治形态的那种正式安排有些已被打碎，另一些已被改得面目皆非。一些外国租界已经交还给中国，(到1930年)决定关税的权力至少在名义上已由中国人行使，外国的治外法权问题也正在谈判解决。

　　 执行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工具通常是美国海军。美国海军1925年-1928年期间在亚洲的活动历史，至今为止尚未得到全面的研究。过去人们主要研究1922年的华盛顿裁军会议，日美两国敌对状况的逐步发展，以及1930年在伦敦举行的裁军会议。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历史却总是无人问津，而在这一时期内，海军在远东地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活动。在这一时期中，亚洲舰队几乎是一刻不停地总是在中国从事各种外交活动和作战活动。亚洲舰队所执行的是一项令人沮丧、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它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是，美国对亚洲大陆上的事态发展几乎没有能力施加什么影响，但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决策人却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本书论及的第一年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革命运动中强烈的仇洋排外阶段的开端。中国国民党于1926年发起了统一中国的运动，这次运动在1927年触发了二十年代中国与外国部队之间最严重的武装冲突。1927年年初，上海出现危机；3月间，南京也陷于危机之中。到1927年5月，排外活动的主要场所已经转移到华北地区，因此，这一地区成了亚洲舰队1927年下半年的注意中心。1928年，由于各地区的统治者都接受了国民党的领导，中国仇洋排外的浪潮开始消退下来。

　　 本书将讨论美国在1925年-1928年期间的对华政策，但是不准备详细研究美国的外交活动，而是要集中讨论海军在中国的组织与活动。本书还将讨论并探讨海军与外交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以及海军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所执行的政策与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具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大特征，首先是中国的国内政治斗争，其次是这一斗争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自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改良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相互对峙、相互对抗，两派的对峙构成一个循环。1911年，这一循环出现裂缝，导致了大清皇朝的崩溃。 [ 注：徐中约(伊曼纽尔·C·Y·徐)著《近代中国的崛起》(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是最好的一卷本近代中国历史书。此书第二版于1976年出版，与第一版不同的是第二版更为广泛地讨论了1949年之后的事件。芮玛丽(玛丽·C·怀特)在《中国保守派的最后立场：同治中兴，1862年至1874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7年)一书中，讨论了十九世纪中国的改良和反改良现象。另见梅里贝思·卡梅伦著《中国的改良运动，1898年至191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1年)和胡适著《中国复兴运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年)。 ]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经济、社会、甚至宗教形势变幻无常。中国民族复兴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表达了对繁荣和国家自由的希望。“三民主义”既可以被解释为具有资本主义特色，也可以被解释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但不管人们对它如何解释，它都包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政策，这种民族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排外性。

　　 1924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宣言具有明确的排外性质。它谴责外国列强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除非结束“帝国主义列强之侵蚀”，否则，中国将“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孙中山把中国称为“是对于已经缔结了条约各国的殖民地”，并且指出，凡是和中国缔有条约的国家，都成为中国的主人。孙中山宣称：“中国不只做一国的殖民地，是做各国的殖民地，我们不只做一国的奴隶，是做各国的奴隶。” [ 注：保尔·M·A·莱因巴格在《孙中山的政治理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37年)一书中清楚地阐明了“三民主义”理论。另见哈罗德·希夫林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陈春霖(F·吉尔伯特·陈)和托马斯·埃特佐尔德合编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纽约：纽约观点，1976年)一书第15页至37页。陈春霖写的“孙中山与改组国民党的根源”一文。多萝西·博格在《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年至1928年》(纽约澳克塔岗出版社，1968年)一书第17、18页中也讨论了孙中山的排外思想。 ]

　　 孙中山于1925年去世之后，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集团和正在同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以控制国民党的温和分子之间的斗争炽热起来。这时中国有两个政府，也就是得到外国承认的北京政府，和建立在华南广州的同北京政府对抗的国民党政府。由于国民党对自己首都的控制也很薄弱，因此国民党部队于1925年春天和10月(国民革命军于8月正式组成)发动军事攻势，力图控制广东省。这些战役都由蒋介石指挥。他很早就开始支持孙中山，现已是党内的中心人物。

　　 国民党的组织是根据孙中山于1923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所观察到的俄国模式建立起来的。 [ 译者注：孙中山本人未去过莫斯科，他在1923年曾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赴苏俄考察。 ] 苏联顾问在中国担任重要职务，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应邀参加广州政府。1925年和1926年，苏联的官方政策是同国民党合作，而不是颠覆国民党。国民党根据苏联的模式，把自己的国家军队也建成一支党的军队。建立军队是要为政治目的服务，军事目标是由党也是为了党而制定的。蒋介石担任这支军队的统帅。

　　 1925年，蒋介石在广东省发动“东征”，他有两个目标，一是为广州政府赢得对广东省的控制；二是加强他自己在国民党中的个人地位。蒋介石计划在发动这些战役之后再力图统一全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内的极左集团都反对立刻执行这一任务。他们都深受国民党主要苏联顾问米海尔·鲍罗廷的影响。蒋介石准备向北方发动军事讨伐，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建立统一的政治体系，贯彻“三民主义”。深受鲍罗廷影响的左派则坚持国民党应首先尽力在广东贯彻党的政策。共产党则认为建立一个“模范省份”就能说明道理。一旦广东的好处为众人所知，中国其他地区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统一。军事活动只应占居第二位，而政治组织和经济发展才应占居首要地位。

　　 当1925年爆发五卅事件时，这种分歧还没有给国民党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1925年7月1日，国民党宣布设在广州的总部成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这时蒋介石仍在巩固他在党内的个人地位以及国民党在广东省的地位。 [ 注：唐纳德·乔丹著《北伐战争》(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年)，第29页。关于苏联对这一时期的看法见M·I·斯拉德科夫斯基著《中国与日本今昔》一书，由罗伯特·普赖斯编译(佛罗里达州格尔夫布里兹国际研究院出版社，1975年)。 ] 五卅事件给国民党组织提供了开展一个真正全国性的计划的出发点。为了决定这一计划的性质，国民党被迫作出一些重要决定，这些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发展。

　　 五卅事件向中国的政客和将军们提供了一个哗众取宠的目标——外国在中国的存在。他们引导中国人民的力量，同这种外国势力进行斗争。各位领导人都试图操纵人民的力量，以便加强他们自己在党内和在中国国内的个人地位。

　　 中国从来就不象传说中那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中央王国”。中国王朝一向总是积极地发挥国际作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亚洲。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侵入中国之后，葡萄牙又在广州附近的澳门建立了殖民地。在北方，俄国在十六世纪就开始侵犯中国的边界。这些联系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有了很大的增加。这种同欧洲日益加强的相互作用主要出于经济目的，美国于1784年也卷入这种相互作用之中。 [ 注：关于美国这几次早期的航行，大批已经发表和未经发表的著作文件都已有论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士(霍齐亚·莫尔斯)著《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史》，四卷本(伦敦朗曼·格林公司，1910年至1918年)；查尔期·波林著《美国驶向东方的航行，1690年至1865年》(美国海军学院出版社，1971年)；费正清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两卷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年)；赖德烈(肯尼思·拉图雷特)著《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9年)。 ] 外国列强开始进行外交活动以保护并进一步加强他们商业和教会势力。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虽然中国想要限制外国的势力，但是这种愿望遭到西方国家的反对，因为他们决心扩大自己的势力。1839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了一支强大的海陆混合部队，目的是要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商业权利。在外交活动失败之后，英国部队开始同中国人作战。鸦片战争以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这份条约中意义最大的规定是给予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个口岸经营商业活动的权利。在签订《南京条约》之后，1843年又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1844年又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并同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这些条约建立了治外法权的原则，确立了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权利，并制定了“最惠国”原则。 [ 注：论述这场冲突和随后缔结的条约的有下列三本好书，费正清著《贸易与外交》；张馨保著《钦差大臣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彼得·费伊著《鸦片战争，1840年至1842年》(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年)。 ]

　　 到十九世纪末，美国虽然在中国没有租界或海军基地，但也已全面利用了这一局势带来的所有好处，推进了美国的商业和教会利益。 [ 注：西沃德·利弗莫尔在《太平洋历史评论》第十三期(1944年3月)第113页至135页的“美国在远东建立海军基地的政策，1850年至1914年”一文中，论述了美国曾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但是没有成功。关于美国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想在上海建立租界的历史，见曼利·哈德逊著《上海公共租界》和《上海会审公廨》两书(北京：北京领袖出版社，1928年)。 ] 外国租界里住有美国侨民，美国也建立了规模齐全的外交机构，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在中国各地设立了领事馆。到1900年，美国在军事上也卷入了中国局势，美国海军军舰进驻中国水域是美国在军事上卷入中国局势的主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