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性质与战法·第二十四

作者：威廉·西摩 ·英

出自————《世界上二十次重大战役中的决定因素》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通常是由纷争引起的。纷争往往导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战斗。战斗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过去，打仗被认为是一种骑士般的浪漫行动，在近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仍然毁誉参半。

        然而，随着更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战争已被视为一种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一种丝毫无助于解决国际争端，甚至无助于消除罪恶的手段。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说今后再也不会发生战争了，那也是十分草率的，因为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核威慑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完全可能再度爆发。对此，各国必须有所准备。

　　 战争是研究战争的课堂。在军事领域也象在其他领域一样，尽管亲身经验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但我们仍能从过去的战役以及指挥这些战役的战争大师的作战方法中学到很多东西。笔者的四舅查尔斯·内皮尔爵士——他本人就是位战争大师——曾经给他认识的一位年轻军官写过这样一段话：“博览群书会使你出类拔萃……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为担任某种职务，特别是为担任更高的职务作准备。一旦担任了某种职务，他就没有时间读书了；如果上任时他的头脑空空如也，再想充实自己就来不及了。”

　　 自从有了战争以来，军事战略一直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迫敌作战的艺术，它决定着作战的时间、地点和人数。而战术则是迫敌交战后克敌制胜的方式和手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兵器毁伤力的提高，作战指挥者们不断创造出新的攻防战法，以适应武器装备的发展。因此，战术和军事科学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变化的。然而，一些根本性的作战原则却是亘古不变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今，这些原则都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关键。

　　 通过研究战役的胜败之道，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战争的战法。在本书所论述的第一场战役中，我们会发现贯穿于后面各次战役的那些策略和原则。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出现了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实例。当时汉尼拔(他本人就是该战略的倡导者)转战意大利南部山区时，众多罗马将军显然对他无能为力。然而，曾运用间接路线战略对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基地给予致命打击的西庇阿此时又故计重演。他不顾政治上的强大阻力，率领一支规模较小的部队，悄悄从西西里岛出发，把战争引向了迦太基，引向了汉尼拔的后方。

　　 间接路线战略和战术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包括时间和空间因素，而且还把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战争史告诉我们，沿敌人预知的方向直接发动进攻往往是不会成功的，而从古至今，许多伟大的将帅却通过间接战略或战术赢得了胜利。不过，在取得这些胜利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总是综合运用心理和生理因素，因为不采取某种形式的突然性和欺骗性行动，他们的机动就会被敌人阻止。可用很多方式实施间接路线，如战略的，战术的。除西庇阿出其不意地打到汉尼拔的老家之外，本书至少还有其他七个运用了间接路线战略的战例。

　　 威廉公爵在佩文西登陆后，没有北进与哈罗德直接对抗，而是聪明地采取了一种他知道将诱使英王劳师远征的战略。英王在开战前不得不带领一支兵员不足的军队长途跋涉。萨拉丁在哈丁之战开始前亦获得了这种重要的心理优势。为将基督徒军队从萨富里雅的安全基地中诱出，他经过精心策划，率小部队夺取了太巴列。基督徒军队在赶往哈丁角与占有坚固阵地的萨拉丁的军队开战之前，不得不穿越一片炎热的沙漠。

　　 在西里西亚碰巧处于内线作战的弗里德里希大帝也是位惯于运用间接路线战略的大师，洛伊腾战役便是他运用该战略的得意之笔。美国内战中，麦克莱伦和格兰特在半岛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采取间接路线战略，利用海上力量达成战略上的突然性，其手段与西庇阿在扎马之战中的做法如出一辄。坦嫩贝格战役中鲁登道夫进攻萨姆索诺夫左翼以及华沙之战中毕苏斯基的反击亦是采取这种战法的实例。

　　 西庇阿击败汉尼拔的战略以及他指导战役的技艺堪称高超战争艺术之最，它所提供的经验多少世纪以来一直给后人以启发和教益。到达非洲后，西庇阿先狡猾地将汉诺的迦太基军队诱入伏击圈，然后又在兵力占优势的敌军面前转入了防御。第二年春天，他通过实施欺骗，以前来进攻的两支敌军完全预想不到的方式，在一次夜战中捣毁了敌人的营地，歼灭了数以千计的敌军。这次战斗的胜利使西庇阿得以向迦太基城发动直接进攻。然而，由于西法克斯仍未被彻底击败，而且汉尼拔定会在后方造成威胁，西庇阿不敢对迦太基城实施长期围困。因此，他决定用心理手段而不是物质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转向西南，进入迦太基的产粮区，在那里击败了哈斯德鲁巴，彻底破坏了迦太基的粮食供应。此后，他又分兵两路，一路追捕西法克斯，一路直逼迦太基城。

　　 迦太基军队的失败以及西庇阿施加的间接压力终于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与西庇阿进行和谈。然而，汉尼拔在小莱普提斯登陆后，和平协议被撕毁，战争的最后一幕即将开始。西庇阿再次作出惊人之举，他既没有向前进攻，也没有原地防御，而是率部离开迦太基城和汉尼拔，进入巴格拉达斯河谷地区，破坏了迦太基人的补给线，并靠近了他的重要盟友马西尼萨。这样做极为冒险，因为这会使西庇阿也将自己的交通线和退路暴露给敌人。然而，西庇阿赌赢了。迦太基元老院强迫汉尼拔追击他。于是，西庇阿在扎马取得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辉煌胜利。

　　 这里之所以简要重述迦太基战争，是因为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普遍适用的作战原则和战法。突然性、机动能力、补给、通信、集中兵力、士气、政治干预以及指挥才能等各种因素均在这次非洲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达成突然性，就必须快速机动和实施欺骗。尽管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达成突然性均不容易，但在战略上则更难一些。指挥官无不力求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发起进攻，以智谋获取决定性的战术优势。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突然性的达成往往要靠运气。尽管达成突然性是采取“任何作战行动的出发点”，但是达成突然性的“特别成功”的战例却极为罕见。这就是说，最初达成的(特别是战略上的)突然性效果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事件所抵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815年6月的那次战役，当时拿破仑以大胆的计划和隐蔽的行动(这是达成突然性的另一个因素)完全达到了出敌不意的效果，然而，他却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盟军在安齐奥 [ 扫校者注：1944年，二战意大利战场 ] 的登陆无疑大大出乎德国人的意料之外，然而，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恐怕还是盟军没有充分利用这次达成突然性所取得的效果。

　　 另一方面，战争史上靠突然性取得巨大战术成功的事例却屡见不鲜。弗里德里希在洛伊腾战役中采用的新的进攻方式，马格鲁德在里士满城外采用的欺骗手段，祖鲁人在伊散德尔瓦纳战役中实施的高速、隐蔽的机动以及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发动的佯攻，均是靠出敌不意首先夺取战役优势的妙举。在上述的两个战役中，这种最初的优势导致了整个战役的最终胜利。

　　 西庇阿通过逐步切断迦太基城的粮食补给线和实施灵活机动，各个歼敌的方法，打击了迦太基人的士气，迫使他们媾和。士气的重要性无庸赘言。拿破仑有句名言：“精神与物质是三比一的关系”。伟大的将领们都明白，士气低落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古往今来，作战士兵(因为人性是亘古不变的)无不由于他们的士气而表现出一定的精神状态，或高昂、或沮丧。战争的正义性、将帅的才干、武器的效能、衣食的供应、士兵家属的安全和生活状况，均是与部队士气密切相关的基本因素。可以说，士气在任何战斗中都至关重要，每位指挥官都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己方部队的士气，钝挫敌军的士气。从扎马之战中的大象到奠边府战役中的妓女，人们为提高士兵的士气真可谓绞尽了脑汁。

　　 建立高效的补给系统是军队保持高昂斗志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如哈丁之战和奠边府之战所示，后勤供应本身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很久以前军队可就地取给的时代里，交通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军队通常需要设立补给站。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就地取给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这种方法也的确限制了能投入作战的士兵数量。尽管有许多饥寒交迫的军队战胜恶劣条件的例子，但不能长期地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否则，军队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比起强行掠夺牲畜、谷物等物资的行为来说，正常征用体制的建立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在古代，军队的后勤补给始终是一项令人头疼，很难做好的工作。这一工作的难度直到道路得到改善(在牛车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时代，恶劣的路况极大地影响了部队的机动和作战)和铁路出现以后才真正得到缓解。

　　 交通线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它是连接后方基地、或在某些场合(如博罗季诺战役)连接后方补给站的纽带；第二，它又是退却的路线。袭击敌方交通线的行动最适于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小股部队或游击队实施。在上一次大战中，特别是在“西部沙漠”之战中，有许多这方面成功的战例。将大规模正面进攻变为侧翼进攻是很难的，因为这需要把部队从正面阵地调到敌军翼侧。只有在时机绝对有利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才能成功。通常，它是很难奏效的，甚至是很危险的。

　　 在突尼斯的战争中，西庇阿使自己的交通线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在博罗季诺战役和维克斯堡战役中，拿破仑和格兰特的处境也是如此。然而在这三人之中，西庇阿的处境最为危险，因为如果汉尼拔能够不受牵制地按自己的计划行事，西庇阿的退路就会被切断，他就只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投入交战。俄国人没有足够的兵力对拿破仑的后方补给站造成威胁，这对拿破仑来说十分幸运。如果这些补给站梯次配置在多条后方交通线上，拿破仑的处境会更好些。格兰特采取的是就地取给的办法，他对敌人了如指掌，因此认为自己的退路没有受到很大威胁。

　　 与补给和交通线密切相关连的问题是要塞的出现。要塞在战争中始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本书讲到的许多战役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哈丁之战，甚至在更早的交战中，十字军能从“圣地”安全逃脱，全凭他们建造的位置适当的要塞。这些要塞不仅为十字军的后勤供应提供了便利条件，保护了他们的交通线，而且还为他们的进攻作战提供了前进基地，为他们的退却提供了避难所。在英格兰内战中，要塞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它们保护了坚固设防的城镇，封锁了敌人的交通线。尽管在通常情况下要塞迟早要被攻陷，但它们能严重地迟滞敌人的作战行动。奠边府是另一种类型的要塞，它在许多方面起着类似城堡的作用。该要塞的作用本来是封锁入侵老挝的通路，并充当进攻作战的前进基地。这个要塞之所以未能起到第二个作用，是因为它太小，无法容纳足以发动进攻的部队。

　　 西庇阿非常清楚机动的重要性。的确，在大多数战争中，部队都要靠机动制胜。指挥官都力求机动自己的部队，以便能在他们选择的地点，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大军事家们几乎都把集中兵力视为惯例，而把分兵视为特例。在有些情况下，分兵是对的，西庇阿就曾派莱利乌斯击败了西法克斯。他的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他必须使盟友马西尼萨重新掌权。然而，罗曼努斯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将部队一分为二，彼此相隔30英里，罗斯克兰斯在奇克莫加将自己的两翼伸展到40英里以上，就很难说有什么道理了。如果布雷格及时发起攻击，联邦军定会一败涂地，因为当时他已巧妙地集中了兵力，并精心制定了作战计划。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合击或包围敌人，实施分兵是完全正确的。

　　 在洛伊腾战役中，弗里德里希运用著名的“斜击”战术狠击奥地利军队的左翼，不仅在战术上完全达成了突然性，而且还充分证明了他分兵的决策是正确的。拿破仑在四臂村和林尼之战中也采用了分兵的战法。这次分兵本来是可以象以往一样取得胜利的，然而，由于不幸的情况多次发生，法军没能为实施主攻集中足够的兵力，他终于失败了。这就引出了节约兵力的问题，节约兵力与集中兵力关系密切。

　　 节约兵力是指充分利用交战地域及其附近的兵力。克劳塞维茨认为，宁可使用部队不当，也不要让部队无所事事。在本书谈及的20次战役中，指挥官犯这方面的错误是屡见不鲜的。在博斯沃思之战中，理查就将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留作了预备队。将部队留作预备队也是使用部队的一种方式，只是预备队的作用在战斗初期比较消极罢了。但是，有时根本就不需要留预备队，博斯沃思之战就属于这类情况。如果理查将多少有些靠不住的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放在前沿，他就可以抽出一支部队卷击亨利的左翼，从而对斯坦利兄弟以及整个战役施加决定性影响。实际情况是，诺森伯兰伯爵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参加战斗，就象330年后戴尔隆的法军在林尼之战中没有参战一样。在滑铁卢战役中，威灵顿有7.7万人和30门大炮闲置未用；在阿尔马河之战中，俄国骑兵没有投入战斗，失去了转败为胜的良机；在七天战役中，杰克逊的所有部队实际上都没有派上用场；在坦嫩贝格战役中，伦南坎普夫的部队也是如此。事后品头论足当然容易。在某些战役中，指挥官当时作出那样的决定也许自有道理。但节约兵力确实是一项重要作战原则。

　　 要研究战争样式，还必须简要回顾一下军事将领们所受到的政治干预。在我们讲述的某些战役中，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汉尼拔是迦太基的伟大将领，他根本不同意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们制定的计划。如果不是迦太基元老院硬逼着他按他们的计划行事，迦太基人也许会在扎马之战中获胜。在内兹比之战中，“两王国联合委员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百余年后，乔治三世的大臣所起的也是这种坏作用。在这两个例子中，政治家们的干预严重地干扰了战地指挥官们的战役行动。在萨拉托加战役中政治家竟然从3000英里之外进行干预，并用风帆传递命令。在美国内战中，林肯总统至少有一次(即半岛战役时)错误地干预了战场指挥官的行动，而且那次战役可能就是因此而失败的。戴维斯总统比林肯总统对军事懂得多些，但他给战场指择官们直接下达命令的做法也有损于南部同盟的最大利益。

　　 战争是由政府发动并由政府控制的政治活动。在当今时代，战争的火焰可能燃遍全球，这就要求战略大师们有能力处理好世界不同地区的各种战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政治家具有实战经验，并深入地研究过军事历史(如温斯顿·丘吉尔——尽管象他这样的人很少)，他们是有资格为指导战争全局制定战略计划的。然而，作战行动一旦开始，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就不应该再受到政治家们的干预了。

　　 还有一种作战阶段值得提及，这就是追击。在叙述扎马之战时，我们没有必要提及追击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汉尼拔的骑兵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从本书的第二个战例，即黑斯廷斯战役，开始探讨追击问题。在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底的骑士们似乎在天黑前仅有的数小时里实施了一次多少有些失去控制的追击。据编年史学家记载，哈罗德的卫队曾集结起来，试图掩护已经溃退的撒克逊军队，在威廉下令收兵以前，许多骑士在所谓的“马尔福斯”地区丢掉了性命。

　　 实施追击的要领是：迅速、无情、时间越长越好。只有这样，追击一方才能充分利用敌军士气低落的有利条件。追击的制约因素有三个：一是部队疲劳，即追击部队在实施追击以前很可能已经过长途行军和激烈战斗；二是天然障碍(包括夜暗)；三是敌军的行动。

　　 在骑兵主宰战场的年代里，骑兵部队在追击中能给敌人造成最大杀伤。但是，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骑兵的作用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身披沉重护甲的骑士和战马在快速追击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随着长弓和火药的出现，战场上的骑士们演变成了步兵。然而，由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克伦威尔以及弗里德里希大帝等一批伟大将帅们的聪明才智，骑兵在战场上的重要作用又重新得到发挥。在内兹比战役中骑兵在夜幕降临前追杀了11英里，成了追击行动的主角。在通常情况下，追击在夜幕降临时就停止了，不过，在本书列举的洛伊腾战役、滑铁卢战役和华沙战役中，追击行动并未因夜幕落下而中止。

　　 然而，单一的骑兵只能对付士气低落、正在逃跑的敌军，而无法对付组织有序的撤退之敌。约米尼说，退却“无疑是战争中最困难的作战行动”。只有在有条不紊地实施，并由强大后卫部队掩护的情况下，撤退行动才能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当敌人投入预备队时，追击行动都必须迅速有序地进行，而且三个兵种要联合行动。即使最辉煌的胜利也可能因在追击中蒙受损失而显得黯淡无光。据说在黑斯廷斯之战中，诺曼底人就是在一次小小的与敌后卫部队的交战中蒙受了很大损失。

　　 战争中偶尔也有这样的情况，即敌人已被打败，但立即追歼逃敌却不可能。然而，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明明可以追击，却没有实施追击的战例，本书述及的博罗季诺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以及奇克莫加战役中就有这类情况。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俄国人虽遭重创，但却不急于撤离战场。如果拿破仑硬逼他们离开，他们肯定会进一步顽强抵抗，而这时拿破仑的军队已经因疾病和伤亡而严重减员了。拿破仑把眼光投向了莫斯科，他想使部队尽可能完整地进入俄国首都。他后来尽管没有再损兵折将便如愿以偿，却未能达到战争目的。现在也许有人会说，拿破仑当初真应对库图佐夫穷追猛打，将其彻底歼灭。然而，要知道，当时在战场上作战的俄军除库图佐夫的部队之外还有其他部队，拿破仑的目标并不限于仅仅消灭其中的一支。

　　 如果说拿破仑没有进行追击尚有情可原，米德和布雷格的所作所为就毫无道理了。当李的部队从塞米纳里岭有条不紊地撤退时，米德根本就没打算实施追击。直到一天半以后，联邦军才不慌不忙地向前开进。由于波托马克河水位上升，李在战役结束后10天内无法渡河南下，因而不得不背水占领防御阵地。米德的部队虽然在兵力和士气方面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却让李兵不血刃地渡过了波托马克河，林肯对此怒不可遏。布雷格在奇克莫加获胜后没有乘胜追击罗斯克兰斯的部队，从而失去了一次类似的歼敌机会。当时托马斯将军的军已成强弩之末，如果布雷格行动迅速，很可能在罗斯维尔山口将整个联邦军队彻底击败，查塔努加也可能不会失守。布雷格辩解说，他的部队伤亡惨重，过于疲劳。虽然这是事实，但他的部队士气高昂，他完全应该进行追击。

　　 以上就是2000多年前扎马之战所孕育的作战原则和战法，其中许多原则在本书后来述及的战役中依然适用。诚然，这些原则和战法并不能囊括战争的所有原则和战法，但是，它们由于具有典型性，在未来战争中仍然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