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自治·第十九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格拉德斯通于一八八零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不如他在十二年前任职时那样顺心。那时内阁坚定，党内统一，通过了许多改革法案。如今表面上前程似锦，因为他在胜利的大选中比保守党多得了一百三十七个席位。
可是下议院刚刚开会，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有“一辆难以驾驭的马车”。事实果然如此。从来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开始时这样充满希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如此令人失望。
主要毛病在于自由党的肌体。长期以来，自由党一直为意见来源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而感到自豪。但它很快就开始注意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之间以及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是无法消除的。在第一届格拉德斯通政府中，几乎没有不和现象。但辉格党的守旧派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格拉德斯通在某种程度上也赞成他们的看法。他对激进派核心人物采取的方法十分反感，蔑视他们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他写道：“他们最喜欢的观点是他们所说的建设性行动，即把个人事务交给国家处理。”他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之流的激进派新来者更适于合作。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至交和同事。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为数不多的有修养的贵族是自由党事业的天然领袖。．
组阁时，格拉德斯通被迫抚慰辉格党人。在他下野期间担任下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哈廷顿侯爵从来不赞成他攻击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哈廷顿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很担心，不知格拉德斯通首相下一步要攻击哪个目标。结果，激进派当中只有张伯伦进入内阁，得到贸易大臣这个不重要的职务。这是格拉德斯通犯下的第一个大错。不仅辉格党内阁根本不适应自由党党内日益激进的倾向，而且，首相将在重要的政治和内外事务中，尤其在爱尔兰问题上，同自己的同僚发生直接冲突。有如此严重分歧的内阁决不会成为有效的统治工具。格拉德斯通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写道，这个内阁不仅是个联合政府，而且是“伤脑筋的联合政府，持异议者有时对待分歧象对待和谐那样高兴”。在政府中掌握控制权的是“非凡老人”，格拉德斯通在七十一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他仍然精力充沛，政治热情逐年增长。在同僚之间犹如鹤立鸡群。有一名阁僚写道，他不在内阁时，“我们简直象没有猫管束的老鼠”。
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自由党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辉格党人，才有困难和烦恼。在民主运动的冲击及其对传统利益的威胁中，托利党领袖感到震惊不已。他们开始忘却迪斯雷利经过长期努力企图使他们吸取的教训。他们在下议院的领袖是斯塔福德·诺斯科特爵士，此人当过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对这位巨人犹有畏惧之心。其他前座议员害怕实行普选权，极力坚持他们年轻时的信仰和实践，仍然保持着当年的胆怯心理。一批为数不多而极其能干的人也加入了两党的斗争，他们在国会采取的勇敢的游击战术是古来少有的。这些人号称“第四党”，其中有伦道夫·丘吉尔勋爵、A．J．鲍尔弗、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爵士和约翰·戈斯特。他们以无情或毫不尊重的态度嘲笑格拉德斯通。但是，迅速上升到重要地位的伦道夫勋爵对自己一方的领袖们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指责他们“坐失时机，优柔寡断，莽撞出击，摇摆不定，怕负责任，压制中坚，勾结政府，渴望联合，嫉贤妒能，废话连篇，缺乏远见”。他不仅在国会里谴责他们，而且以“信任人民”的格言和“保守党民主主义”的口号，向民众直接发出呼吁。他取得显著的成功，不久便掌握了同索尔兹伯里不相上下的权力。
这些年的党派斗争有新的特点。激进势力和托利党民主势力的崛起使传统的议会制陷入了混乱。争论的问题错综复杂，打破了党派的界线。冲突十分激烈，往往是两败俱伤。张伯伦和伦道夫勋爵之间虽然有时发生严重的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点多于同自己党内领袖的共同点。后来格拉德斯通利用爱尔兰自治这把利斧，迫使人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抉择，清楚地划分了政治界线，两党势力的交织状态始告结束。
自由党人常常抱怨说，每当他们接替保守党掌权时，总是接过一堆复杂的帝国烂摊子，被迫处理与他们的反帝情绪格格不入的事情。一八八〇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他们首先碰到的难题之一来自南非。在那里，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早已困难重重，内部混乱，濒于瓦解，东部边界受到祖鲁军事王国的威胁。为了使这个共和国免遭亡国之灾，迪斯雷利政府将它吞并。这个行动起初没有遭到任何异议。迪斯雷利希望以加拿大为样板，把南非的白人社会统一为自治联邦，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又产生了恢复独立的强烈愿望，他们等待时机，准备推翻英国的统治。英军在一八七九年消除了祖鲁人的威胁，布尔人因此感到外患已除，可以动手了。他们希望从自由党政府手里获得独立，这大概是很自然的。格拉德斯通曾经谴责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行径，而党内有许多人对非洲土著的同情超过对布尔人的文持。他本人认为，联邦制度是解决南非问题的唯一办法，因而拒绝立刻改变现状，一八八〇年底，布尔人发动叛乱，在马朱巴山消灭了英军的一支小部队。在南非的英国部队足以粉碎布尔人的力量，但格拉德斯通对社会上要求报复的呼声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在马朱巴山战斗以前早已开始的谈判。双方最终在一八八一年达成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德兰士瓦的独立地位得到承认。该协定在一八八四年作了修改。这次运用自由党原则的结果为布尔人在南非的权力奠定了基础。倘若没有下面两个因素，一切会进行得更顺利。第一因素是，兰德河畔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矿，于是在布尔人的农业共和国里突然出现了淘金城，城内熙熙攘攘，居民国籍纷杂。第二因素是，塞西尔·罗兹在开普敦进入了政界，他具有化梦想为现实的能力，决心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南非自治领。这两个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后果。
如同格拉德斯通所预料的那样，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票的行动虽然干得十分出色，却立即在埃及引起了各种问题。格拉德斯通就职时，埃及在名义上由土耳其派出的总督统治着，而实际上处于英法两国的控制之下。埃及总督出售运河股票以后，只是暂时避免了破产的厄运。不久以后，英法两国任命了督债专员，以监督他的财务和其他许多事务。英国派出的专员是伊夫林·巴林，此人后来受封为克罗默勋爵，是大英帝国最能干的殖民地总督之一。他将主宰埃及命运达三十年之久，只有中间一段时间除外。一八八一年底，阿拉比上校发动的民族起义结束了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这次起义得到军队的支持，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格拉德斯通企图实行“列强协力维护欧洲和平”的原则，结果碰了壁。法国政局突变，她无力干预埃及事务，其他欧洲国家则袖手旁观。一八八二年六月十一日，五十名欧洲人在亚历山大发生的骚乱中被杀。阿拉比开始在该城布防，威胁到港内的英国船只。英方先是提出警告，接着在整整一个月以后轰击炮台，打坏了阿拉比的大炮。几天之后，英国政府决定派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率领一支军队前往埃及。这支军队到达埃及后取得了胜利，于九月十三日在特勒凯比尔彻底打败了阿拉比的军队。格拉德斯通为这次胜利而高兴，但也感到内疚。自由党的本意是赞成撤退，可是埃及不会成为真空。吞并埃及将是合乎逻辑的行动，而且不会使其他欧洲国家感到意外，但它同自由党的是非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格拉德斯通最后作出了最坏的抉择。英国人仍然担负着占领埃及的重担，而大权却继续掌握在督债专员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强国都可以进行干涉。巴林在一八八三年担任埃及总督，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亟须改革的新时代开始了。
干涉埃及使英国卷入了更为复杂的苏丹事务。这片辽阔的领土南北超过一千英里，从埃及边界沿着尼罗河向南延伸，几乎直抵赤道。它属于土耳其驻埃及总督的管辖范围。开罗派去的官员不顾英国顾问的劝阻，在那里实行残暴的统治。在埃及人起来反抗英法的同一年里，苏丹人也起来反抗埃及人。苏丹人的领袖是个狂热的穆斯林，也叫“马赫迪” [ 译者注：即先知之意。穆斯林渴望有拯救世界、伸张正义的先知，因此自称为先知的人可以吸引许多追随者。 ] 。他很快就打垮了一支埃及军队，不久便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格拉德斯通称苏丹人是“正在为自由而进行正义斗争的民族”。这种说法对马赫迪的军队未免过奖了，他们残忍好杀，走到哪里就把恐怖带到哪里。或者征服苏丹，或者从那里撤出，二者必居其一。英国政府决定撤退。埃及人只好同意。一八八三年底，英国决定撤回远在苏丹南方的驻军，她是埃及军队的指导者，因此应对它负责。作出这个决定容易，但执行起来则比较困难。一八八四年一月十四日，查尔斯·戈登将军肩负着内阁授予的撤退使命离开伦敦。
戈登本人曾在苏丹服役，制止过奴隶贸易活动。他有自己的信念，并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在二月抵达喀土穆后立刻认识到，撤出苏丹，让马赫迪的穆斯林主宰这个国家是错误的。于是，他要求英政府增派部队，并提出了反攻计划。英国政府对前线的这一变化感到吃惊，它也许已经预料到，戈登决不会轻易撤退。撤退绝对不合戈登之意。他决心坚守喀土穆，直至他自己要求的使命彻底完成为止。他意志坚强，也很任性，决心反抗格拉德斯通不进行新的殖民冒险活动的决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下议院首先提出了戈登的安全问题。他在三月向政府直截了当地问道：“政府仍将无视它为了摆脱困境所唯一可以依靠的人的命运，任其独自挣扎，不给予任何帮助吗？”伦道夫勋爵得到的是闪烁其词的答复。戈登频频告急，巴林在开罗替他飞章催援，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家沃尔斯利勋爵也力陈利害，但英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五月份，戈登被围困在喀土穆，英国政府仍继续奉行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逃避政策”，拒绝驰援。
春夏两季，英国舆论日益强烈，人们召开大会，要求援救戈登。但是，格拉德斯通此时关心的是其他问题，一个是改革选举权的问题，另一个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劳夫的事情。此人当选为国会议员，却被摒于国会之外，此事在下议院惹起轩然大被，使首相感到内疚六年有余。五月，伦道夫勋爵在下议院批评格拉德斯通说：“我把他对待戈登将军和布雷德劳夫先生的态度作了比较，如果他对蛊惑人心的渎神者表现出的可贵的道德观念有百分之一用来支持一位笃信基督教的人，戈登的使命必将顺利完成。
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在内阁一直坚持援救戈登的主张，他说这是有关民心的问题。最后根据他的要求，政府被迫派出援兵。沃尔斯利于九月匆匆前往开罗，不出一个月便集中了一万作战部队。他知道，以快速进攻的手段对付马赫迪的密集的长矛兵是行不通的。兵贵神速，可是不应冒险。他估计，即使有巩固的基地，最快也要进行半年的战役。十月，他从埃及边界出发，开始了直指喀土穆的八百英里远征。他的大部分行程要经过未曾测绘的尼罗河河段，途中有许多瀑布和急流险滩，而且酷暑蒸人。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急转东去。沃尔斯利意识到，时间十分紧迫。他还感到，英国对他和戈登两人十分关心，并对他们两人之间的遥远距离表示严重的关切。他的主力部队必须马不停蹄地向上游前进，经过所有瀑布之后稍事休整，然后扑向喀土穆。同时，他命令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率领的骆驼队径直穿过一百五十英里的沙漠，奔向喀土穆城北的尼罗河畔。斯国尔特在十二月三十日出发，行动果断。一月十七日，他在喀土穆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阿布克里受到穆斯林大军的攻击。他的队伍不到两千人，而敌军的人数至少有五倍之多。在一阵猛烈的冲击下，英军方阵被马赫迪率领的狂热的穆斯林队伍攻破，但英军最后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斯图尔特率领的先头部队在敌人的不断骚扰下抵达尼罗河岸边，但他本人受了重伤。接替他的指挥官面临着危险的局势。一月二十一日，戈登从喀土穆派出的汽艇赶到那里。斯图尔特的部队需要进行侦察和处理伤员，所以不可避免地耽误了时间，真是令人遗憾。二十四日，由二十六名英国人和二百四十名苏丹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乘着两艘汽艇顺流南下，穆斯林在岸上用滑膛枪向他们射击。二十八日，他们到达喀土穆，然而为时已晚，戈登的旗帜已经不在官邸的上空飘扬，他停止了呼吸。喀土穆在其保卫者的浴血奋战之后，于两天前陷落了。戈登只身战死，没有得到同胞的丝毫援助。全国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格拉德斯通是杀害戈登的凶手。维多利亚女王倍感悲痛，在给格拉德斯通的电报中坦率地表示了这种心情。诚然，戈登违抗了命令，他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派他出征的政府实际上抛弃了他，这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几乎取得成功的英国援军退回埃及。格拉德斯通后来承认，英国政府派一个将军前往喀土穆，他具有此类人物的一切优缺点，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
自由党在国内采取的行动也同样动摇了它的地位。当全国人士都在考虑戈登的问题时，政府却在争取通过它的重要的《改革议案》。该议案使扩大选举权的运动臻于完善。根据这个议案，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可得到选举权。这个议案获得通过，它取消了尚存的小自治市，把全国分成各出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个别的地区例外。这一切是一八六七年法案的自然发展，使本来已经相当困难的形势进一步恶化。选区单一代表制废止了每个选区各出一名辉格党议员和激进派议员的惯例。自由党人和激进派乘此机会得寸进尺。张伯伦多次攻击“既不种田，也不织布”的阶级。他提出所谓“未经批准的纲领”及其“三亩地一头牛”的著名口号，把攻击目标从城市转向农村。辉格党人无法忽视这一挑战，他们同激进派有相当严重的分歧，永远不能再合作了。一八八五年秋，上院保守党领袖、在任首相索尔兹伯里说，格拉德斯通“要求团结的呼吁是要人们阳奉阴违”。
格拉德斯通突然宣布开始奉行爱尔兰自治政策，使人无法预料英国的政治动态。为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影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令人抑郁的爱尔兰局势。自从一八四〇年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尔兰农民，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民，几乎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戈登将军曾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描写过他们的苦境：“根据各种材料和我目睹的情况，我必须承认，那些同胞的境遇无法同世界上任何民族相比，更不用说同欧洲相比了。”他们“生活在我们连放牛都不愿去的地方，处于饥饿的边缘”。爱尔兰是个贫穷的地方，现在还是如此。经过饥荒和向外移民之后，它的人口仍然过密。英国政府的政策使爱尔兰人的境况进一步恶化。爱尔兰农民被当时的土地制度所压垮，他们痛恨这个制度，不仅因为它使地主有了近于绝对的权力，而且因为它没收了农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土地。农民的仇恨是强烈的，根深蒂固的。这并不是单纯的贫穷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吃土豆、住草棚的生活问题，他们感到被剥夺了祖传遗产。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对这种仇恨的情绪置之不理，镇压由仇恨产生的暴力行动。在一八七〇年以前的四十年里，国家颁布了四十二项强制法案。在这同一时间里，却没有一项法案保护爱尔兰农民免受退租的威胁和高额租金的盘剥。英国政府有意造成这种情况，目的是使爱尔兰农民成为象英格兰农民那样的短工。然而，爱尔兰并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农民不肯离开土地，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外籍地主。
我们不要以为，从不列颠岛上能够把爱尔兰局势看得了如指掌。爱尔兰地主大部分是英格兰的殖民者，在爱尔兰经营已久。他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原始国家的文明势力，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他们常常要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而斗争。天主教会严格地控制着迷信的爱尔兰农民，从宗教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都是英格兰不能容忍的。从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起，爱尔兰曾几次险些成为欧洲进攻英格兰的跳板。烧毁干草、刺杀地主和其他恐怖行动使英格兰人普遍接受爱尔兰地主的说法。只有消除爱尔兰人的主要怨恨，才能避免怒火熊熊的骚动、激烈的镇压手段和叛乱。
格拉德斯通第一次就任首相时，就把爱尔兰问题当作特别重要的问题，后来他几乎只为这一问题操心。他试图扫除爱尔兰的弊端，结果遇到强大的阻力。虽然英国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是爱尔兰贵族，但政界对爱尔兰问题毫无同情感。格拉德斯通在第一次任期里解散了爱尔兰的新教教会，成功地消除了爱尔兰人对外来教会的反感。一八七〇年，他采取了第二个措施，即颁布了一个《土地法》，旨在防止无偿地收回租地，但这个法案未能付诸实施。又过了十年，他才认识到，必须使爱尔兰农民的租地使用权得到真正的保障。
一八七三年，艾萨克·巴特建立了自治联盟。这个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和平的立宪手段实现自治。巴特本人精明能干，彬彬有礼，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下院议员，他相信辩论的说服力。可是，英格兰不响应他的主张，爱尔兰不相信他的方法。这个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不久便为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所掌握。此人是个地主、新教徒和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他的母亲是在同英国人的战斗中赢得名望的一名美国海军上将之女，他从自己的母亲身上继承了对英国传统和制度的仇恨和轻蔑心里。他在爱尔兰人当中是颇有教养的人，是天生的领袖，具有约束力量和斗争手腕，不久便把爱尔兰自治问题从争论的题目变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他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时残酷无情，无视下议院的传统，迅速获得了重要地位。一名英格兰政治家说：“同他打交道犹如对付一个强国一样。”
帕内尔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是自治运动同一次新的农民骚动结合了起来。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跌，加之连年歉收，许多贫困农民交不起地租，因而被迫交出租地。正当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时，因叛国罪被判处七年徒刑的迈克尔·达维特在一八七七年刑满获释。达维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热爱爱尔兰，富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同帕内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自治问题和土地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爱尔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竭力反对，他仍在一八七九年成功地建立了土地联盟。这个联盟的宗旨是减少高额租金，扩大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此之前，达维特得到了旅美爱尔兰人的物质援助。当帕内尔表示支持土地联盟时，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实现自治的政治要求和美国移民对压迫者的仇恨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当时，格拉德斯通对这一切均无清醒的认识，他在考虑着使他重新上台的那些重大的外交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他的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通过一项临时性的《补偿骚动损失法案》。当上议院在一八八〇年七月否决这个法案时，爱尔兰立刻以恐怖行动作出反应。在那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里，发生了两千多起暴行。帕内尔建议他的追随者“象过去‘隔离’麻风病患者那样”对待违反农民法律和习俗的人，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这是一件新式的斗争武器。在首先受到这个武器打击的人当中，有土地经纪人博伊科特上尉，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 译者注：此名即英语中“抵制”一词(Boycott)。 ] 。土地联盟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很大成就。美国和澳大利亚提供的基金源源而来。由于土地联盟有效控制的地区大于都柏林城堡的政府当局所控制的地区，收回租地的现象在爱尔兰几乎杜绝了。
然后，政府决定打击恐怖活动并改革土地法。一八八一年三月通过了《强制条例》，用莫利的话说，它授予爱尔兰总督“随意逮捕人和任意监禁人”的权力。在讨论强制议案时，帕内尔竭力采取抵制政策。他在下议院的目标是要利用议会程序无章可循而以习惯为依据的状况，使政府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从一月三十一日到二月二日，下议院连续开会达四十一小时之久，后来议长武断地“提出了”下议院“休会”的问题，会议方告结束。根据他的提议，会议通过了停止辩论的决议，从而初次打破了议会的传统程序。
继《强制条例》之后，政府立即颁布了《土地法》，几乎对爱尔兰人的全部要求作了让步。《土地法》的内容主要有三点，即由土地法庭确定合理的租金，交纳地租者对土地有长期的使用权，佃户可以自由出售产品。这些规定远远超出了爱尔兰人的要求，可是帕内尔以为能够迫使格拉德斯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而在爱尔兰血统的美籍极端主义者的推动下，开始干扰新建立的土地法庭的工作。政府没有办法，只好根据《强制条例》的规定将他逮捕。那是十月的事情。当他听到谁会接替他的问题时，他回答说“穆恩莱特上尉”。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凶杀等罪行成倍增加。一八八二年春，格拉德斯通认识到，强制政策已经失败了。
同时，帕内尔希望早日出狱。爱尔兰的极端派活动取得进展，因此他必须重新掌握领导权。于是，他和政府在四月达成了所谓“基尔梅嫩协定”，他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制止暴力和恐怖行动，政府将颁布《欠款条例》，帮助那些由于欠地租而不能受益于《土地法》的佃农。主张奉行强制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W．E．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考珀勋爵辞职，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斯潘塞勋爵取而代之。帕内尔和他的两名追随者在五月二日获释，实现和平的可能性似乎终于出现了。可是，这个广阔的前景被一个可怕的事件破坏了。五月六日，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乘船到达都柏林。数小时后，他和助理大臣伯克在菲尼克斯公园散步时双双被杀。刺客属于所谓“无敌者”组织，他们暗杀的对象是伯克。他们并不认识弗雷德里克勋爵，杀死他是因为他企图保护伯克。英格兰感到震惊，于是强制派益发振振有辞，立即和解的希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格拉德斯通尽力从失败中挽救他的政策。此时他认识到，帕内尔是爱尔兰的约束力量，只有同他合作，才有希望实现长期的和平。内阁里只有一、两名大臣有这样的看法。帕内尔也愿意等待时机。于是，爱尔兰出现了三年相对安定的局面。
我们现在谈谈一八八五年的事情。六月八日，政府的预算修正案未能通过，格拉德斯通立即辞职。这是自由党内部的不满和分歧造成的结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爱尔兰议员投票支持保守党。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对帕内尔说，如果保守党建立政府，一定会停止强制政策。这个保证足以改变爱尔兰人的立场。在犹豫一阵之后，索尔兹伯里勋爵排除困难，建立了在下议院占少数的保守党政府。伦道夫勋爵出任印度事务大臣，他的宿敌诺思科特进入上议院，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成为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领袖。最重要的是，卡那封伯爵受命为爱尔兰总督。人人皆知，卡那封赞成自治政策。他于八月一日在格罗斯维纳广场的一所房子里同帕内尔会谈，使帕内尔感到，政府在考虑一项自治措施。鉴于人选已经临近，帕内尔必须作出抉择。他通过自己的情妇奥谢夫人，把保守党的立场告诉格拉德斯通。格拉德斯通回答说：“正确地说，我不想针对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立场作出任何相反的允诺。”其实，格拉德斯通此时已经转而赞成自治政策，不过不拟同帕内尔讨价还价，而是准备把这步行动留给索尔兹伯里。
选举在十一月开始时，帕内尔由于未能从格拉德斯通那里得到予以支持的明确保证，下令不列颠岛上的爱尔兰人投保守党的票。在这次选举中，爱尔兰并不是重要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上一届政府未曾取得令人满意的政绩。此外，张伯伦自定的激进纲领也是一个问题。选举结果很不理想。自由党在自治市里丧失了一些席位，但在郡里稍有收获，因为在郡里刚刚获得选举权的工人支持他们。在新的下议院里，自由党比保守党多八十六个席位。但是帕内尔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追随者队伍由于爱尔兰各郡实行《改革法案》而有所扩大，正好拥有八十六个席位。形势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的那样，“处于低潮，就是说，保守党＋帕内尔派＝自由党。”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德斯通仍然希望，帕内尔派同保守党的联盟将坚持下去，自治不会遭到上议院的过分阻挠，而将以法律形式得到认可。格拉德斯通对解放天主教徒、废除《谷物法》和颁布第二个《改革法案》等先例记忆犹新。帕内尔通过奥谢夫人提出一系列问题。格拉德斯通回答说，自由党如果在政府宣布政策之前采取行动，将是错误的。他在十二月遇见了索尔兹伯里的侄儿A．J．鲍尔弗，于二十日写信对他说：“我深信，这个问题只有政府才能处理，从社会利益出发，我特别希望由现政府处理。”保守党人对这封信抱着轻蔑的态度。几天前，格拉德斯通对自治的态度被他的儿子赫伯特公开透露出去，政局因此有所变化。这只“哈瓦登 [ 译者注：威尔士地名，格拉德斯通的家乡。 ] 风筝”放出后，人们看不见的、一直在政治旋涡里激烈斗争的各种力量立刻浮上了水面。格拉德斯通小心避免的自由党分裂局面成为现实。辉格党人早已因激进派权力的扩大而产生离心倾向，他们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保守党人感觉到，格拉德斯通的突然转变将使他们获得好处，他们的态度因此强硬起来。他们同辉格党人可能携手联合的说法早已四处流传。对于帕内尔来说，这种结局是一场灾难，他的支持使保守党人多得了三十个席位，这是给敌人的赠礼。
格拉德斯通的希望是否有意义，还值得怀疑，卡那封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保守党或政府。他同帕内尔的接触只是试探性的，政府并没有因此承担任何义务。索尔兹伯里在这次激烈的竞选中得到爱尔兰人的选票，自然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他笃信新教，热烈拥护统一事业，忠于地主和那些支持保守党的少数爱尔兰人，所以他不会认真考虑爱尔兰自治的问题。皮尔或格拉德斯通的那种感情在他心里比任何人都少。而且，他也没有使党派分裂的那种热情。
一八八五年圣诞节时，局势终于明朗化了。卡那封在元旦辞职。一月二十六日，索尔兹伯里政府宣布，它将提出一个最严厉的《强制条例》。格拉德斯通没有和同事商量，毫不犹豫地在“女王演说”修正案的表决时挫败了政府。毫无疑问，新政府将赞成爱尔兰自治，因此哈廷顿和其他辉格党领袖拒绝参加政府。这大概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格拉德斯通对待张伯伦的态度欠妥，因而使实现自治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在全国人的眼里，张伯伦在自由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格拉德斯通。可是，格拉德斯通过分地低估了张伯伦的重要地位，不让他担任殖民大臣，而是派他担任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张伯伦对爱尔兰的看法在前一年有了迅速变化。他认为爱尔兰人转到保守党的立场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因而失去了对帕内尔的信任。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被中间人奥谢上尉所毒化，此人是帕内尔的情妇之夫。张伯伦反对关于自治的任何宏伟计划。要想使他转变立场，需要格拉德斯通用尽各种策略和说服力，可是格拉德斯通没有这样做。他起草《自治条例》时没有同张伯伦协商，也不理睬张伯伦的地方政府改革计划。三月二十六日，张伯伦辞职，成为格拉德斯通的死敌。
格拉德斯通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八日把《自治条例》提交下议院，他的讲话长达三个半小时。他说，《自治条例》的宗旨是在爱尔兰伸张正义，使她的人民获得自由。这是一次动人的演说，即使在格拉德斯通的辉煌的议会生涯中也是十分精彩的片断。他呼吁人们支持自由党的自由原则和自治原则，引起了强烈的反感。他在政策方面的突然转变，他为了继续执政而对爱尔兰选票的依赖，还有人们对爱尔兰暴行的惨痛记忆，这一切都加深了政敌的恐惧和偏见。由于掺杂了种族、宗教、阶级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感情，格拉德斯通的论点难以使人理解，而且受到驳斥。格拉德斯通的强烈道德观念在敌对的一方引起了反响，对方认为他是一个伪君子，甚至比伪君子更坏。他突然开始了一场破坏性的改革运动。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问道：“为什么呢？只是为了匆忙满足一个老年人的野心而已。”
《自治条例》提交国会两个月以后，在二读时遭到否决。九十三名自由党人投票反对政府。格拉德斯通面临着困难的抉择。他可以辞职或解散国会。他决定走后一条路，单就爱尔兰自治问题进行新的竞选。他的热情和干劲都不足以战胜反对他的强大力量。在新的下议院里，保守党占有三百一十六个席位，自由党反对自治派有七十八个席位，而格拉德斯通只控制一百九十一个席位，同他联合的帕内尔一派有八十五个席位。格拉德斯通立刻辞职，索尔兹伯里再次上台。
保守党从此将掌权达二十年之久，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例外。从一八三〇年开始的自由党统治时期结束了，其原因是它反对社会改革以及格拉德斯通突然转而赞成自治政策。自由党面临着暗淡的前景。由于奉行英格兰选民所不欢迎的政策，它失去了自己的右翼。同时，在主张改革的年轻领袖当中，它也失去了一位首屈一指的佼佼者。保守党人在一八八〇年前途渺茫，如今却面临着光明的未来。他们过去怀着畏惧的心情把自由党人视为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而如今这些人已经败在他们的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