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默斯顿·第五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帕默斯顿年逾古稀，仍在主持国政。除了托利党组阁的一小段插曲之外，他在一八五五年以后的十年里始终是英国首相。同俄国签订和约以后，他很快就遇到了另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也发生在东边，所不同的是在亚洲。
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下自得其乐，伦敦政府只是略加监督而已。有些议员和其他人士批评东印度公司，但他们的批评对公司的行动毫无影响。突然，反抗英国统治的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爆发了。
在某些方面，印度暴动对英国的影响超过了克里米亚战争，它为大英帝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在动乱结束以后，不列颠有意识地逐渐成为世界大帝国。这次反抗运动的根源由来已久。十九世纪初，英国的新一代文武官员来到印度。他们生活简朴，秉性正直，笃信基督，具有使次大陆基督教化和欧化的理想。他们在那里曾一度开创了成功的前景。迄今为止，英国人对待印度如同罗马人对待帝国行省那样，在宗教方面采取中立政策，在教育方面则毫无政策可言。团队为敬奉印度教的神祗而游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节日同样受到社会上的庆祝。但是，英国的传教热再度兴起，对异教的尊重逐渐为迫使异教徒改宗的愿望所替代。有一个时期，比较开明的印度教观点似乎可以接受基督教的一些内容，于是寡妇自焚、杀害商旅和溺死女婴的现象受到禁止。当麦考利担任印度总督的参议会成员时，总督主要根据他的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印度上层人士和富有阶级能够接触到英国的文化。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导致了这次反抗运动的爆发。
英国人遭受的一系列失败和挫折是导致这次暴动的直接原因。俄国对印度的威胁开始使英国人感到不安。有人认为，俄国军队能够强行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直捣印度河流域。这是极大的夸张，不过在当时似乎确有这样的危险。一八三九年，英国人接到一小股俄军侵入阿富汗边缘地区的消息，便向喀布尔派出一支英军，并挑选一人充当阿富汗国王。这步棋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阿富汗全国奋起抗英。一八四一年十二月，英国人得到可以安全撤走的允诺，于是四千多英国驻军同将近三倍的妇孺和随军谋生的阿富汗人，开始在冰天雪地之中经过山口撤退。这个诺言遭到践踏，撤退者几乎全被杀死或俘虏，只有一人在一月十三日逃回印度。英国人在第二年又前往讨伐，报了前一年的背信弃义之仇。但是，欧洲军队的名声深受损害，这次大屠杀的消息传遍了次大陆。
不久，印度人在当时印度最北部的旁遮普省遭到失败。好斗的锡克教教徒长期控制着该省，他们是一个经过改革的印度教教派，禁止吸烟，必须留着过腰的长发。一直约束他们的领袖兰季特·辛格死后，他们跃跃欲试，听到阿富汗人抗击英国人的消息更是受到鼓舞，决心碰碰运气，去进犯东印度公司的地盘。一八四五年，他们渡过交界线上的苏特里杰河，在德里以北二百英里处被英军击退。英国人在那里建立了摄政团。三年以后，锡克教徒企图推翻摄政团。双方在该省的奇利安瓦拉村进行了激战，三个英国团队丢失了军旗。不久以后，英军打垮了锡克人的军队，一雪失旗之耻。约翰·劳伦斯和亨利·劳伦斯平定了旁遮普的局势，这两个著名的兄弟足智多谋，在那里拥有绝对权威，不受东印度公司的限制。他们迫使地主们立下三条誓言，他们说：“不许你们烧死寡妇，不许杀死你们的女儿，不许活埋麻风病患者。”他们把驰名于世的印度大钻石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并使该省令人生畏的斗士们对英国王室产生了敬仰之情，这种感情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的部下，即后来以德里解放者的英名永垂青史的约翰·尼科尔森，甚至被旁遮普省的一些人奉若神明。在印度的其他地区，不明情况者和持敌对态度者在后来的动乱中把“记住奇利安瓦拉战斗！”当作他们的战斗誓言和血腥口号。
这个时期是英国在印度满怀信心地进行扩张的时期。扩张活动主要是由当地的英国人进行的，他们的行动并非统统得到国内的赞赏。英国人经过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吞并活动，完成了在印度的扩张。人们以前一直认为，夺取印度河下游的信德是控制西北沿海地区的必要条件。信德被查尔斯·内皮尔爵士所征服，他曾参加拉科鲁尼亚战斗和一八一二年的美国战争。英国杂志《笨拙》对这次征服行动作了冷嘲热讽的报道，说他发电报报告这次战斗时只用了“伯卡维”这个词(拉丁文，意即“我犯了罪”)。内皮尔对这种报道满不在乎，继续以绝对权威实行开明的统治。他以简单的手段对付烧死寡妇的做法，在每个柴堆旁立起一个绞刑架，并且说：“如果有人活活烧死妇女，我们就绞死他们。”信德也象旁遮普一样，保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英国吞并的另一个地区是在孟加拉边界的奥德，一个印度国王长期压迫那里的人民。达尔胡西侯爵在三十五岁时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确信英国的统治和技术给印度带来了好处。在八年的任期里，他运用“绝嗣领土归公论”，把一些公国并入东印度公司的版图。根据这条原则，印度统治者死后如无本族继承人，他的领土便被没收。印度的习惯允许收养的继承人继位，这个惯例此时遭到禁止。达尔胡西在奥德省发表坦率的言论，他明确宣布：“如果英国政府支持一个给千百万人带来苦难的政权，它在上帝和人类面前是有罪的。”他在一八五六年废黜了奥德的统治者，接管了奥德省。第二年便爆发了这场反抗运动，引起这次动乱的罪责大部分推到了达尔胡西的头上。
东印度公司的孟加拉军队早已声名狼藉。它的兵源主要来自北方，其中大部分是出身高贵的印度人。这样的军队难以管理。婆罗门士兵不服从出身低贱的军官和军士，一个人在团队里的权力和影响往往取决于他的宗教地位，而不是取决于他的军内职务。公司里的英国军官也多半不称职，因为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之辈都愿意调到比较有前途的行政领域。留在团部工作的许多军官脱离士兵，而且不想改变自己的队伍状况。公司需要派军队同缅甸作战。如果军队渡海出国，他们就失去了社会地位。但是，达尔胡西终于招募到可以在世界任何地区作战的新兵。部队在津贴的问题上怨言纷纷，其他与军事骚动无关的事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铁路、公路、驿馆、电报和学校开始向农村发展，引起人们的担心。许多印度人认为，这些事情威胁着一个古老社会的存在，因为这一社会的核心结构和精神支柱是严格而不可改变的种姓制度。他们说，如果人人都使用同一条铁路，同一所学校甚至同一条公路，那么种姓制度怎能保持呢？印度王公们对最近的吞并活动感到不安和不满。禁止寡妇自焚的行动激起了印度人的仇恨。到处传说英政府要强迫印度人改信基督教。由于在阿富汗遭到的不幸以及同锡克教徒战斗时的伤亡，英军无敌的威力受到怀疑，以致印度士兵认为自己和欧洲军队不相上下，或者比他们更强。因此，接替达尔胡西的坎宁勋爵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他到达印度刚刚一年，便有一种新的子弹开始使用，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在普拉西战斗一百周年之际，恩菲尔德式步枪的子弹上涂着猪油和牛油的传闻不胫而走。穆斯林忌食猪肉，印度教徒禁吃牛肉。这些子弹在装入枪膛之前必须用牙咬一下，这样，信奉这两种宗教的印度士兵就都受到了侮辱。这些传闻有些根据，虽然在印度的达姆达姆兵工厂从未使用过牛油，而伦敦的伍尔维奇兵工厂确实使用过。士兵的怨言一传出，带有油迹的子弹就不发放了。可是，有关猪油和牛油的消息在一八五七年春传遍各团，士兵情绪波动不已。驻防密拉特的一些骑兵在四月拒绝接受子弹而受到军法审判，被监禁起来，五月九日在公开场合被剥去了军装。一名印度军官向上司报告说，印度士兵策划劫狱。上司不相信他的报告。第二天晚上三个团哗变，他们打开监狱，杀死英国军官，然后向德里进军。
东印度公司无力阻击他们。在旁遮普以南，只有不到十一个满员营和一些辅助部队，总共约有四万英国士兵分布在辽阔的半岛各地，而且没有临战准备。印度叛军比他们多四倍，掌握着大多数大炮。炎热季节已到，路途遥远，车辆不足，当局缺乏准备。然而，当英国人力量薄弱，印度可能再度陷入它经过努力才逐渐摆脱的混乱状态和流血斗争之时，大多数居民却无动于衷，也没有任何印度统治者参加叛乱。在东印度公司控制的三个军中，只有孟加拉军受了影响。尼泊尔籍士兵协助镇压叛乱，旁遮普保持忠诚，那里的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仍然尊重已经解除武装、狼狈不堪的团队。恒河流域成为动乱的中心。
起初局势发展很快。两名英国军官和六名士兵守卫着德里的弹药库，他们血战到底，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将它炸毁。叛军见到欧洲人就杀，他们抓到年事已高、靠东印度公司的年金过着隐居生活的德里国王，宣布他为莫卧儿大帝。这个策略未能奏效，几乎没有穆斯林起来响应。局势停滞了三个星期，然后叛乱扩大了。英国军官不相信部下会背叛他们，许多军官遭到杀害。在奥德边界的坎普尔，驻军离开要塞去守卫公路。他们信任一个印度统治者的养子那那·萨希布。他已被剥夺继承权，但仍拥有实力。英国人的看法错了，他们已经灾难临头。亨利·劳伦斯在首府勒克瑙建立了总督官邸，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英勇防御。同时，英国人看出德里是叛乱的中心，便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占领了俯视德里的山梁。这支军队兵力不足，无力进攻。他们有三千人马，其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在盛夏的烈日之下，他们在这个五十英尺的制高点上坚持了几个星期，与二、三十倍的敌人遥相对峙。八月初，尼科尔森带着援兵从旁遮普赶到，他们三个星期以来日夜赶路，每天行军近三十英里。英国人受到鼓舞，在九月十四日发动进攻。经过六天巷战，他们攻克了德里。尼科尔森在巷战中阵亡。可怜的德里国王被送往缅甸，他的两个儿子身陷囹圄，由于发生营救行动而被立即枪决。这一行动使印度人产生了新的怨恨。
坎普尔发生了残酷的屠杀。九百名英国人和亲英的印度人，其中近半数是妇孺，被那那·萨希布率领的三千印度士兵围攻了二十一天。六月二十六日，他们得到安全撤出的保证。他们要乘船离开时遭到射击，男人统统被打死，幸存的妇女和儿童被投入监狱。七月十五日夜晚，在印度长期过着戎马生活的亨利·哈夫洛克爵士率领的援军离坎普尔已经不到二十英里了。那那·萨希布命令士兵屠杀俘虏，士兵拒不从命，手是，五名刽子手将俘虏统统砍死，把尸体扔进一口井里。哈夫洛克在两天以后赶到坎普尔，一个目击者在很久以后写道，“如果基督教的哪位主教和我一起目睹那次大屠杀的惨状，我可以断定，他一定会拔剑出鞘的。”英军开始在那里和其他地方进行无情的报复。叛乱者有时被贴近身边的大炮活活炸死，或者他们的躯体被缝在牛皮和猪皮里。
叛军扑向勒克瑙。这里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亨利·劳伦斯指挥的一千七百人当中将近半数是忠诚的印度士兵，他们在总督代表的官邸抵挡着六万叛军的进攻。奥德地区同印度大多数地区不同，居民也参加了反抗运动。守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九月二十五日，哈夫洛克和乌特勒姆冲进要塞，但也陷入重围。数日之后，哈夫洛克由于过度疲劳而死亡。十一月，帕默斯顿勋爵任命的新总司令科林·坎贝尔爵士解了勒克瑙之围。坎贝尔参加过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而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功勋卓著。坎普尔面临着新的威胁，他只好前往援救。乌特勒姆得到一些援兵，继续坚守勒克瑙，该城直到翌年三月才彻底解围。那那·萨希布下落不明，他在喜马拉雅山的密林中永远消失了。
其他地区的叛乱更加迅速地遭到镇压。在收复德里以后，所谓全国性暴动的说法便难以成立了。印度中部的战斗持续到一八五八年底，虽然是零星的，却很激烈。由于宽厚而被讥讽为“仁慈”总督的坎宁在十一月一日宣布，维多利亚女王是全印度的君主。实际情况也是如此。第一任代表国王的总督坎宁，是著名的外交大臣和首相坎宁的儿子。东印度公司早已不是贸易机构，它的统治权被彻底解除，这是德比和迪斯雷利的短期保守主义政府努力的结果。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以后，克莱夫向皮特提出的建议终于为英国政府所采纳。从此再也不会有吞并活动，不会签订辅助性条约，也不会再发生内战。人人得到宗教自由和法律平等的保证。二、三十年以后，印度人仍然频频回顾维多利亚女王在一八五八年的声明，视之如同大宪章。
对这次印度叛乱的规模不应估计过高。四分之三的军队没有参与叛乱，英管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受到影响。印度士兵以前也发动过叛乱，而这次叛乱的主力在数星期之内便被镇压下去。这场动乱并非全国性运动，也不是后来某些印度作者所说的争取自由的爱国斗争或独立战争，次大陆居民组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主张和理想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英国人和印度人犯下了可怕的暴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从此逐渐加深。十八世纪的悠闲气氛荡然无存，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及其以前的传教热情和改革热潮也已消失殆尽。英国人再也不把印度当作“家园”，也不把自己视为应召前来拯救芸芸众生的神圣使者。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变得公正而干练。社会有了很大进步，物质条件也大有改善。边界受到保卫，到处洋溢着一片安定的气氛。饥荒已经消灭，人口大量增长。印度军队得到复兴和改编，它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英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那次叛乱期间的野蛮暴行和报复行动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怨尤。
这些事件在印度发生之时，英国的政局仍然混乱不堪，许多问题错综复杂。皮尔转到自由贸易的立场上，这个行动捣毁了他所促成的党派阵营。在后来的二十年里，英国相继组成了一届届混合政府。迪斯雷利和德比击败皮尔以后，发现要想把托利党内贸易保护派的残余势力组成一个有力的政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格拉德斯通等正在崛起的人物仍然坚持皮尔的立场，虽然迪斯雷利至少有一次极力劝说格拉德斯通进行合作，他们却坚决不同迪斯雷利等人来往。如果这两个将要先后担任首相的仇敌此时能够携手合作，那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以拉塞尔和帕默斯顿为首的辉格党人感到，他们的主要目标早已实现了。帕默斯顿愿意改进政府工作，但并不想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拉塞尔希望进一步改革选举制度，不过这是他的政策之极限。二者都把自己当作有幸领导的那个制度的保护人。就这个态度而言，这两位领袖大概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普遍看法是一致的，帕默斯顿尤其如此。在这些年里，激进主义在选民中没有市场。全国各地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激烈的政治波动也随之停止了。端庄和服从成为社会的时尚。绅士仍然受到敬仰，但白手起家的人也颇受尊敬。塞缪尔·斯迈尔斯所提倡的勤奋自助的原则，在中产阶级和许多工匠中间受到广泛的欢迎。人们吸取了宪章派失败的教训，开始认识到教育体力劳动者比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为重要。许多体力劳动者也同意这个观点。这一切使人产生了安定的印象，因而也有了逐渐前进的感觉。
种类繁多的教派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数百万人经常到教堂做礼拜，他们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赤贫者少一些。宗教争论至为激烈，有时甚至十分刻毒，不过这种斗争仅限于口头上，为宗教而进行内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养成了容忍的美德，不过容忍并不等于漠不关心。教会、教派和它们的会众互相攻讦，有时进行激烈的攻击。当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重建主教制度时，伦敦出现了混乱和强烈的抗议声，但没有发生骚乱。
十九世纪初，低教会派的热情和牛津运动了 [ 译者注：主张在英国教会中恢复天主教教义和仪式、反对自由运动的一次运动，约在一八三三年发生于牛津大学。 ] 的崇高理想唤醒了沉睡的英国国教。低教会派和高教会派极力以娓娓动听的学说影响人们的思想。英国教徒中约有半数是国教徒，其他教派的影响有所扩大，卫理公会、洗礼派、长老派、公理会和唯一神教派都有许多信徒。天主教徒恢复公民权以后，英国的天主教会开始复兴，并且加强了力量，吸收了一些高教会派教士，其中包括约翰·亨利·纽曼。此人是个敏锐的思想家，后来晋升为红衣主教。
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人们的宗教感情从来没有如此诚笃，也没有如此普遍。但思想家们也被新出现的进化论所吸引，这一理论在科学家的工作中孕育已久。查理·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此书问世之后，那些不大相信《圣经》中关于万物起源的说法的人们更加感到疑惑不解。进化论及其强调的有关世上生物适者生存的原理，有力地加强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乐观情绪，使人们进一步加深了人类必然不断前进的信念。
在英国同胞的心目中，帕默斯顿似乎反映了他们的健康希望。他对外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严惩不贷，他的爱国精神加强了国民的自信心。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贝特亲王有时对这种精神并不满意，他们对他不经禀报就发出措辞激烈的信件的做法怀有反感。尽管帕默斯顿言词强硬，有时行动轻率，但他却希望在欧洲保持和平。因此，他所支持的外国民主运动也常常引起他的不安。
在这些年里，欧洲最大的运动是意大利统一运动。在一八五九年和一八六〇年，意大利人民的这一宿愿终于部分地实现了。意大利人以割让尼斯和萨瓦为代价换取拿破仑三世的军事援助，而这位法国皇帝从奥地利人手中得到伦巴第以后，便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的盟友，这是人人皆知的史实。威尼斯尚未收复，更有甚者，法国军队保护着罗马教皇国家的残骸，使意大利人整整十年未能收复他们名正言顺的首都。许多意大利小国相继赶走外族统治者，形成统一的君主制国家，这个局面在英国受到普遍的欢迎。加里波的 [ 译者注：意大利爱国者及将军(一八〇七－一八八二)。 ] 和他领导的数千义勇军，以异常迅猛之势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推翻了积怨甚多的波旁政府，在伦敦成为众人称颂的英雄。帕默斯顿和外交大臣拉塞尔欢迎这些大胆的行动，同时，他们又怀疑拿破仑三世的意图，担心会爆发更大的战争。因此，他们奉行着欢迎而不介入的政策。这两位辉格党元老欢迎意大利新政府实践一六八八年英国革命的原则，这是他们的基本观点的集中体现，拉塞尔在下议院把加里波的比作英王威廉三世，史册中没有说明意大利人对此作何反应。
在国内的政治事务中，英国政府表现出严重的自满情绪。帕默斯顿同以前梅尔本一样，不赞成采取过多的立法行动。他以性情温和、看法实际而著称。小说家特罗洛普说得好，他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根本不考虑目前不需要或不实际的任何事情”。比较年轻、较有进取心的下院议员不欢迎他的这种务实看法。反对派成员迪斯雷利愤怒地对十八世纪的这个最后一位政治家发泄出他的轻蔑和不满情绪。有一次，迪斯雷利在下议院说：“他对外制造纠纷，采取好斗政策，以求得国内的安定，保护国内的统治，因此造成入不敷出、税收加重和社会停顿的局面。他的行动方针毫无政治原则，在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他能博取信任的唯一本钱便是他自己的名字。”皮尔的信徒和追随者们对此也同样感到失望而无可奈何。只要政权仍然掌握在帕默斯顿、拉塞尔和辉格党贵族手里，就没有希望向皮尔的信徒所向往的自由目标前进。西德尼·赫伯特在暂时下野时说：“辉格党人对贵族的迷信是无法消除的。我看不出混乱的反对派能够组织一个有力的党派，更不用说他们能够组织政府了。他们群龙无首，矛盾重重，互相排斥。辉格党贵族似乎筋疲力尽，这个党没有后起之秀，但又对元老们怨言纷纷。精明能干的中年商人们没有得到任职的优先权，因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托利党的处境也同样不妙。他们的名义领袖是德比勋爵，他善于雄辩，认为政治是强加在他这个阶级头上的苦差事。他的真正兴趣是赛马，并曾经出色地翻译过荷马的作品。迪斯雷利成为托利党的下院领袖，他为了争取权力而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一个犹太人竟然能够领导一批乡绅，这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实属奇闻。《谷物法》废除以后，保护措施不仅消失，而且象迪斯雷利所说的那样，受到咒骂，于是他和德比决定放弃该党的这条方针。探索新政策是一个漫长、艰苦而令人沮丧的过程。同时，迪斯雷利还必须充当德比的助手。他们在一八五二年和一八五八年上台执政，但任期奇短，碌碌无为。迪斯雷利不只一次试图同激进派联合，向他们保证反对军备和好斗的外交政策。他甚至宣布，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激进派的主要代言人约翰·布赖特并不抱幻想，这个精明的贵格派教徒是欺骗不了的。他说：“迪斯雷利先生可以说是在为托利党变魔术。要是在印第安人当中，他会被称为巫医的。”这样，迪斯雷利的计划就落空了。在碰壁以后，他又开始攻击辉格党人。他确信，打垮他们的唯一办法是进一步扩大选举权，以便把可敬的工匠吸收到选民队伍中来，同敌对的中产阶级抗衡。于是他耐心地劝说德比及其同僚。在青年时期，他梦想统一贫富两个阶级，他的小说《希比尔》反映了这一梦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比较实际的托利党民主原则逐渐地表现出来，但要想使人们接受迪斯雷利的观点还要很长的时间。
皮尔派介于辉格党和德比的托利党之间，其中最知名的是威廉·格拉德斯通。他在一八三二年进入国会，当时是坚定的托利党人，后来朝着自由党阵营进行了漫长的探索。皮尔的逝世摧毁了他对托利党原则的忠诚，他开始摸索新的道路。他是在西印度群岛拥有奴隶的一位利物浦富商的儿子，同老上司皮尔出身于同一个阶级，也同样相信自由贸易的新观点。他虽然享有善于行政管理和雄辩的盛名，而和他同时代的人却认为他目光短浅，缺乏原则。然而，正如帕默斯顿所料，他已开始意识到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能量。帕默斯顿说：“他堪称为人民的一员，他希望同人民融为一体，具有宗教热情，并以自己的智慧使这种热情对别人产生强烈的影响。”格拉德斯通对神学至为关心，但比同僚们更了解新选民的想法，比皮尔更懂得党派的作用。“他表里不一”——这就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他象迪斯雷利那样，地位升迁缓慢。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他任财政大臣，后来下野。他没有过早地达到权力的顶峰，实属大幸。皮尔就是由于过早担任要职而垮台的，因此未能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长期的等待使格拉德斯通益发自信。
一八五九年，五十岁的格拉德斯通加入辉格党的阵营，从而结束了长期的探索。一个外交政策问题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不久他却再度集中精力从事财政工作。他在帕默斯顿手下担任财政大臣，开始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他在下议院就预算问题多次发表精彩的演说，有条不紊地处理行政事务，同法国签订了开创自由贸易新篇章的贸易条约，要求紧缩军事开支。他在这个问题上同首相发生了矛盾。他主持的财政工作成就卓著，三个非常成功的预算减少了税收。贸易迅速发展。谁将取得党内领导地位的问题不久便现出端倪。一八六五年，八十一岁的帕默斯顿逝世。他在临终时说道：“格拉德斯通即将为所欲为了。只要他继任我的职务，我党将作出奇怪的举动。”帕默斯顿的这番话颇有道理。十八世纪随着他的去世而消逝了。维多利亚统治的后期需要一位新领袖，这位领袖终于出现了。当格拉德斯通再次出现在选民面前时，他在演说的开头这样说道：“朋友们，我终于来到了你们中间，而且不再受任何限制了。”但辉格党人还在犹豫不决。格拉德斯通象迪斯雷利那样，想把选举权扩大到劳动者中间，因为他急于获得新选民的支持。他说服拉塞尔政府提出一项《改革议案》，但是内阁意见不一，终于全体辞职。德比和迪斯雷利组成少数派政府，维持了两年半的时间。
迪斯雷利抓住时机，于一八六七年提出新的《改革议案》。他对这个议案进行了巧妙的删改，以迎合他所领导的下议院的愿望。选区重新进行了有利于工业城市的划分，选民增加了近一百万，大约增加了一倍。托利党人看到实际数目大大超过他们的计划，感到紧张。在许多市镇，劳动者阶级将在选举中构成多数票，德比说这是“不顾后果的行动”。刚刚发生的美国南北战争似乎并非争取民主的良好办法。甚至激进派也惴惴不安，因为他们不知道未受教育的群众究竟会采取何种行动。这片疑云马上就消散了。帕默斯顿死后立即通过的第二个《改革议案》，在英国的政治领域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都开始显现出来。银行家兼经济学家沃尔特·巴奇霍特说过：“一个实行党派政治的国家恰似美洲的一片大森林，只要你砍倒一些树木，新树便立刻破土而出，取而代之。”一八六八年二月，德比辞去党内的领导职务，迪斯雷利终于成为首相，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达到“滑腻的竿子的顶端”。他被迫举行大选，举足轻重的新选民支持他的政敌，已经成为自由党领袖的格拉德斯通组成了皮尔时代以来最巩固的一届英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