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自由贸易·第三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一八三零年，欧洲的良主势力又开始抬头。法国发生了七月革命，建立了奥尔良王族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革命党人菲利普·厄加利代的儿子。
菲利普·厄加利代曾投票赞成处死他的表兄路易十六，后来自己也被砍了头，路易·菲利普比他父亲明智正直，因而保住了十八年的王位和自己的性命。巴黎的事变鼓舞了比利时人，他们奋起反对一八一五年和约迫使他们加入的尼德兰王国。英国为在和约中写进这一条款发挥了重要作用，她的一贯政策是支持低地国家的独立，防止其中任何一省落入某个强国的控制之下。二十世纪的人们自然清楚地记得，有几次大战是以这一点为主要目标的。一八一五年，组成扩大而统一的尼德兰国家似乎是可取的尝试。它终于实现了伊丽莎白时代奥朗日亲王威廉的梦想。然而，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在语言、宗教和贸易利益方面都不一致，这些是难以逾越的障碍。比利时人要求自治，进而要求独立。经过广泛的外交活动之后，双方最终找到了和平解决的途径。同时，德意志和波兰也发生了一系列暴动。梅特涅和神圣同盟控制的欧洲受到强烈震动，不过尚未崩溃。
欧洲大陆上的这些以和平方式为主的民主运动在英国受到热烈欢呼，它们的发展受到密切的注视。只有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似乎抱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政府担心法国会吞并比利时，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王国，由某个法国王子统治。这种忧虑是颇有理由的。有人甚至怀疑威灵顿打算以武力恢复尼德兰王国，此论实属无稽之谈，因为维护和平是他的主要目标。反对派乐于把他并不承认的意图加在他的身上，而这些谣传足以引起一阵波动。乡村和农庄里的贫穷状况早已在英格兰东南部引起暴动。在不断发展的城镇里，不满情绪使业主和工人采取了政治行动，似乎就要发生骚动、动乱甚至革命，而实际上来临的却是一次大选。
辉格党人在大选中有所收获，不过并未取得举足轻重的多数。辉格党领袖是格雷伯爵，他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有人为争取实现某个重大改革徒然地奋斗了四十年，直到晚年才得以实现这个目标，这样的人实在寥寥无几，格雷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于一八〇六年在福克斯内阁中短期任职。从小皮特上台开始，他不仅长期在野，而且几乎不想进入内阁。如今他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他是个地主，认为参与政治是迫不得已的社会义务，觉得庄园生活胜过参加国会会议。他仔细研究了大陆上的动乱，发现它们并不象威灵顿想象的那样可怕。他对国内问题的看法也比较客观。他和他的同事们看到，滑铁卢大战之后动摇英国的震波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在国会里没有代表的中产阶级，他们家产殷实，受到法国革命的民主观点之影响，值得尊敬，他们渴望政治权力，然而奉公守法，另一方面是满怀怨恨而更为激进的劳动者，他们深受战争及其后果所造成的经济混乱之苦，公开发表暴力言论，甚至准备使用暴力。如果辉格党同中产阶级联合起来并能适当扩大选举权，那么就可以解决问题，至少可以应付一时的局面。格雷为执行这个方针而制定了计划。贝德福公爵的儿子约翰·拉塞尔勋爵对他表示支持，此人容易冲动，对抽象的自由事业忠贞不渝，而不顾具体的后果如何。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觊觎权柄的亨利·布鲁厄姆，他是个年迈的政治家，由于支持卡罗琳王后而闻名于世。他有许多新观点，同激进派领袖和一些报纸的编辑交情甚笃。
国会在十一月召开会议。有些人希望，托利党人在天主教徒解放的问题上会坚持原来的立场，并且为了维护旧制度而主动改革选举权。一些托利党人认为，扩大选举权会加强新教徒的力量。其他人同主张改革的群众组织保持着联系。威灵顿则反对改革，他对上议院说：“至于扩大议员的代表性，我从来读到或听到任何能使我感到满意的措施……我确信，我国目前的立法机构能够满足一切正当立法活动的需要，它的作用超过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届国会。……目前它所代表的人包括我国庞大的有产阶级，其中地主阶级有着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想提出人们设想的任何措施。”他坐下后向外交大臣阿伯丁勋爵问道：“我没有说得太多吧？”外交大臣没有正面回答，他后来叙述此事时简单地提及威灵顿的意见说：“他说我们要下台了。”
威灵顿希望辉格党人内部混乱而无力组织政府，可是他自己的托利党内部则更加混乱。坎宁的追随者不愿再同托利党“元老派”保持联系，转而同辉格党人携手合作。两个星期以后，托利党人竞选失败，威廉四世国王责成格雷组阁。除了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外，辉格党人已经在野近五十年，如今他们一举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他们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法国人扬言要干涉比利时，所以英国政府增加军事预算成为必然之举，尽管这一措施不会受人欢迎。财政大臣未能提出一个合理的预算方案。东南各郡的治安状况日趋恶化，新任内政大臣梅尔本采取了果断行动，把四百多名农工流放国外。激进派感到愤怒和失望。只有议会改革能够挽救政府，于是，政府开始致力于改革。
内阁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来制订改革方案。约翰·拉塞尔勋爵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在下议院提出了第一个《改革议案》。他在喊叫和讥笑声中宣读了这一议案，议案规定取消一百多个“因居民太少而失去选区实质”和“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操纵”的选区，同时在伦敦的某些区、工业化的北方以及英格兰中部设立新选区取而代之。这一措施违背了托利党人的基本原则，冒犯了他们最坚定的政治信仰，猛烈地触动了财产所有权。席位象房地产一样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而比较一致的选举权则带有一种政治观念的色彩，这种观念十分死板，同危险的法国民主大有相似之处。许多辉格党人以为改革措施不会太激烈，所以一听到拉塞尔的大刀阔斧的计划顿时愕然，面面相觑。但他们看到全国的热情之后便立刻表示支持政府，因为他们相信改革会避免革命。托利党人则担心这次改革成为巨大社会变革的前奏。对他们和许多辉格党人来说，英国的统治意味着地主阶级为社会的利益实行统治。扩大选举权意味着依靠势力和地位实行统治的旧制度开始灭亡。如果没有这两个权力支柱，国王的政府能维持下去吗？这完全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一八三二年以后，政府多次更迭，但是都不稳定，直到由中央机构和组织秘书领导的，纪律严明的政党出现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激进派领袖认为《改革议案》不够彻底，因而感到失望，不过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杰里米·本瑟姆和詹姆斯·米尔是民主制度和中产阶级教育的富有哲理的鼓吹者，威廉·科贝特是个精力旺盛、善于独立思考的记者，查林克罗斯的裁缝弗朗西斯·普莱斯和伯明翰的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决心不让修正案或折中方案来削弱这个议案。全国议论纷纷。许多人认为，扩大选举权以及根据工业革命的发展重新划分选区将根除国家的一切弊病，当时没有经济危机来动摇人们的这种信念或者使他们不去注意这个争论的焦点。许多报纸和杂志相继出版，支持改革。为了逃避一八一九年规定的苛刻的报刊税，每周一期的时事通讯以邮寄方式发行。
托利党人在下议院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政府对自己能否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毫无把握。获得解放的天主教徒的领袖奥康内尔以自己控制的一些票数支持格雷，但这个议案还是被否决了。全国响起一片愤怒和失望的呼声。格雷请求国王解散国会，威廉四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他拒绝这个要求，国内就会爆发一场革命。他接受了这一要求。上议院得到这个消息顿时哗然，议员们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国王重新考虑他的决定。但是，当议员们挥着拳头大喊大叫时，传来了一阵炮声，原来国王亲自从宫里前来宣布解散令。托利党人大发雷霆，其中有一位跳起来对喜气洋洋的辉格党人喊道：“下一次炮响的时候，它们射出的将不是空包弹，而是你们的脑袋。”格雷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说，那时的情况很象网球场誓言 [ 译者注：一七八九年六月二十日，法国国民议会在议院旁边的一个网球场立下的决不停止活动，“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的誓言。 ] 中描写的场面，也很象革命的前奏。”
英国人民就改革问题热烈地举行了选举，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选举议员。他们作出了明确的决定。托利党人在各郡选区纷纷落选，辉格党及其盟友在下议院获得一百三十六个席位的多数。国会再次召开时，斗争转移到上议院。威灵顿一再发言反对改革，他说：“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它便立刻侵犯个人财产，停止偿还公债，反对一切保护原则(这些原则受到英国宪法的维护，而且事实上是这一宪法的主要宗旨)，私有财产及其所有者将成为社会公敌。”威灵顿的政治经验主要是在西班牙积累起来的，他不愿回想那里的革命政权集团的情况。改革将损害“国王陛下为了保护海外属地、维持那里的秩序以及使当地居民臣服所必需的力量，我们将失去这些殖民地和海外属地，我们在海外的权威和影响也将随之消失”。一八三一年十月七日夜晚，至关重要的较量开始了。上院议员们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二十一名主教议员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反对改革。托利党人胜利了，议案遭到否决。于是产生了一个有关宪法的新问题——上院议员们反对人民的意志。
第二天早晨，报纸用加上黑边的版面报道了这一消息。英格兰中部发生骚乱，房屋和财产被烧毁，布里斯托尔也陷入一片混乱。改革派的“政治联盟”极力争取人们支持《改革议案》，并力图稳定社会情绪。政府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十二月，拉塞尔第三次提交《改革议案》，下议院以二比一的多数予以通过。翌年五月，这个议案再次提交上议院，被四十四票的多数否决，此时解散国会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格雷感到必须采取极端的补救手段。于是他驱车前往温泽，要求国王为了通过这个议案而增补上院议员的名额。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内阁因此全体辞职。威廉四世请威灵顿和皮尔组阁，让他们象解放天主教徒那样进行改革，避免采取以多数压倒上议院的方式。但皮尔不肯遵命，他不愿为政府采取他所反对的措施承担责任。全国的气氛咄咄逼人。许多人制定了举行罢工和全面抗捐的计划，伦敦街头出现了旗帜和标语牌，上面写着“不许公爵谋取黄金”的字样，人们纷纷到英格兰银行提取存款。激进派领袖说，他们要打垮上台的任何一届托利党政府。一个星期以后，威灵顿公爵辞职。五月十八日下午，格雷和布鲁厄姆到圣詹姆斯宫谒见国王。国王授权他们列出可以封为上院议员并且一定会投票支持辉格党的人选名单，同时，他派私人秘书把他的决定告诉托利党领袖，建议他们以缺席的方式避开这种非常的手段。所以，当这个议案于一八三二年六月七日再次提交国会时，反对席上空空荡荡，它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刚刚获得选举权的人和激进派并不满足于扩大选举权，在后来的五年里，年轻的政治家们在统治制度方面实行了同样彻底的改革。辉格党人日益不满，格雷认为他已经尽责，遂于一八三四年辞职。新领袖是梅尔本勋爵和约翰·拉塞尔勋爵。拉塞尔是老派辉格党人，对侵犯政治权利和自由的现象十分敏感。他认为有必要在国家的统治制度方面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但对越发宽阔的民主道路并无兴趣。梅尔本在初出茅庐时有过一些高明见解，可是他缺乏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而且生性多疑，因此他和他的党派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在他看来，个人友情和促膝谈心比政治问题更重要。他勉强地接受了首相职务，怀疑这个荣誉是否值得一顾。他一上台，他的平易近人的作风便为团结同党发挥了作用。在十九世纪的艰难局面中，他的政府大有十八世纪之遗风。
帕默斯顿勋爵是梅尔本最能干的阁僚之一，他担任外交大臣近十一年。在格雷勋爵的英明指导下，他解决了比利时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协议至今仍然有效。荷兰人和法国人同意撤走，比利时人收回对荷兰提出的领土要求，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成为独立的比利时国王。比利时的中立得到国际协定的保证，这种保证将在一九一四年付出血的代价。在梅尔本的领导下，帕默斯顿能够在外交方面自由行动。他有两条宗旨：第一，必须在各地坚决维护英国的利益，如有必要，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第二，英国应尽力支援欧洲各国的民主运动。帕默斯顿对自己的一切行动感到洋洋得意，它们常常激怒比较稳重的欧洲国家政府，因而使他胆小的同僚惊慌不已。但是，他的百折不挠的精神逐渐赢得了同胞们的敬佩。他在这些年里树立了威望，以致后来成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人们的信念支柱。
普通辉格党人感到困惑不解，不知所措。他们虽然主张政治改革，但在有关社会改组的重大问题面前却犹豫不决，徘徊不前。过去，他们在王权的界限、国教的地位和宗教自由等有关宪法的问题上同托利党人进行斗争，如今这些问题都已得到解决，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和弊病转移了人们对过时的党派阵营的注意。《改革议案》的通过使辉格党达到了目的。它的领导人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他们视激进主义为时髦的信条，在自己的力量尚未壮大之时可以加以利用，而在自己羽毛丰满之日则弃之如敝屣。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模糊地感到，群众组织及其骚动正在把他们推向一条陌生而危险的道路。
更主要的是，他们对英国的控制并不牢固。《改革议案》通过之后，选民大约增加了二十五万人，总计接近七十万人。这就是说，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可是，这些人并不都支持辉格党人。英国选民有一个古怪的习惯，他们对于授予他们选举权的政府总是投反对票，这一次也不例外。辉格党政府多亏奥康内尔控制的爱尔兰票数的支持才保住多数。辉格党人的唯一希望是同激进派联合起来，后者在国会中席位不多，但得到了中产阶级和报界的支持，所以席位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力量。然而，辉格党人迟疑不决。支持这种联合的少数人当中有“激进的杰克”，即格雷的女婿达勒姆伯爵约翰·拉姆顿。此人性情急躁，难以共事。他不久便离开政府，转而关心殖民地的统治问题，对加拿大以及整个帝国内部的关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幸早逝，辉格党同激进派联合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
然而，这些年颁布的法案和成立的委员会并非徒然无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在一八三三年获得解放。政府在英国史上首次对宗教团体拨给教育经费。《济贫法》得到修正，虽然受益者并不欢迎这些变动，而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则认为，这些变动实为贤明之举。第一个有效的《工厂条例》所规定的漫长工作日是二十世纪的人无法想象的，当时的人道主义者也表示反对，可是这个条例还是得到了通过。地方统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改革，原有的地方寡头集团被解散。国教的地位和维持爱尔兰秩序是决定政局的中心问题，辉格党人未能妥善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未能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所以后来垮了台。下议院之外有强大的势力在活动，全国仍有千千万万的人没有选举权。国会立法活动没有触及劳资双方的关系。初期工会的活动吓得政府采取高压手段，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八三四年托尔普德尔村的“牺牲者”事件。在多塞特郡这个名字奇怪的村子里，六名工人由于使他们的工会成员“举行非法宣誓”而被流放。社会舆论顿时哗然。这使他们最终得到赦免，但那是他们已在新南威尔士服刑两年之后的事了。由于种种原因，不安定的局面正在扩大，君主制显出虚弱的迹象。辉格党人无力弥合官方政治集团和全国人民之间的鸿沟。
另一方面，罗伯特·皮尔爵士马上使托利党适应新的时代潮流，迅速开始改革党内机构。他在一八三三年说：“我认为，保守党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极端主义，防止民主势力进一步扩张，因为在目前胜利的基础上，民主势力必然企图扩大影响。”他明确宣布，托利党人支持能够提高效率的行政改革，反对削弱传统的国家机构。在他的领导下，服从指挥、目标明确而团结一致的反对派逐渐形成了。翌年，皮尔对选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竞选演说，反对派倍受鼓舞。他们主张保留国内现存制度的最佳方面，而皮尔则十分乖巧地表示希望全面改变国教的地位。非正统教派的选民在未来的几年里没有忘记这一点，因为宗教在政治斗争中仍在发挥作用。重要的改革法案相继提出，触怒了更多的利益集团，国内的保守势力逐渐聚集到皮尔周围。托利党在一八三四年的选举中赢得一百个席位，皮尔主持的一个少数派政府实行了几个月的统治。后来辉格党人卷土重来，可是仍象往常一样内讧不已。他们似乎在玩火。他们激起了任何一届政府也无法满足的愿望。他们领导不力，中产阶级因而确信，断断续续而不协调的改革是危险的。辉格党恰似一辆马车驶上陌生曲折的道路，许多支持者在中途下了车。
一八三七年，威廉四世驾崩。他言谈幽默，外表悦人，缺乏机智，不受尊重，然而在君主制的威望日益低落的情况下尚能尽职。乔治三世的儿子们道德败坏，行为怪僻，他们此时几乎完全毁掉了君主制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这个在英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制度似乎马上就要受到攻击，而它的捍卫者却寥寥无几。新国王是个年方十八的少女。她是由母亲呕心沥血培养成人的，母亲觉得几位皇叔的言谈举止俗不可耐，便把她送到肯辛顿宫，同宫廷和全国隔离开来。一位德意志女教师监督她的教育，教会的上层人物不时对她进行测验，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对她进行关于未来职责的函授教育。英国人对她的性格或品行一无所知，帕默斯顿写道：“几乎无人有机会对公主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我以为，她将是一个天下少有的人物，一定有坚强的意志。”这个评价是正确的。新女王在继位之前的日记中写道：“既然上帝把我置于这个国家的王位上，我将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尚年轻，可能在许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肯定，几乎无人象我这样怀着为国为民的良好意愿和真切希望。”这是她将充分实现的诺言。
维多利亚女王继位时，辉格党人已经黔驴技穷。宫廷和统治集团处境孤立，深遭众怨。中产阶级畏惧动乱，开始投票支持托利党。梅尔本勋爵不相信立法活动，他宽厚和蔼，只是无所事事。此外，到年底时出现了经济大衰退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的形势不久便和滑铁卢战后的情况一样糟。一八三八年五月，一些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这次宪章运动是贫穷状况对“机器时代”的控诉，一些史学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宪章派象一八三二年以前的改革鼓动者那样，认为扩大选举权能够解除他们的一切痛苦。他们要求每年召集一次国会，实行男子普选权，选区平等，取消以财产作为当选议员资格的办法，举行秘密投票和实行议员必须纳款的制度。他们取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象激进派那样得到议会中某一派和进步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可是他们有意不去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领导人彼此争论不休，并以威胁和不负责任的言词得罪了显要人物。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象天主教协会在爱尔兰教区以及后来工党在工会中建立的那种组织。英国到处出现请愿书和小册，但各地的骚动情绪却不尽相同。每当条件改善的时候，民众的情绪就有所缓和，因此，全国性的运动从来不能持久。当时仅存的几个工会不久便改弦易辙，时运亨通的技工抱着冷淡的态度。在后来的年代里，动乱局面时常出现，最终导致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然而到头来，这种用心良好而弄得混乱不堪的运动毫无收获。
皮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看出动乱的根源，他虽然坚决反对极端主义，却认为高效率的统治和开放的贸易政策是有效的补救办法。年轻的托利党人赞成他的看法，他们也和他一样，苦于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犹太血统的年轻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小说中描写了这种两极分化情况。一小帮保守派正在设法联合劳动者反对中产阶级。
梅尔本在一八三九年提出辞职，但经维多利亚挽留又执政两年。他的魅力博得女王的好感。他把待人接物的经验传给女王，同时使女王不受他的猜疑心的影响，因此她拒绝同她亲爱的首相分开。次年二月，一个陌生的人物登上英国的政治舞台，女王向她的表弟、萨克森－科堡公国的阿尔贝特王子结了婚。阿尔贝特王子秉性正直，兴趣广泛，并有崇高的理想。他和女王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年幸福的生活，这符合百姓的愿望，可惜他早年去世。在乔治四世及其兄弟采取过火的行动之后，君主制的尊严和威望亟需恢复。维多利亚和阿尔贝特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阿尔贝特发现英国的政界要人对他非常反感，他们不让他获得上议院的席位，还削减了他的年金，他的亲王头衔是在一八五七年才得到的。他热心支持科学、工业、艺术和许多有益的事业，逐渐博得人民的广泛爱戴。他是女王的长期顾问，就各种问题陈言进谏，一丝不苟，不偏不倚。他的叔父利奥波德国王和以前的老师施托克马男爵对他谆谆教导，使他领悟到君主在立宪制度下的作用和职责。后来，英国的党魁们开始重视他的忠告，尤其是有关外交的忠告，当然，他们并不经常倾听他的肺腑之言。女王是个刚毅之人，继位时坚定地站在辉格党的立场上。在阿尔贝特的影响下，她认识到自己应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应该如此，同时必须任用能够在下议院控制多数的人为首相。这一原则并不能防止她对主要的大臣们有强烈的爱憎之分，她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这种感情。维多利亚女王和亲王一起树立了君主制的新规范，从此它一直是各代国王的行动准则。
皮尔同梅尔本不同，他给女王留下了举止笨拙而态度冷漠的印象。可是他竟然在一八四一年的大选中获胜上台，不久便赢得了女王的信任。他施展才能，对内阁保持着绝对的控制，亲自提出重要的政府预算，监督各部的工作，其中包括威廉·格拉德斯通在贸易部的工作。关税制度再次改革，税率大减，并且恢复了所得税。这些措施迅速奏效。一八四三年，贸易开始复兴，繁荣景象重新出现，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平息下去了。英格兰似乎又是晴空万里，而爱尔兰却是风云紧急。
面包价格成为最紧迫的问题。为了促进外贸，皮尔减少了除小麦之外的各种货物的进口税。面包价格昂贵意味着要提高工资，否则大众就要受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只有廉价进口粮食，才能维持国家的繁荣。自由进口小麦似乎是必行之举，但政治上的阻力很大。托利党依赖地主的选票，后者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对地产进行了大量投资。战后，廉价的外国小麦涌入英国市场。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骤然而起，以致小麦进口在一八一五年受到禁止，只有在国内的小麦价格昂贵时才能破例。废除或修改这一条例和不久前通过的《谷物法》成为当务之急。地主阶级受到指责，罪名是利用他们在国会的影响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顾社会上其他人的死活。工厂主的敌对态度使矛盾更加尖锐，因为《谷物法》不仅使劳动者感到极度失望，而且也激怒了许多厂主，他们认为，保护主义的措施使他们无法在海外开辟新市场，也无法以适当的价格在传统市场上竞争。
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二年的经济衰退期间，《谷物法》遭到日益强烈的反对。一个反谷物法联盟在曼彻斯特成立，为废除《谷物法》而斗争。它对公众舆论迅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且锻炼了两位杰出的领袖和组织者，一位是白布印染商理查德·科布登，另一位是教友派磨坊主约翰·布赖特，二人成为英国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反谷物法联盟受到有力的支持，得到大量的捐款。罗兰·希尔爵士在一八四〇年始创的一便士邮费制，使信件和小册子只花极少的邮资寄到全国各地。国内各处召集了会议由宣传的方式有效而新颖，精心挑选的演说家向听众阐明一些简单的观点。从来没有哪次骚动象这次一样受到巧妙的操纵。人们向国会提出了条目繁多的请愿书。科布登说服富裕的市民在郡里的选区购买四十先令的地产，使选票增加了一倍。反《谷物法》的选民人数激增之后，这个联盟便不仅从外部向国会请愿，而且开始从国会内部施加影响。
科布登和布赖特攻击地主阶级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让他们一意孤行吧，他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象法国革命前的法国贵族一样，成为孤立无援，无计可施的阶级。就内在本质以及理智和道义上的力量而言，这个阶级不如社会上的任何其他阶级。它不仅死抱着封建弊端，而且企图限制人民的粮食供应。它在对抗进步的时代潮流。它以为，封建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遗憾的是，这个制度已经在法国灭亡，在德意志也遭到同样的下场，在美国则从未出现过。
皮尔同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出身于中产阶级，这番言论在他内心深处引起了共鸣。为英国的贸易和繁荣计，需要废除《谷物法》，可是他的支持者至少有半数是地主，采取这一行动会葬送托利党。皮尔在一八四三年决心采取行动。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一些追随者感到，他在解放天主教徒的问题上已经出卖过他们一次了。然而他显得自信，他大概以为，他的个人威望会保持大多数人对他的支持。他需要时间说服自己的同仁，但他已无充足的时间了。
一八四五年八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即将发生，皮尔不能再等待了。当他向内阁提出建议时，几名同僚表示反对，他于十二月被迫辞职。辉格党领袖拉塞尔拒绝组阁，皮尔因此重新上台，迎接托利党贸易保护派的挑战。不太出名的保护派发言人本杰明·迪斯雷利谴责皮尔，与其说是因为皮尔企图废除《谷物法》，毋宁说是由子他背叛了大党领袖的职责。迪斯雷利说，如果皮尔坚信这一措施是正确的，他就应该辞职，因为党内的一大部分成员向来持反对态度。迪斯雷利还说，领导人有意摧毁自己的政党是一大政治罪行，因为英国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党派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领导人不能说服自己的同僚，他就应该辞职。皮尔则辩解道，他对全民族的责任高于对本党的责任。他认为，废除《谷物法》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私人信件中流露了对托利党贸易保护派的不满情绪：“真是地地道道的保护派！他们对各种贸易尝试的成果熟视无睹，认为他们指出的每一个人都是错误的，他们对社会舆论的呼吁无动于衷，把《谷物法》称为劳工问题，而多年来对多塞特郡劳工的悲惨境遇却置若罔闻；……他们宁愿冒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宁愿看到百姓再度面临一八四一年冬天在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出现的困难局面，也不愿看到《谷物法》……在饥民的要求下遭到废除——这就是保护主义者的面目！谢天谢地，我总算摆脱了这个政党的桎梏。”
一八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皮尔在辉格党和爱尔兰议员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迪斯雷利立刻采取了报复行动。爱尔兰的动乱摧毁了皮尔的政府。在一次表决之后，十九世纪最强大的一届政府便在当天晚上寿终正寝了。自从《改革议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人物。无论在朝或在野，他都是众目所瞩之人。他并非才思敏捷，但他比当时任何人都更了解英国的需要，而且有惊人的勇气改变自己的立场，以适应这种需要。诚然，他分裂了托利党，但有些罪行比这个行动还严重得多。他执政的时代是工业迅速发展的时代，是铁路时代。到一八四八年为止，英国已经修筑了五千多英里长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风靡全国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番，机器制造业虽未扶摇直上，却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所有这些事业不是由政府主持的，而是由个人兴办的，它们将使英国成为十九世纪的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皮尔面对这种飞速发展的经济，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对于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来说，自由贸易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时，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即将结束。自由贸易似乎是制造业的必要条件，而英国在制造业方面行将达到首屈一指的地位。皮尔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的政府为后来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在首创精神方面树立了榜样。他有一次在谈到自己的统治方法时说：“人民喜欢首相有些固执和武断，他们攻击他专横傲慢，然而却甘愿受其统治。”这些话或许有偏激之处，但是符合当时的情况。
一八五〇年初，皮尔冷静地观察了辉格党继任者蹒跚举步的状况。有一天，他在格林公园骑马时跌下来，受了致命伤。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领域的一名开拓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