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宁与威灵顿公爵·第二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在英王乔治四世执政的十年期间，传统政治力量的格局迅速解体。一百多年来，辉格党和托利党在下议院就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时，辉格党内部也进行着斗争。
现代学者们对宗亲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企图证明，英国在十八世纪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历史学的标志必须是出言谨慎，那么只能说，在朝者受到在野人士的强烈反对，二者之间是许许多多持中间立场的绅士，他们心平气和，准备支持上台的任何一方。对于议会斗争的伟大时代来说，仅仅作出这样的结论是不够的。朝野两派不妨有个名字，那么为何不使用双方的支持者为对方扣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达两个名字呢？不管怎样，托利党政府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已经连续执政三十年。
这个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进行了空前持久而极其危险的战争。它经受了战后五年动乱的冲击，当然，它的名誉也受到了影响。工业革命为政府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具体问题，不管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的贵族或农业集团，均无力加以解决。十九世纪要求人们对政府的职责作出新的解释。正在形成的新原则和新定义将打乱传统的政治党派，使它们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进行组合。这个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小皮特的政党已经开始动摇，受到很大压力。皮特把当时日益壮大的商业集团争取到托利党一边，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政府的有效统治也赢得了罗伯特·皮尔的父亲和威廉·格拉德斯通的父亲等工业界领袖的文持。遗憾的是，皮特树立的传统在战争的烽火中受到破坏。他的年轻信徒们努力执行他的政策，无奈掌权者缺乏象他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倘不善加爱护，势必趋于瓦解。小麦种植者和工厂主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已开始互相斗争。双方的决裂推迟到皮尔执政时期，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农产品价格下跌，关于《谷物法》的争论无休无止，双方的冲突从那时起便有增无已。卡罗琳离婚的问题使政府威望扫地，削弱了它的力量。那时，人们尚未希望政党为全国制定宏伟的行动计划，可是连支持利物浦政府的人也感到，它除了维持现存制度之外似乎毫无其他目标。
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在商人阶级的代言人威廉·赫斯基森的支持下，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贸易法案，但他们自己也不能团结一致。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不久将使托利党内部意见纷纭，队伍分裂，使它遭到自己内部一代人的反对。罗伯特·皮尔在统治爱尔兰的六年期间，压制了严重的不满情绪和即将爆发的叛乱，保持了英国政府的统治地位。他认为，“体面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是最合适不过的”。他刚柔相济，实现了比较安定的秩序。其实，他的方法及其效果均未博得爱尔兰人的好感。他回国时确信，天主教徒的解放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教会，也会危及英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在十九世纪远未结束之时，历史就已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皮尔成为和坎宁争夺未来党内领导权的竞争者。个性使竞争更为复杂，坎宁在策划和发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主要关心外交事务，可是在他同卡斯尔雷发生争执时，外交领域似乎成了他的禁区。老一代的下院议员不信任他。他聪明，机智，活跃，然而他爱讽刺别人，因此树敌甚多。所以，关于他不可靠的说法不胫而走，他的上司认为他是一个阴谋家。他在一八二〇年因国王离婚问题而辞职时，一拉托利党上院议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现在甩掉了那些可恶的才子。”一八二二年八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政治生涯似乎就此告终。这时，命运女神出面干预了。当接他东行的船只驶向泰晤士河上游时，卡斯尔雷由于工作劳累过度造成精神失常，在自己家中的化妆室里自刎身亡。坎宁此时成为政府不可缺少的人物，受命为外交大臣。从此时到他五年以后逝世为止，他一直主宰着英国的政治事务。
内阁进行了改组，皮尔主管内政部，赫斯基森主管贸易部。在下议院里有了三名重要内阁成员。一八一五年，四分之三的内阁大臣是上院议员。在后来的几年里，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基森奉行大胆的政策，这些政策在许多方面胜过辉格党人提出的建议。皮尔改革了刑法，创建了伦敦警察队伍。赫斯基森全面审查了关税制度，继续进行皮特在取消不合理的税收和改革关税制度方面尚未完成的使命。坎宁主张在国内小麦价格上涨时按比例降低小麦关税，这一措施必然会在托利党内引起冲突。他意识到了当时的经济萧条及其将在全国引起的政治危机，并且说“我们面临财产和人口之间的尖锐矛盾……只有通过宽容和开明的立法活动才能避免这一矛盾。”他主动担负起这一光荣使命，可是在危机来临时，倒是皮尔挺身而出，应付危机。
每年提出的《解放天主教徒议案》又提了出来，这使支持政府的保守派感到不安。坎宁坚决维护当时的选举权制度。他认为，通过长远的商业措施和顺应民心的外交政策，可以避免议会改革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认识这一看法的错误。
西班牙危机是坎宁担任外交大臣以后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曾经领导反抗拿破仑斗争的民众领袖起来反对独裁的波旁政府，成立了革命政务会，并以一八一五年的法国宪法为范本制定了宪法。坎宁曾经支持一八〇八年的西班牙民族起义，自然对此表示同情，而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则认为，迅速蔓延到波旁家族建立的那不勒斯王国的这次起义，是对君主制原则和整个欧洲的威胁。一八二二年秋天在维罗纳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讨论了为波旁王朝的利益介入西班牙事务的问题。威灵顿作为英国代表出席会议，临行前卡斯尔雷吩咐他说，英国不参与这种行动。坎宁非常赞成这一主张，并在英国广为宣传。的确，英国的传统外交政策一直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奥地利和俄国决意采取行动，从前的敌人，渴望重显神威的法国充当它们的工具。复辟的波旁王朝害怕起义者，建议派兵到西班牙为费迪南德国王恢复专制权力。维罗纳会议同意了这个要求，而坎宁不愿介入这个事件。与此同时，伦敦市民情绪激昂，英国志愿兵纷纷到西班牙去帮助“自由党”。“自由党”一词从此进入了英国政界，而“保守党”一词则源于法国。坎宁同样反对公开支持“西班牙的自由事业”，因此受到辉格党人的攻击。英国国内的这种意见分歧对西班牙起义的结局毫无影响。法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西班牙自由战士退到加的斯，放弃了斗争。
欧洲舞台之外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英国并不关心西班牙的政体，但二百多年来，她始终在争夺西属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自由对她至为重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殖民地尝到了自治的甜头。波旁王族在马德里复辟以后，它们并不欢迎恢复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安第斯山脉处处燃起争取南美解放的烽火。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时，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虽不稳定，却已独立。自一八一四年以来，英国同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如果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的斗争，派欧洲军队到那里镇压叛乱者，那么这一切都将付诸东流，甚至会有更大的损失。这些危险使坎宁忧心忡忡。英国商人对这些危险很敏感，他们的支持对于坎宁是十分需要的。他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同英国联合反对欧洲国家对南美洲的干涉。在美国人反复考虑这个建议的时候，他也同法国人进行了接触。法国无意同英国进行海外冲突，她保证不在南美洲使用武力，否认在那里有殖民野心。神圣同盟因此也无法行动。坎宁后来以胜利者的口吻说道：“利用新大陆保持了旧大陆的均势。”
新大陆有它自己的想法。美国不希望欧洲的冲突转移到大西洋彼岸，她早已承认拉丁美洲主要共和国的独立。她不希望野心勃勃的欧洲王子来到民主的美洲登基为王，更不希望欧洲人再来美洲掠夺土地，进行殖民活动。坎宁提出的英美联合发表声明的建议开始产生吸引力，杰斐逊和麦迪逊两位前总统同意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这是值得欢迎和意义深远的一步。他们不仅考虑着来自欧洲的威胁，而且考虑着俄国的太平洋计划。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的领土要求包括美国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他的特务在这些地区积极活动。门罗的国务卿是约翰·昆西·亚当斯，他生来小心固执，对英国抱怀疑态度。亚当斯不信任坎宁，认为“他心计过多，不宜为大臣”。他主张美国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有朝一日古巴或者加拿大希望加入美国这个伟大的共和国，那么美国同英国发表有关美洲不可战胜的联合声明是否会有害于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呢？看来，美国保持超脱的态度实为上策。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与其象运输船一样尾随英国军舰，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法国和俄国公开阐明我们的原则。”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门罗总统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门罗主义。从此，人们在谈到美洲事务时常常提及这条原则。门罗说：“美洲大陆由于获得并保持了自由和独立，再也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进行殖民活动的场所。……我们应该认为，它们要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大到美洲某个地区的企图威胁着我们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一个有力的声明。这一声明之所以能够为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友好的“英国军舰”担负着警戒任务，可是这个事实很少得到公开承认。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的最坚强的保卫者，美洲大陆在它的保护下，才得以从容地开创自己的前途。
门罗的著名咨文不仅是对独裁国家的警告，也是对英国的警告。坎宁知道，美国人在美洲占着统治地位，在那里同他们竞争和对抗有很大的风险。他决心避免可能使英国处于尴尬境地或危害她的利益的任何冲突。可是，就尚未出现的危险进行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坎宁发表了既简洁又中肯的意见，他写道：“美国公开要求成为全美联盟的首领，并利用这个联盟反对欧洲(也包括英国)。这个要求同我们的利益不一致，也不是我们能够支持或容忍的。不过，抽象地驳斥这个要求毫无益处，而我们也不应该对它表示似乎赞同的意见。”
不久以后，英国正式承认了南美国家的独立。乔治四世对共和制国家不怀好感，他和坎宁的许多同僚曾极力反对这一行动。他甚至拒绝宣读国王的一篇演说，因为演说中表示承认南美国家的独立。后来，大法官勉强地代读了这一演说，所以坎宁的主张占了上风。他对南美洲采取的这一步骤大概可以说是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胜利。然而，这并不是需要他采取果断行动的唯一方面。
在抗击拿破仑的最艰苦的年代里，英国在军事方面尽力保卫葡萄牙。此时我们的老朋友又需要援助了，南美洲也再次卷入冲突。葡属巴西殖民地宣布独立，并令人吃惊地拥戴住在那里的一名葡萄牙亲王为统治者。坎宁承认了新生的巴西帝国，而且力劝葡萄牙也予以承认。不过，这时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葡萄牙国王驾崩，王位成为争夺的对象。合法继承人是巴西皇帝的女儿，她年仅八岁，自由派和立宪派都站在她的一边。她的叔叔也要求继承王位，他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得到神圣同盟的支持和西班牙的积极援助。英国的一贯政策是，不容许里斯本落入不友好国家的控制之下，而此时似乎整个葡萄牙将受到独裁国家的干涉。根据古老盟约的规定，英国在一八二六年十二月派兵到塔古斯河沿岸。坎宁在下议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次部队调动并不是为了把“某种政体强加于人，而是为了维护一个盟国的独立”。我国驻里斯本大使描写了皇家海军舰只在塔古斯河上出现时的热烈场面。他写道：“现在谁也不怕成为立宪主主义者了……英国采敢了行动，她的一些部队已经到达此地。雄狮一旦醒来，则气冲霄汉。”然而，葡萄牙问题只是暂时得到解决，它将给坎宁之后的几任外交大臣带来无限的烦恼。
同时，地中海东部也发生了一场危机。经过土耳其人的四百年压迫之后，希腊人心里激起了独立精神。他们举行暴动，在一八二二年宣布独立。英国人对此普遍表示支持。这个事业鼓舞着那些在塞莫皮莱 [ 译者注：希腊的一个山口，希腊人于公元前四八〇年在此英勇地阻击了波斯人。 ] 战斗和萨拉米斯 [ 译者注：雅典附近的一个小岛，希腊军舰于公元前四八〇年在该岛附近的海战中打败了波斯人。 ] 战斗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有识之士，伦敦的开明人士积极主张给予支援。人们纷纷捐款，拜伦和其他英国志愿者前去援助希腊人。拜伦在梅索朗吉昂牺牲之前大失所望。希腊的崇高事业几乎被内部纠纷所葬送，这在希腊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如果没有欧洲强国的支持，希腊人就会被迫屈服。在令人生畏的埃及最高长官穆罕默德·阿里派出的一支军队的援助下，土耳其苏丹几乎无往不胜。欧洲国家彼此不和，对希腊人十分不利。希腊人的暴动分裂了神圣同盟，奥地利和俄国站到了互相对立的立场上。坎宁同卡斯尔雷在世时一样，力主斡旋。另外，他担心俄国出面干预，在希腊建立仆从国，并迫使土耳其人对俄国人作出让步。如果俄国夺取土耳其的利益来壮大自己的力量，那么英国在中东和印度的利益一定会受到威胁。所谓“东方问题”就是从这里起源的，它日益严重地烦扰欧洲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经过复杂的谈判，英法俄三国在一八二七年确定了向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英国和法国各派舰队到希腊海域援助希腊人。这是坎宁在外交活动中的最后一大成就。这场希腊剧的下一幕将在他死后演出。
坎宁的同事们对这位外交大臣的行动越来越挑剔。威灵顿对坎宁的政策特别感到不安，认为他奉行轻率的政策。多亏利物浦首相的调解，政府中的两派才没有决裂，可是他在一八二七年二月突然中风，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坎宁的外交政策和赫斯基森的内政方针使他们脱离了托利党内的老党员。那么谁能领导政府呢？托利党的前途面临着危险。他们应该采取威灵顿的政策，还是应该采取坎宁的政策呢？首相人选仍须国王确定，乔治四世犹豫了一个月才作出决定。辉格党人无力组阁，他们内部四分五裂，也没有希望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所以，必须由托利党中的某一派组阁。利物浦内阁中的许多大臣拒绝在坎宁的领导下任职，威灵顿和埃尔登也持同样的态度。另一方面，坎宁可望得到一些辉格党领袖的支持。是否应该建立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联合政府呢？这样会打破英国历届政府长期所抱的党派观念。是否应该建立托利党的绝对统治呢？这样会遭到下议院的反对，也是全国不能接受的。那么是否可以找到某个中间人物在党派争雄的形势下实行温和的表面统治呢？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温泽城堡里的人们异常激动，每次就餐时必定进行一番长谈心他们不久便明显地看出，没有坎宁和他的朋友们就无法组织政府。坎宁坚持要完全满足他的要求，否则就不出面组阁。他最后说服了国王。他说：“陛下，先王打破了辉格党的垄断地位，我希望您不要打破托利党的统治地位。”乔治四世回答说：“不会的，如果我那样做，必将受人诅咒。”一八二七年四月，坎宁出任首相，掌握了百日最高权力。
坎宁组阁预示着十八世纪的政治制度即将瓦解，他能够上台执政，是因为辉格党中的一派对他比较友好。他在下议院失去了唯一能干的托利党领袖罗伯特·皮尔，此人辞职有其个人原因，同时也因为他知道坎宁主张解放天主教徒。托利党的反对派和辉格党的顽固派与新政府誓不两立。假如坎宁能够多活一段时间，他的追随者就会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可是，他在短期患病之后，于八月八日逝世。他也和卡斯尔雷一样，由于劳累过度而去世了。
坎宁对这个新世纪的形势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表现出深谋远虑和积极果断的特点。他头脑敏锐，性情急躁，使党内朋友感到难以同他共事。正如他的朋友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所说的那样，他不太谨慎。尽管如此，皮特传统的正确一面却由他继承下来，传给后世。他在许多方面支持英国社会的新潮流，并同报界保持密切的联系，懂得如何利用报刊为政权服务。同查塔姆一样，他的政治权力主要以公众舆论和深得民心的外交政策为基础。他主张解放天主教徒，可见他的见地高于大多数托利党同僚。他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使所有同法国革命有联系的英国政治家受害匪浅。他后来可能改变了这种反对态度。至少可以说，分崩离析的托利党人在他死后改变了这种态度。迪斯雷利是这个杰出人物的见证人，他写道：“我只见过坎宁一次，但他那微妙的表情犹历历在目，他那悦耳的声音仍萦回耳际。”
坎宁在关键时刻逝世对国内外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由他的追随者、辉格党内的朋友和一些托利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笨拙地应付着局面。政府首脑是经常流泪的戈德里克勋爵，他曾任财政大臣。大多数托利党人在皮尔和威灵顿的领导下持反对态度。辉格党大臣和托利党大臣发生分歧，破坏了政府内部的团结。在执行坎宁制定的不干涉希腊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出了一点意外之事。虽然塔列朗针对不干涉政策恶毒地说道，“这个抽象的政治字眼几乎同干涉是一个意思”，但这一政策确实是很有意义的。曾经跟随纳尔逊进行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舰长科德林顿已经升任海军上将，统率着希腊海域的英法联合舰队。他自作主张，在纳瓦里诺湾打垮了整个土耳其舰队。英国人大为吃惊，担心俄国人乘机混水摸鱼。这次海战对希腊人极为有利，但国王在国情与施政演说中说它是一次“不幸的事件”，胜利者科德林顿几乎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当时政府由于辉格党的阴谋而分崩离析，很快就垮台了。辉格党不可能组成一党政府，它力量薄弱，缺乏领导。威灵顿和皮尔接到组阁的邀请，他们接受了这个使命。威灵顿担任首相，皮尔担任内政大臣和下议院议长。这些老派的托利党人还将进行一次搏斗，这是一场顽强的后卫战斗。
新政府的政治观点很简单，他们要保卫现存的制度，认为他们是维持秩序的中流砥柱，只有在不可抗拒的压力之下才决定后退。皮尔是英国最有才能的大臣之一，可是他只善于管理日常事务。公众意见只有引起全国的注意并成为不可逃避的政治现实时，才能得到他的重视。政府作出的第一个让步，是通过了反对派要求废除《宣誓条例》的提案。这个条例剥夺了不信奉国教者担任公职的权利。如今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终于获得了政治权利和平等地位。天主教徒则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他们的解放不仅是原则问题，也不仅是实现宗教平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与大英帝国利害攸关的问题。英国政府的最大败绩是爱尔兰问题。在反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情绪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以来，少数新教徒一直控制着爱尔兰的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这种情况不会使人永远容忍下去。英国政府始终面临着爱尔兰发生革命的威胁。一八一五年以后，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成为政治领域的主要分界线，它使坎宁一派和辉格党人同威灵顿和皮尔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英国的政治家们凭着“君子协定”年复一年地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但爱尔兰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猛烈的反英运动。奥康内尔是个地主和律师，他主张爱尔兰在英王统治下实行自治。他本人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个容易激动的有力讲演家，他的演说激起了人们的暴力思想。
英国的一件政治小事引起了轩然大波。坎宁派的领袖威廉·赫斯基森和他的追随者一起被赶出政府，信奉新教的爱尔兰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获得提升，弥补一个大臣职位的空缺。当时任命大臣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在克莱尔郡举行了投票。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协会推荐的候选人。根据法律，他当然没有资格当选为国会议员。然而，尽管当地新教绅士极力反对，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就会爆发革命，国内也将发生政治灾难。
皮尔在政治上是从爱尔兰起家的，他一贯反对向天主教徒作出任何让步。他的政治威望正是以这个主张为基础的。他是最坚决捍卫国教的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在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他难以作出决断。威灵顿的处境则稍好一些，他在这些问题上介入不深，因此可以不动感情地酌情定策。爱尔兰的形势一目了然，爱尔兰人的一个独立协会破坏了政府的统治，可行的对策只有解放天主教徒，或者全面地再次征服爱尔兰。威灵顿在一八二八年八月向国王汇报了这个问题。他说：“那里的统治权已经不在政府官员手中，而是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煽动家们篡夺了。他们通过天主教士施加影响，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控制着那个国家。……我们在爱尔兰面临着一场暴乱，……而在英格兰则有不可解散的国会，大多数议员认为……补救的办法是解放天主教徒。这些议员将被迫加入这场斗争，而不会去努力平息全国的情绪。”
爱尔兰的新教徒大为惊愕，如果爱尔兰发生暴乱，他们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天主教徒的政治平等地位对他们是一剂难以吞服的苦药。但是，如果天主教徒不获得解放，新教徒的整个定居区将处于危险之中。不是天主教徒获得选举权，就是新教徒丧失他们的地产。爱尔兰事务大臣在十二月向皮尔明确阐述了这种危险：“我可以肯定，南方的农民准备在奥康内尔披赶出国会时乘机举事。在此期间，任何对天主教徒不利的事件都可能使他们提前采取行动。”英格兰反对派的一个成员在一封信里叙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看法：“我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爱尔兰的许多奥朗日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震惊，他们以明确的语言表达了不惜任何代价解决争端的迫切愿望。”
威灵顿将军深知，要想镇压全国性的暴动是不可能的。他曾经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出身于一个爱尔兰家庭，对这个海岛动荡不安的局势了如指掌。他明确地对上议院说：“我和某些人一样，一生中的戎马生活比大多数人都长，而且我参加的战争主要是内战。我必须说明，倘若我能以任何牺牲使我所热爱的祖国免于哪怕一个月的内战，我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只有英格兰的主教、老派托利党人和国王反对天主教徒获得解放。主教和托利党人可能在投票中被多数所压倒，而国王却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在温泽同国王商议过一次，结果未能如愿以偿，而且他们尚未同内阁全体成员商议。皮尔越发感到不安，而国王仍然固执己见。皮尔感到，当一个政府将要采取他在政治生涯中一直反对的某个措施时，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内，除非他的留任是这个政府的存在所必需的。反对派可以迫使国会通过解放天主教徒的法案，这个事实对皮尔没有多大影响。他们得不到国王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乃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威灵顿没有皮尔的支持就无法通过这个法案，辉格党人没有国王的支持也达不到这个目的。皮尔因此更加坚定。他辞去代表牛津大学的议员职务，赢得韦斯特伯里的议员席位。后来他同意站在威灵顿一边，才说服了害怕辉格党人执政的乔治四世。他亲自把解放天主教徒的议案提交下议院，这个议案在一八二九年以明显的多数获得国会通过。爱尔兰避免了一场革命，而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又受到了一次打击。在选举权未曾改动的情况下，托利党“元老派”仍有很大力量，他们始终没有原宥皮尔和威灵顿对国教徒垄断英国权力这一原则的背叛行为。对托利党的追随者来说，该党的纲领有许多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含义。但长期以来，保持新教统治地位一直是他们共同的政治目标之一。
威灵顿用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因此以特有的方式提出决斗，旨在威慑批评者。温奇尔西勋爵在上议院批评首相时有失礼之处，指责他不诚实，结果遭到正式挑战。决斗在巴特西公园举行。年已花甲的威灵顿陆军元帅从容不迫量若无其事。他干这一行比抚慰政客还要容易，他在一次发牢骚时把抚慰政客说成是“使先生们的所谓情绪平静下来”。他对自己的决斗助手陆军大臣说：“哈丁，赶快开始吧，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该死！不要把他逼得离沟那样近，如果我刺中他，他会跌进去的。”双方均未受伤，温奇尔西签署了一份文件，表示收回他的影射攻击。当日，威灵顿去拜谒国王，并对国王说：“还有一件私事要禀报陛下，我在今天上午进行了决斗。”乔治和蔼地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他历来主张绅士应努力保卫自己的尊严。可是，政治斗争并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
威灵顿政府没有表示出要继续奉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坎宁派辞职后，内阁里空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以前的两个参谋担任，这个副官式的军政府越来越脱离政界舆论，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强大。但是，表面上一切依旧静如秋水。乔治四世于一八三〇年六月去世，脖子上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这位“欧洲第一绅士”没有受到臣民的长期哀悼。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收拾她的细软。这位昔日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后来却变得臃肿不堪，因此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他奢侈成癖，由于多年纵欲过度而使天赋才能逐渐衰退，他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喜欢以独裁者自居。大陆上的各国君主地位不稳，他从而意识到，关于独裁的问题还是少说为佳。他的形象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人们的诋毁。其实就他的行为而言，他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大多数人所差无几。
克拉伦斯公爵继承了其兄乔治四世的王位。在乔治三世的儿子中，他的行为最古怪，而招怨也最少。他是在海军里成长起来的，继位前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只是在一八二七年经坎宁提拔才出任海军大臣。但这段大臣生涯为时短暂，亦属荒谬可笑。他和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多年，最后也被迫履行自己的职责，同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后来事实证明，阿德莱德心地善良，是个合适的王后。威廉四世也同样性情温和，头脑简单。他常常喋喋不休，使大臣们十分难堪。在公共场合很难阻上他说出蠢话。在一次为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他象海员一样粗鲁地祝酒，还说：“居心不良者可耻。”在场的人感到十分尴尬。当他说完坐下时，一位客人向法国大使塔列朗问道：“尊意如何？”“妙哉！”塔列朗毫无表情地说。
枢密院文书查尔斯·格雷维尔在日记中不敢肯定国王的理智是否会维持到国会召开之时，可是国王和王后却颇得人心。王后并非冰肌玉骨的美女，但同已故国王乔治四世的私生活相比，她那朴实无华的恬静生活是个可喜的变化。威廉四世有一次从御辇的窗子向外吐了一口痰，人群里立刻有人以责备的口吻说：“如果乔治四世活着，他是决不会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国王的粗俗举止对下层社会颇有吸引力，因为伦敦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非以宫廷为准绳。
有人本来以为，新国王可能会建立辉格党政府。他在继位之前，曾被威灵顿公爵撤去海军大臣的职务，可是他成为威廉四世以后，却对威灵顿表示欢迎，保留了他的职务。他处事公正的美名具有政治价值，威灵顿证实了这一点。威灵顿说：“国王从登基到崩殂对我的恩宠实在是无以复加，而我在国王继位之前将他赶下海军大臣职位的无情手段也可谓举世无双，可他对此并无怨意。”“水手威廉”确实需要宽大为怀，博取人心，因为汹涌的波涛即将席卷而来。法国再次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已尽，这些消息传过英吉利海峡时，英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