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后的和平·第一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争，欧洲在一八一五年夏天实现了和平。这次和平比较持久，虽有内部骚乱和局部冲突，和平却一直维持到德意志扩张取代法国优势之时。
在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斗争中，英国发挥了伟大的作用。英国人民协力为之奋斗的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发挥自己从事工商业的才能。这种才能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大有提高，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则显得更加卓越。可是在滑铁卢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已经不能左右繁荣兴旺的工商界，也无力满足在工商界辛勤劳动的男男女女和儿童的要求和愿望。英国的政治生活陷入停滞状态。托利党人(虽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个名字，我们不妨还这样称呼他们)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主要由托利党人组成的战时内阁的支持下，他们取得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原则和拿破仑帝国侵略势力的传统，在全国有无数的盟友。这些盟友既有财产，又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参加党派而又具有托利党的观点。托利党人认为自己不仅是不列颠岛的保卫者，而且是贵族在一六八八年革命中未经流血斗争而得到的权利的捍卫者。在法国恐怖的震动之下，英国统治阶级极力防止他们的思想和地位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斗争耗尽了国家的力量，她到一八三〇年才完全恢复元气。
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是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勋爵，一八一八年以后，威灵顿公爵也达到显要的地位。卡斯尔雷和威灵顿是同僚中的佼佼者。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在拿破仑垮台以后实现的普遍和平应该归功于威灵顿的深谋远虑和卡斯尔雷的公正立场。这几个人不顾多次挫折和军事失利，引导英国走向胜利。利物浦是在乔治三世时代分配政府权力并同小皮特密切合作的查尔斯·詹金斯之子，他为人随和，容易共事，对部下和蔼可亲。英法战争爆发以后，他始终身兼数职。他于一八一二年出任首相，老练而耐心地掌权十五年，但并不紧握权柄。
卡斯尔雷在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时积累了政治经验。在同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里，政府的权力很大，他目睹了十八世纪最严重的营私舞弊之风。他是战时内阁的陆军大臣，由于和同僚坎宁发生严重争执而被迫辞职，最后竟和他在帕特尼希思 [ 译者注：伦敦西南郊区的一个地方。 ] 决斗。一八一二年，卡斯尔雷重返政府，担任外交大臣。他一手建立了赢得最后胜利的联盟，是和平条约的主要起草人主一。他不关心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不能以必要的雄辩口才阐述他那目光远大的外交政策。他的性格由于高傲而显得更加沉着冷静，他认为对民众公开宣布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有失身份。然而，他是下议院的领袖。担任外交大臣这个职务的人往往是颇有才能的。
威灵顿是人们公认的战胜拿破仑的杰出将军。他的政治观点很简单，主张团结各党派，使它们担负起维护现存制度的义务。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掌玺大臣埃尔登，曾任首相而现任内政大臣的西德默思子爵阿丁顿和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罗斯伯里勋爵评论巴瑟斯特说，他是“我们政治制度的奇怪产物之一，尽管出身微贱，却担任最显要的职务”。这些人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界，他们从政的唯一目的，是不屈不挠地捍卫他们所熟悉的制度。他们思想僵化，不能理解英国社会即将出现的变化。他们在政府内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在英格兰维护英国国教圣公会。卡斯尔雷是外交专家，威灵顿是军事专家，其他人只是普通的托利党政治家，他们决意尽量少揽事，同时尽力把事情办好。
他们有许多有利因素。英国的海军力量、经济实力和顽强精神打败了拿破仑。一八一五年夏天，英国和卡斯尔雷是欧洲的舵手。即将签订的欧洲和约的条款关系着世代的和平。必须解决欧洲列强之间的重重矛盾，必须消除法国继续为害的能力，必须建立能够消除民族仇恨、理论对立和阶级冲突的国际秩序。关于建立新欧洲的条约使英国承担起从未承担过的义务，她是解决法国边界问题的一方。有关的条约使复辟后的法国波旁王朝失去了萨尔地区和萨瓦部分地区，它的版图缩小到一七八九年的范围，而普鲁士则成为莱茵河流域的强国。威灵顿公爵统率着法国东北部的十五万盟国占领军，其中有三万英军。托利党人甚至在得胜之时还不敢在大陆承担义务，但卡斯尔雷决心保持英国在战争中赢得的主导地位。他不受公众情绪和民族仇恨的影响，不想粗暴地对待战败的敌人。他认为，法国总有一天会象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一样成为欧洲力量平衡和英国利益所需要的因素。他和威灵顿在法国及其仇敌之间进行调解。如果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没有受到制止，它们就会瓜分德意志各地，对法国强加苛刻的和平条件，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互相争斗。所以，英国的调解作用是欧洲和平的基石。
在十八世纪，欧洲诸强国没有常设的协商机构，也没有共同利益的观念。法国革命使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威胁，此刻它们决心保持团结，防止战乱再起。四大强国早已结成联盟，它们发誓在必要时聚会商讨欧洲问题。如今俄奥两国的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结成“神圣同盟”，以代替四国联盟。神圣同盟的主要目的是干涉欧洲任何地区的革命，并以合法的名义迅速加以镇压。
卡斯尔雷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反对干涉主权国家的事务，不管这些国家多么弱小，也不管它们的政府多么开明。他在国内成为漫画上的反动人物，然而并不支持大陆上的专制主义。他认为四国联盟和维也纳会议只是讨论欧洲问题的外交工具，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他的同事则视之为保护现存秩序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大国之间产生这种分歧是因为英国有议会制政府，它不管多么不完善，毕竟代表着一个民族，而卡斯尔雷的欧洲伙伴则代表着专制君主。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广泛的贸易和制海权是她的力量基础。她的贸易不受欧洲流行观念的支配而独立发展。更主要的是，英国统治阶级已经长期习惯于公开的辩论，不象各国独裁当局那样梦想实行专制主义制度。
维也纳会议尽管有种种分歧，仍不失为典型外交艺术的丰碑。它的谈判情况错综复杂，一八一五年上半年，除了会议的最后文件之外，还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也签订了二十多项条约，塔列朗对拿破仑阳奉阴违，但他坚定而机智地决心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然而现在人们认为，卡斯尔雷则是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他使对立的观点得到调和。他希望能保持七年的和平，而实际上和平时间达三、四十年之久。他对大陆事务采取超脱的、中立的立场，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这一立场是以后大约一百年内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大优点。维也纳会议结束之后，分裂已经不可避免。卡斯尔雷在最后的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一大成就。和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军便撤出法国领土。法国如数交纳了战争赔款，并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进入欧洲会议。威灵顿卸去在法国的军事职务，进入内阁，担任军械署总管这一合适的职务。
英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着恢复经济这一棘手而复杂的任务。阁员们远远不能适应这一使命的要求，他们无法纠正战后的混乱状态，也无力解决工业发展造成的新问题。英国比邻国更早地尝到了工业革命的甘苦。她获得新的力量，享受到新的繁荣。同时，在落后的城镇里，日益增多的居民常常陷入贫穷凄苦的境地，他们对此当然满腹牢骚。她之所以在技术方面取得领先地位，是由于十八世纪英国发明家和实业家的智慧和成功，也是因为她的主要煤矿和铁矿相距不远，而且离海岸很近。海上优势、殖民地资源以及在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本都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蒸汽机逐渐应用于工业的各个方面。精密机器日趋完善，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熟练工人的个体生产逐渐被工厂所取代。机械化、人口的增长和就业方面的巨大变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内阁成员由于他们的家庭地位和所受的教养，对于他们必须加以消除的弊病之根源视而不见。他们集中精力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即保护财产问题。在迅速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代表顽固的地主阶级。他们对流血革命疑惧重重，因而不能进行哪怕是微小的改革。
拿破仑切断了欧洲大陆同英国的贸易联系，英国则封锁大陆，结果使国内的工业情况每况愈下。在工业发达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的卢德派 [ 译者注：反对工业化和失业的一批有组织的工匠。 ] 骚乱中，不少机器被捣毁，这说明当时英国政府完全丧失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手段。伦敦的内政部同地方法官不能协调工作，最终多亏率军镇压骚乱的军官们采取有效的措施，才制止了混乱局面。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问题常常引起广泛的骚动。每逢连年歉收，物价普遍上涨，粮价更是扶摇直上，骚动便升级为暴乱。如今，在萧条时期往往又碰上歉收年。十八世纪的暴乱一般在短期内结束，当局绞死几个人，将另外数人流放到殖民地，就把暴乱镇压下去了。留在国内的不满者把他们的困难归咎于自然，而不归咎于经济或政治制度。滑铁卢战斗之后，社会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极端派领袖相继而出，坚持不懈地加紧鼓动民众。他们的组织在法国革命期间受到镇压，此刻重新抬头，虽然在下议院尚无代理人，但已开始带有政治色彩。
在极端派的眼里，人民的痛苦是政府造成的，与机会和上帝无关。托利党内阁在这种指责面前不知所措。托利党人并不主张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盼望红运来临，也不对厄运漠然置之。相反，他们意识到了统治阶级为全民族的利益所担负的责任，有时甚至为此而感到自豪。人们深深知道，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总结的那样，是要保证“国家太平、国家安全、国家秩序和国家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但问题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下，政府不知道如何保证国家的繁荣。即使它制订出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官员予以执行。结果，解除疾苦的唯一办法便是依靠慈善事业或《济贫法》了。
国会反对派的力量在这些年里萎靡不振，这是英国的不幸。辉格党人自一七八三年以来尚未掌握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生活涣散了他们的斗志。他们内部纷争不息，无人能够比托利党人制定出更好或更全面的战后恢复计划。其实，他们同托利党人基本上有一致的利益，同样代表地主阶级和伦敦金融界。他们同政府仅有的重大分歧，是天主教徒的解放和新兴工业城镇中产阶级的选举权问题。他们曾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力促议会改革，这是打垮小皮特政权的有力大棒。但法国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受到很大挫折，他们的领导人经过很长时间才勉强恢复了改革的干劲。这两个政党象黑兹利特 [ 译者注：英国评论家和杂文家(一七七八－一八三〇)。 ] 所说的那样，犹如赛跑的两辆公共马车，彼此给对方溅上污泥，而走着同一条道路，奔向同一个地方。进入国会的激进分子很少，不能组成有力的反对派。他们的阅历颇深的领袖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来发表了许多小册子，主张实行国会一年制和普选制。他是一名地主，许多下院议员对他有着良好的印象，可是他从未进入下议院。只要选举权不改变，就不会有任何选区接受他。极端派的粗暴言词使托利党人和辉格党人都感到害怕，因而上中层的工业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更加坚决地反对一切改革建议。
英国的政治中心是国会，人们仍然期待国会纠正时弊。如果国会一筹莫展，它的机构就要进行改革。于是，不满现状者要求改革国会。他们隆重集会，呼声强烈。他们的策略颇似法国革命党的策略，因而得不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在国会中仍无广泛的影响，但由于害怕革命，终于站到地主阶级一边。内阁茫然不知所措。《人身保护法》暂告无效，禁止召开煽动性会议的法令公之于世。全国纷纷举行示威，许多人从曼彻斯特出发，徒步到伦敦请愿，反对政府采取的措施。他们每人携带一条毯子，以备夜宿之用。这些人激怒了当局，他们的领导人被捕，其他人遂即散去。德比郡的另一次暴乱也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
这些请愿活动和镇压措施反映了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劳动者一贫如洗，工业阶级和农业阶级之间进行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国家经济极不平衡，战争债款多得惊人，公债持有者由于国家财政状况不稳定而惴惴不安。政府在一七九七年取消金本位制度，纸币大幅度贬值。一八一二年，国会里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度。英格兰银行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因此未能实现。皮特为了筹措军费而实行的所得税制度不得人心，在工业中产阶级中间尤其如此。每年收入在一百五十镑以上者必须交纳收入的百分之十，不到一百五十镑的税率略低。一八一五年的所得税总额为一千五百万镑，在预算中占有很大比例。工农业在战争结束时都受到影响。战争期间有许多人向土地大量投资，以牟取较高的利润。战争的结束使农产品价格下降，地主们要求限制进口廉价小麦。这一要求得到了满足。一八一五年颁布的《谷物法》规定，如果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不超过八十先令，则不许进口外国小麦。面包价格上涨，厂主被迫增加工资，工人才免于饥饿。另一方面，厂主们设法达到了取消所得税的目标。这对他们有利，但影响了政府的预算。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西塔特企图消除日益庞大的赤字，尽力稳定货币，但都未能如愿，经济萧条日趋严重。
一八一九年，一个意外事件加深了政府的恐惧，也使它招怨更甚。五万多男女老幼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当地的治安官头脑发热，在宣读《防暴法案》之后，下令义勇骑兵队上前冲杀，结果十一人死亡，四百人受伤，死者中有两名妇女。人们根据滑铁卢战斗的惨状，讽刺地称这次事件为“彼得卢惨案”。它引起广泛的不满，政府为了防止再次发生混乱而采取了强硬措施，使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政府颁布了限制集会的六项法案，授权地方治安官没收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私自进行军训，对报刊征收重税以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不许随便签发逮捕令和举行审判。不久，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暴露了，一小撮阴谋者在埃奇韦尔街的卡托路被捕，他们在那里密谋趁晚宴之机杀害所有的大臣并夺取英格兰银行。
政府违反英国自由原则的行为激怒了辉格党人，他们认为，“彼得卢”事件不应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借口，并要求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自由受到威胁，因此他们深深懂得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被多数票压倒之后，对失败却安之若素，因为他们也同托利党人一样，被欧洲各地普遍出现的社会动乱吓破了胆，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英国还算比较顺利地冲过了这些动荡的年代。动乱不已的国际局势使人们对国内问题难以提出谏议。到一八一九年底，贸易和农业大有发展。以罗伯特·皮尔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度。罗伯特·皮尔是个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二十四岁时就开始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他向国会提交了一项议案，并使之获得通过。法案体现了委员会报告的基本精神，一位非内阁成员的下院议员终于使货币得到稳定。当时地主阶级的处境比较艰难，而且为此颇有怨言，但英国似乎渡过了一场危机。
英国王室的个人问题再次成为举国瞩目的对象。战胜拿破仑是王权和君主制的胜利，但法国革命也给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打上了共和制影响的烙印，许多君主由于他们的蠢行和无能而成为批评和攻击的目标，英王乔治三世长期以来时常疯癫，因此政治家们被迫认真对付王位经常空缺的局面。一七八八年，国王初次癫狂，使皮特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皮特同福克斯和辉格党人在威尔士亲王应否行使摄政王权力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幸亏乔治三世突然恢复理智，这场争执才得到解决。一八一〇年，乔治三世最后一次陷入不可救药的疯癫状态。他又活了十年，蓄着长长的银须，穿着紫色的晨衣在温泽城堡的走廊上踱来踱去。威尔士亲王成为摄政王，行使着无限的王权。他留用了托利党谋臣，全力进行战争，使他的辉格党老朋友们惊讶不已。不管乔治四世有何缺点，他担任摄政王时坚决支持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并且尽力抵抗拿破仑，这应该使他在英国历史上独占光辉的一页。
汉诺威王族在英国的土地上已经根深蒂固。乔治三世在幸福的中年时代被称为“庄稼汉乔治”，深得民心。当一小撮疯狂的清教徒在神经错乱的贵族戈登带领下发动暴乱而使伦敦陷入一片恐慌之时，他是唯一保持镇静的人。他经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打击。他深受民众的爱戴，却没有受到民众领袖的尊重。他娶了德意志公主夏洛特为王后。夏洛特为他生了很多儿子，有七个长大成人，但其中竟无一人为王室增光。
宫廷象一个德意志小公国，死气沉沉，狭隘古板。即将成为乔治四世的活泼少年反抗讲究礼貌的母亲和过分节俭的父亲，他善于交际，往往结交那些可疑的人物，因此同家里人更加疏远。在他年幼时，他的弟兄就被送到德意志去接受纯粹的条顿式教育。乔治是王储，必须具有英国的社会经历。他同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理查德·谢里登和博·布鲁梅尔等密友交往，很快便具备了十八世纪英国绅士的特点：四处举债，服饰华丽，侃侃而谈。他的天赋和鉴赏力没有用到正当的方面，感情冲动常常使他滥用自我表达能力，纵情作乐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轻浮思想有损于他的举止。每当享乐思想同国王职责发生冲突时，他总是把享乐放在首位。他虽然和蔼可亲，可他身为摄政王和国王时却常有孤独之感，这种处境充分说明了他的弱点。
一七八四年，乔治王子开始钟情于一个与他不相配的妇女。玛丽亚·菲茨赫伯特不仅是出身微贱的平民，而且是个天主教徒。她品行端正，要正式结婚才感到满意。欧洲最坚定的新教国家的王储竟然执意要娶一个已经两次守寡的天主教妇女，乔治王子的辉格党朋友们对此无不感到惊讶。根据《王族婚姻法》的规定，这样的婚姻是非法的，乔治的行为既不利于他的名声，也有损于他的身份。这种关系在开始时处于秘密状态，加之乔治性情倔强，便造成了既成事实。菲茨赫伯特夫人一本正经，沉默寡言，不会对乔治有长期的魅力。他们的关系被迫公开以后，不久又隐蔽起来。后来乔治同她一刀两断，但那是数年以后在他订立合法而门当户对的第二次婚约时的事情了。
一七九六年，乔治根据父母之命同德意志不伦瑞克公国的卡罗琳公主结婚。新娘喜欢喧闹，性格反复无常，而且貌不惊人。乔治见到她时不禁一怔，然后便呼酒买醉，在婚后的二十四小时里烂醉如泥。又过数日，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解除她在婚姻方面的义务。此后的几年里，他在杰西夫人那里寻欢作乐，对卡罗琳的仇恨则日甚一日。他和卡罗琳只过了短暂的婚居生活，生了一个女儿，这位高尚热情的夏洛特公主后来对父母都不满意。一八一四年，乔治把妻子赶出宫廷。卡罗琳同他大吵一场，然后去欧洲旅行，发誓等丈夫继位时再回来烦扰他。
英国政府为继位问题而感到不安。夏洛特公主嫁给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后来他成为比利时国王。一八一七年，她在分娩时死去，婴儿也没有活下来。乔治的弟弟们都是行为古怪的人，完全不得人心。威灵顿说，他们是“任何一届政府都难以忍受的对象……他们直接侮辱了英国三分之二的绅士”。他们令人厌烦，也无合法子女。但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重要地位可以在王族的婚姻市场上为政府获得高价。他们多半早已同女人有过长期的勾搭关系。一八一八年，顺从的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履行了他们作为王室成员的职责，获得一笔金钱。肯特公爵同一个德意志人结婚，然后退居直布罗陀施展他的军事才能，他们的女儿便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
威尔士亲王长期以来一直考虑同行迹四方的妻子离婚，利物浦领导的政府为此感到不安，亲王的奢侈生活以及他在布赖顿和温泽所作的耗资巨大的建筑试验使他们感到担心。国会里有人发表了敌对的演说。最坚定的托利党人掌玺大臣坚决反对离婚，主教委员会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但是乔治不肯罢休，他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卡罗琳公主的行为。委员会的人火速奔向意大利，从卡罗琳的令人讨厌的随行人员那里搜集证据。一八一九年七月，政府接到一份报告，里面有不利于卡罗琳的大量证据。乔治非常高兴，而利物浦和内阁大臣们则感到失望。自一七一四年以来，王族内部的纠纷始终为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提供炮弹，反对派此次必然也会乘机支持乔治的受到伤害的妻子。
卡罗琳公主的主要法律顾问是辉格党少壮派当中最能干的亨利·布鲁厄姆。此人聪明机智，野心勃勃，不择手段，他虽然不能确信公主无辜，却看出这件案子对辉格党有深远的意义。他秘密地同政府建立了关系，希望达成妥协方案，以便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升迁。一八二〇年一月，疯疯癫癫的老国王驾崩，新君主配偶的地位问题必须确定下来。乔治四世身患重病，但他对卡罗琳的仇恨支撑着他，促进了他的康复。他坚持要把卡罗琳的名字从教堂的礼拜仪式中去掉。内阁战战兢兢地呈上一份奏折，指出难以照办之处。可是乔治已是国王，他威胁说，要把他们全部撤职，并扬言要返回汉诺威。辉格党人看到国王如此坚决，同托利党人一样感到惊讶，他们也担心这样的结局对国会和政界之外的社会舆论产生不良的影响。不管后果如何，丑闻都会暴露，使君主制陷入名誉扫地的危险境地。
卡罗琳亮出了她的牌。一八二〇年四月，她在伦敦的报纸上发表了由她署名的公开信，攻讦她的敌人。这封信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伦敦金融界的同情。高级市政官伍德同她建立了频繁的联系，并保证对她给予热烈欢迎。极端派认为，使历史悠久的政党丢脸的机会到了。政府竭尽全力，派布鲁厄姆前去阻止卡罗琳王后返回英国。他在圣奥梅尔同王后进行了短暂的会谈，可是王后得到极端派的鼓励之后更加固执，不肯罢休。她于六月在英国登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从多佛向伦敦前进，她的马车一路上几乎都是由兴高采烈的支持者拉着。她的到来激起了人们热烈的情绪。
政府被迫决定处理这个问题。上议院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根据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利物浦同意，如果证明王后有淫乱之罪，就提出处罚议案。对英国现状不满的情绪此刻转移到对君主制进行全面的调查，每一个王室成员的所作所为受到无情的调查。金融界的极端派发动了组织严密的支持王后运动。由于没有缓和的余地，布鲁厄姆也采取了支持王后的立场。在卡罗琳的伦敦住宅外面，每天都有许多人为她欢呼，她在公共场所出现时更是欢声雷动。公认的反王后的政客在马车里遭到石块的袭击。听证会于七月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宫举行。在很长的会议期间，总检察长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提出了从卡罗琳的流动宫廷中找到的不十分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卡罗琳的掌礼官伯加米把他的许多亲戚安插在卡罗琳周围，授予各种伪职。这班杂乱的人马已在地中海沿岸国家游历多年，受到几个政府的嘲笑和侮辱。利欲熏心的男仆和侍女在威斯敏斯特宫当众提出矛盾百出的证据，人们有幸听到了关于下流服装和猥亵行为等内情。伦敦的报纸公开攻击英语不纯、相貌丑陋的证人，说他们的证词并不可信。利·亨特 [ 译者注：英国诗人(一七八四－一八五九)。 ] 写了一首讽刺诗：
你发誓，你发誓：
“是的，先生。”
你通过两层门看见她陷入淫思吗？
“正是，先生——是的，先生！” [ 译者注：此二处用的是意大利语，以讽刺证人英语不纯。 ]
当时的一位史学家写道：“全国民众在十五天里的活动实在可恨。”布鲁厄姆带头为卡罗琳辩护，他拿出乔治在一七九六年为了解除他妻子的一切婚姻义务而写的那封信，产生了很大效果。不难证明，根据那些互相矛盾的证据，没有理由执行《处罚令》中有关离婚的条款。他大胆地攻击幕后操纵这件案子的国王本人，并引用《失乐园》中的一段话恶毒影射乔治的肥胖：
另一形象——似影象而实非影象，
因为它肢体迷离；
但它又非物质，因为只如阴影无痕迹，
似影又非影，似质又非质……
上端突出若头颅，
有物覆盖似王冠。
上院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不知离婚是否明智，因此《处罚令》仅以九票的多数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看到和解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便投了反对票。他们的领袖格雷伯爵宣布，他确信卡罗琳无罪。内阁发现不能使《处罚令》在下议院获得通过，便将它撤回，这个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伦敦的民众举行狂欢活动，全城灯火通明。大臣宅邸的窗户被捣毁。西德默思勋爵曾经小心地不让他的女儿们阅读有关这件案子的报纸，到头来却是第一个遭殃。但是，民众的热烈情绪很快就消失了。政府提出给卡罗琳五万英镑的年金，她尚未高傲到拒绝这笔巨款的程度。这场危机的一个政治结果便是坎宁辞职，他同卡罗琳王后的关系一直很好。皮特的这个得意门生在一八一六年重入内阁，担任监督印度政府的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影响。当时他的辞职对于政府是个严重的损失。
在这段令人遗憾的故事结束之前，又发生了两段令人不快的插曲。一八二一年七月，乔治四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加冕。卡罗琳企图闯进大教堂，由于没有入场券而被挡驾。一个月以后，她的生命结束了。当局企图把她的棺材偷运出境，未能得逞。市民乱哄哄地在伦敦商业区顺利地举行了出殡游行。这是极端派在这场风波中取得的最后胜利。
王后问题引起的骚动主要是不满情绪的一种发泄方式。这标志着战后极端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一八二〇年底，工商业开始复兴，群众骚乱开始平静下来。全国人民本能地回到国王身边，国王的个人缺点对这个悠久的传统没有多少影响。一六八八年革命所确立的君主制决不会遭到抛弃。坎宁低估了英国的强烈保守主义倾向。贝德福公爵在这场危机中曾惊慌失措地说道：“君主制完了。”埃尔登的判断则比较准确。他说：“下层社会都站在王后一边，中上层社会则站在国王一边，只有那些浪子和企图通过不法途径谋取权力的人除外。……下层社会无疑有聚众闹事的倾向，可是它受到密切的监视，不会出现大乱。”
坎宁的辞职并没有消除这场风波的政治影响。主要由年事已高的保守派分子组成的托利党政府受到严重削弱，它得不到社会舆论的支持，亟需增加新的人选。辉格党人也被迫承认他们缺乏群众基础，年轻的议员们看到，“辉格党同人民之间悠久而自然的联盟”危在旦夕。于是，他们又开始关心议会的改革，这个问题立刻成为当时的中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