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法国·第十九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出自————《战争通史》
英国的辉格党人，尤其是改革派和激进派起初对法国革命抱欢迎态度，不久他们便为其过火的行动而感到失望。十八世纪的伦敦经历过大规模的动乱，但在威尔克斯时代的打乱和一七八零年以乔治·戈登勋爵为首的骚动中，法律力量制服了民众的骚乱。
从此时的法国可以看出，如果改革派发动的社会力量失去控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大多数英国人在法国的现状面前退缩了，只有福克斯一直在下议院极为乐观地公开赞扬法国革命。由于这个原故，他受到昔日盟友伯克的猛烈攻击，在反对派中失去了一些忠实的支持者。他的观点在外地占了上风，热爱自由的年轻人热烈欢呼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华兹华斯 [ 译者注：英国诗人(一七七〇－一八五〇)。 ] 在诗中写道：“生活在那个黎明的时代是一大幸福。”新兴浪漫主义运动的其他多产诗人和作家也有同感。几年以后，他们大多数感到失望。有些思想进步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也象现代的同行那样拥护外国的革命思想。他们在自己的协会召开的会议上为七月十四日和法国宪法而干杯。不过，他们在保守的英国社会中只是一块小小的发酵剂。激进工人的团体比他们更危险，这些团体在各大城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领导人多半来自中产阶级。他们同巴黎的雅各宾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向国民议会和后来的制宪会议派出代表。这些鼓动者在英国社会中虽是少数，能量却较大，英国政府最终对他们采取了强硬措施。
这就是当时英国国内的状况，那时世界革命的思想在巴黎日益强烈。一七九二年，法国的新统治者无故屠杀政治犯，使许多想发动革命的英国人更加动摇。一七九三年处死法国国王的行动是蔑视权威的顶点。丹东在他的著名演说中总结法国革命时说：“各国国王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则把一个国王的脑袋抛在他们的脚下，以示挑战。”马拉疾呼道：“我们必须建立自由的专制，以粉碎国王的专制。”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不仅是对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的威胁，也是对本国政府的威胁。必须使这支军队始终处于战斗状态。一名吉伦特派的部长坦率地说：“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三十万军队，必须使他们尽力远征，否则他们会回来割断我们的喉咙。”
皮特在一七九二年的预算演说中宣布，他相信欧洲会有十五年的和平时期。他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发生异乎寻常的事件，他才会考虑参战的问题，这种事件对英国来说必须比屠杀贵族更严重，比在制宪会议发表的演说更重要，比世界革命的威胁更具体。当时，战争的导火线又是荷兰问题，这在英国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十一月份，法国当局对部队的将军下令说，奥地利人逃到哪个国家，法军就可以追到哪个国家。这个命令明显地威胁着荷兰的中立。接着法国当局又宣布说，斯凯尔特河从安特卫普到海滨之间的河道可以自由航行。一个星期以后，法国军舰轰击安特卫普城，该赖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为法军所攻克。十八世纪国际政治力量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照会法国大使，阐明了英王政府的立场，从此人们一直把这个照会当作英国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英国决不允许法国以自称的合法权利为借口，随意否认通过庄严的条约建立起来的、经各国同意的政治制度。本政府将奉行它一百多年来所坚持的原则，决不会坐视法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低地国家的主人，或者成为欧洲权利与自由的主宰。如果法国确实希望同英国保持友好与和平，她必须表示愿意放弃侵略和扩张的政策，不侵犯别国领土，不欺负别国政府，不扰乱它们的秩序，不侵犯它们的权利。
一七九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法国制宪会议在丹东的富有挑战性演说的鼓动下，宣布把奥属荷兰地区并入法兰西共和国。翌日，法国对英荷两国宣战，她深信英国国内即将爆发革命。此时皮特没有选择的余地。法国人占领了佛兰德海岸，尤其是控制了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英国的安全受到威胁，同大陆的贸易受到损害，英吉利海峡也不安全了。若非巴黎当局蓄意挑衅，皮特在一个时期内还会保持不介入状态。可是如今，尼德兰南部控制在法国人手里，世界革命即将爆发，这一威胁迫在眉睫，已难避免。
皮特于三月在下议院的一次讲话中以沉痛的心情首次建议拨款备战，并且概述了冲突的根源：
我们参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听说过维护尊严的战争，人们认为这样的战争是谨慎而有政策性的战争。就目前的形势而言，能够激发民族情绪的各种因素都促使我们参战。法国人蔑视我们严守中立的态度，他们违背自己的庄严誓言，妄图干涉我国的内政，煽动我国人民反对政府；他们诬蔑我们所感激、尊敬和爱戴的君主，企图把王室同人民分开，说它别有目的并代表着其他利益。在经常发生如此放肆而严重的挑衅之后，这对于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场维护尊严的战争吗？难道不是一场旨在发扬民族精神和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吗？我听到过为了整个欧洲的安全而进行的多次战争。在那些战争中，欧洲可曾受到法军长驱直入和大肆扩张的威胁吗？我也听说过保卫新教的战争，我们的敌人正是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等新教教派的公敌，他们试图以武力传播他们公开信奉的异教。我还听说过捍卫合法继承权的战争，而如令我们正在捍卫世代相承的君主制，正在同企图摧毁我国政体的人进行战争。我考虑到这些，便得到鼓舞和安慰，满怀信心地执行我义不容辞的艰巨使命。我们回顾我国在战前的繁荣景象，应该懂得当前形势的严重性，对那些仇视和嫉妒我们的人企图破坏他们无法享受的这种幸福生活的阴谋要进行反击。我们应该知道，在目前的危机中，那种繁荣景象促使我们努力奋斗，同时也提供了应付这场危机所需要的手段。我认为，我们在目前这场斗争中应该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提出这些建议。根据这些情况，我相信一定能够得到各位的支持。
英国即将进行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争，她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备战工作，可是她的军队缺少装备和官兵，战斗力大概比任何时候都差。陆、海军的状况和指挥情况十分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如能取得一点成绩，真可以说是奇迹。皮特本人不懂军事，指挥战争的工作主要落在亨利·邓达斯的肩上，后者是个地道的商人。他根据十八世纪的传统观念，主张发动殖民地战争和贸易战。这一主张将受到商人阶级的欢迎，也会带来一些贸易方面的利益。英国在西印度群岛进行了几年人员不足、计划不周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为这些错误的军事行动招兵买马是极为困难的。
哪怕英国只有一支人数不多的精悍部队，这场战争对她就不会那么困难了，她就可以和那些从莱茵河一带出发的盟军一起，从法国沿海直捣巴黎，推翻挑起这场战争的共和国政府。可是，皮特只能派出不到五千人的军队去帮助荷兰盟友保护边界。这支军队的作战情况有损于英军的名誉。他们攻打敦刻尔克时遭到失败，于一七九五年被赶到德意志边界的埃姆斯河口，撤回国内。伦敦对法国保皇党寄予很大希望，后者开始了通过内战扼杀法国革命的大胆计划。他们在一七九三年攻占了土伦，可惜邓达斯已把全部英军派往西印度群岛，不然这个重要的进攻基地就不会得而复失了。
且看土伦的局势有何变化。一名出身于科西嘉贵族家庭、精于运用火炮和其他军事技术的法军中尉碰巧休假离开团队，访问了指挥雅各宾党军队攻打土伦的杜戈米埃将军的司令部。他沿着炮群巡视一番，然后指出，它们射出的炮弹连目标的一半距离都达不到。这个缺陷得到纠正，精通炮兵技术的中尉开始在指挥能力很低的司令部里享有发言权。不久巴黎传来命令，规定用传统战术攻城。可是部队缺乏传统战术所需的大量物资。无人敢违抗可怕的救国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委员会当时掌握着法国的一切大权。在露天席地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内行的中尉发表了意见。他说(或者后来他声称这样说过)，这些命令是愚蠢的。其他人也有同感。攻克土伦有一个巧妙的方案，他在地图上指出位于岬角，控制着土伦港入口的埃居莱特要塞。他说：“土伦的钥匙就在这里。”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服从了他。他组织队伍进攻埃居莱特要塞，并且亲自带领他们冲锋。经过一场激战，他们攻克了要塞。数千名保皇党人防守的漫长的土伦正面防线仍然完好无缺，攻城者的脆弱阵线在远处与它安然对峙。但是，在埃居莱特要塞易手的第二天上午，英国舰队开始撤离港口。中尉不仅看出夺取埃居莱特要塞的军事意义，也了解保皇党人守卫土伦所依靠的精神力量和政治基础。英国舰队一走，抵抗力量便土崩瓦解。许多人涌上尚未离开的船只。土伦城投降了，上千名无可奈何的俘虏遭到残酷的报复，他们本来可能成为反革命复辟的先锋。巴黎的罗伯斯比尔兄弟和救国委员会接到有关这次战斗的报告以后，想进一步了解这位能干而显然友好的中尉的情况。这个中尉名叫拿破仑·波拿巴，是他攻克了土伦。
同时，法国的恐怖统治达于极点。在巴黎的疯狂的政治气氛中，谁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要去见阎王。每天都有四、五十男女走上断头台。政治家和民众凭着自卫的本能合力反对罗伯斯比尔。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即共和二年热月九日(革命党人决定废除恺撒和格雷戈里教皇制定的公历，重创历法)，罗伯斯比尔在一阵狂乱的骚动之中被拉下权位，送上他要把别人送上的断头台。这个事件使以土伦战役出名的拿破仑中尉又跌落下去。他和罗伯斯比尔兄弟有联系，是他们的“军师”。任何偶然的变化都可能使他随同他们销声匿迹。幸好恐怖的统治随着罗伯斯比尔的死亡而告终，不久以后产生的督政府需要他。一七九五年，建立文明政府的激烈运动导致了巴黎富有阶级的暴动。督政官巴拉斯在危急关头想到了攻克土伦的中尉。拿破仑受权统率军队，他在议会周围配置大炮，用炮弹驱散了要求根据公众意志公平地举行自由选举的市民。葡月十三日(公历十月四日)的这次炮击事件使拿破仑的地位再次上升，第二天他便受权指挥法军在意大利北部同奥地利人作战。他使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军队产生了夺取胜利和战利品的希望，他们的士气因此为之一振。他在一七九六年率领这支军队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关口，进入一个阳光明媚、土地肥沃而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他以寡敌众，进行了一系列十分危险的小规模战斗，击溃奥地利军队，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北边的广大地区。这些胜利使他战胜了军界的所有对手，成为法国革命的一把利剑。他决定利用并摧毁的正是这场革命。这是他的第三段里程，他已经走过的三个里程碑是科西嘉人、雅各宾党人和将军。他下一步要象亚历山大大帝 [ 译者注：公元前四世纪马其顿国王，他的征服活动有助于传播古希腊文化。 ] 那样征服东方。他计划先侵略埃及，然后夺取君士坦丁堡，进而征服亚洲的其他地区。
英国政府被迫在国内采取多少代未曾实行的镇压手段，把共和制的鼓吹者投入监狱，停止了《人身保护法》的效力。著名的作家被控叛国，受到审判，可是陪审团不肯为他们定罪。根据新的《惩治叛逆条例》，即使对政体提出最温和的批评也会招致危险。自一七八二年以来一直由独立于威斯敏斯特的新教议会实行统治的爱尔兰即将发生暴动。皮特认为，只有向爱尔兰天主教徒作出很大让步，才能避免暴动。能言善辩的爱尔兰领袖、为争取爱尔兰的进一步自由作出很大贡献的亨利·格拉顿要求说，天主教徒应该得到选举权和参加议会的权利，并且担任政府职务。他们得到了选举权，但仍然没有获得议会席位。
没有什么胜利能给这些黑暗的年代增加光明。一七九四年，豪司令率领英国舰队三心二意地对付装备低劣、军官不足的法国英吉利海峡舰队。三年以后，杰维斯和纳尔逊在圣文森特角附近狠狠地打击了西班牙舰队，当时西班牙已经同法国结盟。可是，海军的装备条件受到严重忽视，停泊在斯皮特黑德锚地的军舰拒绝出海。抗命活动扩展到诺尔河。伦敦实际上被英国海军封锁了几个星期，而一支法国舰队此时却驶向爱尔兰，结果一无所获。海军官兵是很“忠诚”的，在国王寿辰的那一天，他们发射的“礼炮”非常响亮，大炮的火药也很足，把希尔内斯的工事轰得七零八落。英国政府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哗变的官兵得到满足，他们在坎伯唐附近对荷兰人的作战中取得辉煌胜利，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当时荷兰已经是法国的卫星国。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
法国人在欧洲大陆上无往不胜。波拿巴征服意大利北部之后，准备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关口进攻奥地利。一七九七年四月，他同奥地利签订了累欧本停战协定，几个月之后签订了《坎坡福米奥和约》。比利时被并入法国版图，具有可以上溯到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悠久历史的威尼斯共和国沦为奥地利的一个省，米兰、皮埃蒙特和意大利北部的诸小公国合并为新生的南阿尔卑斯共和国。法国控制着西欧，在地中海有巩固的基础，同奥地利达成了秘密协议，因而不必担心德意志的进攻，她只需考虑下一步应该征服什么地方。持正常看法的人可能会主张从爱尔兰进攻英国，而波拿巴则认为他应该投身于更大的战场。一七九八年春天，他率军从海上直奔埃及。纳尔逊也随后赶去。
八月一日下午，纳尔逊舰队的一艘侦察船发信号报告：一些法国军舰停泊在亚历山大东面的阿布基尔湾。十三艘法国战列舰排成两海里长的一条线，船头朝西，停泊在浅水区。舰只的左侧是危险的浅滩。法国舰队司令布律埃斯以为，英国的海军将领决不会冒险把军舰驶到浅滩和法国军舰之间。纳尔逊知道他的舰长们的本领。日暮时分，“歌利亚号”和“热情号”一先一后，小心翼翼地朝敌舰和海岸之间驶去，在日落的几分钟之前投入战斗。五艘英国军舰鱼贯驶到敌舰和海岸之间，纳尔逊则在“先锋号”上指挥其他军舰在敌舰右侧顶风停住。
法国水手中有许多人正在岸上，他们的军舰甲板上堆满了索具。他们以为，没有必要清理朝向海岸一边的射击孔。在迅速降临的暮色之中，法国舰队陷入一片混乱。各自平行地挂着四盏风灯的英国军舰无情地轰击敌舰，击毁一艘以后便打击另一艘。布律埃斯的旗舰“东方号”在十点钟爆炸起火。在它前面的五艘军舰早已投降，其他军舰有的锚链被打断，有的急于躲避大火冲天的“东方号”，不知所措地团团乱转。清晨，其中的三艘军舰撞在岸边后投降了，另一艘被舰上的军官烧毁。把拿破仑的军队运往埃及进行冒险活动的庞大舰队，只剩下两艘战列舰和两艘护卫舰了。
纳尔逊的大捷切断了拿破仑同法国的联系，粉碎了他征服东方的宏伟计划。拿破仑在叙利亚对土耳其人发动攻势，但在阿克 [ 译者注：以色列的港市。 ] 进攻受挫。防守阿克的是西德尼·史密斯爵士和一支英国水兵。一七九九年，拿破仑扔下军队，逃回法国。英国舰队恢复了对地中海的控制。这是一个转折点。英国在一八〇〇年经过长期围困占领了马耳他，从此在地中海有了一个巩固的基地，她的舰队再也不必象战争初期那样返回国内过冬了。
然而，英国政府无法制定适合欧洲战场需要的协调计划。它的力量有限，盟国也都不可靠。它向欧洲大陆周围的许多地方派出远征军，袭击布列塔尼和西班牙，后来又袭击了意大利南部。这些行动烦扰了敌人的地方指挥官，可是对战争大局毫无影响。拿破仑这时又担任了侵意法军的统帅。他于一八〇〇年六月在皮埃蒙特的马伦戈打败奥地利人，法国再次成为欧洲的霸主。在这个阶段，英国对战争的主要贡献是她的舰队的警戒作用和她对盟国的财政援助，难怪拿破仑讽刺她是“店小二之国”。英国军队除了骚扰战之外，还能取得令人增光的大捷，不过这一时机尚未到来。拉尔夫·艾伯克龙比将军失望地说：“英国军队的战略含有任何军队未曾遇到的风险。”不久以后，他率军在埃及登陆，迫使法军投降，否定了他自己对英军的评价。一八〇一年，他在亚历山大取得全胜，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但自己也身负重伤。法国人被彻底赶出了东方。
一八〇〇年，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节目是同爱尔兰达成《合并法案》。前几年的那些令人吃惊的事件，使皮特决心彻底结束这个多事之岛的动荡局面。爱尔兰人趁英国政府困难重重之机迫使它作出让步，因而胃口更大。同时，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新教徒在北爱尔兰建立了奥朗日协会，以保卫他们的宗教信仰。在爱尔兰南部，以沃尔夫·托恩为首的爱尔兰人联合会开始投靠法国。暴动、法国入侵的企图和残酷的内战使爱尔兰的局势异常严重。人们对独立的都柏林议会所寄予的希望逐渐消失了。即使根据十八世纪的标准，这个机构的腐败程度也是极其惊人的。皮特认为，只有英格兰和爱尔兰这两个王国完全合并起来，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同苏格兰的合并是成功的，为什么不同爱尔兰也合并起来呢？但如果达成协议，首先必须把爱尔兰天主教徒从非法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问题上，近于疯狂的国王的信用观念使皮特一筹莫展。不择手段的幕后势力，即虚伪奸诈的内阁大臣们，使国王确信这个问题涉及他的加冕誓言。他们迫使他遵守誓言。皮特致力于天主教徒的解放之时，没有设法争取国王的书面批准。一八〇一年三月十四日，乔治三世否定了皮特的方案，后者感到只好辞职。天主教徒的解放又推迟了近三十年。同时，《合并法案》在爱尔兰议会中遭到强烈的反对，然而，有人尽力庇护和进行大量的贿赂，所以它还是获得了通过。格拉顿发表了一生中最精辟的演说，反对合并，可是无济于事。英国国会吸收了爱尔兰议员。这个决定将在十九世纪产生不良的影响。
皮特精疲力竭，感到厌烦，组织英格兰应付战争的苦差事使他茫然不知所措。后世史学家认为他无力指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且批评他的财政措施。他宁可举债而不愿增加税收，给后代增加了负担。其他人从此也采取他的这种手段。他大量借债，缺乏计划地度过每一个年度，令人失望地送走每一个作战季节，勉强应付眼前的时光，寄希望于未来。但是，如果说皮特是个能力平庸的陆军大臣，那么后来者也并不比他高明。
威廉·皮特固然有许多缺点，但他仍是同时代人当中的佼佼者。毫无疑问，他比别人更有威望。他有毅力，有勇气，从来不怕批评。他以恰当的言词慷慨激昂地驳斥自己的对手：
他(福克斯先生)说我不能用一句话概括出这场战争的目标，我不知能否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目标，但是我可以用一个词告诉他，这个词就是“安全”，即争取在威胁世界的极大危险中得到安全。这种安全意味看反对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危险，反对空前严重的危险，反对威胁着世界所有国家的危险。这种危险遭到欧洲各国的遏制，但是，哪一个国家也没有象英国这样获得成功，因为哪一个国家都不如英国这样戮力同心，不遗余力。
由国王的朋友和皮特自己党派的叛徒凑成的联盟取代了他的地位。这些人自称为全国联合政府，杂乱无章地统治了三年多。他们的首脑是前下院议长、待人和蔼的亨利·阿丁顿，没有人把他当作治国排难的政治家。托利党的新秀、年轻的乔治·坎宁赋了两句打趣的韵诗：
伦敦大于帕丁顿 [ 译者注：当时伦敦附近的一个村子。 ]
皮特胜过阿丁顿。
战争形势要求建立某种联合政府。辉格党反对派仅仅缺乏统治经验，而人们却认为他们不适于掌握政权。一八〇〇年，反对世界革命的战争转变成反对世界霸权的战争，辉格党人因此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拿破仑上台之前，他们不断要求同革命者议和并互相谅解；而现在，他们不得不亲手处理对付拿破仑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毫无权威。皮特意识到，他是唯一能够成为英国领袖的人，这种意识似乎没有对他的行动产生丝毫影响。坎宁和卡斯尔雷勋爵等年轻人在他部下任职时受过锻炼，他们对自己的上司仍然忠心耿耿。坎宁写道：“不知皮特是否愿意拯救我们，但他肯定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人。”
一八〇二年三月，阿丁顿政府同拿破仑签订了《亚眠和约》，战争因此停顿了一个时期。皮特不顾自己的追随者持有异议，表示支持政府议和。英国旅游者纷纷前往法国，福克斯也在其中，他们很想目睹革命的现场，亲眼看看可怕的第一执政官 [ 译者注：即拿破仑。 ] 是副什么模样。可是，这个旅游季节不久便结束了，英法两国在翌年五月重新开战。这一次英国又犯了错误，政府根本没有利用这个喘息机会来加强防务。拿破仑在布伦集结军队，准备入侵英国。皮特隐居在肯特郡的沃尔默。过去的繁重工作压垮了他的身体，使他未老先衰。他离群索居，过着超然的生活。他与世人接触的唯一时间，是他下野的那段短暂时期。当时他是辛克港的总督，负责组织地方民兵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在不到二十英里以外的英吉利海峡彼岸，拿破仑大军万事惧备，只待东风。在这种形势下，一位下野的首相纵马奔驰在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村民队伍的前头，在南方海滨进行训练，这样的场面真可谓英国历史上古今罕见的奇观。
